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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絕不會給英國退歐打折丨視點

2月21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比利時眾議院演講時表示，英國政府將會為他們的退歐決定支付巨額費用。

容克表示，雖然英國為歐盟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處理英國退歐事件不能過於幼稚，雙方都需要清楚這場談判將異常艱難且耗時數年。此外，對於即將啟動的退歐程序，他堅定地作出表態，英國人必須尊重自己做出的選擇，“英國退歐將不會打折或者零損耗”。

此前有報告預計，英國政府將會支付高達600億歐元的退歐費，該費用包括退歐前簽署的相關項目和計劃，以及歐盟官員的養老金等。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加入雅高集團 任國際戰略委員會負責人

據新華社報道，總部位於法國的跨國企業雅高集團21日宣布，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當天以獨立董事身份加入該集團。法國媒體評論稱，這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1958年成立以來，首次出現國家總統在退出政壇後參與經營私人企業。

雅高集團稱，薩科齊將擔任該集團在同一天成立的“國際戰略委員會”負責人。這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全球範圍內拓展雅高品牌。

雅高集團總裁塞巴斯蒂安·巴贊說，薩科齊對全球地緣政治問題的了解，以及他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方面的專業性，對於該集團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薩科齊表示，雅高是法國經濟面貌良好的代表之一，他很高興能加入這一集團。

雅高集團是法國知名旅館企業。其官網顯示，該集團業務範圍已覆蓋全球92個國家和地區。

薩科齊1955年1月出生於巴黎，2007年至2012年任法國總統。薩科齊2016年8月宣布參加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但在去年11月中右翼陣營總統選舉初選首輪投票中被意外淘汰後，他宣布退出政壇。

公募基金專業委員會成立，強調提高風險管理審慎度

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官方微信消息，2月24日，協會公募基金專業委員會在京召開成立會議。會議強調，基金管理人應當對市場存在“敬畏之心”，提高流動性管理的審慎度，提升風控的主動管理意識，改變過去將法律法規作為風控標準的依賴思想，避免可能存在監管救助的僥幸心理，將風險監管的外部要求轉變為內生動力，根據自身情況積極完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築牢風險控制“第一道防線”。

我國公募基金行業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法規制度。隨著市場發展，公募基金的管理規模、投資者結構等方面出現了新的變化，對公募基金的投資管理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管理好風險、向風險要收益的能力已經成為資產管理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在做好日常風險管理的同時，基金管理人也應善於運用市場化手段化解流動性風險、公平對待持有人利益。只有每個基金管理人發揚工匠精神，以打造“百年老店”為目標，增強責任意識，防患於未然，才能充分保護中長期投資者利益，保障基金行業基業長青。

會議指出，公募基金正在迎來嶄新的發展階段，行業應當避免規模驅動式的盲目擴張經營，以服務實體經濟、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著眼點，研發順應市場發展、符合投資者財富增長需求的產品，探索專業化、差異化的發展道路。下一步，委員會將設立各個專業小組，在產品、治理等多個層面推動行業發展轉型。

會議還認為，公募基金自發展之初即堅持規範運作、公開透明，其作為大眾理財工具，在滿足中小投資者投資管理需求、為投資者創造收益、普及正確投資理財觀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充分體現其制度優勢、機制優勢。

據介紹，自開放式基金成立以來至2016年末，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為16.52%，超出同期上證綜指平均漲幅8.77個百分點;債券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為8.05%，超出現行3年期銀行定期存款基準利率5.3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6月末，公募基金累計向持有人分紅達1.47萬億元，為長期信任公募基金的投資者創造了可觀的相對回報。

“打開天窗說亮話”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現身談減稅成效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2017年全國兩會前夕，為共商經濟稅收發展大計，凝聚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共識，有力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支柱性與保障性作用，各地稅務部門通過上門拜訪、稅企懇談等形式，開展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集中走訪活動，匯報稅收工作、交流稅改動態、解答政策疑惑、征求意見建議，得到了代表、委員們的理解與支持，大走訪活動取得良好成效。

各界認同：“稅企溝通凝聚助力經濟發展共識!”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再推提速降負、創新服務等5大類20項46條便民辦稅舉措，拉開了2017年度“便民辦稅春風行動”的序幕。

在國家稅務總局的統一部署下，各地國稅、地稅部門集中走訪當地企業界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主動上門、交流溝通、虛心征求意見建議、爭取理解支持，在全國兩會召開前掀起了共話稅收的熱潮。

在東北老工業基地，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稅務部門由主要領導掛帥，實地走訪葵花藥業、一汽集團、鞍鋼集團等省內知名企業，向代表、委員們問需問計，暢談稅收發展的意見建議。

在長江流域，上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重慶等省市稅務部門主要負責人先後走訪對話企業界代表、委員，匯報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和納稅服務等工作，聚焦企業轉型升級、聚力振興實體經濟、聚攏治稅興稅合力。

“稅務機關在兩會前開展走訪，這有助於我們了解稅收工作情況、澄清我們對一些稅收問題的模糊認識，讓我們提交的建議、提案更加符合實際，更有針對性。”合肥百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曉燕評價。

河南省康利來集團董事長薛景霞則表示：“稅務部門來走訪，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稅收工作情況，更體現了稅務部門對民營企業的關註與支持，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帶隊走訪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過程中，吉林省國稅局局長梅昌新、青島市國稅局局長馮光澤等當場表態，自覺把國稅工作置於人大、政協的監督之下，及時得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是做好國稅工作的重要保障。誠懇期待提出寶貴意見，繼續監督支持國稅工作。經過各地稅務部門的精心組織、誠心溝通，旨在接受監督、排憂解難、傾聽呼聲的大走訪活動在稅企間架起了長效溝通的橋梁，為進一步改進稅收工作、深化稅收改革凝聚了共識、收集了良策、明確了方向。

現身說稅：“減稅降負，我們強烈感受到了!”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營改增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頭戲，廣受兩會代表委員關註。5000億元的減稅紅包是否發放到位，其效應如何?唯有企業自身體會最深。

“營改增給格力電器帶來了10多億元的減稅大禮包。”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今年國家推行一系列改革，采取了一攬子措施全面推行減稅降費，確實力度很大，“我們都強烈感受到了”。

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紅博商業總經理王麗梅對來訪的黑龍江省國稅局局長張有乾說：“商業要轉型需要聯營、租賃等各種經營模式的創新，原來的道道征稅，限制了商業模式的創新，營改增真正給企業松了綁，企業在模式創新上更有底氣。”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脊梁，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對稅負尤為敏感。近年來，國家對促進實體企業發展出臺了很多減稅降費的措施，取得明顯成效。江蘇省國稅局局長胡道新對走訪的兩會代表委員算了筆惠民帳，從宏觀稅負上看，在江蘇，原來每100塊GDP，繳納的稅收是16元多，而現在每100塊少繳了0.63元。“江蘇近幾年的宏觀稅負一直在下降，但每個企業的感受可能並不相同。”

全國政協委員、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提出要客觀看待稅負問題，“企業的成本負擔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物價、人工、融資等，企業如果用好稅收優惠政策，持續改進內部管理體系，它的稅負會在合理區間，甚至下降。”數據統計，此次營改增四大行業稅負增加戶數占比，從2016年5月份3.9%左右下降到2016年12月份的1.6%左右;而且稅務部門正在針對稅負上升企業進行深入分析，專門輔導，幫助企業更好適應新稅制。稅負下降了，催生了市場的新生力量，四大行業納稅人戶數在此期間增加了58萬戶。減稅紅利增強了企業的發展底氣，同時不能忽視良好營商環境的打造。“稅務部門耐心細致，國地稅合作效率非常高，無論線上的12366服務熱線、微信公眾號、QQ群，還是線下的工作人員上門服務，能夠真切感受到一縷縷新風。”

黑龍江葵花藥業財務負責人朱同明點贊納稅服務。“互聯網+稅收”是稅收管理與服務的未來發展方向，張近東在走訪座談中對近年來稅務部門探索網上辦稅等服務工作充分肯定，“今後如果全面推進信息化，開展大數據管理，稅務部門管理效率更會大幅提高!”當前，掌上、網上稅務局逐步成熟，“基本實現了118項國地稅業務融合，340項國稅業務和480項地稅業務均可網上辦理，每年可將納稅人上門次數減少75%，紙質資料報送減少80%。”廣東省國稅局局長胡金木介紹。

換位思考：“依法納稅是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生存價值!”

稅收始終是兩會代表、委員常談的話題。“2000年以來，公司從5400萬元資產規模發展到630億元，成為世界風電行業領跑者。這一成績的取得，與稅務機關不折不扣落實稅收優惠政策，竭力優化納稅服務，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是分不開的。我們將把誠信納稅、守法經營始終作為我們的本分。”全國人大代表、新疆金風科技公司董事長武鋼說，企業發展最終要為社會多做貢獻，依法納稅是每個企業的責任和義務。

稅收是從企業“口袋”掏錢，但“我們也獲得很多，既有依托稅收提供的公共服務，也包括金‘稅’招牌。”全國政協委員、美克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馮東明在走訪活動中談到，“作為一家外向型企業，A級納稅信用企業這個金字招牌讓我們在國外獲得認可，把握住了更多的商業機會。今後，我們要以更多的稅收回饋社會。”

“打開天窗說亮話”同樣是此次走訪活動的重要主題，很多企業直訴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希望得到稅務部門的更大幫助。“跨越發展要掌握核心科技，但科技研發要承擔一定風險。當今技術更叠頻繁，縮短研發周期非常重要，龐大的研發隊伍與研發成本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汪滔指出企業發展的難處。福耀集團總裁左敏同樣表示，研發投入費用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成本壓力，希望能享受更多的稅收優惠助力企業自主創新。近年來，稅務部門在鼓勵科技創新的稅收新政上不斷發力。“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範圍進一步擴大，其相關費用也可以稅前加計扣除。對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我們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同時對計算機制造等10個重點行業研發設備實行加速折舊政策等等，幫助企業科技創新更有活力。”山東省國稅局局長薛建英在走訪中介紹。

稅收優惠政策為企業科技創新發展帶來有力支持和動力。“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由50.9%提高到56.2%，一大批科技創新企業在稅收政策的有力扶持下脫穎而出。很多兩會代表、委員更多聚焦中小企業發展。“我認為傳統行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是減稅降費需要重點瞄準的對象。如果廣大中小企業發展不穩定，我們將來的稅源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全國政協委員、星河灣集團董事長黃文仔提出，“希望國家能針對重點扶持行業、亟需轉型升級的傳統行業和中小企業，出臺更多扶持政策。”

傳統產業升級、老工業基地轉型等都是走訪過程中的熱門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吉林延邊州工商聯主席權貞子呼籲，加快建立稅企合作平臺，促進稅企互動，為企業發展爭取更大利益。“稅企一心，魚水情深!企業家的創業精神、社會責任意識，都是政府部門應該學習的!”湖北省國稅局局長張國鈞感謝企業界代表、委員關心理解、建言獻策。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秦希燕律師事務所律師秦希燕建議稅務部門進一步推廣人性化的便民辦稅舉措;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工商聯主席雷元江建議要持續加強營改增後的行業稅負調研，有力規範增值稅的發票管理等等，眾多合理化建議對推動各項稅收工作完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稅務部門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對走訪過程中收集到的進一步落實稅收優惠、大企業個性化服務、稅收執法等問題，現場答複、後續跟進，深入研究，加強反饋，得到走訪代表、委員的點贊認同，日後將推出更多實用、貼地氣的交流方式，加深合作，稅企共謀經濟發展新未來。

黃奇帆等被任命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據新華社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24日下午經表決，任命杜德印為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命黃奇帆、朱小丹、楊雄、劉昆為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命黃龍雲為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梅興保：“明股實債”的債轉股不如不做

在2017年全國“兩會”正式開幕之際，全國政協委員梅興保，帶著他的提案之一關於“突破小貸制度瓶頸、加快普惠金融創新”，3月1日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

梅興保曾擔任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中國銀行外部監事，作為上一輪由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主導的政策性債轉股的親歷者、AMC商業化轉型的見證者，他對普惠金融、市場化債轉股、AMC轉型發展，以及金融監管改革等熱點問題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

互聯網金融審慎監管應常態化

第一財經：你今年“兩會”的提案是關於小額貸款公司，目前這個領域存在怎樣的問題?

梅興保：普惠金融是最近幾年我關註的重點領域之一，在中國經濟走向全球化、市場化的時代，政府特別是宏觀經濟的主管部門應該特別關註這個領域。而小額貸款公司是介於互聯網金融和大銀行之間的普惠金融代表性的機構，它為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提供金融服務。但是，最近兩年伴隨經濟下行的壓力和一些其他原因，小貸公司的發展受到限制。目前全國範圍內小貸公司大約有8673家，貸款余額9273億元，均比去年同期有所減少。同時，一些小貸公司在發展過程中，因為風險防控措施不到位，暴露風險而關門。

法律定位不明確、監管標準不統一、跨區域經營受到限制等問題制約著小貸行業的發展。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支持它的健康發展，這是普惠金融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財經：目前去金融杠桿、抑制資產泡沫的大背景下，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不斷趨嚴，這是否會給新的金融業態的發展帶來制約?

梅興保：目前，整個金融監管是在不斷收緊從嚴的，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也不例外，我認為，這是一種及時的監管思路和政策的調整。實際上，大概4年前，也就是互聯網金融或者說小微金融新業態發展的初創時期，國家對於互聯網金融實施適當寬松的監管政策，為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留下了余地和空間。

經過幾年的發展，大眾對互聯網金融的業態已經看得比較清楚，而且受眾面足夠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想打著互聯網金融的幌子“撈一把”，例如，個別地區出現互聯網金融平臺涉足非法集資的案件，還有一些平臺涉足理財、資產證券化等等自己都沒搞明白的業務，還有一些和地方交易所平臺配合，做一些層層綁定、嵌套的產品，把消費者繞暈。這些都蘊藏著極大的風險，要防微杜漸，通過嚴格的監管使風險不會引爆，所以目前監管的思路和理念應該是基於常態化的審慎監管。

市場化債轉股也要有政策引導

第一財經：在“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的背景下，去年新一輪債轉股正式啟動。但實際上，從這個建議被提出，到去年有項目正式落地，關於債轉股的爭議就沒有停止過，對此你如何看待?

梅興保：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在上一輪債轉股中發揮了最主要的力量，最有經驗。就我個人來說，在資產管理公司任期內經手過很多企業債轉股，從審批到有限的管理，從股權持有到退出，整個過程都經歷過，我深有體會，上一輪債轉股確實是解決當時國有企業和金融行業雙重困難的一個有力武器。

債轉股是幫助企業去杠桿最有力的措施之一，降低企業負債率立竿見影，對去產能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去年“兩會”期間，我呼籲用債轉股來解決目前經濟下行中的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等問題。2016年國務院提出把債轉股作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建議，下一步，發改委、央行、銀監會等有關部門應加快出臺專門的實施市場化債轉股的指導意見，對於實施市場化債轉股的條件、過程、如何管理及退出等給出詳細的指導。

第一財經：上一輪債轉股是政策性的，當下的債轉股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市場化，兩者有什麽不同?政策性債轉股可以為市場化債轉股提供哪些可借鑒的經驗?

梅興保：過去主要是政策性債轉股，也嘗試過商業性債轉股，但是做的比較小。最主要的區別，簡單來說，市場化就是兩家談判，價格談得攏就做。而政策性就是按照國家給的價格，把債權轉移過來，然後履行一個股權登記和工商登記手續就可以了。此外，當時政策性債轉股不允許資產管理公司對於債轉股企業進行日常管理，只是作為股東開會去一下，不管你占有的股權是多大。據我了解，四大AMC上一輪政策性債轉股中留下來的項目目前收益可嘉。以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為例，去年政策性債轉股帶來的收益在8億元左右，今年預計盈利10億元。

這也為我們今後搞商業性債轉股，積累了很多的經驗辦法。市場化債轉股首先要與對口銀行進行商業化談判，對資產進行評估、定價，市場化債轉股需要註意的是，要選擇有價值的企業，確保自己所購買的資產最後能夠賺錢。在企業的選擇上一定是要成長性好的，是暫時困難的。比如，一些機械加工裝備行業，或者個別鋼鐵企業、物流企業等，而不是僵屍企業、產能過剩行業。

第一財經：此輪債轉股的大幕目前已經拉開，五大國有銀行都設立了自己的專門機構，一些股份制銀行也在積極部署，通過與資產管理公司合作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等形式積極參與到債轉股中，這樣做的好處和弊端在哪里?商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如何通過合作實現共贏?

梅興保：如你所說，這一輪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參與到債轉股中，商業銀行自己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後，一些債權就會優先給自己設立的資產管理公司，相當於“兒子和父親”中間協商一個價格，當然這個過程中間，財政部或許會參與評估，確保不會出現國有資產評估不公正。但總體而言，整個過程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此外，對於商業銀行來說，除了考慮成本問題，關鍵是留住了核心客戶。因為債轉股的對象大都是銀行最好的客戶，銀行舍不得把貸款抽回來。

但是這種模式也並非沒有弊端。目前這種內部運作的方式受到了主管部門的質疑。因為，這相當於把自己的東西拿到自己的口袋，還是逃不出“關聯交易”，或者是大銀行之間交叉持有，逃不出《商業銀行法》的框架。所以，這需要倒逼大銀行從大局出發，真正的把債轉股的債權給專業的公司去做。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輪債轉股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的合作是從多方面進行著，而且很有前景，兩家通過戰略合作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比如，有些銀行想要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最好的方式是和資產管理公司來合資組建，大股東可以是銀行，可以兼董事長，但是具體的經營操作規範可以交給更有業務經驗的資產管理公司去做。我相信，今後股份制銀行、地區性的商業銀行更多會采取這種辦法。需要強調的是，在債轉股的問題上，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的合作絕不僅是項目的合作，一定是股權的合作，是最真實的、最根本的合作。

第一財經：這一輪債轉股中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是“明股實債”，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梅興保：“明股實債”這種現象有它存在的背景，首先是金融機構對成本資金的回報率要求比較高，對回收期限也有要求，當債轉股對象企業看不到前景的時候，就只能通過私下的協議，比如，我給你先暫時解決困難，然後承諾過兩年，企業用適當的資金成本再加一點利潤買回去。這樣的情況是有可能存在的。

一旦出現這種問題，就說明你做債轉股的條件還不成熟，或者需要更廣闊的“招商”，可以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做，還有20多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所以，這就要國務院批準幾個主管部門出臺統一的實施債轉股的政策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不能有“抽屜協議”。

市場化債轉股要麽不做，要麽情願慢一點做或者規模小一點做，也不能有“明股實債”的情況出現。

第一財經：市場化債轉股難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就是金融機構更青睞有保障的行業和企業，而一些落後地區、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就會更加鮮有人問津。比如，背靠國資委的大央企最先獲得債轉股的機會;一些經濟發達、實力強大省份的地方國企也相對具有優勢，而像東北等地區的企業一旦提出債轉股就被債權人激烈反對。市場化和政策性如何平衡?

梅興保：債轉股是銀行的資產轉為股權，雖然用市場化的辦法去做，但是還是有很強的政策性，它的政策性表現在政策導向和產業導向上。我認為，東北、山西這些能源重化工的基地，更加是我們要重點發展債轉股的地方。從長遠來看，我們國家資源是有限的，重化工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的“母雞”，無論今後發展是什麽情況，結構怎麽調整，它的地位是不能動搖的，所以說這些行業現在的困難是暫時的困難，我們的金融機構應該按照政策導向積極參與到東北那些地方的債轉股中去。而且，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東北地區一些企業的經營狀況逐漸好轉，今後還會更好。未來，國家的銷量這麽大，投資還有這麽大的潛力，城鎮化還有這麽多投資，再加上國際形勢，所以能源、煤炭、鋼鐵還是很有前景的。而債轉股的初衷，就是幫助有前景的企業解決暫時困難，希望今後國務院出臺專門指導意見，往這種地區、這種產業去引導。但同時，要采用市場化的辦法，使金融機構不吃虧。

此外，還有一個建議，目前資產管理公司參與債轉股存在一個資金成本的問題，資產管理公司不比銀行，要拿出巨額的資金來購買債權，負擔還是很大的。建議央行能夠給資產管理公司提供再貸款的優惠，當資金成本降低，跟企業談判的時候，價格就下來了，借用了政策性的一部分做法，與市場化相結合。

AMC探索多元化、可持續經營模式

第一財經：截至去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改全部完成，東方資產和長城資產正在引進戰略投資者，準備上市。未來四大AMC在中國金融市場的定位是怎樣的?

梅興保：資產管理公司應該是金融機構改革轉型的一個新業態，也是單向分業經營向綜合經營的一個有益探索。

近年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取得了快速發展，前幾年經濟上行，很多公司抓住機會再融資獲得了好的回報，目前經濟開始下行，不良資產率上升，又給AMC市場開拓提供了新的機會。最近5年，四家AMC無一不是兩位數的利潤增長率。

不過，值得關註的是，原本政策性出身的資產管理公司轉型成為現代股份制的金融企業，競爭壓力也與日劇增。因此，面向市場的第一要務是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經營模式，資產管理公司的業務要多元化。目前來看，四家AMC幾乎都拿到了資管全牌照，業務拓展的速度非常快。例如，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還是作為重要的業務方向發展，同時它也有三、四個有實力的品牌，一個是東興證券，目前已經上市;另外還有一個中華聯合保險;第三是大連銀行。其他三家資產管理公司也有各自的特點和優勢，基本格局是一業為主，抓幾個重點，業務多元。當下，資產管理時代已經到來，小到個人理財，大到一些資產配置和服務，這些都給資產管理公司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2017年金融監管改革會有大動作

第一財經：2017年金融監管的改革也是大家重點關註的話題，是否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梅興保：金融監管體制改革2017年一定會有大動作，因為這是整個金融業改革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監管體制怎麽改革，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到了。今年中央一定會加大對於監管怎麽改的決策的步伐。總體改革的思路將會是，第一，統一監管後一些職能部門會做統一的整合;第二，會把新業態、新金融的問題納入到一個綜合性的監管中，讓監管不留空白，不留死角;第三，國內國外的監管會統一;第四，對於金融消費者保護和風險的救助，會有一個明確的機構來負責等。

兩會丨全國政協委員徐冠巨：守住底線、光明正大是民企持續發展的根本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周四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去年以來，由於政策發力、原材料價格回升等因素，民營企業投資信心明顯增強，生產經營形勢明顯改觀。

徐冠巨說：“2014年、2015年民營企業感到比較茫然，不敢投資，但2016年有明顯好轉。一方面，國家“三去一降一補”等一系列舉措開始發力，政府服務改善，低效汙染企業被擠出市場;另一方面，去年上半年以來原材料價格回升，企業生產經營形勢明顯改觀。”

他還表示，由於政府服務改善，企業感到只要保持健康的經營方式和理念，守住底線、光明正大，幹幹凈凈搞經營，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麽不做什麽，就是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

今年，徐冠巨的兩會提案是，建議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改變企業協同弱、庫存高、成本高、效率低的局面。

徐冠巨表示，相對於主要發達國家，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總體發展還比較滯後，無論是專業化水平還是體系化保障，都不足以為制造業提供有力支撐，制造業企業所需的生產性服務，大多是靠內部供給，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影響了實體經濟整體的競爭力。

我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只占到GDP的15%-20%，而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大約為40%-50%，如德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例為45%-50%。生產性服務業是指面向制造商的服務行業，涵蓋面較廣，包括研發設計等技術服務、物流與供應鏈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商務服務等。

如在信息服務方面，我國中小企業互聯網使用率和雲服務滲透率與美國的差距達3-4倍;在物流服務方面，我國企業物流成本占生產成本的比重達到30%-40%，而美國只有10%-15%;在金融服務方面，我國制造業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是美國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指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水平不高、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突出，亟待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有利於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

徐冠巨建議，出臺專項規劃和政策措施，推動更多資源要素投入到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中來。大力度探索政企協力新機制，共建具有公共服務屬性的平臺型的項目，同時引導支持民間資本加大投入，投身生產性服務業的創業創新中。

他還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包含產業門類眾多，要打破各自孤立發展的局面，應用好互聯網的時代元素，以“搭平臺、建生態”的思維，建設“開放、共享、共生、連接”的生產性服務業公共服務平臺，整合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發展，系統服務制造業轉型升級。

徐冠巨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是一塊很大的蛋糕，如果保守預計到2020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提升到25%，就可以帶來12萬億元產值的增長空間，5年可以新增就業2500萬人以上。”

政協委員賈康：征收房地產稅要因城而異

3月2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政協經濟組駐地鐵道大廈，就房地產稅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采訪。

此前的2月23日，國新辦召開發布會，住房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陸克華表示：房地產稅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改革任務，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有關部門正在按照中央要求開展工作。

就此賈康在接受記者采訪中表示，以上表態絕非一個部門的態度，而是體現出了中央目前對房地產稅改革推進的態度。

去年下半年以來，“抑制資產泡沫”成為政策調控的主基調，其中房地產泡沫是最主要的抑制對象之一。在這種背景下，不論是貨幣政策，還是各地區行政性的限購限貸紛紛出臺。而討論許久的房地產稅的推進也跟著提速。

賈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稅率要在立法過程中專門討論，稅率一定不是一個全國統一的量值，而是應該給出一個區間，各地走完自己的決策程序後形成具體的稅率設計。

他還強調，征收房地產稅的順序也應該有先有後，比如在房市過熱的城市里應該先行開征，而相對市場較“冰”的就不用著急，等去庫存的事情大體見眉目以後再考慮從容地跟進。

與此同時，他指出，對於首套房的稅率應該給予一定的扣除。

房地產稅最終出臺，首先要完成的是房地產稅的立法，目前已經列入了第一類的立法項目。不過，賈康告訴第一財經，能不能有具體的進展，還要看何時進行立法的一審，要看管理部門的決心。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有貢獻)

政協委員梅興保：要有專營機構做“債轉股” 社會資本應參與

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正式開幕，3月2日是政協委員抵達駐地報到的最後一天。第一財經記者2日下午來到位於北京海澱區的鐵道大廈，這里是今年全國政協經濟組、農業組的駐地。

全國政協委員、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原總裁、中國銀行原外部監事梅興保在進入大廈時，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就在上午剛剛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透露，擬設定一批債轉股專營機構，目前已經上報國務院。梅興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非常贊賞這一決定。“要有專營的機構來做債轉股，我不贊成由銀行設一個自己控股的機構，‘老子把資產裝到自己兒子的口袋里’，這麽轉有悖於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專營機構應該借鑒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設立的辦法。”他稱。

梅興保還表示，強烈呼籲國務院相關部門制定專門的管理市場化債轉股文件。他建議，要建立一個有別於目前商業銀行經營考核的專門的債轉股考核機制，對從事債轉股的機構的利潤和效率進行考核。

那麽，專營機構應該誰來做? 他稱：“銀行可以參股，但是不能完全使之成為其控股子公司，可以由資產管理公司來發起，讓社會資本也參進來，這樣比較合理。”

今日上午，新上任的銀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積極開展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是2017年銀監會的重點工作之一。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當前債轉股的三種主要模式：一是不良資產轉讓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二是鼓勵銀行利用其具有投資功能子公司開展相關業務;三是如有必要，批準設立專門經營的債轉股機構。

王兆星表示，目前已經有一批想設立債轉股專營機構的報到國務院，對新設立機構的資本、業務範圍等都會有相應的監管要求；而是否修訂商業銀行法則需根據現實情況推進，目前還沒有計劃。

(本報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有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建議實行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建議，應該在2020年前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代之以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他認為，此舉將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點。

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文件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果。但迄今為止，仍未明確“以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也未明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基本完成戶籍制度改革任務。遲福林認為，“十三五”期間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必須有切實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確保城鄉戶籍制度能夠被全面取消。

他建議，要把2020年作為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的時間節點。“十三五”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不應在原有制度上修修補補，不能把“暫住證”換個牌子變成“居住證”，也不能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和居住證制度“雙軌制”，而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到2020年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

作為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取代，中國應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遲福林提出，要從中央層面下決心，著力推進居住證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進程和省際間居住證制度的相互銜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證號為唯一標識、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並使人口城鎮化率(即居住證率)達到50%以上。

與之對應的，是要推進人口管理理念、人口管理制度、人口管理主體的重大變革。這其中包括：由對人口的控制向對人口的服務與管理轉變，實現對流動人口的精細化管理和服務;按照“擴大覆蓋範圍、降低申領門檻、提高服務水平、完善技術手段、推進制度並軌”的基本思路，實現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向居住證制度的轉變;由治安部門的管理向人口服務部門的管理轉變，探索建立以民政部門為主，由公安、統計、衛生、工商、教育、社保等部門共同參與的人口綜合服務管理系統。

取消城鄉戶籍制度之後，農民怎麽辦?遲福林認為，下一步要統籌推動戶籍制度和農民土地財產權制度改革，讓農民帶著土地財產權進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不破題，要實現人口城鎮化的目標就很困難。深化農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尤其是落實農民宅基地完整的財產權和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將明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強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為總體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一、水平大致相當提供重要條件。由此，為全面實施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奠定重要基礎。

戶籍制度改革在過去多年一直進展緩慢，效率不高。遲福林建議，要盡快制定並實施“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的具體行動方案，盡快明確提出到2020年“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的目標、時間表和重點突破，並強化督查督辦工作，使這項歷史性的重大改革落實、落地。

遲福林認為，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點。目前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的時機條件已成熟，與農村土地制度三權分置改革相結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也面臨著重要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