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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周岐原

中共公告本屆三中全會結論的〈改革決定文〉後，不僅Ａ股在十一月十八日單日爆量大漲近三％，連國際知名投資人羅傑斯也認為，這份文件代表「中國已經確定未來十至二十年的大事」。

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所謂「單獨二胎」政策，夫妻中若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可生育兩個孩子；換句話說，自一九八○年上路的一胎化政策即將畫上句點，每年因此增加的新生兒，人數上看百萬。

經濟學家謝國忠解釋，「長期以來，每年民眾『超生』（生育多於一位子女）的罰款，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這是為什麼本次三中全會不能立即實施「全面二胎」的原因，「當局可能不太喜歡（政策）一步到位。」在中國，俗稱「超生罰款」的「社會撫養費」，一直被認為是地方政府的一本「神祕帳」，一方面，中國至今未有關於超生罰款的任何收支統計數字及公開資訊，徵收亂象也屢見不鮮。「單獨二胎」政策上路後，等於砍掉地方政府在「超生罰款」部份的大半利益。

回頭觀察中國的人口結構，也已走到不得不變的關口。去年，中國的總出生率僅約一．一九％，猶低於台灣去年的一．二七％水準。根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二○一○年時，中國十四歲以下人口比率只有十七％，比一九九○年時整整減少一成；相對地，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比，卻從六％快速增加至九％。

在老化加速的情況下，目前中國至少有十四個省分的退休金帳戶呈現虧損，累計金額達七六七億人民幣（約三七五八億新台幣）。依照目前出生率，未來維持制度將更加困難，影響所及，人們勢必要縮衣節食提高存款，也就開始衝擊中國力拚內需經濟的轉型大計。

當然，「單獨二胎」無法立即扭轉退休金的困境，也難化解數年內即將爆發的缺工問題；但在謝國忠的解讀中，中國最高領導人至少已經藉此對全國上下做了明確的改革宣示；接下來許多挑戰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也在這次的宣示中有了「上行下效」的基礎。

浙江省省長李強接受專訪，談民本經濟、溫州金改突破方向、舟山自貿區構想、政府權力的負面清單，以及對社會自治之手的期待◎ 本刊記者 胡舒立 任波 汪蘇 文11月24日，浙江省省長李強

在他下榻的北京浙江大廈

跟我們見面，大家圍在一張小方桌四周交談。“你們想聊聊改革的問題，我有興趣，有什麼問題盡管問。”甫一見面，他就坦率地說。

低調、務實，李強今年54歲，溫州人，當過工人，後來考上浙江農大農機專業，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再後來當過縣團委書記、省民政廳處長、永康市委書記、省工商局局長、溫州市委書記、省委秘書長、省委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一路走來，今年初當選浙江省省長。

“浙江現在的情況跟過去不一樣了，整個經濟社會都在加速轉型，我們要走得更穩、更遠，調子也不能很高。現在大家都發展得很快，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惶恐。”李強對財新記者笑言。

浙江的經濟發展長期走在全國前列。轉型之際，李強不會覺得太輕鬆。

2013年1月，浙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強以代省長身份第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他說，浙江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等問題尚未根本改變，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和動力不足。

採訪中，這位土生土長的浙江省省長屢屢提及故鄉溫州的重商文化。他認為，“民營、民富、民享”的民本經濟始終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過去，浙江多以先行者、先富者的角色出現在全國，在市場、民企、土地等方面的改革先行先試，但近幾年內外環境劇變，浙江遇到的挑戰也前所未有。

在溫州，2011年危機之後，面臨如何重振實體經濟、如何規範發展民間金融的重大課題。溫州的金融改革，能否實現真正的突破，更被外界看做未來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風向標。採訪前後，浙江方面動作頻頻，連續推出新政策。

就在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有心人能看出其中力所能及的突破。

同一天，舟山港綜合保稅區一期項目獲國家驗收通過，即將封關運作。這是浙江繼寧波梅山之後的第二個保稅區。在2013年1月國務院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提到，在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貿易園區，逐步建設舟山自由港區。

採訪中，對於浙江民營經濟轉型發展、溫州金改、舟山群島新區建設、政府職能轉變等諸多深涉浙江下一步發展大計的問題，李強一一正面回答；對於壓力之下浙江致力于哪些新機會，亦是言無不盡。

採訪是在周日，李強談興甚濃。原來說好面談一小時；至我們告辭時，時鐘已經比約定時間多走了半個小時。

民營經濟：經濟走向看企業

家

“下一步浙江的民營經濟怎麼樣，就要去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是不是還很活躍，是不是依然很有創造力”財新記者：三中全會對民營經濟很看重，強調公有制和非公經濟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民營經濟的發展。浙江的民營經濟一直走在前面，不過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浙商跑路”“產業空心化”等，你怎麼看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

李強：你們很敏銳。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某些問題都很正常。大家近來特別關心浙江的民營經濟，恐怕是從溫州開始的。溫州本來被大家視為民營經濟發展的“模範生”，可怎麼一下子出現這 個“跑路”了、那個資金鏈斷裂了這些事？

部分民營企業“脫實向虛”，是因為賺到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之後，傳統的實業沒有很快找到好的轉型升級路子，又經不起高回報的投機誘惑。前幾年房地產形勢一片大好，一些資金湧入非實體的領域。實事求是地說，這是階段性的現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難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課。看溫州經濟也好，看浙江經濟也罷，首先要看經濟的主力軍由誰組成的。如果要問下一步浙江的民營經濟怎麼樣，就要去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們，是不是還很活躍，是不是依然還很有創造力。哪怕是他現在蟄伏一時，受到一些打擊，但都不要過於擔心，只要浙商精神還在，闖勁還 在，我們就不怕。

大家都知道，浙江地下沒有什麼礦產資源，地上也沒有大森林、黑土地。

但是，浙江經濟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變成了資源。我們經常講，以浙商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資源。新的資源觀，最不能丟開的是人這種資源。你說馬雲創業時有什麼資源？就是心底裡有一股創業的衝勁，還有18個伙伴組成的團隊。

這是最珍貴的。有這個精氣神在，什麼也不怕。

盡管大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浙江民營經濟總的態勢還是好的。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創造力和能動性。天還是這片天，地還是這片地，很重要就是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有機會有更大的作為。“春江水暖鴨先知”，浙商的“嗅覺”十分靈敏，只要有好的市場機遇，浙商就會釋放出強大的能量。

因此，看待溫州民營經濟也好、浙江民營經濟也好，要有歷史觀，放大時空去看，短期內出現一些問題不能下結論，要在比較長的時間段去看整體趨勢。

就好像一個人這幾天感冒了，就說這個人身體不好，這不科學、不客觀吧？

財新記者：說到人的資源，我們就想請教，“浙商”這種資源，特別是溫商，有什麼特殊的企業家精神和才能呢？為什麼現在全國創業主體，最多的就是浙商呢？

李強：說到創業精神，比較典型的是浙南、浙中地區的人，特別是溫州人窮則 思變，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經商闖天下。

比如說，現在的溫州人精神就是四種文化交融的結果，第一就是海洋文化，有冒險精神；二是山地文化，有吃苦精神；三是移民文化，比較團結，喜歡抱團做事；四是重商文化，溫州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提倡義利並重、通商惠工。

浙商的生命力特別頑強，他本身就是在十分艱苦的環境里闖出來的，什麼也不怕，哪裡也敢闖，所以在市場經濟中“一遇雨露就發芽，一見陽光就燦爛”。

不少浙商第一桶金是從擦皮鞋、彈棉花甚至承包公共廁所開始的，他們的商業價值觀是“賺一厘錢也是光榮的”。

這句話兩層意思，一是賺錢是光榮的、不是可恥的；二是賺小錢也是光榮的。

他們不怕辛苦、不怕利薄、不怕人家瞧不起。浙江人做紐釦、做吸管，一分一厘，就這樣聚少成多、集腋成裘。像義烏有一個企業做飲料吸管，做到了全球最大，利潤很豐厚。就是這種企業家精神，支撐著浙江民營經濟蓬蓬勃勃地發展。也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歷史文化積澱，才使得浙江擁有最龐大的市場主體。

財新記者：實業為基、產業升級上，具體有什麼規劃？

李強：目前，我們全面推動以治水為突破口倒逼經濟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四換三名”工程。

“三名”就是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四換”中，第一個“換”就是“騰籠換鳥”。以好的產業替代差的產業，包括產業間的結構調整，也包括產業內的改造提升。這個方面，既“抓大”，也“活小”。一手抓大企業、大項目，提高產業集中度；一手抓做精做優中小企業，通過“個轉企”“小升規”“規改股”“股上市”，推動產業層次提升。

第二個“換”， 是“機器換人”。看得見的是節約勞動力，應對“民工荒”，更重要的是推動創新成果轉化應用于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今年前三季度看，浙江專利授權量增長20%，企業技改投資增長34%，勞動生產率提高10%。

我非常看重這幾個數字，這說明我們的產業素質在加快提升。

第三個“換”是“ 空間換地”。土地、能源、環境容量是浙江發展的硬約束。

我講過一個理念，就是要把浙江全陸域作為一個大城市來規劃，進一步通過功能定位來優化空間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既要細算需求賬，又要倒算承載賬，用更少的資源要素支撐城市、產業發展。通過市場化手段倒逼企業轉型，提高單位要素產出率。對單個企業來說，可以通過建設多層廠房向空間要土地。

第四個“換”是“電商換市”。通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創新商業模式，讓傳統制造企業找到新市場，讓傳統市場找到新形態，讓要素、產品等流動更通暢一些。2012年，浙江專業商品交易市場成交額達1.58萬億元，網絡銷售額達到1.3萬億元，都是全國首位。今年11月11日，僅支付寶交易額就超過350億元。我們想把線上線下“兩個市場大省”融合起來，打造成“一個市場強省”，把市場的控制力提升上去，真正實現“買全球、賣全球”。

財新記者：實體經濟發展應該有更好的平台。

李強：確實如此，浙江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也不能再拼資源、拼消耗、拼環境、拼勞力了。這方面，大家都有了共識。需要把力量集中起來，從傳統工業區的開發模式上跳出來，絕對不能“夾到碗里都是菜”。需要選擇 一些區位條件比較好、產業基礎比較扎實、配套功能比較完善、有利於產城融合和高端要素集聚的區塊重點搞一些產業集聚區，這是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平台。

全省現在搞了14個產業集聚區，我們要求每個集聚區集中力量抓好兩三個技術領先、帶動力強的主導產業，能夠抓出成效、抓出名氣，就不得了。不一味以規模大小為取捨，既要抓龍頭型、基地型項目，又要抓專業化配套企業，通過龍頭引領，帶動龍身動起來、龍尾擺起來，還要把產業技術水平、企業研發能力抓好，使得產業立足在持續創新、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深度開發上。

相信隨著浙江不斷放開民資進入的領域，不斷打造產業集聚發展的新平台，不斷深化金融改革，民營企業能在實體經濟中風生水起。

民間金融：起步看溫州

“關鍵不在於增加多少個金融機構，

而是打通三條通道”

財新記者：說到這裡，就必然地和民間金融發展聯繫在一起了。現在大家還是很關心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這是2012年3月啓動的改革，現在進行得怎麼樣？最近我們注意到，浙江人大11月22日剛剛表決通過了《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

李強：這個條例是中國第一部民間借貸的地方法律，明年3月1日就正式生效了。

金融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創新與突破。溫州金改啓動一年多來，重點是解決“兩多兩難”問題，即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應該說，溫州金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階段性成效。比如，創建了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發佈了“溫州指數”，促進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機構改製，溫州銀行增資擴股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已經成為民資進入的突破口；推出“幸福股份”產品，以股權形式讓市民參與城市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項目；創新抵質押擔保方式，推出多元化動產抵押、貨物抵押、未來收益權抵押等49 個創新產品；推動民間融資規範化等。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溫州企業融資成本已連續六個季度下降，民間融資綜合利率連續八個月下降。總的來看，溫州金改一步一步走過來，邁的步子比較扎實。

溫州金改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光靠省里的資源配置和市里的自身努力是不夠的，尤其是政策性資源。不管怎麼樣，溫州金改還得繼續大膽探索，比如辦民資銀行、企業互保鏈化解等。

破解“投資難”和“ 融資難”的問題，就像人體的血液一樣，需要疏通經脈，讓血液流動起來，形成良性通暢的循環，這樣機體才更健康。現在問題你們也都看到了，大量的民間資金供給與大量的中小企業融資需求之間的通道沒有很好地打透，很多“血管”不夠通暢，“血液”難以輸送到市場主體的細胞。

這樣民間資金就脫離了實體經濟這個機體，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務院把溫州作為金融改革的一塊試驗田，就是希望溫州在這方面能夠探索出一條路來。

2012年以來，我們力求打通三條通道：第一條通道是讓民間的小資本能夠與大項目、大產業對接起來；第二條通道是讓銀行的大資本與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對接起來；第三條通道是最終實現民間資本、金融資本等各類資源與產業經濟、實體經濟對接起來。這三條通道打通了，我想“血脈”就打通了，前面講的“兩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溫州金改關鍵不在於增加多少個金融機構，而是打通通道，建好信用體系，處理好金融創新和防範金融風險，真正實蝦現三個對接。如果這三條路能夠打通，我們可能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來。

財新記者：怎麼實現這三個對接？

李強：浙江人的改革發展，從來就是既唱“國歌”，又唱“國際歌”。就是講，什麼時候都要考慮到風險、危機，要有憂患意識；什麼時候都要靠自己去闖，不等不靠。

我們希望溫州金改可以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實際的路子來。總的來說，溫州金改，我們是分幾步走。第一步是我們自己能夠突破的，或者說政策沒有明令不能幹的，可以大膽去闖一闖。

比如募集社會資本，推動民間小資本與大項目的對接。溫州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向市民募集了15億元。這種嘗試與突破很有意義。當然，我們也會慎重一些，風險上控好一些。

財新記者：民間金融大量以民間借貸的形態存在，此前確實出過不少問題，要發展民間金融，規範是繞不過去的。

李強：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步。溫州金改當中還涉及制度的規範。過去沒有規範的，比如民間借貸，這次我們規範起來了，就是《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的出台。

其實，民間借貸在溫州，不是這些年才有的，據說早在明朝就有了，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民間信用文化。過去溫州人在親朋好友圈子里借錢辦事或者辦企業，是從來不打借條的，也不問利息多少，規矩都是約定俗成的，雙方高度講信譽。這幾年，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民間借貸出了一些問題，大家比較關注。

這背後，其實是一些先富起來的溫州人看到了房產、礦產等行業能快速獲利，民間借貸進入了高風險投資領域，雪球越滾越大，過度高杠杆，一旦經濟出現波動，這種模式就難以為繼。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次我們謀劃了很長一段時間，起草了規範溫州民間借貸的地方性法規。之前，地方從來沒 有對民間金融立法。這個條例就最高利率、借貸雙方責任等關鍵問題作出了規範，也對定向債券融資和定向集合資金等民間融資行為提出了規範性要求，為的就是要改變以往民間借貸無法可依的局面。當然，溫州的金改光靠地方探索是不夠的，還得靠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

從全省來看，我們的金融改革不局限在溫州。今年開始，我們在溫州之外的台州、麗水、義烏等地進行了不同層面、不同類型的金融改革，力求在打通上述三條通道上做些探索。台州的金融改革，主要針對中小微企業，提升金融服務。麗水搞了以林權抵押貸款為主的農村金融改革。義烏圍繞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探索貿易金融模式，推動人民幣跨境業務、外匯管理和民間資本管理創新，讓貿易金融服務更便利化。

這些盆景，逐步培育起來，未來會成為一道道風景。

自貿區期盼：舟山版升級

“我們想做浙江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區，與上海自貿試驗區形成一個特色發展、優勢互補的關係”財新記者：浙江正在爭取在舟山設立自由貿易區，進展如何？

李強：很感謝你們關心舟山。今年1月國務院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就提到“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自由貿易園區，逐步建設自由港區”。

我們在努力推進，一直沒有聲張。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是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之後的第四個新區。

國家允許舟山群島新區先行先試，其中的一個方向就是要逐步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區。

上海自貿區搞起來，對浙江是一個利好。第一，我們毗鄰上海。上海自貿區一定會帶動周邊省份的對外開放。第二，上海自貿區分為四個片區，其中洋山保稅港區就在浙江舟山的土地上。

從整個浙江省地域形態來看，從嘉興沿海、杭州州灣到寧波、台州、溫州沿海，構成了一條外凸的弧線，其中凸出點是舟山，這是大開放的前沿，也是發展海洋經濟這個新增長點的主陣地。

舟山處於中國南北沿海航線與長江水道的交匯處，為遠東國際航線的要衝，是長三角對外開放的海上門戶和通道，與亞太新興港口城市呈扇形輻射的態勢，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國，舟山的島嶼數第一，海岸線第一，尤其是深水岸線第一。近幾年寧波- 舟山港一體化發展，貨物吞吐量2012年突破了7億噸，連續四年居全球海港首位。

舟山群島新區發展國際港口物流產業的優勢特別明顯，如果這個地方搞以大宗商品貿易為核心、高端海洋產業為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區，就能與上海自貿區錯位發展，形成互補，帶動整個長三角對外開放。

而且，我們還把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作為支點，撬動整個浙中、浙西南地區擴大開放。如果從義烏到寧波-舟山畫一條直線，搭在全省沿海的弧線上，就形成了浙江向太平洋的開放之勢，形如彎弓射箭向大海。這是陸海聯動、縱貫全省的新格局，是浙江人從錢塘江弄潮轉向大平洋弄潮的新圖景。李強：舟山和上海不完全一樣。舟山是海島，劃出來就是關外，採取境內關外的監管方式比較方便。

舟山建設自貿港區，有利於大宗物資的儲運和供給、加快發展高端海洋產業。舟山本身就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舟山設立自貿港區有利於拓展上海自貿區試驗範圍和領域，互為呼應，豐富功能，增強對外開放合力。因此，在舟山群島新區搞自貿港區優勢是得天獨厚的。一是區位優勢明顯、輻射範圍廣。舟山群島新區背靠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有大小島嶼1390 個；舟山港域深水岸線達280公里，占全國的18%，中國通往世界的7條主要國際航道有6條途經舟山，是建設大型深水碼頭泊位的最佳選址，輻射範圍涵蓋整個長江流域和中國南北海岸線。二是便於監管、高效運作。舟山群島四面環海，既有海上天然屏障與大陸自然隔離，又有跨海大橋與大陸相連，便於自貿港區有效監管、高效運作。且其經營、管理成本相對較低。三是風險可控、方便拓展。舟山群島人口、經濟總量相對較 小，相對其他地區，建設自貿港區風險較小、易于掌控。

舟山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可以推進大宗商品為主的貿易便利化，多年來已形成了大宗貨物貿易的一個集散地，如油品、鐵礦石、糧食、煤炭等。我們要健全大宗商品現代貿易體系，打造我國主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舟山港綜合保稅區的一期項目在11 月22日已經通過國家驗收了，就在舟山的本島，先在這個基礎上起步。我們的設想，努力做好浙江特色的自貿港區，與上海自貿區形成一個特色發展、優勢互補的關係。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厘清政

府權力

“將來，每一個部門的權力，即便是有來源的，也要評估適應不適應當前的情況。不應該有的、不適應的權力，就要努力改”財新記者：浙江新一輪改革是如何啓動的？

李強：今年1月，新一屆省政府成立後，我就說，改革是貫穿始終的頭等大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通過審批制度改革，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改革，縱向撬動政府自身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改革肯定能夠激發市場、民間的活力。現在企業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條條框框，抑制甚至扼殺了他們的創業創新激情。今年以來，省級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了46%，但這還 不夠。

浙江在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是確立負面清單式的管理模式。這裡面還有很多法律問題有待解決。比如我們原來老在糾結，減了多少項，幅度是多少，現在看來只講減少數量和幅度意義不大，關鍵是要弄清楚你保留了幾項？法律依據是什麼？即便是有法律依據，它在當下有沒有保留的必要和意義？厘清之後，那麼除了這些需要審批，其他就不需要審批，這就是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只要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符合法治精神，我們就繼續改革。省一級層面能解決的，我們就主動放權，需要更高層面解決的，我們就向上報告。

這個“負面清單”，對審批制度改革來講，其實就是部門權力清單。要明確每個行政部門到底有哪些權力，這些權力誰給你的，這些權力怎麼樣讓它更加規範，更加有限，更加有效。

三年前，我就在富陽市做過一個課題，搞部門權力調查研究。當時把富陽市政府及各部門的行政權力徹底清算了一遍，結果發現一共有7000多項權力。

現在看來，必須砍掉相當大一部分。將來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權力，即便是有來源的，也要評估適應不適應當前的情況。

不應該有的、不適應的權力，就要努力改。源頭在哪裡，我們就向哪裡報告。

這恐怕就是今後我們的政府，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從保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要舉措。財新記者：從整個省域來說，改革的載體如何確定？

李強：浙江新一輪改革，大體上分三個層面。首先是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舟山群島新區、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構成的“四大國家戰略舉措”，國家給了先行先試的政策，這些是“燈光舞台”，可以做很多探索性的文章，試點突破對面上的意義非常大。

第二個層面是以設區市為單位的改革深化，比如杭州自主創新示範區、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寧波對外開放綜合配套改革、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等改革試點；等等。

第三個層面是一批以縣域為單位的特色改革，基本上是今年點燃的“新爐子”。比如，在柯橋區開展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試點；在海寧市搞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試點，按照畝產論英雄的理念，創新土地、能源、水資源、環境容量等配置機制，目前已初見成效。下一步省政府還將在平湖市搞產業結構調整機制改革試點；在德清縣搞城鄉體制改革試點；在開化縣謀劃生態功能區建設試點。

這些試點需要借助基層的首創精神，不惜試錯，實現突破後，在全省推開。

公私關係：放鬆管制

“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社會自治之手，三只手都要給力，才能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財新記者：今年前三季度，全國新設市場主體增長了25%，而浙江增長了67%，增幅非常大。為什麼？

李強：目前浙江全省的企業有105萬家，加上個體戶，共有370多萬市場主體。

也就是說，每15個浙江人就有一個市場主體。今年前十個月，浙江新增企業數超過16萬家。一個重要因素是，年初我們推行了8項商事登記便民措施。前陣子，我到紹興市行政服務中心調研，那裡企業註冊2天就可以辦好。三中全會之後，義烏市已經明確要求，內資企業註冊只需2天，外資企業只需3天。

我想，市場要活，首先主體要多。

主體多了，競爭會更加充分，活力就更強了。所以，要開閘放水，降低門檻，放寬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場。

財新記者：民營企業渴望進入一些以往准入比較緊的領域，如基礎設施、能源、通信產業等。浙江對進一步開放准入有什麼打算？

李強：放開搞活，對民營企業是機會，對一個行業的發展也是機會，這是一箭雙雕的事。你說的這些行業都是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渴望進入的行業，按理說應當“非禁即入”，但實際上還面臨很多資格、資質、標準等隱性壁壘，大大增加了企業進入的成本。三中全會提出要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非常及時。要放活市場，給市場主體以平等的地位，就必須打破各種“天花板”“玻璃門”。

我們現在的做法，要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讓企業對清單外的領域自由進入，還要對一些領域進一步開放。這方面，溫州較早探索了民資辦學辦醫。

民資辦學辦醫要有回報，還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現在溫州民辦非企業法人學校可改製成企業法人，民辦醫療機構的住房公積金、融資等政策也明確了。溫州首批100所民辦學校分類登記順利完成，已簽約了社會辦醫項目29個，引進社會辦醫資本70多億元。還有很多公共服務項目，也可以向市場開放，由政府購買服務來解決。再就是清理資格資質 等前置條件，該廢除的廢除，該規範的規範。這些我們都在改革探索，只要有了比較成熟的做法，就在全省推開。

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提出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對浙江來講，現在既是發展的轉型期、矛盾的凸顯期，更是改革的攻堅期。

這個轉型，既包括經濟轉型，也包括政府轉型和社會轉型。就是說，我們不光要讓市場更有活力，還要讓社會更有活力、政府更有活力；不光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決定性作用，還要讓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更加有效，使社會這只“自治之手”更加完善。總之，這三只手都要給力，才能推動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財新記者：民營經濟進入公共服務，這在浙江是走得比較穩的。

李強：從發達國家看，公共服務是要分分類的，有的是政府直接供給，有的是面向市場放開的，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供給。政府應該保基本、保基礎，基本的公共服務應該要兜底，但更多的公共服務，能夠市場解決的，應該讓民間力量介入。

政府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公共服務的壓力是越來越大的，要善於讓民間的力量來彌補公共服務的不足，用民間的資本和智慧來破解民生難題，這是我們的思路。

所以，今年省政府特別就此出台了一個文件，開了一次大會，就是鼓勵民營資本辦醫辦學。民辦的醫院和學校，要充分讓市場決定收費價格，讓老百姓根據自身的條件來選擇。

公立醫院、公立學校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的，一定要保障好。我們現在鼓勵公立醫院包括學校與民間資本結合，讓更多元化的力量能夠聚合。

財新記者：都說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得益于政府無為而治，管得相對少。好像這些年政府管得多了以後，民營經濟反而有很多困難。你是怎麼看待民營經濟和政府的關係呢？

李強：我認為這不能叫無為而治，應該 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要把握好“為”的尺度和方式。

改革開放初期，那時候個體戶、民營企業、專業市場等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都是新事物，所以我們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比較放手。這幾年，有時候覺得政府這只“有形之手”，變成“閑不住的手”了，這和機構太龐大有關係。政府機構不光龐大，分割得又比較細，有時候給人的感覺就是管得比較多，反而綑住了市場主體的手腳。這就是為什麼除了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核心，我們著重強調政府機構改革，這也是中央的要求。

財新記者：你認為現在政府的角色應該 如何變化？

李強：我們覺得，不能讓“看得見的手”變成“閑不住的手”，不能讓小政府變成無所不包的“大管家”。我們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干預，讓政府的手歸位，讓閑不住的手收起來，讓伸得過長的手收回來，幹好該幹的事。

在我看來，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來說 有三條：一是有限，二是有為，三是有效。“有限”，指的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不是無所不包的萬能政府，職能邊界是有限的，權力也是有限的。“有為”，指的是政府是經濟運行的調控者，是市場經濟的監管者，是社會穩定的護航者，這些事都要有所作為。最後一個是“有效”，政府辦事要講適銷對路，提供的公共服務要對市場、對企業、對老百姓的路，還要講效率。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活力轉化為市場活力、社會活力，需要政府更有活力，這要從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做到有限、有為、有效。

明年，從大的方面說，浙江省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四件：抓改革、促轉型、治環境、惠民生。

改革發展的終極目的是惠民。我覺得，浙江的改革發展必須守住“百姓增收、生態良好、社會平安”三條底線。

百姓富裕是浙江的優勢，也是創業創新的基礎，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不斷提高，要繼續保持全國領先。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治安不能惡化，只能好轉。守住這三條底線，全面深化改革，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浙江就能繼續走在改革發展的前列。

涵蓋六十個面向的三中全會改革商機，為外資進軍中國服務業打開多扇大門。

專家建議，台商在布局對岸之前，要徹底以中國市場為出發點，去思考經營對策，才是勝出的不變法則。

撰文‧周岐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深化改革決定文》公布之後，立刻引起全球高度關注。大家都拿起放大鏡仔細檢視，在這份條列未來施政方向的文件裡，中國最高領導人究竟開了哪些產業的大門。

當製造業遭遇重重困難，面臨必須轉型、遷徙甚至收攤的挑戰，為數龐大的台商尤其關心，哪些是政策剛剛鬆綁，可能成為下一個明日之星的產業？

十二月十五日，中國國務院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對這個問題提出官方說法。徐紹史指出，二○一四年中國將逐步放寬外資投入產業的限制，打算開放金融、文化、教育、醫療、商貿物流等，多項高附加價值、創造大量就業的服務業，以便藉此提高中國服務業的經營效率，並且創造更多內需消費商機。

官方放行

外資大舉進軍服務業

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的消費早就是各家外資角力的戰場，任何跨國企業，為了討好花錢不手軟的中國消費者，也不得不禮讓三分。

舉例來說，今年十月間，央視節目痛批手機大廠三星，指其字彙資料庫設計錯誤，經常造成當機。三星隨後就發表聲明，對中國消費者的不便「感到真誠的歉意」。

無獨有偶，今年九月間，另一家手機大廠蘋果也打破慣例，先後在加州總部和北京舉辦產品發表會，成為蘋果自家的創舉。無論是蘋果或三星，公司的動作在在顯示，中國的內需消費，是一個商機高速成長的市場。「北京的『萬有引力機器』功率很強，誰都逃不過它的吸力」，《金融時報》形容這個局面說。

在城鎮化過程中，服務業的發展程度高低，本來就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因素。原本從事產品製造的業者，紛紛跨行嘗試服務業，讓「二轉三」（製造業轉行服務業），成為近年最熱門的詞彙。例如廣東東莞台商張朝宗，就從原來的聖誕燈製造商轉行，過去銷售產品到沃爾瑪（Walmart）的他，如今是擁有十多家連鎖店的麵包店老闆。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也曾積極布局中國的零售通路事業。

早在三年前，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設定的十二五規畫中，就宣示要大力拉抬服務業，目標是在計畫結束時，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要比製造業多出四％。今年第一季，服務業占中國ＧＤＰ比重四七．八％，正式超越製造業；加上未來兩年，中國仍將大力整頓產能過剩的鋼鐵、水泥、造船等行業，可以想見，在維持經濟成長之下，服務業將扮演更吃重的角色。

「早在出發之前，台商應該把中國市場當成重心來思考！」華犇創投合夥人戴偉衡提醒，台商西進之前，最好先徹底了解當地的社會特色，因為中國各省、市文化仍略有差異，服務業的規模往往較小，不像有龐大資本的製造業，能讓地方政府重視，一旦無法打開市場，業者往往因為後續成本難以負擔，選擇黯然退出。

戴偉衡指出：「如果沒有以當地人為出發點，你的商業模式就沒辦法說服消費者。第二，如果不去想市場的問題，你就根本看不出法律的障礙或競爭者在哪裡。」

一胎化解禁

人口商機有利台商

放眼這次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文，在六十個改革項目裡，台商受惠最多的領域，可望是人口服務、金融與電子商務三大產業。以人口服務為例，中國由原本的一胎化，放寬為單獨二胎（夫妻雙方一人為獨生子女，則可生育第二胎），就創造一連串的醫療、教育服務，以及周邊的嬰幼兒消耗品需求。

食品大廠康師傅，就率先布局這股可觀的人口商機。十一月初，趕在三中全會結論公告之前，康師傅就宣布將與朝日集團旗下、日本第三大奶粉品牌和光堂合資投入嬰幼兒奶粉市場，打算搶占每年多生一五○萬個嬰兒的龐大市場。另一方面，和生產相關的產後護理中心，是華人獨有的文化，台灣知名的廚師阿基師（鄭衍基），也透露他準備赴中國投資坐月子中心。

只要和新生兒相關，無論是產品或服務，業者往往享有較高的利潤空間，例如進口的嬰幼兒奶粉，在中國售價就比台灣高三成以上，這便是康師傅在方便麵、飲料之外，另闢新戰場的主因；同樣的，產後護理服務更是按日計費、向消費者收現金的行業，這塊台商享有文化優勢的市場，發展潛力勢必很可觀。

另外，與人口相關的殯葬服務業，也是台商在中國相對擁有優勢的領域。例如國內知名品牌龍巖，今年就投資四千萬美元，準備在浙江溫州建立登陸的第一個灘頭堡。

根據人數估計，中國的殯葬服務市場大約是台灣的七十倍，加上中國並沒有往生儀式的消費習慣，以倍數計算的商機，讓龍巖董事長李世聰積極搶進。他計畫未來十年內，龍巖要打進中國十個省分，成為在地化的殯葬服務業者。從新生兒增加到往生者增加，受到人口趨勢帶動的商機，將是台商布局對岸服務業的機會所在。

成長飛快的電子商務，同樣是許多台商的焦點。例如中國最大的量販業者高鑫零售，已經在十月底成立「飛牛網」，準備整合實體通路的力量和品牌，進軍電子商務。

網家董事長詹宏志也指出，公司正籌備進軍中國，明年第三方支付業務上路以外，赴中國市場的細節也將浮上枱面。預料網家將提出增資案，詹宏志本人也坦言，他已經將退休年齡延後十年，要好好打拚中國市場。

「第一個要考量稅負，第二個是物流，還有，我們的特色到底在哪裡？」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連淑凌分析。她指出，雖然台灣電子商務業者對中國市場普遍興致勃勃，但中國的加值稅和台灣制度截然不同，加上物流體系龐雜，無論是電子商務平台或產品業者，台商都要先熟悉對岸的生態底細，再嘗試布局。這也是所有業者捕捉三中全會改革商機的不敗法則。

富商、名廚搶進三中商機 鎖定改革帶來的機會，布局服務業市場

康師傅

與日本第三大品牌和光堂合資，投入500萬美元，生產嬰幼兒奶粉及副食品。

網路家庭

準備增資，

預計於2014年進軍

中國電子商務市場。

高鑫零售

成立「飛牛網」，發展電子商務，希望一年內上架100萬件商品。

龍巖

與浙江溫州市府合作，投資4000萬美元，布局當地殯葬服務。

國泰金

旗下上海國泰產險，獲准經營四川、湖北市場，已增資4億人民幣。

永豐銀

創國內金融業首例，申請成立中國子行獲准，資本額20億人民幣。

阿基師

準備在中國投資

坐月子中心。

企管大師瑞姆‧夏藍，是多家企業如奇異、3M改革的幕後推手，他以良好的執行力著稱，企管專書全球熱銷200萬冊，新作特別針對全球經濟傾斜危機，提出了企業因應之道。

撰文．辛曉昀

「現金就是企業的活血」

《執行力》一書於二○○二年問世，闡述領導者如何持續精進策略與執行流程，良好的執行力不僅能幫助企業度過艱困期，也會在環境持續變動時，大幅提高企業成功的機會。

此書推出即熱賣，攻下《紐約時報》連續一五○周最佳暢銷書排行榜；戴爾電腦創辦人兼執行長的麥可．戴爾（Michael Dell）一句：「如果你想成為執行長，或者你已是執行長，但是想保住工作，一定要讀《執行力》，並將它提出的作法付諸實踐。」讓許多企業將它視為最時髦的改革動力，已翻譯成十多國語言，全球蔚為風潮。

此書作者之一，瑞姆．夏藍（Ram Charan）就此奠定他企管大師的地位，自一九九八年起開始出版企管相關書籍，至今已達十五本，總銷售達二○○萬冊；同時他也是數百家國際大企業的重要顧問，奇異、美國銀行和3Ｍ都是他的客戶。

報告濃縮成一頁重點

夏藍出生於印度北方、以農業為主的城鎮，七歲時曾目睹父親與叔叔所經營的服飾店遭火吞噬，改而經營鞋店。「每天上學前我都會去幫忙開門，下課後顧店直到打烊。」夏藍回憶起幼時幫忙家中的生意，打烊後盤算當日賺了多少，從小便建立他的企業管理思惟：現金是最重要的。

「現金就像是企業的活血，沒有現金，你現在就有問題了！」夏藍說，不管到任何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他們的現金、現金流量。

利用看店的空檔，他將學校所學的東西，每個科目都整理出一頁的重點，這樣的方式沿用至今，和客戶報告事情時，也是簡明扼要地只列出一頁重點。在他那個年代，大多數的學生中學畢業後，就幫忙家裡做生意，但他卻是個例外。「很謝謝我的中學老師，他來我家，跟我的父母說：『夏藍工程學得非常好，你們一定要讓他讀大學』，才讓家境不是很好的我能有升學機會。」就讀大學的夏藍才十五歲，比其他同學年紀小，周遭環繞著大企業家的小孩，英語不夠流利的他更是奮發，以全班第三名畢業，但對他而言已不容易，給了自己「Incredible Learning（不可置信的學習）」的注解。

畢業後，他被邀請參與一項到澳洲的交換工作，祖母為了幫他買機票而典當珠寶。他記下這筆支出，以及家裡為了他的教育所花的每一分錢，這些款項全都在一年內還清。

如同許多印度的鄉下人，只有名字沒有姓氏，於是在填寫護照表格時，他將自己的名字「Ramcharan」一分為二，變成「Ram Charan」。抵達澳洲，花了些時日找到一份繪圖工作，並利用晚上的空檔上課，勤奮地生活引起老闆的注意。

有一天，老闆請他進辦公室，詢問他是否有任何問題，而夏藍對於財務報表確實有疑惑，打從他進公司開始就注意「現金流量」不合理的地方。解釋過後，老闆也同意他的看法，夏藍的商業天賦就此嶄露頭角，工作四年後，在老闆的鼓勵之下，前往美國進入哈佛商學院就讀企業管理碩士。

六○年代的哈佛商學院學生必須每天做三份個案分析，一星期六天都在準備，許多同學都會一起分享他們的筆記，但夏藍卻是一個人夜以繼日地完成他的作業，認為即使被當了也沒關係，只要能學到東西，這就是他的成功，最後不僅順利畢業，還得到哈佛商學院最高學術成就「貝克學者（Baker Scholar）」的美名。

暑假時他在美國一家名為Hololulu的汽油公司實習，同樣地再次發現財務報表的問題，而這次老闆交由他來解決問題，便在深夜去工廠了解狀況。他觀察到工廠負責生產線的主管，與負責配送的主管有過節，除了利用工程與商學背景來處理財務報表的問題，也擔任協調者的角色；這就是他擔任企管顧問的第一個開端。

從無意義中找出精華

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曾在哈佛、西北、波士頓大學擔任教授，十餘年的教職生涯在一九七八年結束，轉而擔任全職的企管顧問。他如同年輕時期，總是全年無休、馬不停蹄飛遍全球，以飯店為家、終日工作，沒有絲毫怠惰的時刻。

《執行力》另一作者包熙迪（Larry Bossidy）曾表示：「大多數的企管顧問會說顧客想聽的話，但夏藍不這樣做，他會用非常正向的態度。他不是個口出豪言、狂歡作樂的人，他為人客觀、誠實。」奇異（ＧＥ）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讚揚夏藍擁有傑出的能力，在不重挫你的信心下，從無意義的事情中找出精華，並將它轉化成平緩、有效率的改善方法。

「夏藍從來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會議，」醫療保健公司NDCHealth的董事長霍夫（Walter Hoff）表示，夏藍在業界是出名的準時。

除了工作，他私底下非常低調，沒有結過婚、沒有子嗣，即使美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記者問及他是否照顧印度的家人，夏藍也不願多談，只表示工作是他的全部，他很幸運，因為他熱愛這份工作。

如今全球經濟、市場、財富的熱流正竄向南方，如何在這樣的趨勢下建立企業與個人的競爭力，正是夏藍今年所推出新作《大移轉（Global Tilt）》倡導的課題，以全新觀點看大局，利用此機會打造你我的優勢，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瑞姆‧夏藍

（Ram Charan）

出生：1939年

現職：夏藍企管顧問公司創辦人經歷：哈佛大學商學院、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教授學歷：哈佛大學商學院博士、印度貝拿勒斯大學工程學系

家庭：未婚

書摘︾為什麼金錢流向南方？撰文．瑞姆‧夏藍因為北方企業轉移廠房、倉庫、物流鏈和零售店的投資，使得大部分資金流向南方。過去十年間，大部分資金流到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即所謂的金磚四國。近期隨著一些新興國家陸續進入開發中的行列，亦出現新熱門標的，包括哥倫比亞、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CIVETS）。為防全球性災難再起，今後數十年新國家將陸續加入這個群體。

雖然由北往南已是大勢所趨，但整體局勢並沒有那麼單純。部分資金其實是逆向流動的，因為南方公司也尋求進入北方的巨大市場以及技術訣竅，而南方公司尋購不敵移轉力量的廉價北方公司，也加劇了從南到北的資金流量。

同一產業內，資金甚至可能雙向流動，因為不同策略的參與者可能反而看到另一頭的機會。例如在二○一一年底，美國服飾商ＧＡＰ宣布，計畫關閉美國五分之一的店面，並把中國分店數擴增到三倍。相反的，其日本競爭對手優衣庫（UNIQLO）正在美國開設分店，因為儘管美國經濟成長相對而言比較緩慢，但規模仍然可觀。

巨大的成長機會

南方公司經常透過國內外多個來源汲取資金。例如在一一年底，印度的信實電力公司（Reliance Power Limited）獲得政府批准向美國與中國銀行借貸二十二億美元，作為一座電廠興建計畫的部分資金。

此外，已全球互通有無的資金供應者也組成了夥伴關係，尋求南方的超大型投資機會。這解釋了印度最大的巴帝電信（Bharti Airtel）為何能拿出一○七億美元買下善恩（ZAIN）公司；看到成長潛力的銀行家們非常樂意提供資金，讓該公司進行全球擴張。

金融資產的跨境投資（境外機構投資，ＦＦＩ）也正隨著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投資於硬資產上）向南方移轉。證券交易所蓬勃發展、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人前往南方，其中原因很簡單：巨大的成長機會。近年來，資金大量湧入推高本益比，甚至一些大本營在北方的公司會讓在南方的子公司公開上市，從差異中獲益。

這些資金的流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哪些地區和經濟產業將會茁壯發展，哪些又將會貧瘠荒涼。但是金錢的氾濫並不一定是福氣，對成長的渴望很可能造成冒險過度或產能過剩。隨著進入障礙被推平，剩餘資金可能毀掉整個行業的投資報酬率，一如美國、歐洲和印度的航空業的遭遇。

境外機構投資也會影響貨幣的估計價值、收支平衡以及地緣政治的關係。中國巨大的主權財富投資於美國國庫債券，不但維持西方國家的消費胃口，也抑制中國人民幣的價值；危機爆發後，來自中東的主權財富拯救了美國和英國的金融公司。這類關係鏈將相關各國的命運聯繫起來，並改變了權力的互動。

中國的貿易順差已經使得移轉更加陡峭，讓金錢直接流入和北方競爭的南方公司。中國政府擁有不少該國最大企業的多數股權。這些國有企業占中國所有產業資產三○％左右，由遵行中央政府目標與政策的經理人來經營。其他國家也以同樣的目的使用其外匯收入。

在一九七六年創立的沙烏地基礎工業公司（SABIC），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就占了七○％的股份。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製品生產廠商之一，並積極拓展到全球。它正在收購技術（○七年買下奇異塑料集團GE Plastics），並進軍成長型市場，例如和中國石化公司（SINOPEC）成立合資企業，進軍中國。

南方比北方有耐性

南方還具備獲得資金投資的一項理由：南方公司及其所有權人在獲得投資報酬方面，比北方要來得有耐性。美國機構投資人秉持的信念，是過分注重短期績效的「短期主義」（short-termism），而這些機構又持有絕大部分的美國股票。

華爾街股市執迷於單季利潤，青睞的是基本上放棄自己未來、甚至不惜犧牲企業與本國經濟長期健全的公司。判斷力在此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特有的計量經濟模型（或稱為黑盒子black boxes）導引金錢湧向或撤離某個經濟區塊、產業或特定公司。

在大多數公司，執行長的薪酬激勵辦法主要視短期績效的表現，那些不隨著資金市場起舞的「大師」卻常遭到批評並撤換。只要金融服務業的力量持續控制北方實體經濟，來自南方的競爭者就可能因著眼於未來而茁壯，北方的競爭者則被迫放棄類似的機會。

(本文摘自第二章．辛曉昀整理)

大移轉

作者︰瑞姆‧夏藍（Ram Charan）全球知名重量級企業顧問、作者與講者，曾入圍2009年《時代》雜誌百大人物，《富比世》亦於2009年2月將他列為「商界遠見人士」系列報導的大師之一，《經濟學人》譽之為「時代的導師」；《高速企業》雜誌曾指出：「讓夏藍贏得諸多一級主管美譽的原因，除了他全心投入，最重要的是他見解獨到。」

譯者：侯秀琴

出版：天下文化（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