ZKIZ Archives


律師出賣工商登記信息遭刑事調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01/100396237.html

 北京警方5月23日在公佈一項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專項抓捕行動成果時透露,一名律師因出賣工商登記信息被刑事拘留。

  據警方通報,2009年10月至今,叢某在沒有正常代理業務的情況下,以律師身份和「冒領」的其所供職的律師事務所介紹信,從工商部門「非法調 取」企業工商檔案及法人信息。此外,叢某還幫助外地律師查詢工商信息,或者在網上購買相關企業的法人信息,然後以每條利潤100元至1000元不等的價格 「非法對外出售」,共獲利4萬餘元。今年4月20日,叢某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刑事拘留。

  警方的這一行動引起了法律界質疑。依據刑法相關規定,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是指: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 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從警方披露的案情看,叢某的身份與犯罪主體不符, 而他查詢的企業工商檔案也不屬於公民個人信息。

  北京市司法局網站顯示,叢某的律師執業資格處於暫緩登記狀態。他的一位朋友告訴財新記者:叢某已結束被羈押狀態,警方給出的理由是證據不足。不過,此消息尚未獲得警方證實。

  與此相關的是,今年以來,各地工商機關紛紛抬高企業工商登記信息查詢門檻。從5月21日開始,北京市工商行政部門執行新的規定:政法機關和本企 業工作人員持證件和介紹信可以查詢信息;律師受當事人委託,持法院立案證明原件及複印件、律所介紹信和律師執業證可查詢與代理事項有關的企業登記檔案資 料;其他企事業單位、個人因訴訟、仲裁等需要查詢檔案的,持單位介紹信、本人身份證(工作證)和法院或仲裁機構有關證明,可查閱與之相關的企業資料。

  從事非訴業務的律師,今後為盡職調查等查詢工商信息將非常麻煩。而從事訴訟業務的律師受到的影響更大。在不少案件中,律師掌握相關信息後,方能 制訂恰當的訴訟策略。而具體到辦事環節上,起訴一家公司需要向法院提供對方的工商登記資料,北京市有的法院或者有的法官,要求提供工商營業執照,以便對被 告主體和登記地點進行審核。

  有北京律師介紹,從去年開始,股東個人身份信息對外屏蔽。今年春節後,更多信息不再提供查詢,包括:個人身份信息、入資核查單、驗資報告、評估報告、審計報告、股東出資名錄、股東會決議、轉股協議、章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經營情況等。


律師 出賣 工商 登記 信息 刑事 調查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4102

史蒂文-科恩逃過刑事起訴

http://wallstreetcn.com/node/49187

對於這位堪稱「投資界的阿姆斯特朗」,SAC資本創始人史蒂文-科恩來說,7月的運氣真是挺好。據《華爾街日報》消息,據匿名人士透露,科恩將不會因內幕交易,受到任何刑事訴訟的指控。

(相關文章:《華爾街見聞》:史蒂文-科恩:投資界的阿姆斯特朗?)

所有人都知道科恩是政府大規模打擊內幕交易的終極目標。在前SAC資產管理經理Mathew Martoma內幕交易案的調查中,科恩被認定為是「資產管理經理A」。在該案件中,Martoma給資產管理經理A遞消息,然後A很快將股票賣掉。

比如,在7月22日,在首席交易員給Martoma打電話10分鐘後,Martoma給資產管理經理A於下午1:22:34發了一條短信,「如果可能,今天做更多。」暗示A賣掉更多Elan 的預托證券(ADR)。在1:22:50,A回消息,「我們已經做了2.3。」之後Martoma回覆,「我的感覺是今天是最佳的一天,如果有可能,繼續多做。」在收到消息後,A賣掉了額外的220萬美元的預托證券。


可儘管科恩被牽連,但他並未被起訴。而且科恩很有信心,認為自己的行為正當。同時,Martoma已拒絕和政府及調查員合作,拒絕認罪。他定於11月入獄。

根據內幕交易的訴訟時效,如果政府要對此案件提起額外訴訟的話,他們必須在7月中旬前進行,屆時將是本案開始遭到懷疑五週年。

史蒂文 史蒂 科恩 逃過 刑事 起訴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63185

摩根大通因MBS銷售面臨刑事調查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2417

美國最大的銀行摩根大通稱,它正因MBS銷售中的問題而面臨美國聯邦的刑事調查,而美國司法部已經認定摩根大通違反了民事法。

摩根大通週三在的一份監管申報文件中稱,5月份,在初步調查了摩根大通銷售的與次級債和次優貸款相關的證券後,司法部的民事法庭通知了摩根大通他們的調查結論。摩根大通表示,這些涉案的證券是在2005年-2007年期間銷售的。

摩根大通的文件顯示,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直在進行民事和刑事調查。摩根大通收到了傳票,以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要求其提供MBS起源、抵押貸款購買和包裝成債券的債務等信息的要求。

根據這份文件顯示,美國當局已經在調查摩根大通「處理早期的債務償付違約、違反證券化條款的情況、以及證券化過程中的擔保、壞賬計提和盡職調查的問題」,「摩根大通應繼續回答其他MBS相關的監管質詢」。

 

摩根 大通 MBS 銷售 面臨 刑事 調查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73196

彭博:美國對外匯市場操縱展開刑事調查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9631

彭博社週五援引知情人士稱,美國司法部已經對可能的外匯市場操縱展開刑事調查。外匯市場的日交易額達5萬億美元。

據該消息人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調查目前還處於早期階段。這名匿名消息人士並未特別指出哪家銀行可能受到審查。另據一名消息人士,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也已對可能的外匯市場操縱展開調查。

歐洲監管當局的調查要早於美國。今年6月份,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已經表示,其正在對可能的匯率操縱展開調查。當月,彭博社報導稱,一些銀行交易員涉嫌操縱全球基準匯率WM/Reuters

上週,瑞士金融市場監管機構FINMA表示,正與其他國家的監管當局合作,就外匯市場可能被操縱一事展開調查。FINMA在聲明中說:「FINMA正與其他國家當局密切配合,因為可能涉及全球多家銀行。」

本週稍早,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也表示,他們正在調查金融行業可能操縱匯率一事。

此前,令市場震驚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操縱事件已使得全球監管機構向四家銀行總計開出約26億美元罰單。

華爾街見聞此前報導過有關倫敦外匯市場下午4點的神秘異動,從該異動中隱約可見外匯市場操縱的身影。

外匯市場是金融體系內最大的市場,也是監管最薄弱的一個市場,其中超過50%的交易集中於四大銀行,根據歐洲貨幣機構投資者公司(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lc.)5月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排名第一的德意志銀行佔外匯市場交易量的15%;其次是花旗,其也擁有接近15%的份額,隨後是各擁有約10%交易量的巴克萊和瑞銀。

彭博 美國 對外 市場 操縱 展開 刑事 調查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77018

摩根大通與美國司法部達成130億美元臨時協議 但刑事調查還將繼續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0505

摩根大通週六已經達成臨時性協議,將向美國司法部等聯邦機構支付130億美元罰金,和解政府對摩根大通在金融危機前向投資者出售不良按揭貸款的調查。

130億美元將是美國政府與企業和解的歷史最高罰金。參與和解的聯邦機構包括美國司法部、聯邦住房金融局,和紐約州總檢察長等。

這起和解協議的具體條款仍在協商之中。它將解決摩根大通所有的民事抵押訴訟。但聯邦政府還將繼續對該銀行展開刑事調查。在最終的和解協議中,摩根大通很可能會就對一些涉案個人的刑事調查展開合作。

美國各大媒體均報導了130億美元的臨時性和解協議。

週五摩根大通CEO戴蒙、摩根大通法律總顧問Steve Cutler,司法部長Eric Holder,司法部副部長Tony West召開了一次電話會議。他們的協議是在這場電話會議上達成的。

目前Culter和West還在就協議聲明繼續協商。在之前的的談判中,摩根大通一直希望和解協議中要確保不會再對摩根大通發起刑事訴訟,但在最後的幾天裡,戴蒙立場有所退步,同意和解並且不要這項內容。

這次和解的罰金比之前方案要高出20億美元。之前的談判內容是,摩根大通支付70億美元現金,同時提供40億美元的消費者救濟。即便戴蒙曾親自前往華盛頓與Holder見面,這個方案也沒有成功。

週五,摩根大通先與FHFA達成40億美元和解協議。然後談判繼續,直到達成130億美元的聯邦和州政府的和解。

紐約州總檢察長Eric Schneiderman去年起訴摩根大通,聲稱摩根大通收購的貝爾斯登曾經誤導MBS買家。而FHFA在2011年曾對11家銀行發起訴訟,其中包括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上週減記了92億美元訴訟費用,主要源自摩根大通2008年收購的兩家公司導致的訴訟。這兩家公司是貝爾斯登和華盛頓互惠銀行。

摩根大通上週還準備了230億美元法律準備金,並稱可能還會再有57億美元的損失。如果所有法律費用加起來,將相當於摩根大通六個季度的總利潤。

摩根 大通 美國 司法部 司法 達成 130 美元 臨時 協議 刑事 調查 還將 繼續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78422

法律140917刑事法(一) 緒論 上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9/17/%E6%B3%95%E5%BE%8B140917%E5%88%91%E4%BA%8B%E6%B3%95%E4%B8%80-%E7%B7%92%E8%AB%96-%E4%B8%8A/

法律140917
刑事法(一) 緒論 上
蕭律師執筆

「刑事法」系列文章討論的是有關一般刑事罪行的法律原則。
以最保守估計,現存罪行法規超過11,000條。*** 本系列只集中討論一些性質較嚴重的罪行, 並且不會討論 刑事法程序與刑事法證據,因為那是處理罪犯的另一專門學問。

〈刑事罪行的特徵〉

民事法關乎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責任;刑事法闡明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刑事罪行」是一個人在法律上犯錯, 犯錯者會被政府經由 律政司Attorney-General代表起訴prosecute。 犯錯者如被證實有罪,會被懲罸。

犯錯可以是道德上或是法律上的。 法律上犯錯可以是 民事上civil(如毀約或侵權)或刑事上criminal的,或者兩者皆是,譬如侵犯他人身體assault及汽車碰撞等。 究竟是那一類法律犯錯,取決於民事法或刑事法。

如果一個刑事罪行同時又是一個民事上的犯錯,兩種訴訟可以同時進行,互不幹擾,並且一案的判決對另一案完全沒有影響。 被告在刑事案件獲判無罪,並不等同在民事訴訟案中無責任。****

廣義而言,刑事法突顯兩部分:一般刑事責任的原則(以裁定某人是否犯了某特定罪行)及刑事罪行本身。

刑事罪行包括眾所週知的謀殺、強姦、盜竊、縱火等,但仍有其他許多行為方式。大抵而言,可分為侵犯人身(嚴重者如以上所舉的謀殺和強姦,較輕微者如普通毆打)、侵犯產權(如前舉例的盜竊、以虛假獲取財物obtaining by deception、偽造文書forgery、偽製品counterfeiting、刑事毀壞等)、妨礙公眾道德及秩序(如淫褻obscenity、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侵犯私隱privacy、劫機hijacking等)和妨礙司法公正offence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如作假證供罪perjury、藐視法庭contempt of court等)等罪行

〈香港刑事法〉
香港現行的刑事法是在殖民地時代,於1843年由英國引入。***
在長流的時間中雖有增加及修訂,但仍和英國的刑事法極度接近。 即使今時今日,仍深受英國刑事法發展所影響。
但是如同其他法律體制,香港也適應自身的需要,制訂出一套規範香港社會活動與人類行為的法例,如道路交通法例、烈酒發牌與控制汙染法例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認1997年6月30日以前奉行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從屬立法subordinate legislation得以維持。

〈普通法罪行〉
「普通法」是英國法律的一部分, 它不是立法的結果,而是來源於英國法庭在「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後曾經引用過的法律的總成先前法官的裁決被紀錄下來及刊行,在適當的時候,被後來的判案所引用,由是發展成稱為 「先例(或叫判例)precedent」的學說,成為普通法的法源及法理基礎。*****

由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法官將有關較嚴重罪行(稱為重罪felonies)的判決原則作了更詳盡闡述。 到了十四世紀,相對較不嚴重罪行(稱為輕罪misdemeanours)的判決原則,也作出較詳盡的闡述。

到了近代,成文法在刑事法中占了壓倒性的地位;在成文法的名義下廢除了眾多的普通法罪行,而代之以「法定罪行statutory offences」
現存的普通法罪行已少於二十條,*** 此等罪行的定義在法例中找不到,須依靠法官的裁決。

表面看來,不單罪行的定義本身,就連懲罸,也包含在普通法之內。 但若幹法例已規定若幹罪行的懲罸。 舉例說,「謀殺」是普通法罪行,但遍找所有法例都找不到其定義。*** 但由於有豐富的司法演述,絕對可以建構出一個全面的解釋。但謀殺的懲罸卻由條例規管:那是強制性的終身監禁。 「誤殺」仍保留為普通法罪行,終身監禁的懲罸也是由法例定下,但與謀殺罪相較,監禁刑期可縮短,或可改罸欵,甚或有條件或無條完全釋放。其他的普通法罪行將會在本講相繼討論。

如果法例沒有定下懲罸,法官有酌情權可判罪犯監禁若幹時期、或罸欵、或監禁兼罸欵。 理論上,這或會導致反常的後果,因為對於法例沒有定下最高刑罸的普通法罪行,法官對較嚴重罪行的判刑可能會比類近案件已由法例定下的刑期為長。 但法官已有一個絕對原則,不會有此類刑罸,亦有理由相信現行制度並未做成此等不公平現象。

普通法差不多仍是所有刑事責任原則的根源。 舉例說, “精神錯亂insanity”及 “威廹duress”(不論是由於恐嚇threats或環境所做成)可成為辯護理由。這些原則適用於一般的罪行,雖然不一定應用得上。

如果立法訂下新的罪行,普通法原則仍然適用,除非與新法例的規定內容相反。***

分享文章

法律 140917 刑事 緒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2184

法律140917刑事法(一) 緒論 上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9/17/%E6%B3%95%E5%BE%8B140917%E5%88%91%E4%BA%8B%E6%B3%95%E4%B8%80-%E7%B7%92%E8%AB%96-%E4%B8%8A/

法律140917
刑事法(一) 緒論 上
蕭律師執筆

「刑事法」系列文章討論的是有關一般刑事罪行的法律原則。
以最保守估計,現存罪行法規超過11,000條。*** 本系列只集中討論一些性質較嚴重的罪行, 並且不會討論 刑事法程序與刑事法證據,因為那是處理罪犯的另一專門學問。

〈刑事罪行的特徵〉

民事法關乎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責任;刑事法闡明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刑事罪行」是一個人在法律上犯錯, 犯錯者會被政府經由 律政司Attorney-General代表起訴prosecute。 犯錯者如被證實有罪,會被懲罸。

犯錯可以是道德上或是法律上的。 法律上犯錯可以是 民事上civil(如毀約或侵權)或刑事上criminal的,或者兩者皆是,譬如侵犯他人身體assault及汽車碰撞等。 究竟是那一類法律犯錯,取決於民事法或刑事法。

如果一個刑事罪行同時又是一個民事上的犯錯,兩種訴訟可以同時進行,互不幹擾,並且一案的判決對另一案完全沒有影響。 被告在刑事案件獲判無罪,並不等同在民事訴訟案中無責任。****

廣義而言,刑事法突顯兩部分:一般刑事責任的原則(以裁定某人是否犯了某特定罪行)及刑事罪行本身。

刑事罪行包括眾所週知的謀殺、強姦、盜竊、縱火等,但仍有其他許多行為方式。大抵而言,可分為侵犯人身(嚴重者如以上所舉的謀殺和強姦,較輕微者如普通毆打)、侵犯產權(如前舉例的盜竊、以虛假獲取財物obtaining by deception、偽造文書forgery、偽製品counterfeiting、刑事毀壞等)、妨礙公眾道德及秩序(如淫褻obscenity、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侵犯私隱privacy、劫機hijacking等)和妨礙司法公正offence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如作假證供罪perjury、藐視法庭contempt of court等)等罪行

〈香港刑事法〉
香港現行的刑事法是在殖民地時代,於1843年由英國引入。***
在長流的時間中雖有增加及修訂,但仍和英國的刑事法極度接近。 即使今時今日,仍深受英國刑事法發展所影響。
但是如同其他法律體制,香港也適應自身的需要,制訂出一套規範香港社會活動與人類行為的法例,如道路交通法例、烈酒發牌與控制汙染法例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認1997年6月30日以前奉行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從屬立法subordinate legislation得以維持。

〈普通法罪行〉
「普通法」是英國法律的一部分, 它不是立法的結果,而是來源於英國法庭在「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後曾經引用過的法律的總成先前法官的裁決被紀錄下來及刊行,在適當的時候,被後來的判案所引用,由是發展成稱為 「先例(或叫判例)precedent」的學說,成為普通法的法源及法理基礎。*****

由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法官將有關較嚴重罪行(稱為重罪felonies)的判決原則作了更詳盡闡述。 到了十四世紀,相對較不嚴重罪行(稱為輕罪misdemeanours)的判決原則,也作出較詳盡的闡述。

到了近代,成文法在刑事法中占了壓倒性的地位;在成文法的名義下廢除了眾多的普通法罪行,而代之以「法定罪行statutory offences」
現存的普通法罪行已少於二十條,*** 此等罪行的定義在法例中找不到,須依靠法官的裁決。

表面看來,不單罪行的定義本身,就連懲罸,也包含在普通法之內。 但若幹法例已規定若幹罪行的懲罸。 舉例說,「謀殺」是普通法罪行,但遍找所有法例都找不到其定義。*** 但由於有豐富的司法演述,絕對可以建構出一個全面的解釋。但謀殺的懲罸卻由條例規管:那是強制性的終身監禁。 「誤殺」仍保留為普通法罪行,終身監禁的懲罸也是由法例定下,但與謀殺罪相較,監禁刑期可縮短,或可改罸欵,甚或有條件或無條完全釋放。其他的普通法罪行將會在本講相繼討論。

如果法例沒有定下懲罸,法官有酌情權可判罪犯監禁若幹時期、或罸欵、或監禁兼罸欵。 理論上,這或會導致反常的後果,因為對於法例沒有定下最高刑罸的普通法罪行,法官對較嚴重罪行的判刑可能會比類近案件已由法例定下的刑期為長。 但法官已有一個絕對原則,不會有此類刑罸,亦有理由相信現行制度並未做成此等不公平現象。

普通法差不多仍是所有刑事責任原則的根源。 舉例說, “精神錯亂insanity”及 “威廹duress”(不論是由於恐嚇threats或環境所做成)可成為辯護理由。這些原則適用於一般的罪行,雖然不一定應用得上。

如果立法訂下新的罪行,普通法原則仍然適用,除非與新法例的規定內容相反。***

分享文章

法律 140917 刑事 緒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2614

法律140919刑事法 (二) 緒論 下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9/19/%E6%B3%95%E5%BE%8B140919%E5%88%91%E4%BA%8B%E6%B3%95-%E4%BA%8C-%E7%B7%92%E8%AB%96-%E4%B8%8B/

法律140919
刑事法 (二) 緒論 下
蕭律師執筆

〈法官「立法」的限制〉
雖然法官能在判案中創造法律,但他們無權創立新的罪行,或擴闊現行罪行,令以前不會受懲罸的行為現在要受到懲罸。
這原則在1972年Knull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Promotions) Ltd v DPP案中確立。但在此案中,上議院大法官認為澄清現有的罪行去應對新環境是許可的。 這觀點後來亦被 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Court所認同。

在R(AC1992)提出一個問題:擴闊現行罪行令以前不會受懲罸的行為現在要受到懲罸、及容許澄清現有的罪行去應對新環境的定界在那裡?
這案件的裁決導致後來立法確認:丈夫違反妻子的意願,強行和她性交,可被判強姦罪。 這在十八世紀是無罪的,那時妻子被認為是丈夫的「從屬動產subservient chattel」, 而婚姻使妻子給予丈夫「不可撤回的同意irrevocable consent」和他發生性行為。 上議院裁決,此種概念在今時今日已不能接受,那種假設不應繼續適用。
此案的裁決引入了以前不容許擴闊的罪行,致使以前不會受罸的行為如今要受到懲罸,而不是將罪行簡單地去適應新的環境(妻子社會地位的改變)。 隨後,歐洲人權法院在SW and CR v United Kingdom(1966)21 EHRR考慮一宗投訴,指控英國上議院違反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七條,這條訂明:「任何人不能因任何行為或疏忽, 在犯案時並不構成罪行,而被定罪」。 人權法院裁決,認為英國上議院沒有違反第七條,理由是英國法庭「有明顯的法律演變,符合該罪行(強姦)要素,而投訴人(案件中的丈夫)是可合理地預見法庭會著手改變現行法律以適應新環境。」這個勇敢的裁決指出,會改變法律的裁決不一定會違反歐洲人權法第七條,除非發展是不可預見的。

至2005年,Knuller案定下的原則在Rimmington, Goldstein (1973) UKHL63案中再被肯定。
由司法裁決引入新的辯護理由、或發展已存在的辯護理由以適應新的環境,沒有遇到如前的抗拒,因為這對被告人是有利的。
關於新的抗辯理由,大法官Mutill在Kingston(1966)21 EHRR案中這樣說:
“在新時代,接受一個新的抗辯理由(通過司法裁決)在普通法下從未發生過。無論如何,刑事法不應停滯不前。如有實際需要而又公平,司法裁決比立法會是更佳媒介,所以法庭不應怕新穎而滯後。”

〈立法 Legislation〉
大部份的罪行已闡明及規範在法律條文或從屬立法條文內。 現行最少有700條可公訴罪行indictable offences,另有超過10,000條簡易罪行summary offences,由法例或從屬立法規範。

所謂「可公訴罪行」,是那些 裁判官magistrates(不算是法官)獲授權或有權力、或必須將被告人押交監獄以待法庭審訊的刑事罪行。*** 簡單說,即是除只可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簡稱「簡易罪行」summary offences)以外的任何罪行。 所謂「簡易罪行」是可以用簡易程序迅速判決的罪行,如無牌售賣烈酒,或在公眾地方吸煙或拋棄垃圾等。

立法可以創造新罪行,而這些罪行可以是很嚴重的,更可以懲罸有些以前不受懲罰的行為。 許多現在納入法例的罪行原先屬普通法罪行。

英國及香港從未有如其他國家一般,有一整套「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 結果是,除了普通法罪行或從屬立法下的罪行,英國及香港的刑事法是納於大批的法例之中。
舉例說,「侵犯人身法例」就概括眾多侵犯人身罪行,如蓄意傷人使別人身體遭受嚴重傷害、使用毒藥或爆炸品、毆打、重婚或墮胎;「盜竊法例」及「刑事毀壞法例」涵蓋眾多侵犯物業的罪行;「性罪行法例」涵括全部有關的性罪行。

除了上述種類的法例,有另一批法例,目的是規範特殊的活動,如道路交通、商品售賣及其他貿易活動,並列明所犯的罪行。*** 它們基本上與刑事法關係不大,但卻創造某些罪行,所以也都算是刑事法的其中一個來源。 這個早已是很大的刑事罪行類別仍不斷增加,因為時至現今,政府需要負上控制及制止某些以前不用關心的社會活動。 特別在現今時代,政府對認知的社會問題所作的反應,就表現在立法上面,使某些行為成為罪行。

〈從屬立法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一條法例可賦與一個團體(如行政局)或政府部門首長(如消防處處長或運輸處處長)制訂規則及違反此等規則的刑罸。*** 此等制訂規則方式比正式立法更方便。 現今停車要熄火、在限制地區不能響號、醉酒駕駛、或不佩帶安全帶等,在法例上是找不到的,要從從屬法規中得之。

分享文章

法律 140919 刑事 緒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2616

法律140919刑事法 (二) 緒論 下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9/19/%E6%B3%95%E5%BE%8B140919%E5%88%91%E4%BA%8B%E6%B3%95-%E4%BA%8C-%E7%B7%92%E8%AB%96-%E4%B8%8B/

法律140919
刑事法 (二) 緒論 下
蕭律師執筆

〈法官「立法」的限制〉
雖然法官能在判案中創造法律,但他們無權創立新的罪行,或擴闊現行罪行,令以前不會受懲罸的行為現在要受到懲罸。
這原則在1972年Knull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Promotions) Ltd v DPP案中確立。但在此案中,上議院大法官認為澄清現有的罪行去應對新環境是許可的。 這觀點後來亦被 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Court所認同。

在R(AC1992)提出一個問題:擴闊現行罪行令以前不會受懲罸的行為現在要受到懲罸、及容許澄清現有的罪行去應對新環境的定界在那裡?
這案件的裁決導致後來立法確認:丈夫違反妻子的意願,強行和她性交,可被判強姦罪。 這在十八世紀是無罪的,那時妻子被認為是丈夫的「從屬動產subservient chattel」, 而婚姻使妻子給予丈夫「不可撤回的同意irrevocable consent」和他發生性行為。 上議院裁決,此種概念在今時今日已不能接受,那種假設不應繼續適用。
此案的裁決引入了以前不容許擴闊的罪行,致使以前不會受罸的行為如今要受到懲罸,而不是將罪行簡單地去適應新的環境(妻子社會地位的改變)。 隨後,歐洲人權法院在SW and CR v United Kingdom(1966)21 EHRR考慮一宗投訴,指控英國上議院違反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七條,這條訂明:「任何人不能因任何行為或疏忽, 在犯案時並不構成罪行,而被定罪」。 人權法院裁決,認為英國上議院沒有違反第七條,理由是英國法庭「有明顯的法律演變,符合該罪行(強姦)要素,而投訴人(案件中的丈夫)是可合理地預見法庭會著手改變現行法律以適應新環境。」這個勇敢的裁決指出,會改變法律的裁決不一定會違反歐洲人權法第七條,除非發展是不可預見的。

至2005年,Knuller案定下的原則在Rimmington, Goldstein (1973) UKHL63案中再被肯定。
由司法裁決引入新的辯護理由、或發展已存在的辯護理由以適應新的環境,沒有遇到如前的抗拒,因為這對被告人是有利的。
關於新的抗辯理由,大法官Mutill在Kingston(1966)21 EHRR案中這樣說:
“在新時代,接受一個新的抗辯理由(通過司法裁決)在普通法下從未發生過。無論如何,刑事法不應停滯不前。如有實際需要而又公平,司法裁決比立法會是更佳媒介,所以法庭不應怕新穎而滯後。”

〈立法 Legislation〉
大部份的罪行已闡明及規範在法律條文或從屬立法條文內。 現行最少有700條可公訴罪行indictable offences,另有超過10,000條簡易罪行summary offences,由法例或從屬立法規範。

所謂「可公訴罪行」,是那些 裁判官magistrates(不算是法官)獲授權或有權力、或必須將被告人押交監獄以待法庭審訊的刑事罪行。*** 簡單說,即是除只可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簡稱「簡易罪行」summary offences)以外的任何罪行。 所謂「簡易罪行」是可以用簡易程序迅速判決的罪行,如無牌售賣烈酒,或在公眾地方吸煙或拋棄垃圾等。

立法可以創造新罪行,而這些罪行可以是很嚴重的,更可以懲罸有些以前不受懲罰的行為。 許多現在納入法例的罪行原先屬普通法罪行。

英國及香港從未有如其他國家一般,有一整套「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 結果是,除了普通法罪行或從屬立法下的罪行,英國及香港的刑事法是納於大批的法例之中。
舉例說,「侵犯人身法例」就概括眾多侵犯人身罪行,如蓄意傷人使別人身體遭受嚴重傷害、使用毒藥或爆炸品、毆打、重婚或墮胎;「盜竊法例」及「刑事毀壞法例」涵蓋眾多侵犯物業的罪行;「性罪行法例」涵括全部有關的性罪行。

除了上述種類的法例,有另一批法例,目的是規範特殊的活動,如道路交通、商品售賣及其他貿易活動,並列明所犯的罪行。*** 它們基本上與刑事法關係不大,但卻創造某些罪行,所以也都算是刑事法的其中一個來源。 這個早已是很大的刑事罪行類別仍不斷增加,因為時至現今,政府需要負上控制及制止某些以前不用關心的社會活動。 特別在現今時代,政府對認知的社會問題所作的反應,就表現在立法上面,使某些行為成為罪行。

〈從屬立法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一條法例可賦與一個團體(如行政局)或政府部門首長(如消防處處長或運輸處處長)制訂規則及違反此等規則的刑罸。*** 此等制訂規則方式比正式立法更方便。 現今停車要熄火、在限制地區不能響號、醉酒駕駛、或不佩帶安全帶等,在法例上是找不到的,要從從屬法規中得之。

分享文章

法律 140919 刑事 緒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3027

倫敦金融城保衛戰 操縱金融基準或將列為刑事犯罪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693

iL5MDMiapob0

(英國財政部經濟大臣Andrea Leadsom)

為了重樹市場對倫敦金融城的信心,英國試圖把操縱外匯、黃金、原油等七種金融基準價格的行為定義刑事犯罪。

英國財政部今天開始評估是否把對LIBOR利率的立法規則,推廣到其他基準價格/利率。包括WM/路透倫敦外匯定盤價(WM/Reuters 4 p.m. London currency fix),英鎊隔夜平均指數(Sterling Overnight Index Average),倫敦金定盤價(London gold fixing),以及利率掉期市場上的基準ISDAfix。

英國政府聲明稱,目標是要在今年年底前落實新的司法規則。

英國財政部經濟大臣Andrea Leadsom說:“倫敦金融城的問題關系到整個英國經濟。”

2012年曝光的Libor利率操縱醜聞嚴重損害了倫敦金融城的地位。包括巴克萊在內至少10家機構總計被罰款65億美元,監管者目前正在調查外匯市場匯率是否被操縱。

OTAS Technologies金融分析部門主管Simon Maughan告訴彭博新聞社:

“現在司法管轄權要落到那些過去依靠自律以及行業規則的金融領域。”

受影響的基準

英國政府今天評估的金融基準中,英鎊隔夜平均指數和隔夜回購平均指數,是隔夜指數互換的參考基準;WM/路透倫敦外匯定盤價是許多基金經理購買外匯的基準價格。ISDAFix, 是規模達到426萬億美元的掉期市場的基準;倫敦金定盤價,LBMA白銀定盤價是貴金屬市場參考指標;ICE布倫特期貨價格,則是全球廣泛交易的原油期貨產品。

目前來自三大洲的監管機構調查WM/路透倫敦外匯定盤價是否被操縱,自去年調查啟動以來至少有25人被解雇、停職。

美國監管當局正在調查是否有人損害機構投資的利益在操縱ISDAFix。

倫敦黃金市場協會和倫敦黃金市場定價公司已在全面整改倫敦金定盤價制度,並計劃在年底聘請第三方公司獨立審查這一價格。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倫敦 金融城 金融 保衛戰 保衛 操縱 基準 或將 列為 刑事 犯罪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3316

法律141007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上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07/%E6%B3%95%E5%BE%8B141007%E5%88%91%E4%BA%8B%E6%B3%95%E4%B8%89-%E7%8A%AF%E7%BD%AA%E6%84%8F%E5%9C%96-%E4%B8%8A/

法律141007

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蕭律師執筆

 

〈引子〉

一個「罪行」需要有一個「犯罪意圖mens rea」及一個「犯罪行為actusreus」。***** 即是說,要被告負上刑責,必須在法律上證立他有外在符合該罪行標準的行為;並有適切的、值得譴責的思想。

先講「犯罪意圖」。

刑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體現於一句法律格言: “actus non facitreum, nisi mens sit rea”,即「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

然則要達致定罪,究竟需要證明甚麼?

 

〈意圖intention

意圖 與 動機motive必須釐清,後者與刑責無關。 **** 動機可以幫助證明意圖,但與意圖不一樣。

要證明意圖,必須證明被告期望達致某種結果。

 

動機不能決定被告有罪。 善意的動機也不能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例如殺人是為民除害 同理,不良動機而行為合法,不能構成罪行。

 

意圖分為兩類:直接和間接。

「直接意圖direct intent」是希望達到某種後果而決定實行、或致力實行之。

舉例「謀殺」,被告期望由於他的行動而使受害人死亡或受嚴重傷害,這是直接意圖。

 

「間接意圖indirect intent是,被告並不期望某種結果,但意識到由於他的行動實質上會產生某種結果。 ***

如果被告能預見某種結果必然發生, 則陪審團可以下結論,被告確實有意圖想達致此種後果。

究竟怎樣程度的預見才算是間接意圖?這一直是法庭多年來的爭論點。***

起點是DPP v Smith (1961)。 在此案中,上議院認為有一個 不容置疑的法律假定irrebuttable presumption: 被告已預期及預計他的行動的任何「自然後果natural consequence」, 而檢訂甚麼是自然後果則是完全客觀的。 即是說,第三者怎樣看待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

 

但英國在1967年通過Criminal Justice Act推翻這種假設, 法例言明決定一個人是否犯了罪行的時候,法庭或陪審團不得因為被告的行為有「自然或可能存在natural and probable」的結果,而去推定該結果是可預見的。

 

以下兩件案件解釋這一點:

Moloney (1985)   被告和他的繼父比賽,看誰上膛及瞄準較快。 被告上膛及瞄準比繼父快。 被告的槍對準繼父,此時繼父挑戰被告,要被告向他射擊。被告如言開槍並殺死繼父,因而被控謀殺。

關於意圖這點,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是: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令死亡是「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他並不希望有這結果,他就有犯罪意圖。 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原審法院認為有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足夠判定謀殺。(上議院) Lord Bridge提議以下指引去引導並幫助陪審團決定意圖的議題:(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2)被告是否理解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後果? 就算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正面的,那仍不是毫無疑問的意圖,陪審團必須推定:被告預期的是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在礦工罷工期間,被告與另一人將一些混凝三合土塊(香港人叫「石屎塊」)從天橋上拋向下面的公路,目的是想阻塞道路,並阻止一輛乘載前往礦場開工的礦工的計程車。 其中一塊石屎擊中計程車的擋風玻璃,引致司機死亡。

在謀殺案審訊中,法官引用Lord Bridge在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 結果上議院推翻下級法院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大法官們裁決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有缺點, 因它沒有引導陪審團考慮事情發生的或然性;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2)被告是否意識到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陪審團應被提醒: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這是給與陪審團的指引,有助決定是否去推定被告想達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目的。

 

上述法律觀點在Nedrick(1986)一案中再被上訴庭澄清。

被告和X有宿怨。 他將一些煤油註入X的信箱,繼而點火。結果屋內兩人被燒死,被告被判定謀殺罪。 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如果被告意識到死亡是「高度可能」,被告就是謀殺。上訴庭容許被告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將「預見」等同「意圖」。 原審法官應弄清一點,應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有沒有意圖。

 

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Lane給了一個指引模式,此模式增加所需的可預見度,並為「間接意圖」定下清晰的法律先例:

“陪審團應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定infer所需的意圖,除非他們肯定,由於被告的行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實質的肯定virtual certainty」(除去一些不可預見事件的介入unforeseen intervention),而被告又十分理解正是這樣。”

 

現代最佳的案例是Wollin(1998)。在此案中,上議院保留「實質的肯定」,但將「推定」字眼改為「認為find」,認為陪審團較易理解後者。 下篇將討論此案。

分享文章

法律 141007 刑事 犯罪 意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4103

法律141007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上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07/%E6%B3%95%E5%BE%8B141007%E5%88%91%E4%BA%8B%E6%B3%95%E4%B8%89-%E7%8A%AF%E7%BD%AA%E6%84%8F%E5%9C%96-%E4%B8%8A/

法律141007

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蕭律師執筆

 

〈引子〉

一個「罪行」需要有一個「犯罪意圖mens rea」及一個「犯罪行為actusreus」。***** 即是說,要被告負上刑責,必須在法律上證立他有外在符合該罪行標準的行為;並有適切的、值得譴責的思想。

先講「犯罪意圖」。

刑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體現於一句法律格言: “actus non facitreum, nisi mens sit rea”,即「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

然則要達致定罪,究竟需要證明甚麼?

 

〈意圖intention

意圖 與 動機motive必須釐清,後者與刑責無關。 **** 動機可以幫助證明意圖,但與意圖不一樣。

要證明意圖,必須證明被告期望達致某種結果。

 

動機不能決定被告有罪。 善意的動機也不能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例如殺人是為民除害 同理,不良動機而行為合法,不能構成罪行。

 

意圖分為兩類:直接和間接。

「直接意圖direct intent」是希望達到某種後果而決定實行、或致力實行之。

舉例「謀殺」,被告期望由於他的行動而使受害人死亡或受嚴重傷害,這是直接意圖。

 

「間接意圖indirect intent是,被告並不期望某種結果,但意識到由於他的行動實質上會產生某種結果。 ***

如果被告能預見某種結果必然發生, 則陪審團可以下結論,被告確實有意圖想達致此種後果。

究竟怎樣程度的預見才算是間接意圖?這一直是法庭多年來的爭論點。***

起點是DPP v Smith (1961)。 在此案中,上議院認為有一個 不容置疑的法律假定irrebuttable presumption: 被告已預期及預計他的行動的任何「自然後果natural consequence」, 而檢訂甚麼是自然後果則是完全客觀的。 即是說,第三者怎樣看待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

 

但英國在1967年通過Criminal Justice Act推翻這種假設, 法例言明決定一個人是否犯了罪行的時候,法庭或陪審團不得因為被告的行為有「自然或可能存在natural and probable」的結果,而去推定該結果是可預見的。

 

以下兩件案件解釋這一點:

Moloney (1985)   被告和他的繼父比賽,看誰上膛及瞄準較快。 被告上膛及瞄準比繼父快。 被告的槍對準繼父,此時繼父挑戰被告,要被告向他射擊。被告如言開槍並殺死繼父,因而被控謀殺。

關於意圖這點,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是: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令死亡是「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他並不希望有這結果,他就有犯罪意圖。 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原審法院認為有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足夠判定謀殺。(上議院) Lord Bridge提議以下指引去引導並幫助陪審團決定意圖的議題:(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2)被告是否理解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後果? 就算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正面的,那仍不是毫無疑問的意圖,陪審團必須推定:被告預期的是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在礦工罷工期間,被告與另一人將一些混凝三合土塊(香港人叫「石屎塊」)從天橋上拋向下面的公路,目的是想阻塞道路,並阻止一輛乘載前往礦場開工的礦工的計程車。 其中一塊石屎擊中計程車的擋風玻璃,引致司機死亡。

在謀殺案審訊中,法官引用Lord Bridge在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 結果上議院推翻下級法院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大法官們裁決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有缺點, 因它沒有引導陪審團考慮事情發生的或然性;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2)被告是否意識到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陪審團應被提醒: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這是給與陪審團的指引,有助決定是否去推定被告想達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目的。

 

上述法律觀點在Nedrick(1986)一案中再被上訴庭澄清。

被告和X有宿怨。 他將一些煤油註入X的信箱,繼而點火。結果屋內兩人被燒死,被告被判定謀殺罪。 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如果被告意識到死亡是「高度可能」,被告就是謀殺。上訴庭容許被告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將「預見」等同「意圖」。 原審法官應弄清一點,應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有沒有意圖。

 

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Lane給了一個指引模式,此模式增加所需的可預見度,並為「間接意圖」定下清晰的法律先例:

“陪審團應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定infer所需的意圖,除非他們肯定,由於被告的行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實質的肯定virtual certainty」(除去一些不可預見事件的介入unforeseen intervention),而被告又十分理解正是這樣。”

 

現代最佳的案例是Wollin(1998)。在此案中,上議院保留「實質的肯定」,但將「推定」字眼改為「認為find」,認為陪審團較易理解後者。 下篇將討論此案。

分享文章

法律 141007 刑事 犯罪 意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4592

法律141014刑事法(四)犯罪意圖 下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14/%E6%B3%95%E5%BE%8B141014%E5%88%91%E4%BA%8B%E6%B3%95%E5%9B%9B%E7%8A%AF%E7%BD%AA%E6%84%8F%E5%9C%96-%E4%B8%8B/

法律141014

刑事法(四)犯罪意圖

蕭律師執筆

 

〈Woollin(1998)案〉

Woollin被判謀殺他的幼兒。

控方聲稱W情緒失去控制,將三個月大兒子擲在硬地上,兒子因頭骨破裂而死亡。控方接受W在行動之時未必渴望他的兒子死亡或受嚴重身體傷害,但卻有意圖使兒子引致嚴重傷害。在W的辯護中,W否認有這些意圖,並聲稱他在擲兒子落地時,從沒有想過他的行為的後果,又聲稱受到激怒。

法官依據Lane在Nedick案的最新指引導模式去引導陪審團。但他續對陪審團說:如果他們滿意W在他擲下兒子時理解及明白他的行為有「重大危險」,並可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應判他謀殺罪。陪審團最後判W謀殺罪成。

 

被告不服,上訴到上訴庭,但被駁回。他續向上議院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並未依足Nedrick案的指引,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發還上訴庭判刑,並批評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後半部引用「重大危險」是錯的、偏離了Nedrick的指引、並模糊了「意圖」和「魯莽recklessness」的界線。上議院各大法官除特別確認Lane所提議引導模式的正確性外,並進一步說,如果被告並未期望他的行為的後果,此種引導模式則可適用於任何(謀殺)案件。最後,眾大法官建議,Lane的引導模式中的「推定infer」字眼改為「認為find」

 

但必須弄清,Nedick案的引導模式(並由大法官在Woollin案中加以修訂)並不是「意圖」的釋義,而只是一種指引,用以幫助陪審團去建立,究竟被告有沒有所需的「意圖」。*** 所以,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在謀殺案中)知悉死亡是高度可能,此種認定容許、但不需要陪審團下結論:被告期望死亡。陪審團必需毫無懷疑,這個問題應由他們考慮和決定。

這個指引模式或許適用於所有需證明「意圖」的罪行而不只限於謀殺,雖然在各種不同背境中「意圖」不盡相同。***

 

Woollin原則也適用於有「實質的肯定」「副後果side-effect」的案件。

Woollin原則通常產生作用的情況在於,雖然被告行為的目的是引致某些後果,但他也確信某些他意圖以外的事是會發生的,譬如D欲以槍射殺人群中的X,但他非常清楚會有高度可能X旁邊的人被誤擊。

 

近年香港法庭也引用Maloney和Handcock and Shankland(在Nedrick案中解釋),採納「意圖」並不等同、但可推演「預見」,如果被告能被證明他能預見後果的發生。

在R v Wong Take Sing(1989),Wong被判謀殺。

控方的案情指W在和死者吵架後,將一把刀架在死者的喉上,並致命地割下,之後並將死者的屍體割開數塊而棄之。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能證明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是W行為「可能發生的後果」,謀殺的意圖就成立。陪審團判W謀殺罪成。

上訴庭撤銷謀殺罪,改判誤殺,並強調,以案情而言,可能完全不須要「預見」的指引,但原審法官卻選擇給予指引,誤導了陪審團。

 

在Matthews and Alleyne(2003)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謀殺,因受害人已告訴兩名被告人他不會遊泳,但仍被推下橋面的河,因而被溺死。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要證明被告有意圖殺害,控方必須證明在關鍵時刻,被告(一)有特別意圖(即直接意圖)去殺害;

或(二)死者的死亡是一個「實質的肯定」,而被告所理解正是這樣。

兩名被告同被判謀殺罪成。他們不服上訴。上訴庭指出:原審法官引導第二部分,即“被告理解其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構成意圖”這說法是錯的;法律仍未在謀殺案中達致「實質的肯定」即是意圖的釋義。

雖然如是說,上訴庭最後仍撤銷上訴,認為如果陪審團肯定死者的死亡是必然的結果,而被告人也明白這一點,而毫無拯救死者的意圖,陪審團不可能不知道被告是希望死者死亡。

 

簡單歸納一下以上討論過有關「意圖」的重要案件:

DPP v Smith (1961) —–被告被假設意圖及預見其行為的自然結果。

 

Criminal Justice Act 1967—–廢除了Smith案的裁決。陪審團在法律上不須推定意圖或預見,而須由證據中去推定。

 

Moloney (1985)—–陪審團可推論有意圖,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的後果是自然的後果。

 

Hancock and Shankland (1986)—–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

 

Nedrick (1986)—–引進「實質的肯定」(Woollin案加以肯定)預見的測驗。

 

Woollin (1998)—–陪審團不能找出所需意圖,除非他們肯定“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被告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不可預見的涉入除外)。

 

所以,

A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不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他們不可以判定被告謀殺。

B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事實」,他們可判有罪或無罪。

C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法律」,他們必須判有罪。

分享文章

法律 141014 刑事 犯罪 意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4904

法律141029刑事法(五) 犯罪意圖3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29/%e6%b3%95%e5%be%8b141029%e5%88%91%e4%ba%8b%e6%b3%95%e4%ba%94-%e7%8a%af%e7%bd%aa%e6%84%8f%e5%9c%963/

法律141029

刑事法(五) 犯罪意圖3

蕭律師執筆

 

〈魯莽 Recklessness

魯莽是冒不合理的風險, 而冒風險的人是知悉風險所在的。 這在侵犯他人身體、毆打或刑事毀壞罪行是常遇到的事情。 法庭的麻煩就是:究竟魯莽的測試應是主觀性,還是客觀性的呢?

 

Cunningham案的魯莽

最原始的測試得諸Cunningham(1957)案中, 認為測試是主觀性的,即是說,被告必定知悉風險所在。***

被告被控“惡意地maliciously使用一種足以危害生命的有毒物品”,違反“侵犯人身罪行條例”第二十三條。 他潛入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從牆上扯下一個煤氣計量器以偷取藏於其內的錢,致令煤氣管爆裂,煤氣滲入鄰居,其間住著受害人。她吸入大量煤氣以致生病及生命有危險。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惡意地」的意思就是「邪惡地wickedly」—做一些他熟知、但不應去做的事。 結果被告被裁定有罪。

上訴庭推翻判決,認為「邪惡」一詞不必要求有「邪惡」成份,但須有(i)一個真正意圖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事實上確做成,或(ii)魯莽,即被告已預見可以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仍然冒險去做。

 

此種解釋被法庭應用於處理有關被告是否有「惡意」的問題。 當「魯莽」一詞開始出現在不同的罪行時,並無任何法例提供此詞的釋義,然而法庭繼續使用此主觀測試。***

 

Caldwell案的魯莽

一個更寬廣的客觀測試由Caldwell案(1982)引出。它涵蓋即使對一個「普通小心謹慎的人」也明顯認知危險後果會發生的情況,即使被告沒有想過其可能性。

 

被告處心積慮向受害人的酒店縱火。 他被控有意或魯莽地毀壞他人產業,妄顧其行為可能危害他人生命。他辯稱他不知道有人在酒店內。

上議院裁決:如果符合以下兩個要求,一個人就是妄顧後果:i)被告的行為製造一個危險,其後果對一個普通清醒的人是最明顯不過的;(ii)被告完全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或知悉這種危險但仍去進行。 各位大法官一致認為,此釋義適用於任何出現「魯莽」或「魯莽地」的現代法定罪行。

 

Caldwell一案判決後,法庭就需要決定何種罪行適用Cunningham釋義,與及何種罪行適用Caldwell釋義。 法庭裁決Cunningham案的釋義適用於侵犯人身罪行。 現在漸漸清晰,Caldwell的魯莽在由於粗疏不小心的非自願誤殺是不適用的。

 

Adomako案(1955)中,被告在一個眼部手術中當麻醉師。 一條供氧給病人的喉管與供氧器分離,被告沒有留意或作補救。 缺氧九分鐘後,病人心臟停跳而死亡。 在供氧喉管分離四分半鐘時,監察病人血壓的機器響起警號。被告檢視儀器而施用astropine(治眼的一種藥),而沒去檢視喉管的連接。 被告被控誤殺。在審訊中,兩名專家證人形容被告的行為是「極壞」及「極度失職」。法官引導陪審團裁決被告是否極度疏忽。陪審團判被告有罪。

被告上訴的理由是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訴庭與上議院都駁回上訴。

 

Caldwell的魯莽也不適用於強姦罪行—想想有沒有「魯莽強姦」這回事?

但Caldwell的魯莽卻適用於法定的魯莽駕駛和魯莽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罪行。當道路交通法例通過後,以上兩種交通罪行已由「危險駕駛」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所取代。

分享文章

法律 141029 刑事 犯罪 意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6771

演說1411A刑事法 「犯罪意圖」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1/01/%E6%BC%94%E8%AA%AA1411a%E5%88%91%E4%BA%8B%E6%B3%95-%E3%80%8C%E7%8A%AF%E7%BD%AA%E6%84%8F%E5%9C%96%E3%80%8D/

演說1411A刑事法  「犯罪意圖」

講者:蕭律師

 

〈引子〉

一個罪行需要有一個犯罪意圖mens rea及一個犯罪行為actus reus。 即是說,要被告負刑責,他必須有外在符合該罪行要求的行為,並在法律上有適切、值得譴責的思想。

刑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體現在一句法律格言:「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要獲致定罪,究竟證明甚麼?

 

〈意圖〉

意圖intention與動機motive必須釐清,後者與刑責無關。 動機可以幫助證明意圖,但與意圖不一樣。例如甲意圖殺死乙,其動機是阻止乙繼承遺產。

動機不能決定被告有罪與否;善意的動機不能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例如殺人是為民除害。不良動機而行為合法,不能構成罪行。

 

要證明意圖,必須證明被告期望達致某種結果。意圖分為兩類:直接和間接。

直接意圖是希望達到某種後果而決定實行、或致力實行之。舉例說,謀殺,被告期望由於他的行動的結果使受害人死亡或受嚴重傷害,這是直接意圖。

間接意圖是被告並不期望某種結果,但意識到由於他的行動,實質上會產生某種結果。 如果被告能預見某種結果必然發生、陪審團可下結論被告確實有意圖想達致此種後果。

 

究竟怎樣程度的預見才算是間接意圖?以下兩件案件解釋這一點:

Moloney (1985)   被告和他的繼父舉行射擊比賽,看誰上膛快及瞄準快。 被告上膛及瞄準比繼父快。 被告的槍對準繼父;繼父挑戰被告,要被告向他射擊。被告如言開槍並殺死繼父。 被告被控謀殺。

關於意圖這點,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是: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令死亡是「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他並不希望有這結果,他就有犯罪意圖。 結果被告謀殺罪成。 上議院推翻原審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原審法院認為有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足夠判定謀殺。 Lord Bridge提議以下指引去引導並幫助陪審團去決定意圖的議題:(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2)被告是否理解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後果?如果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是正面,那不是毫無疑問的意圖,而是陪審團可推論:被告預期的目的是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 在礦工罷工期間,被告與另一人將一些混凝三合土塊(香港人叫「石屎塊」)從橋上拋向下面的公路,目的是想阻塞道路並阻止一輛乘載前往礦場的礦工的計程車。其中一塊石屎擊中計程車的擋風玻璃而致司機死亡。 在謀殺案審訊中,法官引用Lord Bridge在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但上議院推翻下院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大法官們裁決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有缺點,因它沒有引導陪審團考慮事情可以發生的或然性;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2)被告是否意識到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陪審團應被提醒: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這是給與陪審團的指引,以幫助他們決定是否去推定被告想達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目的。

 

上述法律觀點在Nedrick(1986)一案中再被上訴庭澄清。

Nedrick(1986) 被告和X有宿怨。他將一些煤油註入X的信箱,繼而點火。結果屋內兩人被燒死,被告被判定謀殺罪。 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如果被告意識到死亡是「高度可能」,被告就是謀殺。上訴庭容許被告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將「預見」等同「意圖」。原審法官應弄清一點,是應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有沒有意圖。首席按察司(Chief Justice)Lane給了一個指引模式,此模式增加所需的可預見度,並為「間接意圖」定下清晰的法律先例:

 

“陪審團應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定infer所需的意圖,除非他們肯定,由於被告的行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實質的肯定virtual certainty」,而被告又十分理解正是這樣。”

 

現代最佳的案例是Wollin(1998)。在此案中,上議院保留「實質的肯定」,但將「推定」字改為「認為find」,認為陪審團對後者會較易理解。

Woolin(1998)    Woollin被判謀殺他的三個月大的幼兒。控方聲稱W情緒失去控制,將他的三個月大兒子擲在硬地上,兒子因頭骨破裂而死亡。控方接受W在行動時未必渴望他的兒子的死亡或受嚴重身體傷害,但卻有意圖使兒子引致嚴重傷害。在W的辯護中,W否認有這些意圖,並聲稱他在擲兒子落地時,從沒有想過他的行為的後果,又聲稱受到激怒。法官依據Lane在Nedick案的最新指引導模式去引導陪審團。但他續對陪審團說,如果他們滿意W在他擲下兒子時理解及明白他的行為有「重大危險」並可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應判他謀殺罪。陪審團最後判W謀殺罪成。被告不服上訴,但被駁回;他續向上議院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並未依足Nedrick案的指引,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發還上訴庭判刑,並批評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後半部引用「重大危險」是錯的、偏離了Nedrick的指引、並模糊了「意圖」和「魯莽recklessness」的界線。上議院各大法官除特別確認Lane所提議引導模式的正確性外,並進一步說,如果被告並未期望他的行為的後果,此種引導模式則可適用於任何(謀殺)案件。最後,眾大法官建議,Lane的引導模式中的「推定infer」字改為「認為find」。

 

但必須弄清,Nedick案的引導模式(並由大法官在Woollin案中加以修訂)並不是「意圖」的釋義,而只是一種指引以幫助陪審團去建立究竟被告有沒有所需的「意圖」。所以,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在謀殺案中)知悉死亡是高度可能,此種認定容許、但不需要陪審團下結論被告期望死亡。陪審團必需毫無懷疑,這個問題應由他們考慮和決定。這個指引模式或許適用於所有需證明「意圖」的罪行而不只限於謀殺,雖然在各種不同背境中「意圖」不一定盡相同。

 

Woollin原則也適用於有「實質的肯定」「副後果side-effect」的案件。Woollin原則通常產生作用的情況在於,雖然被告行為的目的是引致某些後果,但他也確信某些他意圖以外的事是會發生的,譬如D欲以槍射殺人群中的X,但他非常清楚會有高度可能X旁邊的人會被誤擊。

 

近年香港法庭也引用Maloney和Handcock and Shankland(在Nedrick案中解釋),採納「意圖」並不等同、但可推演「預見」,如果被告能被證明他能預見後果的發生。在R v Wong Tak Sing(1989),Wong被判謀殺。控方的案情指W在和死

者吵架後,將一把刀架在死者的喉上,並致命的割下,之後並將死者的屍體割開數塊而棄之。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能證明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是W行為「可能發生的後果」,謀殺的意圖就成立。陪審團判W謀殺罪成。

上訴庭撤銷謀殺罪,改判誤殺,並強調,以案情而言,可能完全不須要「預見」的指引,但原審法官卻選擇給予指引,誤導了陪審團。

 

在Matthews and Alleyne(2003)案中,V在夜總會外被襲擊並遭搶劫。被告奪去V的銀行卡並試圖在提欵機提欵,但不果。V被襲擊時失去眼鏡,並被強行推進一部汽車內。被告將車駛到一度橋上,將V拋到橋下的河。V曾告訴兩名被告人他不會遊泳。但仍被推下橋面的河,因而被溺死。兩名被告被控謀殺。控方指出被告要溺死V的目的是免被V認出他們是劫匪。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要證明被告有意圖殺害,控方必須證明在關鍵時刻,被告(一)有特別意圖(即直接意圖)去殺害,或(二)死者的死亡是一個「實質的肯定」,而被告所理解正是這樣。兩名被告同被判謀殺罪成。他們不服上訴。上訴庭指出:原審法官引導第二部分,即被告理解其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是構成意圖說法是錯的。法律仍未在謀殺案中達致「實質的肯定」即是意圖的釋義。雖是如此,上訴庭最後仍是撤銷上訴,認為如果陪審團肯定死者的死亡是必然的結果,而被告人也明白這一點而毫無拯救死者的意圖,陪審團不可能不知道被告是希望死者死亡。

 

簡單歸納一下以上討論過有關「意圖」的重要案件:

Moloney (1985)—–陪審團可推論被告有意圖,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的後果是自然的後果。

Hancock and Shankland (1986)—– 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

Nedrick (1986)—– 引進「實質的肯定」(Woollin案加以肯定)預見的測驗。

Woollin (1998)—–除非陪審團能肯定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被告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否則不能證明有意圖。

 

所以:經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不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他們不可以判定被告謀殺。

經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事實」,他們可判有罪或無罪──即有此事實則罪成;無此事實則須判被告無罪。

經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法律」,他們必須判有罪。

 

〈魯莽 Recklessness

魯莽是冒不合理的風險,而冒風險的人是知悉風險所在。這在侵犯他人身體、毆打或刑事毀壞罪行常遇到的事情。法庭常遇到的麻煩,就是究竟魯莽的測試應是主觀性還是客觀性?

 

Cunningham的魯莽

最原始的測試是在Cunningham(1957)案中得之,認為測試是主觀性的,即是說,被告必定知悉風險所在。被告被控“惡意地maliciously使用一種足以危害生命的有毒物品”,違反“侵犯人身罪行條例”第二十三條。他走潛入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從牆上扯下一個煤氣計量器以偷取藏於其內的錢,致令煤氣管爆裂,使煤氣滲出而進入鄰居,其間住著受害人。她吸入大量煤氣以致生病及生命有危險。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惡意地」的意思就是「邪惡地wickedly」──「做一些他熟知、但不應去做的事」。結果被告被裁定有罪。上訴庭推翻判決,認為「邪惡」一詞不必要求有「邪惡」成份,但須有(i)一個真正意圖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事實上確做成,或(ii)魯莽,即被告已預見可以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仍然冒險去做。

 

此種解釋被法庭應用在處理有關被告是否有「惡意」的問題。當「魯莽」一詞開始出現在不同的罪行時,並無任何法例提供此詞的釋義,由是法庭繼續使用此主觀測試。

 

Caldwell的魯莽

一個更寬廣的客觀測試由Caldwell案(1982)引出。它涵蓋即使對一個「普通小心謹慎的人」也明顯認知危險後果會發生的情況,即使被告沒有想過其可能性。

 

被告處心積慮向受害人的酒店縱火。他被控有意或魯莽地毀壞他人產業,莽顧其行為是否危害他人生命。他辯稱他不知道有人在酒店內。上議院裁決:如果符合以下兩個要求,一個人就是妄顧後果:(i)被告的行為製造一個危險,其後果對一個普通清醒的人是最明顯不過;(ii)被告完全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或知悉這種危險但仍去進行。各位大法官一致認為,此釋義適用於任何有關「魯莽」的法定罪行。

 

在Caldwell一案判決後,法庭就需決定何種罪行適用Cunningham的釋義,及何種罪行適用Caldwell的釋義。法庭裁決Cunningham案的釋義適用於侵犯人身罪行。現在漸漸清晰,Caldwell的魯莽在由於粗疏不小心的非自願誤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是不適用的。(因被告人沒有謀殺所需的犯罪意圖,故此他是在不構成謀殺的情況下非法殺死另人:DPP v Andrews。)

 

Adomako案(1955)中,被告是在一個眼部手術中當麻醉師。一條供氧給病人的喉管與供氧器分離,被告沒有留意或作補救。缺氧九分鐘後,病人心臟停跳而死亡。在供氧喉管分離四分半鐘時,監察病人血壓的機器響起警號。被告檢視儀器而施用astropine(治眼的一種藥),而沒去檢視喉管的連接。被告被控誤殺。在審訊中,兩名專家證人形容被告的行為是「極壞」及「極度失職」。法官引導陪審團去裁決被告是否極度疏忽。陪審團判被告有罪。被告上訴的理由是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訴庭與上議院都駁回上訴。

 

Caldwell的魯莽也不適用於強姦罪行──想想有沒有「魯莽強姦」這回事?。但Caldwell的魯莽卻適用於法定的魯莽駕駛和魯莽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罪行,但道路交通法例通過後,以上兩種交通罪行已由「危險駕駛」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所取代。

 

〈轉移的惡意 Transferred Malice

一個人如果有所需的犯罪意圖而又執行之,即使受害者與原想圖謀者是不同人、或結果以不同方式實現,他仍需負刑責。

 

Latima(1886):被告用他的腰帶瞄準襲擊A,腰帶掠過而擊中站在旁邊的B,使B嚴重受傷。法庭裁決被告惡意傷害B,因為被告有傷害意圖,B是否他原想傷害的人是無關的。

 

與Latima相反,如果被告有犯一種罪行的意圖,但他的行為成為另一罪行的行

動,他不能被判罪。在Pembliton(1874),案被告和另外幾人在街上打架。他拿起一塊石頭擲向他的敵人,不中,但擊中在附近一間酒吧的門窗。他惡意毀壞酒吧門窗的控訴被撤銷,因為他原意是傷人而不是損物,欠缺損物的意圖,傷人和毀壞物件是不同的罪行,惡意不能轉移到另一罪行。

 

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這講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要構成罪責,兩者必須相符。當事件發生於一段時期而構成一連串事件,法庭已擬出方法去找尋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連續行動Continuing Acts

犯罪行為有時是一個連續行動。所以,當犯罪意圖形成於較後時間,它可有效地和進行中的行動相符。

Fagan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1969):被告駕駛著摩托車,被警員要求駛近路旁。他的摩托車意外地輾在警員的腳上。警員要求他立即將車移離他的腳,但被告拒絕去做有一段時間。問題是究竟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襲擊assault?

法庭裁決:襲擊的行動由車輾在警員的腳上開始的整個進行時間是一個連續行動,後來的犯罪意圖可以與較後時期的犯罪行動相符。

 

一件事情 One Transaction

作為刑事法考量,法庭處理此類問題的另一種辨法就是考慮一連串連續行動為一個事件。如果意圖與行動在此一件事務中同時存在,則有刑責。

 

Thabo Meli and others(1954)

幾個被告人計劃在一間茅屋中殺死V,然後將身體滾下懸崖,使人看來是一宗意外死亡。V的頭部被重擊而失去知覺,被告們以為他已死去,就把他的「屍體」照計劃滾下懸崖。醫學鑑證顯示,V非死於在茅屋內的襲擊,而是死於暴露於懸崖下。被告辯稱謀殺罪不成立,理由是完成謀殺意圖的第一個行動不是死因,而導致死亡的第二個行動缺乏謀殺意圖,因為被告相信V早已死亡。樞密院拒絕這

個辯解,所持觀點是兩個行動是一件事務不可分開的部份,所以是謀殺而不是意圖謀殺或誤殺。

 

這個處理辨法隨後被眾多案件所追隨。Church(1966)案也用此推理。被告在沒有預定計劃下突然和V打架;V被打暈,被告花了半小時嘗試令V甦醒不果,以為V已死去。被告將V的身體拋下附近一條河中,結果V被溺死。上訴庭支持誤殺的判罪,理據是被告的一連串行動達致V的死亡。

 

同樣,在 Le Brunn(1991),被告與妻子一夜在步行回家途中口角,被告猛拳襲擊他的妻子,致她暈倒。他嘗試將V移離現場,但V由被告掌握中滑下,頭部撞著行人路,結果頭骨破裂致死。整個過程並無預定計劃。引用Church的判例,法庭裁決:開始非致命的一擊(有犯罪意圖)和後來致死的行動可以視為同一事件的不同部份,雖然二者在時間上有可理解的相隔。他被判誤殺。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正確。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被告是謀殺或誤殺取決於被告擊暈V時的意圖,究竟被告是想將V拖曳回家,還是想隱藏他第一次襲擊的真正意圖?

 

香港法庭也應用這個處理辨法。在R v Hui Yiu-fai(1993)案,H被裁定謀殺罪成,引用Thabo Meli案例。在此案中,H夥同其他幾人,綁架受害人。綁架後第二天,受害人被絞死,聲稱由H執行。受害人被放在車尾箱內,車行走約十分鐘到達海邊,受害人的身體被綁上重物被拋下海。證據顯示V是死於溺斃,即是說,V被拋下海時仍未死去。上訴時,被告辯稱原審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將原先的絞殺與後來「屍」沈海底解成是整件事情的部份,因此不應追隨Thabo Meli案例,因兩個行動相隔了十分鐘,第二個行動只是掩飾早前的行動,又沒有預定計劃。上訴庭撤銷上訴,認為即使沒有預定計劃,Thabo Meli案例也應跟隨,並再追隨Le Brunn判例。在法律上,兩個行動在時間上的差距是沒關係的。

分享文章

演說 1411A 刑事 犯罪 意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7389

法律141105刑事法(六) 犯罪意圖4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1/05/%E6%B3%95%E5%BE%8B141105%E5%88%91%E4%BA%8B%E6%B3%95%E5%85%AD-%E7%8A%AF%E7%BD%AA%E6%84%8F%E5%9C%964/

法律141105

刑事法(六) 犯罪意圖4

蕭律師執筆

 

〈轉移的惡意 Transferred Malice

一個人如果具有所需的犯罪意圖而又執行之, 即使受害者與原想圖謀者不是同一人、或結果以不同方式實現,他仍需負刑責。****

 

Latima(1886):被告用他的腰帶瞄準襲擊A,腰帶掠過而擊中站在旁邊的B,使B嚴重受傷。 法庭裁決被告惡意傷害B,因為被告有傷害意圖,B是否他原想傷害的人是無關的。

 

與Latima相反,如果被告具有犯一種罪行的意圖,但他的行為成為另一罪行的行動,他不能被判罪。****

在Pembliton(1874),案被告和另外幾人在街上打架。 他拿一塊石頭擲向敵人,不中,但擊中附近一間酒吧的門窗。 惡意毀壞酒吧門窗的控訴被撤銷,因為他原意是傷人而不是損物,欠缺損物的意圖,傷人和毀壞物件是不同的罪行,惡意不能轉移到另一罪行。

 

這講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要構成罪責,兩者必須相符。 當事件發生於一段時期而構成一連串事件,法庭已擬出方法去找尋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連續行動Continuing Acts

犯罪行為有時是一個連續行動。 所以,當犯罪意圖形成於較後時間,它可有效地和進行中的行動相符。***

 

Fagan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1969):被告駕駛著摩托車,被警員要求駛近路旁。 他的摩托車意外地輾在警員的腳上。警員要求他立即將車移離他的腳,但被告拒絕,並且堅持一段時間。問題是究竟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襲擊assault?

法庭裁決:襲擊的行動由車輾在警員的腳上開始,整個進行時間是一個連續行動,後來的犯罪意圖可以與較後時期的犯罪行動相符。

 

一件事務 One Transaction

作為刑事法考量, 法庭處理此類問題的另一種辨法就是考慮一連串連續行動為一個事件。 如果意圖與行動在此一件事務中同時存在,則有刑責。***

 

Thabo Meli and others(1954)

幾個被告人計劃在一間茅屋中殺死V,然後將身體滾下懸崖,使人看來是一宗意外死亡。 V的頭部被重擊而失去知覺,被告們以為他已死去,就把他的「屍體」照計劃滾下懸崖。 醫學鑑證顯示,V非死於在茅屋內的襲擊,而是死於暴露於懸崖下。 被告辯稱謀殺罪不成立,理由是完成謀殺意圖的第一個行動不是死因,而導致死亡的第二個行動缺乏謀殺意圖,因為被告相信V早已死亡。 樞密院拒絕這個辯解,所持觀點是兩個行動是一件事務不可分開的部份,所以是謀殺而不是意圖謀殺或誤殺。

 

這個處理辨法隨後被眾多案件所追隨。 Church(1966)案也用此推理。被告在沒有預定計劃下突然和V打架;V被打暈,被告花了半小時嘗試令V甦醒不果,以為V已死去。 被告將V的身體拋下附近一條河中,結果V被溺死。 上訴庭支持誤殺的判罪,理據是被告的一連串行動達致V的死亡。

 

同樣,在 Le Brunn(1991),被告與妻子V一夜在步行回家途中口角,被告猛拳襲擊他的妻子,致她暈倒。他嘗試將V移離現場,但V由被告掌握中滑下,頭部撞著行人路,結果頭骨破裂致死。整個過程並無預定計劃。引用Church的判例,法庭裁決:開始非致命的一擊(有犯罪意圖)和後來致死的行動可以視為同一事件的不同部份,雖然二者在時間上有可理解的相隔。他被判誤殺。 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正確。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被告是謀殺或誤殺取決於被告擊暈V時的意圖,究竟被告是想將V拖曳回家,還是想隱藏他第一次襲擊的真正意圖?

 

香港法庭也應用這個處理辨法。 在R v Hui Yiu-fai(1993)案,H被裁定謀殺罪成,引用Thabo Meli案例。在此案中,H夥同其他幾人綁架受害人。 綁架後第二天,受害人被絞死,聲稱由H執行。 受害人被放在車尾箱內,車行走約十分鐘到達海邊,受害人的身體被綁上重物拋下海。 證據顯示V是死於溺斃,即是說,V被拋下海時仍未死去。

上訴時,被告辯稱原審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將原先的絞殺與後來「屍」沈海底解成是整件事情的部份,因此不應追隨Thabo Meli案例,因兩個行動相隔了十分鐘,第二個行動只是掩飾早前的行動,又沒有預定計劃。 上訴庭撤銷上訴,認為即使沒有預定計劃,Thabo Meli案例也應跟隨,並再追隨Le Brunn判例。在法律上,兩個行動在時間上的差距是沒關係的。

分享文章

法律 141105 刑事 犯罪 意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8356

法律141119刑事法(七) 犯罪行為 1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1/19/%e6%b3%95%e5%be%8b141119%e5%88%91%e4%ba%8b%e6%b3%95%e4%b8%83-%e7%8a%af%e7%bd%aa%e8%a1%8c%e7%82%ba-1/

法律141119
刑事法(七) 犯罪行為 1
蕭律師執筆

構成罪行,除了有犯罪意圖,還須有犯罪的行為,使意圖付諸實行。***
譬如盜竊,其行為需要佔用屬於他人的物品—- 這裡已包括三個元素:(1)佔用、(2)物品、(3)屬於他人的。這些行為都是需要去證明的。

〈什麼是「犯罪行為」?〉
每種罪行的犯罪行為都有所不同。 犯罪行為最基本要有一個行動或身體因素。舉例說「毆打」或「襲擊」,身體因素就是使用非法武力。
構成罪行通常不只身體行動那麼簡單, 因此,犯罪行為經常多於一個因素。如果缺乏任何犯罪行為,便不會構成刑事責任。

有些罪行需要行動去產生犯罪後果。 舉例說,謀殺。它的犯罪行為需要被告的行動(身體因素)和受害者的死亡(結果)。
其他罪行則需要特定的環境存在。 舉例說,盜竊,被告必須佔用物件,而物件必需屬於他人,後者構成環境,沒有此等環境不會有偷竊的罪行。

如前所述,單獨犯罪行為在正常情況下並不構成罪行。 大多數罪行需要加上精神因素(即犯罪意圖)。 所以,在盜竊,除了挪用屬於別人的物品(犯罪行為)外,被告必須有不誠實意圖,要永久剝奪原物主對該物品的擁有權(犯罪意圖)。但有些罪行,特別是有關駕駛車輛罪行,並不需求任何精神因素。 這些罪行是「絕對責任absolute liability」罪行,將來會再作討論。

自願行為 Voluntary Act
要被告負刑責,他的行為必須是自願的。*** 即是說,被告的行動必須是深思熟慮或是刻意的。
在Mitchell(1983)案中,D推撞E,E因失去平衡而撞跌第三者V。V跌在地上以致腿骨破裂,後來死於因骨破裂而引致肺栓塞。骨折是E引致的,但他的行為不是自願的;是D,他被控誤殺而罪成。

無意識行為 Automatism
這在將來會討論。 Def. 無意識行為發生於被告做了一個身體動作,但不知自己在做甚麼,或不能控制自己的動作。*** 法官以不同方式去解釋無意識行為,包括「非自願的動作」、「無意識非自願行動」、「一個人肢體的非自願動作」等。
無意識行為在犯罪行為中所見的是一些非自願動作,換句話說,即在動作時沒有相關的意識因素,因為被告不知自己在做甚麼。

在Hill v Baxter(1958)案中,D被控危險駕駛。他辯稱記不起曾發生甚麼事,依據無意識行為作辯護。裁判司magistrate判他無罪,控方不服上訴。王座法庭QBD(Queen’s Bench Division的縮寫,英國三個高等司法院部門的其中之一,據《1873年司法制度法》建立)認為裁判司的法律觀點是錯的。首席大法官作如下解說:
“會有某些環境令被告可以說完全不是在真正駕駛。 比如說,他突然中風或癲癎。這兩種例子正確地說可叫 “自然災害acts of God”;他是好好的坐在駕駛位置上並將雙手放在駕駛盤上,但在無意識下不能說是在駕駛。 一顆石飛來或一窩蜂群的襲擊會引起一些類似「新的幹預行為novus actus interveniens」。”
此案中的被告並未達此程度,故無意識行為的辯護並不適用。

另一案依賴無意識行為作辯護同樣失敗。
A-G’s Reference (No.2 of 1992) (1994) : 被告駕駛一輛重型貨車沿著公路上的路肩撞向一輛前面亮著危險閃燈的停車, 引致停車與更前面一輛汽車之間的兩人死亡,被控魯莽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被告承認見到危險閃燈,但在庭上辯稱他在出事前十二小時連續駕駛了六小時,並引用醫學證據以支持被形容為「無意識駕駛」的情況。 根據此證供,一位駕駛者經歷長途走在一條平直兼且單調乏味的公路上的連續刺激,會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催眠狀態,導致駕駛者的視力只會集中在他或她前面的擋風玻璃。 駕駛者仍能控制汽車,亦對其駕駛有潛意識的動力,所以不是完全無意識的。被告被判無罪,控方不服上訴。

上訴庭認為在此案中,「非神經失常non-insane」的無意識行為問題不應交給陪審團去決定。 在法庭的眼中,無意識行為只能產生於駕駛者自願控制力的完全摧毀;受損的、降低或不完全的控制是不夠的。 由於「沒有意識駕駛」相當於降低或不完美的意識,無意識行為並未得到正當的證據基礎,被告改判有罪。

當被告用無意識行為作辯護時,有三個問題要考慮。法官在將無意識行為的辯護交給陪審團裁決前,先要決定其中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由首席大法官在Burgess(1991)案中說得很清楚:
“首先是辯方所稱的無意識行為的正當證據基礎是否已經確立; 其次是證據已顯示案情是一件屬精神失常的無意識行為。”

第三個問題只產生於非精神失常的情況,就是無意識行為的產生是否被告自己引發的? 當無意識行為已有正當的證據基礎,要否定無意識行為的存在,須由控方舉證至 “無合理懷疑”點。****

分享文章

法律 141119 刑事 犯罪 行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9584

法律141126刑事法(八) 犯罪行為 2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1/26/%E6%B3%95%E5%BE%8B141126%E5%88%91%E4%BA%8B%E6%B3%95%E5%85%AB-%E7%8A%AF%E7%BD%AA%E8%A1%8C%E7%82%BA-2/

法律141126

刑事法(八) 犯罪行為 2

蕭律師執筆

 

〈正當證據基礎〉

無意識行為提出來很容易,但反證困難。

由於這個原因,法庭的裁決是:除非被告能夠建立一個「非自願」的正當證據基礎,否則不可以向陪審團提出這個問題。**** 這符合法律上的假設 “一個人有正常的精神能量”。*** 控方依賴這種假設,就是被告的行為是有意識和自願的。 法官則先要決定有否足夠的無意識行為證據基礎(醫學證據是必須的),然後才將這問題交給陪審團裁決。

 

此類證據的性質在一宗香港案件Mohammad Hussain(1993)1 HKCLR 1中由上訴庭充份考慮。

Hussian被陪審團判定意圖強姦罪成,囚刑四年。控方聲稱被告三十三歲,在一個早上向一名七十四歲婦人搭訕,並違反她的意願將她拖拉800-1000公尺至到一處高架公路橋底,將婦人推倒地上,強行脫去她的外褲及內褲,也脫去自己的褲壓在她上面。投訴的婦人聲稱H想插入她但不成功,然後吻她。兩個過路人行近,向H大聲呼喝。H聲稱自己揪起褲子並站立起來,指著婦人說:「朋友」。當H想逃走時,被途人制伏並按在地上,直至警察前來。H身上有酒精味。

H不動,被帶到一部警車,然後被帶到警署。他在警署內用頭撞向牆六、七次,然後被送到醫院。檢驗醫生認為H並非受酒精影響,顯示被告被捕後的行為是假裝的。

 

在法庭作證時,H說他記得那天喝了約四罐啤酒之後就去散步,但忘記了以後發生的事情直至「來到」醫院。H提供醫學證供意圖建立「血糖過少昏迷hypoglycaemic coma」,即是說處於無意識狀態。 H並不以受酒精影響作辯護,因為已有判例,在意圖強姦案,醉酒不是辯護理由。 控方亦傳召醫生,強烈否定H犯案是無意識行為。

 

原審法官聽罷控辯雙方論點,不經陪審團,裁定辯方並沒有建立正確證據基礎,拒絕將無意識行為問題交給陪審團。H不服上訴。

上訴庭撤銷上訴。考慮過醫學證供後,上訴庭認同辯方的證供遠離「無意識行為正確證據基礎」,原審法官不將問題交給陪審團非常正確。

 

替上訴庭頒下判詞的Faud VP,在結案時承認:

「不將爭論的事實交給陪審團是一件嚴重的事。……. 但我們接納控方大律師提出的案例,除非無意識行為的舉證充份,否則法官有責任不將問題交給陪審團。…….. 檢視過普通(即非專業)證人的供證後,得出的一幅圖畫,就是一個人一般看來是受酒精影響,但卻完全充份意識到他自己在做甚麼。……..H向醫生所講的一切,及H的精神狀況當然不能抹煞遙遠的 “血糖過少昏迷”引致無意識狀態的可能,但以我們判斷,這些都不可能合理地在醫學上去推論被告的行動是非自願而達到無意識的辯護。 我們的結論,以法律觀點而言,被告那些醫學證供,以及與其他陪審團聽到的證供一併考慮,都和無意識狀態的正當證據基礎相去甚遠,無法將問題交給陪審團考慮。」

 

〈疏漏的責任 Liability for Omissions

有些罪行是由疏漏引起,而非由正面的行動。 所謂疏漏是指應做而沒有去做。但為防刑事法網太寬廣,英國法律在傳統上不大願意因疏漏而加諸刑責。*** 所以,只有兩種途徑可以令犯者負上刑責。

 

首先,有些罪行明言可因疏漏而犯下,通常這些罪行都是由有關法例定下的,例如稅務條例規定某類人仕有責任遞交報稅表、公司條例規定公司要依期遞交公司賬項、道路交通條例規定遇事者須將交通意外呈報等,因疏漏而沒去做是一種罪行。

 

另一類刑責產生於因疏漏而引致傷害。這是較例外的,因為普通法的態度是,僅僅疏忽不須負刑責。

 

Stephen在Digest of Criminal Law一書中舉了一個例:A見B行將溺斃。 A只要將B的頭提高就可拯救B。但A沒有這樣做以至B溺斃。A沒有刑責。***

在以上舉例中,A雖然沒有採取行動去阻止不幸發生,但普通法認為A沒有犯罪。大體上說,普通法有三個相關理由去否定A在上例中有刑責:

首先假設:A沒有看到B被溺斃,沒有人認為A需要為B的死負責。 A,就如其他人,事實上沒有採取步驟去解除B的困境, A只是沒有表現出任何應當做的事。 在法律層面,A沒有要負上刑責所需的起碼「自願行為」,即犯罪行為。即使A剛巧形成想殺死B的念頭(因此有犯罪意圖了),A仍是無罪,因為犯罪意圖與犯罪行為事實上不同時存在。B的死獨立於A的行為。***

 

再假設,A在現場目睹B遇溺,結果有分別嗎? A沒有拯救行動算做是「自願行為」,但也很難說B之死是A的粗疏。 導致B遇溺的現場環境俱在,故B之死由於那些現場環境,不是由於A的行為—- A的 “無行動inaction行為”雖然在道義上可能不值得原諒。

 

又再者,如果A只是人群中的一人目擊B浸溺,其他的人也視若無睹,袖手旁觀。 公道地說,是否所有目睹的人都因為「不行動inaction」而須對B之死負責,因而判決所有這些人謀殺或誤殺(視乎他們的意圖而定)? 又這些人站在B的前或後在「責任」上是否有所分別?

這指出一點,不同於 “正面行動的人”(他們都容易辨認)的責任,疏漏的責任不是那麼容易用一條線去加以圈定

分享文章

法律 141126 刑事 犯罪 行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20757

法律141211刑事法(九) 犯罪行為 3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2/11/%e6%b3%95%e5%be%8b141211%e5%88%91%e4%ba%8b%e6%b3%95%e4%b9%9d-%e7%8a%af%e7%bd%aa%e8%a1%8c%e7%82%ba-3/

法律141211

刑事法(九) 犯罪行為 3

蕭律師執筆

 

〈破壞職責的疏漏〉

普通法接受某些因疏漏做成損害引起責任問題的例外情況。***

 

如果A在法例上或普通法認可上有責任去照顧B;但A因疏漏以致B受損害。

如果A依法照顧,B是可以避免傷害的;但A因疏漏而引致B受損害。

那麼A的疏漏就不是「僅僅疏漏」那麼簡單,而是破壞「早已存在的法律責任」。****

 

大部份這類的責任都涉及引致死亡和誤殺、甚至(例外地)與謀殺有關。*** 在後面要討論的Miller(1983)案中,上議院在處理法定罪行縱火時,為疏漏責任的更廣泛應用開啓了一度門。

 

〈履行合約的責任〉

一個人在合約上應允履行責任,如不履行,將會危及他人;他如不依約履行責任而引致死亡,會負上誤殺的刑責。****

 

Pittwood (1902) :  P是一位鐵路交叉點服務員。當一輛火車駛近時,他沒有動手將安全閘放下。受害者在試圖橫過路軌時被撞死。P因粗疏沒有放下安全閘而被判誤殺。他沒有履行職責是粗疏不小心。P的辯護是:他放下安全閘的合約責任是針對他的僱主,而不是針對橫過鐵路的大眾。這個論點被否定。

 

今時今日更熟悉的例子是受雇於泳池的拯溺員。 如果一個孩子掉下泳池而亟需救援,拯溺員就有責任要履行救援責任。 如果他因 “嚴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而沒有這樣做,致令孩子被溺斃,這可構成誤殺。

 

〈特殊關係的護理〉

一個人與另一人基於特殊關係,如父母之於子女、醫生之於病人,是責任所在要提供適當的照顧。 如因嚴重疏忽沒有履行責任而引致死亡、或刻意不去履行責任而引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會負上誤殺或其他刑責。***

下文討論Gibbons and Proctor時會解釋此類責任。

 

〈許諾照顧他人〉

一個人若允諾自願照顧他人,如果他後來不去履行提供照顧所需的水平而導致死亡,可引致誤殺或謀殺的刑責。

Gibbons and Proctor案(1918)提供解釋:  G和妻子分居而與另一女子P及七個兒童同居,包括G的七歲女兒N。 G外出工作,將所賺得的交付給P,P供養屋內的人,但除去她特別討厭的N。她刻意將N與其他孩子分開。N因而餓死。G和P同被控謀殺。他們被控訴沒有提供食物與照顧給N、也沒有提供N所需的醫療料理,違反應履行的職責,意圖導致N的死亡與嚴重傷害。G和P謀殺罪成被判死刑。他們上訴。上訴庭支持原審庭的判刑。

 

關於G,法庭裁決:作為N的父親,他有約束性的責任提供N關懷及照料,起碼要保證有人能提供此種照料。如果建立的證據顯示G沒有如此做,並有所需的謀殺意圖,陪審團可判G謀殺。

至於P,法庭裁決:P自願承擔照顧屋內所有的人,包括N。所以陪審團如覺得證據顯示P沒有履行她的責任而又有謀殺意圖,可判P謀殺。

法庭最後結語,在陪審團面前有足夠證據,並無任何合理懷疑,G和P已破壞他們各自對N的責任而令致N的死亡,而他們每人如此做都有所需的謀殺意圖。

 

假定職責也在R v Stone and Dobinson (1977) 解釋:

Stone是一位年六十的前礦工,部份耳聾,完全失明,沒有嗅覺,與年輕二十三歲的Dobinson及Stone的弱智兒子同住, Dobinson作了Stone的管家和情婦八年。 1972年,和S差不多年齡的妹妹Fanny也來和他們同住。 F為了體重而進食很不正常。 F經常長時間停留在自己房間內,待S和D外出時才出房進食。早在1975年,F被警察發現在街上遊蕩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S及D嘗試接觸F的醫生,但沒有要求援助。 不久,F的身體惡化。至七月,她臥床不起。當一名鄰居幫F洗澡時,發現F沒有獲得正當的照顧有一段頗長時期。當D和S外出時,經常表示關心F的情況 。 她確曾作了一點努力尋找一位醫生卻不成功。1975年八月,F被發親死於床上,F和床的狀況是嚇怕人的。醫學檢驗顯示幾星期前F已極急切需要醫療照顧。

 

S及D被控誤殺。控方聲稱S和D已承擔照顧F的責任,但卻一直對履行責任嚴重疏忽。他們被判有罪,但不服上訴,理由是他們沒有責任照顧F。

上訴被撤銷。關於他們是否有照顧責任的問題,上訴庭裁決,依證供看來,他們有此責任。上訴庭作以下批評:

“這種情況不同於遇溺的陌生人。他們確曾努力照顧。他們嘗試找醫生,也曾嘗試尋找以前的醫生;D幫助清洗及供應食物。所有這些都放在陪審團面前……陪審團可以下結論他們已承擔責任;他們可以下結論,當F變得無望的虛弱時,S和D實應有責任宣召救援或他們自己去照顧F。”

S和D沒有適當行動加速F的死亡,使他們負上誤殺的刑責

分享文章

法律 141211 刑事 犯罪 行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22910

法律150107刑事法(十) 犯罪行為 4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01/07/%e6%b3%95%e5%be%8b150107%e5%88%91%e4%ba%8b%e6%b3%95%e5%8d%81-%e7%8a%af%e7%bd%aa%e8%a1%8c%e7%82%ba-4/

法律150107

刑事法(十) 犯罪行為 4

蕭律師執筆

 

〈被告過去行為引致的責任〉

如果被告確實地,雖然並非故意,創造一種足以做成傷害的情況,而後來他又知悉他由此做成的危險,就有責任採取合理措施去避免或消除此種危險。

 

Miller (1983)案:  Miller(D)是一個流浪漢。他走進一間空屋,坐在屋內吸煙時睡著了,煙蒂從他的口中或手中掉落牀褥,牀褥因而著火。他驚醒。他不去滅火,而竟轉移到另一房間繼續睡覺。燃燒的牀褥釀成大火,屋在火中損毀。D被控縱火,違反英國1971刑事毀壞條例Criminal Damage Act 1971 (即香港罪行條例Criminal Ordinance)。D被判有罪,他不服上訴。上議院撤消上訴,確定原審庭對D的定罪。

 

這宗案件判決重要處在於,由於D的粗心大意行為,製造一種危險情況,在那行為的一刻看來,是缺乏所需的犯罪意圖,但他理應知道該事件的後果。在此時就很難說他沒有犯罪意圖了。

 

上訴庭在Evans (Gemma) (2009)案中將Miller案的判決原則引申到D做了一些事促成(與“製造”相對)一種危險情況,就是D提供一些海洛英heroin給堂妹V,而堂妹因自行註射過量而死亡。原審庭判決D誤殺,由於他在發現V過量註射後沒有尋求醫療協助。上訴庭支持原審庭的判決。

 

〈責任的界限〉

關於責任的界限,須視乎不同的環境及不同性質的責任。***

舉例說,人有責任採取行動去照顧或拯救無助的人,如召喚醫療協助或提供食物(如前曾論及的Stone v Dobinson案)。

一些人像Miller必須在他能力範圍內對抗他無意做成的危險,如嘗試自己去滅火,或召喚消防處。

 

人如有合約責任,他必須採取合約明示或暗含的要求去行動。(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在此稍後再作討論。)

有一點仍未有判案的先例,就是合約以外的責任是否應該嚴格執行。例如一位救護車的駕駛員不去急救,或者在前往現場半途中停止前進,因為他當日的工作時間已屆滿,那麼他是否算違反責任?

 

也沒有很清楚的案例,表明關於有責任的人被期望要冒多大的風險去履行責任?毫無懐疑,普通法要求有責者須採取合理步驟去履行責任。何謂“合理”則端視不同的情況,包括該人的年齡和他個人有關的特徵(如他是否身體健全),和對他個人及其他人的風險,但不包括是否對他方便或需要支付多少使費。

 

關於醫生對病人的責任的界限卻有很清晰的判例。*** 醫生並無責任以任何代價去延續病人的生命;醫生的責任是只是採取合理步驟去維持病人的生命:R v General Medical Centre (2005)。的確,醫生可以對一位持續需要人工飼養的「植物人」或很少時間會清醒(在下面會論述)的病人放棄照顧。

 

〈責任的終止〉

責任至何時終止是法庭關心的論題。

在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1993)案中,上議院大法官嘗試提供照顧責任何時終止的指引。這是一宗因民事案,B是在Hillsborough球場慘劇(發生於1898年一場在英國舉行的足球賽中,球迷推撞而導致96人死亡766人受傷)中被推倒的一人。他在醫院一直昏迷而需靠支援系統供應養份,成為植物人。如果停止人工飼養,他會在數星期內會餓死。受託法團(為B的利益而成立)向法庭申請一項聲明declaration:醫生可以合法停止供應所有維持B生命的措施,包括人工餵飼及供氧。上議院要去決定一個關鍵性重要問題:醫生停止維持B生命的處理是否違反專業責任?

 

上議院頒下聲明並裁決:如果一個病人缺乏溝通能力,又如果負責任的醫學意見認為繼續維持病人的生命對他毫無益處,醫生終止維持生命的措施,也不算違反醫生的職責;停止供養涉及從B除掉鼻胃管nasogastric tube(供飼料養份所用),但拔掉鼻胃管是不去做一件事an omission,而非正面去做一件事an act。上議院強調問題不在於停止人工飼養是否對病人有利,而在於人工延長病人生命對病人是毫無希望的,也無助於改善他的情況。

 

在 W v M (2011)一案中,法官Baker認為上述Bland案的原則也適用於很少時間會清醒的病人(醫學界簡稱這種狀況叫MCS,即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的縮寫,是較PVS(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的縮寫)僅僅稍好的病人。在此情況下,法官的裁決須平衡所有有關的考慮,特別是如果繼續照顧,病人所得的生活素質,及維持生命的重要性。如果病人是在PVS狀態,繼續照顧顯然是無用的。

 

〈法定責任〉

有某些情況,法例定下不做任何事是一種刑事罪行,如交通法例(英、港法例相同)規定:任何人牽涉入交通意外,如沒有在指定時間內向警方報告有關的現場合理細節,會構成罪行。

分享文章

法律 150107 刑事 犯罪 行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26493

股票掌故 | 香港股票資訊 | 神州股票資訊 | 台股資訊 | 博客好文 | 文庫舊文 | 香港股票資訊 | 第一財經 | 微信公眾號 | Webb哥點將錄 | 港股專區 | 股海挪亞方舟 | 動漫遊戲音樂 | 好歌 | 動漫綜合 | RealBlog | 測試 | 強國 | 潮流潮物 [Fashion board] | 龍鳳大茶樓 | 文章保管庫 | 財經人物 | 智慧 |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 創業 | 股壇維基研發區 | 英文 | 財經書籍 | 期權期指輪天地 | 郊遊遠足 | 站務 | 飲食 | 國際經濟 | 上市公司新聞 | 美股專區 | 書藉及文章分享區 | 娛樂廣場 | 波馬風雲 | 政治民生區 | 財經專業機構 | 識飲色食 | 即市討論區 | 股票專業討論區 |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區 | 建築 | I.T. | 馬後砲膠區之圖表 | 打工仔 | 蘋果專欄 | 雨傘革命 | Louis 先生投資時事分享區 | 地產 |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