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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業者不合法 埋下公共安全未爆彈 台灣民宿年賺二十億背後的三大亂象


2013-06-03  TWM  
 

 

去年,台灣民宿業營收超過二十億元,但隱藏在這二十億元背後的亂象,卻是高達五成的不合法民宿,而且越豪華的民宿,不合法比率越高,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撰文‧梁任瑋

華麗水晶吊燈搭配歐洲名牌躺椅,浴室用的是一套要價五百元的寶格麗沐浴用品,這樣投宿一晚就要一萬多元的旅館,不是五星級飯店,而是坐落台灣山林裡的高檔民宿。

民宿業起源於十九世紀歐洲山間,原本只是主人提供遊客住宿與早餐的客房服務,是極具地方特色的生活體驗;但在台灣,開民宿卻成為一種行業,不少退休族、年輕夫妻將開民宿視為圓夢、追夢的途徑,也造就台灣成為全世界民宿密度最高的國家。

豪華民宿不合法比率高

根據觀光局統計,截至今年四月底,台灣民宿家數高達四千三百家,若包含未立案者,實際家數接近八千家,其中有一半違法營業,不僅消費者權益毫無保障,也威脅合法業者的生存空間。

國內民宿迅速成長,豪華程度直逼國際觀光飯店,造價動輒一、兩億元的巴洛克、希臘式、地中海等歐風造形民宿比比皆是。去年,台灣民宿業營收首度突破二十億元大關,較前年大幅成長三成,所帶動產值近五十億元。諷刺的是,隱藏在亮麗營收背後的亂象卻是「越豪華的民宿,不合法的比率越高。」觀光局官員坦言。

台灣民宿業的問題盤根錯節,追根究柢,違法民宿能有恃無恐繼續營業,全因各縣市政府縱容、未嚴格執行違法民宿查報及處罰,讓消費者無法住得安心,還得隨時擔憂消防、建管或履約保證出問題。

根據《民宿管理辦法》,民宿業者的營運由各縣市政府管理,但近年來,非法民宿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主要是地方機關對於民宿業的管理並不積極,甚至處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狀態,因為「民宿發展與各地觀光產業的關係脣齒相依,有很多毫無觀光資源的鄉鎮,是靠特色民宿才帶進龐大旅遊業收入,地方官員有必要擋自己財路嗎?」花蓮縣一位合法旅館業者指出。

問題一:地目不符使用規定根據法令,台灣民宿只能設置在非都市計畫內土地,例如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區、原住民地區;但台灣民宿協會理事長、拉拉山「福緣山莊」負責人鍾鳳芳說,台灣的非法民宿,有八成都是因為土地與建築物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例如,很多原住民部落的民宿建築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存在,當時根本未申請使用執照,之後改建民宿,無法通過消防安全檢查取得營業登記證,因此成為非法民宿。

此外,在台南市區也有數十家以「老屋」形態成立的民宿,因坐落都市計畫區內,依法只能設置旅館,但旅館的安全規定多,很多老屋完全不合標準,也屬於非法民宿的一種。

「開門做生意總是想合法經營,但因為現在輿論與環評愈來愈嚴格,非法民宿想就地合法的機率很低。」鍾鳳芳坦言,法令對於「偏遠地區」的認定標準綁死了民宿業;此外,中央與地方對於偏遠地區的定義也不一樣。不合時宜的法令配套限制了民宿業發展,除非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放寬民宿管理,要不然就是嚴格取締非法民宿,否則問題永遠無法解決。

問題二:地方政府放任開發主管機關管理人力不足,也是目前民宿業亂象叢生的根源之一。內政部日前點名南投清境農場山上的民宿九九%皆為非法;但南投縣政府祕書長陳正昇也有話說,由於違法民宿過多,無法一次全部取締,清查與開發都需要一段時間處理。

地方政府推託缺乏資源管理是不負責任的說法,事實上,台灣極少出現違法民宿遭主管機關開罰甚或勒令停業的案例,這也讓許多違法民宿抱持僥倖心態生存;但原本號稱是結合當地人文景觀與自然地貌提供旅客住宿的民宿,早已成為破壞生態的元凶。

「風景愈美的地方,愈容易出現違法民宿。」長期觀察台灣生態保育議題的獨立記者朱淑娟說,有特色的民宿,通常都出現在偏僻的山林裡,這些地點因為地層遭受擠壓而產生獨特的美景或溫泉,成為特色民宿最大的「賣點」。姑且不論這些坐落在山坡地的民宿,因為遊客造訪製造了大量垃圾,並且破壞水土保持,更嚴重的是,這些區域的地質往往也較為脆弱,有高度安全疑慮,根本就不適合開發為民宿。

問題三:切割經營規避繳稅朱淑娟說,民宿業最早只是把家庭多餘房間提供旅客住宿,但在台灣,卻逆勢發展成創業者「來蓋個民宿」的商業模式,民宿一詞被濫用,現在台灣的民宿早已違背了民宿業真正的精神。

依據《民宿管理辦法》,民宿的房間數不得超過五間,即使是特色民宿,房間數也不得超過十五間;房間數若超過此數,業者應申請設立一般旅館。但為了規避一般旅館的消防、建管與營業所得稅規範,利用人頭將十餘間房間分割為數家民宿經營,早已是民宿業公開的祕密。

鍾鳳芳語重心長地說,台灣民宿業發展了十多年,現在的民宿早已變了樣,有人可以一口氣拿出上億元來買地投資民宿,訴求豪華的設施,開出一晚上萬元、比五星級飯店還貴的房價,但對外還是以「家庭副業」自居,卻不用繳營業稅。

根據《民宿管理辦法》,每月營收二十萬元以下的民宿業者可免繳營業稅;但民宿業者透露,雖然民宿業淡旺季生意落差極大,但營業額超過這個數字的民宿比比皆是,稅捐機關只能明察暗訪取締逃漏稅的業者,這對合法經營的民宿實在不公平。

暨南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曾喜鵬則認為,台灣不能沒有民宿,因為國人休旅習慣已養成度假就是要往山裡跑,甚至,近年來支撐民宿業營運的一股重要力量,來自於東南亞背包客與部分自由行陸客,政府應該正視非法民宿的問題,放寬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否則將扼殺台灣觀光業發展。

開民宿其實沒那麼好賺!

台灣民宿業競爭激烈,如果沒有特色,很難在數千家民宿中脫穎而出,因此賺錢者寥寥無幾,更不乏瀕臨失業的民宿老闆。

「大的做不了,小的做不大。」在苗栗三義具有高知名度的民宿「樹也Villa」老闆李晉豪大膽預估,未來10年台灣會有大量的失業民宿老闆。他說,在台灣開民宿能夠賺錢的不多,一般普通民宿每月管銷最少要10萬元以上,若是走高檔路線,每月固定支出就要25萬元,如果營收未超過這個數字,開愈久、賠愈大。

「樹也Villa」是台灣最貴的三大民宿之一,即使一晚要價1萬5千元,一個月營收也要120萬元才能打平,「民宿真的不是人可以經營的行業。」李晉豪說,不要小看一家民宿只有四個房間,所有的服務全都要到位,也要請專門房務人員打掃,如果是家庭民宿,為節省人事費用,清潔、接客全部得自己來,日子並不輕鬆,如果沒有全心全意投入,根本做不起來。

李晉豪說,想要開民宿的人,最好要準備3千萬元以上資金,扣除2千萬元興建硬體設備,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預留的營運周轉金,並保持年平均住房率20%以上,才夠支撐所有的開銷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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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共投資規模降至二戰後低點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2353

FT數據,美國公共投資規模已降至二戰後最低水平。受財政緊縮影響,美國公共領域的總資本投資佔GDP比重已降至3.6%,低於戰後5%的平均水平。

FT指出,公共投資規模之所以創下新低,主要原因在於:共和黨人「成功地」阻撓了奧巴馬在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領域增加支出的計劃。

前述數據凸顯出全面預算削減對美國未來增長的威脅,因為預算削減主要集中在能提振產出的聯邦投資項目,而不是養老金、老年人醫療保健等轉移支付項目。

奧巴馬政府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Jason Furman說:

2012財年聯邦投資新授權額是4750億美元;我們提議的2014財年投資規模為6248億美元。之所以提議大幅增加投資,是因為美國在基礎設施和研發方面投資不足。

奧巴馬政府希望增加公共投資。奧巴馬於2008年6月在凱特林大學(Kettering University)發表演講時指出,增加在創新、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是應對經濟技術和全球化挑戰的主要辦法。

目前,美國國會兩黨已開始就明年1月中旬短期債務協議到期後、明年餘下時間的稅收和支出方案進行談判。而自2008-09年衰退過後,基礎設施預算面臨的壓力就已嚴重加大。

中右翼政策團體「美國行動論壇」(American Action Forum)主席Douglas Holtz-Eakin指出,研究表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期間,美國經濟增長和公共投資都很高,但七八十年代期間都很低。

左傾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Josh Bivens表示,近期研究表明,美國公共投資規模本應更高一些。Bivens說:

我認為公共投資偏低的結果就是未來生產率增長放緩……增加公共投資是一項好的短期刺激措施,但即便是我們重返完全就業,也需要致力於更高水平的公共投資。

Holtz-Eakin認為,削減公共投資對於降低美國赤字而言意義不大,因為造成赤字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於養老金、醫療和其他福利支出增加。

大多數研究人員發現,何時、何地以及進行何種公共投資,其回報之間有很大差異。但廣泛共識就是,一些公共投資將給整體經濟帶來非常高的回報,如投資於基礎科學研究或是修復基礎設施瓶頸等——而目前它們也面臨嚴重的資金削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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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說】黑馬營學員布丁創始人徐磊:聚吧,微信公共賬號的新玩法!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106/56171.html

據騰訊內部人士透露,微信用戶已經超過6億,只因為數字增長比較快,數據不穩定,所以騰訊一直沒有公佈。這麼大的用戶量,微信除了通訊工具、移動遊戲以及自媒體的對外傳播窗口,還能怎麼玩?黑馬哥這就跟你分享黑馬營學員布丁創始人徐磊發現的公共賬號新玩法。

找靈感、挖黑馬、評熱點、抄本質-這裡是黑馬通訊社!微信5.0以後公共賬號就分成了訂閱號和服務號兩種,將商家信息摺疊起來,為的是完善用戶的體驗。但是這絲毫沒有降低企業和個人開通公共賬號的熱情。

作為布丁的創始人,徐磊的團隊不是非常精通APP的開發技術和運營嗎?為什麼選擇微信這樣一個平台,受制於人呢?

「聚吧這個產品,也是我們權衡獨立APP和微信公共賬號的利弊之後做出的選擇。做出這樣的決定有兩點考慮,首先,聚吧這個產品是一款基於移動互聯網的社交活動類產品,既然是社交,必然離不開社交的圈子和關係鏈,毫無疑問,微信是當前最龐大的社交關係生態系統,為了某一次聚會活動去安裝一個APP的人有多少呢,這樣看微信就比傳統的APP更有優勢。其次,微信上的公共賬號目前都停留在推送信息的階段,對微信社交屬性的開發還在初級階段,人們使用微信除了日常的聯絡之外,集中體現在活動的組織和開展上,但是基於這個需求開發的產品,目前還是空白。」

徐磊告訴黑馬哥,「現在基本上我的活動安排都是來自於朋友發來的微信。這已經成為多數人組織活動或參與活動利用的最多的一個通訊工具,但是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問題。活動那麼多,記不記得清還是回事兒,就算能記得時間,但是詳細的地點和路線信息還是需要有個更為方便快捷的方式將這些細節統一起來。對於活動的發起人來講,除了要快速的找到要聯繫的人,聚會的地點、娛樂方式的選擇也是個大問題。聚吧這個產品就是這部分人的最佳選擇」,「在微信這個平台上聚吧的用戶能快速找到活動參與者,利用圖文消息功能、到時提醒功能、地圖導航功能以及未來可能還會有的活動方式投票功能,為活動參與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務。這樣的話,微信就不僅僅是一個通訊工具和簡單的遊戲端了。」

「其實目前看來,聚吧是給微信做了一個增值服務,增加了微信的實用性和功能性,但是未來我們的模式是要讓用戶在聚吧上構建一種『富媒體』關係,不僅構建waze等傳統地圖類APP的用戶位置圖譜,同時要通過打標籤的形式構建他們的社交圖譜、習慣圖譜,形成一個移動端的社區,用『四個對』的理念——將信息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通過對的方式傳達給對的人,為用戶提供精準化的服務。」

就黑馬哥使用微信的習慣來講,主動與公共賬號互動的慾望並不強烈,而且身邊的自身活動愛好者都說要約朋友參加活動,一個電話可能就OK了,搞這麼複雜幹嘛?

「眼看到了年底,親朋好友間的活動越來越多,人數上也是有多有少,聚吧在支持大型活動的舉辦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剛才提到的提醒、導航等功能都能很好的幫上活動組織方的忙。」

雖然這款產品目前的效益和贏利點沒有那麼明確,但是創始人徐磊對它可謂寄予了厚望。「對於微信來說,聚吧是一個非常新鮮好玩的工具,他有一個屬性就是,能夠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好的自我傳播性。一個人的使用能夠帶動幾個人,幾個人可能會帶動好幾倍的用戶,這個傳播就像一個個蜘蛛網一樣不斷地擴散,現在聚吧的關注數量每日能新增1000人了。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微信公共賬號的粉絲數一方面是線下渠道轉化而來的,另一部分是從微博等平台上轉化過來的,也就是說,這些粉絲是固有的,用戶數量的增長空間是有限的,而聚吧的前景就要廣闊的多。今天的自媒體就好比四五年前的博客,微信朋友圈就像早起的開心網,他的發展在創新的基礎上是有規律可循的。那麼,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我們發現微博更適合短期大範圍的新聞傳播,但是微信沉澱下來最後會是什麼樣子,還要不斷去探索。現在微信上有朋友圈,有遊戲,移動電商也在不斷探索當中。聚吧,可能是微信未來的一種產品形態,希望我們不會成為這個領域的『先烈』」。

黑馬哥認為,基於微信做產品是有很多便利之處,但是用戶的掌握在微信手裡,聚吧沒有確切的用戶數據,未來如果用戶不關注了,那該怎麼把客戶拉回來?

徐磊解釋說,「關於用戶流失的問題,其實在什麼平台上都會遇到,所以關鍵還是產品是否是用戶所需要的,微信的用戶流失相比而言反而可能是最低的,因為用戶幾乎都會裝微信,所以一旦關注就會長期可以達到。服務號對用戶的騷擾也幾乎沒有,只有當有有用信息出現時,才會提醒用戶。所以目前來看流失率非常低。

黑馬哥提到,如果用戶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是否會開發獨立的APP,徐磊並沒有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也許未來APP會作為聚吧的補充工具,分享圖片心得等內容,這個階段微信還是最好的選擇。」

拋開聚吧能否實現盈利這一點不說,徐磊的這個創業項目無疑是為微信這個IM工具打上了另一個標籤——移動社交活動平台。無論聚吧對於微信的意義有幾何,黑馬哥跟很多人的擔心有點一致,如果微信未來不跟你玩了,或者說他利用自己的平台自己開發產品了,聚吧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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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正式將埃博拉定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3604

埃博拉,

世界衛生組織周五正式宣布,西非埃博拉病毒是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將對其他國家造成風險,需采取協調性措施。

但同時世界衛生組織也表示,國際社會不應該因埃博拉病毒而停止與西非國家進行貿易或禁止到西非國家旅遊。

世界衛生組織在聲明中表示,埃博拉病毒是一種“不尋常事件”,考慮到其特點和毒性,還有可能進一步在國際蔓延,其後果可能會“特別嚴重”

目前全球感染和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已經有1711人,其中大部分位於西非。目前埃博拉病毒已經造成近1000人死亡。

美國、西班牙均有人感染病毒。另外,菲律賓、沙特等地也稱本國有疑似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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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央行行長:撥款公共事業 不如直接給窮人現金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4110

印度央行 rajan

印度央行行長Raghuram Rajan稱,因中間人和政客太腐敗,敦促政府直接把現金給窮人,而不是投入公共事業。

“現金給予窮人選擇在哪里買東西的權力,提供了國有壟斷企業之外的選擇,也給私營企業創造競爭。”

Rajan表示,因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的寡頭政治拖累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最大危害在於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該陷阱,並加強獨立民主,我們必須改善公共服務,特別是針對窮人的公共服務。

全球咨詢顧問機構麥肯錫今年稍早公布的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里,翻了五倍的政府補貼幫助總理莫迪縮窄印度預算赤字,也幫助Rajan對抗印度高通脹。但因管理和執行效率低下,僅一半的基礎服務公共支出發放到百姓手中。

瑞銀集團分析師Manik Narain表示,Rajan的建議若得以實施,將改善全球投資者對印度的印象。因每個著力於改革的政府,都將面對保護現狀的既得利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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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套公共自行車系統 連澳洲、巴西都來取經 YouBike神奇管理術 五千輛隨時待命

2014-08-25  TWM
 
 

 

YouBike騎進台北市民身邊兩年了,每一輛鮮橘色的自行車,每日都有十人以上騎乘過它,比倫敦、巴黎都要有效率,台北市民為什麼這麼捧場?除了車子好騎外,YouBike其實有一套大數據管理術,能順利完成五千輛車的移動魔法。

撰文‧鄧 寧

香港男歌手陳奕迅去年在台灣辦演唱會,沒人想到在正式登台開唱前,陳奕迅竟偷偷跑到台北小巨蛋外面,騎著YouBike繞了一圈,甚至沒讓歌迷發現,他自己透露:「每次看何韻詩(香港女歌手)臉書貼YouBike照片,都讓我很想騎,去年就向朋友借了悠遊卡,在小巨蛋外面騎一圈。」在香港正式建置公共自行車系統前,來台旅遊的香港朋友大概都會像陳奕迅一樣熱中體驗YouBike,而在台北市的成功經驗下,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市、彰化縣也都將陸續建置,彰化市在五月導入YouBike以來,平均周轉率甚至不輸台北,人氣之高也出乎營運團隊意料之外。

其實,台北並不是全世界第一個擁有公共自行車的城市,卻是市民騎乘最開心的城市,平均周轉率達十至十二次,使用意願高居世界第一,理由說來簡單,但實際要做到「註冊簡單、借車方便、價格親民」,可是一點也不容易,端賴軟硬整合的「大數據管理術」,YouBike團隊才能做到各國皆前來取經的高品質水準。

近兩年來,位在台北信義區的YouBike總部已成為外國貴賓來訪的固定據點,外交部六月邀請丹麥國會兩大黨黨魁來台參訪,雖然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已有公共自行車系統,但也免不了得聽聽台北的營運經驗,YouBike發言人劉麗珠笑說:「丹麥國會議員本來興趣缺缺,聽完我簡報後眼睛卻瞪得老大!還有一次,多倫多副市長甚至直接邀我們去加拿大做,其他像巴西、泰國、墨爾本,不管遠近都跑來取經。」

全球獨步

二十四小時客服專線

已融入台北市民生活中的YouBike,在北市全面布點其實還不到兩年時間,卻有全球獨步的二十四小時客服中心,每天平均要接聽五百通以上的客服電話。「一切都是從消費者角度出發,當初與市政府簽的合約中,其實沒有規畫客服中心,市民只能撥一九九九,當然很不方便啊!」於是從去年年初起,YouBike增設客服專線,客服人員也從四席逐漸增設至十六席,協助處理借還車異常與失物尋找。

對已習慣「二十四小時超商、書店、速食店」的台灣人來說,二十四小時客服中心似乎不是什麼偉大創舉,但國外的公共自行車營運商多半不願負擔大夜班成本,像澳洲墨爾本僅提供早上八時至午夜零時的服務,當地官員聽到YouBike不僅有二十四小時客服,還有三班制的全天候車輛調度,也只能搖搖頭承認辦不到。

「看到YouBike服務一流,確實有不少國家請捷安特去做公共自行車,但我們到現在都沒有這打算。」劉麗珠話說得決絕,原因是為了維護服務品質,「自行車是全球顯學,但要讓民眾有感很難,若當地營運商沒有辦法維持二十四小時的調度與服務,等於打壞YouBike的品牌。」有別於現在到處都希望YouBike前往設點的呼聲,在建置前期,YouBike曾面臨極大的找地障礙,交通局科長劉嘉祐指出,當初團隊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走訪台北市,會勘九十個地點,大部分民眾都抱持半信半疑的態度,所以第一階段只建置了三十個站點,換句話說,說服台北市民的成功率只有三成,「因為很多站點要用到原有的停車格空間,民眾會不太願意。」但上路近兩年來,會勘、選點變得愈來愈順利,大家搶著要YouBike「靠我這邊」,讓交通局需要花更多心力尋求各方共識;對此,劉麗珠透露一個小祕訣:「若你希望家附近有YouBike,先去說服里長吧!」

全天候車輛調度

十分鐘以內就能騎到車

騎過YouBike的人大概都遇過無車可借或是無位可還的情況,但十分鐘內一定會看到YouBike的調度人員出現,為空站補車或為爆滿的站拉車。

原來,YouBike調度小組人手一台平板電腦,二十四小時與行控中心連線,系統每分鐘會自動更新車輛資訊,並以藍色、橘色、綠色、紅色區分車輛水位,紅燈亮起代表該站車輛過多,調度小組就會即刻前往拉車;橘燈代表車輛過少,載滿YouBike的小貨車也會立即前往補車。

YouBike營運企畫專員王世俊過去在物流公司上班,去年才加入YouBike團隊,他說:「調度跟物流其實很像,背後都需要長期的數據跟資料分析,像台北一○一、公館這些熱門站點,在借車高峰前就得提前來補車,我們會抓緊每個站獨特的模式來調度。」舉例來說,市府捷運站旁的YouBike站點是台北市最大的站,車位高達一八○個,但每逢上班時間,車子半小時內就會被借空,調度小組就會在旁邊不斷地補車;而離市府不遠處的吳興公車總站,車位僅有三十二個,但因位於住宅區內,每天晚上會騎進去兩百輛車,調度小組每晚就得待命拉車,才不會讓住戶還得騎到較遠的站點還車。

「學區、住宅區、商業區都有不同的借、還車高峰期,我們的調度車一共有十二輛,每輛都鎖定區域巡迴,一輛車約負責十八個站點,全天候監控車輛水位,有時候我們來補車,還會有民眾鼓掌叫好哩!」王世俊笑說。

除了上下班時間,捷運打烊後也是YouBike的另一個騎乘高峰,目前YouBike車輛數約五千輛,到了凌晨一、兩點,還有將近四千輛在路上跑,連深夜時段也不放過的台北市民,讓YouBike每天都有五至六萬人次使用,換算平均周轉率約十至十二次,漂亮的數據就來自於調度人員不間斷地在站與站之間搬動車子。

分析車輛使用率

能測出人口流動狀態

若形容客服人員是耳朵,調度人員是手腳,那負責資料庫管理與軟體設計的微程式公司,就是YouBike的大腦。事實上,微程式成立近二十年,台北捷運、公車上的扣款設備,有七成都由微程式提供,握有關鍵的RFID(無線射頻辨識系統)通信技術,因而能接下YouBike這個大案子。

捷安特董事長劉金標曾說,YouBike要做就要做世界第一。衝著這句話,微程式總經理吳騰彥得為YouBike求新求變,「全世界的公共自行車都是一柱一車,但台灣是一柱兩車,一個腦子得控制兩個身體,我只好重新設計控制器。」從車體與車柱的控制器開始,微程式與YouBike一同展開新的商業模式,從後台的流量與使用率,團隊能得知人口流動狀態,進而分析下一個需要設置的站點,甚至因此改變悠遊卡的靠卡扣款時間,從三秒變八秒,更體貼人性需求。

說起這故事,吳騰彥不禁微笑,「一開始設計三秒內要靠卡,不然扣不到錢,但後台顯示交易失敗頻率很高,我們跑到現場觀察,才發現女孩子習慣將卡片放在包包裡,將卡片拿出平均需要八秒鐘,後來我們就改進系統啦!」台北的景色正逐漸改變,如洪水般的汽機車浪潮中,點綴著鮮橘色的自行車,許多人騎著它上班、運動、約會、回家,從「最後一哩路」到綠能環保,YouBike的最高層次,其實是提升城市價值,讓人與街道有更貼近的互動,真正實現樂活、慢活。

四色控管,

隨時補車

綠色 車輛剛剛好,安全

紅色 車輛過多

藍色 臨停區有足夠備車

橘色 快沒車了

YouBike太成功,

其他縣市都想學

2009╱03 推行公共自行車示範計畫。在信義計畫區內設置11站、500輛公共自行車2012╱08新一代YouBike啟動,開始在台北市建置站點2013╱08 YouBike突破100站,近3500輛車2014╱07台北市達166站、5350輛車;彰化市27站、675輛車;新北市、台中市、員林鎮建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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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這五年】公共安全,新疆要花多少錢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612

2013 年新疆公共財政預算收支情況(億元) (曾子穎/圖)

高度依賴中央轉移支付的新疆財政,如何面對“反恐維穩形勢最嚴峻的一年”?

2014年8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公安機關與墨玉縣3萬余名群眾齊心合力,成功圍捕了一個暴恐團夥。兩天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宣布,將拿出3億余元獎勵所有參與近期圍捕專項行動群眾及相關人員。

如此巨額的獎勵,一時令外界為之震動。8月5日,《新疆日報》刊發了對3位法學、社會學學者的采訪文章,解釋這種獎勵在反恐鬥爭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新疆財政廳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3億余元的獎勵資金,將由自治區財政來支付。除此外,也有其他南疆地區,在今年8月向財政廳申請增撥十幾億元的“反恐維穩經費”。

這對於新疆財政,意味著什麽?在新疆,每年反恐維穩的經費,財政要花掉多少錢?

“花一塊錢,中央要給六毛”

新疆財政對中央轉移支付有很高的依賴度;2013年,預算支出3067.1億元里,就有六成多來自轉移支付。

根據每年公布的新疆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可以看到:自2010年以來,新疆財政收入都保持著20%以上的年增長速度,2011年甚至增長了44%;至2013年,新疆全年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為1128.5億元。

與此同時,公共財政預算的支出增速,則一直低於收入增長。

可是,新疆財政花出去的錢還是遠遠高於收上來的。2013年,預算支出3067.1億元,超過收入多達1938.6億元。

新疆財政廳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2014年上半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顯示:今年上半年,其公共預算支出為1461.1億元,超過預算收入923.1億元。

超出的錢怎麽來?這就需要靠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

“原來我們有個概念,‘新疆花一塊錢,中央要給六毛’。2013年,我們財政的自給自足水平,大概在37%左右——這個比例,這幾年略有提高,但沒有超過40%,也就是說,花一塊錢,中央還是要給六毛多。”2014年8月12日,新疆財政廳副廳長張立德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

同時,簡單比較“全口徑財政收入”(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上劃中央的稅收),與“地方財政支出”(公共預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的數額,即便把所有從新疆本地收到的稅收留下,不上劃中央,也只能滿足支出的六至七成。

不過,在西北五省之中,新疆財政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度”並不是最高。2008年迄今,中央轉移支付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則在70%-80%之間。

另一個欠發達省份貴州則與新疆接近,2013年其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也達到了61.08%。

3000億元財政支出流向

在喀什地區本級財政里,每花100塊錢,就有接近13塊,用在了“公共安全”上。

一年三千多億元的財政支出,都流向了哪些領域?

從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看,包括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農林水事務、環境保護、住房保障等在內的“民生”領域,占據了最大的一塊。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的公共預算支出中,民生開支均保持在70%以上。最高的年份是2011年,達到了73.2%。

在民生開支之外,這幾年來,由於穩定局勢的變化,新疆“維穩經費”的開支,也頗為外界所關註。不過,在財政科目中,只有“公共安全支出”一項,並無“維穩經費”之說。

在新疆的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中,只能找到自2010年以來自治區本級財政中的兩個數字:“本級公共安全支出”及“公共安全對下轉移支付”。

2013年,自治區本級公共安全支出52.9億元,在自治區本級公共支出中的比例為6.54%。當年,自治區財政還對下(各市、州、地區)另外轉移支付了45.7億元的公共安全經費。加上本級的開支,兩項合計為98.6億元,同比增長了5.6%。

但98.6億元,只能反映本級財政的支出情況;並不是每年新疆財政“公共安全支出”的全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改委經濟研究院投資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付路解,曾在《2013年新疆財政形勢分析與2014年展望》一文中介紹:“2013年……前三季度地方財政支出2339.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4.3%。其中:公共安全支出131.76億元,同比增長15.3%。”

在反恐任務最艱巨的地區之一,地處南疆的喀什,其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報告也顯示,喀什地區本級財政里的“公共安全支出”增幅更大,2013年達到了30.43%;所占比重,也達到了12.72%。

換句話說,在喀什地區本級財政里,每花100塊錢,就有接近13塊,用在了“公共安全”上。

而在全國,根據財政部公布的“中央公共財政支出決算表”和“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決算表”,2013年,中央公共財政公共安全支出1934.34億元,占中央公共財政支出的2.82%;全國的公共安全支出,則是7786.78億元,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5.55%。

迅速增長的公共安全開支

以前申請經費是幾千萬地提,現在都按億算,甚至十幾個億在提需求,自治區也沒辦法滿足,怎麽辦?就申請中央來考慮了。

2014年以來,嚴重暴力恐怖事件頻發。今年的“公共安全開支”,又會是怎樣?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014年上半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顯示:在新疆1461.1億元的公共預算支出中,公共安全支出為93.9億元,同比增長了12.4%。

喀什等南疆地市州的情況,則暫時沒有公布。

北疆的阿勒泰地區,是一個傳統意義上非常安全、沒有暴力恐怖事件發生的地方,其地區統計局《2014年1-5月阿勒泰地區經濟運行簡析》也提到,在今年前5個月,該地區的公共安全支出了2億元,同比增長了34.4%。

新疆財政廳副廳長張立德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今年新疆公共安全支出的較快增長,“非常正常”。

他介紹,新疆財政廳在跟各地,尤其是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蘇溝通這個問題時,得到的反饋是,今年各地在維護穩定、圍捕暴恐分子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氣,尤其是自5月23日新疆啟動“嚴打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以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方面的開支,包括工作經費、裝備經費,以及對參戰人員、有功群眾的獎勵等等。

張立德和他的同事、財政廳法制稅政處處長崔洪波等受訪者,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陳,僅僅是“公共安全支出”一項,並不能全面反映在反恐維穩方面的開支情況,“各地各部門這一塊的‘開口’太多,比如各單位自行購買的安全裝備,增加值班人員、值班時間等等,可能都沒有納入‘公共安全支出’的科目中去計算”。

“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總計開支會有多少,我沒有統計過,只是感覺會比往年增長至少10%-20%;而且增幅肯定超過公共預算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張立德稱,他希望等到今年8月的預算執行完之後,再好好地統計一下。

這位副廳長還介紹,自治區政府在8月初,宣布將拿出3億余元獎勵和田所有參與近期圍捕專項行動群眾及相關人員後,“其他地市州也來人了,請我們增撥經費。以前申請經費是幾千萬地提,現在都按億算,幾個億,甚至十幾個億在提需求,但自治區沒辦法滿足,怎麽辦?就申請中央來考慮了——我們也在不停地向中央反映。當然,這事財政部正在研究考慮中,看是用什麽方式,是專項經費,還是增加轉移支付。這需要走一些程序。”

至於眼下,“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在絞盡腦汁儲積財力(以支持反恐維穩工作)。”張立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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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日債投資者或獲全額償付背後:公共債務剛兌難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132

一家國有“壞賬銀行”同意對中國首單公司債違約提供救助,剛性兌付並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樣被實質性打破。

周二晚間,*ST 超日披露破產重組方案,方案顯示,

1,職工債權、稅款債權以及 20 萬元及以下的普通債權將全額受償,有財產擔保債權按照擔保物評估價值優先受償;普通債權超過 20 萬元部分按照 20%的比例受償。

2,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和上海久陽投資管理中心承諾為“11 超日債”提供連帶責任擔保,擔保額分別為不超過 7.88 億元和 0.92 億元。

這意味著,如重整方案通過,每張11 超日債 111.64 元的本息將全額受償。

上海Yaozhi資產管理公司的總裁Wang Ming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現在沒有任何關於長城資產從此項擔保中獲利的消息,這看上去就像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而主導的動作。

今年3月超日債違約的時候,分析師一度認為這是中國公司債市場的一個里程碑,意味著政府開始允許違約的出現,而造成市場扭曲的剛性兌付最終被打破,投資者將慎重考慮資產風險,進而改善資產配置。

但是當前救助的舉措可能會重新點燃債券投資者對高收益債券肆無忌憚的追逐熱情。

而事件之所以出現轉機,招商證券固定收益分析師孫彬彬熱認為,長城資產和久陽投資是對公司債提供擔保,而非其他債務。這是公共債務與私人債務之間的一個區別,剛性兌付通常存在在公共債務中。

目前中國90%以上公司債券在銀行間市場進行交易,而11超日債屬於交易所債券,在深交所進行交易,散戶可以進行投資。

海通證券在報告中也提到,11 超日債意外獲得追加擔保,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屬於公共債務。跟過去一樣,由於擔心債務風險擴散和社會穩定,小額公共債務往往獲得優待。

超日事件表明公共債務剛性兌付短期內仍難破除,但 14 年以來信用事件頻發,信托、私募債、中小集合債、短融等無一幸免,維持剛兌的壓力將越來越大,信用風險仍需防範。(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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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崑山一做四十年 當上SGS百年首位華人總裁 從公共工程至食安 讓全民安心的印記

2014-10-13 TWM
 
 

 

在食安爆不停的年代,小吃攤、大賣場,甚至食品廠商澄清記者會上,都會貼著印有SGS的檢驗報告。SGS戳章不僅見證了台灣的經濟繁榮,也凸顯了民眾的生活恐懼。

撰文‧許瓊文

食安問題幾乎是一年一爆!餿水油事件重創台灣食品業,其中關鍵生產商強冠,打著GMP認證以及ISO 22000的合格招牌,獲得許多大廠及糕餅業者信賴,其中ISO認證就是SGS(台灣檢驗科技)發出的。

SGS總裁楊崑山無奈說:「我們去年十二月對強冠做了年度稽核,卻在今年發生這樣嚴重的餿水油事件,第一時間,我們主動撤照,因為這已經不符合ISO 22000食品安全系統的標準了。」

台灣因食安問題暴紅

發了認證,卻不保證食品安全?楊崑山解釋:「ISO 22000是食品生產流程認證及品管制度認證,一年到廠稽查一次,大部分都是文件審核,因為配方涉及機密,檢查內容不包括分析食品成分,很難完全防堵不肖業者添加,要靠廠商誠信。」每次食安爆發問題時,SGS幾乎成為檢驗的代名詞,廠商也視SGS檢驗報告書為門神,各大廠、通路甚至是小吃攤,都貼著SGS證明。台灣從美食王國變成﹁食安亡國﹂,楊崑山苦笑說:「在全球一千六百多個辦事處中,台灣SGS知名度真的是暴紅!」SGS是楊崑山第一份工作,一做四十年,他更是SGS百年來第一位華人總裁。

來自台南的楊崑山,海洋大學輪機系畢業後,曾到美國實習半年跑船,回台灣退役後,一九七五年楊崑山在報紙廣告上看到瑞士商遠東公證(SGS其中一個註冊名稱)應徵海事檢驗員,楊崑山笑說:「我看到公證,還以為是幫人家公證結婚的公司。」當時中鋼才剛成立,國內沒有鐵礦砂檢驗專家,楊崑山受命協助中鋼成立鐵礦砂檢驗流程、標準。楊崑山記得第一艘從澳洲運鐵礦砂來台灣的「惠利輪」,為了檢驗流程一路忙到晚上十點多才回家,而隔天是他的結婚典禮,第三天就返回工作崗位。「在南部當檢驗員的日子,每天都是早上六點鐘出門,小孩睡著才回家,小孩大概五、六年都很少看到我。」帶著拚勁投入,讓楊崑山從小小的海事檢驗員,一路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在職場上攀升。尤其是貿易出口鼎盛的一九九○年代。當時SGS總公司與印尼、菲律賓兩國政府簽約,例如機械工業、紡織原料等出口到東南亞的貨物都必須經由SGS檢驗,甚至還要幫海關執行核稅、核價,SGS副總陳東明回憶,「幾乎廠商會主動找上門,不用跑業務。」但九二年,楊崑山發現台灣SGS承攬的國外政府合約業務量,慢慢地減少。楊崑山當時還只是台灣區副總,他寫了一封建言書給當時的比利時籍總裁夏寧海。「我信上寫,SGS不能只靠政府合約,它不能成為長期發展的項目,我建議要發展ISO認證、成立材料實驗室等。」搶單優勢:速度快、設備新楊崑山主動帶領業務,親自拜訪當時最大的民營鋼鐵公司「東和鋼鐵」,「他們原本找金屬工業發展中心,或是大學實驗室,可能價格比較低,但速度慢,儀器設備也不是最新、最精準。」在企業考量時間就是金錢的衡量下,SGS靠著速度快與設備新,搶下不少「工業服務」的訂單,與消費品並列營收兩大貢獻,各占三成以上。

楊崑山驕傲地說:「因為成立材料實驗室,近二十年來,在台灣的重大工程,包括國道三號、台灣高鐵、北高兩地的捷運、一○一大樓等,我們都成功拿到檢驗訂單。」靠著在台灣精準的判斷,○二年楊崑山接下東亞區營運長一職後,負責日本、韓國及菲律賓等市場,但卻也踢到鐵板。

當初看準智慧型手機崛起,他在日本投入手機檢測實驗室,「後來日本手機外銷不多,國內法規也沒有驗證的需求,只好做裁減。」這讓SGS日本損失了約三億元新台幣的投資。「總公司也可以接受,至少我提五次有四次是準的。」楊崑山認為「也不算完全失敗,取得日本經驗,成為未來風險分析。」身為第一位華人總裁,楊崑山不斷找尋折衝點,「外商常常因為天高皇帝遠,全部從報表上看數字,但是我還要到現場看。」他堅持走動式管理。例如同仁在材料實驗室裡清洗準備送檢的建材用沙石,「兩小時,他盯著水柱沖沙石,難道不能用機器做嗎?」楊崑山告訴這位同仁,「給你五十萬元,開發出自動化流程,省掉一個人力,可以做更多事情。」在做人方面,楊崑山非常重感情。同為海洋大學畢業的校友,現任海洋大學校長張清風是楊崑山的學弟,「他有南部人重情誼特質,不斷提攜後進,在母系成立SGS講座。」

投注五億設備檢驗食品

食安問題爆不停,也讓SGS 這幾年意外在台灣找到新的市場。楊崑山回憶, ○八年中國出現毒奶粉事件時,「我們不知道會掀起這麼大的風暴,當時政府規定,所有的食品原料必須送政府認證實驗室檢驗,符合標準才能生產。」後來又發生塑化劑事件,不只企業送件,民眾、小吃店也排隊等候檢驗,SGS食品部門幾乎全天候運轉,「原本一周交的報告變成兩周,還有廠商通宵等候說﹃老闆交代,報告拿不到,不要回去了!﹄」楊崑山乾脆自己坐鎮食品部門,﹁他每天都到半夜三點才回家!﹂SGS執行副總裁竹正高說。

這也讓楊崑山嗅出了台灣的食安檢驗商機。將原本兩個實驗室「食品衛生」以及「食品安全」實驗室合併,前後投資超過五億元的經費增購儀器,光是食品部門從原本五十人不到的團隊,增加到兩百人。

四十年前,楊崑山進入SGS時只有三百名員工,如今超過二七○○人,六○年代他們見證了貿易出口的榮景,七○年代也參與重大工程興建,九○年代高科技產業導向,SGS也跟著成立電子通訊實驗室,一路隨著台灣產業腳步成長。

蓋上SGS的戳章,代表了台灣產品的品質保證。這幾年來,讓他們大發利市的,卻是層出不窮的黑心食安風暴。SGS來台一甲子,也算是台灣人生活的另一種印記。

楊崑山

出生:1949年

現職:SGS台灣檢驗科技東亞區營運長暨台灣區總裁經歷:SGS東亞區營運長、SGS台灣區總經理、SGS海事檢驗員學歷: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中山大學EMBA 百年企業SGS 無所不驗瑞士通用驗證集團SGS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是專門提供檢驗、鑑定、測試及認證的全球企業。成立於1878年,全球超過8萬名員工,分布1萬5000處辦公室和實驗室。去年營收約5.83億瑞士法郎(折合新台幣約1892億元),也被《富比世》評為全球第1010大企業。SGS與法國的必維國際(Bureau Veritas)及英國的全國公證(Intertek)被認為全球前三大檢驗認證集團;若以市場、營收規模而言,SGS是全球最大。

SGS在台灣成立於1952年,初期提供台灣國際貿易流程中扮演檢驗角色,近年食品安全議題上,SGS成為檢驗的第一品牌;檢驗涵蓋消費品檢測、工業、國際驗證、環境、生命科學、自然資源、公共事業等範疇。

看懂SGS報告

六大魔鬼細節

1. 日期要最新:報告日期與現在時間點愈接近,參考性愈高;此外,也要注意產品的保存期限,與報告日期是否相符。

2. 頁碼要完整:透過頁碼可以判斷這是不是一份完整報告,例如一項產品有好幾種測項,完整報告共有四頁,有些廠商可能只挑合格的部分提供。

3. 法規列標準:檢驗結果最好附上法規標準值,消費者應要求廠商主動揭露,除非該測項沒有法規標準。

4. 副本要戳章:SGS會提供廠商一份正本、兩份副本,副本上會蓋上SGS原戳章,才不會被竄改。

5. 批號要完整:報告中最好一定要提供製造日期與批號,產品資訊愈完整,可信度愈高。

6. 樣本要照片:報告最後SGS都會附上檢測樣本的照片,消費者應該要求廠商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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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VS公共利益中國“鐵總”為錢所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837

2014年8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考察鐵路總公司時強調,要放寬資本準入,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鐵路建設。圖為山東日照鐵路。 (東方IC/圖)

成立一年半的中國鐵路總公司繼承了鐵道部的巨額債務,又始終沒有找到更市場化的投融資方式,在日漸加大的鐵路投資計劃之下,包袱越來越重,新成立的鐵路發展基金或許只是解決今明兩年投資高峰的權宜之計。

在快要揭不開鍋之際,中國鐵路總公司(以下簡稱鐵總)終於盼來了一種紓困工具。

2014年9月25日,中國鐵路發展基金正式設立。基金采用公司型基金形式,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興業銀行作為投資人和優先股股東,鐵總是基金的主發起人。

鐵路發展基金是中央和鐵總為鐵路建設新安排的一種融資方式,目的就是為負債累累的鐵總進一步修建鐵路提供金融支持。

根據7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鐵路發展基金管理辦法》,鐵路發展基金存續期15-20年,投資人根據約定優先獲得穩定合理的投資回報,不再參與剩余利潤的分配。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認為,以“穩定合理回報”為條件的鐵路發展基金,實質上是一種以基金為名的長期借款,而不是專項信托資金或私募股權基金。

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鐵股份公司副總工程師王夢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鐵路發展基金與銀行貸款“就是一碼事”,只不過鐵總希望通過更長的貸款期限把利息率壓低一點,“不降低(利息率)的銀行不讓進來”。

今年1-8月份,鐵路運輸業完成投資3355億元,距離全年目標8000億尚未過半。王夢恕認為今年肯定完不成目標,“現在整個都沒錢”,為此他近期在媒體上呼籲“有錢人投資鐵路”。

大瑞鐵路縮影

2014年9月底,76歲的王夢恕陪同原鐵道部副部長、鐵總副總經理盧春房前往雲南,去會商如何為一條當地在建鐵路紓困。

這條全長約330公里的大(理)瑞(麗)鐵路連接雲南大理和中緬邊境城市瑞麗,誌在重續抗日戰爭時期因故停建的“滇緬鐵路”之夢。6年前,它高調動工,當時預計總工期為4年半。

但到今天,它其中的一段——長約133公里的大理至保山段,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而另一段施工難度更大的保山至瑞麗段(芒瑞段),雖被列入鐵總2014年計劃開工建設項目,至今仍未動工。

眼下,大瑞鐵路很可能還要再延期6年,原因就是“缺錢”。

王夢恕介紹,在建的大保段32億元資金缺口還沒解決,資金已經緊張到由施工單位墊錢。為了保證施工任務,中鐵某局一個月提1000萬元維持現場,“一個隧道要墊三四個億,實在沒錢再墊了。”

在施工現場,王夢恕了解到,施工單位一個季度發一次工資,一名現場工程師一個月也就5000塊收入。而施工單位墊付的工程款來自銀行貸款,年利率高達10%,“所以施工方也不敢貸了,貸了就沒利潤了。錢再不落實,(施工單位)就要撤了。”

工期由於缺錢越拖越長,而時間一長工程成本又成倍增長。2005年時,大瑞鐵路估算投資為100億元。到2014年9月4日,國家發改委同意了對大瑞鐵路建設內容及總投資進行調整,調整後工期為7年,項目投資257億元,為估算的2.5倍。

10月3日回到北京的王夢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到目前為止大瑞鐵路的資金缺口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

大瑞鐵路是目前全國鐵路建設資金短缺的一個縮影。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鐵路系統人士均承認,現在鐵路新線建設,特別是高鐵建設資金缺口很大。

“很多高鐵項目同時上馬,資金都短缺,前些年國家層面可以動員銀行給鐵路貸款,這兩年讓鐵路增加自籌比例,到處都缺錢。”一位西安鐵路系統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不想再多貸款了

長期以來,鐵路建設投資在中國是國家行為,其資金來源基本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籌資,加上發行債券和銀行貸款構成,其中銀行貸款占大頭。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為“穩增長”開始加大鐵路投資,2009年中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從2008年的4168億增至7045億元,再攀升至2010年的8427億元。2011年“7·23事故”後鐵路固定資產投資跌入5906億元的低谷,之後再次回升。2012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6310億元,2013年完成6638億元。

2013年鐵總成立前,鐵道部作為政府部門,貫徹國家意誌時無需考慮還債壓力。由於有國家信用作擔保,國有銀行也願意向鐵道部貸款。兩廂情願的“預算軟約束”下,鐵道部形成了2.66萬億的龐大債務。

但2013年3月鐵道部撤銷,鐵總成立,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銀行仍然願意給鐵總貸款,一位工商銀行總行人士說,“鐵總背後仍是國家信用,換件衣服而已。”但鐵總不願貸款了,原因是債務負擔太重導致其虧損。

鐵道部2.66萬億元債務在鐵總成立時,並未明確誰來還、如何還。一年半以後,鐵總身背的債務又增加了三分之一,審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底,鐵總稅後利潤為-53.56億元,公司背負各類債務3.43萬億元,資產負債率超過64%,而十年前這一數字是38.7%。

十八大以前,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規劃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江宇曾參與一個課題,測算出鐵路的年度利息高達1000多億,經營收入才4000億-5000億,利息占比占了四分之一,“這是不得了的支出,很可怕。”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此背景下,如果將自身定位為一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鐵總不應該再向銀行貸款新修鐵路,尤其是對中西部地區那些短期內沒有盈利前景的線路。

而中央政府則要追求公共利益。按照規劃安排,“十二五”期間中西部國家鐵路建設投資1.85萬億元、投產新線2.3萬公里,占全國比重分別為72%、77%。

鐵總作為一家央企,其成立時的經營範圍集鐵路運營者與建設者於一身。鐵總身上經濟效益與公共利益的角色沖突由此而生。

“做企業的想法不一樣了,鐵總現在壓力很大,不想再多貸款增加利息支出了。”王夢恕說,“它覺得現有10萬公里運營賺的錢拿來還債就可以了,所以對新建項目,你不給錢它就不幹了,特別中西部地區不願建。如果不修建新線,鐵總的日子還是可以過的。”他介紹,目前東部高鐵線路的收入流穩定,國家財政每年補貼鐵路的公益性成本每年也有三四百億。

西安鐵路系統人士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不修新線,鐵路運營的現金流還是比較充裕的,“修新線的話,鐵總內部會對客流量、多少年能收回投資進行項目評估,要承受得起(成本),要看到經濟效益。”

“國家的錢不好拿”

但中央政府對鐵路建設的熱情不減反增。從年初開始,鐵總安排的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從6300億元先後調增三次,從7000億元增至7200億,4月份又增至8000億元。開工項目數由44項增至64項,新線投產7000公里。

“這都是國家要提(指標)的。”一位鐵路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央政府的投資沖動源自一方面“鐵公基”建設能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我國東西部鐵路建設不均衡的確非常嚴重,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進入高鐵動車時代,而中西部地區的客運、貨運運力都嚴重不足。

但鐵路建設的錢由誰出,是一個問題。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拿不出錢來。王夢恕介紹,幹線鐵路投資中,沿途省市的地方財政只需要承擔土地費即可,但現在這也成問題。各省市連出土地費都做不到,很多項目開了,土地手續還沒辦完,施工單位進不去,很尷尬。”

張江宇解釋,地方政府不投錢給鐵路,是因為鐵路大一統的建設運營模式,地方政府不是建設主體,投資回報也不清楚,“地方政府相對於鐵總處於弱勢地位,從建設、清算到運營都很難介入,只能參與車站收費建設等一些小的合作,約占總投資5%-10%的比例。”

中央財政雖然有錢,並沒有多少分羹給鐵路。以大瑞鐵路為例,國家發改委最新批複的方案里,項目投資來源為中央投資20%、雲南省政府投資15%、利用銀行貸款2.2億元。換句話說,整個項目64%資金(約164億元)要通過鐵路發展基金募集社會資金等方式來解決。

“現在國家的錢不好拿。”王夢恕介紹,鐵路建設中勘探和實際不一致的情況很多,一些新建鐵路線路因為斷層破碎帶等地質條件而必須更改設計、增加工程預算,卻遲遲得不到批準,“指揮部也認可,但到上面就不認可,我們準備寫個內參給中央反映一下情況。”

一些專家開始提出,鐵路建設的錢應該由國家來出,鐵總應該只負責鐵路的維修和運營。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所長董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家該管的沒管交給企業去幹,是政府缺位,你把鐵路建設放在企業,那企業是從企業效益出發還是國家公益需要出發?”

投融資改革任重道遠

中央層面的思路則是,希望鐵路建設更多引入社會資金。8月22日,李克強總理考察鐵總時強調,“推進鐵路建設不能再靠國家‘單打獨鬥’,要放寬資本準入,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鐵路建設。”

2013年8月,國務院下發的《國務院關於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鐵路建設的意見》規定,要全面開放鐵路建設市場,對新建鐵路實行分類投資建設。向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放開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資源開發型鐵路和支線鐵路的所有權、經營權,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鐵路。

但債臺高築的鐵老大引入民營資本的努力已有經年,卻鮮有成功案例。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鐵路系統人士和專家均不看好民資進入鐵路。“資本都是逐利的,鐵路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低,你進來之後,錢管不了,運力配置、市場營銷也管不了,等於又沒回報又沒有安全性,誰願意投?”西安鐵路人士說。

王夢恕認為,比較現實的是在省級以下短途鐵路項目中引入民資,“幹線鐵路一條鐵路幾千億投資額,民營資本量太小,不願來。短途鐵路投資幾十億元就夠了,省市領導他們也認識,可以談條件。”

鐵路發展基金成立後,宏源證券一份研究報告稱,鐵路發展基金只是解決今明兩年投資高峰的權宜之計,優先股意味著鐵總未來將增加新的財務負擔,“鐵路投融資改革任重道遠。”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榮朝和認為,鐵路有其內在的運轉和投融資規律,鐵路的發展應該從超常規“跨越式發展”轉入常規理性的發展。他對南方周末說,“過度偏離市場的人為幹預一定要受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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