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上午,亞歐首腦會議上演了一幕“過道外交”。李克強總理在迎接儀式後,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過道處熟絡地交談起來。據現場工作人員介紹,他們幾人站在那里談了很久。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後也加入交談中,抱胸站在默克爾右側。但另有在場中方人士透露,李克強與安倍並未在過道上交談。
李克強總理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過道處熟絡地交談起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後也加入交談中,抱胸站在默克爾右側。
(綜合國務院客戶端報道)
對於15日晚土耳其發生的軍事政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有人收到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政變指令。土總理則宣稱政變者是葛蘭的追隨者。
法土拉·葛蘭(Fethullah Gulen,又譯“居倫”)的名字再一次進入媒體視野。
法土拉·葛蘭
七十五歲的葛蘭目前在美國自我流亡,居住在賓夕法尼亞州。他發起的“葛蘭運動”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運動,曾幫助埃爾多安連續三屆擔任土耳其總理。葛蘭崇尚世俗主義,據信在土耳其警方和司法界都有大批的追隨者。
1999年,葛蘭因被政府指控“密謀興建伊斯蘭國家”離開土耳其,之後雖洗脫這一罪名,但葛蘭再也沒有返回祖國。葛蘭在土耳其有巨大影響力,諸多追隨者遍及土警界和司法界。在外界看來,這種深厚的根基已在土耳其形成“國中之國”,同現政府分庭抗禮。
不過,對於此次埃爾多安的指控,葛蘭隨後聲明中稱,其堅決否認類似指控,並且表示“以最嚴厲的言辭”譴責發生在土耳其的政變。
與埃爾多安恩仇錄
2013年5月底,部分民眾反對伊斯坦布爾市政府對塔克西姆廣場實施大規模改造,土耳其政局出現動蕩。數月後,土耳其警方發起打擊工程招標貪腐專項行動,拘捕了包括經濟部長恰拉揚之子和內政部長居萊爾之子在內的數十人,行動範圍之廣、涉案人員權勢之大震驚全國。
路透社稱,土耳其評論人士認為,高調的反貪行動背後另有緣由——糾纏著埃爾多安政府與土耳其伊斯蘭宗教領袖法土拉·葛蘭的恩怨情仇。
據媒體報道稱,埃爾多安上世紀末曾和居倫結成政治與宗教聯盟,二人後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分歧,矛盾激化。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網站稱,2013年11月,土耳其《塔拉夫》報泄露了一份涉及土耳其國家安全的機密文件,其中建議政府嚴懲土國內同葛蘭有關的機構。11月底,土政府公開了關閉私人預科制學校的計劃,引發多方不滿。半島電視臺稱,葛蘭在土國內擁有大批預科制學校,這類學校是葛蘭網羅財富和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
此外,埃爾多安與葛蘭對庫爾德問題與外交政策也出現歧見,葛蘭反對直接與庫爾德族談判,僅同意給予文化自主權。
2014年2月24日,一份據稱是去年12月17日埃爾多安打電話要其兒子立即轉移10億美元的電話錄音被傳到網上。事後,埃爾多安予以否認,指責錄音是“假的”。
媒體認為,這場風波由葛蘭的追隨者發動,旨在報複埃爾多安政府對其勢力的限制和削弱。
2014年12月,土耳其法院發布了針對旅居美國的葛蘭的逮捕令,並向美國發出了將其引渡的請求。伊斯坦布爾檢察官指責葛蘭非法威脅和欺詐他人,是“武裝犯罪組織的領導者”。
當地時間2014年12月20日,美國紐約,民眾抗議土耳其政府對法士拉·葛蘭下達拘捕令。
(綜合來源:路透社、CNN、新華社、光明網)
澳東時間18日下午4時許,總理特恩布爾正式宣布了新一屆政府內閣成員名單。在這份新名單中,特恩布爾保留了參加聯邦大選的大多數部長職位,並進行了內閣職位的小規模改動。
其中,最大的贏家要數榮膺國防產業部長的佩尼(Christopher Pyne)及首進內閣前座的國家黨議員卡納萬(Matthew Canavan)。而此前一直被呼籲進入內閣的前總理阿博特(Tony Abbott)希望再次落空。
阿博特(Tony Abbott)
新政府的第一個“受害者”要數塔州參議員、旅遊及國際教育部長科爾貝克(Richard Colbeck)。由於其參議院票數在塔州墊底,其參議院席位仍不能確定,他不得不失去原部長職位。特恩布爾表示,如果在適當的時間科爾貝克被重新選入參議院,那麽他返回內閣的道路將沒有障礙。
同時,奧德懷爾(Kelly O'Dwyer)將不再擔任小企業部長及助理財長職位。她的新頭銜是稅收及金融服務部長。特恩布爾表示,這將更好地詮釋奧德懷爾的職責。而國家黨議員麥考馬克(Michael McCormack)將接管其小企業部長職位。
在此次內閣調整中,贏家還包括了國家黨議員卡納萬(Matthew Canavan)。在國家黨額外獲得一個席位後,卡納萬被任命為資源及澳北部長,接管弗萊登伯格的原職。
據悉,本屆新內閣將於不久後宣誓就職。
以下為調整後部分內閣重要成員名單(含未更改職位):
●總理:
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
●副總理兼農業部長:
喬伊斯(Barnaby Joyce)
●外交部長:
畢曉普(Julie Bishop)
●國防產業部長:
佩尼(Christopher Pyne)
●國防部長:
佩恩(Marise Payne)
●財政部長:
莫里森(Scott Morrison)
●工業、科學及創新部長:
亨特(Greg Hunt)
●環境及能源部長:
弗萊登伯格(Josh Frydenberg)
●資源及澳北部長:
卡納萬(Matt Canavan)
●總檢察長:
布蘭迪斯(George Brandis)
●稅收及金融服務部長:
奧德懷爾(Kelly O'Dwyer)
(綜合中國新聞網、新華網報道)
據韓聯社7月19日報道,韓國總理黃教安19日表示中韓關系已高度發展,大可不必憂慮中國或許會因韓美部署“薩德”而對韓國進行經濟報複。
韓國總理黃教安19日在接受國會緊急案件質詢時表示:“中韓關系已高度發展。雙方不是處於輕易進行經濟報複的結構關系中。”
黃教安透露:“6月份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已就‘薩德’問題向中方進行了必要的說明。朝鮮即便不棄核,韓國也需要部署保衛國家和國民安全的防禦系統。”
韓國外交部長尹炳世在接受質詢時也表示:“中國政府沒有提到過對韓國進行經濟制裁,也沒有對此暗示過什麽。現在就預想經濟受損額度,未免為時尚早。”
韓國總理黃教安在國會接受質詢
此前有報道稱,在韓國決定部署薩德導彈後,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連日來持續發出激烈反對的聲音,這令韓國經濟界十分緊張,擔心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而韓國專家也強調,韓國政府應避免對韓國經濟和產業造成負面影響。
據韓國《中央日報》11日報道,目前,韓國的半導體、手機、汽車等行業,被認為是比較容易受到中國打擊的韓國經濟產業。中國作為全世界50%—60%手機和筆記本的制造大國,是三星電子、LG電子、SK海力士等的最大客戶。
另據韓國紐西斯通訊社11日報道,目前韓國電子、汽車、石化等對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正在為薩德入韓後的後續風暴焦心不已。2000年,因為韓國將進口中國大蒜的關稅提高10倍,中國曾宣布禁止進口韓國手機和顯示屏。韓國電子業相關人士表示,正當在中國經營舉步維艱的時候,又冒出薩德入韓這個壞消息,在中國的企業法人正陷入焦頭爛額的境地,對中國境內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此外,韓國零售與旅遊業界則普遍擔心中國政府或將采取“限制赴韓旅遊”措施。而目前整體銷售額60%—70%都來自中國遊客的韓國免稅店企業,為此大感緊張。目前韓國企業界最擔心的就是中國國內反韓情緒是否持續擴散,因為這有可能導致韓國商品在中國市場遭到消費者抵制。
(據國際在線、環球時報報道)
越南第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20日在首都河內召開,其間將重新選舉國家領導人,任期為5年。會議期間,將重新選舉產生包括國會主席、國家主席、總理在內的越南國家領導人。
越南國會主席阮氏金銀在會議開幕式上說,此次會議將持續至29日,會議“內容十分重要”,吸引了廣大選民關註。
會議還將審議上半年越南社會經濟情況和國家預算實施情況報告,並對實施下半年社會經濟和國家預算計劃提出意見。
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新一屆國會應完善立法,加強對自身及其他國家機構的監督,在決定國家重大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從而更好地履行其職責。
越共中央委員會在3月12日結束的越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盡早健全國家機構領導班子,及時落實越共十二大決議。越共中央委員會同意在第十三屆國會第十一次會議上完成國家機關高層領導職位候選人推薦工作,並按規程選舉產生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等國家主要領導人。
今年3月21日至4月12日,越南舉行第十三屆國會最後一次會議,選舉阮氏金銀為國會主席、陳大光為國家主席、阮春福為政府總理。
(綜合新華社、環球網報道)
未來人們在描述全球經濟複蘇進程時,2016年7月22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內擺放的這張圓桌,想必會被一再提及。
其一是因為分量之重。圍坐在這張圓桌旁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總理,以及6大國際經濟金融機構的負責人。他們之間的對話和表態,對全球市場預期和經濟治理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其二是因為規格之高。已有敏銳的媒體梳理發現,由中國倡議舉行的這次“1+6”對話,不僅在中國尚屬首次,在全球也不多見。其三是因為發出的信號之強。這場圓桌對話,從形式到內容,凸顯的正是中國歷來倡導的“全球化”與“多邊主義”的開放形象。這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強烈的信號——唯有各方攜手並進才能共克時艱,開放共享、貿易自由而非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才是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對癥藥方。
不妨來聽聽中國總理與6位國際組織“掌門人”的聲音吧——
中國總理李克強倡議:當前世界經濟複蘇乏力、不及預期,英國公投脫歐一度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貿易持續低迷,以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擡頭。我們還是應該把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發展放在首要位置,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在優先位置。這就需要世界各國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共同促進世界經濟複蘇。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會後共見記者時主動談及這場圓桌會的“意義所在”:世界很多國家對全球化、多邊主義出現抵制傾向,因而此次會議舉辦恰逢其時,重要性更不言而喻。“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李總理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倡導全球協作精神,這是一個非常明確而重要的信息。”
IMF總裁拉加德表示,現在有一些國家由於內部政策的選擇,減少和國際社會合作,各個經濟體與國際組織需要共同努力改變這樣的情況,才能使全球經濟走出低增長陷阱。
WTO總幹事阿澤維多稱贊中國堅持多邊貿易體系之後說,當前世界面臨的挑戰除了經濟增速下跌,貿易也是過去30年來最糟糕時期,連續5年增速低於3%;同時多國貿易限制措施增加,保護主義正在擡頭。
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萊德、OECD秘書長古里亞、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在當天都表達了近似的觀點。
世行行長金墉稱這個圓桌會“恰逢其時”,其實也是彼此之間的“一拍即合”。6大國際機構負責人接受李克強總理的邀請,來北京圓桌聚議、共襄要事,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這是參會方共同的意願”。既是中國與世界的 “對表”,也是世界與中國的“對表”。
隨著經濟體量日漸增大,中國目前已是全球倡導貿易自由和多邊合作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近年來“逆全球化”甚囂塵上的背景下,中國能高揚全球協作與開放包容的理念,這既是現實之舉,也是道義之舉。這張向國際機構開誠布公的圓桌,有力印證了中國主張的誠意。
圓桌對話會上,李克強開宗明義:中國政府願意和在座各國際組織展開一次深入坦誠的溝通。不僅探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問題,同時也表明中國政府在經濟金融政策方面願意和國際社會溝通,增強透明度。
此前國際上曾有聲音認為,中國與國際組織之間溝通不夠。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與國際組織之間密切對話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李克強一再強調,中國必須在更高水平上對外開放。借此次圓桌對話會,他向世界發出明確信號:中國的開放的大門只能越開越大,中國與國際組織之間的溝通交流也會越來越暢。
“1+6”對話的這張圓桌,堪稱一個重要的全球思想平臺。它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窗口:多種聲音匯聚於斯,多方智慧在此激蕩。
呼應WTO總幹事的發言,李克強用“以鄰為壑”的中國古語,對出臺各種貿易限制措施提出警示。他說,世界這幾十年來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便利化,如今形形色色的限制做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雪上加霜,不僅不利於結構性改革,更會延緩世界經濟複蘇的進程。因此,中國總理再次鄭重承諾:我們堅定不移支持全球化進程,維護多邊貿易體系主渠道作用。
針對國際上廣泛關切,李克強再次讓全球經濟吃下一顆“定心丸”:我們將繼續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絕不打貨幣戰、貿易戰,履行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釣魚臺芳華苑內擺放的這張普通圓桌,因見證了中國總理與主要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負責人首次“1+6”對話,某種程度上,它被賦予了“歷史意義”。在中國與全球經濟邁向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進程中,這張圓桌將成為全球經濟協作與開放包容的一個醒目標識。
越南第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26日在河內召開全體會議,選舉阮春福為新一任政府總理。
阮春福1954年出生於越南中部廣南省,2001年出任廣南省人民委員會主席,2011年起擔任越南政府副總理。今年4月7日,越南第十三屆國會第十一次會議選舉阮春福為政府總理。
今年3月21日至4月12日,越南舉行第十三屆國會最後一次會議,選舉阮氏金銀為國會主席、陳大光為國家主席、阮春福為政府總理。根據越南相關法律,上述領導人的任期應截至第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第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將重新選舉國家領導人,當選國家領導人的任期為5年。
5月22日,越南開始第十四屆國會代表選舉,至6月9日共選舉產生496名新一屆國會代表,當選代表任期至2021年。
7月20日,越南第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在河內舉行,會議將持續至7月29日。
“四駕馬車”大換屆
越南的政權核心是所謂“四駕馬車”:越共總書記、國會主席、國家主席、政府總理。
7月25日,越南第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在首都河內召開全體會議,選舉陳大光為越南國家主席,任期為5年。
7月22日,選舉阮氏金銀為第十四屆國會主席,任期為5年。
陳大光,1956年生於越南北部寧平省,擁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他於2006年越共十大進入越共中央委員會,2011年越共十一大進入越共中央政治局,同年當選國會代表進入越南第十三屆國會。陳大光長期在越南內務部和公安部工作,自2011年擔任公安部部長。
阮氏金銀1954年生於越南南部檳椥省。獲經濟學學士、政治學碩士,曾任越南財政部副部長、北部海陽省省委書記、勞動榮軍和社會部部長等職。她於2001年成為中央委員,2011年擔任國會副主席,2013年經補選進入越共中央政治局。
7月2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5項議題中,有兩項分別為:確定有針對性加強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措施,聽取金融業營改增稅負情況匯報。這兩項議題並在一起上常務會,其中有何奧妙?
從這樣的安排里,我們可以讀出李克強總理的決心: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必須攻克的難題就是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同樣也可讀出總理的深意:營改增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對金融業來說尤其不易,但也尤其重要。因為金融業的稅負增加,很容易就轉嫁到實體經濟上。
兩項相關議題並置,前一項不妨理解為對金融業“提要求”,而後一項則是為金融業“創條件”。總理在會上把兩者的內在關聯闡述得很清楚:既然要求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那就不能給金融業增加稅負,即使做不到減也絕不能增;與此同時,既然千方百計降低金融業的稅負,金融業就要給實體經濟更有力的支持,切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也就是說,總理一方面緊盯營改增“只減不增”的承諾不放,另一方面也緊督金融業尤其是各大銀行對小微企業服務有什麽創新和進展。雙管齊下,兩策並舉,確保為穩增長、調結構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在殊為不易的情況下取得了“硬碰硬”的成績:GDP增速6.7%,新增就業人數717萬,31個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有所回落,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同時消費貢獻率提高到73.4%,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到54.1%,單位GDP能耗下降5.2%,經濟結構在持續優化。但一系列數據中也看出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明顯回落。
事實上,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面臨一個主要困境就是融資難、融資貴,難還在貴前。中小微企業得不到金融業的“活水”,便很難在實體經濟領域擴大有效投資。這一直是總理盯著不放的事情。李克強在此次常務會上明確指出:金融支持小微企業,與推動社會投資健康發展相輔相成,也可以說是解決民間投資增速下降的一個關鍵,更是穩定就業的重要前提。
值得註意的是,在總理的經濟理念里,這樣的支持並不只是金融業單方面做貢獻,實際上也意味著金融業自身更健康發展的機遇。他在多個場合多次提醒大銀行,服務小企業要當成“大事業”來做,這樣才有“大市場”。今天的常務會上他又說,支持實體經濟是金融業抵禦自身風險十分重要的一環。從根本上說,實體經濟穩,金融才能安。
8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一步一步把“一帶一路”建設推向前進,讓“一帶一路”建設造福沿線各國人民,同時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出8項要求。
2014年年初,中國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倡議沒多久,埃及前總理伊薩姆·沙拉夫就受邀到北京演講。從那時候起,他就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支持者。
2016年8月,沙拉夫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新疆·克拉瑪依論壇期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不僅要推動中埃雙邊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還在積極與中國夥伴一起推動成立一個非官方的“一帶一路聯盟”,激發引導更多國家加入一帶一路,推動協調落實一帶一路合作。
沙拉夫的中國夥伴、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社科院藍迪國際智庫項目專家委員會主席趙白鴿在克拉瑪依論壇期間提出建立一帶一路聯盟的想法,“各國應盡快建立一帶一路建設的組織框架,充分發揮該組織在沿線各國的項目協調、督導和評估等功能。”
沙拉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當前建設“一帶一路”的很多活動正在進行,建立一帶一路聯盟是希望讓更多國家參與進來,共同推出良好的政策、優秀的標準,國家之間形成良好和諧的夥伴關系。
埃及前總統沙拉夫
要註重動員民間力量
沙拉夫學術派出身,在交通領域成就突出,2004年7月-2005年10月擔任埃及運輸部長一職,2011年穆巴拉克下臺後,沙拉夫被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授命擔任看守政府總理,重組內閣。
目前,沙拉夫仍在埃及開羅大學任教,同時成立沙拉夫基金會並擔任主席,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創新和公民社會。
對於為何要提出成立“一帶一路聯盟”的提議,沙拉夫介紹,當下很多關於一帶一路的合作正在進行,中國與巴基斯坦、伊朗、哈薩克斯坦、埃及等國都簽署了價值上百億的合作協議,包括很多事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經濟合作項目,但一帶一路合作本身也是觀念思想和文化上的合作,一帶一路也是為了彌合當前現實經濟發展的落差。
在他看來,建設“一帶一路”必須有人來兼顧組織管理規劃這些活動,如果有民間的力量來協調這些活動,相信那對政府會是很大的支持。
沙拉夫預計,期初參與這一聯盟國家的數目可能會很小,但之後會增加很多的來自亞洲、歐洲、非洲的國家。“我預想,一帶一路聯盟就像一個統籌委員會一樣,去管理安排一帶一路的一些活動。”他說道。
沙拉夫還強調,“一帶一路聯盟”不是一個官方的政府間組織,和政府會有很好的聯系,會和政府一起參與組織一帶一路的活動。“建設一帶一路需要社會中政府私人和公民社會的各因素之間的良好合作。一帶一路建設中公民社會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說道。
中國與其他超級大國根本不同
沙拉夫認為,當前世界被一種不好的全球化所控制的,亟需一種平衡,多國一同努力實現商業和人性之間的平衡。不同文化中的人性是相同的。“一帶一路”的重要性是使得國家們團結在一起,來真正平衡當前這種有敵意的、不可原諒的全球化。
對於一些國家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所產生的疑慮,沙拉夫認為,這是因為經濟活動通常會分化一個社會,人們有時候會非常害怕一個國家控制另一個國家。
沙拉夫強調,這其中主要的問題是,一直以來人們對於一些超級大國的印象很壞,因為它們粗暴地幹涉他國內部事務。“當一些人看中國的時候,以為中國會痛其他超級大國一樣做。但中國其實有自己的原則,中國一直秉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有很深厚的文明,非常看重人類發展共同需要的價值觀。這是中國和其他超級大國之間的區別。”他說道。
8月2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核心只一個議題:部署促進消費品標準和質量提升,增加“中國制造”有效供給滿足消費升級需求。可見此事分量之重。
促進“中國制造”完成一場“品質革命”,與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和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可謂一脈傳承,李克強總理一直念茲在茲。此前,4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決定實施《裝備制造業標準化和質量提升規劃》,引領“中國制造”升級。確定的重點領域是機器人、先進軌道交通裝備、農業機械、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其中邏輯可理解為“順勢”,即從裝備入手,解決好“用什麽造”的問題。
此次常務會的邏輯則可理解為“倒逼”,即從終端的消費品入手,解決好“為什麽造”的問題。為什麽造?消費品當然從根本上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造。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出現一個數量可觀的中等收入群體,其消費需求已從過去簡單的溫飽階段,提升到目前追求品質的階段。要制造出大批消費者願意購買、樂於接受的產品,勢必要求整個制造業的相應跟進,此之謂“倒逼”——以消費品標準和質量提升,倒逼制造業轉型升級。
“順勢”與“倒逼”,都意味著“中國制造”需要完成一場“品質革命”。“中國制造”或曰“Made in China”,不能再只是中低端和廉價的代名詞。“中國制造”從來就不排斥、不放棄“高大上”。
從歷史語境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大量外國消費品進入中國市場,從手表、家電直到汽車等。正是在這樣“睜眼看世界”中,國貨經過艱苦歷練,逐漸實現了進口替代,占據了大部分國內市場,並開始行銷全球。然而正如前述,目前中國正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有了更高需求,而許多國貨品質卻並未及時跟上。與此同時,在產品創新上,國貨也多乏善可陳。因此,大量的消費品進口,乃至一年多達1.5萬億元的居民境外消費,也就不足為怪。
顯然,不對消費品標準和質量進行全面提升,一方面會降低消費者信任度,直接影響國內消費市場;另一方面也會削弱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影響到出口貿易。總理甚至用了“刻不容緩”來形容目前的情形。
為此,總理把推動“中國制造”完成一場“品質革命”,作為一條主線,幾乎貫穿到經濟工作的方方面面。此次常務會只安排這樣一個議題:即緊密圍繞消費需求旺盛、與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家用電器、消費類電子、裝飾裝修、服裝服飾、化妝品和日用化學品、婦幼老年及殘疾人用品、文教體育休閑用品等一般消費品領域,實現品質提升。結合4月6日那次常務會,既有高精尖的裝備制造,又有貼近民生的日用消費品,“中國制造”的拼圖至此也就更加完整了。正如總理此前所指出的,“中國制造2025”一定不能只搞裝備,而必須是全產業鏈的升級。
最後,完成“中國制造”這場“品質革命”,歸根到底依托什麽?毫無疑問,那便是李克強總理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有前者,才有制度的不斷創新;有後者,才有產品的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