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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研究人員：基因療法有望治療阿爾茨海默病

據新華社報道，英國研究人員10日說，他們的小鼠實驗顯示，基因療法也許能成功治療阿爾茨海默病。不過，專家們強調，這一發現是否適用於人類尚需進一步研究。

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新一期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負責研究的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瑪格達萊娜·薩斯特說，他們利用經過改造的慢病毒載體把一種叫PGC1-α的基因註射入小鼠大腦的記憶區域，這些小鼠剛開始出現阿爾茨海默病的早期癥狀。結果顯示，這種療法阻止了小鼠大腦中β-澱粉樣肽的積聚，後者被認為會導致腦細胞的死亡，與阿爾茨海默病發病緊密相關。

研究人員說，在利用基因療法治療4個月後，這些小鼠大腦中很少有阿爾茨海默病標誌性的澱粉樣斑塊。在有關記憶力的任務測試中，這些經過治療的小鼠與健康小鼠表現得一樣出色。此外，它們的大腦記憶區也沒有發現腦細胞損失。

薩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盡管這些發現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但它們顯示，基因療法可能有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病人的潛力。”

薩斯特強調，尚有許多難關需要攻克，但“這個概念性驗證研究表明這種方式值得進一步探索”。

一些未參與研究的專家說，這項研究有很重要的科學價值，但小鼠不能等同於人，所以應謹慎解讀。比如，英國愛丁堡大學認知與神經系統中心臨時主任塔拉·斯皮爾斯-瓊斯說，這項研究只是基於一種疾病模型的很少一些小鼠。“這些結果還需要多種模型能夠重複，還要攻克許多難關，才能知道這種療法是否能用於人類患者”。

癌癥早期預警不是夢！中國科研人員制備出新型納米藥物載體

13日從合肥工業大學獲悉，該校科研人員制備出了一系列多功能“診療一體化”高分子納米藥物載體，使得癌癥的早期預警和幹預治療成為可能。據中新社報道，相關研究成果已分別刊載在國際著名期刊《診斷治療學》和《大分子》。

據介紹，確保藥物分子能夠順利穿透腫瘤細胞細胞膜進入細胞核，是利用高分子納米藥物體系實施腫瘤治療的關鍵。但由於細胞膜的生物屏障作用，很多高分子物質難以進入細胞內，從而極大地限制高分子作為藥物載體在臨床治療上的應用。目前有效介導載體高效進入細胞的“細胞穿膜肽”，雖然可以實現對細胞膜的有效穿透，但由於其結構固定，進一步功能化修飾困難較大。

為解決這一難題，合肥工業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科研團隊，通過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模擬細胞穿膜肽的功能，有效實現了納米載體對細胞膜的快速、高效的穿透。

細胞水平實驗結果證實，這一新型納米載體在20分鐘內即可順利跨膜，穿透速度比常規無規高分子鏈提高近十倍。

同時，該團隊還將染料分子與抗癌藥物包裹在納米載體內部，設計並制備了一系列多功能的能同時有效負載藥物和造影劑的具有“診療一體化”功能的納米載體。

“目前廣泛采用的熒光手段無法精確反映腫瘤的位置、範圍和細胞繁殖情況，對腫瘤發展情況判定不夠準確。而通過這一新型體系攜載造影劑，通過光聲成像可以精確觀察腫瘤部位，甚至腫瘤毛細血管的擴張，從而更加精準地判定腫瘤生長情況，並提前做出預警。”團隊負責人殷俊副教授介紹說。

在此基礎上，該研究在實現高精度成像診斷的同時，實現了癌細胞內環境觸發下的藥物程序控釋釋放，使得癌癥的早期預警和幹預治療成為可能。

山東公立醫院醫改：動了醫務人員身份這個核心

醫改推進至今，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仍然局部存在，大型公立醫院改革也步履蹣跚。而山東在一場全部公立醫院一起動的改革中，利用政策，觸了其內核，催化了公立醫院改革的真正化學反應。

“在這場改革中，我們實施了五個到位，四個創新。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了新的突破，把人員編制改為備案制，醫院可以自主聘用人員，創新醫療服務價格，使用8+1+1模式，同時進行法人治理機構改革，目前已經取得了成效。”山東省衛計委主任襲燕在接受國家衛計委走基層采訪團采訪時表示。

動了身份

在醫改中，如何讓醫務人員參與到這場改革中，將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乃至醫患關系的緩和。

“公立醫院編制管理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全面實行人員控制總量備案制。在崗位設置方面，醫院自主擬定崗位設置方案，對醫護人員、管理人員和後勤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在用人方面，允許醫院自主聘用已經取得專業技術職稱的醫護人員，並實行競聘上崗、按崗聘用、合同管理。在養老保險方面，人員控制總量內的所有醫生，以及其他具有中級職稱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都可以參加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並建立職業年金制度。”襲燕表示。

這兩道創新直接革新了過去醫護人員一直不敢拋棄的身份。目前，90%的醫療服務市場仍然是公立醫療機構，而公立醫療機構的管辦尚未完全分離，80%的醫生依然是擁有事業編制身份的“國家幹部”，而非符合醫療行業職業特征的自由執業者，正是因為這個事業單位身份的束縛，不能享有自由執業的權利，雖然推行多年的醫生多點執業，目前也進展緩慢。

“編制備案制是建立從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定崗不定人、人員能進能出、崗位能高能低人事制度的重要措施。該舉措有利於逐漸讓醫務人員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為醫護人員自由執業提供保障。”山東省威海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楊文軍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不廢除醫生的國有事業編制身份、放開醫生自由執業，優秀醫生下沈到社區永遠是空話，分級診療體制無從建立，看病難困境無從緩解。

“自2016年起，對公立醫院實行人員控制總量備案管理，公立醫院在人員控制總量內自主用人，原編內事業人員身份保留，實行紮口管理，新進人員不納入編制管理，由公立醫院單獨建立臺賬、專項管理，報有關部門備案。截止到目前為止，13家城市公立醫院新增備案人員483名，初步緩解了醫院用人需求。”威海市衛計委主任王大虎表示。

公立醫院用人編制不在自己手中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而醫護人數比例倒置的問題，也隨著這個政策的執行得到緩解。隨著建立覆蓋13億人口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給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來說，增加的只有工作量，這個可以根據自己需求配置醫護人員，無疑讓醫院有了更多用人的自主性。同時進行的是人事薪酬制度，不再延續論資排輩的歷史制度，執行了符合自身行業特征的“優勝劣汰、多勞多得、優績優酬”的人事薪酬制度。

“新人按照新辦法，老人按照老辦法，即使是合同制，享有的待遇以及職稱晉升都是一樣的，一旦晉升到中級職稱，還可以有機會進入編制內。”威海市衛計委主任王大虎表示。

同時進行了這項改革的山東省立醫院，其院長秦成勇表示：“我院可以采取直接考察等方式公開招聘高級人才和緊缺人員，用人自主權得到增強，實施新的薪酬制度改革，引入RBRVS等勞動價值評價體系，建立起以工作數量、工作質量、勞動風險等為關鍵考核指標的績效工資管理新模式，實現優績優酬。構建起薪酬總量、結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醫改發展需求和省立醫院實際的薪酬體系。2016年6-9月，醫院職工薪酬等支出較去年同期增加23.8%，占業務性支出比重27.91%，同比增長3.7%。”

秦成勇同時表示，編制內和編制外護理人員實現了績效同工同酬。護理人員績效與其層級、崗位、工作質量及業績等掛鉤，實行二次分配。目前，醫院編外護理人員1910名，占全院護理人員總量69%。

據襲燕介紹，目前，全省已備案人員總量38.2萬名，其中，省屬22家醫療機構3.9萬名，各市440余家醫療機構34.3萬名，已實行人員控制總量備案的醫療機構占總數的92%以上。

財政補償到位

取消以藥養醫是醫改的一重要措施，亦是切斷醫護人員的利益驅動。這一政策的執行，有的地方把大處方改成了大檢查，換湯不換藥的現象出現，但是在山東，取消藥品及加成之後，把各種可能出現的漏洞堵死了。

“財政補償到位，今年在原有公立醫院補助基礎上，年初預算新增3億用於落實政府衛生投入政策，支持公立醫院重點事業發展。其中省部屬醫院補助8700萬，用於彌補醫院因取消藥品加成減少後收入的10%，對下補助2.13億元，在按100萬元/區補助市轄區基礎上，綜合考慮各市人口、財力、醫院個數等因素，對新啟動的13個設區市給予一次性補助，支持啟動綜合改革。”襲燕表示。

財政補償到位是山東醫改“五個到位”中的一個，而這個到位直接關系到醫改政策能否落地。

“藥品加成取消了，但是政府的補助不能及時到位，醫院的正常運營都受到影響。”這是此前地方醫改中時常聽到的聲音。

山東醫改的財政補償到位，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而是經過精密的測算，按照“811”分擔比例，對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後減少的收入，政府補助不低於10%，醫院通過內部管理、節約挖潛消化10%，其余80%通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補償。

“自6月1日起，醫院實行藥品零差率銷售，降低大型設備檢查價格，截至9月份，醫院取消藥品加成7453.5萬元，降低大型設備檢查費用1360.6萬元，合計8814.1萬元。”山東大學齊魯醫院院長李新鋼表示。

但是通過醫療服務價格調整之後，近2000項收費項目執行了新的價格體系，醫療收入增加7040.8萬元，補償比例達到了78%。

“按照‘811’的分擔比例，對醫院取消藥品加成後減少收入，由醫院通過節約挖潛，加強管理消化的10%部分，除執行新價格體系、改革醫保支付方式之外，我們采取了一系列‘組合拳’式的舉措，重點通過改進績效考核體系，推動各核算單元加強成本控制意識，調整技術服務方向，有效降低了運行成本，提高了運行效益，醫院收支結構不斷優化。目前醫院運行沒有風險，還有潛力可以繼續降低運行成本。”李新鋼表示。

在山東打出組合拳之後，醫改初見成效，呈現三方共贏趨勢。“從改革三個月情況看，總體運行良好，出現‘三升五降’趨勢，即業務收入、業務量、出院病人實際報銷比例穩中有升，藥品收入、藥占比、門診次均費用、出院次均費用、平均住院日呈下降趨勢。”襲燕表示。

據數字顯示，山東改革後城市公立醫院的門診、住院次均費用分別為268.9元和11661.6元，同期增幅分別為1.91%和1.34%，較改革前同期增幅分別下降4.26和2.79個百分點;住院病人實際報銷比例由去年同期的52.95%提高到55.58%，同比增加2.63個百分點。在價格調整中，我們實行分類管理，對單純購藥及慢性病定期檢查等患者設立便民門診，對病程長、住院費用高的病種，如結核病、精神病等，提高政策範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或項目定額標準，既改善了就診體驗，又降低了經濟負擔。

其次是醫療機構得到進一步發展以及醫務人員積極性充分調動，通過放開知名專家診察費、提高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優化績效分配等手段，進一步提高了醫務人員薪酬水平，使他們參與改革、支持改革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比如，改革後山東省立醫院職工薪酬支出較去年同期增加23.8%，占醫務性支出比重76.11%，同比增長8%;齊魯醫院副高級職稱以上人員收入增長了13.53%;山東大學第二醫院人均收入8017元，同比增長6.16%。

過期乳制品賣給連鎖蛋糕店 上海抓獲5家公司涉案人員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上海市食品藥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會同上海市食藥監局、市公安局等部門，聯合偵破了一起違法加工、銷售過期新西蘭產進口烘焙用乳制品案。

據調查，為躲避監管，這276噸過期進口烘焙用乳制品被以“飼料”名義多輪倒手，分裝後通過批發和網店等方式銷售到全國多地，客戶不乏一些連鎖蛋糕店，直至案發已銷售百余噸。

以“飼料”名義層層倒手 過期乳制品違法銷售

據調查，犯罪嫌疑人劉某從蘇州一商貿公司購買了新西蘭產烘焙用25公斤裝大包烘焙用乳制品，因庫存等原因，276噸乳制品已過保質期1個月到半年不等。由於不甘心銷毀帶來損失，劉某玩起了移花接木，售賣這些過期烘焙用乳制品。他將親戚拉入銷售團夥，形成了倉儲、加工、線上線下同步銷售的違法產業鏈。

為躲避監管，在銷售前劉某將乳制品倒手了多輪。劉某通過其控制的上海嘉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庫存過期的276噸乳制品，然後以“飼料”的名義，將其走賬給了南通華源飼料公司，再倒手給上海姜迪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據調查，姜迪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劉某的親戚尚某。

最後，姜迪公司先後將其中166.8噸銷售給上海榕順公司、上海智義貿易有限公司、上海錦合食品有限公司以及江蘇、河南、青海等下遊經銷商。

其中，榕順公司在上海市閔行區的某倉庫內，將25公斤裝大包過期烘焙用乳制品加工成小包裝並更改標簽，通過網絡銷售。公安部門和食藥監部門全力追查，對上述線上線下銷售的涉案產品予以追繳，對姜迪公司庫存的109.2噸涉案產品全部查扣。

“雖然易主多次，但調查人員發現，在姜迪等下遊公司拿到涉案產品前，這批貨一直存放在嘉外公司的倉庫中從未移動過。”辦案民警介紹，根據這一線索，監管部門通過查賬的方式從最下遊倒查，最初僅追溯到了南通華源飼料公司賣給姜迪公司涉案產品的事實。但辦案人員敏銳地發現，嘉外公司賣貨和姜迪公司收貨在同一天，不合常理，從而順藤摸瓜，最終找到了幕後“大老板”劉某。

利潤率近100%，按下單時間編造生產日期

上海市食藥安辦負責人表示，這是一起典型的團夥式、家族性、有組織的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明知過期仍然進行銷售，通過外地公司進行表面走賬以掩人耳目，計劃周密，情節惡劣，必須從嚴懲處。

目前，公安機關已抓獲涉案的5家公司共19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已移送上海閔行區人民檢察院起訴8人;另刑事拘留3人、取保候審8人。

據辦案人員介紹，榕順等公司用分裝機和封包機，將這些過期烘焙用乳制品分裝為500克的小包裝，以明顯低於市場價的價格銷售。辦案人員介紹，乳制品進價約為1.3萬元/噸，500克小包裝零售價為13元。僅僅是倒手分裝，利潤率已近100%。

根據網店交易記錄，絕大多數過期乳品都銷售給了小作坊用於烘焙。售賣的商品只是用一個簡陋的塑料袋包裝，上面用標簽紙打印了“兩年保質期”等字樣。辦案人員介紹，涉案企業是按照下單時間倒推幾天編造生產日期。

除了線上小包裝銷售，犯罪嫌疑人還在線下通過熟人介紹業務，整包銷售給代理商或蛋糕店，其中不乏一些連鎖蛋糕店。同時，和熟人銷售沒有合同，未過期和過期的產品都是摻雜一起賣。

篡改保質期問題突顯

近年來，篡改保質期是進口食品比較突出的安全問題。據相關執法人員介紹，國內一些食品經銷商甚至刻意從境外進口已過期食品。這些食品原包裝的底部一般用外文標明“到期日見底部”之類的字樣，進口商貼上中文標簽進行遮蓋，然後將到期日期修改為“生產日期”。

乳業分析師宋亮認為，進口食品來源多樣、標簽管理混亂、批號識別困難，監管存在薄弱環節。他建議對孕婦、老年人和嬰幼兒等相關的高風險食品、保健品，加快建立跨國追溯體系，便於對其來源、生產時間、批號等有明確的跟蹤和監管。

上海市公安機關相關負責人說，這起案件既不是內部舉報，也不是同行競爭舉報，而是上海市食藥監局執法總隊根據專項檢查任務主動發現和查處的。

據了解，2016年以來，上海市食藥安辦會同市食藥監局、市公安局等部門，制定《上海市食品藥品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實施細則》，建立完善了線索通報、案件移送、聯合辦案、涉案物品處置、信息共享、重大案件聯合督辦等常態化工作機制。截至目前已成功偵破食品藥品刑事案件329起，抓獲犯罪嫌疑人538人，其中已移送檢察機關起訴197人。

上海市食藥安辦負責人透露，針對上述篡改進口食品保質期的違法犯罪行為，在上海市人大的支持下，正研究在地方修法過程中，設立進口高風險食品的數據公示、信息通報等規定，通過大數據監管，實現出入境檢驗檢疫、各監管部門的信息無縫銜接，有效監管進口食品的市場銷售，嚴厲打擊食品安全違法犯罪分子。

稅負勞動高於資本的尷尬將解 科研人員已先受惠

個人勞動所得的個稅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同樣是通過辛勤勞動獲取回報，但勞動所得稅負卻明顯高於資本所得稅負。這一現狀將會改變。

近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合理調節財產性收入。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著力促進機會公平，鼓勵更多群體通過勤勞和發揮才智致富。

稅務律師丁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個人所得稅采取分類征收，在勞動所得方面，個人工資、薪金、年終獎稅率采取七級累進稅率，稅率為3%~45%。個體工商戶個稅稅率也采取累進稅率，稅率為5%~3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比如利息、股息、紅利、財產轉讓所得等。因此勞動所得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勞動所得稅負明顯高於資本所得。未來個人所得稅(個稅)改革中，采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方向，將會適當降低勞動所得稅負，適度提高資本所得稅負，做到兩者平衡。

在按家庭征收個稅的大改革方向下，丁斌預計，未來勞動所得稅負將會有所下降。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答記者問時曾表示，綜合所得個稅改革很複雜，因為要把個人所得收入，即11項分類所得綜合在一起，然後再做一個不是簡單的工薪項下的扣除，而是說要做分類的一些扣除。

“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說基本生活的這一套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於什麽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還是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當然我們現在是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稅法也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贍養老人，這些都比較複雜，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樓繼偉稱。

這意味著，中國未來有望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包括子女教育、職業教育、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等逐漸被納入專項扣除項目。適時引入家庭支出申報制度，優化稅率結構。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實目前財稅部門在平衡勞動所得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上已經采取了行動。比如今年9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聯合印發《關於完善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正是平衡勞動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一大舉措，這減輕了科研人員等勞動所得稅負。

在上述《通知》出臺之前，企業給予員工的股票(權)期權、限制性股票、股權獎勵等，員工應在行權等環節，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適用3-45%的7級累進稅率征稅;對員工之後轉讓該股權獲得的增值收益，則按“財產轉讓所得”項目，適用20%的稅率征稅。

而為了減輕股權激勵獲得者的稅收負擔，解決其當期納稅現金流不足問題，此次《通知》將上述工資薪金所得和財產轉讓所得兩個環節征稅合並在一個環節，且適用財產轉讓所得的20%稅率。

張健菁認為，這個《通知》就平衡了勞動所得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消除了此前個人行權環節勞動所得稅負，統一采用財產轉讓所得稅率。

此前財政部稅政司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這一《通知》時表示，在轉讓環節的一次性征稅統一適用20%的稅率，比原來稅負降低10-20個百分點，有效降低納稅人稅收負擔。這將進一步加大了對創新創業的支持力度，對於激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增強經濟發展活力、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將發揮重要作用。

科研人員薪酬改革：等待可操作性措施

“全面取消勞務費比例限制，下放科研項目部分經費預算調整審批權，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縟節”，科研人員又收到國務院發的“紅包”。

國務院近日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七大群體將受益，科研人員是其中之一。

“科研人員的激勵計劃，涉及最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單純談收入問題。每個科研單位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刀切，統一來規定，但是至少國家現在意識到了問題，正在推進改革。”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王元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現有科技資源配置布局不均，東部地區的知名專家手中往往幾十個課題，卻因為時間和精力問題而無法完成，反之中西部科研人員拿個課題難上難；課題立項和審核過程存在制度缺陷，甚至出現腐敗；科研項目管理費用預算複雜，存在不合理現象，束縛了科研人員的手腳。

自上世紀開始，科研體制開始全面改革，基金制、合同制、同行評議等制度陸續推出，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科研經費管理中存在的問題。1999年，課題制開始試行，作為配合，財政部、科技部等四部門發布了《國家科研計劃實行管理的規定》，核心是經費管理。

“中國的科研體系改革，一直在修修補補，目前關鍵是需要讓每個科研機構知道自己的使命。”王元表示。

“科研人員激勵計劃”將通過完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改進科研項目及其資金管理、健全績效評價和獎勵機制三個層面激勵科研人員。

對於這一變革，曾被科研經費管理困擾的複旦大學教授陳良堯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國務院的意圖是好的，但目前尚缺少系統的政策和可操作性。當前存在很多年積累遺留下來未被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政出多門，同一單位明暗收入差距竟能達幾倍，甚至數十倍，與實際貢獻嚴重不符，為解決問題產生的短期激勵機制將導致更難被糾正和克服的遠期困難和更多的問題。

“國務院的重要相關部門要細致研究這些影響我國教育和科技長期健康發展的薪酬分配體系和問題，政策應該有系統性和合理性，在教育和科研單位的工作（公務）人員，除了合理薪酬外，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從根本上杜絕獲取額外非分收入的沖動”。陳良堯說。

一位仍有困惑的科研人員表示，在工資總額核定的情況下，編制內人員不能拿科研經費中的勞務費，但是幹活的卻是編制內人員。工資總額不變的情況下，這個激勵很難形成。此外，理工類的科研成果比較容易量化，社會科學的研究量化則很難，該如何核定其科研價值？“科研體系的改革，必須先破後立，不破，改革將無效”。

對於此問題，陳良堯認為，社會科學成果的認定周期較長，參數多，界限較模糊，如不能專心做研究，有效解決問題，分心賺取外快，最後所謂的成果許多都無實際轉化意義，經不起社會實踐的檢驗。為支付這些研究人員的生活成本，社會都需付出很多，或從本單位支付，或通過複雜途徑和方式支付，結果是分散了社會和科研人員的精力和註意力，效果很差，也是產生學術腐敗的經濟根源。

“如僅靠政府發一些指令性意見，不下決心解決我國高校和研究所的薪酬模型等核心問題，或會有些短期效果，但不會根本解決問題，也無透明性。”陳良堯表示。

人社部：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 1億多人待遇得到提高

10月25日，在人社部第三季度新聞發布會上，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指出，目前養老金調整發放工作基本落實，初步統計，全國1億多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得到了提高，部分地區提高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標準。

李忠指出，今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財政部聯合印發了《關於2016年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通知》，這個通知下發之後，各地高度重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制定了自己的實施辦法，各地結合實際也都制定了具體的調整方案，報經人社部、財政部兩個部批準後正式發文實施。

此外，李忠還介紹，下一步，人社部將結合養老保險頂層設計的研究，進一步研究完善個人賬戶，保證養老保險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續。

李忠表示，我國養老保險是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這個制度經過20年的發展，運行平穩有序，效果明顯，目前這個制度應該說已經趨於定型。這項制度為每個人建立了個人賬戶，建立個人賬戶就明確了個人的責任，有利於明確國家、單位和個人三者共擔的機制，同時也有利於形成個人參保繳費的激勵約束機制。這項制度總體看是效果不錯的。

李忠強調，社會上議論比較多的所謂實賬、空帳，這其實是相對於養老保險的籌資模式來說的。就是你選擇現收現付還是部分積累，還是完全積累，它所對應的基金結余是不一樣的。但是對於個人來說，個人賬戶的記賬額就是實賬。

華為憂心無人領航 研發人員空降戰場

“無人領航”的華為，決定把研發人員空降到第一線，尋找華為的未來道路。

華為在10月28日於深圳召集海外出征誓師大會，該公司總裁任正非在講話中提到，此次派遣研發人員為具有15~20年研發經驗的2000名高級專家及高級幹部，而這樣的選拔每年都將舉行。

在傳統通信設備領域已經是排頭兵，手機終端業務同樣可圈可點的華為人，開始擔心有一天會失去戰鬥力。任正非此前曾坦言“我們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買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待”。

這次誓師大會，是任正非對上述擔心的回應。華為已經經歷了大規模向海外派駐市場人員的階段，現在國際化走向縱深的華為開始把研發專家批量派往“戰場”，讓他們聽到前線炮火聲。

空降研發人員

“現在研發方向能看到的就是5G，但是5G的應用非常少，對於未來的路其實我們公司也不是很明確，抓不住點。”一名華為手機終端研發部門員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位員工的疑問，同樣是任正非面臨的困境。當一家公司走到行業最前列，一線員工與高層都不免四顧茫然。“華為正在本行業逐步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任正非此前在全國科創大會上發言時表示。

在傳統的通信設備領域，華為已經從愛立信等公司的跟隨者變成了排頭兵。即便在手機終端業務領域的表現，也可圈可點。數據顯示，華為三大業務在穩步增長，手機終端銷售也有不錯的業績表現。2016年上半年，華為銷售收入為774億元人民幣、智能手機發貨量6056萬部，同比增長分別為41%與25%。消費終端業務占比在2015年底達到33%，已經成為華為第二大營收業務。

華為的成功很大程度來自於其國際化戰略的成功。得益於管道戰略華為在2015年中國區市場銷售收入為1677億元，而海外(包括歐洲、非洲等地)銷售收入2175億元，海外收入占比達到55%，超過國內銷售收入。

任正非已經意識到，華為跟著人跑的“機會主義”高速度，會逐步慢下來。

以手機終端業務為例，IDC數據顯示，盡管華為智能手機在國際市場上仍然占有較大比例份額，但以OPPO、vivo為主的國內本土手機品牌顯示出較強的追趕能力，尤其在國內市場。2016年第三季度，三家手機品牌的出貨都在增長，OPPO和vivo增幅超過100%，而華為保持5.1%的平穩增長。

手機產業進入性能過剩、產品同質化時代，研發人員在家里思考所謂的技術創新很難帶來太大改變，產品同質化下，基於市場的應用創新才是核心。

今年OPPO推出的R9提高前置攝像頭像素以滿足消費者自拍應用需求。電信行業分析師孫燕飈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未來3年手機上能被消費者感知的創新源在於攝像以及機身結構，而非跨越式的核心技術創新消費者在使用過程中可能難以感知到。

在物聯網以及雲技術上，華為已經完成了基礎布局，然而，對於業務而言，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將技術落實到消費端，形成可供市場接受的終端產品。

任正非擔心這時候的華為失去戰鬥力。此前接受新華社采訪的時候，他坦然說到華為的弱點：華為公司3年前應該快垮了。為什麽?因為大家有錢了，怕苦了。我們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買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待。

這次誓師大會，可以看作是任正非此前擔憂的回應。“小的智能終端是什麽現在摸不清楚，根據個性化的需求來開發，研發人員閉門造車肯定是不行的。”孫燕飈告訴記者。

“雲化是我們不熟悉的領域，圖像雖然我們領先，但海外除德國大規模實踐的經驗外，在其他國家還沒有規模化的成功，還沒有建立一支成熟的隊伍。”在誓師大會上，任正非說道。

全球化縱深

“20多年前我們走出國門，是為了身份的證明，我們曾借用二戰蘇聯紅軍瓦西里·克洛奇科夫的一句口號，‘背後就是莫斯科，我們已無退路’。莫斯科不是我們的，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退路。”在誓師大會上，任正非說道。

上述華為員工告訴記者，在此次誓師大會之前，華為每年都會派遣一部分研發人員到海外研究所，一般都是在華為工作3年以上的員工，但這樣大規模地派遣研發人員到一線市場還是第一次。“這次派遣主要有兩方面作用：一是讓下面研發人員有上升通道，如果中層領導一直做，下面骨幹就會有想法;二是研發人員接近一線需求，華為要怎麽帶領整個行業往前走，(有必要)讓研發人員了解需求，將研發跟市場結合。”

16年前，華為曾舉行一次誓師大會，當時派遣大批一線銷售到海外，他們的使命是在國內市場競爭飽和的情況下，開拓全球市場。16年後，華為所派遣的是企業的“軍師”和“大腦”，這次華為需要的是更了解市場需求的創新。

“當前華為的一線只具備賣產品並完成交付的能力，缺少解決客戶問題、幫助客戶商業成功的能力，而研發將士與一線將士們融合，能打造一線所缺和所需的人才和能力，進而獲得公司的有效增長和商業成功。”對於派遣這些研發人員所達到的目標，輪值CEO徐直軍解釋得非常直接。

目前，華為在全球建有16所研究中心，分布在俄羅斯、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

從十年前開始，就不斷有西方公司的CEO寫信給華為的高層，要求支付“天文數字”般的專利費用。在2010年，華為向西方公司支付的專利許可費用達到2.22億美元，2013年為3億美元，僅支付給芯片巨頭美國高通公司的知識產權費用已經累計接近10億美元。

一位華為的EMT成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過去和國外競爭公司“打仗”的情形：“2003年的春節，大年三十我們還在和C公司談判，那段時間是華為最為艱難的時刻。”

2015年，華為以3898件已公布PCT申請專利數量成為PCT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而海外市場也成為華為營收的重要來源。2015年，華為在美洲、歐洲、中東等地總收入已大幅超過國內收入。

中國2780萬人聽力障礙 專業服務人員僅1萬人

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有聽力殘疾患者達2780萬人。其中單純聽力殘疾2004萬，占殘疾人總數(8296萬)的24.2%;多重殘疾中有聽力殘疾的人數為776萬人，即57.4%的多重殘疾人有聽力殘疾(多重殘疾人總數為1352萬人)。在2780萬人聽力殘疾人中一級和二級聽力殘疾分別占15.57%和11.01%，兩者合計為26.58%。據此推算，約有739萬人聽力完全喪失。

然而，盡管聽力損傷人群如此龐大，中國卻正處於極度缺乏能提供高質量聽力服務的專業人員的階段：1萬名具有不同水平的聽力健康專家為13.7億人提供著服務(1∶137000)，中國聽力學專家人口占比較之於美國(1∶9000)正處於“極度匱乏”狀態。

聽不到的世界

“我的孩子只是聽力有一點點不好，但我真的希望她能和其他孩子一樣聽小鳥唱歌、一塊做遊戲、上課、放學，快樂地長大。”家住北京市西城區的陳昊(化名)是一個3歲聽力損傷兒童的父親，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越來越多的問題擺在了他和他的家人面前。

“以前只是發現他聽力不太好，現在發現，他的理解、溝通都出現了問題，甚至有一些自閉的傾向，不願意和外界交流。”陳昊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這只是中國兒童聽力損傷的一個小小碎片——事實上，全國範圍內，每年因遺傳、耳部疾病、感染和藥物，以及未被發現而貽誤治療時機等因素引發的兒童聽力損傷數字正在迅速攀升。

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我國聽力殘疾率為2.11%，聽力殘疾人2780萬，其中0～6歲13.7萬，每年至少新生2萬左右聽力殘疾兒童;而隨著國家放開二孩政策，新生兒數量增加，聽障兒童數量也隨之增加。

“遺傳性因素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一旦發生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在這種情況下，聽障兒童的早期篩查、輔具配備、康複、學前教育都值得我們關註，只有在這些方面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才能讓他們未來更好地融入到社會當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聾兒康複研究中心副主任龍墨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她告訴記者，兒童聽力損傷不僅僅是家庭問題，也是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關註——“如果聽障孩子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及時康複，不但影響其語言發展，對其認知能力、社會技能、生活態度和社會行為等也會產生影響。”她說。

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新生兒先天性聽力障礙發病率為1‰至2‰，隨著年齡增長，永久性聽力障礙可持續增加，5歲前聽力障礙發病率上升到2.7‰，青春期則高達3.5‰。兒童期是言語發育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如果聽力障礙沒有被及時發現並采取有效幹預措施，輕者可導致言語發育落後及行為問題;重者會導致嚴重的言語發育障礙，甚至影響兒童情感、心理和社會交往等能力發展，給家庭和社會造成沈重負擔。因此，兒童聽力障礙的早期發現和早期幹預至關重要。

不僅如此，從經濟角度考量，盡早對兒童聽力損失進行幹預也尤為必要。

兒童聽力損傷對家庭而言是一項長期的經濟投入，包括檢查診斷費用、各種先進的助聽設備費用以及設備的維護與調試、未來接受教育、職業選擇等，如果一個孩子能及時發現聽力障礙後及時進行必要的幹預，首先能保證大部分的孩子融入主流社會接受正常教育，並在隨後投入社會享有正常的勞動力。

有專門機構對此做過統計分析，經過早期康複和未經過康複的經濟效益比為1∶7，因此早期康複無論對家庭還是對社會均有重要意義。

而在人群的另一邊，隨著全球老齡化進程，特別是中國快速跑入老齡化社會，聽力損傷在老年人口中越來越成為牽動系統問題的“第一步”。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聽力損失是全球流行最廣的感覺器官殘疾，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全球聽力殘疾人已達3.6億，其中成年人約3.28億;65歲以上的老人約1/3為聽力殘疾;男性多於女性;農村多於城市。

而研究表明，輕中重度聽力損失的老人，由於聽力下降導致的不願出門、不願意與人溝通交流等行為，引發系列心理和生理健康問題，而其中老年癡呆癥患病率分別是聽力正常老人的2倍、3倍和5倍，這已成為全球老齡化中的突出健康問題。

缺口巨大

但問題在於，對於具備高度專業性的聽力輔助設備驗配人才，在我國目前仍有巨大的市場缺口。

據統計，我國目前只有4所大學有聽力相關專業，全國只有不到1萬名聽力專業人士，對聽力損傷者的專業服務力量遠遠不夠。

“中國大部分的聽障兒童接受幹預的時間都在2～3歲以後，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甚至會延長到4～5歲以後，這個時間比起國外，有至少2年以上的延遲。”全球最大聽力解決方案供應商索諾瓦(SONOVA)集團峰力聽力技術(上海)有限公司培訓部總監楊欣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楊欣怡向本報介紹，國際上有一個著名的“三早”康複法則，即早發現(出生後1個月內)、早診斷(出生後3個月內)、早幹預(出生後6個月內)，這是孩子的黃金康複時間;而現今中國兒童聽力康複的延遲，除聽損患病率高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進行過正規聽力學教育或培訓的專業人員數量有限，直接導致了很多家長沒有機會獲取專業的聽力康複知識，對於孩子成長發育中表現出的聽力障礙沒能及時發現，這一點在輕中度聽力損失或者單側聽力損失中尤為明顯。

在聽力輔助醫療與教育的關系上，澳大利亞一直被作為全球優秀的國家案例——公開資料顯示，澳大利亞聽力學水平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其國家聲學實驗室(National Acoustic Laboratories , NAL)和國家聽力中心在世界聽力研究所中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第一財經日報》從澳大利亞國家聽力中心拿到的信息顯示，在世界發達國家中，相對於全國人口，澳大利亞的聽力師的數量是比較多的：2008年各個國家相對全國人口聽力師數量的統計調查中，澳大利亞每15178人中有一位聽力師，美國每19603人中有一位聽力師，英國是26334，加拿大是28645——澳大利亞聽力學教育的發展與其聽力學的發展密切相關。

本報獲悉，澳大利亞國家聽力中心目前是澳大利亞兒科助聽服務的唯一提供者，為實現對全國各地提供持續服務的目標，實施了兒科聽力師培訓計劃。

計劃包括4個關鍵因素：制度化的標準和方案;清晰的角色定義;國家持續性培訓計劃;教員及導師支持網絡。

“中心提供一套完整的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的兒科聽力師培訓課程，每一級別的培訓內容和要求不同，培訓完成後才能進行相應級別的專業活動。澳大利亞聽力師要保留其執業認證，還需滿足持續職業發展計劃要求，通過臨床會議、遠程會議、澳大利亞聽力學雙年會等多種形式接受繼續教育。” 澳大利亞國家聽力中心負責人員向《第一財經日報》介紹說。

技術和培訓的輸出也不斷在進行——中國第一個正式的聽力學課程正是由中國的首都醫科大學與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聯合舉辦的中澳聽力學計劃，14名首屆學生大都是來自於臨床醫生，其中8人被送至澳大利亞進行臨床實踐培訓，至今已有1000名人員參加了類似的培訓項目，其中65人可以進行人工耳蝸手術。

被開掘的市場

但是，讓中國的爸媽和孩子們盡早走入醫院，接受專業意見並願意戴上助聽器或進行人工耳蝸手術，則是另外一個難題。

“雖然我們在全球的兒童市場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如何將歐美市場中兒童人群的好辦法應用在中國，仍然是個正在摸索的問題。” SONOVA集團亞太區總裁Albert Lim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盡管SONOVA在全球兒童助聽器市場份額占據50%以上，是該領域絕對的市場主導者，但面對仍然“保守”和待教育的中國市場，顯然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根據醫藥數據提供商米內網信息，我國助聽器的制造始於20世紀60年代，1979年開始驗配助聽器，國內助聽器市場開始規範有序地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三十年加速了國內助聽器的發展步伐，由於生產成本低、市場廣闊等因素，吸引了多家世界跨國公司將制造基地紮根在中國，如蘇州的西門子、上海的峰力和廈門的瑞聲達等，這些企業生產的產品不但進入了國內市場，還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國漸漸成為了世界助聽器加工的主要場所。

跨國公司不僅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進口助聽器的生產技術，在這些基地生產的助聽器，雖然頂著“國產貨”的帽子，但由於成本低、技術高，填補了進口產品在市場上的份額。

工信部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助聽器國內銷售406.5萬個，同比增長21.2%，增幅較2011年增加6.5個百分點，預計至2020年，僅供普通市場的助聽器產品一類，產業規模將達到50億元。

“中國助聽器市場經過20年的兩位數高速發展，截至目前，據相關報道和預測，中高端助聽器年銷售臺數現達130萬臺左右，如再加上國內基礎性盒式機和耳背機，總臺數達約170萬臺，並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態勢。” Sivantos 集團中國區總裁傅建彤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西嘉助聽器源自助聽器制造商Sivantos集團，其前身是西門子聽力集團，此前該品牌在中國助聽器市場一度是最具知名度的品牌。

但即便是在全球市場取得成功的老牌公司，依然需要不斷適應快速變化的中國市場。

“在整個生產過程，從耳印模掃描、助聽器的外殼設計到外殼打印，最後到在線測試都采用了i-Scan掃描技術實現從3D掃描到3D打印。” Sivantos聽力集團全球CEO Roger Radke博士告訴本報。

而在市場具有普遍美譽度的“美人魚”系列後，峰力中國又推出了新一代兒童助聽器“炫獅王”，將兒童助聽器細分到4個階段，針對不同年齡段兒童的需求進行特殊的功能設計，更有針對性地解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不同需求。

“我們產品的外觀有1000多種顏色可以搭配，歐美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漂亮的助聽器讓孩子們不再把它遮擋起來，願意露出色彩絢麗的助聽器，孩子們覺得它很酷，我們也正在努力改變中國的市場和觀念。“Albert Lim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科研人員註意了！科技成果轉化納稅比例將減半

11月10日，國新辦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幹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科技部政策法規與監督司司長賀德方表示，涉及成果轉化獎勵的長期激勵政策可使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納稅比例由原來的40%左右下降到20%，下降的幅度或過半。

據介紹，此前科技成果確定股權的過程主要分兩步納稅，按照個人所得稅稅法規定，稅率最高到45%。今年9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出臺的101號文件把兩步納稅合並成一步納稅，而且特別明確了科研人員和機構有選擇權，如果選擇延遲納稅的話，一次納稅稅率按20%計算。

“這是政策非常重要的一項，在支持創新、支持對科研成果長期激勵方面的一個非常好的制度安排。我們初步分析一下，這項政策可能使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化納稅比例由原來的40%左右下降到20%，下降的幅度大概超過了一半。”賀德方說。

此外，賀德方表示，因為科技成果的價格波動是比較頻繁的，履行了勤勉責任是免除責任，這次若幹規定當中對整個涉及科技成果長期激勵的，都是由單位自主決定，實際上免責條款進一步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