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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三》開放 ── 在全球與在地之間尋求新平衡 美國豬 襲台即將全面啟動 民粹台灣的危機與轉機

男人之間的秘密 人在中環

瑞士：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香港」？

作為中國與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區，中國與瑞士將互相打開大部分大門，瑞士也很可能成為中國與歐盟之間的「跳板」。

FTA，正在成為全球新一輪貿易規則主導權爭奪戰的焦點所在。

3年9輪談判之後，中國與歐洲大陸國家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FTA）終於基本落定。

2013年5月2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瑞士，與瑞士聯邦主席毛雷爾一起簽署了結束這場談判的諒解備忘錄。這意味著談判結束，待雙方就談判內容走完各自國內程序之後，很快將正式簽署協議。

「這是近年中國對外達成的水平最高、最為全面的自貿協定之一。」商務部部長助理、中國代表團團長俞建華在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發布會上給出了高度評價。

原因是，中瑞FTA協定的零關稅比例很高：瑞方將對中方99.7%的出口在協定生效後立即實施零關稅，沒有任何過渡期；中方將對瑞方84.2%的出口最終實施零關稅，其中67%將在協定生效之日立即實施，另外17%在5至15年內達到零關稅水平。如果加上部分降稅的產品，瑞士參與降稅的產品比例是99.99%，中方是96.5%，均高於一般自貿協定的降稅水平。

中國現在正在與29個國家和地區建設16個自貿區，除了中瑞自貿區外，已經簽署並實施的有10個，正在商建的還有5個。而瑞士的獨特意義，在於它是歐洲大陸和世界經濟20強中首個與中國達成自貿協定的國家。

中瑞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事實上，瑞士曾是西方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也是第一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歐洲大陸國家。現在，通過這個自由貿易協定，它被寄望成為中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的「香港」。

中瑞「表」情

瑞士鐘錶雖然也將降稅，但並不在零關稅的名單之內。

大多數中國人最為關注的瑞士鐘錶，雖然也將降稅，但並不在零關稅的名單之內。

中方除了對84.2%的進口量實施零關稅外，還承諾對12.3%的進口量10年取消60%的關稅。儘管中瑞達成協議的內容並沒有公佈，但官方人員透露，協議只對部分鐘表作了逐年減稅的安排——從協議生效之日起開始降稅，第一年降18%，每年大概降5%，10年共降低60%。

對瑞士著名的鐘錶業來說，中國人是至為重要的客戶：瑞士鐘錶聯合會的官方數據顯示，近兩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排在瑞士表銷售排行榜的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則是香港，這意味著中國人正是真正意義上最大的買家。

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便漸漸成為瑞士鐘錶的主要市場，連續多年一直穩定快速增長。在歐洲深陷經濟危機的2011年，中國大陸市場銷售增長接近20%，一枝獨秀。

但2012年，中國大陸的銷售額卻罕見地與上年持平，幾乎沒有增長。2013年以來則每個月連續下跌，到3月份已經同比下跌三成。可以想見，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反腐行動和要求「厲行節約」，無疑會影響瑞士鐘錶業的好日子。

不過，日益富裕的中國消費者，依然是瑞士鐘錶的堅強支撐——2013年5月初剛剛結束的瑞士巴塞爾鐘錶展依然云集了數千中國進口商和中國媒體。在這個全球最重要的鐘錶珠寶博覽會上，人們發現，萬元以內價位的表，依然深受中國人的熱捧，並未受到多少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按照這個自由貿易協定設定的時間表，每年降低關稅稅率，也很可能並不會帶來瑞士鐘錶價格的大幅下降。

這是因為，關稅本來就只佔鐘錶價格的15%左右，而增值稅等其他稅費所佔的比例則更高。加入自貿區只能使前者部分下降，對後者卻無能為力。

況且，業內人士普遍預計，即使稅費大幅降低，瑞士人也很可能調整銷售價格。因為沒有人會放過在中國市場上賺更多錢的機會，中國人增長多年而難以消散的消費熱情，將是瑞士鐘錶價格最有力的支撐。

另一個「香港」？

瑞士很可能成為中國與歐盟之間的一塊「跳板」，其在轉口貿易曲線上的作用類似香港，只是它的通道比香港更為集中與明確。

中瑞之間達成這份協議，恰恰正是在中國與歐盟貿易陷入爭端的敏感時刻——歐盟正在發起針對中國光伏產品和無線通信設備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在近年來，這樣的貿易摩擦屢屢發生。

有趣的是，雖然瑞士在歐洲地處連接南北與東西的戰略要道，為穿越阿爾卑斯山脈的必經之地，但它並非歐盟成員國。

自古以來，中立一直是瑞士這個聯邦小國的守身之道和生財之道。作為一個歐洲內陸小國，瑞士國土面積不到4.2萬平方公里，人口也不過720多萬，但早在近200年前，瑞士就宣佈永久中立，甚至連聯合國都不願意加入——1986年瑞士一度全民公投反對加入聯合國，直到2002年經過再次公投才同意加入。

一個多世紀以來，這種中立國的地位讓瑞士在綿延歐洲的多次戰爭中倖免於難，而且極大促進了經濟發展。瑞士始終超然於種種國際衝突之外，並天然具有為一些重大國際談判和國際糾紛進行斡旋的身份與空間，包括聯合國在內的許多國際機構都在這裡設有辦公場所。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瑞設立自由貿易區的一個潛台詞，很可能是希望通過瑞士這道獨特的橋樑，來緩和中國與歐盟之間的經貿關係。

因為歐盟與瑞士之間的經貿關係非常密切——歐盟是瑞士最大的經濟夥伴，瑞士是歐盟第二大經濟夥伴；而瑞士與中國的關係，也同樣非常密切——中國是瑞士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瑞士是中國在歐洲的第七大貿易夥伴和第六大外資來源國。

不過，在歐洲，更多的人則擔心，瑞士很可能會成為一個中國產品進入歐盟的跳板。類似的報導，時常能見諸當地媒體。

近年來，歐盟並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對來自中國的許多商品一直限制嚴格，除了在紡織品等商品上實行配額制，對光伏等商品也時常提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貿易摩擦日趨激烈。但是WTO規則對原產地並無非常嚴格的規定，在現有的框架下，中國產品通過瑞士的特殊地理優勢，不難繞過各種貿易壁壘，更為順暢地進入歐盟。

如果這一可能真的成為現實，則意味著瑞士實際上成為了中國與歐盟之間的一塊「跳板」，其在轉口貿易曲線上的作用類似香港，只是它的通道比香港更為集中與明確。

值得一提的是，對香港來說，這自然不是個好消息。當中國內地與歐洲之間的通道被瑞士打通，無論是瑞士產品進入中國內地，還是中國內地產品出口歐洲，恐怕都將不再那麼需要香港了。

FTA之戰

在更積極地締結FTA時，中國也必須學會如何適應或者努力參與制定新的遊戲規則。

「相比經濟問題，自由貿易協定（FTA）對於大國來說，更多還是出於戰略考量。」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評價。

的確，整個世界眼下正瀰漫著FTA的硝煙。其中最熱鬧的，當屬美國主導的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以及美歐最近正式啟動的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談判。

TPP原本只是文萊、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4國2005年簽署的無名自由貿易協議，當美國2009年加入後，演變成美國牽頭，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秘魯、越南、日本等國加盟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TPP也因此被認為是奧巴馬政府在外交和經濟領域推動的最重要的戰略框架，被稱為「美國重返亞洲」。

不過，TPP這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的頭銜，也許很快就將被TTIP所代替。

TTIP主要是美歐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這一想法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但一直被擱置。2013年以來，美國和歐盟對於TTIP談判的熱情正在升溫。歐盟委員會3月12日宣佈，日前已經通過了TTIP談判授權草案。

對中國來說，這是在外交與經濟舞台上必須適應的新場景。

在此之前，WTO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貿易協定框架。但因為WTO實行的是一票否決制，一百多個成員只要有一個投反對票，任何事就很難進行下去，導致WTO目前陷入僵局。多哈回合談判多年而始終淤滯，已經顯示這種舊的貿易機制難以支撐。

「中國要學會使用FTA，不管是多邊，還是雙邊FTA，都要學會靈活使用。」商務部外資司研究員馬宇告訴南方週末。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正在越來越頻繁與靈活地使用這一方式。

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在第六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籤署，東盟「10+1」成為中國第一個自貿區，並於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啟動。

到現在，中國正與五大洲的29個國家和地區建設16個自貿區。除了中瑞之外，已經簽署並實施的10個自貿協定，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自貿協定，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以及與台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而正在商建的還有5個，分別是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挪威、冰島、韓國自貿區。同時，中國已經完成了與印度的區域貿易安排聯合研究、日韓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

「目前中國在亞洲參與了多個多邊貿易機制，如東盟10+1、東盟10+3等，多個國家因此擔心中國在亞洲的經貿合作機制中將起主導作用。」安邦諮詢公司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正是這種擔心，導致世界開始了新的一輪對貿易規則主導權的新爭奪。

大多數自貿區協議主要限於降低商品關稅，促進服務貿易，很少涉及勞工和環境保護。但TPP與TTIP不僅將規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關稅，還將涵蓋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衛生檢疫、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爭端解決，以及有關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規定等，標準之高和覆蓋領域之廣遠超一般自貿區協議，旨在制定新的貿易標準和規則。

正因為這樣，TPP與TTIP被評價為「新一代更高級別的FTA」。

這也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在更積極地締結FTA時，中國也必須學會如何適應或者努力參與制定新的遊戲規則。

對沖基金之間的「量化戰爭」

福特平衡術 在長安與江鈴之間的利益權衡

　　2012年之前，在江鈴、長安、福特三方利益的博弈中，福特向長安傾斜。然而，隨著2012年7月接手長安的重汽資產，2012年8月出售江鈴五十鈴75%的股權，2013年3月江鈴五十鈴合資經營期限到期，2013年上半年產能30萬輛的小藍基地投產，一系列亦步亦趨的連環事件，使得福特增持事件的來龍去脈、背後邏輯愈來愈清晰。

　　《新財富》分析顯示，福特啟動江鈴計劃，是大概率事件，在長安福特和江鈴汽車的分工上，福特將沿襲美系傳統，向長安福特導入轎車和緊湊型SUV乘用車，而對江鈴汽車的支持體現在商用車和中大型SUV。

　　本刊主筆 文芳/文

　　2013年4月16日，江鈴汽車（000550，200550）發佈公告，2013年1月21日至4月15日，福特汽車（F.NYSE）增持其1300.2396萬股B股，佔比1.506%，加之以前持有的2.589642億股B股，即30%，福特共持有江鈴汽車2.71966596億股B股，持股比例為31.506%。一紙公告的背後，福特的真實意圖是什麼？是無心插柳的財務投資，還是意在控股的圖謀，或是在長安福特之後強勢打造另一個平台的前奏？

　　隨著2012年7月接手長安重汽，2012年8月出售江鈴五十鈴75%股權，2013年3月江鈴五十鈴合資經營期限到期，2013年上半年產能30萬輛的小藍基地投產，一系列亦步亦趨的事件，使得福特增持事件的來龍去脈、背後邏輯愈來愈清晰。

　　江鈴汽車緣何「受冷落」？

　　福特早在1995年便與江鈴汽車合作，直至今日僅導入一款全順輕客；而與長安汽車的合作始於2001年，其合資公司長安福特2003年投產，至2013年5月，已向長安導入福克斯、蒙迪歐、嘉年華、翼虎、翼博等數款轎車和SUV車型。在對待兩家合資公司的態度和支持力度上，福特的厚此薄彼昭然若揭。為何福特棄江鈴而取長安作為優先發展的對象？

　　江鈴汽車集團甘於喪失控制權

　　在江鈴汽車發展的幾個重要關口，如1995年引入福特作為戰略投資者，以及2004年引入長安汽車，都體現了江鈴汽車集團為獲取江鈴汽車的發展，甘願放棄對江鈴汽車的實際控制權。

　　引入長安前：福特改造江鈴汽車，注入福特基因

　　1998年福特增持江鈴汽車至29.96%後，至2004年引入長安前，雖然從股權結構來看，持股41.03%的江鈴汽車集團居於控股地位，然而從董事會的構成來看，福特汽車與江鈴汽車集團擁有同樣的投票權。

　　以1998年為分水嶺。此前，江鈴汽車董事會成員是江鈴5票，福特3票，上汽1票，董事會為江鈴汽車集團控制；此後，其董事會成員是江鈴集團5票，福特5票，上汽1票，福特與江鈴汽車集團的投票權相同。至2003年，董事會增加3名獨立董事，成員減少到9人，但福特和江鈴汽車集團的投票權仍然相同，各為3票，二者對董事會的控制力度旗鼓相當（表1）。

　　雖然1997-2004年，江鈴汽車的總裁均由江鈴集團方面的人員擔任，但從決策意志上說，福特成為江鈴汽車的實際控制人。從福特與江鈴牽手後的第三年開始，即1998年，福特對江鈴汽車進行改造，注入福特基因。這些改造包括：建立4S營銷體系；應收賬款管理政策保守化（加大回收力度，對超過兩年賬齡的應收款全額計提壞賬準備）；進行「大瘦身」（總資產從1998年的48億元下降到2002年的不到36億元，有息負債從27億減少到3億元，應收款從4.1億減少到0.7億元），2002年恢復現金分紅，每年分紅佔上年淨利潤的30%-40%，近年穩定在40%（表2）；提升盈利能力，淨利潤率從2000年的1.96%提升至2010年的10.86%；引進福特技術；2006年1月採用更保守的固定資產折舊準則；研發成本做費用化處理，而非計入無形資產。

　　引入長安後：埋下「福特優先發展長安」伏筆

　　2004年10月28日，長安汽車和江鈴集團簽署《關於設立江西江鈴控股的出資協議書》，各自出資50%。2004年12月6日，長安汽車、江鈴集團簽署《增資認購協議》：長安汽車以現金4.5億元，江鈴集團以其持有的3.54176億股和部分負債合計淨值4.5億元，分別對江鈴控股進行增資（圖1）。增資完成後，江鈴控股註冊資本達到10億元。作價的依據為：2004年6月30日江鈴汽車淨資產值10.9232億元加上江鈴汽車2004年7-11月淨利潤1.05億元的41.03%為定價基礎，總作價11.3532億元，加上負債6.8532億元，增資額為4.5億元。

　　雖然江鈴控股和福特汽車的持股結構未發生改變，但實質控制權是否悄然變化了呢？福特決策的傾向性會否變化？

　　從江鈴汽車的大股東江鈴控股的董事會構成來看。增資完成後，江鈴控股董事會有9名成員，長安汽車提名5名（尹家緒、趙魯川、王重生、朱華榮、崔云江），江鈴集團提名4名（王錫高、盧永芳、羅軍、朱毅），董事長由長安汽車提名，江鈴控股的重大經營、財務和投資決策由全體董事半數以上同意有效。從董事會構成上講，按照收購報告書的原話，「長安汽車對江鈴控股處於控制地位」。

　　江鈴控股的控股結構

　　打破「江鈴與長安」的利益天平

　　2004年江鈴控股收購江鈴汽車後，同時改組江鈴汽車的董事會。江鈴控股擬提名的董事名單包括王錫高、尹家緒、基斯·A·戴維，福特擬提名的董事名單則包括程美瑋、陳元清和霍華德·威爾什。兩方提名的董事數量相同，來自福特的董事佔了4名。2005年江鈴汽車集團的投票權僅為11.11%，而福特的投票權高達44.44%（表1）。可見，福特仍然為江鈴汽車的實際控制方。2010至2012年，福特均擁有最多的投票權。2005年1月，來自福特的陳遠清出任江鈴汽車的總裁，負責公司日常營運。2005年後，江鈴汽車的總裁均由來自福特的人員擔任。

　　但是，董事會的構成和利益偏向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於江鈴汽車與江鈴控股的董事會構成、最終控制人及所代表的利益存在矛盾—江鈴汽車由福特控制，江鈴控股由長安汽車控制；而江鈴汽車與江鈴控股又是「父子」關係，福特和長安汽車則各持有長安福特50%股權，顯然在決策和兩家在華平台的發展先後上，福特很容易偏向長安汽車。

　　借力長安發展乘用車，江鈴汽車算盤落空

　　引入長安汽車更可能是福特的安排，因為福特同時是長安福特50%股份的持有人，而江鈴汽車的初衷可能是其籌謀很久的乘用車計劃，而這也正對應了福特對江鈴汽車乘用車計劃的不作為：其乘用車導向長安福特，江鈴汽車可借力長安汽車發展乘用車。

　　對於江鈴汽車來說，獲得長安汽車的資金不失為好的選擇。據江鈴汽車創始人孫敏的回憶錄，「企業要想通過聯合兼併做強做大，根本出路還在於資本運作」；「即便是後來我離開江鈴，長安集團進入，實現了跨省聯合，也再次證明了這一命題。長安集團要投現金，江鈴為何要反對呢？只不過把控制權利交給了別人，但稅收還在江西。最終也許江鈴會更多地依附於長安集團，也許會併入長安集團，這都是可能的事情」。

　　或許江鈴汽車最理想的路徑為：福特向長安汽車導入乘用車，而長安汽車也同時向江鈴汽車導入乘用車。而正是由於長安汽車對江鈴控股的實質控制關係，長安汽車的乘用車導入並不得力。2007和2008年，長安分別向江鈴各注入一款轎車風華（老嘉年華改款型）和MPV風尚，此後至今再未注入任何一款新車型，也就沒有給江鈴帶來實質的變化。長安汽車認為，江鈴的轎車銷售能力值得商榷；而江鈴汽車則認為，長安汽車對其資源輸出不利，是造成江鈴控股轎車業務「夭折」的關鍵因素之一。而在2003年合資公司長安福特成立後，長安汽車便得到福特的大力支持，2004年新車銷售4.3萬輛，2007年銷量增長至21.71萬輛，2009年這一數字刷新為23.0726萬輛，到2012年，更是一舉突破40萬輛，至41.85萬輛（表4）。

　　江鈴汽車乘用車計劃的早夭和長安福特銷量的狂飆突進，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其實也與福特的不作為一脈相承：乘用車向長安汽車傾斜，對江鈴汽車的支持主要在商用車。而更為重要的是，多年來福特對江鈴汽車的支持並未有實質性的突破，2010年全順銷量為5.2358萬輛，到2012年也僅增長至5.7177萬輛（表5）。

　　其實，江鈴汽車的乘用車計劃落空，並非偶然。從江鈴汽車集團安於分紅，甘於喪失實際控制權那一刻，結局便已注定。江鈴汽車的起與落，在很大程度上，由福特的扶持力度決定。

　　扶持長安汽車的關鍵資本運作：拆分長安福特馬自達

　　2001年4月25日，福特與長安汽車成立長安福特，雙方各擁有50%的股份。2003年1月18日，首款「福特嘉年華」下線；2004年2月，2004款全新福特蒙迪歐亮相；2005年9月，長安福特福克斯三廂上市；2006年8月，福克斯兩廂乘勢推出。2006年3月，馬自達參股，股權重組後更名為長安福特馬自達。三方持股比例為長安汽車50%，福特35%，馬自達15%。

　　隨著福特在長安汽車的發力，銷量的劇增，讓福特嘗到甜頭，然而2006年達成的長安、福特、馬自達的三角關係愈發顯得不合時宜，福特並沒有動力持續向長安福特馬自達導入新車型。福特持有長安福特馬自達35%的股權，卻對合資公司有絕大部分的貢獻，股權上的不對等，令福特萌生解體三角股權關係的想法。2008年，長安福特馬自達的銷量首次同比下降，從2007年的21.71萬輛下降至2008年的20.4334萬輛。而此時，即2008年底，福特對馬自達的持股比例從33.4%下降至13%，逐步從馬自達的控制中退出。

　　2009年，這一矛盾更為戲劇化。2009年3月5日，長安福特馬自達的南京工廠發生一線生產職工罷工事件，造成該廠數日不能正常生產，導致BZ 及I4兩種供應馬自達2、福特蒙迪歐 、福特新嘉年華的發動機不能正常供應，嚴重影響福特新嘉年華按計劃上市銷售。

　　如果長安福特馬自達的三角股權關係解體，長安福特和長安馬自達各需一塊汽車整車生產資質。另一塊生產資質從何而來？

　　三角關係的破冰發生在2009年。恰在此時，中航集團與兵裝集團領頭對長安汽車進行業務重組。根據2009年中航集團與兵裝集團的重組方案，中航工業以其持有的昌河汽車、哈飛汽車、東安動力、昌河鈴木、東安三菱的股權，劃撥兵裝集團旗下的中國長安汽車集團；兵裝集團將旗下中國長安汽車集團23%的股權劃撥中航工業。兩集團重組成立新的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兵裝集團持股77%、中航工業持股23%，以23%的長安集團股份置換5家汽車公司（圖2）。

　　中航工業置換的昌河汽車，擁有整車生產資質。於是第一套方案浮出水面：將昌河汽車的生產資質轉移給長安馬自達。然而昌河頗有微詞，此次分拆方案以昌河罷工事件而告終。

　　長安汽車集團旗下有生產資質的不只昌河汽車一家，還有其在北京、南京、河北等地的分公司。所以在轉移昌河汽車的生產資質失敗後，長安勢必會轉向其分公司，推動其分拆計劃。

　　昌河罷工事件，凸顯汽車生產資質對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長安決定在南京尋找生產資質，而這正好與南京市政府的意圖相契合。根據南京「十二五規劃綱要」，汽車將作為當地重點支柱產業，南京將力爭使其汽車產業銷售收入在2015年達到2000億元，形成200萬輛的整車生產能力。

　　在第二輪方案中，長安汽車最終將待轉移的生產資質鎖定在南京長安。南京長安由重慶長安在2003年收購南京金蛙集團後成立，保留有整車生產資質。

　　踢掉馬自達後的長安福特，銷量再次發力，2012年在長安的福特品牌銷量勁增至41.85萬輛。2012年在中國本土的乘用車銷量排名中，福特福克斯以29.64萬輛奪冠（表3）。

　　2013年福特為何增持？

　　如果說2004年引入長安汽車，是江鈴汽車的分水嶺，那麼2013年的福特增持事件，或許是江鈴汽車的另一個分水嶺。

　　為了配合福特「1515」戰略的實施，長安福特加足馬力，而隨著江鈴汽車產能30萬輛的小藍基地投產，江鈴汽車也贏得了用武之地。然而，在江鈴汽車大張旗鼓地投產之前，存在著障礙：福特汽車對江鈴汽車的控制和利益的不匹配。福特增持的原因可能在於打破這種格局，但破局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三方勾兌或默許的結果。

　　2004年協議的優先購買權：福特最多持股38.506%

　　控股結構的可能變化，來自於2004年底的協議。福特與江鈴控股2004年12月簽署的「關於江鈴汽車股權購買安排的備忘錄」：在滿足相關中國法律和《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及保持江鈴汽車的控股結構不發生變更的前提下，江鈴控股同意授予福特「收購被收購公司股權的優先購買權」。根據該優先購買權，福特可以依其自行決定在江鈴控股收購江鈴汽車完成後3年或以後的任何時間受讓江鈴控股持有的江鈴汽車不多於7%的股份，但是如果在福特行使該項優先購買權之前，江鈴控股未能收購上海汽車工業總公司持有的3.01%法人股，江鈴控股向福特轉讓江鈴汽車的股權應為5.5%。

　　那麼，受讓最多7%的股份是否包括在二級市場增持呢？根據江鈴汽車2005年9月20日公告的福特增持0.04%的收購報告書中，「如福特有進一步增持江鈴汽車的意圖，包括但不限於優先購買權的安排」。也就是說，福特可以在二級市場增持之外，還能最多受讓江鈴控股7%的股份。

　　2013年4月15日前，福特在二級市場上增持B股1.506%，細微的股權變化就顯得非常微妙了。

　　首先來看福特此次增持前的可能股權變化。如，江鈴控股收購上汽的3.01%，江鈴控股的持股比例為37.04%（41.03%+3.01%-7%），福特為37%（30%+7%）；如果江鈴控股未收購上汽的3.01%，則江鈴控股持股為35.53%（41.03%-5.5%），而福特為35.5%（30%+5.5%）。無論江鈴控股是否收購上汽的持股，均保證了江鈴控股對江鈴汽車的控股權。

　　然而在福特增持1.506%之後，江鈴控股41.03%，福特31.506%，可能的股權結構就發生了質的變化了。如果江鈴控股收購上汽3.01%，江鈴持股為37.04%（41.03%+3.01%-7%），福特為38.506%（31.506%+7%）；如果江鈴控股未能收購上汽3.01%，則江鈴控股持股比例為35.53%（ 41.03%-5.5%），福特為37.006%（31.506%+5.5%）。兩種情況下，福特都成了江鈴汽車的控制人。

　　但是，福特成為江鈴汽車的控股股東，還存在著高壓線。2004年的備忘錄還規定，「滿足相關中國法律和《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及保持江鈴汽車的控股結構不發生變更的前提下」，福特才有優先購買權。如果福特完成受讓，江鈴汽車的控股結構將發生變化。

　　福特股權變動的五種可能

　　然而，近期內福特進一步增持江鈴汽車的可能性較小。一方面是因為公告明確規定在首次增持日2013年1月21日起12個月內，通過二級市場增持江鈴汽車的股份最多只2%，包括之前的1.506%，在2014年1月20日以前，福特增持江鈴汽車的股份不會超過0.494%。

　　另一方面，江鈴汽車目前尚處於投入期。平安證券的調研顯示，江鈴汽車正在研發的項目有N330（自主開發的下一代SUV產品）、N800項目（自主開發的下一代卡車產品）、J08產品項目（從福特引進的一款SUV產品）、J09產品項目（從福特引進的新一代全順產品）、J10產品項目（在現有皮卡平台上開發的一款升級皮卡）、J11（N350馭勝SUV的升級產品）、J12（拓展海外市場的右舵產品）、J16（短期重卡產品）等多款整車和JX4D24、JX493和E802、福特2.2升改2.0升、J15（自主開發的直噴汽油機）、J18（自主開發的汽油機）等多個發動機研發項目，投資總額6.7億元。屬於福特品牌的項目僅U375一款，且這些產品將陸續在2014-2015年投產上市，方才能逐漸產生經濟效益。沒有從中嘗到甜頭的福特，很難拿出真金白銀來兌現2004年協議的優先購買權。

　　如果在福特加速在華擴張的背景下，福特支持江鈴汽車力度加強的邏輯成立，考慮到福特增持1.506%股份的敏感性，以及福特對江鈴汽車的持股比例和付出的不對等，未來可能出現五種情況。第一，福特與江鈴汽車和長安汽車三方勾兌，福特變身大股東。第二，福特搶奪大股東地位。這不可能，因為如果沒有受讓江鈴控股7%的股權，福特不可能成為大股東。第三，福特進一步增持或受讓股份，但是保證江鈴控股的大股東地位。第四，福特與江鈴集團形成雙控股，但是長安汽車退出。第五，江鈴控股的控股地位不改變，長安汽車也不退出，但是長安汽車退出對江鈴控股的控股地位。

　　由於2004年協議優先購買權的基礎是保證江鈴控股的控股地位，第一種情形的可能性並不是特別大；更大的可能是保證江鈴控股的大股東地位，同時削弱長安汽車的話語權，而福特的持股比例進一步提升，最多與江鈴控股形成雙控股局面。無論最終是何種結局，都意味著未來福特還將進一步有股權方面的動作，動搖目前「福特、江鈴汽車集團和長安汽車」的三方關係。

　　當年在長安、福特、馬自達之間的三角股權關係，在江鈴汽車身上也存在著。然而，解決方案卻未必相同，長安、福特、馬自達三方關係最終以馬自達出局告終，而長安和福特的簡單合作，卻給長安福特帶來了更大的提升。從三者之間的股權關係可見一斑：福特持有馬自達的股份，馬自達、長安汽車和福特三方持有的長安福特馬自達，相當於是長安汽車和福特共同持有，實際上只有兩方關係；在江鈴集團、長安汽車和福特的三方關係中，不可能踢開江鈴汽車集團，而長安汽車並非由福特控制，而是兵裝集團旗下的平台，是否能踢開長安汽車，並不是福特說了算。

　　最終解決方案的前提或許是：江鈴汽車與長安福特的產品線不相競爭。長安汽車維護了自身利益，江鈴汽車獲得更多福特支持，福特也借江鈴汽車平台拓展更多中國份額。

　　福特在江鈴汽車的路徑演進 2012年的兩筆大宗交易透漏玄機

　　2012年，江鈴汽車進行了兩筆大宗交易。第一，2012年7月16日，董事會批准以不超過2.7億元收購兵裝集團和長安汽車集團持有的太原重汽全部股權。2012年12月31日，已向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預付股權轉讓款0.81億元，2013年1月8日完成工商登記，並於1月支付完餘款1.89億元。

　　第二，2012年8月6日，董事會批准向江鈴汽車集團出讓江鈴五十鈴75%股權。以2013年2月28日審計報告中江鈴五十鈴淨資產4.25億元的75%作價，江鈴汽車集團已支付3.185億元股權轉讓款。

　　買進長安重汽：或意在進一步調整兩個平台的產品結構

　　對於買入的重汽資產，業界頗有微詞：第一，重卡行業產能過剩，這部分資產盈利能力有限，實際上是買進了長安汽車集團甩來的包袱；第二，對價過高。

　　但更大的可能則跟長安汽車集團和江鈴汽車的業務重組有關。長安汽車退出重汽，產品線涵蓋轎車、中小型SUV和微客；而江鈴汽車形成覆蓋重卡、輕卡、皮卡、輕客等全線商用產品和中大型SUV。

　　出售江鈴五十鈴75%股權：理順集團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業務框架

　　江鈴五十鈴於1993年1月成立，由江鈴汽車、五十鈴和伊藤忠共同組建，三方持股比例為75%、12.5%和12.5%。2013年3月，為期20年的合資經營期限到期。在與五十鈴的合作方式上，江鈴汽車作出了改變：中方合作主體由上市公司江鈴汽車變身為母公司江鈴汽車集團。

　　對於此舉，我們進行兩條推斷。第一，通過江鈴汽車集團重新激活與五十鈴的合作，這一條已成為現實。有業內人士表示，江鈴汽車集團接手後，會與日本五十鈴公司合作生產皮卡等產品。該項目建設達產後，產能將達30萬台，形成年產10萬輛五十鈴品牌和江鈴集團自主品牌的皮卡、運動型乘用車，以及22萬台發動機的生產能力。

　　2013年4月18日，國家發改委公佈信息，核准了江鈴汽車集團和日本五十鈴汽車株式會社調整股東股權的申請，將江鈴五十鈴汽車有限公司重組為雙方各佔50%的合資公司—江西五十鈴汽車有限公司。國家發改委核准的內容還包括，在江鈴五十鈴汽車有限公司更名和調整股東後，其遷址至南昌新建縣望城，建設新的汽車整車項目，同時，雙方通過股權併購方式，將江西沃爾福發動機有限公司重組為雙方各佔50%的合資公司—江西五十鈴發動機有限公司，在沃爾福公司現有廠區內建設配套發動機項目。

　　而另一條推斷是：江鈴五十鈴75%的股權出售後，與五十鈴的合作放在母公司江鈴汽車集團層面，而對福特品牌的運作則主要放在上市公司層面。

　　值得說明的是，江鈴汽車出售的江鈴五十鈴75%股份，僅是五十鈴的殼與品牌，所有經營性資產仍保留在江鈴汽車名下。江鈴五十鈴，相當於江鈴汽車的總裝廠，無銷售，盈利能力低，主要生產N系列輕卡，T系列皮卡、輕型，也包括馭勝SUV。2012年其收入92.36億元，淨利潤9163萬元，淨利潤率僅0.9921%。

　　根據2012年江鈴汽車的年報披露，「公司董事會於 2012 年 8 月 6 日批准，在本公司完成受讓除稅收權利義務外江鈴五十鈴的全部經營資產及所有債權債務並且江鈴五十鈴分配完畢其全部累積未分配利潤後，以本公司與江鈴汽車集團公司共同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就江鈴五十鈴全部淨資產出具的正式審計報告標明的淨資產值的 75%作為對價，向江鈴汽車集團公司轉讓本公司所持有的江鈴五十鈴75%的股權。截至本報告披露日，本公司已完成受讓除稅收權利義務外江鈴五十鈴的全部經營資產及所有債權債務，且根據本公司與江鈴汽車集團公司共同聘請的一家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基準日為 2013 年 2 月 28 日的審計報告，江鈴五十鈴於該日的淨資產為424665557 元，以該淨資產值的 75%為對價，江鈴汽車集團公司已向本公司支付了 318499168 元股權轉讓款。該股權轉讓的相關政府審批和工商變更登記正在辦理中」。

　　也就是說，江鈴汽車受讓了江鈴五十鈴的全部經營資產和所有債權債務，並且江鈴五十鈴分配完所有累計未分配利潤。

　　這一動作也與2012年4月開始的引入福特SUV相契合。原來在江鈴五十鈴生產的車型是冠以江鈴品牌，而引入的福特SUV將懸福特logo。

　　福特雙平台佈局：或沿襲美式傳統

　　目前，福特在華合作夥伴有長安福特和江鈴汽車，福特向長安主要導入乘用車，向江鈴汽車僅導入了一款輕客（表4）。在揣測江鈴汽車的未來前景以及與福特的關係時，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是，福特在華的乘用車平台不可能同時啟用長安汽車和江鈴汽車，理由是競業競爭，這種觀點似乎站不住腳。

　　中國的乘用車市場充分競爭，就算江鈴汽車和長安汽車不發生競爭，長安汽車也會面臨通用、大眾、豐田及國產品牌的強力競爭和份額蠶食。

　　那麼從實證的角度，江鈴汽車能否分享到福特的乘用車？不妨先參考福特競爭對手的在華佈局。除了通用，大眾、豐田、本田等採取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在華擁有雙平台廠家，不僅向其在華合作夥伴導入乘用車，且在細分市場也沒有「你大型我小型」的涇渭分明，每個合作夥伴都涵蓋小型車、緊湊型車、中大型車等。

　　先看通用汽車。通用汽車在華的兩個平台：上海通用和一汽通用，產品差異化經營。通用向上汽導入乘用車（包括SUV），而向一汽導入商用車（包括皮卡，介於轎車和商用車之間），涇渭分明，不越雷池（表5）。

　　相較之下，大眾、本田、豐田等車廠雖也採取了雙平台戰略，但在向二者導入車型上卻未如通用這般涇渭分明。比如，一汽大眾有全新捷達、全新寶來、速騰、高爾夫、邁騰、GTI、CC、一汽奧迪等車型；而上海大眾有小型車（polo、cross polo、polo GIT）、緊湊型（新桑塔納、桑塔納vista）、中型車（新帕薩特、新lavida、Gran lavida）、MPV（途安）、SUV（途觀），斯柯達（昊銳、明銳、昕銳、晶銳）等車型。大眾的雙平台戰略不像通用汽車那般分明，一汽大眾和上海大眾均以乘用車為主。

　　再看本田。廣汽本田的在售車型包括歌詩圖、雅閣、奧德賽、飛度、混合動力飛度和CR-Z。東風本田則主要出售思鉑睿、insight混合動力進口車、艾力紳、CR-V、思域、混合動力思域、思銘等車型。本田的雙平台所導入的車型，界限也非如此明晰。豐田在華兩家合作夥伴—一汽豐田和廣汽豐田也同樣是以乘用車為主，在車型上有競爭關係。

　　從過去數年福特在兩大平台上的運作以及戰略規划來看，福特或沿襲美系傳統：向長安福特導入轎車和中小型SUV，向江鈴汽車導入商用車和中大型SUV。

　　另外，從長安福特的產能規劃和福特的中國戰略來看，至2015年，長安福特的年產能將超過120萬輛。而2012年4月出台的「1515」計劃提及，福特在華產能規劃達120萬輛，此處120萬產能應指長安福特的乘用車產能。而江鈴汽車新增的30萬產能，不在福特的轎車計劃之列。

　　向江鈴汽車導入SUV：符合福特和江鈴汽車的雙方意志

　　「向江鈴汽車導入商用車和中大型SUV」的猜測，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現實？

　　矛盾的言論背後

　　江鈴汽車董事長王錫高曾在2012年的天津汽車論壇上明確表示，「江鈴不會放棄轎車市場，沒有轎車就是個不完整的汽車企業」，並且「轎車項目已經在規劃當中，江鈴控股不排斥對外合作，但一定要做自主品牌，這一點是堅定不移的」。長安福特總裁馬瑞麟指出：「福特在中國的戰略佈局中，是要讓長安福特專注於發展以轎車為主的乘用車，福特不會在江鈴控股中投放轎車產品來與長安福特形成衝突。」而江鈴汽車的總裁陳遠清則表示，「江鈴在研發SUV車型，未來還將導入幾款福特全新車型。但江鈴仍堅持對產品和細分市場的穩打穩紮，目前仍沒有做轎車的計劃」。

　　在發展轎車上，雙方意圖並不一致。多方利益博弈之後，雙方在SUV這種乘用車上找到了共識，這可以從年報管理層討論和2012年第一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的表述中，找到相關證據，福特方面與江鈴汽車的確達成了共識：引入SUV。

　　2012年年報中管理層討論的發展戰略：陸續推出新型輕卡、皮卡及輕客加強在現有細分市場的份額，加大力度拓展SUV市場，通過併購（買進長安的重卡）進入重卡領域（表6）。收入目標是2013年實現200億元。2012年第一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顯示，在2010年-2015年規劃中，為了拓寬產品譜系，公司計劃開發新型SUV產品。鑑於江鈴汽車曾在2005年開發出寶威SUV，2010年馭勝SUV上市，這兩款SUV不是很成功。2010年開始的五年規劃中的SUV，應是指這兩款之外的產品。

　　多款SUV開發進行中

　　江鈴汽車開發SUV早在2005年便已開始，2005年開發的寶威並不成功，月銷售根本上不了量級，不久便停產。2010年使用福特技術的馭勝上市，然而這款SUV也沒有給江鈴汽車帶來多少驚喜，既無性價比優勢，也無通暢的銷售渠道，最終讓江鈴汽車與過去數年中國汽車市場SUV的狂飆突進無緣。

　　2012年4月，江鈴汽車首次披露將引入福特SUV產品。2012年4月11日董事會決議公告顯示，董事會批准U375項目前期費用2.22億元。U375是公司擬從福特汽車公司引進的一款SUV產品，而項目前期費用主要用於相關的工程開發費用和購置模夾具。

　　2012年12月，江鈴汽車發佈公告稱，審議批准了公司與福特汽車公司和福特環球技術公司之間的《J08整車技術許可合同》，以及與福特汽車公司之間的《J08整車項目工程服務協議》。據公告顯示，J08是公司擬從福特汽車公司引進的一款SUV產品。

　　J08項目所涉的車型正是2012年4月公告中的U375。至於代號為U375的國產車型是哪一款？猜測紛呈。福特旗下擁有從緊湊到大型全尺寸的SUV全線產品（表7），銳思已經在進口銷售，U375肯定不是這款車。據推測，Flex和Expedition兩款SUV均屬於大型或全尺寸SUV（與大眾途銳、奧迪Q7級別相近），因此國產化的可能性為零；尺寸中等能夠乘坐5-7人的探路者被江鈴汽車引入國產的可能性最大。

　　然而，江鈴汽車銷售總公司副總經理陸彥瑞曾對外稱，即將在江鈴汽車投產的並非探路者。也有內部人士稱，這款大型SUV將是福特一款全新研發的車型，而不是在產車型。

　　無論是何種車型，從福特引入或開發全新的SUV都在實實在在地進行中。2013年4月8日，江鈴發佈公告稱，決定向J08項目追加前期費用2400萬美元（約合1.66億元）。追加後，該項目前期費用總額達6000萬美元（約合3.88億元）。福特推出的這款全新SUV車型，由南京福特汽車研究院與福特澳大利全球亞同步研發，定位於中大型SUV，並懸掛福特logo，新車最早將於2015年5月左右下線，預售價約45萬元起。

　　除了這款U375的SUV，江鈴汽車在開發的SUV還包括J11項目（馭勝SUV的升級產品）和N330項目，這是江鈴汽車自主開發的SUV。

　　SUV需重建銷售渠道

　　如果在江鈴平台引入SUV，則必須重建銷售渠道和供應鏈。目前江鈴汽車的SUV和皮卡共用銷售渠道，然而這兩種車型的消費群體並沒有交叉。目前政策並不利於皮卡的發展，如有些城市道路不讓皮卡通行，皮卡的過橋過路費比越野車更高，這導致目前中國皮卡的銷量受限，遠遠沒有美國市場「一戶三車」（一輛轎車、一輛SUV和一輛皮卡）的繁榮。政策受限決定了個人和家庭消費者很少購買皮卡，皮卡的買方主要為電網、公司等商用用戶。針對機構用戶的銷售渠道不同於針對個人和家庭用戶的轎車和SUV，未來江鈴汽車的SUV計劃能否順利進行，以好的業績獲得福特的更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銷售渠道的順利拓展。

Twitter變現之困:社會影響力與盈利能力之間為何不能成正比？

Twitter在移動端有天然的優勢。

中國的國慶長假期間，Twitter公開了其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IPO招股說明書，募資10億美元。

這是硅谷繼Facebook之後的又一大盛事。但無論從營收規模還是估值來看，Twitter都無法與前者相比。

Facebook上市時的估值在千億美元，而目前來看，Twitter只有前者的大約1/10，即百億美元區間。Facebook在IPO的前一年已經實現10億美元淨利潤，而Twitter目前仍然虧損。

招股說明書顯示，Twitter去年營收3.17億美元，今年上半年2.5億美元;過去三年的淨虧損則分別為0.67億美元、1.28億美元、0.79億美元。今年上半年的虧損額儘管同比減少41%，仍有6930萬美元。若放在中國互聯網市場，這家公司的收入規模也就相當於一部中等規模網絡遊戲的水平。

當然，Twitter的影響力和估值模式無法用網絡遊戲來類比。從關注度和影響力來看，Twitter確實有理由承擔更多的期待。

創立7年來，Twitter平台上已經產生了超過3000億條推文，其中很多內容被紙媒和電視進行廣泛地二次傳播。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在這個平台上第一時間公開宣告了他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消息。

目前，Twitter擁有超過2億經常性用戶，每天發佈5億條消息。Twitter平台上的內容已經出現在超過100萬個第三方網站上，僅今年第二季度，其內容在Twitter平台之外的在線展示次數，就達到約300億次。

Twitter開創的140個字符長度限制的消息模式，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寫作者、傳播者。這顛覆了人們在數字化世界獲取信息的方式。

從營收來看，資本市場目前對Twitter給出的百億美元估值並非低估。按照目前128億美元的公允價值計算，Twitter的估值將為過去12個月4.48億美元營收的28.6倍。相比之下，Facebook當前的股價約為其過去12個月營收的20倍，LinkedIn的股價約為其過去12個月營收的21倍。

Twitter的問題在於，與其在全球各個角落建立起來的廣泛影響力相比，它還沒有找到相匹配的變現模式。現在 Twitter 的大部分營收都來自於廣告。儘管它能讓廣告主根據包括「興趣圖譜」(Interest Graph)在內的多種因素鎖定目標受眾，大大增強向用戶展示的廣告相關性以及增強廣告主投放廣告的針對性，但這種模式目前帶來的收入規模確實太小。

從理論上說，誰都不願意在找到新的、更有效的變現模式之前，通過股權稀釋的方式進行融資。這也是Twitter創始人此前多次對外表示不願意儘早上市的原因。

但Twitter最新的發展狀況又似乎讓IPO變得時不我待。Twitter的招股說明書本身就顯示，該公司的用戶增長速度正在放緩，成本卻急劇攀升，且仍無實現盈利的跡象。

與此同時，其他社交網站也在與Twitter爭搶用戶的時間，包括照片分享網站Instagram、即時通訊Snapchat 、Whatsapp等等。

不過，與去年上市的Facebook相比，Twitter在移動端有天然的優勢，由於140字的信息發佈機制，其內容某種程度上更適合在手機等移動設備。

今年二季度，Twitter每月活躍用戶中平均有75%是通過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移動設備訪問，而其超過65%的移動廣告收入是通過移動設備產生的。可以說，當Facebook最終決定在移動領域加大投入的時候，Twitter已經掌握了如何從移動增長中獲得收入。

這一點將讓Twitter在日趨明顯的移動互聯網趨勢中受益匪淺。數據顯示，廣告主2012年投入到移動用戶中的廣告支出為83億美元。到2015年，此數據將增至331億美元，增幅為台式機廣告增幅的7倍。

Twitter的境遇某種程度上是對新浪微博的參照，即這一社交平台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與其目前的盈利能力還不能成正比，尋找變現模式之路仍很漫長。用新浪董事長兼CEO曹國偉不久前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中國2.0」年會上的說法就是：「社交媒體革命仍處在初期階段。」

說史131212最寒冷的冬天（十二）中蘇之間的博弈 掌門天地

說史131212

最寒冷的冬天（十二）中蘇之間的博弈

蕭律師執筆

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在一份報告中質疑 毛澤東對蘇聯的長期忠誠— 而打從心底認同這一點的人恰是史太林。 作為韓戰爆發期間共產黨陣營中最重要的人物，史太林一直巧妙地操縱著兩個盟友的需求和顧慮。 他更喜歡一個統一的韓國、一個對他感激萬分、完全依賴他的韓國，而不是分裂的韓國。 他希望利用更強大的韓國，去抗衡歷史上一直讓俄國心存畏懼的日本。 他不信任毛澤東，所以也渴望擴大中美之間的緊張態勢， 而中美正面對峙的局面非常符合史太林的利益。

史太林和毛澤東兩人都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 他們也許偶爾會大談共產主義的兄弟情，如何團結兩個大國、團結全世界的無產者。 但他們在對視時看到的卻是潛在敵人的身影。 從毛澤東的角度看，蘇聯只關心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而在史太林眼中，毛澤東或許可以算得上是共產主義者，但此事可疑，因為毛本人缺乏無產階級的出身和聯繫，而中國也缺乏工人階級。

毛澤東與史太林之間的關係是一方有所需求，而另一方恰好不便給與。 蘇聯在二戰期間沒有提供中國有價值的支援。冷戰結束以來，很多機密檔案公開了，揭示毛澤東與史太林之間的早期裂痕遠比人們想像的更大。****

隨着毛澤東越來越接近接掌中國的大權， 史太林與毛澤東兩個人，與及蘇中兩國的關係開始日趨緊張。 史太林絕不會拿蘇聯的資源與國家利益、或蘇聯人的鮮血，去追求所謂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偉大事業。

史大林一直與毛澤東保持一定距離。 在1948年間，毛澤東曾多次提出訪蘇要求，但每次都被史太林以不同理由回絕。 毛澤東那時很清楚，史太林根本就不信任他。 直至1949年十二月，毛澤東終於得到訪問邀請。 但這次邀請並不是為了慶祝他在中國的勝利，而是以慶祝史太林七十歲生日為名。 毛只是受邀共產國家領導人之一。

問題在於，毛澤東根本就不是蘇聯領導人想要的那種人。 他對自己的成就太驕傲、太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思維太獨立。 藉由領導這場革命，他認為自己已經成為重要的歷史人物，而不是一個乞求者。 蘇聯人擔心 毛澤東是另一個 狄托。

1949年十月二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中國合法地位的國家，但史太林私下仍不想給中國其他方面的友誼。 史大林的自太及這兩個人在各自國家的無上地位，很難使他們聯合。

到了1949年，史太林已經成為「偉大的史太林」， 成為持續的全民個人崇拜的受益者。 但毛澤東很快在搞個人崇拜方面超越了史太林。

1949年十二月，毛澤東終於踏上他第一次的莫斯科之行。 抵達莫斯科時，令毛澤東憤憤不平的是， 他並沒有被當成把世界最大的國家帶上共產主義道路的領袖。 只有兩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莫洛托夫和 布林加寧來到車站迎接他。 毛澤東自備一桌豐富午餐， 邀請這兩人與他共飲，他們以不符合外交慣例為由婉拒。 之後，毛澤東又請他們陪同前往下榻的酒店，再度遭到拒絕。

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歡迎儀式並不在克里姆林宮舉行，而被安排在老市政廳，是用來招待那些無足輕重的資本主義國家達官貴人的地方。 歡迎儀式後，事情並沒有好轉，毛澤東連續幾天都被晾在一邊，等待史太林安排和他見面。 任何人都不能在史太林接見之前會見他。

當史太林終於和毛澤東會面時，他們之間表現得互不諒解。 「你為什麼沒有迅速占領上海？」史太林問。 「一旦占領上海，我們就要為六百萬居民生計費心。」聽了這番話，史太林大為震驚，他一向認定毛澤東關心農民勝於工人，這正好是讓城市工人受苦難的證據。

無論從那個角度看，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都是一場災難。 他肯定對這段恥辱刻骨銘心。 他的首次出訪幾乎沒有換來任何軍事和經濟援助，還要在領土問題上作出讓步。

1950年九月三十日，正為南方戰局焦慮不安的金日成，參加了中國駐北韓大使館舉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週年的招待會。 他向中方代表提出派兵入韓作戰的緊急請求。 十月二日，毛澤東主持定策會議，他認為當前的問題並不是出不出兵，而是何時出兵、由誰來領兵。 第四野戰軍的 林彪顯然是最適合之總司令人選，他最熟悉這裡的地形。 但是，林彪當時正在蘇聯接受治療，他的確有治療的需要，但這也是他拒絕出征的藉口。 毛澤東決定由 彭德懷掛帥。

會議後，毛澤東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給史太林，告訴蘇聯中國即將出兵的決定。他聲稱中國軍隊將採用「志願軍」的稱呼，避免與美國發生全面戰爭。 他告訴史太林，中國首先派遣十二個師，在戰場上與敵人形成四比一的人數優勢，以抵消美軍的火力優勢。 此外，由於中國軍隊沒有重型火砲，希望蘇聯提供迫擊砲。接戰開始後，中國軍隊將採取以防守為主的作戰策略，以便了解與全新的敵人作戰的方法。 毛澤東還正式要求蘇聯提供先前承諾的空中掩護。

毛澤東也同時向中央政治局成員解釋他的計畫，傾聽他們的不同意見，逐步統一他們的思想。 他同時會見彭德懷和鄧小平。 他提到了北韓的深切危機，並說時間是最重要的，美軍正一路快速挺進，勢如破竹。 因此，在美軍抵達鴨綠江之前採取行動至為重要。 他表明自己也清楚這個決定的危險性。 這番話完全是說給彭德懷聽的。 作為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將，彭德懷一直備受眾人敬仰。 他是一名天生的戰士，不是政治人物。

彭德懷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 是長征緊緊團結了他們。 在長征即將抵達終點時，紅軍（由出發時約八萬人，只剩下四千人左右。） 在吳起鎮遭到國民黨五個騎兵團近五千人進攻，是彭德懷擊退追兵。 之後毛澤東為他寫了一首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當彭德懷口頭應允到北韓指揮作戰後， 毛澤東要求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贊成出兵，彭德懷做到了。他對委員們說，如果美軍打到鴨綠江，就有可能過江入侵中國，對中國構成危險，因此中方阻擊美軍是必要的。 他的一席話讓會議氣氛轉向支持出兵。 彭德懷在關鍵時刻為毛帶來他最需要的東西：掛帥出征。

現在，毛澤東的想法似乎已成為在場每個人的想法：韓國問題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緊張對立的交會點。*** 中國出兵並不只是為了解救北韓，而是為了促成世界革命，尤其是亞洲的革命。 中國絕不容許美國人在自己的邊境上有一大塊軍事集結地。

再者，由於美國已公開表示支持臺灣，因此在中國領導人心裡，中國已經和美國開戰了。 如果中國現時無力跨海進攻臺灣的話，那麼打擊進入北韓的美軍，顯然是另一種選擇。

資料來源：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利率與金價之間的驚人關聯

10年期美債收益率目前為2.8%，若升至4%金價可能跌至831美元/盎司；若升至5%，金價則可能跌至471美元/盎司。

這樣的預測是不是令人有些難以置信？這些預測來自於Claude Erb - 一位前基金經理以及Campbell Harvey - 杜克大學金融學教授合著的一篇報告，標題為「黃金困境」（報告全文點此The Golden Dilemma）。

該報告改採用的計量模型基於近10多年來黃金與利率之間的關係。該報告還稱如果10年期美債收益率回到1%，金價也有可能突破1900美元/盎司的歷史高點，如果收益率回到2%，金價可能為1500美元/盎司。

Erb表示，雖然他們所用的模型比較簡單，參考元素只有利率，但這個模型可以很好的解釋近年來的現象。可決係數( R-squared )是衡量在樣本範圍內用回歸來預測被解釋變量的好壞程度。該係數越接近於1,說明預測程度越完美，越接近0則說明兩者之間關聯越小。

根據Erb的研究，黃金與利率之間過去十年的關聯度可以達到0.78，是相當高的程度。不僅華爾街大鱷們的模型少有能得出如此高關聯度的的結果，就連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的絕大多數藥物，在使用和治癒效果之間的正向關聯度也達不到這麼高。

在去年年初10年期美債收益率還是1.76%、金價還在1700美元/盎司的時候，如果根據此模型，你就可以測算出收益率漲到3%的時候金價的合理價位應該是1196.7美元/盎司。

事實上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去年12月26號的時候一度觸及了3%一線，當天倫敦黃金定盤價剛好是1196.5美元/盎司。不管是巧合還是真的精準，這樣接近的數字不得不讓人歎服。

但儘管如此，Erb本人還是強調，他絕不推薦交易員只根據利率還決定自己的進出場點位。

該報告的另一位合著者Campbell Harvey教授還推薦投資者們關注黃金價格與CPI的比值，他在另一份報告中稱這個比值的歷史平均值應為3.4:1，比值超過這個數字的話顯示金價可能被高估，低於此值則可能被低估。

目前金價/CPI的比值是5.3:1，顯示金價被相當程度的高估，根據此理論顯示黃金當前合理的合理價格為800美元/盎司。

尷尬的韓國：夾在廉價的中國貨與貶值的日元之間

日元“直線式的”貶值，令與日本在諸多關鍵市場上存在著競爭關系的韓國坐立不良，何況韓企還面臨中國廉價產品的競爭。

在“安倍經濟學”的指導下，日本進行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導致日元對主要貨幣創下多年新低。在過去的兩年中，日元對美元累計貶值33%，對韓元貶值35%。

日元如此大幅的貶值引發了韓國工業企業家、政客和貨幣政策決策者的擔憂，因為日元貶值增強了日本產品在價格上的優勢，而韓國與日本在很多產品線上存在競爭關系。

盡管韓國央行應對日元貶值的工具十分有限，該行行長李柱烈本月仍然表示，韓國央行不會“坐視不理”。

在11月18日的貨幣政策會議上，韓國央行維持了關鍵利率2%不變，但是李柱烈強調，鑒於日元貶值，“情況令人擔憂”。他表示，如果日本公司繼續削減出口價格，韓國的汽車、鋼鐵、機械和造船行業“一定會遭受打擊”。

韓國擁有高額外匯儲備，允許韓國央行通過幹預外匯市場的方式調節韓元對美元的匯率。

然而，韓元與日元不存在直接的匯率，而是通過各自與美元的匯率所計算出來的，這使得韓國央行的操作空間很受限。

法新社報道稱，理論上來說，韓國央行可以大幅拋售韓元，以壓低韓元對美元的匯率，最終壓低對日元的匯率，但是韓元大幅貶值會對那些需要進口原材料的企業造成傷害。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經濟學教授 Shin Se-Don表示：

韓元貶值將使外國投資者從股市和債市抽離資金，導致市場更加不穩定。 

兩面夾擊

日本企業從日元貶值中享受到的好處是現代汽車等韓企無法企及的，同時也使得它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現代汽車上月宣布，三季度凈利潤下滑30%，其首席財務官Lee Won-hee隨後表示：

現在我們最大的風險在於被日元貶值所侵蝕掉的價格優勢。

不僅是日元貶值，中國的廉價產品也讓韓企飽受壓力。韓國LG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Lee Keun-Tae指出，很多韓國企業本來就面臨著來自中國的日益激烈的競爭。

在價格競爭上，韓國出口商跟中國企業沒得比，現在他們還要考慮來自日本的競爭。

韓企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兩面夾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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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經濟：遊走在通縮與擠泡沫的窄道之間

編者按：2015年1月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年12月經濟數據，主要指標下滑的速度超過預期，顯示中國經濟的壓力進一步加大。

火熱多年的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進入通貨緊縮階段？這意味著什麽？應該如何應對？一場激烈爭論正在經濟學界蔓延。

改革和轉型最值得期待的一年

2015年國內經濟增長動力不足，開局壓力較大。2014年12月PMI跌至50.1，創18個月新低，顯示制造業景氣繼續走弱、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12月電力耗煤增速徘徊在-9.9%的低位，預示12月發電量增速依然低迷，工業增速或低位企穩。通縮仍是2015年的主要風險：豬價續跌，食品價格漲幅收窄，12月CPI為1.5%，PPI降幅擴大至3.3%新低。12月PMI購進價格指數續跌，預測2015年CPI降至1.5%，PPI降幅擴大至3.2%，經濟增速將低於2014年的7.3%。

盡管全球都面臨通縮的壓力，但中國經濟除了通縮之外，還存在著前不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的“高杠桿、泡沫化”問題；而美國在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去杠桿已經比較充分，可以采取持續的量化寬松政策來刺激經濟，目前經濟複蘇的跡象也愈發明顯。而中國房地產價格基本維持高位，地方債依然居高不下，企業債務占GDP之比達到全球之最，也就是說，杠桿未降，通縮已現，這就給政策的選擇帶來了難度。

房地產難回暖7萬億不同於4萬億

現在連居民生活用電的增速也接近於零了，反映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規模的減少，城鎮化已進入後期。

有人說2015年二季度之後房地產行業將見底回升，假如這樣的判斷成立，則在房地產投資增速回升的帶動下，則中國經濟很有可能走出通縮，同時，銀行的壞賬率水平也將顯著下降。

但這樣的可能性大嗎？我註意到2014年1-11月份全社會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是幾年前的一個零頭。這說明什麽呢？如果是工業用電增速的減少，可以用工業通縮、PPI連續為負來解釋。但現在連居民生活用電的增速也大幅下滑了，那麽，中國究竟還有多少農民進城了，城鎮化的空間究竟還有多大？2010年中國城市的農民工凈增加1200萬，而到了2013年，只凈增加600萬，說明中國的城鎮化已經步入後期，因為居民生活用電的數據已經充分反映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規模的減少。而從人口年齡結構看，25-44歲年齡段是購房主力，但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從2015年開始將凈減少。所以，今後房地產應該是面臨去泡沫的壓力，能夠維持房價平穩、泡沫不破已經不錯了。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2014年底已批準總投資額逾10萬億元的七大基礎設施項目，其中2015年投資超過7萬億元。這一計劃能否帶動經濟走出通縮呢？答案還是否定的。首先7萬億只是規劃，規劃既不是一年要完成的，也不意味著資金到位。目前，很多企業和地方政府，都已經債臺高築，與2009年時候的處境有很大差異，因此，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嚴格控制，地方投資規模會縮減，所以將出現中央加大刺激、地方減少投資的局面，和2009年的兩年4萬億刺激時期中央、地方紛紛上馬項目的情形截然不同。此外2009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勢頭還是較為強勁，重化工業支撐經濟增長動力存在，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城鎮化化後期和人口老齡化導致的需求不足、社會債務水平快速上升、房地產下滑等拖累，經濟增長動力在衰減，因此刺激計劃只能部分對沖經濟走弱的影響。政策總是逆周期的，它可以讓趨勢的曲線變得平緩，卻不能改變趨勢。

不過，凡事都有利有弊。盡管通縮會導致經濟增速下滑，但企業的盈利卻未必與經濟增速下行同步。比如中國的進口品主要是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原材料，這些產品價格的下跌對於降低企業成本還是有利的，從凈出口順差的角度看，由於這些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至少可以給GDP增速多貢獻0.5個百分點。企業的銷售收入或許會減少，但盈利則可能因成本（還包含勞動力成本）的下降而增加。

降息降準可期

那麽，2015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有哪些亮點呢？筆者認為，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提出2015年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並適當加大力度，由於加強了對地方政府舉債和投資的限制，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將減少，相應地，應該提高中央層面的財政赤字率。

按筆者匡算，假定2014和2015年名義GDP的增速分別為8.4%和8.1%，則2015年名義GDP將達到66.66萬億，按2.5%的赤字率計，2015年的財政赤字大致可達到1.65萬億，比2014年的預算赤字凈增加3000億。

貨幣政策方面，2015年降息和降準應該還是有可能實施的，只是在時間的選擇上或會延後。2014年11月份的突然降息並沒有給實體經濟帶來資本成本的降低，反而讓資本市場風生水起，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資金脫實向虛的趨勢。但這次降息實際上是對存款利率的名義降息，實際並未降，而是試圖縮小存貸款利差。而央行12月以來幾乎無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寬松貨幣政策。所謂同存不繳準，其實之前也不用繳準。而中期借貸便利（MLF）也僅是對此前到期的5000億部分繼續操作，並未新增額度。那麽，為何央行選擇短期無為，或反映出其貨幣政策的兩難，但即便是兩難也遲早要出招。

為此，筆者提出應該實施降息的幾大理由：1.當前貸款基準利率5.6%、貸款實際利率高達7%左右，均高於5.31%的歷史最低值，意味著增長角度的貸款利率仍需下調至少一次。2.促進溫和通脹也需要降息。當通縮成為現實的風險，而當前1年期定存利率2.75%，遠高於1.98%的歷史最低值，抗通縮意味著存款利率下調空間巨大。未來需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以進一步降低市場化的存款利率水平。3.維護金融穩定更應該降息，主要是股市和房市。本輪降息啟動的背景是房價再度下跌，2015年央行仍需降息防範地產泡沫破滅，因為從國外的案例看，高利率往往導致泡沫破滅和經濟急劇動蕩。至於降準，則理由更加充分，如外匯占款和居民儲蓄增速的雙雙減少，都會導致M2增速減少，故需要降準；此外，目前之所以存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還是貨幣的有效供給偏少。故應該通過降準而實現降息目標。

不過，從降準降息的時機選擇考慮，可能會選擇股市走勢比較平穩，市場資金偏緊的時候，即所謂穩健主要還是靠對沖風險來實現。實際上，對於資金脫實向虛的問題也不必過於顧慮。對央行而言，其首要目標是經濟增長穩定，而非資本市場漲跌。由於過去中國融資以信貸為主，因而央行的貨幣政策能夠直接決定社會融資增長，因而央行在決策中基本不會顧慮資本市場的走勢。但在銀行理財崛起以後，需求的變化決定了中國的融資將轉變為以直接融資為主，從2014年的各類社會融資增長看，股票和債券是主要的增量所在，而社會融資總量是決定經濟走勢的重要領先指標，這也就意味著直接融資的數量對央行而言至關重要。因此，放松金融管制、加大股權、債權融資、資產證券化等直接融資力度應成為一行三會2015年的重中之重。

地方國企改革的步伐加快

2015年的改革依然值得期待，因為無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都只能起到穩增長的作用，而只有改革才有利於降杠桿和去泡沫，如國企改革和財稅改革分別是國企和地方政府降杠桿的重要手段。

如果說要對今年最有可能推進的改革領域進行排序的話，筆者認為改革還是會從最容易突破的領域先推進。估計2015年地方國企改革的步伐會加快，國有股權轉讓及國企並購案例會大幅上升，這是因為隨著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開拓收入來源和甩掉債務包袱成為地方政府力推國企改革的主要動因，故2015年地方債務增速會顯著放慢。

隨著反腐的繼續推進和行政管制的進一步放松，資源品價格改革速度會加快。剛性兌付盡管還難以全面打破，但局部打破的可能性很大，這有利於降低市場的無風險利率，並推進利率市場化。不過，鑒於2015年中國經濟的最大的風險仍然是債務鏈斷裂所導致的金融風險，故高層在對待剛性兌付方面將慎之又慎。

盡管2015年中國經濟放緩趨勢難以逆轉，但仍然是改革和轉型最值得期待的一年，正如2009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經濟極度低迷，但最終還是實現了失業率大幅降低和經濟複蘇一樣。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希望也將出現在經濟的放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