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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五大金控家族风云

http://www.xcf.cn/tt2/201401/t20140113_540999.htm'

范博宏 刘文琛/文 

　　从单独执业到许可混业经营，从民营资本不可染指金融业到五大金控家族的诞生，台湾地区在两次“金融改革”期 间，力推“大金企”概念，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元大马家与华南林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兼并扩张，成为金融业新霸主。从五大金控家族 壮大过程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为民营资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提高了企业的市占率，但政商关系的博弈风险亦在所难免。那些未能保持底线的企业 家，家族声誉及百年基业双双受损。

　　2013年2月，台湾元大集团前董事长马志玲，因为背信及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被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判处7年4个月的刑期。2013年 5月，台湾望族辜家第四代接班人、中信金控前副董事长辜仲谅因为“红火案”被判处9年8个月的重刑。辜仲谅之弟、掌控开发金控的辜仲莹也在同一时期因金鼎 证券购并弊案被判刑4个月。这些台湾地区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落马，究其原因，令人咋舌。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推动了两次“金融改革”，誓言 要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台湾金融体系”。但事与愿违，两次“金融改革”并未显著提升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反倒沦为其敛财工具，甚至被外界称为“骗局一 场”。而台湾金控家族在“金改”时期收获滚滚红利，现在却有部分核心人物身陷勾结贪腐官员的不当行径中，更落得锒铛入狱、名誉扫地。

　　动荡年代一向是机会主义者的年代。20世纪初，移居至台湾地区的各个家族开始经营生意，他们通过姻亲关系、政治及商业联盟，同时以家族企业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且强有力的关系网，逐渐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家族集团，旗下生意几乎涵盖各个行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金融业却是少数还未被各大世家占据的处女地，也是众民营资本虎视眈眈的一个领域。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台湾 两次“金融改革”期间，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华南林家与元大马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扩张，成功突围，成就在台湾金融业的新霸权。随 着规模的急遽扩张，在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十家企业中，金融控股公司占到了其中的9家。2011年，根据《天下》杂志的统计，台湾地区以“新五大家族”为首 的十大家族财团共掌握了13大金融和商业集团，旗下共有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6万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股市总市值的1/4；另外，“新五大家族” 旗下总共不过数百家企业，但其营业收入总和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足见其在台湾产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布斯》2013台湾地区50富豪榜也 由上述财阀家族牢牢把持着（表1），富邦蔡家的蔡万才家族以85亿美元资产高居榜单第2位；系出国泰蔡家的蔡宏图兄弟与蔡镇宇则分别以29亿、21亿美元 居榜单第12、14位；新光吴东进家族以19亿美元资产位列第15位；板桥林明成家族以11.2亿美元占据第31位；而鹿港辜家的和信辜成允家族与中信辜 家虽经历分家之殇，但仍分别以14.4亿和8.75亿美元身家双双进入榜单，分列第24和38位（表1）。

　　然而，经历了两次“改革”的台湾金融业长期绩效依旧不佳，国际化程度低下，社会各界无不摇头叹息。台湾“金融改革”与五大金控家族的故事，非常值得研究。

　　台湾地区两次“金融改革”

　　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地区，金融业一直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其中的三大基础产业为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在台湾地区原有“法律”的规定下，三者独立经营，不能互相控股。

　　1980年以前，台湾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管控，当局只允许建立公营银行，称为“公股银行”。直到1980年以后，台湾地区戒严令取消，台湾“财 政部”才开始提出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解除利率管制和推动外汇市场自由化来振兴金融业。在证券业方面，台湾当局大幅放宽了资本管制并解除了 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此前门可罗雀的台湾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变得车水马龙，日均成交量从1982年的1.3亿元新台币增长到1989年的256亿元新台 币，7年间翻了近200倍。在银行业方面，两项主要改革措施是：1989年“银行法”第41条对于银行存款与放款利率管制的取消，以及1991年核准15 家新银行的设立（在1992年变成16家）。前者使得银行可以自由控制存贷款产品的价格，后者则意味着台湾银行业的正式开放。此后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数量 剧增，但同质化程度却非常高，过分依赖存贷息差作为回报，导致银行业的杀价竞争，净资产报酬率由20.79%的高峰降至3.61%，同时资产报酬率由 0.9%的平均水准跌至0.26%；逾期放款比率却危险地由1995年底的2.88%增加到2001年第一季度的8.28%。高逾放比及低回报都表明，台 湾前期“金融改革”存在着明显缺陷，同时阻碍了本土银行家的资本积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次“金融改革”（2001-2004年）。由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一次金改”始于2001年。当时， 台湾经济出现衰退，借款户财产缩水、财务吃紧，导致金融机构授信风险提高，进而影响到银行债权及资产质量。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数量繁多，规模及市场占 有率都偏低（表2），影响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及整体竞争力。为应对这些问题，自2000年底以来，台湾当局陆续通过了包括“金融机构合并法”及“金融控股公 司法”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案，以帮助金融市场完善法制基础。随后，在2001年6月，陈水扁“政府”正式推动“金融改革”（在台湾地区称为“一次金 改”），成立了“行政院金融改革专案小组”，目标旨在帮助金融业公司（特别是公股公司）改善体质：容许银行、证券及保险在内的三种金融事业联合经营，并希 望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之下，通过并购提升企业活力，改善整体产业业绩。

　　当时，陈水扁“政府”提出了“二五八目标”，即台湾当局以除弊为主轴，为金融机构提供首年免税的支持，以达成两年内金融机构逾放比率降到5%以 下、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的目标。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各家占有的市场份额都相当小，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后，中小金融机构竞争变得困难，金控 家族便开始想尽办法并购实力良好但经营出现困难的金融机构，希望自己“做大做强”，在并购潮中分享“政策”红利。

　　第二次“金融改革”（2004-2008年）。2004年，陈水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再次接受体制外 “经济顾问小组”的建议，开始推动二次“金改”，旨在促进金融机构的合并，期望能够创造出领导性银行，提升台湾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次“金改”提出四大 目标：在2005年前在台湾内部新成立三家金融机构，其市场占有率必须达到10%以上；公股金融机构数目减半，由12家缩减到6家；在2005年底以前， 台湾地区14家金控公司数目要减半；至少有一家金控公司要由国际资本来经营或者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市。依据台湾“金管会”的主张，台湾地区至少需要三家市 占率高的领导性银行，来产生价格领导机制，实现理性定价，以结束十余年来的割颈竞争。再者，引进外资持有并经营一家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可提升台湾银行业的 经营管理水平。

　　由于台湾地区的经济比重以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业便偏向“小而多”的模式发展。因此，二次“金改”追求“大金企”的概念，希望既解决行业内的恶性 竞争，同时也能加快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建立起以台湾为总部的国际金融企业。在这一“政策”目标下，各金融企业加快了并购活动以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 “生还者名单”之外，但多次大型并购案却带来了股价负面波动的结果。同时，由于“政策”目标希望公股金融机构能够释放经营权，而公股与执政党的关系非常紧 密，政商关系便成为了各金融家族在并购公股机构时所依赖的重要杠杆。

　　五大家族的并购大战

　　在两次“金融改革”中，台湾企业家积极争夺民营和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五大金控家族也不例外，他们在两次“金改”期间共提出了19项并购案，在为企业带来更广泛的金融业务的同时也提升了市场占有率（表3）。

　　然而，并购也未必为企业带来利益，当中不少争议与弊端招致公众反感，导致市场担心并购案的“不确定风险”（表3）。由于长久以来，台湾地区政商 关系非常密切，同时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初步开放阶段，这意味着民营企业能够借政商手腕取得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假若要探讨各金控家族在“金融改革”的并购 当中所获得的利益，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如何透过本人或家族与政治团体“搭线”，进而占得先机，或是从中牟利。

　　国泰与富邦蔡家—以小吃大

　　国泰蔡万霖家和富邦蔡万才家本为一家，1979年分家后，蔡万霖以所分得的国泰人寿为基础，成立了国泰人寿集团，后更名为霖园集团，但业务仍然 以“国泰”命名。经过了蔡万霖和儿子蔡宏图两代的苦心经营，国泰蔡家在“金融改革”以前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企业家族。2001年“金融改革”的号角吹响以 后，蔡宏图开始筹组国泰金融控股公司（2882.TW；下称国泰金控），期望在这个新开放的市场拔得头筹，树立霖园集团的“国泰”旗帜。2001年，国泰 人寿的营收与利润各占集团93%及86%，显见当时国泰尚缺乏银行与证券类业务。为改变这一现状，蔡宏图决定利用“金改”的机遇拓宽业务，以扭转国泰过分 依赖保险业务的不利局面。

　　同出蔡家的富邦金控（2881.TW），在分家以后也积极拓展自己在台湾地区的金融业务。蔡万才分家时获得国泰产物保险，并在1992年将其更 名为富邦产物保险，与国泰一样以保险业务作为核心。蔡万才的儿子蔡明忠明白，自家集团的弱点在于市场份额低，虽然在产物保险是龙头，但寿险业务的市占率远 低于国泰人寿的37%。因此，在出任董事长一职后，蔡明忠便积极寻找方法，希望在保险业务之外的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然而1998年，蔡明忠与弟弟蔡明兴 却因为遭遇台湾地区的“地雷股风暴”，导致富邦集团该年度出现近百亿元新台币的巨额亏损。2000年，蔡明忠与花旗银行结成联盟，以230亿元新台币的价 格卖出富邦集团15%的股权，并且换得花旗投信与花旗人寿的业务并购。由此，富邦金控重塑实力，应对即将来临的公股释权和金融业并购潮。《福布斯》杂志曾 以“花旗集团的秘密武器”为封面标题，来称许蔡明忠与蔡明兴兄弟，这也是台湾金融家首次登上《福布斯》封面。

　　在第一次“金改”中，蔡家两大掌门人蔡宏图和蔡明忠发生了一次为外界所瞩目的对阵。2002年8月，霖园集团宣布国泰银行并入公股控制的世华银 行，由于二者规模差距较大，这起并购因此成为了“金改时期”以小吃大并购案的代表。不过，这宗收购的焦点不只在于收购价值巨大，而在于民营资本并购官股金 融机构时，当中所涉及的手段及利益关系。其实，在2001年间，富邦蔡家已布局世华银行多时，不但已取得世华银行两席董事，并花上百亿元新台币买进近 15%的股权；国泰蔡家不但只有一席董事，股权也只有一成左右。但蹊跷的是，最终国泰蔡家却反而得手。2008年国民党重新主政。2009年，台湾“最高 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开始侦办富邦、国泰两大家族的相关案件。他们的调查显示，陈水扁在第一次“大选”时获国泰蔡家“赞助”新台币1 亿元，当上“总统”后又“援例办理”，自2001年至2004年，每年都以选举名义，要求蔡宏图赞助1亿元新台币，前后共接受了国泰4亿元新台币的现金。 而富邦金控在陈水扁首度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时，只赞助了1500万元新台币，相较于国泰蔡家，“两集团给付的金钱相去悬殊”。在这样的“交情”下，当蔡 宏图与蔡明忠双双表达入主世华银行之意时，陈水扁直接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庸三，表示支持国泰并购世华，还要人传话给原本较具优势的富邦蔡家，要求富 邦蔡家放手。

　　与国泰蔡家不一样，虽然蔡明忠是陈水扁的同窗，父亲蔡万才也支持陈水扁，与民进党关系密切，但蔡明忠却没有一边倒地向绿营押宝。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明忠是国民党“连友会”的发起人，并多次在媒体访问当中强调自己是“蓝绿组合”。

　　2002年对公股台北银行的并购取得成功就是富邦蔡家“风险分散”政商关系得法的明证。当时，台北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共有80家分行，因此吸引 到国泰金控、公股开发金控（2883.TW）、元大京华证券集团（2885.TW）马家及中信金控（2891.TW）辜家的争相竞逐，但最后却为规模资产 远不及台北银行的富邦取得并购权。由于台北银行的控制权在并购之前主要掌握在台北“市府”手中，而当时的“市长”正是蓝营国民党的马英九，因此与蓝营沟通 在所难免。据同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实秋的说法，当时台北银行高层在言语中透露台北银行要并入富邦金控，而且允诺国民党“议员”，如果支持合并案，蔡 明忠愿意赞助数千万元新台币作为政治献金。显然，政治介入帮助蔡明忠得到了台北银行。

　　这两宗并购案清楚地显示，在台湾地区金控家族形成过程中，政商杠杆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过，虽然并购台北银行后富邦金控一跃成为大台北地区的银行业龙头，但由于公股与民营企业间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台北银行的旧员工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企业士气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新光与台新吴家—专业并购

　　新光金控（2888.TW）与台新金控（2887.TW）本同属新光企业集团吴家，分别由吴家第二代吴东进和吴东亮经营掌控。1986年经过家 庭会议后，新光集团的家族事业被交于吴东进，为分家埋下了种子。到了1997年，吴家兄弟陆续脱手对方所负责公司的股份，以便理清兄弟之间的财产，被外界 视为分家。2002年，由于管理风格不一加之关系紧张，兄弟两人决定各自成立金控公司，与其他金控家族一争高下。

　　长子吴东进在分家时得到的家业最多，主掌新光人寿、大台北瓦斯、财团法人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等4家企业体，财力雄厚。但由于吴东进成立的新光金 控的本行是保险业，为进一步扩展金融业务，新光金控分别于2004年及2005年对民营的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提出并购计划。这两项并购案的成功，尤其是后 者，帮助新光金控迅速扩张了金融版图：其银行分行规模由37家一跃上升至108家，信用卡持卡人数合计逾156万人，资产更迅速增加到逾1.2万亿元新台 币，成为了寿险与银行业务并驾齐驱的金控集团，规模仅次于国泰金控。

　　吴东进在“金改”中得以成功并购联信银行及诚泰银行，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人物—林诚一。林诚一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是陈水扁的学弟，两人早在 大学时期便交情匪浅。后来，林诚一成为诚泰银行的董事长，积极资助陈水扁的“竞选”活动，并借出价值20亿元新台币的土地作为其“竞选”总部，被视为陈水 扁团队的中坚分子。其后他又以诚泰银行的名义发行“台湾之子”信用卡。根据台湾“检方”的调查，在吴东进并购的前夕，林诚一向陈水扁捐出1亿元新台币的政 治献金。据台湾《商业周刊》的分析，吴东进有意并购诚泰，在陈水扁的压力下，林诚一才决定出售诚泰银行以换得更大利益。在并购以后，林诚一被吴东进留任， 委任为新光金控的名誉董事长。2006年，林诚一更被“政府”委任为官股开发金控的董事长。

　　新光吴家在两次“金改”的6年间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金改”期间，吴东进曾面临重大财政困难。当时，新光人寿提拨巨额保险责任准备金，造成股 价大跌，而后又因科技股泡沫危机出现单月大亏25亿元新台币的困境。吴东进清楚，市占率只有9%的新光人寿无法与市场份额占37%的国泰人寿相抗衡，因此 选择了“专业并购”的方案—在相对封闭的银行业针对“小而美，大而好”的银行进行并购。最后，随着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并购案的成功，加上吴东进并未涉及有 关政商关系的弊案，市场对新光金控恢复正面期望，在一次“金改”以后相对于台湾加权指数股价都优于大市。

　　台湾商业家族大都奉行“长子继承制”，以致作为三子的吴东亮并没有在分家之中继承到新光集团的“金鸡”人寿业务，但他分到的台新银行后来在台湾 金融业却雄霸一方。1990年初，台新银行应银行业开放“政策”而成立，却是最后一家拿到牌照。没有政商人脉，也没有供应不断的资金，台新在成立初期以规 模小、表现差、逾放比较高而“闻名”，成绩在大台北地区垫底。一次“金改”前夕，其仍处于不利形势，2001年台新银行的纯利率只有4.06%，远低于行 业平均值的16.96%。

　　江湖中“金改”的风声此起彼落，吴东亮明白，如果再不改善台新银行的状况，在金融业开放中就会被对手吞噬；加上台新吴家旗下只有乏善可陈的银行 和证券业务，因此其也开始进行“专业并购”，与具有广泛同质性的大安银行进行洽商。吴东亮希望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改善经营，并在“金改”落实后共同成立金 控公司。2002年，台新银行成功并购大安银行，经营及获利能力也迅速改善，纯利率飙升至16.3%。另外，得益于吴东亮本人及其管理团队的专业管理理 念，台新银行在两年间便蜕变成台湾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2004年吴东亮在银行业再下一城，成功并购业务相似的新竹十信，在二次“金改”前扩大了事业版 图，台新银行分行数量增加到101家，台新金控的资本额更达到9.9 万亿元新台币的新高。

　　经过两次与中小型银行的合并，并配合二次“金改”“公股释出”的目标，吴东亮将台新金控的并购方向转向大型公股银行，以打造台湾第一民营银行。 当时市面上与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并称为“省属三商银”的彰化银行因为超贷太多、财务不稳健，于2005年6月决定发行占总股份比例22.5%的特别股。除 了台新金控、富邦金控、兆丰金控、开发金控等本土机构以外，新加坡淡马锡也参与了投标，其中淡马锡更聘请“双摩”（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和台湾地区各大 重量级经理人加入，担任财务顾问。令人意外的是，台新金控最后赢得了彰化银行的特别股竞标，成为其最大股东，随后更把股权比例提高到32.5%，根据两次 “金改”后的“金融法”将彰化银行正式列为子公司。这一过程看似顺利，却是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合并问题的开始。在台新金控成功竞标彰银特别股后，资本市场 都认为标价太高，又适逢台湾金融业的“双卡风暴”，台新金控原本制定的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的计划无奈搁浅，最后不得不依靠美国新桥投资和日本野村 控股共同注资310亿元新台币渡过难关。但如此一来，台新金控的外资持股比率一下子剧增到45%，为日后的治理问题埋下地雷。

　　毋庸置疑，吴东亮凭借魄力及野心带领台新金控达到历史高位，但缺乏政商背景成其软肋，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的合并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即使在 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后，也没有得到“财政部”、“金管会”和公股对合并的同意。台湾“政务次长”曾铭宗公开宣称：“如果同意这项整并案，将严重违背大 众利益。”从中标日起计，台新金控的月累积超额回报率半年下跌了约60%，这反映出公众及市场对台新金控并购未能取得成功的失望。难怪2013年6月股东 会时，吴东亮坦言：“彰银问题是拖累台新金股价长期因素，也是‘我们心里的痛’。”

　　台新吴家在并购彰化银行一事中可谓“前门失火，后门有贼”，不但并购遥遥无期，更因动用大量资本，引来了占45%股权的外资，倘若外资瞬间撤 离，台新金控便岌岌可危。这也再一次证明，在政商关系紧密的地方，“政策”红利的获得是需要一定的政商手腕作为支持的，否则并购可能成为企业的灾难。幸 好，由于新光与台新吴家都实行“专业并购”，只并购体质良好、业务相关度高的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两家金控公司在刚开放的市场中立足。

　　台湾中信辜家—并购致声誉遭受重创

　　2003年，正积极于一次“金改”中拓展领地的辜家发生了“达裕开发公司跳票事件”，辜濂松选择与癌症复发的叔父辜振甫“宁静分家”，正式把中信辜家定性为金融事业家族，与辜振甫一支、和信的生产事业完全分割开来（详见2013年11月号本专栏文章）。

　　虽然手持和信金控的叔父辜振甫带有明显的深蓝政治色彩，但中信辜濂松及其长子辜仲谅却与李登辉和陈水扁非常亲密。一次“金改”开始后，辜仲谅洞 悉先机顺利取得金控公司牌照，成立中信金控，将中信保经、中信证券、中信保全纳入其中，建立起金融业大象企业。与其他金控家族一样，中信金控也积极寻求并 购，并于2003年以195.7亿元新台币并购万通商业银行全部股权。值得玩味的是，辜仲谅在得知台湾“财政部”已不愿意再发出银行分行执照的情况下，认 为收购万通的综合效益相当高；舆论却指出，万通银行盈利能力堪忧，且并购案中涉及大量政商手段，由此带来“不确定风险”。事实证明，并购后中信金控的纯利 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ROE）分别急降12%和10%，股价表现也不及大市。

　　并购会为企业带来规模，却不一定带来收益。“金融改革”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并购，辜仲谅却在并购中遭受重创。然而在看到富邦金控与台新金控都积极 并购公股银行后，辜仲谅决定带领中信金控成为台湾最大的金控企业。2004年中信金控再次出手，购并长期亏损的公股凤山信用合作社，并公开宣布要买进兆丰 金控10%股权，但为了避免收购成本因消息外流而上升，中信金控在“政府”核准前，就借子公司中信银行以逾3.9亿美元购买了巴克莱银行发行的结构债，同 时委任自己控制的顾问公司要求调整结构性债券的投资标的，从而购买兆丰金控3.97%的股份。此外，为了令公股妥协，辜仲谅将1000万美元作为政治献金 汇入了陈水扁家族的海外账户，而在此之前陈水扁已经收下了辜仲谅2.9亿元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年“特侦组”开始对这宗全台 湾最大的金控并购案进行调查，发现中信金控的几位高管出现内线交易和背信的违法行为。原来，辜仲谅在宣布并购后，又经由子公司红火赎回这些结构债，其中获 利3047万美元（约新台币10亿元），辜仲谅与妹夫陈俊哲共同侵占了其中的3亿元新台币。不愿面对司法的辜仲谅马上躲到日本，著名的“红火案”由此而 来。2007年，辜仲谅终于回台接受审判，直到2013年，“法院”二审判处其9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在此案仍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上诉中。政商关系 帮助辜仲谅拿下了“金改”以后的桥头堡，却让他与家族的百年声誉蒙尘。

　　至于中信辜家二子辜仲莹，未能继承到中信金控，却在一次“金改”时获取了本属国民党党产的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2883.TW，下称“开发金 控”）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这成为了中信辜家的第二道财脉。在2002年前，开发金控表面上是民营企业，但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离开了权力核心的国民 党打算出售业绩不佳的党产股权，以确保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为选举经费。而辜仲莹在2004年通过台湾中国人寿与台湾中信证券，大举加码收购市场上开发金控 的股权，并在最后拿下了其经营权。这一举动无疑帮助国民党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但令陈水扁大为不悦。后来在前“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的主导下，开发金控公股 明确规定，辜家董事席位不可过半，以此消弱辜家与国民党的影响力。

　　雄心壮志的辜仲莹在成为开发金控的总经理后，想要一口气拿下国民党的另一党产—中央投资旗下的复华金控。其时，另一金控家族元大金控马志玲也希 望将复华金控收归自己名下。原本辜仲莹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无论在财务还是管理经验上，辜仲莹掌管的开发金控都略胜一筹。据国民党党部透露，国民党其实已经 和辜家签约，但因为陈水扁“总统府”的介入，最后被元大马家抢下复华金控。如此看来，辜仲莹很有可能在开发金控收购案中得罪了“总统府”；也有分析指出， 元大马家也运用了相当的政治手腕讨好陈水扁。时移势易，2007年前后陈水扁“内阁”改组，蔡英文下台换上了邱义仁，变成了对辜仲莹有利的政商形势。辜仲 莹运用各种管道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砝码，并在“府院”高层的力挺之下，令“财政部”从不许中信董事席位过半，退让到中信董事席位不超过2/3的门槛。不 过，这些都还无法让辜家满足。最后中信辜家拿下八名董事、二名独董、二名监察人的绝对优势席次；相比之下，公股仅取得四董事一独董一监察，中信集团不论从 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取得了2/3以上的席次，正式取得了开发金控的控制权。2013年6月，开发金控进行11席董事改选，公股只剩下以台湾银行为代表的 最后一个董事席位，公股对开发金控的控制已是名存实亡。

　　2005年10月，开发金控与旗下子公司宣布已购入占金鼎证券总股量16.15%的普通股，成为第二大股东，目标是吞下金鼎证券，将其在证券业 的市占率从2.2%提升为4.2%。当时市场也颇为看好这一行动，开发金控在公布并购后累积超额回报率节节上升，相对于台证指数15日内增长8%。

　　不过，被并购方金鼎证券对开发金控的行动非常不满，甚至发出“恶意并购”的警告表明会进行“反收购”，并制定了多项策略，规划与环华证金、第一 金证券、远东证券进行四合一合并案，以稀释开发金控对金鼎证券的控股比例。然而开发金控得知这项讯息后，为求顺利入主金鼎证券，采取了诸多违法操作，当中 更滥用政商手腕以达到并购目的，例如，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强制公开收购的规定，利用开发国际、大华证券等开发金旗下公司，向环华证金股东取得环华证金 20%以上的股权。2009年“台北地检署”侦办开发金控并购金鼎证券一案，认定辜仲莹和开发金控策略长等4人违反“金控法”，涉及内线交易，从中牟取暴 利，当中辜仲莹从开发金控中获利1.4亿元新台币。同年辜仲莹又被“特侦组”查出在2004年入主开发金控期间，协助陈水扁之妻吴淑珍洗钱5400万元新 台币，以换取公股对董事局席位的退让。最后辜仲莹被判解除其开发金控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并命开发金控改派其他自然人代表接替其银行董事职务。虽然辜仲谅及 辜仲莹两人都正在对案件提出上诉，但“特侦组”的证据及“法院”两次审判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中信辜家拥有深厚而庞大的政商关系 网，兄弟两人在“金改政策”目标的掩护下滥用政商关系，对企业作出违法的恶意并购，结果引火烧身。

　　元大马家—“金改”中的黑马

　　与其他家族金控的本行不同，元大马家的马志玲是从证券业发家。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买卖股票成为全民运动，马志玲抓紧机会建立自己的证券公司。 2004年初，一次“金改”渐入尾声，各金融集团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金控公司，有些甚至已经达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并购。到了2005年，马志玲得知当局不 会再发出金控牌照，而自己手上仍然一无所获后，心急如焚。如前文所述，复华金控的并购权本来是由辜家二少的开发金控所有。然而券商龙头元大马志玲，不单算 盘打得精，同时深谙弯腰之道，在短时间内成功地从辜仲莹手中把复华金控抢到手，也与剑拔弩张的复华金控大股东握手言和，从而避开了一场流血大战。

　　2004年，马志玲的元大京华金控开始在市场上买进复华金控股份，正式打响了复华金控的并购战。复华金控当时的股权结构相当微妙：国民党中央投 资公司持股近20%、公股台湾银行与土地银行共持股14%，民进党上台后党股与公股各吹各的号，再加上元大马家的进场，三股势力并驾齐驱。2003年底， 陈水扁“竞选”连任，当时他和民进党锁定国民党党产的议题穷追猛打，“行政院”为此还成立了“政党不当党产归还政府专案小组”，借行政力量对国民党施压。 而国民党为了摆脱政治困境，同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秘密地谋求脱手党产，当中业绩不佳的复华金控正是首选。元大马家得知中信辜家二少辜仲莹暗中表 示有意购买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便马上布局希望抢到手。在大家争相抢夺党产的形势下，如此复杂的一笔交易，陈水扁成为了当中的重要角色，马家巴结第一家庭 不可避免。2009年，台北“法院”在审理二次“金改”弊案时各证人和盘托出整件收购案的秘密。元大马家当时有两大布局，可谓十分周全。首先，没有既定政 党背景的马志玲利用民进党“立法委员”作为重要管道，以“打击党产”为名，软硬兼施，透过内部关系干预国民党出售自家党产的决定，导致辜家与国民党的交易 最终功败垂成。另一方面，元大马家掌握秘密谈判的进度，确定了出手的时间和力度。马志玲在得知辜家已经跟国民党签约以后，请妻子杜丽萍直接前往玉山官邸提 供政治献金，要求陈水扁和吴淑珍的支持。2006年6月，马志玲宣布元大京华与复华金控合并。同年9月，元大在复华金控的董事会改选中，一口气取得2/3 的董事席位，确定了元大京华证券与复华金控的合并案。

　　马志玲的政商手腕在元大收购后的董事长人选确定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马志玲当时向媒体宣布，由台湾前“财政部长”、“驻WTO代表”颜庆 章，代表元大角逐复华金控董事长，而非他本人。这招“以退为进”，其实是出于马志玲的精心计划。颜庆章是台湾当局属意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的人选，在政治层 面，他具有平衡政党与大股东势力的作用；在经营层面，14家金控执照出自当年担任“财长”的颜庆章之手，请来拥有充分政商地位的他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一 职，对元大马家的加分作用不言而喻。

　　后来政党权力交替，马志玲与扁家已经建立的政商关系开始失效，“特侦组”也开始对当中的政商弊案进行调查。陈水扁涉及的二次“金改”“元大并复 华案”三审判处陈水扁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8年，并处罚金1亿元新台币，当中马志玲涉及的两亿元新台币政治献金被追缴没收。与此同时，“检方”查出， 马志玲夫妇误导旗下上市公司元京证券，大量买进旗下元大投信股票，将元大的结构债损失转嫁给元京证券，因此被控“背信罪”，二审重判7年4个月，更指出当 中可能涉及了更多的政治弊案，此案目前仍在上诉当中。

　　政商运作为马志玲在“金改”期间带来了重大利益。但马志玲在当中涉及的弊案也令元大马家的声誉蒙上阴影。

　　华南林家—百年基业立足不成

　　板桥林家也是台湾传统五大家族之一，他们从满清时代开始便拥有众多土地及雄厚的政商资源。今天，林家第七代嫡系单传林明成掌管华南金控，希望以 金融事业拓展林家家族企业的另一番景象。然而林明成脚下站着的，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华南金控虽然资产规模大、却深深受制于官股；虽然资格老，但却守成有余 变革不足。较之其他家族，华南林家更为保守，是带着“守业”的心态来经营金控业务。

　　林明成的父亲林熊征创办台湾华南银行时，与第一银行和彰化银行合称为“省属三商银”，由此可知华南银行公股的本质，林家也必须与国民党保持良好 关系才能夯实基石。林明成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政权交替以前，与蓝营关系亲密自然能够带来先机。1998年华南金控举行董事选举， 官股与民股的席次比例为9比6；到了“金改”的前夕，政商关系帮助林明成获得连任，官股与民股的董事席次比例更悄悄变成8比7，意味着华南金控董事权争夺 战即将上演。但在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以后，形势发生变化，要保持同样的政商关系需要向民进党靠拢。林明成便铺路宴请“总统府机要秘书”马永成，开始搭 起与绿营的关系。随着关系的深入，林明成逐渐变成民进党台湾智库的幕后大金主，成功使得公股点头同意其担任华南银行董事长。上任后，林明成颇具野心地想要 缩减公股数量，从而取得真正的经营权。

　　“金融改革”执行后，华南银行率先获得台湾“财政部”批准，成立华南金控，业务急速扩张。2003年公股第一金控公开“对外招亲”，林明成看准 时机，希望赢得同属公营企业的第一金控，认为合并后将会成为台湾最大金控，同时两者皆是“同父同母”的企业，合并难度也不会很高。第一金控属台湾“财政 部”所有，当时董事长谢寿夫和“财政部长”林全对这宗合并企划案，尤其对于林明成的野心，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第一金控未来很有可能会与华南金控一 样，慢慢变成林家膝下的金脉，因此积极反对林明成对第一金控的合并计划。

　　合并案的失败使林明成更专注于华南金控的发展，也更加坚定了其获得华南金控实质经营权的决心，但这意味着他必须要与官股再次进行大战。林明成清 楚，要取得经营权就必须获得更多股权持有人的支持，新光吴家便是他认为第一个可以与之合作的家族。新光与华南金控渊源颇深：新光吴家是华南金控的原始股 东，吴东进夫人许娴娴长期以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身份担任华南金控董事，吴东进的长女吴欣盈又嫁给了林明成的儿子林知延，吴家与林家可谓亲上加亲，于是， 新光吴家手上持有的华南金控股权便成为林明成的筹码。然而新光吴家加上林家所持有的华南金控权股未能达25%的并购法定下限，而公股却占33%的股权。

　　2013年华南金控董事席位争夺战的前夕，台湾“财政部”高层与林明成协商达成和解共识，公布“公民股”双方“不打仗”，林明成同意不争取华南 金控的董事席位的大多数，同时让出董事长一职，退居华南金控副董事长继续参与经营，但仍然兼任华南银行的董事长。时至今天，作为最大民股股东的林明成还是 无法取得华南金控的主要控制权，将多年经营的华南金控并入林家资产仍是一个不知何时能实现的希望。

　　台湾“金融改革”发人深省之处

　　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正紧锣密鼓推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述，中国内地未来要“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 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国内地成立的民营银行数目可能会急速上升，有如台湾地区一次“金改”前民营银行林立的情况。如果政府同时开放利率 市场，根据台湾地区的经验，存贷利差在竞争下将会缩窄，从而引发银行同业的激烈竞争，乃至逾放率急速膨胀的情况。因此，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或可借鉴台湾地 区的经验教训，为未来金改中的一些风险做足准备。

　　过去台湾地区金融机构资产品质不佳，普遍存在逾放比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足等问题。自国民党“执政”时代开始，到陈水扁首个“任期”内，“政府” 都将“金融改革”列为重点之一。台湾的一次“金改”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银行体质，不过鉴于金控公司和银行数量仍然过多、规模也无法与跨国金融机构相比， 陈水扁在第二“任期”内，推动了二次“金改”。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以陈水扁为代表的贪腐官员主导的“金融改革”并没有提升金融业的良性竞争，仅为对金融业 虎视耽耽的商业家族们带来了契机。台湾地区金控家族以政商手腕与政党连结，为自己企业带来金控公司的经营权，赚取了丰厚的“柜底利润”，各个家族迅速以兼 并公营企业和党产手段取得台湾金融市场的寡占权，建立起金融家族王国。然而，在台营运的外商银行分行数目却由2001年的44家减至2008年的38家， 至今只剩下36家。由此可见，两次“金融改革”并未给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带来积极作用，相反，寡头垄断市场与官商关系的密切性使得外资望而却步，最终减慢 了台湾地区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众多研究也指出，跨国企业对有金融弊案发生的地区都是抱着非常负面的态度。

　　事实上，五大家族发起的诸多金融并购，平均而言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正面评价。自2004年9月二次“金改”迄今，台湾地区共发生了48宗金融并购 案，但综合来看“金融改革”引起的并购案好坏参半，这些并购事件首度曝光前后15日的累计异常回报率趋近于零（图1）。另外，长期而言，五大家族主导的金 融事业业绩表现更是良莠不齐。从2002年一次“金改”到今年，五大家族的月累计股票异常回报率平均也趋近于零（图2），与先前购并宣布时市场的反应非常 一致。

　　我们看到，台湾这五大家族企业为了获得“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依靠本身的政商关系进行集团式并购，虽然长期绩效各异，但总体而言对台 湾的金融业没有显著的提升助力，这当中一是因为缺乏职业竞争优势，二是被收购原官营银行员工的官僚文化难以融入家族文化，三是因为台湾政治斗争造成了官股 与家族股权之间的抗衡斗法。这些教训都十分值得借鉴。

　　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可以为民营资本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为一些公司带来更高的市占率，但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下，最后取得金融牌照或并购银行业务的 资本是不是最有经济效益的经营者，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来，答案不是肯定的。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作为工具 但也可能伤害自己。在政策红利的诱惑下，企业家运用政商关系时必须保持底线，这样无论在金融改革的路程上成功与否，也能实现家族企业的永续经营，捍卫家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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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下班后会做这5件事

http://www.xcf.cn/500frb/tt/201604/t20160418_770362.htm

当“奥马哈的先知”讲话的时候，人们洗耳恭听。事实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涌入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小镇，来聆听他讲述关于投资的事情。

　　当然，如果真有一个商业领袖能够得到这种崇敬，那么这个人非巴菲特莫属。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年，他就能够将自己的净资产翻成两倍甚至三倍，如今， 他的身价已达670亿美元。他公司的单支股票价格是多少？191396美元。这足够在美国五十个州中的任何一个州中购买一栋房子了。

　　教教我们你的方法吧，巴菲特！

　　有很多书都讲述了巴菲特是如何积累财富的（在亚马逊上搜索他的名字，能够搜到几乎二十页结果）。The Motley Fool、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Business Insider网站上关于巴菲特的文章也是数不胜数。

　　但是，关于巴菲特下班之后业余生活的文章却不是很多。

　　这并不令人惊讶。当今的公司文化中充满了经常性加班的工作狂人，与业余爱好相比，巴菲特的工作日程对读者来说更有价值。但是巴菲特关于管理、投资以及赚钱的禅宗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以下是巴菲特每天要做的五件事，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1. 阅读五百页书。

　　有一次，当被问及如何变得更聪明的时候，巴菲特举起来一叠纸，说：“每天阅读这样大小的500页书。知识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就像复利一样。”

　　巴菲特预估自己有80%的清醒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上班时读一些金融文章、杂志以及报告，下班之后则读一些报纸和书籍。我们中一些人每年都读不 了这么多页书。“我更多的是阅读和思考，比更多的商人们少做了一些冲动的决定。”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你读的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多，也就更不会轻易冲动。

　　2. 适当锻炼

　　有一次，巴菲特说，自己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像六岁孩子那样吃东西”，包括每天喝5罐可乐。“我就是1/4的可口可乐，”他承认道。（考虑到他拥有160亿可口可乐的股票，所以这件事或许是真的。）85岁的巴菲特还喜欢吃汉堡、牛排、薯饼和漂浮沙士。

　　2007年（当时巴菲特77岁），他的医生给了他一个小建议：“要么你就吃的好一点，要么你就要锻炼。”巴菲特选择了锻炼，“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小小的改变起到了效果。2015年，巴菲特战胜了前列腺癌，如今的他看起来仍然快乐健康。

　　3. 充满感激，不要浪费

　　巴菲特跟随着偶像查克·费尼的脚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之一。有很多百万富翁都加入了他的“捐赠誓言”，承诺将自己一半的净资产捐献给慈善 事业，其中包括比尔·盖茨。巴菲特承诺在他有生之年将捐出自己99%的财富。“如果你是人类中最幸运的1%，你应该感谢其余99%的人。”

　　巴菲特还是一个著名的吝啬鬼。他仍然住在自己1958年花了3.15万美元买的房子里，他仍然喜欢在奥马哈的麦当劳里招待拜访他的投资者。

　　4. 玩一个需要耐心的游戏

　　和查克·费尼一样，巴菲特承认自己像玩游戏那样经营着自己日益增长的财富。这并不令人惊讶。他非常喜欢游戏，而且经常玩金融“心理游戏”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看到自己的投资模式。

　　他还喜欢通过玩桥牌（这款游戏同“大富翁”一样，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玩完）来使自己保持犀利。事实上，巴菲特非常喜欢玩桥牌，有时甚至会在奥马哈的商业区里花上七美元来和退休的人玩桥牌。

　　“这是最好的智力训练”，他说，“每十分钟你就会看到全新的局势……桥牌就是衡量得失，你无时不刻不在计算当中。”

　　5. 有一项仅仅是出于兴趣的爱好。

　　对于经常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的华尔街分析家来说，诸如爱好这样的东西都是被放在次等地位的。但是巴菲特却非常喜欢自己的爱好。他会弹尤克里里，还会写歌。Youtube上有他唱的关于可口可乐的歌曲视频，以及与邦·乔维的二重奏视频。

　　翻译：尉艳华

　　来源：Entreprenuer

　　原标题：5 Things Warren Buffett Does After Work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VC/PE，内力比拼

http://www.xcf.cn/tt2/201604/t20160422_770641.htm

面对经济下行将成大概率事件的2016年，不管是对投资机构还是创业公司，都需要从“追风少年”变身“气功大 师”，沉淀下来修炼心法，打造内在的核心竞争力。投资机构面临着进一步的细分和专业化，而对创业企业来说，在资本寒冬面前，或许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像 小强一样先活下来”。

　　伴随大量O2O公司的曲终人散走完喧嚣的2015年，投资者对2016年的创投环境依然不看好。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邝子平表示，2016年，大 环境还是面临很多挑战，创投行业会比2015年降温，上半年会更冷。中国目前融资的周期长了、节奏慢了；但是新一轮融资后公司估值低于上一轮估值的情况， 基本上还没有发生，然而在美国，这一切却已经发生了。

　　根据CVSource统计数据，2016年1月，仅有58只基金成立及开始募集，有40只基金在当月完成募集，但相较86.23亿美元的目标募 集规模，实际完成规模仅为39.91亿美元。可见，无论是开始募集还是完成募集的，基金的募集数量和规模都双双回落。2月，基金募集规模略有提升，但开始 募集和完成募集的数量仍然继续回落，基金募集氛围持续遇冷。

　　对此，洪泰基金高级投资经理殷鹏指出：“2015年股市的巨幅波动不仅影响二级市场，也传递到了一级市场，一级市场的钱少了，创投募资更为艰 难，大家对投资也更加谨慎”，不过，在清淡的投资环境下，GP的选择范围也更大，优秀GP所具备的价值可以更好地显现出来，在“二八定理”的作用下，好 GP的管理规模会越滚越大。

　　投资向早期和并购迁移

　　Pre-IPO公司一度是中国创投市场的主流投资标的，但过去几年，IPO时常处于停滞状态，在项目退出堰塞湖的重压之下，多数机构放慢甚至暂 停了Pre-IPO的投资步伐，纷纷探索转型路径，VC/PE市场正逐步朝价值投资方向转变，主流机构对于早期投资和并购投资的试探决心加大。

　　根据CVSource统计，2015年1-11月国内市场共披露创业投资（VC）案例2506起，投资金额达312.03亿美元，相比2014 年，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规模都有大幅提升。从投资轮次和投资的企业阶段来看，2015年前11月披露的创投案例中，A轮融资1818起，投资规模为 90.55亿美元，B轮融资442起，投资规模为70.05亿美元。无论是融资数量还是融资金额，A轮融资都位居榜首。

　　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指出，传统VC/PE业务的专业细分加强，首先就表现在投资阶段的细分，投资机构的业务将逐步收缩、聚焦到特定发展阶段的企 业。早期和并购项目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对GP能力要求最高，增值空间最大；Pre-IPO项目则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增值空间小，竞争也日益激烈。

　　《投中集团 2015年中国GP调查研究报告》提到，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上市公司等机构投资人对股权投资市场关注度加深，以产业整合为核心的并购基金、偏早期投资的创投基金、更加专业化的特定领域投资基金受到机构投资人青睐，LP市场机构化的特征更加突出。

　　从已完成募集基金的类别方面来看，创投基金在VC/PE市场新募集基金中占据核心位置，其募集数量占据一半以上份额；但由于创投基金规模体量相对较小，在已披露基金募集规模中占比不足三成。

　　并购基金目前仍处于偏早期发展阶段，并购基金募集数量占比为一成，募集规模不及两成，单只基金体量相对较小。多数投资机构倾向于采取中小型基金模式进行探索，故而并购基金募集规模占比与募集数量占比相差不大。

　　GP走向细分和专业化

　　由于早期和并购项目对GP的专业能力要求很高，GP不仅需要对项目有深入的了解，且需具备出色的投后增值服务和管理能力，这意味着之前Pre- IPO的突击入股和泛投资模式已经无法适用于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机构必须依托各自在细分行业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形成针对特定细分行业的竞争力。

　　君联资本总裁陈浩君指出，未来VC/PE行业将展开差异化竞争，每一只基金都应该思考自己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是足以支持机构持续化发展，对创新创业带来帮助，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

　　这种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特定主题，二是专注具体行业。从特定主题类别看，“新三板主题基金”、“定增基金（PIPE）”、“上市公 司+PE”基金颇受市场欢迎。在与其他机构拼抢时点的过程中，前者往往以1亿元人民币为主流基金规模，陆续实施募投；定增基金通常采取项目制方式运作；而 后者则以3亿-5亿元人民币为主流基金规模实施募投。

　　在同创伟业（832793）董事总经理、新三板业务合伙人张文军看来，“新三板可谓中国资本市场最后的制度性的财富盛宴”，他指出：“由于挂牌 门槛低，一些代表经济发展方向的潜力公司虽然没有利润，但可以在新三板上市；在新三板挂牌的时候，企业市盈率大概在10-15倍，协议转让时的市盈率在 15-20倍，做市转让的时候大概是20-40倍，如果可以转板，PE可以达到60-70倍。”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过去1年，参与新三板定增的VC/PE机构总计900余家，约占定增企业数量的35%。其中，2015年二季 度参与新三板公司定增的机构数量最多，达302家，参与企业定增金额的比例约占26.03%。不过，股市牛转熊以来，机构参与企业定增的热情略有下降，四 季度参与定增的机构数量和定增金额均有所下降（附图）。

　　除了抓住制度红利“窗口”，众多机构逐步摒弃泛行业投资的策略，沿着“泛行业投资—大领域覆盖（如TMT、医疗健康等）—细分领域聚焦”的轨迹，捕捉“价值投资+细分行业发展风口”的投资机会，不断探索挖掘最佳投资策略。

　　聚焦行业的优势在于可以积累细分领域的知识、人脉和技术等资源，培养对行业的深度理解和洞察力，不仅有利于发掘优质项目，也有利于培养投后管理能力。

　　投中集团统计显示，2015年1-11月的创业投资项目中，互联网和电信及增值行业依旧是投资者热衷追捧的行业，紧随其后的是IT和制造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仍然是最活跃的投资地点。

　　2016年投什么？

　　对于2016年的投资趋势，尽管各家机构关注领域有所不同，但有几个大方向符合了大家的预期—消费升级、企业服务和智能硬件，以及这些热点行业 的交叉融合。这背后的逻辑在于，80、90后崇尚的新兴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以及VR、大数据、SaaS、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本质上能够提高传统行 业生产率。

　　在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看来，下一个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的行业是消费升级所对应的跨境电商，“尤其是以年轻族群为服务对象的，结合了内 容+社交+电商的新应用；这种新型平台，可以让细分领域的族群找到归属感，挖掘新生代的消费力量”。在智能硬件领域，他更看好一些有人脉、想法和经验的创 业者。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劳动效率的2B业务也将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服务领域大有可为。

　　殷鹏的想法与童士豪不谋而合，他看好的是消费升级、企业服务和互联网金融。随着消费市场主力从60后、70后切换成80、90甚至00后，跨境 电商品牌有很大的机会；且中国有庞大的中小企业市场，企业服务离钱近，如果规模大，即可产生充足的现金流；互联网金融领域中他则看好互联网保险。此外，多 个方向会融合在一家创业公司的情况也极有可能。

　　曾担任华为副总裁的赛伯乐投资合伙人张俊管理的是一只主要聚焦物联网的基金，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智能硬件的看好。只是，目前最让他烦恼的是很难找到好的标的，“由于中国的物联网刚刚兴起，相关公司尚处于发展早期阶段，出类拔萃的公司比较少见”。

　　“目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和探底的过程中，传统制造过程没办法继续维系，只能依靠创新，我挑创业公司的标准有两点，一是核心技术的突破，二是实现了一定的销售收入或用户量，”张俊说，“现在的资本寒冬也让创业者更加清醒，大家开始回归实业，找回匠心精神。”

　　邝子平也看好消费升级和创新科技。他认为，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海外消费形成了新诉求，无论是境外旅游还是海外购物。在创新科技方 面，2C的投资机会期已经基本过去，2B可期，尤其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包括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和移动医疗等细分领域在内的医疗，都是非常重 要的板块。

　　尽管资本寒冬对创业公司来说是一种挑战，但优秀的公司往往能借此机会修炼好内功，最终脱颖而出。童士豪称：“经济下行对好的创业者是最好的时 候，别人没融到资，但是他可以融到，可以更好地与同行拉开差距，此外，经济不好的时候，招人和推广的成本都会下降，员工也不会总想着跳槽，创业公司可以更 好地修炼竞争力。”

　　对于大多数普通创业者来说，2016年需要思考的仍是如何活下去。对此，殷鹏说给出的建议是“以前创业者都是2VC，现在要多想想自己的商业模式，脚踏实地像小强一样先活下来”。■

批零差價2300 中石油中石化在山東“賺翻了”

這段時間，無論是作為“老大”的山東“兩桶油”的銷售部門，還是作為山東地方煉油企業，都笑瞇瞇的。

業內人士日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近來外省“兩桶油”的銷售部門紛紛到山東來取經，看看他們在當前的形勢下是怎麽賺錢的。

其實，外省的根本學不了。因為山東有著全國最大的地方煉油企業群體。

“兩桶油”自己煉油賣，虧錢;從山東地煉買油賣，卻穩穩地賺錢。“兩桶油”現在開始放下架子，與山東地方煉油加強“合作”。

批零差價每噸2300多

作為全國地方民營煉油企業最集中的省份，山東共有煉油產能1.89億噸/年，占全國煉油總能力的26.62%。其中地方煉油企業煉油能力11265萬噸，占60% 。

“兩桶油”與山東地方煉油企業之所以笑瞇瞇，是因為他們都賺了錢。

這個渠道就是“兩桶油”購買地方煉油企業的產品自己銷售，賺取其中的差價;地方煉油找到了產品出口，可以開足馬力生產。

“現在山東地方煉油的開工率起碼比上年末增長了三成以上。”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兩桶油’從山東地煉收油的價格與它們的零售標價，其中落差有2300-2400元。所以，即使‘兩桶油’的銷售終端大幅度降價促銷，也是有錢可賺。”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因為收油成本較低，“兩桶油”才有底氣進行優惠促銷。在濟南，每升汽油的優惠在0.6元左右，在山東地方煉油的大本營東營市，優惠可以達到0.7元，煙臺離得遠了些，每升可以優惠0.2元。

即使優惠到每升0.7元，相對於每噸2300元左右的批零差價，“兩桶油”還是有1500元以上的利潤空間。

地煉成了“如夫人”

上月下旬，中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中石油山東銷售有限公司分別與山東省永鑫化工、京博石化、魯清石化等8家地方煉油企業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中石油燃料油有限公司將向合作煉廠提供煉油原料，且同等條件下中石油將優先采購合作煉廠生產的成品油。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此前，中石油、中石化作為“老大”，基本不擺山東的地方煉油，並且原料供應、產品收購方面設置道道門檻。山東地煉對“兩桶油”來說，連個“通房丫頭”的地位都不如，現在成為“如夫人”了。

這份協議有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意味著山東地方煉油在“老大”家庭中地位的變化。這就是付款方式。

此前，“兩桶油”也向地方煉油企業收購成品，但貨款到賬周期長的問題是一直以來地煉與主營合作的困擾。

“老大”向地煉采購成品油，並非現款現貨，而是需要經歷很長的內部審批周期才能將貨款打給煉廠。現在，由於協議中雙方有原料合作業務，所以在結算時，中石油銷售公司可向煉廠開具商業承兌匯票，煉廠背書轉讓給中石油燃料油公司，作為原料合作業務的貨款。

也就是說，中石油可以用給煉廠供應的原料油抵外采成品油的貨款，這大大提高了煉廠與中石油合作的積極性。

促成這種變化有很多因素，但當前的全球原油價格與國內具體情況有密切關系。

上述業內人士對記者分析稱，當前“兩桶油”的自采原油價格大概是54美元一桶，國際油價是30多美元。對“兩桶油”的煉油部門來說，煉油就意味著虧損。不如減少自煉，讓地方煉油去填補供應的缺口。

地方煉油的腰桿現在也硬了，因為他們開始擁有了進口原油的資質。雖然現在量還比較小，但難保將來不會增加。

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上個月，國家發改委曾派出調查組到山東調查原油進口配額的使用情況。現在地方煉油形成的“倒逼機制”，其實符合供給側改革的原則。

山東的地方煉油企業也在用進口原油資質這個環節抱團爭取話語權。這個“老大”當年用來打壓地方煉油的杠桿，現在正在逐步失去作用。

據媒體報道，今年2月末，中國(獨立煉廠)石油采購聯盟正式成立，成員包括東明石化、匯豐石化、天弘化學等16家山東省內外企業，且大多數已取得原油進口使用權和原油進口權。

聯盟第一批成員總產能達6300萬噸、聯盟成員企業獲得的進口原油使用權數量達到5300萬噸;其中已取得原油進口和使用資質的企業5家，占國內已取得資質的獨立煉廠企業總量的62.5%，已申報並正在接受檢查的企業9家，占比達同類企業總量的90%。

這種形勢對“老大”的壓力是巨大的。另外，中海油在南海所采的原油也在不斷運往山東地方煉油企業。這可不是在原油進口配額之內的。選擇與山東地方煉油的戰略合作，應該是應有之義。

“如夫人”能提供好產品嗎？

本月7日，山東省政府下發文件，要求對山東成品油生產與銷售企業進行整頓。

整頓的內容包括，暫停新上加油站，依法關停和取締無照無證生產經營企業，加強對生產環節的監管等。

其中，“加強對生產環節的監管”是指，敦促煉油企業落實進銷臺賬，加強對組分油以及國Ⅳ標準車用汽、柴油流向的監管;依法查處國Ⅳ冒充國Ⅴ、普通柴油冒充車用柴油和組分油冒充成品油、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的違法行為。

上述業內人士對記者分析，地方煉油現在形勢很好，但過去存在的問題也更加顯現出來，這就是調和油問題。

“有些小的地方煉廠拿劣質的油品進行調和，加入一些材料之後使得指標貌似達標，但實際並不達標。這些產品，除了少量流入小的加油站意外，很大一部分賣給了地方大煉廠，大煉廠再賣給‘老大’。”

“有的地方煉廠年設計產能400萬噸，產量也達到400萬噸。這可能嗎?其中的問題，明眼人都清楚。就是走了上面所說的路徑。”

“在油品升級方面，山東地煉已走在全國前列。目前拿到進口資質的企業，都已經具備了國五標準油品生產能力。”山東東明石化集團董事局主席李湘平對媒體如是表示。

上述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關部門對原油進口資質的掌握是很嚴格的，產品質量不行，環保不行，設備不行，是拿不到進口原油資質的。現在，已經有一些企業在退出這個市場。

證監會：處罰6宗案件 包括國君員工違法買賣股票

證監會發言人鄧舸

4月22日，證監會召開例行發布會，主要內容如下：

證監會行政處罰6宗案件，涉及康華農業等上市公司

鄧舸宣布了6宗案件行政處罰：

其中，包括一宗重大資產重組中惡意造假、虛假披露案，涉及康華農業;一宗信息披露違法及在限制期限中買賣股票案，涉及中航投資;另有一宗信批違法、短線交易、操縱股價案。此外，還包括兩宗內幕交易案，涉及ST國通、匯通能源等上市公司;一宗證券從業人員違法買賣股票，涉及國泰君安某從業人員。

鄧舸表示，針對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多發的情況，證監會對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短線交易、證券從業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保持高壓態勢。

1、國泰君安員工涉違法買賣股票被罰

4月22日，證監會召開例行發布會。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宣布了6宗案件行政處罰。其中一宗證券從業人員違法買賣股票案中，在國泰君安任職的證券從業人員宋海龍，在從業期間利用本人名下及配偶名下證券賬戶交易剽，總盈利2.3萬元。

鄧舸表示，宋海龍的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43條規定，依據《證券法》第199條規定，廣東證監局決定對宋海龍沒收違法所得、處以5萬元罰款。

2、重大資產重組涉惡意造假 康華農業、步森股份遭處罰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介紹，在康華農業和步森股份的重大資產重組過程中，披露的重組方康華農業主要財務數據存在惡意造假和虛假記載，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各期財務報告虛增資產均在2億元以上，最高達5億元。此外，2011年至2013年各期財務報告虛增營業收入均在1.4億元以上，最高達2.3億元，各期財務報告虛增營業收入占當期披露營業收入比例均在35%以上。

依據《證券法》相關規定，證監會責令康華農業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頂格罰款60萬元；對14名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對其中1名責任人員采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2名責任人員采取10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同時，責令步森股份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30萬元罰款，對9名責任人員給予警告或並處以3萬元到5萬元罰款。 

3、舉牌不披露且任性交易 投資者李寧被處罰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介紹，投資者李寧（時為某房地產私營企業家）控制本人及他人賬戶交易元力股份，持股比例達到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5%時未依法信批。此外，作為持股5%以上的股東將持有股票在買入後6個月內賣出，或在賣出後6個月內又買入，同時又在6個交易日內通過盤中或尾市拉擡的方式操縱證券市場。

鄧舸強調，李寧的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相關規定，將對李寧予以警告和沒收違法所得90.4萬元的處罰，並同時處以約311.2萬元罰款。

4、監管層強化信披監管 中航投資、ST國通等被罰

鄧舸介紹，在信披違法及在限制期限內買賣股票案中，截至2015年6月4日，中航投資、金城集團作為一致行動人，持有中航黑豹15.97%股權，並在當月累積減持股份達5.869%。其中，中航投資減持超過5%後未及時信披，並繼續通過二級市場減持。證監會責令中航投資改正，對超比例減持情況進行報告、公告和公開致歉。同時，對減持行為直接負責主管人員、中航投資總經理楊聖軍給予警告處分，罰款10萬元；對中航投資警告處分，處以220萬元罰款。

證監會還對兩宗內幕交易案進行的披露。在合肥通用機械研究院（下稱“通機院”）劃收購ST國通過程中，通機院院長陳某東是這一內幕信息的知情人。而投資者楊劍波（時為安徽省某廳工作人員）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與陳某東聯絡密切，使用4個賬戶於2012年3月6日買入ST國通，合計買入約42萬股，交易金額約400萬元，並於內幕信息公開後全部賣出，構成內幕交易。根據相關規定，證監會對楊劍波處以30萬元罰款。

匯通能源董事長鄭某昌，是匯通能源籌劃收購上海駿夢網絡、北京樂華圓娛文化傳播這一內幕信息知情人。唐政斌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與鄭聯絡頻繁，使用4個賬戶在2014年4月14日買入匯通能源，期間合計買入約80萬股，交易金額759萬元，並於內幕信息公開後全部賣出，交易盈利約63萬元。證監會決定沒收唐政斌違法所得63萬元，並處以違法所得1倍罰款；罰沒款累積126萬元。

鄧舸強調，針對當前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易發多發、交織發生的態勢，證監會始終堅持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監管理念，不斷加強對市場主體信披的監管，對違法違規持續保持高壓態勢。
 

北京通州的商住房也限購了？ 開發商回應文件還沒下發

通州的商住房也要限購了?在去年8月出臺“史上最嚴”的住宅限購政策後，北京通州區商住房也將限購的消息，近日被廣泛傳播。4月21日，人民網援引北京市政府部門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稱，通州區商住項目限購政策，將於本周五正式發文實施，政策內容覆蓋的是商業、辦公和公寓類物業，但政策集中針對的是通州區的商住項目。對於限購內容，上述報道稱，與目前盛傳的限購政策內容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信貸政策、購房資格認定以及銷售方式等3個方面予以進一步限制。不過截至第一財經記者發稿時，政策尚未下發。

商住房如何限購?此前，市場中的傳言是，通州的商住限購後，目前執行的50%的首付比例或將提高;此前，通州收緊的限購政策只針對住宅產品，而限購擴展到商住項目後，對商住房購房者的資格審查也將趨向嚴格。

去年，在“副都”傳聞下，通州商品房成交量一度明顯上漲，限購新政隨之而來。北京我愛我家市場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4月，北京樓市迅速回暖，通州交易上漲更為明顯，從原來的月度600套～700套，增長至2000套以上，在北京市的成交比重也從原來不足5%上漲到7月的9.2%。隨後的8月14日晚間，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網站公布了《關於加強通州區商品住房銷售管理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要求，已擁有1套住房、無法提供在通州區落戶滿3年及近3年在通州區連續繳納社會保險和個人所得稅證明的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將無法購買通州區商品房。

商住限購被認為是住宅限購的延續和升級。從數據上看，在樓市回溫明顯的北京，商住房目前已經成為了成交主體。來自房地產研究機構亞豪君嶽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北京商品住宅的成交均價高達33271元/平方米，同比漲幅高達25.7%，今年3月，北京住宅市場當中商住產品共實現成交4656套，創下有史以來的月度銷量新高，占到當月全部商品住宅成交量的比重高達51%，這是商住產品的成交量首次超過住宅類產品，並因此成為北京樓市的主角。

商住熱銷，與純商品住宅供給不足有關。亞豪君嶽會統計顯示，從供需結構看，2016年一季度，北京純商品住宅的供需比低至1:3，供應遠遠不足以滿足購房需求，加之北京執行的嚴格限購，促使部分剛需及剛改購房客群轉而選擇商住產品，商住產品成交量不斷上升，並占到市場交易的主體。

“除了臺湖等區域，通州新增住宅供給量不大，尤其是城市中心區住宅供給十分有限，在首都副中心的利好下，通州成交上漲，一度供不應求。”一位開發商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在通州住宅限購後，一些投機需求湧向了商住市場，帶動了商住房成交，因此通州商住的限購也在意料之中。

本報記者隨後從另一位通州開發商人士處了解到，早在去年9月，通州商住限購的消息就在業內不脛而走，他最新了解到的消息是，商住限購有可能落地，但具體時間未定。至於限購方式，他的預計是，首套房首付比例可能繼續維持50%，買第三套則可能要全款購買。在他看來，限購限制的是投機需求，“就是以前買商住一買就買一層的那種人”。

關於通州商住限購的時間，一種說法是上述報道中提到的本周五，另一種說法是“五一”前後。但22日下午記者走訪發現，目前通州樓盤還未對此大面積做出應對。某南方上市公司在通州開發的樓盤銷售小趙22日下午告訴本報記者，他所在的項目是50年產權的商住房，雖然聽說要限購，但目前還在正常排卡銷售，成交情況暫時沒有明顯變化。

西北棄光嚴重 光伏發電東南飛

西北地區棄光開始蔓延，並呈現嚴重化的傾向。

國家能源局日前公布今年一季度光伏發電運行情況。數據顯示，全國棄光限電約19億千瓦時，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西北地區的甘肅、新疆和寧夏都進入棄光嚴重的行列。

西北三省區高比例棄光

新疆和甘肅是最早出現棄光的地區，2015年上半年，國家能源局首次公布光伏發電運行情況時就顯示，甘肅省棄光電量11.4億千瓦時，棄光率28%，新疆棄光電量5.41億千瓦時，棄光率19%，棄光開始露出端倪。

此後棄光現象開始嚴重，西北地區同時又是風電裝機規模大、增長迅速的地區，造成新增的光伏發電步風電老路，棄光現象開始逐漸嚴重。新疆棄光率增長最快的地區。

今年一季度，新疆超越甘肅成為棄光率最高的地區，棄光限電7.6億千瓦時，棄光率52%，甘肅棄光限電8.4億千瓦時，棄光率39%，寧夏棄光限電2.1億千瓦時，棄光率20%。但同時，光伏發電的格局發生變化，中部發展步伐加快。

早在去年，就有業內人士預測說，寧夏將會很快進入棄光嚴重地區。不過截至2015年底，棄光嚴重地區依然還是新疆和甘肅，而且到去年年底，新疆和甘肅棄光形勢比2015年上半年有所加重，甘肅棄光率31%，新疆棄光率26%。

雖然國家今年以來出臺了促進新能源就近消納的措施，但從一季度數據看，效果並不理想。據記者了解，西北地區棄光率提高，與當地正在推動的電力交易新規定有關，甘肅、新疆、寧夏在沒有對新能源制定保障性發電時間的情況下，推動新能源進入直購電交易，影響了新能源企業的積極性。

光伏發電向中東部轉移

根據能源局公布的數據，光伏行業也有利好的消息。2016年第一季度，全國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714萬千瓦，其中光伏電站617萬千瓦，分布式光伏97萬千瓦。

光伏累計裝機規模和發電量都實現了大的增長。到今年3月底，累計光伏發電裝機容量達到5031萬千瓦，同比增加52%。一季度光伏發電量118億千瓦時，同比增加48%。西部的棄光，正推動中、東部和南方地區光伏裝機快速增長。

延續去年的趨勢，光伏發電的格局發生變化，中東部地區光伏發電開始進入增長快車道。華北、華東、華中和南方地區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均超過100萬千瓦，分別為150萬千瓦、131萬千瓦、130萬千瓦和104萬千瓦。

華北、華東、華中和南方累計光伏發電裝機達2560萬千瓦，已超過西北地區的2364萬千瓦。中東部地區的江蘇、河北、山東、浙江、安徽、山西累計裝機都超過100萬千瓦，江蘇累計裝機達到440萬千瓦。

此外，光伏裝機高速增長也有可能與電價政策有關。此前，晉能清潔能源總經理楊立友表示，根據去年底發布的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調整政策，2015年已備案的電站，只要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並網，仍可執行原上網電價，造成已經完成備案的電站在6月底前突擊安裝，也是裝機增長的原因。

湖人的賭註：明星內線迪瓦茨換來高中生科比

“人們在場上看到的是我的另一面，那不是我。”

菲爾·傑克遜把薩克拉門托稱作“牛圈”，說這里的人還處於“半文明”狀態。在2001年季後賽碰面時，湖人先是嘲笑了國王在首輪有些過頭的慶祝，奧尼爾揶揄了迪瓦茨的防守小動作，最過分的是，他們給了國王一個尷尬的橫掃。雙方口水戰不斷，一對死敵正在形成。然而，這只是2002 年西部決賽的序曲。

系列賽第二場比賽當天的淩晨3點，科比打電話給隊醫加里·維蒂，當後者來到科比房間時，看到“他像一只蝦一樣蜷縮在地板上，那樣子真的很糟”。典型的食物中毒癥狀。而那天晚上，他唯一食用的是酒店客房服務送來的半個芝士漢堡。

“你是沒看到科比的樣子。”當時湖人的球員德文·喬治說，“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們給他輸液，他不停地嘔吐，滿臉冷汗，真的很糟糕。”那場比賽，湖人不出意外地輸了，盡管科比依舊拿下了還算不錯的22分。

但最終，經驗戰勝了華麗，湖人連續第三次打進了總決賽，可惜的是，兩支隊在之後再也沒能在季後賽碰面，也讓人唏噓不已。

如今，弗拉德·迪瓦茨坐在國王總經理的座位上，考慮著球員的價值和球隊的潛在交易。但20年前，他卻坐在辦公桌的另一頭，聽著湖人告訴他，他自己將被交易。

有很多球員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被交易了很多次。在迪瓦茨16年NBA生涯中，他只被交易了一次，但這一次卻被人銘記。那是因為他交易換來的對象是科比·布萊恩特。

當時，迪瓦茨並不喜歡這個交易，因為球隊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把他送到了美國另一端的一支球隊中。他甚至想以退役作為威脅。誰也不知道如果當時他真的退役，聯盟會不會否決這一交易，歷史會不會被改寫。因為他最終還是同意去了夏洛特，湖人也利用這筆交易成功騰出了空間，簽下了自由球員中鋒沙克·奧尼爾。

如今，在回想那段歷史時，迪瓦茨說：“我一開始並不喜歡，但後來，我想，如果我是在傑里·韋斯特的位置，我也會做一樣的事。我會用我去換科比，毫無疑問。而且，這麽說吧，如果他們用你去換科比，至少證明你肯定不差啊。”

揭秘9•11事件報告中被雪藏的28頁

最近幾年，美國和中東“老朋友”沙特的關系不太順。最近這段時間特別不順。

冷落奧巴馬

4月20日，奧巴馬抵達沙特訪問，21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de 海灣國家與美國峰會上演講。媒體註意到，其他海灣國家領導抵達沙特時，沙特國王薩勒曼親自迎接，而奧巴馬抵達利雅得時，迎接他的是身為利雅得市長的一位王子;別的領導抵達的新聞都上了沙特電視臺，奧巴馬的卻沒有!

雖然白宮否認，但不少分析把這解讀為“沙特冷落奧巴馬”。

不管是不是冷落，兩國正在鬧不愉快是真的。其中最引人關註的是因為15年前的“9·11”襲擊引發的紛爭：美國國會正努力通過一項法案，試圖要讓沙特政府為那次恐襲承擔一些責任，也可以讓“9·11”受害者或其家人可以起訴沙特政府和王室，並因此獲得賠償。沙特的態度，用其外交大臣祖拜爾3月份訪美的話說，如果美國國會通過這項法案，沙特將出售手中的價值高達7500億美元的美國資產，包括美國國債。

祖拜爾表示，不是要以此報複美國，而是怕法案通過後美國會制裁凍結這些財產。不過有經濟學家說，從操作層面以及沙特本身利益(比如美元的穩定)來看，沙特不可能真的拋售7500億美國資產。說到底，還是表達一種態度!

美國國會要通過這項法案，是因為美國民眾和不少議員，都相信沙特政府也對實施“9·11”恐襲的極端分子提供了幫助，而且懷疑提供幫助的是當時沙特駐美國的外交人員。

因為美國政府刻意對“9·11”報告部分內容進行保密，又強化了這個懷疑。

保密的“28頁”

“9·11”襲擊的調查報告2004年正式向公眾發行，厚達838頁。雖然19名襲擊者中有15名來自沙特，但報告稱沒確鑿證據，說明“作為機構的沙特政府和高官個人資助了(基地)組織。”沙特政府從也一直否認與恐襲有關。

問題是，這個報告中有據信與沙特有關的28頁內容沒有公布，而是一直保存在國會山的一個地下室里。 小布什政府以“如果公布就會泄露美國情報工作”為由，拒絕向公眾開放。奧巴馬也延續這一政策。

但是讀過這28頁內容的一些議員和官員，或匿名或公開與記者談論，雖然沒有具體談及內容細節，但對內容定性大概分兩派：一派稱這內容涉及到沙特，如果公布會影響美國和沙特的關系;另一派說，這些內容其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完全可以公布。

沙特官方也敦促公布這28頁內容，聲稱公開了就可以還沙特清白;這樣遮遮掩掩，反而讓人覺得好像沙特真的支持了“9·11”襲擊者。

既然這28頁內容至今沒公開，外界就根據已知的情況，推測這28頁的內容。怎麽推測?有人從“9·11”報告的措辭著手。報告稱“作為機構的沙特政府和高官個人”沒有自助恐襲，那麽非高級官員呢?

美國沙特 不幸福的夫妻

《紐約客》在2014年9月的一篇報道中，比較詳細地提到一些情況。這篇報道認為，1992年沙特成立了伊斯蘭事務部，負責國內清真寺和宗教事務，同時也負責在全球宣教事務。這個部門掌握在比較激進的瓦哈比教派手中，在沙特駐各國的使領館中都有辦公室。

該報道稱，在“9·11”報告那神秘的28頁中，提到參與“9·11”襲擊的兩名沙特人，於2000年就進入美國加州。這兩人幾乎不會說英語，更不用說在加州學開飛機。但是兩人到達洛杉磯後，立即有個沙特人接觸他們，並給他們很多幫助。而此人又頻繁接觸沙特駐華盛頓大使館和駐洛杉磯領事館，相信他是和使領館中沙特伊斯蘭事務部的人接觸。

這篇報道給人印象是，沙特政府某些人自助發動“9·11”的極端分子。但是關鍵的細節和證據還是沒有。

不僅證據沒有，而且要求公布28頁內容，也是“9·11”事件受害者和家屬們十多年來的要求。只不過因為美國國會試圖通過法案，美國和沙特正鬧不快時再討論起來，顯得更加激烈。

美國和沙特有什麽不快呢?很是不少。美國有媒體說，美國和沙特之間，就像一場不幸福的婚姻，彼此需要對方，卻又時時不合。就目前來說，沙特和美國的分歧在於：沙特擔心美國和伊朗達成核協議後，會對伊朗采取友好政策。沙特和伊朗是地區兩大對頭;美國希望沙特在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更加努力;美國和沙特在人權問題上有分歧。

這些問題與28頁內容想必關系不大，但這28頁公布或不公布，卻對美國和沙特關系有著微妙的影響。

順便說一下，“9·11”報告，並非只有這28頁內容沒有公布，還有諸如對小布什總統的訪談、對時任副總統切尼和前總統克林頓訪談等內容，都還在保密中。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28頁”如此受關註，還是與美國和沙特關系有關。

透析社會撫養費”之三: 社會撫養費一年征收250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