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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貨幣政策不宜過度放松 推動供給側改革乃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近日就經濟增長、匯率目標、貨幣政策等熱點話題進行了討論,並對下半年經濟形勢給出了預判和政策建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達到GDP增速6.7%左右問題不大,但政策的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則應謹慎考量,尤其是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年內或可降準1-2次,而降息應當慎之又慎。經濟學家們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由各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組成,國務院參事夏斌擔任論壇主席。

6.5%的GDP增長目標是否合理?

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6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7%。目前多家機構預測二季度GDP增速為6.7%,與一季度持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我國經濟不僅處於“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同時還表現出“三性疊加”的特點,即在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盡管如此,從2016年上半年的情況來看,隨著前期財政、投資、房地產和貨幣等系列組合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出現了物價反彈、房地產投資增速回升、基建投資保持平穩、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等一系列企穩回暖跡象。

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考慮到我國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估計達標問題不大,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樂觀派。因為目前看到的並不是經濟內生的增長水平,如果政策維持中性,經濟增長可能跌落到6%以下。換言之,在外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實現增長目標需要政策的支持。但相信今年的宏觀政策可以提供足夠的支持,且PMI新訂單、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投資到位資金、購地面積等前瞻性指標顯示經濟可能在下半年溫和加速。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要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估計下半年GDP增速維持在6.5%左右,全年6.6%。

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GDP增長目標應該重新考量。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說,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能維持相對於發達國家和全球經濟高3-4個百分點的增速已屬不易,沒有必要再加碼。何況穩增長的主要目的是保民生,應以整體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為主。5.5%-6%的年均增速與6.5%並沒有太大差距,雖然達成人均GDP翻番的目標可能晚兩年實現,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實現中長期目標也沒有明顯影響。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揚也建議下調GDP 增長目標。放棄不必要的信貸寬松,避免進一步吹大房地產泡沫和長期金融風險。

財新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更是提議,改GDP增長目標為人均收入增長目標,這樣政策選項和資源配置重點將完全不同,穩增長主要靠加杠桿、靠投資,而直接以人均收入增長和人民福祉為目標,則需要重點考慮就業、減稅負、完善社保體系。

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

5月廣義貨幣(M2)余額146.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8%,社會融資存量亦回到13%以內。丁爽指出,13%的貨幣和社會融資總額增長目標相當於7%-8%的名義GDP增長,顯得相當寬松。一季度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超出預期,近期轉向更加穩健。

連平認為,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兼顧降杠桿、控泡沫和穩匯率等多重目標。鑒於下半年國內外環境仍將錯綜複雜,如物價水平局部上漲過快、銀行體系流動性相對寬裕、市場利率水平低位運行、人民幣存在階段性貶值壓力、美聯儲加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等,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健中性,通過加強窗口指導,合理定向調控,確保信貸增速處在合理水平。

反過來說,貨幣政策如果過度寬松,可能吹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不僅會帶來短期市場波動,還將增加中長期風險隱患。若進一步向松方向大幅調整,還可能加劇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壓力。

對於外界普遍關註的降準、降息,連平建議年內可降準1-2次,僅限於對沖外匯占款減少所帶來的流動性不足。降息更應當謹慎。除非有嚴重負面沖擊,否則不宜進一步調低基準利率。

李迅雷也認為,中國需要真正穩健的貨幣環境,不能持續放水。美國里根時代的供給改革之所以成功,離不開沃克爾收緊貨幣、提高利率、降低通脹,使得落後的產業真正被淘汰。而超發貨幣的代價將是通脹上升、房價上漲,去產能再度延後。但現在從全球來看,央行都沈迷在貨幣放水中不可自拔,化身為經濟增長的使者。因此未來到底貨幣放不放水,要長痛還是短痛,是一個選擇。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崔歷。他表示,鑒於經濟中已有的高杠桿率,房地產走勢和潛在的通脹風險,短期不宜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

違約增加 債務風險仍可控

今年以來,債券市場違約案例明顯增加。據統計,截止到6月末,國內債券市場今年已經發生18家發行主體債券違約事件,這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違約量。標準普爾近期發布報告稱,下半年,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上的違約情況可能繼續增加。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債市違約打破了剛性兌付,積極的方面是,促進了債券市場向信用風險定價的市場化方向演進,同時降低了企業的杠桿率。但消極的影響也值得高度關註,因為這種不經過債權人同意的單邊違約行動,已呈現出一種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惡意逃廢債苗頭,並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

魯政委建議,第一,完善《破產法》,允許債權人對債務人(企業)主動申請的破產重組具有否決權,依法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第二,盡快明確“去產能”白名單,穩定市場預期,避免金融機構一刀切地停止融資,誘發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全行業性的再融資斷檔。

崔歷認為,盡管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不過下遊需求大致穩定,基建投資保持強勁,地產投資有望在下半年見頂之前繼續複蘇,會支持下遊需求,為商品價格提供一定支撐,並減低相關企業大面積違約的風險。

崔歷分析,企業的債務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企業日益普遍的流動性風險,第二是高杠桿與虧損企業債務問題擴散的長尾風險。解決流動性問題應實行更為廣泛的債務重組,債轉股可以是方式之一。減低長尾風險最重要的是讓虧損企業破產,不良資產退出,而不是讓不良債權繼續在金融體系中循環。值得註意的是,債轉股不應作為解決這部分債務風險的主要手段。

朱海斌建議,關於企業債務問題應盡早形成明確的解決思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逐步消化債務風險。目前的債務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問題,一方面企業債務嚴重性遠遠大於政府債務和家庭部門債務,另一方面企業債務又集中於國有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整體上政府有足夠的資源處理債務問題,但要防止結構性債務問題的非均衡分布可能導致的區域性和行業性金融風險。建議銀行可以在未來兩三年停止利潤上交和派息,以留存利潤加快註銷不良貸款和補充信貸增長下的資本金充足率問題。

李迅雷則認為債市風險可控,相信決策層會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以應對風險敞口的暴露。市場的短期風險會被不斷化解。

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門詞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多名經濟學家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破解中國當下經濟問題的當務之急。

長江養老保險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表示,在推進“三去一降”時不能猶豫,不能為短期經濟增長而犧牲長期利益,“有效的加法”是引導資源流向高效的生產部門,服務於未被滿足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結構改革的初衷。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也認為,供給側做減法是危險的。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產能過剩(也是投資過剩)的源頭就沒有消除,去產能來平衡經濟結構就不會成功。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應該是調節部門間的收入分配格局,通過“還富於民”來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這可以通過大規模減稅來進行。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強調,各項改革,包括去產能、清除低效國有僵屍企業等力度還需增強。建議加大減政放權的力度,明確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定位,降低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投資的“隱性”幹預;提高地方政府積極性,尤其應當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合適的激勵機制;在低效企業破產、清算中產生的壞賬,要及時、盡早發現和認可;幫助企業盡快實現人員的優化配置,在精簡過剩產能行業從業人員的同時,加大在安置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轉崗培訓、再就業、自主創業的財政力度。

邵宇則建議,設立一支10萬億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稱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智慧城市等。通過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朱海斌也認為改革中的加法不足,導致做減法也困難重重,建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關註如何在短期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成立一個特別基金專門用於城鎮化和戶籍改革中社會保障體系的均等化和完善。

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

今年以來,人民幣中間價已累計貶值逾2%。近期,受英國脫歐外溢效應、全球經濟波動性增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近日人民幣中間價連續下調,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低。但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

建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宏觀研究主管崔歷認為,美聯儲主席耶倫最新的發言暗示,鑒於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加劇,投資前景越來越悲觀,美聯儲轉向更加鴿派的立場。建銀國際一直認為,美元在此次周期中已經見頂,美元指數將維持區間震蕩。英國退歐後,預計發達國家央行轉為更為寬松的政策,美聯儲加息可能推至七月以後。全球持續低息將進一步減少資本外流的壓力,並支持我們關於長期人民幣匯率較為堅挺的預測。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稱,春節後人民幣匯率預期和資本外流大為改善,與央行改善與市場溝通及其與中間價定價機制的一致性有直接關系。鑒於英國脫歐後美元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朱海斌建議在目前的匯率機制下維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並對美元適度貶值,為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貨幣政策實施提供空間。同時應該做好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尤其是美元大幅升值(盡管可能性並不大)的應對方案。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在動蕩環境下,應采取有效措施強化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實際上,退歐對中國中長期來看未必全是負面效果,反而增強了中國對英國和歐盟雙方各自的議價能力,有利於中英自由貿易投資貨幣協議和中德自由貿易投資協議的達成。因此,應當分別加快與英國和與德國自貿區協議的談判,重點加強市場經濟地位方面的磋商,增加中歐、中英的貨幣互換額度,等待G20首腦杭州峰會的機會窗口再度打開,在對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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