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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南奇任內政策 全受一本書影響

2013-12-30  TCW
 
 

 

十二月十八日,美國聯準會(Fed)宣布,已實行五年的「量化寬鬆」政策(QE),從二○一四年一月起縮小規模。向來是「量化寬鬆」主要推手的聯準會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二○一四年一月底就要卸任。隨著柏南奇與量化寬鬆逐漸淡出舞台,或許此時正是檢視他八年來功過的時刻。

他受傅利曼思想啟蒙貨幣理論奠日後政策基礎

若歷史學家日後撰寫柏南奇任聯準會主席時的歷史,對二○○八年金融海嘯的處理,必是不可缺的大事。事實上柏南奇在金融海嘯後推出的各項政策,幾乎可說是完全受到一個人,或說是一本書的影響。而影響柏南奇的人,就是已故經濟學家、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一九六三年,傅利曼與另一位女性學者史瓦茲(Anna Schwartz),出版了一本書──《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1867-1960)。這本書最重要的見解有兩點:第一,推翻過去經濟學界認為「貨幣不會影響實體經濟」的看法,強調貨幣供應量變化確實會影響實質經濟產出。

第二,一九三○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主流解釋是凱因斯學派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傅利曼否定這種說法。他認為經濟大蕭條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聯準會減少貨幣供給,用傅利曼自己在書中的話:「大蕭條事實上是悲劇性的證明了貨幣力量的重要。」

傅利曼的論證方法是這樣的:在大蕭條期間,美國經濟產出、物價,及貨幣存量等數據都大幅下降,但如何推斷因果關係?

傅利曼利用大量數據與統計方法,先建構起一個「貨幣存量的變化,不是源自經濟變動」的時期,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內,貨幣存量變化是自發性出現的,不是經濟變動造成的。接下來觀察「上一時期這個貨幣存量的變化,對接下來的經濟活動是否有影響」。這樣才能看出,自發性出現的「貨幣存量變化」會帶來什麼結果。

據傅利曼的研究,一九二七年年底時,美國景氣循環在谷底,商品價格下跌,沒有任何通貨膨脹跡象。但聯準會反而在一九二八年初開始減少貨幣供應量,原因是當時聯準會擔心,太多貨幣流向華爾街金融「投機」而不是實質商品的「生產」領域(這種擔心在今日台灣仍似曾相識)。

在聯準會緊縮貨幣之 下,一九二八年七月,紐約的貼現率已升高到五%,創一九二一年以來最高水準,聯準會持有的政府債券,從一九二七年年底的六億美元,大幅減少到一九二八年八月的二億一千萬美元,這些數據都顯示,美國聯準會不斷回收貨幣,使整個經濟流通的貨幣量越來越少。

這種貨幣數量的減少,純粹是聯準會想「打擊投機」造成的,因此其起源不是來自經濟活動的變化,由此就可觀察這個貨幣數量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據傅利曼研究,在聯準會緊縮貨幣一年後,美國實質經濟產出下降二○%,躉售物價指數下降七.五%,個人所得下降五%。

傅利曼在書中還建立了其他各種時期,有的是貨幣存量自發性的擴張,有的是減少,結果都證實了以下這件事:貨幣存量的變化,會影響經濟產出、物價,他的結論是:聯準會減少貨幣供應,正是美國大蕭條之所以如此嚴重的主因。

同時,傅利曼還觀察當時其他國家,若是採用「金本位」制國家,其貨幣存量和美國同降,因此受到大蕭條的波及也越嚴重。但未採用金本位制的國家,傅利曼當時舉的例子是中國,其貨幣存量未減少,就沒有受到大蕭條的嚴重打擊。

傅利曼的《美國貨幣史》,建構起「大蕭條源自美國聯準會失職減少貨幣供給」的主張。柏南奇首次讀到此書,是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當研究生時。他在二○○二年已擔任聯準會理事時曾公開說,第一次讀到傅利曼這本書,「我就著迷了,從此以後,我就成為貨幣經濟學與經濟史領域的學生。」柏南奇讚美傅利曼在此書的論證方法是「超級天才之作」。

他棄「凱」投「傅」思想大轉彎,推量化寬鬆

若了解柏南奇出身,恐怕會對他拜倒在傅利曼門下更感驚奇。柏南奇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經濟學博士,該校向來是凱因斯學派的重陣,而柏南奇的論文指導教授費雪(Stanley Fischer,以色列央行總裁),更是新凱因斯學派大將。出身凱因斯學派的柏南奇,最後卻信奉批判凱因斯學派的傅利曼陣營,這種轉折不可謂不大。

事實上柏南奇出道後,就和凱因斯學派保持距離。柏南奇曾出版過《大蕭條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書中是他對經濟大蕭條的一些思索。當時主流看法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大力增加政府支出,才使美國擺脫大蕭條。

但柏南奇的解釋卻是:「新政」是為後來經濟的自然復甦掃清道路,而並非後來經濟成長的「動力」。這意味著即使沒有「新政」,美國經濟也會從大蕭條復甦,即使道路可能不是那麼平順,這顯然背離凱因斯學派「靠政府支出才能拉動整體經濟」的觀點。

前聯準會副主席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形容柏南奇:「我和他共事好幾年,我都不知道他是個自由派(libertarian,編按:libertarian鼓吹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不是主張政府干預市場的左派liberal)。」當然在真正的「自由派」,如美國國會議員朗.保羅(Ron Paul)等人眼中,柏南奇還是「自由」得不夠徹底,不過他對「新政」效果的懷疑,和持續鼓吹政府支出救經濟的許多經濟學家相比,或許還是有些許不同。

柏南奇棄「凱」投「傅」,接受傅利曼關於經濟大蕭條的解釋。後來他任聯準會主席,二○○八年金融海嘯後推出各項政策,不管是降息至零,或在雷曼兄弟破產兩個月,立刻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開動印鈔機印鈔。這全是為了避免再犯下傅利曼在《美國貨幣史》指出的,聯準會在大蕭條期間犯的錯誤。

他避免重蹈覆轍注鉅資救瀕破產金融機構

另一個柏南奇處理金融海嘯的重點,就是對將倒閉的金融機構紓困,這也是傅利曼認為在大蕭條期間,美國聯準會失職,使危機大幅擴散的主因。

美國的聯邦準備制度是在一九一三年創立,目的是防止銀行遭擠兌。但傅利曼指出,在經濟大蕭條之初,有銀行被擠兌瀕臨倒閉,聯準會卻沒什麼作為,任他們自生自滅。一九三一年九月,大蕭條已擴散,聯準會反而提高對銀行的放款利率,原因是擔心當時的英國放棄金本位制,會讓持有美元的外國人拿美元來換黃金,消耗掉聯準會的黃金準備。

提高利率之舉,使那些快倒的銀行更難向聯準會借到錢,也使企業告貸無門。傅利曼說,聯準會其實大可在公開市場購買政府證券,釋出更多貨幣幫助岌岌可危的銀行與企業,事實上這正是柏南奇「量化寬鬆」的主要內容,但一九三○年代的聯準會卻未這樣做。

在大蕭條時期,聯準會緊縮貨幣使金融機構出現困境,又任其自生自滅,使當時大批銀行倒閉。一九二九年年中大蕭條前夕,美國有二萬五千家銀行,之後四年內就有一萬家銀行或倒閉、合併、清算而消失。同時貨幣總存量也急速萎縮,一九二九年,每個民眾持有三美元的存款與通貨,一九三三年剩不到兩美元,傅利曼稱這段時期「貨幣崩潰的速度,前所未見」。

大蕭條期間,傅利曼對聯準會放任金融機構倒閉的失職解釋,柏南奇自稱「完全被說服」。正因如此,當二○○八年發生金融海嘯,多家投資銀行與金融機構面臨倒閉危機,擔任聯準會主席的柏南奇,才投注鉅資挽救這些金融機構。據二○一一年美國「政府會計辦公室」(GAO)的統計,聯準會當時總共拿出十六兆美元來救助這些金融機構。

二○○二年,在傅利曼九十歲生日慶祝會上,柏南奇曾公開說:「我想對傅利曼和安娜說:關於經濟大蕭條,你們說對了,確實是我們(聯準會)造成的。我們很抱歉。但要感謝你們,今後我們不會再犯這種錯了。」

回顧柏南奇八年任期,他確實一直努力避免聯準會八十年前犯下的錯誤,而他之所以認識到這個錯誤,正是受傅利曼著作的影響。倘若傅利曼仍在世(他在金融海嘯爆發兩年前去世),見到一個聯準會主席,努力彌補他指出八十年前聯準會犯下的錯,沒讓經濟大蕭條重演,這或許也足以讓曾經歷過大蕭條的傅利曼告慰了。

【延伸閱讀】相差41歲,2人對金融政策卻有志一同——柏南奇與傅利曼比較

姓名:柏南奇出生:1953年背景:猶太人,父親為藥劑師學歷: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職銜:聯準會主席(2006.2至2014.1)成就:任內推行量化寬鬆政策榮譽:2009年《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

姓名:傅利曼出生:1912年(2006年歿)背景:猶太人,父親為雜貨店主學歷: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職銜:芝加哥大學教授成就:創立鼓吹「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榮譽: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人》稱「20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整理:楊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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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經濟學家的顛覆性研究結果:企業投資決策與貨幣政策關系不大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2048

美聯儲經濟學家Steve Sharpe與Gustavo Suarez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投資決策與利率水平的變化沒啥太大的關系。 他們在一篇名為《投資對利率反應遲鈍:從首席財務官的調研得出的證據》的論文中提到,投資理論的一條基本原則以及貨幣政策傳導的傳統觀點認為,加息會對企業的資本支出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這種影響沒大家想象的那麽大。 該項研究的數據來源於2012年9月杜克大學/CFO雜誌全球企業展望的季度調研,調研對象為不同企業的CFO。 其主要觀點是: 絕大多數CFO表示,他們公司的投資計劃與可能的借貸成本降低沒什麽關系,只有8%的企業會在借貸成本降低100個基點的時候增加投資,另外8%的企業會對利率減少100-200個基點做出反應。 值得註意的是,68%的企業不認為利率下滑將會刺激公司增加投資。 此外,我們發現公司對利率的提高可能更為敏感。但是也只有16%的公司會在利率提高100個基點的時候減少投資,利率提高100-200個基點時只有15%的公司會采取行動。 總之,如果長期利率更低,大部分公司都不會計劃更多的投資,只要利率不高出300個基點,大多數公司也不會減少投資。 下圖中,紅線為企業投資決策的變化情況,藍線為利率水平: 而2013年長期利率的陡然上漲也讓這兩位經濟學家有機會驗證這個調研結果,當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和投資級的債券收益率上漲了100個基點,在當年的全球企業展望季度調研中,也提到了投資與利率的問題。 在396份可用回複中,9位CFO表示他們的資本開支“明顯減少”,28位表示“稍微有些減少”,總體而言,9.3%的回訪者說他們因為利率走高而減少了資本支出,這與2012年10%的比例相仿。 91%的回訪者並未表明利率上漲1%使他們減少資本支出,只有3.7%(15個)的回訪者表示如果利率在年底上漲2%,他們會減少資本支出,這一結果甚至低於2012年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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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央行貨幣政策之死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3042

就算全球央行繼續狂印1萬億美元的鈔票,也無法阻止GDP預期的下滑。看看下面這張圖,藍線是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瑞士央行以及日本央行「印鈔」的規模走勢,對應左邊的數值,紅線為2014年全球GDP的預期值,對應右邊的數值。

央行货币政策之死

在2013年,各大央行通過貨幣寬鬆政策發行了越來越多的貨幣,但是經濟預期下行的趨勢幾乎呈一條筆直的對角線。這個「X」成了過去一年央行貨幣政策的「死亡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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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率先啟動單獨兩孩政策 今起正式實施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2894

據浙江日報官方微博消息,浙江今起實施單獨二孩政策。 其提到,《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十九條的決定》已於2014年1月13日經浙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1月17日)起施行。 浙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定對《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作如下修改:一、將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修改為:“雙方或一方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二、刪去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七項。 去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決定全文》,其中指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隨後全國各地開始針對各自的情況研究單獨兩孩政策。 12月23日,衛計委有關負責人提到,“單獨”兩孩政策各地今年初會開始實施。其後北京方面提到,單獨兩孩政策已進入立法程序,最快明年3月就能正式實施。湖北也計劃今年3月提交省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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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製造:「從灰燼中爬出來」 政策性復甦?結構性復甦?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568

國內市場啟動得過快了,沉睡的產能並沒有被真正淘汰,就再度被喚醒。此輪光伏市場復甦是政策性復甦,而非結構性復甦,現在判斷是否真正復甦還為時尚早。

「絕望和希望交織的日子」

剛剛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程胥榮戰戰兢兢,驚魂未定。

過去十八個月,由於虧損擴大和信貸違約,全國性「大躍進」過後的中國太陽能製造企業經歷了一場「生命的暗夜」——「死亡」和「瀕臨死亡」的經歷造訪了多家公司,從全球最大太陽能電池組件製造商尚德電力到數以千計的中小企業,皆未能倖免,一些經營不佳的公司甚至「死過不止一回」。

程胥榮把過去的十八個月稱為「絕望和希望交織的日子」:尚德、賽維、超日等大企業一個個倒下,自己這家只有150MW(兆瓦)規模的公司資金鏈也兩度瀕臨斷裂;企業操盤者被債主窮追猛打,又去窮追猛打欠債的客戶;撐不下去的同行一個個出局,很多人消失了就再也沒見過;金融機構談虎色變,地方政府有心無力,仍止不住太陽能製造業在虧損中滑向深淵……

如今,各種信號都在顯示太陽能製造業正重新走向復甦,太陽能業者的好日子又要回來了。2013年下半年,上市的光伏企業紛紛迎來扭虧拐點,結束了長達二十多個月的虧損狀態,「生產線滿產忙不過來」。股市上,在美上市的中國概念光伏股紛紛告別個位數的股價,強力上漲,股價最高的大全新能源已經重新衝回40美元大關。

幾乎所有人都把「功績」算在了2013年中央政府對太陽能行業力挽狂瀾式的拯救政策上。從兩任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到國務院、發改委、財政部、國家電網、國家開發銀行各部委機構出台的數個刺激性政策,再到浙江、江蘇等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扶持辦法,從重要程度上來說,2013年的一系列政策「猛藥」被業內比作太陽能領域的「四萬億」。

2014年1月6日,一份德意志銀行的最新報告點燃了更多樂觀者的激情,德意志銀行認為,全球即將進入「第二次太陽能淘金熱」,與5年前的第一次淘金潮不同,這次淘金潮的主要受利益者為系統開發商,並預計2014年全球太陽能需求將達46GW(吉瓦)。

從上一輪淘金熱中存活下來的程胥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投資了4億元,經歷過生死,「從灰燼中爬出來」的人現在再做光伏,「會跟2010年時的瘋狂不一樣,會更懂得這個新興行業」。

但是,果真完全如此嗎?

低調復產的陷阱

在此之前的18個月,這些江浙鄉鎮裡的中小企業廠區裡往往一片寂靜,南方週末記者看到的,只有緊鎖的大門、漆黑的車間和食堂裡被遣散的工人沒有來得及帶走的搪瓷碗。

寂靜正在成為過去時。如今,大量的中小企業開始招兵買馬,準備春節後重新開張。

「很多企業都在調試生產線,為年後的復產做最後衝刺。」浙江中小光伏企業聯盟會長羅之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估計2014年復產的產能能達到5吉瓦。

二手設備市場的火爆也能證明市場的恢復。從事二手光伏設備生意的周海文最近的電話沒有斷過,「企業都在拚命找二手設備,國產層壓機價格從2013年初的10萬元一台已經漲到60萬-70萬元一台。」周海文說,最近很多企業稱跑幾個省都買不到貨,他最近甚至跑到韓國和歐洲去找已淘汰的設備賣給國內。

過去18個月,在這個行業跌倒的不僅是民營企業。2014年1月2日,天威四川硅業破產;1月6日,中海油因持續虧損,宣佈退出新能源業務;2013年一年,BP、西門子、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都紛紛宣佈退出光伏業務。

巨頭們止虧的策略是斷臂退出,但商人程胥榮還是希望能把4億元賺回來,為此他重新調試了生產線,重新計算了每個生產環節的成本和損耗,並做了擴產的決定,將產能從現在的150兆瓦擴張到300兆瓦。「復甦的速度超出想像地快。」程胥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如今二三線光伏企業的信心滿滿和重新擴產,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是危險的,甚至有人擔心會引發又一次危機。工信部電子信息所副所長王世江就認為,國內市場啟動得過快了,沉睡的產能並沒有被真正淘汰,就再度被喚醒。

儘管擴產,但與過去不同的是,經歷過產能過剩危機的光伏企業更加謹慎且低調了。「過去熱衷於宣佈擴產和簽訂大單,現在什麼事都不喜歡太透明了。」江蘇一家著名光伏企業的高管說,「包括成本也不再那麼透明。」

對浙江省太陽能協會秘書長沈福鑫來說,企業的低調造成的另一種影響,是全行業的真實情況更難被掌握,如果說上一輪光伏大躍進對政府部門的反思是行業管理能力的話,現在的隱蔽性則更高。

「稱王稱霸」還是堅持「小而精」

2013年12月19日,穿一雙黑布鞋上台的上海電力董事長王運丹正在中國光伏行業電站交易及金融峰會上發表演講,作為光伏行業的新進入者,王運丹說,他希望上海電力能在光伏上「做大做強」,隨即他停了停,立即改口說,「做好做強」。

經歷過上一輪危機洗禮,復甦後的企業對「做大」的態度開始發生實質性改變。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尚德和賽維這兩個「全球最大」和「亞洲最大」企業的倒下。

「在上一輪光伏熱潮中,一切皆圍繞規模和成本。但如今,行業不再熱衷於稱王稱霸,不再認為大就是好,也不再熱衷於排座次了。」上述江蘇光伏企業的高管說,行業恢復了新的平衡。

同時,人們對於「小企業」的看法也在發生改變。2013年12月31日,工信部根據較早前制定的《光伏製造行業規範條件》,公佈了光伏製造業109家准入企業名單,引發了不小的討論。按照工信部制定的准入條件,200兆瓦以下電池組件企業屬於淘汰的範疇,但對浙江和廣東兩個以中小型光伏企業為主的省份來說,浙江80%以上的企業都不符合工信部標準。

一個頗為有趣的事實是,就在新標準公佈之前,浙江省在總結應對上一輪光伏危機的經驗時還提到,相對於其他省份,浙江光伏企業在這輪危機中表現較好,正是因為選擇了「小而精」的獨特發展道路。而工信部的新標準,則直接將上述中小企業推入淘汰之列。

這引發了一場關於製造企業的「大小之辯」。批評者稱,《國務院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淘汰落後產能」,並不等於「淘汰中小企業」,工信部的政策難免有「簡單粗暴」理解國務院政策之嫌,誰能說中小企業就是落後產能呢?

工信部電子信息所副所長王世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該政策並非排斥中小企業,相對於國際標準該標準已經比較低。他同時也指出,大量中小企業充斥市場不一定是好事,「比如做紡織業的企業,會有足夠多的研發投入嗎?」王世江說,市場充斥太多中小企業,只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後果,把大企業拖垮。王還透露,國開行等金融機構也希望國家能有一個標準來擇優,「否則他們也不知道該貸款給誰」。

儘管工信部表示該規範條件並非強制性政策,但未能列入准入名單的企業,在獲得銀行貸款方面將會面臨困難。據瞭解,一些中小企業面臨市場復甦的看漲預期,正考慮通過兼併或繼續擴產來應對新政。

地方政府並未吸取教訓

上一輪光伏熱潮的諸多反思中,地方政府的推波助瀾成為業界共識,地方政府是否吸取了教訓?

在江蘇省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浩俊看來,地方政府「的確謹慎小心了很多」,他同時也表示,實際情況是,地方政府對發展光伏產業的熱情仍然很濃,仍然將發展光伏作為地方重要的產業之一。新一輪快速擴張幾乎是必然的。

「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房地產等受到政策控制的情況下,一定會積極尋找新投資增長點,而光伏行業復甦,必然會再次將投資的目光指向這一行業,再度發生危機的可能也很大。」譚浩俊說。

王世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政府對經濟不能干預太多的教訓已經被較充分吸取,但現實中,完全交給市場也不行。」王世江說,政府已經知道不能做什麼,但是具體引導的方式還在摸索。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如今,儘管行業整合時日已久,但中東部地區涉足光伏較深的地方政府尚在忙於「善後」,遠未能從泥沼中走出來,更遑論在新一輪發展中吸取教訓。

而對於西部渴望吸引投資的地方政府而言,他們並不太在意東部地方政府在光伏上栽過的跟頭。新疆鄯善縣發改委主任陳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儘管目前有大量企業到西部建設光伏電站,但現在當地發展的重點仍是製造業,他們歡迎內地生存困難的光伏製造企業轉移到西部,西部有靈活的方式給予企業優惠。

對於這輪製造業復甦的未來,樂觀者並不多見。正泰太陽能副總裁陸川更傾向於認為,此輪復甦是政策性復甦,而非結構性復甦。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的相關領導則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現在判斷復甦還為時尚早。

2010年初,遭受了金融危機重創的光伏行業迎來了強勁復甦,彼時,處於復甦中期的人們一邊對未來抱有信心,一邊仍對前景心存懷疑,就像巴菲特描述金融危機後人們心有餘悸的狀態一樣,他說,「現在人們再看到焰火,會擔心那是核彈爆炸,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應採訪對象要求,程胥榮、周海文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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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全球貨幣政策的主宰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3304

想要在全球金融界呼風喚雨撒豆成兵?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就對了,下圖為大家展示了當代MIT出身的著名經濟學家/央行官員/政治官員,以及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小群MIT的精英們控制了全球經濟的走向。

最近因被奧巴馬提名美聯儲副主席而被國人熟知的斯坦利.費舍爾(Stanley Fischer)處在這個「團體」的中心,包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前美國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等等眾多業內大腕都是費舍爾的學生,他堪稱全球財經界的「賈母」。

(點擊看大圖)

麻省理工学院的精英


想要在全球金融界呼風喚雨撒豆成兵?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就對了,下圖為大家展示了當代MIT出身的著名經濟學家/央行官員/政治官員,以及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小群MIT的精英們控制了全球經濟的走向。最近因被奧巴馬提名美聯儲副主席而被國人熟知的斯坦利.費舍爾(Stanley Fischer)處在這個「團體」的中心,包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前美國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等等眾多業內大腕都是費舍爾的學生,他堪稱全球財經界的「賈母」。(點擊看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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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敗局】一家擔保公司臨終遺言:民企最怕信貸政策過山車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125/58241.html

“我這算是從天堂到地獄了吧?”南京鑫信擔保集團(下稱“鑫信擔保”)董事長付樹兵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起自己的經歷,圓臉上依然有習慣性的笑容,但一個接一個的電話,卻不斷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鑫信擔保是南京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幾年前高峰時期年對外擔保總額近40億。如今,隨著“4萬億政策”的退潮和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其數百家客戶紛紛陷入困境,有多家企業破產倒閉或者老板跑路。  三年來,付樹兵的客戶中有十幾人死亡、30多人跑路。鑫信擔保不斷替客戶還貸,在付出近4億元現金後,如今也被拖入了資金枯竭的困境,接近200人的企業只剩下7名員工。  付樹兵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鑫信擔保一倒,可能會有600家企業受連累。  一年多代償近4億元  按照幾年前的設想,鑫信擔保如今應該在自己的總部大廈辦公。這棟大樓設計為18層,位於南京高端寫字樓密集的河西板塊。高峰時期,鑫信擔保為600多家企業作擔保,年對外擔保總額近40億。  南京市擔保行業協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3月末,該市融資性擔保機構91家,其中南京富登投資信用擔保公司註冊資本金最大(17.8億元、外資),鑫信擔保和中融信佳融資擔保公司註冊資本金位列其後(皆為3億元)。  如今,這一切光榮與夢想,已經雨打風吹去。當年準備建樓的地塊,已經賣掉,連付樹兵的奔馳車也已經賣掉。  在這背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擔保行業的“過山車式”的震蕩。  2011年下半年開始,“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退潮,隨著貨幣政策收縮和宏觀經濟下行,大量的中小企業壞賬爆發。擔保公司是介於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防波堤,企業一倒下,壓力便沖向防波堤。各地老板跑路、擔保公司陷入困境的事件開始頻頻發生。  2012年2月,受京廣兩地相繼爆發的中擔、華鼎、創富三家擔保公司違規事件影響,絕大多數民營擔保機構的業務被商業銀行“一刀切”,進而導致全行業業務量急劇萎縮。  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數據顯示,在北京、廣東、浙江等擔保機構較多的地區,新增融資擔保額首現負增長。代償方面,截至2012年末,全國擔保 代償余額250億元,代償率為1.3%。而2011年全國擔保機構代償率平均為0.42%,2010年僅為0.16%。  這一波巨浪沖擊,鑫信擔保也不能幸免。付樹兵告訴本報記者,自2011年8月~2012年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鑫信擔保已經為客戶代償近4億元。  付樹兵說,2012年春節以來的日子,是他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光,幾乎隔三差五就接到所擔保的中小型企業負責人跑路失蹤的消息。他沒有一天能睡個安穩覺。  足生堂老板跳海自殺被救起、飾家裝飾老板割腕自殺被救活、紅木家具廠資金鏈斷裂、力王起重機廠老板意外死亡……三年來,付樹兵的客戶中有十幾人死亡、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強撐著的則以百計。  “只要對方電話一關機,十有八九要壞事。”他說,“我這算是從天堂到地獄吧?但我還得活下去啊!我父母我妹妹的房子財產也都抵押進去了。但是心態要放平淡,以前輝煌,現在無非是到平地上了。要沒這個心態,我可能死得比他們(客戶)都早。”  銀行的角色  付樹兵總結說,他的客戶倒下的原因,除個別是因為企業老板吃喝嫖賭導致企業“非正常死亡”外,原因一是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導致的企業倒閉或被關閉;二是 “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退潮,導致不少擴張中企業的資金鏈斷裂;三是企業互聯互保,壞的連累了好的;四是司法系統運行效率低下,導致企業之間的債務清算極 為緩慢,拖垮了不少企業。  2013年底,《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來到南京溧水博瑞特工藝品公司。五層樓的廠房嶄新明亮,但卻已經空空蕩蕩。該公司原來有近200名職工,年銷售額在5000萬元左右,2012年時還在盈利,但最終被一口氣憋住,資金鏈斷裂倒地。  該公司負責人吳某原是當地的成功人士,多年來專註搞實業,也沒什麽不良嗜好。但企業所受的打擊,幾乎將他的精神摧毀。“我都打聽了哪兒能賣腎。”他一邊說著,落下淚來。臨近中午,他捏著口袋里僅有的幾百元錢,邀請記者吃午飯,記者不忍而婉謝。  吳總告訴本報記者,2009年,“4萬億”計劃出臺後,多家銀行找上門來。有銀行當時發放貸款1600萬。2011年夏天,這筆款項被收回,不再續貸。  而此時,吳總正在著手建設新的工廠大樓,同時投資了一個農業項目,數千萬元的資金沈澱其中。在其他銀行采取類似做法後,吳某頓感資金吃緊,只好左右騰挪。  吳某告訴本報記者,當時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負責人說,只要先把款還上,之後馬上可以續貸。但他好不容易湊齊了錢還上之後,銀行卻食言了,說必須重新找一家國有擔保公司擔保方可續貸。貸款由此斷掉。  被銀行抽貸的企業比比皆是。南京江寧區一家礦業企業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忍不住怒斥:“銀行錢多了就來動員企業貸款,錢少了就收回,根本不管企業死活。銀行是完成任務了,卻把企業搞死了!勸你上到三樓,它卻把梯子抽掉了。”  企業難做,越來越多的客戶倒下,擔保公司也遭池魚之殃。  南京市金融辦此前的一份文件分析稱,與銀行比,擔保機構處於絕對弱勢。在擔保風險的分擔上,銀行往往只要求權利而不願意承擔義務,即要求擔保機構承擔 100%的風險;在保證方式的選擇上,銀行往往是堅持有利於己的連帶責任保證方式,這樣就使擔保的風險完全集中到擔保機構,實際上變相加大了金融風險,同 時減弱了擔保機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能力。  但在壞賬壓頂的生死關頭,擔保公司也會“絕地反擊”:2013年年底,鑫信擔保起草了一封舉報信,直指曾經的合作銀行存在違法行為,卻將風險轉嫁給自己。  該舉報信列舉了5起案例,其中1起涉及南京洲洋建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躍案。舉報信稱,2011年1月王高躍已經涉入刑事案件,而銀行在2011年4月仍對其放款500萬,且“此客戶是銀行高層推薦並要求擔保公司擔保的”。此後,鑫信擔保於2012年代償該款項。  在付樹兵看來,銀行最大的問題在於一旦發現風險苗頭,第一反應就是抽回貸款,把企業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慮這個企業是否可能有救,是否只要通過努力就能渡過難關,或者實現重組。  百余案件積壓法院  處置資產,往往會面臨著巨大的折價。付樹兵告訴本報記者,在南京高淳,有一處規模比較大的酒店抵債給他,當時價值超過1000萬。現在為了獲得周轉資金,他只能忍痛逾400萬賣掉。  資產折價,原本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情況,此時此地則體現為流動性折價。付樹兵雖然有些痛惜,但並不苦惱。真正使他陷入巨大苦悶的,是百余件案子積壓在法院,資金流動不起來。 企業倒閉之後,一般是擔保公司先向銀行代償企業貸款,然後擔保公司通過法院進一步向企業或企業主追償。2011~2012年年間,鑫信擔保已經有超過 100件案子在法院立案。但案件審理進程非常緩慢,形成了巨量資金的沈澱。目前通過法院強制執行回來的只有200多萬元;雙方自行調解,又去法院辦理交接 手續的有500萬~600萬元。這跟近4億的墊付資金形成了巨大反差。 “總的來看法律成本太高,達到標的額的15%~20%。現在進程緩慢,有的還沒有審理,有的審理了也得不到執行。”付樹兵說。 如南京華立發出租汽車有限公司案,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於2012年12月18日終審判決,但時至今日,華立發借款本金及違約金共1000多萬仍未獲執行。 “鑫信擔保的自身運營包括風控本來沒太大問題,但是司法進程太緩慢把我拖死了。我已經代償了4個億,目前沈澱在法院那麽多,哪怕一半能追回來也有2個 億,我的公司還能運轉。但現在呢?鑫信一倒,600家企業受連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聯保來計算,將會波及1800家企業。這背後是多少個家庭?”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王培霖 | 編輯:liyanglin | 責編:寧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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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陽談內地政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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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初,中國領導人尚未換班前,一名熟知內地情況的廠佬Uncle清楚表示,新領導人習李上場,最好都是從股市離場。作為full-time trader,當時我不以為然,一年後的今天回看,原來習李是大有為領導人,相信大政府主導,這令市場面對的uncertainty自不然大幅暴升。因此,投資者若選擇不離場,只好更加步步為營,盡可能迴避業務擁有絕對優勢,甚或業務處於政治不正確立場的中資巨企。

今天,我們轉載林少陽一個月前的一篇有關感慨內地政策直接影響營商環境的文章。『就在這個普世歡騰的聖誕前夕,香港電視(1137)、中國聯通(762)及中國電信(728)的股東,忽然之間獲阿爺特別照顧,前者獲中國移動(941)以蝕本價轉讓流動電視牌照,後兩者則獲中國工信部特別照顧,落實網間結算費不對稱減收費用,變相每年稅前溢利增加逾10%

雖然香港電視獲發的流動電視牌照訊號並不穩定,屆時會否影響觀眾收看的意欲還是未知之數,昨日(1223日)香港電視股價已被炒起,收市急升66%,報3.85港元,市值在一日之內暴漲逾12億元,至逾30億元。當年政府發出這個流動電視牌照的時候,只有當時仍然由王維基主政的香港寬頻及中國移動香港爭奪,其他經營商對此牌照可以說是不屑一顧。當年中國移動香港幾經努力才爭贏了王維基,今年又為甚麼會在未曾真正用心經營這盤新生意之下,那麼輕易將流動電視牌照轉讓予港視,對於公眾投資者來說,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一直以來,本欄都只是港視的旁觀者,並沒有落場參與這一場金錢遊戲。本欄曾經以作為一個香港人的身份,批評特區政府在並無充份理據的情況下,拒絕發牌予港視。今次港視忽然之間獲得發牌,本欄理應感到高興。

然而,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者,本欄的想法遠比上述直線思維的感情複雜。在一個毫無法規甚至章法可言的市場,究竟投資者還有甚麼的保障?今次的事件,只能予人一個印象,就是若要在市場生存,他們必須不斷試與與權貴打交道,爭取獲得比其他小投資者更多的價格敏感資訊。事實上,港視是於上周五收市後獲得中移動香港的牌照,但是當日股價已出現異動,當日成交股數為前日的4.7倍,股價亦逆市上升了4%

昨日另一則重要的新聞,是工信部調整內地三大電訊商的網間結算費。中電信及聯通明年起向中移動支付的網間結算費將下調人民幣2分至每分鐘4分。若按2012年財年的數字推算,中電信每年或可多賺逾25.8億元,約為該公司去年稅前盈利的13%

聯通於公告中沒有提及今次的政策改變,對集團的正面影響有多大。不過,一般相信,由於聯通的流動通訊用戶數量比中國電信多,而固網業務收入較中電信少,預期今次改變收費模式,對聯通的正面影響,將大過中電信。

上述安排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兩家較小型的電訊公司每年可節省網間結算開支達到1/3,但是中移動卻要維持向該兩家公司支付原價!工信部的政策目的,是打擊盈利較高的中移動,同時扶持目前盈利較低的另外兩家電訊商。

上述的安排,亦是一個極之奇特的市場扭曲安排。本欄並沒有持有中移動的股票,甚至因為客戶持有聯通的股份而受惠。然而,我們不禁會問,今次的安排剛好幸運地有利本欄的投資,但是難保他朝我們的投資,又會因為中央政府的這項或那項政策的改變,而利益受損。

在法規日益不受重視的營商環境下,港股的估值或有長期向下調整的趨勢。雖然,本欄亦不斷提醒自己,市場參與者的記憶是非常短暫的,當投資者嗅到利潤的氣味的時候,還是會暫時忘記過往的傷痛,只是近年市場上接二連三出現類似上述的案例,再健忘的投資者也難以輕易忘懷。A股活躍投資者的數目近年急劇減少,若上述的現象一再出現,港股很有可能將步A股的後塵。』刊於1224

揣摩政策從來不易,但按大趨勢迴避政策風險又不是完全束手無策;就以中移動為例,這樣的電訊巨無霸,早已成為政府的政策執行工具,投資者若不想冒中國政策風險,這類龍頭股應當可免則免。我們在2013年初對讀者的回應中指出:『……中移動是一間獨大的國企、行業龍頭,但正正是龍頭國企,在中國這樣的市場裡,社會責任尤其沈重,政治任務的枷鎖更是揀股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回應中的「中移動」可以是任何龍頭國企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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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央行行長暗示放棄“前瞻指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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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央行行長卡尼釋放信號不再把“利率與失業率”掛鉤,意味著英國央行將拋棄出臺不足半年前瞻指引政策。 卡尼是在達沃斯論壇期間接受一系列采訪時表態貨幣政策將作U形改變,他說與去年夏天相比英國經濟處於“不同的狀況”,失業率不能再作為指導政策的唯一依據。 卡尼表示英國央行不會“立刻”加息。周五他將在達沃斯論壇上概述自己的觀點。 最新數據顯示英國失業率已經降至7.1%,離前瞻指引加息門檻值僅差0.1個百分點。 卡尼昨天告訴BBC,央行的決定不是改變7%的失業率門檻值,而是反對“不必要的聚焦一個指標”。 “我們可以在相當廣泛的領域做很多事情。” “我們試圖掌握勞動力市場整體狀況……我們不能因為只關註一個指標而分散註意力。” 卡尼明確表示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沒有作出最後的決定。 去年8月份英國央行繼美聯儲之後推出“前瞻指引”,以便對市場溝通的更為高效。英國央行當時稱在通脹率保持可控的前提下,在失業率至少降至7%以下不會考慮加息。 銀行央行當時預期在該指引下未來3年內利率將維持在0.5%歷史低點不變。而目前的情況是英國失業率可能在2013年年底跌至7%的門檻值。 在回答為什麽央行的預測會出現如此大的錯誤時,卡尼說“如果我們的預測是錯誤的,那麽最好還是讓它沿著錯誤的方向繼續。” 卡尼說,當時央行憂慮滯脹以及經濟再度收縮,現在他擔心仍然需要央行的支持來保證複蘇可持續。 他表示央行將考慮在2月通脹報告中再次檢查前瞻指引。 英國央行放棄7%失業率門檻的想法,可能將得到英國財相奧斯本的支持。奧斯本將在周五在達沃斯做主題報告,他的助手稱財相對於提前加息持較寬松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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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央行行長矛頭直指發達國家政策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4922

印度央行行長Rajan指責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本國經濟複蘇時,采取了自私的經濟政策,導致新興市場動蕩。 Rajan在接受采訪時抱怨:國際貨幣合作已瓦解。 “新興市場曾幫助世界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現在不應該被忽視。國際貨幣合作已經瓦解。發達國家必須在重振合作關系上出力,他們不能在這一刻袖手離去,然後說‘我們已經完成所需要做的,你們自己調整吧。’” ZH嘲諷道,當美聯儲實施每月850億美元購債計劃時,股市唯有走高一條路,那時不見得有人抱怨貨幣或國際性的合作。但當標普500指數從歷史高點下跌4%後,人人都開始恐慌。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就在Rajan講話的前一天,美聯儲在1月FOMC會議上宣布,將購債規模再縮減100億至每月650億美元。 步土耳其央行和印度央行後塵,南非央行本周也宣布升息。短短一周內三個新興市場央行升息,以應對投資者湧入發達國家引發的貨幣貶值,及加劇的通脹。(見華爾街見聞報道) Rajan稱,政策制定應該更具合作性,就像金融危機時期,新興市場幫助發達國家應對他們疲軟的經濟。 “新興市場嘗試通過巨大的財政和貨幣刺激來支持全球經濟增長。如果發達國家堅持讓發展中國家獨自戰鬥,那他們可能不會喜歡我們被迫做出的調整。” “我們需要更好的合作,不幸的是,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合作即將到來的跡象。” 摩根大通首席亞洲經濟學家Jahangir Aziz表示,Rajan清楚表達了脆弱五國(fragile five)央行行長的擔憂。即當你們需要新興市場國家提供財政和貨幣支持,挽救全球經濟時,我們選擇合作,但現在你們退出了這些刺激政策,卻不顧G20成員國的感受。 不過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上周新興市場貨幣遭遇拋售的主要原因是各國自身的問題,比如阿根廷、烏克蘭和土耳其。 花旗分析師David Lubin解釋道:“問題在於,鑒於疲軟的外部環境,許多新興市場很難依靠出口增長,盡管在過去幾個月中這些國家都經歷了真正的貨幣貶值。” “脆弱五國中,只有印度自去年年中以來出現穩健的出口增長,稍微幫助彌合了經常帳赤字。但如果出口增長難以實現,那麽剩下的唯一渠道就是打壓進口。土耳其、南非的壓力亦是如此。仿佛市場在對這些國家說:‘我們並不認為通過出口增長,你們有機會縮窄經常帳赤字,所以你們唯有打壓進口。但你們的實際利率太低了,所以升息吧。’” Lubin認為,本周印度央行升息的原因和土耳其、南非略有不同。印度升息的壓力更多是在於帕特爾委員會報告(Patel Committee report),即由印度央行副行長帕特爾率領的技術委員會發布的報告。報告提出兩年內,印度通脹達到4%上下200個基點的目標。換句話說,在調整經常帳上,印度央行有公信力,但在通脹問題上則不然。南非央行在通脹問題上有信譽,卻無力掌控經常帳,土耳其央行則“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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