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膠造假調查（續）：美國人吃的蜂膠也是假的

遏止詐騙玩假的？台灣刑罰比日、韓都輕制度檢視》三大方向，政府非做不可

2015-05-02 TWM

肯亞案引發「詐欺輕判」的討論，當各界聚焦提高刑度與法院量刑之際，攸關定罪與量刑的第一線蒐證工作，卻因法規及台灣外交處境受到極大限制。要反制台灣詐「遍」全球、成為國際間不受歡迎國家，政府還有哪幾件事必須立即行動？

台灣的詐騙集團，從台灣騙到國際，詐遍全球的惡名昭彰，重創台灣國際形象，在肯亞涉嫌詐欺的台灣人遭中國強勢擄人，傳出是因為中國不滿台灣總是輕判詐欺犯之後，台灣對這類國際詐欺犯的量刑是否過輕，導致犯罪猖獗，引發討論。

日本祭重罰！

20年徒刑、賠償逾一億日圓單就刑責來看，相較於中國、韓國最高可判無期徒刑，或是日本與德國最高十年有期徒刑，台灣詐欺罪最高刑期五年、電信詐欺最重本刑七年，相對較輕。

以日本為例，二○一○年三月，東京地方法院曾重判詐騙集團首腦戶田雅樹二十年徒刑。戶田和他的手下在○六到○七年間，佯裝被害者家人，用電話或郵件對被害人謊稱：「我出車禍了，如果被公司知道會被開除，所以先給我修車的錢」、或「我用公司電腦做自己的事，結果中毒了」，共向三十九人騙了一．四六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四千三百萬元）。

法官認定這是大規模而且連續性的組織犯罪，且部分被害者因受害被家人指責，而導致家庭失和，也有人因此不再相信別人，影響甚鉅；而且這種匯款等詐騙案頻傳，已形成社會問題，為防止這類犯罪，須嚴厲處罰。因此依「詐欺罪」和「違反組織犯罪處罰法」等，判處二十年徒刑，並且要支付約一．一二億日圓賠償。

回頭看台灣對詐欺犯的處置，肯亞案發生幾天後，在馬來西亞犯下電信詐欺案的二十名台灣嫌犯，在中方同意下遣送回台，卻未循「人卷合一」的慣例，只移交人、未給卷證，導致台嫌下機後，在欠缺罪證的情況下，台灣檢警只能放人，陷入中國設下「縱放嫌犯」的圈套，給了中國大作文章的空間，台灣更是輿論譁然。

「台嫌遣陸」的爭議，早在一○年就曾上演，當時，菲律賓抓到二十四名跨國電信詐騙嫌犯，隔年，其中十四名台灣人被菲律賓遣送中國，引發極大爭議。

經兩岸協商，後續由中國完成偵訊，隔年將資料和十四名台嫌送回台灣審判。然而，判刑最重的犯嫌甚至是三十九罪（犯案三十九起，一罪一罰）合計，但由於每一罪刑期都不超過六個月，可易科罰金。

台灣多輕判！

易科罰金「連包機都不夠」一一年六月也是一樣，檢警在與中國、柬埔寨、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聯手掃蕩詐騙集團，查獲台籍成員四百多人，台灣首度包下班機，先後押返在柬埔寨、印尼共兩百餘人，宛如台灣版的「空中監獄」。返台後，檢察官共聲押一六七人，創國內單一案件羈押人數最多紀錄。

然而，這批詐騙集團成員，經台中地院審理後，只判其中三名嫌犯十個月到一年半刑期，易科罰金僅兩萬到六萬元不等，警察大學前教授葉毓蘭直言，「連包機的錢都不夠。」來自各合作國家的壓力，加上台灣民眾對詐騙深惡痛絕，促成法務部修法，一四年立法院通過《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加重詐欺罪」，就「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集團性詐欺犯罪」與「利用電腦網路等傳播工具犯罪」三種形態，訂定獨立處罰，最高可處七年。

近日，肯亞案後，行政院院長張善政也指示法務部研議修正《刑法》，加重詐欺罪刑責。

但是，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直指，「加重刑度也沒用，除非能抓到主謀。」他解釋，詐欺罪並不算輕，量刑較輕的原因在於能抓到的都是前端車手，只負責詐騙過程中很小的動作，「雖然用《刑法》三十一條，以正犯論，但法官不可能判很重，因為真的不是主謀。」除了提高刑度的修法方向，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則打算提案刪除《刑法》第七條「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之限制。按現狀，台灣人在國外犯罪後遣送回台，只有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能依《刑法》追訴。洪慈庸提案修正為「除非犯罪地法律不罰者，我國國民在海外犯罪，我國皆可主張管轄權。」民進黨立委李俊俋擬提案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將詐術、強暴、脅迫及恐嚇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的組織，列為「組織犯罪」，主謀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

提高刑罰，應是目前可考量的方向，或也可參考日本的作法，同時對組織犯罪，加重一．五倍的求刑，更可收遏止之效。

當各界關注修正刑責相關法條，警方偵辦時常被其他法規掣肘，以致蒐證不易。刑事局偵七大隊長黃建榮就感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是查緝電信流的一大難題，「詐騙集團轉換機房的速度很快，因為《通保法》的關係，我們要送公文才能抓電信來源，每每跑完申請程序，機房卻早已轉移。」他呼籲：「要打擊詐騙犯罪，警方調查的權限是否能再大一點？」

搜證大不易

修法、協商並進才能打擊犯罪台中市刑大警員黃信修也感慨，台灣電信業者承租「第二類電信」（未架設實體線路固網或無線基地台，而是向第一類電信業者承租固網或無線基地台，來經營電話或網路業務）採登記許可制，無須審核，常淪為不法集團的詐騙工具，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該健全相關法規。

此外，「證據勾稽」才是定罪關鍵，目前詐欺案受害者主要在中國，黃信修說，「台灣舉證要求相對嚴謹，若沒有被害人筆錄，就沒辦法證明騙多少人、騙多久，頂多判一罪，若有五份筆錄，依據『一罪一罰』，會完全不一樣。

」如何協商中國配合，提供被害人筆錄，也是政府應努力的方向。

中、台聯手在第三國設置機房，向兩岸人民進行電信詐騙，誰來追訴與審判，是國際法、管轄權，更是外交與政治問題。具查緝實務的警界人士認為，台灣應加速與他國簽訂「司法互助協定」，如此一來，台灣在國際進行查緝逮捕電信詐騙過程，才能委託他國司法機關協助訊問，以及文書送達或證物之移交，乃至於協助搜索、扣押等才能順利進行。

此外，台灣若重返國際刑警組織，可符合國際聯手打擊跨境犯罪的共同利益，三月中旬，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已正式簽署，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的會員國，可在第一時間查詢全球刑警通訊系統，掌握重要情資。」黃文志指出，該系統提供罪犯情資、線上指紋與DNA比對，我國目前無權使用，形同被排除在國際打擊犯罪網絡之外。「台灣須從東京方面取得二手情報，不夠即時。」黃文志的遺憾，也凸顯中國阻撓台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的荒謬。

人多、好騙又同樣說華語的中國，已是兩岸詐騙集團橫行的重災區，要如何止災，同時考驗台灣新政府與中國方面的智慧。

撰文 / 陳柏樺、陳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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