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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難題待解 寄望在線投顧？

經過10多年的發展，公募基金得到長足發展，但也可看到，從產品到投資公募基金幾近飽和，創新之路並不好走。

如今，與互聯網深度融合的公募行業有望掀開一道口子，這就是在線投顧的發展駛入快車道。業內人士認為，這對解決公募基金逆周期和跨周期營銷服務難以作為、相對回報的制度又難以得到認同、客戶的定位目標與公募產品不太契合等問題或有所裨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國內一些大型基金公司早已展開在智能投顧方面的研究探索，並有所嘗試。

基金難題待解

基金業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好賣不好做，好做不好賣”。簡單解釋就是，好賣的產品不一定好做，因為好賣的時候，一般是市場行情好，大家都認為這類產品好賣，基金公司會蜂擁而上，但實際上是市場的點位比較高，反而在市場比較低迷的時候才有投資機會，但這個時候又比較不好賣。

這個也就是目前公募存在的“逆周期”營銷難有作為的一大難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困擾行業多年。

雖然基金長期來看收益可觀，但是很多投資基金的投資者並沒有賺到錢，甚至是賠錢的。

“核心在於，投資者在該投資的時候投入太少或者不投入，在高位的時候投入太多，然後又忍痛割肉。或者明明買的標的不好，非要等到解套才出，虧損越來越大，然後付出多年的時間來解套甚至無法解套。說直白一點，其實就是人性的弱點可能影響比專業的作用更大。”北京一名機構人士指出。

同時，不僅大量個人投資者沒有在基金上賺到錢，而且相對回報越來越難以得到客戶的認同，不僅散戶如此，機構也是如此。

眾所周知，公募基金追求相對回報，由於投資框架、投資手段、投資標的等的制約，還沒有看到公募基金能夠提供持續的絕對回報。

“機構客戶業務定位和業務目標與公募基金產品有距離，同時機構客戶需要對公募產品風險收益的可靠管理或再創造。”天弘基金副總經理周曉明指出。

也就是說，機構客戶的養老金、保險金配置時，其訴求與公募提供的產品是有差異的。“機構客戶實際上需要的是公募基金提供在其業務模式、客戶結構及約束條件下的與其機構目標所契合的產品。”周曉明解釋道。

“我們需要在服務方面，在投資顧問服務方面，在資產配置方面，這個可能是需要建立一個體系和框架。”此前，一家老牌公募高管接受采訪時指出。

在線投顧興起

在基金單品創新空間幾近飽和、產品逆周期以及跨周期的營銷服務難有作為的局面下，在線投顧順勢而生。

“在線投顧指基於公募基金產品，運用組合、策略、FOF等方式，針對客戶具體需求，借助電商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等新技術，將投資顧問服務模式化、產品化，並將之以良好體驗在線呈現的產品和營銷服務方式。”周曉明如此定義在線投顧。

花旗預計，未來十年內，智能投顧的市場可能達到5萬億美元，如此來看，顯然這是個潛力非常大的市場。本報記者也了解到，現在很多機構在一起探討基於投顧服務的跨界、跨平臺的合作。

也能看到的是，由於移動互聯網、互聯網的普及，大量客戶湧入。隨著2013年“寶寶類”客戶的興起，大大加速了這個趨勢。這些客戶的模式就是在線交易。由於生命周期、財富階段不足以讓這些人成為私人銀行、私募基金的客戶，所以他們是在線交易的主要人群。

在線投顧公司Betterment CEO Jon Stein在14日舉辦的2016年財富管理與基金組合投資高峰論壇上，將智能投顧和無人駕駛類比時稱：“未來的趨勢，無人駕駛還是自動化的財務規劃更可能實現?無人駕駛是切實可見的，也許在未來20-30年不會有特別成熟的技術，但或早或晚這件事情肯定是會做成的，並極大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其實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財務規劃領域。”

“資管管理行業同樣出現了自動化的趨勢，而且它和自動化駕駛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都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Jon Stein進一步解釋道。

本報也了解到，美國的智能投顧投資於被動型ETF基金上，目前美國主流機器人投顧尚且沒有投資在主動管理基金或股票上的，也就是說集中在貝塔策略(beta，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之上。

未來，基於公募產品的再創造，在線投顧服務有望產品化，並提供針對具體、個別需求的個性化服務，並且其是可識別、可回溯以及可交易的。在此基礎上，也會引來各類機構和客戶的廣泛參與。

中央出手破解投融資難題 “債轉股”仍在路上

民間投資持續下滑，企業杠桿率化而不解，如何解決投融資問題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債轉股”這一問題在二十年之後再次被提上日程。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關推行“債轉股”試點的討論非常熱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銀監會主席尚福林都在兩會期間就此作出過表態。經過三個月的討論，如何將“債轉股”落地成為最受關註的問題，也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7 月 18 日，黨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破解投融資難題再出新政。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19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意見》當中有關“開展金融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試點”，意味著“債轉股”仍在積極探索之中。

“債轉股”到哪兒了

在供給側改革框架下，如何妥善處理僵屍企業債務是一個逃不開的問題，其中“債轉股”就是一個探索的方向。

債轉股，即債權股權化。在業內人士看來，“債轉股”本質上是為了利用債權與股權之間在法律屬性上的區別，通過減少企業貸款的本息支出，增加企業的資本金，最終達到使企業扭虧的目的。

此次《意見》當中再提“開展金融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試點”，魯政委認為，雖然金融機構並非專指銀行，但由於非銀行金融機構其實早已較為普遍地持有了股權，因而此處的“試點”，可能隱含著銀行可以直接持有非金融企業股權，也意味著‘債轉股’仍在積極探索之中。

過去三個月中，從監管層到學術界再到業界，重新對“債轉股”展開討論，不過在操作可行性、預期效果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爭議。

一方面，對於企業來說，債轉股可以直接、迅速地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在“去杠桿”方面快速起效;對於銀行來說，亦可有效遏制不良貸款的上升速度。但是另一方面，對於企業來說，銀行作為股東進入董事會，但其通常不懂企業經營，往往幹擾和制約企業的正常經營。

對於銀行來說，則意味著放棄了受償序列居前的權益，在具體執行中，可能因為無法有效甄別具體哪些真正僅僅是周期性困難而可以轉股、哪些是僵屍企業而不應該被轉股，而使得“債轉股”易淪為企業對銀行逃廢債和僵屍企業僵而不死的法門。

“更加重要的是，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規定，股權納入銀行資產負債表之後的高額風險資本占用，也將是一個巨大挑戰。”魯政委表示，對銀行來說，從“依法”的角度，《商業銀行法》和《商業銀行資本金管理辦法》對於商業銀行直接持有非金融機構股權來說，在審批和風險權重上還存在一定的障礙，這意味著未來可能還需要對相關法規進行調整完善。

市場化是基本原則

雖然仍在研究過程中，但市場化是債轉股的一個基本原則。

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副司長孫學工6月23日曾表示，債轉股仍在研究階段，還不涉及出臺政策。研究重點是在現有基礎上，賦予市場主體更大自主權，營造更好的市場環境，讓其根據自身需求更加便利地進行市場化債轉股。

據他介紹，按照國務院安排相關部門在分頭開展相關工作，發改委也組織了專門的座談會，對債轉股確立了三大基本原則。

一是實施債轉股的對象完全由銀行和企業自主選擇，公平交易，而上一輪是由政府指定脫困企業;二是債權轉讓價格由市場主體自主定價，上一輪是由四家國有金融資產 管理公司按照賬面價格接受壞賬，沒有做損失處理和打折;三是債轉股的風險自擔，上一輪是損失由財政全部“兜底”。

“核心是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原則。政府不兜底損失，就沒有了‘唐僧肉’，避免大家合謀來獲取‘免費午餐’。不同市場主體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獲得利益最 大化，這是避免企業逃廢債、防範道德風險的根本方式。”孫學工表示，此次還會有一個負面清單，明確失信企業、僵屍企業不能進行債轉股。

事實上，對於債轉股的實際落地，業界已經啟動研究。魯政委對本報表示，如何“有力、有度、有效”地利用好“債轉股”，達到既能為暫時困難的企業紓困、同時又避免真正該去的僵屍漏網、還能避免銀行被惡意逃廢債“三重效果”，需要一個激勵相容的制度設計。

他建議，債轉累積優先股或可達到“一箭三雕”之效果。

與普通股相比，優先股具有固定收益、優先派息、優先清償、權利有限等特點。摘轉累積優先股對企業和銀行是雙贏的。優先股約定有固定回報，但卻無需定期支付固定利息，只有在企業有利潤時才要求分紅，因而，有助於幫助企業渡過暫時的難關。但是，只要有利潤就必須分紅(特別是累積優先股)的規定，又可以有效遏制企業逃廢債的動機，避免了銀行權益受到損害。

其次，有助於遏制僵屍企業債轉股的動力。優先股和債權相比，只是給了企業渡過難關的緩沖時間，並不是最終不需要還本付息。也就是說，企業想逃廢債最終是逃不掉的。由此，客觀上有助於甄別並避免僵屍企業的無效債轉股。

第三，有利於避免銀行對企業正常經營的過度幹預。如果債轉股轉成普通股，就會稀釋企業現有股東權益，同時銀行也需要派駐董事，而銀行的董事通常對具體的企業經營不如管理人員專業。因此若形成過度幹預，反而對企業發展不利。而轉為優先股，則銀行只有知情權、建議權和質詢權，沒有投票權，有助於企業獨立自主開展經營。

破解民間投資下滑難題

除債轉股外，《意見》對於破解投融資還提多項要求。此時推出改革文件，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民間投資下滑。

近期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上半年經濟數據，其中民間投資增速繼續回落，1-6月份增長2.8%，比1-5月份回落了1.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分析，民間投資下滑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民間投資中一半是制造業投資，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市場出清，加上工業品價格持續走低，企業投資意願不強;二是行政限制;三是融資成本高。

“近期國務院九個督查組對全國各地調查發現，確實有一些地方存在著對民間投資進入準入門檻過高、改革不到位的情況，還存在不少‘玻璃門’、‘彈簧門’，”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盛來運此前表示，民間投資雖然願意進入，但是由於這些門檻的限制，不利於民間投資的增長。

魯政委也認為，民間投資在 6 月單月甚至跌到了負增長，引發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關註，此前國務院派出九路督察組，已基本摸清了情況，需要正式出臺政策解決問題。而且，當前經濟下滑壓力依然很大，需要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的有效支撐。

為了給民間投資提供更多的空間，《意見》對政府投資範圍和方式作出嚴格限制。政府投資資金只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社會公益服務、公共基礎設施、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修複、重大科技進步、社會管理、國家安全等公共領域的項目，以非經營性項目為主，原則上不支持經營性項目;政府投資資金按項目安排，以直接投資方式為主。

對確需支持的經營性項目，主要采取資本金註入方式投入，也可適當采取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方式進行引導;‚依據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編制政府投資年度計劃，合理安排政府投資。建立覆蓋各地區各部門的政府投資項目庫，未入庫項目原則上不予安排政府投資。

在魯政委看來，這意味著政府投資主要投向非經營項目，對少數經營性項目的支持也只能采取資本金註入、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的有限責任方式;投資資金按項目而非主體安排，意味著不再存在享受政府資金支持的地方國企“鐵帽子王”;無論何種投資項目，都必須進入政府投資項目庫和政府年度投資計劃與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

武漢探索知識產權創新交易 破解成果轉化率低難題

成果轉化率低、專業服務機構發展模式遭遇瓶頸等，是目前科技成果轉化亟待破解的難題。近日，武漢在國內率先成立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研究與實踐中心，旨在打造新型技術產權交易服務鏈，破解科技成果轉化難題。

據調查統計，我國每年有幾萬余項比較重大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和專利，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僅15%左右，而歐美發達國家的轉化率則高達45%。

造成這一現狀的重要原因是專利質素本身層次不齊，很多僵屍專利不以產業化為目的，因而雖然專利申請數量大，但其實轉化率低。同時，專利設想方與專利研發方之間、專利擁有方與專利產品試產方之間、專利擁有方和專利需求方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無法形成良好的信息配對，造成效率低下，搜索成本高，轉化困難。一些專利發明人專註技術研發，對於產業化以及市場開拓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導致銷路不暢，運營困難，影響成果的商品化應用。而專利保護、專利布局意識薄弱，違法成本低，也在客觀上造成專利研發投入意願低。

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董事長陳誌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武漢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研究與實踐中心就是以交易制度創新為基點，利用金融工具做黏合劑，不斷擴大鏈接服務功能，與科技成果轉化的參與各方共同打造科技成果轉化生態體系。

本報記者登錄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網站(www.whipre.com)查閱到，不少企業將自己的融資需求、技術需求、轉讓信息掛在這一平臺上，成交信息也會第一時間公示出來，僅29日一天就有4筆知識產權交易成功撮合。

記者註意到，國藥集團旗下中聯藥業的參芪益氣酒等7項酒劑產品在該平臺公開轉讓，轉讓資產評估值為46萬元，湖北惠海希康制藥有限公司作了意向受讓登記，最終成交價格為人民幣500萬元，比評估價增值987%。

除了知識產權轉讓交易外，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還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解決企業專利受讓過程中的資金難題。陳誌祥介紹，他們將轉讓方、受讓方、銀行三方組織到一起，簽訂融資授信和專利轉讓協議，華中科技大學繆向水教授的“相變存儲器測試技術知識產權組”在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最終以3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位於光谷的武漢嘉儀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為湖北首單知識產權並購融資項目。

陳誌祥表示，武漢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研究與實踐中心將舉辦知識產權金融系列專題研討會、知識產權金融項目路演等活動，建立並持續優化本中心專家庫資源，針對企業不同需要提供各類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同時，中心將探索設立知識產權金融領域的高級訪問學者崗位、訪問學生崗位、實習生崗位等，面向全國一流高校一流學科的大學生、青年教師、青年專家實施人才招募計劃;探索“校企合作”模式，建立知識產權金融領域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培養知識產權金融人才。

專家指出，這類具備服務鏈接功能的技術產權交易服務平臺，不僅可以大幅提升科技成果生態體系相關主體之間的協同水平，而且也大幅提升了科技成果轉化各環節之間的協同能力，充分發揮各參與主體的優勢偏好，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開發到推廣應用的“三級跳”，真正體現科技創新的價值，將創新的力量和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被釋放出來。

棗莊保障房難題： 沒錢的買不起，有錢的不願買

青檀安慧家園一期，空蕩蕩的小區中央廣場正對著空空的幼兒園。（南方周末記者 黃金萍/圖）

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19萬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不能及時交付使用，耗費了國家、地方財政大量支出的保障性住房，為什麽會大量無法交付使用或空置？

“我們宣傳也挺到位的，廣播電視都上了，價格也比商品房便宜一半還多呢，但市民還是不積極、不感冒，覺得那是窮人住的地方。”

2016年7月20日，新華社報道，山東省審計廳廳長馬青山近日披露，由於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山東有4023套保障性住房已建成1年以上但無法交付使用。

7月24日，四川省審計廳披露，截至2015年底，有1.37萬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選址和戶型設計不合理、審核分配不及時等原因，不能及時交付使用或空置超過1年。

在此之前，2016年6月29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19萬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不能及時交付使用，還有6544套住房被違規銷售或出租經營等。同期，各級財政對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比上年增長17%。

耗費了國家、地方財政大量支出的保障性住房，為什麽會大量無法交付使用或空置呢？

300戶棄購

“我們宣傳也挺到位的，廣播電視都上了，價格也比商品房便宜一半還多呢，但市民還是不積極、不感冒。”

“申請經濟適用房啊？不在這，在龍頭市場里面呢！”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南方周末記者終於找到了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住房辦公室，它既不在棗莊市市中區房地產交易中心，也不在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辦公大樓里，而在振興中路龍頭市場里。從位於振興路的西門進，往東80米，依次經過裁縫店、開鎖店、水果店、菜店、茶葉店、老面饅頭、冷凍食品批發中心，一棟淺粉色外墻的兩層小樓就是了。

2016年7月26日上午，南方周末記者見到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住房辦主任祝寶峰時，他正在辦公室里向電話那頭訴苦，“到現在只有420多戶申請，怎麽辦呢？”

棗莊是山東省南部的一個地級市，常住人口394萬，為中國76個四線城市之一。

今年7月11日起，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開始了年內第二輪經濟適用房申請，半個月過去，申請人數還未達到1100多套房源數量的一半。

三個月前，市中區其實已經有過一輪經適房申請，一共有847戶家庭符合條件，當時放出了1660套房源。在沒有新增房源的情況下，這意味著上一輪申購只賣掉了500多套房子，約有300戶符合條件的家庭棄購了。

“去年我就申請到了，沒買，今天過來看看有沒有新房子，這還是跟去年一樣的嘛！”穿著白色上衣、藍色褲子的退休老人張青，看過了房源信息之後，正準備戴上白色編織草帽離開，這次他都不打算領申請表了。

貼著申購通知、房源信息的墻壁上，還有一張紅底黑字的“領表須知”，內文中特別用了兩行加大加粗字體“請仔細閱讀本條並判斷自己是否基本符合申請條件再做出領表決定”，不同於以往，這次要求繳納100元押金後方可領取申請表，放棄申購的也需將表格退回，方可退還押金。

其原因是，在往年度申請中，出現了大量代他人領取、多領、“湊熱鬧”領取後棄置申請表的現象，導致申請表加印後仍不夠，最終提交申請表格的卻遠遠少於發放數量。祝寶峰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去年印發了3000多份，只收到1000來份申請。

2015年的申請表中有張青的一份。他自稱住在榮華里小區，這是一個相對高端的社區，目前二手房均價都在4千元左右，這在三線城市已經算高價。

張青幾年前已經把房子過戶了兩個女兒名下，一是避免遺產稅，二是避免兩個女兒將來為爭財產而翻臉。兩個女兒都有房子，他並不愁地方住。但去年還是試著申請經濟適用房，沒想到中了。

在張青看來，經適房房子小不說，還沒有暖氣，冬天怎麽住？他有些羨慕那些申購了市中區第一批經濟適用房西昌小區、和諧家園的人，那時候還有八十多平方的戶型，很多人還不知道經適房怎麽回事，申請的人少，幾乎沒什麽門檻，最先申購的人已經先得了。

祝寶峰可以一口氣說出一連串經濟適用房不受歡迎的原因：地理位置太偏僻，交通不便利，配套不完善，暖氣供不上，造成很多人棄選，“人家寧願加錢去買商品房，”他向南方周末記者感嘆，“我們宣傳也挺到位的，廣播電視都上了，價格也比商品房便宜一半還多呢，但市民還是不積極、不感冒，覺得那是窮人住的地方”

被點名的保障房小區

運河人家的均價約為市場價的一半，房屋建造成本也不便宜，“這價格都沒有人買，說明不是價格問題，而是需求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山東省審計廳廳長馬青山在山東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點名了3個市5個縣區市，分別是棗莊、德州、濱州；海陽、龍口、棲霞、棗莊市中區和棗莊臺兒莊區。

安慧家園是讓棗莊市中區被點名的一個重要原因。祝寶峰介紹，市中區一共推出了包括經適房和廉租房在內的5000-6000套保障性住房，位於青檀路的安慧家園，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小區。

安慧家園一期800套、二期441套，一共1241套。一期、二期工程分別在2013年11月、2015年5月竣工，約有一半的房子還空著。

安慧家園所在地塊原本是煉鐵廠，屬於棗莊市的老工業區，叫做市南工業園，原本聚集於此的山東魯南瓷廠、棗莊市煉鐵廠、化工廠、水泥廠、化肥廠、地毯廠、肉聯廠等停工破產。

安慧家園門口周圍是近十家汽車美容店，再遠一點是二手車交易市場，和一個正在建設中的主題樂園，雖然只有一趟36路公交車通往中心城區，生活不是很方便，在這個冬天最冷時候零下10度的城市，沒有集中供暖，確實是一大硬傷。

來自德州的出租車司機老謝，相信未來這一帶還是有發展前景的。老謝一家三口就住在這個小區，2013年他提交了申請，2014年6月參加搖號，2014年7月拿到了鑰匙，兩室一廳，68平米，2350元／平方的價格，五層樓高、一梯兩戶，讓他覺得很滿意，成為這里第一批入住的家庭。

像老謝這樣的人還是少數。2016年7月25日傍晚6點半，除了大門口坐著三個閑聊的老太太和一對抱著嬰兒的年輕夫婦，安慧家園里難覓人影。門口保安人員估計，“一期實際入住率不到一半，二期入住率為零。”

在祝寶峰看來，2010年第一批經濟適用房西昌小區、和諧家園出來的時候，全部賣掉了，第二批廣濟小區、青檀安慧、東方嘉苑就分不出去、分不了那麽多了。“實際上，我感覺住房很多，算是飽和了，一個家庭手里攥著好幾套回遷房。”他說。

在距離市中區四十多公里外的臺兒莊區，是棗莊市另一個被山東省審計廳點名的區。

臺兒莊保障性住房的總量其實不大，主要是以金緣家園為主的560套廉租房，已經建成330套，其余正在建設中；以運河人家為主的315套經適房，已經建成210套。

位於廣進路旁的金緣家園，是臺兒莊區最主要的廉租房，一期工程180套，始建於2011年9月、次年竣工，三棟紅橙相間外墻的房子很是醒目。小區公告信息欄的白板上，貼著一張催繳水電費的通知，還有用黑色簽字筆寫著“請到物業辦公室交納水電費，不交住戶將被停電”。

一墻之隔，二期工程外墻顏色稍淺，不遠處是三期、四期工程正在建設中，整個項目沒有任何標識。

建築物外墻上的信息顯示，金緣家園二期工程的開工日期為2012年9月，竣工日期為2013年11月，可是兩年多過去，這4棟總數約為150套的房屋無一人居住，建築前後長滿一米多高的野蒿和芒草。

臺兒莊住建局住房辦主任徐鳳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二期基本達到入住條件，主要因為供電單位和建設單位意見不統一，尚未通電。不過，對此他不願意多談，稱自己對“電”的問題並不專業，主要由建設單位來協調。他們最近得到的消息是，電的問題已經協調得差不多了，住房辦能做的，就是約100份租賃申請也同時在推進中，待通電之後，就可以入住了，“只是時間問題”。

臺兒莊住建局副局長孫華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們已經多次書面告知建設單位，要完善配套。”

運河人家經濟適用房，距離臺兒莊運河古城東門約3公里路程，在臺兒莊出租車司機口中，“如果沒有運河古城，這里很偏，有了古城，也還是偏。”

當地居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謂“在建”的運河人家三期工程，“不知道已經停工多久了”。記者看到，該項目門口的鐵門已經生銹，門上掛了一把鎖，大門左手邊的保安亭緊閉，門上貼著一張“回收移動板房”的廣告，雜草瘋長，幾乎遮蔽了項目介紹的牌匾，塔吊、推車靜止不動，灰色建築主體已建成，儼然一副“爛尾”的模樣。

臺兒莊全區常住人口約為31萬人，城區人口僅7萬多，外來人口不到2萬。徐鳳川認為，嚴格說來，很多保障房相應的租賃手續、人員信息都可以上報，正在民政部門走程序，談不上閑置，他認為真正閑置的是60套經適房。運河人家小區建成的210套經適房，2011年至今還有60套沒賣掉。

盡管采取了“隨時申請、隨時入住、隨時出售”的辦法，前來申請的人數卻相當有限，臺兒莊每月公示的保障性住房申請名單，數量都在10人左右。徐鳳川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2016年1月以來收到的經適房申請，一共才4份，中間也有另外5、6個人前來領表，但是領表之後一直沒有再回來。

運河人家的均價為2000元／平方，部分樓層還有差價、單價甚至不到2000元，約為市場價的一半，房屋建造成本也不便宜，孫華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價格都沒有人買，說明不是價格問題，而是需求問題”。

孫華慶舉了自己的例子，他目前的月工資為3700多元，最近一次漲工資之後能領到4500多，在當地算是中等以上的收入，在一個月均收入約等於一平米房價的地方，願意申請經適房的人不多。

配套比建房貴得多

保障房建成之後，由於地處偏遠，市政配套所涉及的財政投入還遠高於房屋建設投資，並且需要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和國企，難度極大。

棗莊曾被稱為“煤城”，在20世紀末開始陷入資源枯竭，隨著在煤炭化工企業關停倒閉之後，房地產儼然成為這個城市的重要產業。市中區是棗莊市的老城區，城區內可見到不少建到一半的爛尾樓，其中包括市中區的第一個棚改項目“錦繡花城”，停工三年之後，終於在2015年底將回遷房部分蓋好。

眼下，這個城市更是為商品房庫存而困擾，2016年6月，《棗莊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有序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除了引導農民進城購房，還準備“打通保障房和商品房通道”，化解這一難題。

“不是我不賣，是沒人買。大家不買，沒辦法。好多事，都沒法說。”祝寶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保障房的需求還是在公租房這一塊。因為弱勢群體、困難家庭還是買不起房子，你便宜、他還是買不起，他寧願去租也不願意掏十幾萬買這個房子。”

2013年8月4日，山東省審計廳曾經發布，山東省9個市、40個縣的1．29萬套保障性住房處於閑置狀態，其中，有4870套空置6個月以上。而空置的原因，一是配套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設施不完善，二是當地住房保障待遇準入門檻過高。

隨後，各地陸續開始放寬了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條件。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棗莊市城鎮住房保障管理辦法》，買房人不一定要求“無住房”，人均居住建築面積低於20平方米也可以。這一管理辦法同時明確，“經濟適用住房單套建築面積控制在60平方米以內”。

孫華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1年臺兒莊古城拆遷的時候，很多人有買房需求，考慮到本地困難家庭、外來人的購房需求，保障他們的基本住房需求，按照這一思路，臺兒莊擬定了經適房、公租房數據。情況也在發展變化之中，比如，原本一些困難家庭，家里有孩子在外地打工，回來借錢都要買個好的、大的，一家人一起居住。“畢竟還有部分低收入人群需要保障性住房，收入相對高的商品房，外來人群公租房，應該說我們整個住房體系還是完善的、正確的。只是各個地區情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還要有一個發展過程。”他說。

隨著新的保障性住房即將建成，空置壓力也越來越大。眼下，要解決空置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除了去鄉鎮、酒店發發傳單。2016年開始，臺兒莊住建局已經不再上報新的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了，徐鳳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要把存量盡量消化掉”。

不僅是山東棗莊，近年來，保障房過剩和空置的現象在全國多地出現。

中國自2011年開始大建保障房，當時的提法是5年內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2011年建1000萬套，2012年建1000萬套，之後三年1600萬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蓋率達到20%。這一目標被層層分解，各級政府都領到了保障房建設的任務指標。

自2013年，保障房過剩的問題開始暴露。2013年8月，新華社引用審計部門數據，山東、海南、廣東、雲南四省有5.64萬套保障房閑置。2014年8月，貴州當地媒體也披露，上一年該省有1.48萬套保障房閑置。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顯示，至2015年9月，全國5個省的5個市縣已建成的5.75萬套保障性住房，因基礎設施不完善、申請入住戶數不足等，形成閑置。其中貴陽一個市的數字是30855套。

在解釋為何一個城市會出現數萬套之多保障房閑置時，西部某省會城市相關官員曾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是建設量太大，該市當年領到的任務是建設3.3萬套，這幾乎是過去幾年該市保障房總數的數十倍；其次保障房的選址大多偏遠，因為黃金地段是土地財政的財源，政府不舍得用來建保障房。但保障房建成之後，由於地處偏遠，市政配套所涉及的財政投入還遠高於房屋建設投資，並且需要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和國企，難度極大。因此，選址偏遠與配套跟不上形成了一組惡性循環。

“房子好建，但市政道路的花費要遠高於房子的建設，一條路一動就是一百多個億，一個保障房項目，房屋主體投資僅十多億。”他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青為化名，王維凱對本文亦有貢獻）

國企“辦社會”職能剝離 費用分擔難題待解

國企“辦社會”曾被專家比喻成遊離於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的“怪胎”，國資委正在推進改革，剝離國企“辦社會”職能。

國資委日前公布的上半年國企改革進展情況通報顯示，今年要在全國推開國企“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並分類處理企業辦醫療、教育、市政、消防、社區管理等機構，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今年分離移交“三供一業”的改革進度顯著加快，但也面臨著分離移交費用分擔、人員安置等方面的難題和阻力。

央企職工有喜有憂

今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印發的《關於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國企職工家屬區的供水、供電、供熱(供氣)及物業管理的分離移交將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2019年起，國企不再以任何方式為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承擔相關費用。

一位央企職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很多國企家屬小區的物業公司雖然叫“公司”，從歸屬上看仍舊處於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行政管轄範圍，並非按照現代產權制度要求所建立起來的。物業費從工資中扣除，也有一部分住房補貼。“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後，不少職工擔心這項隱性福利從此消失，可能會繳納更多的物業費。

 “還有一種擔憂是人員的問題。”他說，物業公司很多員工是原央企職工轉崗、內退或退休返聘的，與原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冗員問題比較突出。物業完全市場化後，這些人往哪里去、如何安置和移交，是個大問題。

不過，也有央企員工對此表示歡迎。部分央企家屬小區的物業公司是自建自管，也不是專業化的物業人員來管理和服務，引發業主諸多不滿，卻又投訴無門。分離移交之後，物業公司從組織形式和運行方式上與市場接軌，物業服務也有望從之前的以行政指令為尊轉向以客戶、業主為尊。

移交費用從哪來

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認為，國企“辦社會”職能在計劃經濟時期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甚至推動了一座城市的發展，但現在已不符合現代公司治理體系。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本報記者表示，國企承擔了大量本不應由企業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每年要支出數額巨大費用來補貼，還造成了部分國企員工的依賴心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認為，此前一些國企將“辦社會”職能作為職工福利和隱性補貼，在國企效益好的時候或許可以承擔，隨著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的變化、經營收入壓力的增大，這已經成為沈重的包袱和負擔。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央企擁有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需年度費用約800億元，大約占到總體利潤的50%。以黑龍江龍煤集團2014年數據為例，龍煤集團“三供一業”職工近8000人，年現金負擔7000多萬元。

根據《意見》，中央企業的分離移交費用由中央財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補助50%，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及移交企業的主管企業承擔比例不低於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業自身承擔。

項安波表示，“三供一業”問題的核心在於分離移交所需的費用巨大，費用從哪來、如何分擔是個大問題。此前相關部委進行過摸底，這筆費用彈性空間很大，難以精確測算，而分離移交費用的承擔主體也比較難以確定。國企、政府、移交企業的出資比例難以達成一致。

應一企一策分類處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對一些地方國企做過估算，四川省屬國企“三供一業”改造移交費用需14億元，黑龍江龍煤集團移交費用高達43億元，是每年現金補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

在分離移交成本上，根據權責一致的原則，中央財政對央企承擔更多責任，地方財政則對地方國企負擔相應的成本。但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資金，而大多數地方政府也不願意把本來就緊缺的資金花費在這里。

項安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宜一企一策、分類處置。“辦社會”職能對某些國企來說是包袱，但對一些專業性企業來說或許是優質資產。“這些社會職能，有政府事務類的，有社會公益類的，也有具有產業化前景的。應該堅持市場化方向，根據地區發展、企業條件、本地的標準來確定如何分離。”

項安波表示看，對於那些有產業化前景的國企“辦社會”職能，可以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結合起來，鼓勵社會投資者來參與，采用外包、出售、合營等多種方式。對那些沒有條件進行移交的，比如偏遠的礦區等，可以與棚戶區改造、舊城改造、城鎮化建設等政策結合起來，財政資金統籌安排、分步推進。

2012年以來，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先後在黑龍江、河南、湖南、重慶、遼寧、吉林、廣東、海南、四川、貴州等10省(市)開展了中央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為全面開展分離移交工作積累了經驗。

讓2億多農民工變市民 “人錢掛鉤”解決資金難題

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如何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國務院近些年力推戶籍、土地、社保等一攬子改革來破除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礙，8月又一相關重磅文件出臺。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準備構建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實現“人錢掛鉤”，破解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難題，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只有實現了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才算真正的城鎮化。

教育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

這一現象被中央高層重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被一再強調，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相關改革繞不開資金。根據2013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財政支持因此成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一環。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通知》時也坦言，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

《通知》從保障教育權利、創新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保體系、加大就業支持等十個方面為財政政策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路線圖”。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多數城市的外來人口不能享受應有的福利，比如像低保、廉租房等都與戶籍掛鉤，外來人口不能享受。

而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國家已經對城鎮居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整合，但農民輸入地和農民輸出地的補貼標準差異很大。比如北京和河北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和55元/月。

農民工市民化獎勵減輕東部財政壓力

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保證中西部困難地區財力不減少

中央財政在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時，相關轉移支付資金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地區傾斜，這讓財力捉襟見肘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擔心財力減少。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戶籍。

上述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園區開發PPP火爆 項目支出與財政匹配難題待解

在PPP模式推廣眾多領域中，園區開發類PPP項目受地方熱捧。

8月19日，濟邦咨詢聯合園區中國發布了《園區開發PPP模式藍皮書》，該藍皮書對園區開發領域應用PPP模式的現狀、問題、面臨的挑戰及解決之道做了系統地分析。

濟邦咨詢董事長張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早在去年財政部就對園區開發類PPP項目很重視，隨後財政部PPP中心也將園區開發PPP項目納入重點研究項目。

濟邦咨詢總經理徐玉環介紹，目前園區開發PPP模式很受地方歡迎。截至今年6月底，地方相繼推出了片區開發類PPP項目高達552個。僅在財政部第二批PPP示範項目中片區和園區相關PPP項目數量為10個，投資額約574億元。這些項目特征是涉及行業多，投資金額大，項目周期長，建設內容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涉及運營環節少。

園區中國控股執行董事梁椿表示，園區PPP也是一種新的革命性機制，能夠把產業園區應有的公共屬性和服務效應更好地解放和體現出來，讓產業園區能夠真正納入到一種可估值、可定價、可持續、可退出的良性框架之中，是一個極大的利好驅動。

徐玉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園區類PPP項目運作複雜，目前存在項目實施與現行財政可承受能力不匹配等難題。

財政部明確PPP項目需要進行財政可承受能力評價，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以保證地方政府能夠履行PPP項目的支出責任。

不過，徐玉環告訴記者，由於園區類PPP項目前期投資額巨大，投資周期長，政府財政支出很容易突破上述10%紅線，這也限制了PPP模式在園區開發類項目上運用。

她建議，可以考慮用全口徑財政預算來區分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將土地出讓金定向支付部分從10%的紅線統計口徑中核減。同時考慮園區PPP項目前期投入大，能產生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少的特點，探索跨年度的綜合財政預算， 以中長期財政支出責任評估替代年度預算評估 。

張燎告訴記者，這些具體建議已經提交相關政府部門，相關政府部門表示願意討論研究，也意識到目前的財政承受能力評價方法和指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PPP專家、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周蘭萍表示，目前片區開發PPP項目的特點與現行PPP模式的財政承受能力評估體系要求之間的不一致，以及片區開發的綜合性、複雜性對於PPP項目運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引起業內關註。

徐玉環認為，園區類PPP項目成功實施離不開土地、金融、稅收等配套政策的有力配合，包括土地使用權的獲得、融資渠道的拓展、金融產品創新、稅收優惠等。

美國經濟的新難題竟是……智能手機？

最近，美國經濟開始面臨一個新的難題：工人生產力不升反降。

為此，社交媒體成為眾矢之的：在辦公室刷社交網絡也會顯得非常忙碌，但對振興經濟的貢獻就非常有限了。對沖基金經理卡爾·伊坎(Carl Icahn)就評論說：“只是跑來跑去發發短信，能有什麽產出?”

美國勞工統計局發布的數字顯示，美國工人的人均生產力增幅已降至7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90年代，美國工人生產力年均增長2.2%;21世紀初年均增長2.6%。而經濟大衰退至今，其年均增幅僅為1.3%。今年第二季度更是出現了0.5%的同比負增長。

經濟學家也認為，美國工人生產力的下滑態勢觸目驚心，而且沒有明確的解決之道。

目前呼聲最高的方案有兩個，一是鼓勵企業投資改進設備，二是修訂生產力數據的統計方式，將智能手機經濟帶來的效益納入考量。

企業缺乏投資主動性?

摩根大通首席全球戰略師大衛·凱利(David Kelly)認為，最大的問題出在投資支出不足。

當前，企業的現金儲備已達到紀錄高點。據金融數據及軟件公司FactSet，今年二季度，除金融公司外的標普500企業合計坐擁1.43萬億美元的現金儲備，僅略低於去年四季度1.45萬億美元的十年高點。

而在健康的經濟體中，企業通常會投資於工廠、工具和研發。這顯然不是當前的狀況。企業不是將現金存在銀行，就是用它回購股票，而這些活動都無助於經濟發展。

凱利指出，要提高生產力，就得賦予工人更多的生產工具。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最初十年的生產力之所以突飛猛進，就是因為企業大力投資技術，改進工廠以及生產工藝。同一名工人所能生產的產品(或所能服務的顧客)得以大幅增加。

如今企業不願投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當前的美國大選。美國全國企業經濟學家協會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62%的受訪企業經濟學家認為，“大選結果的不確定性”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阻礙作用。

監管措施和美聯儲也有錯?

也有專家認為，生產力下降之過在於監管。

加州路德大學經濟學家比爾·沃特金斯(Bill Watkins)表示，合規成本的上漲也是生產力不振的原因之一，監管負擔的加重會導致工時延長，而這些延長的工時卻不會增加產出。

美聯儲也難辭其咎。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就將利率保持在極低的水平。在這樣的利率背景下，企業理應更願意貸款去建設新項目。但也可能事與願違。自利率降至歷史低點以來，股票和債券行情一路走高。相比於投資建廠，企業更願意將錢投入股市。

正如摩根大通的凱利所說，資金都從有望提高生產力的支出項目中流落到別處去了。

“iPhone困境”?

也有一種理論是，也許工人們其實是更賣力了，只不過政府的統計手段存在缺陷，沒有反應真實情況。制造業的生產力不難計算，難的是那些涉及社交媒體的工作。

投資公司聯博(AllianceBernstein)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新增就業崗位絕大部分來自服務業。而相對於制造業，服務行業的生產力較難統計。

摩根斯坦利也在2015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今天，我們的經濟更多的是被服務和消費者在推動著，這不僅僅是在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皆是如此。發達世界的經濟，70%以消費和服務為導向……現有的許多經濟學工具並沒有很好地體現經濟中的這個部分。”

有人將這一局面戲稱為“iPhone困境”，因為在2007年，蘋果公司推出首款iPhone，而恰好在同一年，工人生產力增長也開始減速。

凱利說，“現在智能手機的功能是我父母輩做夢都想象不到的，但智能手機的出現並沒有以產出增長的形式得到體現。”

事實上，經濟專家認為，以智能手機經濟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別於投資、出口，它正是從生產率提升的角度、從本質上對經濟進行拉動。高新技術的運用帶來勞動生產率的較大提高，彌補了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制造、分銷和支持等行業的效率均在新技術的幫助下獲得了提升。供應鏈和庫存管理得到了精簡，從而改善了和供應商的溝通、工廠停工期縮減至最短。此外，信息技術還改善了自動化生產流程和新產品設計，大大削減了成本。

但問題在於，目前的統計方法已經無法較好地反映經濟全貌。

每年地鐵投資超3000億 解決資金難題要學香港

每公里投資7億元人民幣，每年投資超過3000億元，正在突飛猛進的地鐵建設，遭遇著資金難題，籌資渠道和主體也相對單一。錢從哪里來？香港的“軌道+物業”模式，可以為一二線城市借鑒，但也需要配套的土地政策跟進。

每公里造價7個億

國家發改委日前組織召開城市軌道交通投融資機制創新研討會，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費誌榮說，近年來，我國城市軌道交通快速發展，國家已批準43個城市建設規劃，總里程8600公里，目前已通車里程3400公里，在建里程約3000公里。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這43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4個直轄市；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5個計劃單列市；大部分的省會城市(部分經濟和人口規模較小的省會城市除外)；蘇州、東莞、佛山、無錫、常州、徐州、南通、蕪湖、洛陽、包頭等經濟人口規模較大的地級市。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絕大部分的一二線城市已囊括其中，甚至連徐州、南通、蕪湖、紹興、洛陽這些傳統意義上的三線城市也已入列。

在這些城市外，未來修造地鐵的城市還將增加，越來越多的三線城市將加入到軌交的大軍中。去年4月，新華社的一篇報道稱，預計到2020年，符合國家建設地鐵標準的城市也將增加到50個左右。這其中，改革開放後人口流入較多的沿海三線城市和中西部地區不少原來主城區人口規模較大的城市，獲準修造地鐵的可能性不小，如泉州、煙臺、淄博、柳州、宜昌等。

貴州省政府參事胡曉登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在城鎮化速度加快的情況下，數億農民進城，中心城市傳統的地面交通模式已經滿足不了需求。在穩增長仍需要投資主打的情況下，城市軌道交通是與供給需求契合度最高的領域。因此修造軌道交通不僅能拉動經濟，同時可以滿足老百姓的需求。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上述會上介紹，根據“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我國城市軌道交通投入運行里程要超過6000公里，“從幾個城市介紹情況來看，各地實際上是在加快推進，可能比我們的規劃規模還要有所擴大，最近很多城市正在調規劃、修編。”

他說，城市軌道交通技術比較複雜，投資比較大，平均每公里大概要7億人民幣，所以建設推進軌道交通建設需要籌措巨大的資金。按照規劃測算，一年就要超過3000億元，如果規模繼續擴大還要超過這個數。

龐大的規模之下，“錢從哪里來”成了重中之重。“目前我們的籌資渠道和主體都比較單一。如何籌措資金來保障建設任務的完成已經成為當前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胡祖才說，軌道交通是具有公益性的，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補貼，這樣也會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所以投融資機制創新勢在必行，也是實現軌道交通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舉措，要加大力度來推進這項工作。

軌道+物業如何複制

港鐵的沿線土地開發經驗一直備受關註，其軌道+物業的方式近年來也逐漸複制到深圳、廣州、上海等城市的地鐵開發建設過程中。

這個模式主要是把軌道交通建設帶來的沿線增值效益，通過一種適當的開發方式反哺軌道交通建設。數據顯示，香港地鐵收益中票務是14%，物業開發等其他的溢出收入占了絕大部分，所以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盈利的地鐵公司。

港鐵中國業務首席執行官易瑉在會上介紹了港鐵的“鐵路+社區”的模式，主要包括了與政府一起計算資金缺口、取得土地、支付地價、合作開發等幾個步驟。“政府能夠把資金缺口全補齊的話，我不一定用土地補齊，因為全生命周期軌道是有資金缺口的，所以政府用土地的方式。在香港可能這個方式更便利、更有利於項目的發展。”

他介紹，“鐵路+社區”模式的前20年是“線跟人走”，到了80年代以後，港鐵和香港的城市規劃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叫作“人跟線走”，也就是先把軌道交通修好，用線帶動人的增長，帶動整個社區，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逐漸把人口引到人比較少的地方。

胡祖才說，軌道交通作為公益性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政府是承擔主要責任的，如果不進行創新，就是政府財政，無論是建設時的籌資，還是運行中的補貼，只有政府承擔。地鐵開發帶來的收益反哺地鐵，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同時也兼顧了社會效益，這是一舉多得、共贏的方案，所以，香港的理念和經驗最重要的就是在這里。

港鐵的這種模式，近年來也逐漸被內地的不少城市所模仿。比如，廣州市地鐵集團公司總經理何霖介紹說，廣州地鐵一直采用香港的“地鐵+物業”的發展模式，來努力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累計為運營提供補虧資金超過27億元，大力推進6個車輛段及11號線沿線的開發，預計可開發物業總規模約550萬平方米。

南京地鐵也學習了港鐵“人跟線走”的理念，實施以打造“地鐵特色小鎮”為主的一級開發策略。從2010年開始規劃了青龍健康養生等七個特色地鐵小鎮，規劃總面積達98平方公里。2013年8月，首先啟動了第一個地鐵小鎮。2016年初，青龍地鐵小鎮首次成功出讓兩幅開發用地，溢價率都在130%以上。

中國城建院交通院院長秦國棟認為，“地鐵+物業”的模式，不僅僅是投融資模式，更是一個城市發展的理念，應該是軌道交通主導城市發展的理念。這里面，南京提出的地鐵小鎮的模式，深圳提出的建地鐵就是建城市，包括上海提出的產城融合，實際上都是城市交通引導城市發展的理念。

土地待解難題

目前內地城市在軌道物業開發方面與港鐵仍有巨大的差距。秦國棟說，香港地鐵全網有87個站點，港鐵開發了43個站點，內地去年年底通車的軌道交通大約有2200多個站點，“我們有幾個站點是按照這種理念開發的？”

“總體來看我們做了一些實踐和探索，但是面還不夠寬，深度還不夠。”胡祖才說，如果和香港來比，我們場站的開發利用從數量到質量都有比較大的差距，實際上只有少數的車站進行了開發，占比較低。

這里面的一大問題在於，香港的軌道+物業模式，其軌道交通的建設的主體也是房地產開發的主體，但內地目前房地產和軌道交通是分開的，在機制建設上就會遇到很多問題。

這其中最大的障礙仍是現有的土地政策。由於目前內地對於劃撥用地的範圍和用途均做出了嚴格限制，劃撥用地不可能用於經營性開發，因此內地地鐵公司不能像港鐵公司一樣能獲得政府的劃撥用地，地鐵公司要獲取土地，仍需走招拍掛的途徑，往往無法拿到沿線土地的開發權。

秦國棟說，香港地鐵之所以成功得益於香港的土地出讓制度，也得益於香港軌道交通主導城市發展的理念。這種模式制度化是城市軌道交通與城市融合的基石。要做到這種融合，在城鄉規劃的編制、管理體制、土地出讓制度上進行創新。現在提出了土地分層規劃、分層出讓、土地作價註資到軌道交通的經營主體等，這些方面能不能從政策和法規上制度化，然後在全國推廣。

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協會副會長陳建國也認為，土地取得方式方面，比如協議出讓或者招拍掛， 香港有這方面的法規和制度上的保障，相比之下，內地城市仍缺乏法律法規的保障。“如果我們也建立了這種制度上的保障，我相信土地獲得的模式會能夠確保或者促進兩個業主的一致化，兩個規劃開發業主的開發主體的一致化，如果能夠達到這一點，社會資本的進入會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

“地鐵是公益性的，現在開發要增加物業、住宅、酒店、購物中心等，所以配套的土地政策也要進行創新，順應城市軌道交通投融資創新的需要，兩者要配套協調起來，認真研究，盡快完善。”胡祖才說。

另一方面，軌道+物業的模式，對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和武漢、南京等二線大城市來說，人口多，土地升值空間大，因此這種模式可借鑒度比較高，但對三線城市和人口流入減緩的二線城市來說，由於人流量相比一線城市要小很多，因此基於人流量基礎上的物業運營價值也較為有限。例如，很多三線城市往往只有一兩個集中的商業中心區，這就不可能像一二線一樣擁有多商業中心形成地域延展，做沿線上蓋開發也就難以反哺建設與運營。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告訴本報記者，在一二線大城市之後，未來普通的三線城市要造地鐵還是應該更謹慎一些。因為現在很多三四線城市，由於其對周圍的輻射吸引力有限，人口非但沒有增加，反而在向一二線城市移動，因此不可對未來的城市人口增長過於樂觀。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四：“海綿城市”崛起：500億元能否解決城市 “看海”難題

8月20日，臺風“電母”登陸海南三亞，給這里帶來了一天兩夜的連續強降雨。在當地一家海鮮市場多年工作的喬占輝憑多年的經驗判斷，他上班必經的迎賓路附近積水有可能沒過膝蓋。

雨停後，他用密封塑料袋包好手機和錢包，準備趟水過去。讓他驚訝的是，往年經常積水的路面，並未出現類似情況。第一財經1℃記者詢問他是否知道“海綿城市”的概念時，他還以為是在開玩笑。

實際上， “海綿城市”的建設從概念提出到正式實施不過短短幾年時間。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提升城市排水系統時要優先考慮把有限的雨水留下來，優先考慮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隨後有關部委開展了“海綿城市”建設試點。

從2014年開始，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地方建設海綿城市的補貼，2015和2016年兩年的預期投入將近400億元。有關地方財政也將提供不低於100億元的配套投入，就此計算，僅政府投入就將達到500億元。如果再加上金融機構設立的相關建設基金和社會資本的海量資金，“海綿城市”建設總盤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海綿城市建設的興起

根據住建部2010年對32個省的351個城市的內澇情況調研顯示，自2008年，有213個城市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積水內澇，占調查城市的62%;內澇災害一年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就有137個，甚至擴大到幹旱少雨的西安、沈陽等西部和北部城市。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領域專家程曉陶曾根據2006年-2014年的《中國水旱災害公報》統計，這幾年內，我國大陸每年遭受洪澇的城市都在百座以上。其中,2010、2012、2013 年受淹城市分別高達258、184和 243 座,相應洪災直接經濟損失3745億、2674億和 3168億元。汛期“城市看海”幾乎成為常態。

解決城市內澇，建設海綿城市不失為當前較為理想的模式。

海綿城市是指通過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充分發揮建築、道路和綠地、水系等生態系統對雨水的吸納、蓄滲和緩釋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徑流，實現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城市發展方式。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海綿城市”建設，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通過采用滲、滯、蓄、凈、用、排等措施，將部分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既降低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又提高了洪水資源利用率。“洪水”利用得好，尤其是中小洪水，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

2014年11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出臺了《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當年12月，住建部、財政部、水利部三部委聯合啟動了全國首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申報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於2015年10月發布了《關於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明確要求：通過海綿城市建設，最大限度地減少城市開發建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將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

2015年，首批遷安、白城、鎮江、嘉興、池州、廈門、萍鄉、濟南、鶴壁、武漢、常德、南寧、重慶、遂寧、貴安新區和西鹹新區等16個不同類型的城市納入了海綿城市的試點，3年為期，需在試點區域完成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目標。

2016年，北京、天津、大連、三亞等14個城市進入第二批試點名單。

建設海綿城市，錢從哪來

建設海綿城市，資金是需要突破的障礙之一。建設項目體量大，需要較強的資金運作能力。

根據《關於開展中央財政支持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給予專項資金補助，一定三年，具體補助數額按城市規模分檔確定，直轄市每年6億元，省會城市每年5億元，其他城市每年4億元。

根據補貼規定，2015年和2016年試點城市名單中，4個直轄市全部在列，另外還有5個省會城市和21個其他城市。根據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給予專項資金補助規定，未來中央財政將就此投入399億元資金。如果各城市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將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意即最高還有39.9億元的補助。

如果再加上2015年和2016年公布的25個試點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的261億元中央財政補貼，為解決“城市看海”問題，僅中央財政在試點海綿城市和城市地下管廊的總投入將達到660億元以上規模。

但中央的錢並不是好拿的。不管是海綿城市還是綜合管廊建設都規定，有關部委將定期組織績效評價，並根據績效評價結果進行獎罰。評價結果好的，按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基數10%給予獎勵;評價結果差的，扣回中央財政補助資金。

在當前地方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PPP運作模式也被中央政府所鼓勵，“對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

據了解，金融機構也參與到這了個領域。中冶集團與郵儲銀行共同設立了總規模1000億的城市綜合管廊產業基金，該基金今年計劃在近20個地市實施投資，拉動項目總投資超700億元。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同中國交建也共同發起成立了規模150億元的“中交建壹期基金”來投向包括海綿城市在內的基礎建設的PPP項目。

陳年欠賬和統一規劃難題待解

武漢也是國家2015年確定的首批16個海綿城市試點之一，按照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的專項資金補助，武漢三年內每年將獲得5億元補助。

此外，武漢市財政每年至少安排資金4億元，示範區所在地政府各自安排資金每年不少於1億元，專項用於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市、區財政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償還平臺公司的貸款本金與利息。同時，武漢市城建、園林和林業部門在安排城建計劃時，向示範區傾斜，支持其道路、園林綠地海綿性改造工作。

在被確立為海綿城市試點後，武漢市水務局發布了《武漢市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根據該方案，武漢在青山和四新兩個示範區開展試點工作，計劃三年投資162.9億元，實施項目455個。計劃到2017年，兩大示範區內澇防治標準提高到20年一遇。

按照這一方案的要求，至2017年末，武漢爭取實現城市雨水管理達到國內先進水平。青山示範區年徑流總量控制率不低於70%，四新示範區年徑流總量控制率不低於80%;年徑流汙染控制率不低於50%。

甚至在更早之前的2013年，武漢就宣布啟動《武漢市中心城區排水設施建設三年攻堅行動計劃》，擬投資129.85億元改造、完善市內排水系統。

這一劃的目標是到2015年，武漢要達到日降雨200毫米(即“十年一遇”)以內，小時降雨量50毫米以內，中心城區城市功能基本不受漬水影響的目標。

既然已經投入巨大，為何今夏，武漢市民依然無奈“看海”?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海綿城市建設，為何遭遇了尷尬?

今夏武漢城市的內澇，除了降雨過於集中等客觀原因，城市排水系統本身建設標準偏低是造成此次內澇的原因之一。

有受訪學者向記者分析：武漢市的城市排澇標準只有10-20年一遇，部分地區僅為2~5年一遇，即使這樣，還有許多排澇工程尚未達標建設，加上許多管道年久老化失修、垃圾阻塞導致排水不暢等，導致排水系統的效率和能力大大下降。

武漢市水務局在回複公民信息公開時表示， “到目前為止，武漢防澇的這130余億元投資計劃，只完成了40余億元。”

此外，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接受1℃記者采訪時則強調，武漢發生內澇有其特殊性，不可與其他城市一概而論。武漢本身地勢較低，水系豐富，地下水位高，其發生內澇的原因更多的是流域上下的協調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長江委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表示，城市化的過程中，之前能夠對雨水徑流起到調節作用的河湖、坑塘、濕地、溝渠、低窪地已經變成了城市建設用地，對雨水徑流的調節、蓄滯作用喪失，自身也從不怕淹的區域變成了怕淹的區域。很多城市排水設施建設欠賬比較多，排水能力不足，導致城市內澇頻發。

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1℃記者說，新開發城區規劃科學性不夠、標準不高，排澇工程項目進展滯後，應對罕見大暴雨的準備不足、應急處置能力不足;老城區舊城改造地上地下不配套等方面都是重要原因。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彭智敏說，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記者註意到，中國在今年出臺的《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在談及“突出矛盾”時就指出，粗放式、無節制的過度開發，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占地過大，導致基本農田和綠色生態空間減少過快過多，嚴重影響到區域國土空間的整體結構和利用效率;濕地破壞嚴重，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環境質量趨於惡化等。

海綿城市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可見，海綿城市的理念無疑是先進的，符合當前時代的潮流。但海綿城市的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僅涉及補齊之前的短板，更需要統籌規劃合理安排。

李迅認為：“首先，海綿城市建設本身只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內澇，不能期待這項工程能徹底解決城市內澇。其次，海綿城市建設目前仍然處在一個探索學習的過程中：在國內普遍缺乏建設經驗的前提下，建設理念還需要轉變與完善;同時，技術層面的學習與掌握也需要時間，不能期望‘一陣風’、‘運動式’解決問題。對政府和民眾而言，都不應低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與持久性。但是萬事開頭難，相信伴隨試點經驗的逐步積累和普及，未來建設的速度可以加快。”

值得註意的是，海綿城市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具體工作千頭萬緒，實現“規劃一張圖、建設一盤棋、管理一張網”尤為重要。

王浩建議：“要做好城市規劃，盡可能避免在蓄滯洪區和地質災害易發區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堅決杜絕填湖造地，維護湖泊蓄滯洪區調洪蓄洪功能;要全市一盤棋的做好城市防洪排澇規劃，通過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逐步提高防洪排澇標準。”

同時，對於已建設的城市，要因地制宜的實施海綿型城市建設，在城市周邊建設森林公園，在小區等地方大規模實施綠地建設，在公園等地勢相對較低的地方建設蓄水池，增強雨水的收集和下滲，降低洪峰流量。

這次給市民帶來驚喜的三亞海綿城市建設成果也可以為今後的城市建設帶來借鑒和啟發。三亞是第一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2015年該市啟動了‘海綿城市’建設，采用透水混凝土、透水磚和積水模塊等海綿化材料對鳳凰路、迎賓路、榆亞路三條主幹道升級改造，在地下埋設了蓄水模塊。在蓄水模塊建成後，雨水通過地磚滲透和植草溝引流到地下蓄水池。蓄水模塊埋在地底下，長度是26米，設計蓄水噸位是167噸，主要是用來收集雨水，用來綠化灌溉。

除此之外，三亞還建成了該市最大的“海綿公園”——東岸濕地公園。在8月20日的強降水過程中，該公園發揮了濕地特有的蓄水調解功能，蓄水近一萬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