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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歲末大盤點：BAT的O2O風雲，意誌與實力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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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51204霸權之前(三) 絲路風雲 與兩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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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51204

歐洲霸權之前(三) 絲路風雲 與兩城的衰落

掌門執筆

 

《歐洲霸權之前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1989) Janet Abu-Lughod

 

話說1095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把東西地中海兩位霸主捲進其中. 熱那亞因和羅馬同聲氣而先拔頭籌; 威尼斯則因靠攏君士坦丁堡而暫失先機. *** 然而世局推移未嘗稍息…..

〈爭霸始末2〉

12世紀末穆斯林反彈,十字軍節節敗退. 1187年埃及 阿尤布王朝開國名君 薩拉丁Salah al-Din收復 耶路撒冷, 基督教世界兩番重組十字軍反撲,但都無功而還.(包括傳奇英國國王 獅心理查領導的「第三次東征」.)

 

1202年各路諸侯雲集威尼斯, 啟動了極其戲劇化,兼且惡名昭彰的「第四次東佂」. 這次東征原訂計劃直接進攻阿朝首都 開羅, 卻因諸侯拖沓遲到和經費不足,主導權落到了後勤承包商威尼斯手中. (威城一早按合約準備好船隻和糧草, 但諸侯籌不夠錢交收.) 威城元首扭曲行動的大方向, 以協助被廢黜的東羅馬王子復國為借口,許以重利, 誘使大軍於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 教皇為此將威尼斯全城人開除教籍.) 最後威尼斯索性扶植傀儡政權「拉丁王國」,盤據君城六十年之久.

在這段時期,威尼斯人將熱那亞人徹底逐出愛琴海, 百份百壟斷了 黑海和黎凡特(現今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沿愛琴海岸地區.) 對西歐的貿易. 這是威尼斯歷史的顛峰時期, 但熱那亞並未崩潰.

 

〈絲路風雲〉

其時東西遠程貿易主幹道共有三條：在「陸上絲路」,中國貨物經天山南北路入歐亞大草原, 最後在黑海或黎凡特登上商船運往威尼斯.***

而「海上絲路」運的不只是中國貨品, 還包括印度貨品和昂貴的印尼香料.*** 貨船出麻六甲海峽,繞過印度半島之後, 航路分岔為兩條，「北行海路」在波斯灣登陸, 貨銷中東,最終抵達黎凡特,落在威尼斯人手上.

威尼斯掌握了 傳統黑海—愛琴海、陸絲路和北海絲路三大航線的貿易權,自然財源滾滾, 如日中天.

 

但貨物若然鎖定西歐市場,最經濟的必然是「西行海路」.****( 請記著,連關稅,陸路運輸成本比船運高十倍.) 商船直入紅海,貨物在蘇伊士地峽上岸, 途經開羅,在埃及的地中海口岸城市重新裝船,運往意大利、西班牙或出 直布羅陀往北歐.

 

合縱連橫,古今皆然. 短命的阿尤布王朝及繼後的 馬穆路克王朝(ie奴隸王朝) 既然在巴勒斯坦與拉丁王國和威尼斯正面交鋒, 失意愛琴海的熱那亞人當即和埃及穆斯林通力合作東地中海的航運生意.

熱那亞失諸東隅,收諸桑榆,一面參與西海絲路, 一面把註意力轉移往開發出 直布羅陀, 北上 法蘭德斯(現今比利時) 的大西洋航路, 也就處於能守能攻,靜待時機的戰略位置. 而世局推移不作稍息…..

 

〈爭霸始末3〉

1258年旭烈兀西征摧毀了千古名城 巴格達,處死哈里發, 還師伊朗,建立伊兒汗國,其後繼者迅速改宗伊斯蘭教. 蒙古人從此坐斷歐亞經貿交通,大權在握.

1261年東羅馬人在熱那亞人協助下重整河山,光復君士坦丁堡,滅亡拉丁王國, 威尼斯人頓失所依.

這兩件大事勢如霹靂,兼且影響深遠. 東羅馬人痛恨曾遭威尼斯人出賣,復國後將其徹底驅逐, 熱那亞人順理成章取代空缺.*** 而蒙古人牢牢掌握著陸絲路和北海絲路的貿易權, 歐洲人在議價上面居於頗為不利的位置. 威城盛世終結; 而熱城則強力反彈,既在東方貿易上面收復失地, 又在西線貿易上面處於黎明時期, 形勢一片大好.

 

事態持續發展, 1250年馬穆路克王朝取代阿尤布朝, 1260年在巴勒斯坦大敗蒙古軍,奴隸軍團威名震動天下. 1291年攻陷十字軍最後據點 阿克里港, 埋葬了歷時二百年的東征運動,西歐騎士被徹底逐出巴勒斯坦.

馬穆路克人將黎凡特所有海岸城市摧毀,封閉了北海絲路的出海口, 迫使西海絲路獨佔市場, 開羅近乎壟斷了整個西歐香料分銷市場.**** 這時期是埃及的盛世,也是穆斯林的盛世. 熱威兩城在東西貿易上面處於被動位置, 但在歐洲分銷方面仍舊包攬瓜分. 這個大格局雖有擾動,但結構穩定, 要到二百年後繞非洲航路開通才遭到動搖.***

 

熱那亞人重領風騷,但威尼斯人也未曾崩潰, 基於合縱連橫原則,成功與埃及王朝建立業務關係. 正在此時死神忽降,天地肅殺.

〈兩城的衰落〉

諷刺的是兩城的成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黑海西端 克里米亞半島的 卡法港是區域貿易中心,兩城都在此參與大宗商品交易. 1347年帶來瘟疫的蒙古軍隊圍城將破, 威熱兩城商船返航回國,把黑死病帶進歐洲.*** 威城率先受害, 因為高度都市化的緣故又受害最深, 隨後十八個月人口死掉六成; 熱城也在數年內失去四成人口.

黑死病並非一次過事件,其後百餘年間分數波往來清洗歐洲, 加上「百年戰爭」蹂躪法國全境,整個西歐殘破不堪. 根據威尼斯保存的紀錄, 當其時貿易量下降三分之二,船隊規模大幅減縮,海港建設完全停頓.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氣候變冷, 各地生計困難,政局動盪. 「蒙古和平」瓦解,草原陷入長期戰亂, 中國正值元末群雄割據,政經混亂, 於是陸上絲路阻絕不通,貨量萎縮.

相較之下,熱那亞困境更甚於威尼斯, 陸路既絕,北海路為埃及人封塞, 南海路被威尼斯人搶走, 僅餘的大西洋航線又遇到新興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競爭, 真的是氣數當盡！**** 末路窮途,熱城只得訴諸武力, 兩城連年鏖鬥,兩敗俱傷. 1380年基奧賈島雙雄最後決戰, 熱城一敗塗地,壽終正寢.

 

勝方也好景不長, 鄂圖曼人勃興於東方,掃平六合, 1453年滅了東羅馬,定都君士坦丁堡,扼著黑海咽喉, 威尼斯萬事皆休,只得俯首稱臣,討口飯吃.

此後海上世局劇變, 1498年達伽瑪成功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不旋踵盤據 臥亞, 1511年進佔馬六甲, 此時甚至鄂圖曼人的咽喉也被葡萄牙人扼著, 又遑論威尼斯了.***

 

大航海時代降臨,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為諸大洋之首領, 而本來只是歐洲邊陲之地的西葡英荷一躍而為世界貿易的核心國. 威城此後只能憑藉金融業和工業茍延殘喘, 等待拿破崙前來沒收 聖馬可廣場那對國家象徵物的獅子.

希拉蕊的「監獄風雲」歹戲難收？ 一則推文 讓私營監獄市值暴跌一百億元

2015-11-09  TWM

希拉蕊繼打趴生技股後，又將炮口朝向私營監獄，以致兩家龍頭公司股票大跌，市值銳減新台幣一百億元。美國監獄民營化的結果是被華爾街汙染，出現許多弊端。只是政府能否回收，就得看美國總統接班人的能耐了！ 美國本屆的總統大選非常「另類」，講話超直白的唐納．川普，把總統大選當成他自己的真人實境秀，搞得共和黨天翻地覆；另一邊的民主黨，民調一路領先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竟扮演起股市空頭大師，罵生技公司亂抬高藥價，引爆全球生技股股災；十月底又把矛頭指向美國私營監獄，造成民營上市監獄公司股價大跌。 十月底，希拉蕊在推特發文：「我當選總統之後，將禁止私營監獄……，監獄是聯邦政府的職責，不應該外包。」當天立刻造成美國兩家私營監獄的龍頭股價大跌，其中「美國矯正公司」（Corrections Corp. of America）重挫六％，GEO集團大跌四．二％，美國總統大選要到明年十一月才投票，希拉蕊的白宮之路距離仍遠，但她的短短幾句話，卻讓兩家公司市值暴減新台幣一百億元！ 讓監獄民營化 股票產生「華爾街效應」 希拉蕊突然演出「監獄風雲」是有特殊背景因素，第一，媒體爆料，美國矯正公司與GEO集團，給了希拉蕊以及多位總統參選人大量的政治獻金，希拉蕊急著要劃清界線；第二，美國私營監獄素行不良，比黑道還黑，令人髮指的犯罪行為，讓人忍無可忍。 前年十一月，阿拉馬克企業（Aramark Correctional Services）標到密西根州監獄三年、價值近新台幣五十億元的監獄餐廳外包合約，其後不斷爆出弊端：幫犯人走私海洛因、放縱餐廳員工與犯人在廚房做愛……，最可惡的是該公司員工，竟教唆犯人去謀害獄友。由於風波不斷，密西根州政府在今年七月宣布終止合約。 爆發醜聞的阿拉馬克，是具有八十年歷史的上市公司，服務範圍遍及全美的大學、中小學、醫院等，這回踢到鐵板，有可能是踩到黑道大哥的禁地。 真正美國私營監獄的老大哥，是經營超過六十所監獄的美國矯正集團，以及經營一○五所監獄、業務遍及澳洲、英國、南非等國監獄的GEO集團。這兩家私營監獄 集團，都是在雷根總統時期「民營化」政策的產物，一九八三年，雷根政府決定將部分監獄的業務私有化，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經過三十年的發展，美國矯正集 團與GEO兩家公司，皆發展成上萬員工、每年獲利一億至三億美元，股票總市值約新台幣一千億元的大型上市公司。 民營化初衷立意良善，意外的是，這些企業股票上市後自然產生「華爾街效應」，GEO集團經過幾次的合併、分拆，成為私募基金槓桿購併的對象，管理團隊借用高財務槓桿來收購公司，或者將「少年監獄」的業務整個分拆出售。從財務的角度來看，握有政府合約的私營監獄，正是高股息、高現金流量的「價值型股票」，而私營監獄的高層主管，也就隨著股價的上下而逐漸「華爾街化」。 為求財務亮眼 竟拿犯人床數作公司績效 最佳象徵就是GEO集團與美國矯正集團的官網，都以「床數」作為公司規模的第一項描述，美國矯正集團的「犯人床」有八萬五千床，目前關了七萬名犯人，「產能利用率」八二％；GEO集團的「全球床數」七萬九千床，目前有「七萬五三○二張活躍犯人床、三七○八張空床」，GEO還特別強調，二○一四年的「產能利用率」高達九五．七％。 因為投資人與證券分析師對於監獄公司的財務表現要求，因此，部分州政府的監獄外包業務合約，就白紙黑字寫著「保證犯人數」，保證關了八成、九成、甚至一○○％的犯人，「不會有空床」。 還有，私營監獄同時也經營醫療服務，由於美國醫療費用高，犯人又缺乏適當保險，曾發生癌症病人隨便給止痛藥，任由犯人死亡；或者應換髖關節等昂貴的醫療，因沒經費就讓犯人斷腿坐輪椅等情事，部分監獄犯人的致死率太高，也引起人權組織的關注。 弊病叢生的私營監獄公司，為確保政府的合約，捐助總統參選人大把的政治獻金，光是捐給希拉蕊陣營就有十三萬三千美元(約新台幣四三二萬元)，除了宣稱不需要錢的川普之外，其他跑在前頭的總統參選人個個有份。 政府業務的民營化，是雷根總統至今三十年來的顯學，但把管犯人的監獄民營化，最後導致華爾街化，爆發種種弊病，終於讓希拉蕊高喊「監獄教化是聯邦政府的責任」；問題是，債台高築、公務員老化的政府，有沒有能力將已經外包的業務回收？這的確是希拉蕊的嚴苛挑戰了。 撰文 / 乾隆來

股壇風雲

自從看了最近上畫的電影《竊聽風雲2》，我嚴肅地考慮是否應繼續給予Philip「Plan A」的位置。To be exact，我考慮是否應繼續容許banker（或與股票相關的一干人等）存在於我那二十六個Plan 之中。

說起來，這還是Philip 自己招來的禍。誰叫他主動約我看《竊聽風雲2》？這部電影最近在中環很紅，我身邊的bankers 無不雀躍地買票入場，看完後眉飛色舞地高談闊論。無他，這種講述金融界黑幕的電影，銀行家最有共鳴，他們簡直把自己幻想成電影中的男主角，在股壇呼風喚雨，步出戲院時都大呼過癮。只是不知他們把自己幻想成哪個男角？古天樂？No way！He's a cop！金牌經紀胡楓？他被謀殺。家財萬貫的經紀曾江？他殺了人。股壇才子劉青雲？他入了赤柱。

現在你該明白，我為何要重新考慮是否應繼續容許與股票相關的一干人等存在於我那二十六個Plan 之中。

當然不知道這電影對我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那天下午他致電給我，興致勃勃地問我要不要一起看《竊聽風雲2》。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訴你，我答應一起看戲並不是因為Philip，而是因為吳彥祖和古天樂。

我們在戲院坐下。Philip 心情似乎很好，事實上他心情經常都這樣好，有時看他笑嘻嘻的樣子我就無明火起，但你問我確實是為了什麼而生氣？他到底做錯什麼？我又答不上來。他好像從來不會記掛任何人，從來不會因為任何一個女人（那當然包括我）而不開心，and that's not fair！為何永遠都是我等他邀請我看電影？難道就不能倒過來由他擔起等待的角色？一想到這裏就覺得我的憤怒非常合理。

戲院每張座椅之間都有一個扶手，而這個扶手是可以拉起來的，讓情侶可以更親密一點。Philip 一坐下來便拿出BlackBerry 來打email，當我透明，真是豈有此理！

你以為世上只有你一個有BlackBerry？我也不要執輸，拿出黑莓狂打一番，同時用眼角瞄了一眼那個座椅扶手，Philip 打電郵的時候把手肘靠在扶手上面，然後又用拳頭有節奏地輕輕槌扶手。這傢伙心裏到底在打什麼主意？難道他打算漫不經意地把扶手拉起？假如他真的這樣做，我該作出什麼反應？我應否將扶手重新拉下來以示矜持？但那樣又好像很mean……當我為這個問題而深感懊惱，戲院的燈光「啪」一聲給關掉。開場了，而Philip 居然什麼也沒有做過──我指對那座椅扶手。

《竊聽風雲》第一集我早已看過，很不錯的電影。第二集的故事更複雜、懸疑性更強，整體來說比第一集還要精采，曾江和江毅的演出技驚四座，令這部電影的戲味更濃。相比同是講述金融危機的西片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我認為《竊聽風雲2》要好看得多，洋人應該向港產片學習一下。

以下這段包含劇情，打算看電影的讀者請忍住不看這段。Alright，是這樣的，故事由一宗交通意外展開，香港證券界名人羅敏生（劉青雲飾）的法拉利撞翻了，督察何智強（古天樂飾）發現羅敏生車上被裝了軍用竊聽器，追查之下發現了竊聽者阿祖（吳彥祖飾）的存在。到底這名受過軍訓的強悍竊聽者是好人還是壞人？

到了最後才有分曉。阿祖利用眾人各懷鬼胎的心理，以竊聽得來的錄音作籌碼，目的是要把一個人引出來進行報復，在過程中揭開了神秘組織「地主會」的面貌。

為什麼會稱為「地主會」呢？因為有幾個華資經紀在一個私人會所聚頭，用撲克牌玩「鬥地主」遊戲，一邊商量許多秘密勾當，暗地裏操控香港的股票市場，隻手遮天。他們邀較年輕的羅敏生入局，令他成為紅遍香港的股壇紅人，豬籠入水，可最終愈踩愈深，回不了頭。

這股壇紅人羅敏生的太太是律師，他被差人拉的時候總有太太為他辯護，也經常給他法律意見，例如盡快「草」。Philip 看了大力往座椅扶手一拍，喊道：「我早說過娶老婆一定要娶律師！」真討厭，這小子的嘴巴就是甜！我臉上一熱，但隨即按住嘴角的笑意，免得讓Philip 以為我很高興，只淡淡的拋下一句： 「律師費一樣照收。」

其實「鬥地主」是大陸的產物，在香港還是近年才聽聞有人玩這遊戲，如今用來放在港產片裏，大概是為了迎合大陸觀眾的口味，不知是否也反映了當代香港人渴望「鬥地主」的心態？看電影中的「地主會」在股壇隻手遮天，要誰人發達，誰就馬上發達；要誰人的命，誰就馬上喪命。看戲的人往往肉緊地問：是不是真有其事？金融界是否真的這麼黑暗？I don't know。但世上黑暗的何止金融界？你以為自己在一個「乾淨」的行業裏，與冰清玉潔的同事並肩作戰，其實是你被騙。世上根本沒有「乾淨」的行業，只有「相對乾淨」的行業。賺錢多的行業，大家都在謀財；賺錢少的行業，人們都在謀權。要是你有道德潔癖，又沒有人願意養你，那麼閣下惟有選擇「相對沒那麼髒」的行業。選擇行業跟選特首是一樣的，你不能選一個好特首，只能「choose the less worse」，而「even worse」的是市民連選擇的權利也沒有。

那華資經紀的勢力又是否真如電影中那麼強大？我想電影當然是有令事情戲劇化的需要，但華資經紀行的影響力在香港向來不容忽視。外資證券行的實力和規模固然較華資行強大，而今時今日就算師奶都懂得自己上網買賣股票，華資經紀行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了，但香港畢竟是華人地方，華資公司的影響力永遠存在，看看港交所推行延長交易時段是何等吃力便知道了。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推行改革，其中有關縮減午飯時間的問題令傳統華資經紀很不高興。最近李小加發表「萬言書」已沒再提延長交易時段了，只說應與內地交易時間同步，惹人猜測他已放棄縮減午飯時間至一小時。那班經紀大佬究竟因何反對？有人指香港跟內地的公眾假期根本不一樣，兩地的交易時間怎能看齊？一些交易員甚至認為延長交易時間令股價的波幅減少，增加了短炒的難度；也有人提出每天主要交易量出現在開市後半小時和收市前半小時，因此延長交易時段沒有多大意義。

但說到底，還是因為大佬要吃飯！香港跟外國不同，外國地方大，要約人午飯遠不及香港方便，老外大多咬個麵包了事，取消午飯時段也無傷大雅。香港的經紀可不同了，吃飯是交換行情和拉生意的重要時候，甚至連去夜總會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可謂敬業樂業。十年前鄺其志擔任港交所行政總裁的時候，已試過建議取消中午的兩小時休市，並延長下午交易時段至下午六時，更建議引入晚上八時至十時的「夜市」時段，令全日交易時間達十小時，結果呢？不用說當然是遭到華資經紀強烈反對。

步出戲院的時候已是午夜。「睡前看這麼緊張刺激的電影，不知今晚睡覺時會不會發惡夢。」我抱怨道。

「那我陪你──」Philip 嬉皮笑臉的說。我伸手去掌他的嘴，手卻在空中被他捉住，我一驚，手馬上就縮了回來。

「我是說陪你到便利店買牛奶幫助入睡啊！你以為我陪你幹什麼？」這混蛋居然哈哈大笑起來。

我將嚴肅地考慮是否應繼續給予Philip 「Plan A」的位置。 （撰文：王迪詩／逢星期六刊於《信報》http://world-of-daisy.blogspot.com）

登上《時代》風雲人物的變性人

2015-12-21  TCW

當了六十六年男生，在垂暮之年宣布變為女兒身，這是珍納（Caitlyn Jenner）的寫照。日前《時代》雜誌公布年度風雲人物榜，珍納和德國總理梅克爾、伊斯蘭國首腦巴格達迪等人並列其中。這位「全球最有名的變性人」受到矚目，和她不同凡響的過去有關。 珍納少年時即展現體育天賦，靠美式足球獎學金上大學，不過膝傷使她無法繼續打球，轉行練十項全能。二十三歲的他首度在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亮相，就拿下第十名，四年後在加拿大蒙特婁奧運，以破世界紀錄的八千六百一十六分，拿下十項全能金牌，她也被封為當年「最偉大運動員」。 奧運奪金讓珍納接到早餐食品等代言，二OO七年後她更成為著名電視實境秀「與卡戴珊同行」（Keeping uPWith The Kardashians）的成員。 不過潛意識始終認為自己是女性的珍納，從一九八O年代後就開始變性，但因為擔心公眾反彈影響產品形象，因此不敢公開。 不過二O一五年四月，六十六歲的珍納上電視台一個談話性節目，公開宣布自己「男變女」，立刻引起震撼。兩個月後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封面，刊出她變性後的女人照。她公開變性後首度開通推特帳號，四小時內吸引一百萬追隨者，比美國總統歐巴馬還快。 珍納變性前結過三次婚，有六個親生子女，她的子女都支持父親變性。二O一五年九月，洛杉磯法官正式裁定准許珍納變性及更換女性化名字。不過珍納第三任妻子克麗絲（Kris）在離婚後，仍拒絕用「她」稱呼前夫。 變性後的珍納拍了一部名為《我是凱特》（I am Cait）的紀錄片，除記錄自身經歷，也探討其他變性人的處境。不過珍納公開變性獲得的評價不一，認同者稱為個人自由，如前賓州參議員桑托魯（RickSantorum）說「若他說他是女人，那他就是。」反對者如《國家》 （The Nation）月刊，則譏諷珍納在《浮華世界》封面照「活像個手術後受傷的大男人」，並將此舉比喻為無故離婚與墮胎，無益軟化人心。 不過更大效應是在政治層面:珍納自認屬保守派共和黨員，但她公開變性卻獲自由派的好萊塢名人及民主黨支持——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公開稱讚她「有勇氣」。只不過珍納的政治主張在自由派中並不討喜:她不贊成政府大發社會福利，因為這使變性人無誘因自力更生。在紀錄片她記錄一些變性人「完全依賴救濟，『我為什么要工作？我有錢可領，房租有人幫我付。』」這些輿論引起自由派人士撻伐。 性別與政治皆能掀起爭議，這或許是珍納成為風雲人物之一的最大原因。

說史151229真張保仔2東海風雲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12/29/%e8%aa%aa%e5%8f%b2151229%e7%9c%9f%e5%bc%b5%e4%bf%9d%e4%bb%942%e6%9d%b1%e6%b5%b7%e9%a2%a8%e9%9b%b2/

說史151229
真．張保仔傳奇2東海風雲
朝日執筆：十八世紀末「華南海盜」興衰史（二）東海風雲

上回講到，越南「後黎朝」南方的「廣南國」，有西山阮氏三雄，順天應人，揭竿而起，數年間攻滅廣南「舊阮氏」，建制稱王。

卻說西山朝在1778年已大抵平定南方，與北方 鄭氏（及後黎朝）成對峙之局，並有北伐之勢（其名義為「扶黎滅鄭」）。 越南版圖為南北狹長之形，陸上通道相對容易防守，西山朝遂想到以海路向北方進軍。而且，新王朝也亟需建立物流網絡，以運輸營建政權所需的各種物資。於是，由越南到兩廣沿岸的漁民和「蜑家賊」，就成了這個新興政權的招攬對象了。即使後來北方鄭主勢力已為西山所滅，但由於後黎朝向為清朝藩屬，西山朝還是非常仰賴南中國海上的各種「非政府海上力量」，以對抗乾隆大帝派遣的平南大軍。

當此亂世，第一個成為西山大將的「華南海盜」，就是出身廣東廉州（今廣西合浦）的陳添保。說陳添保是「海盜」，其實也不太準確，他本來只是一介漁民，未有海盜往跡，只因與妻、子出海打漁遇風，船毀而流落 昇龍城（河內）。
1783年陳添保被西山軍拉伕充軍，由於善掌舟，熟水性，不久被封為 「總兵」（這類「農民政權」的官爵一般都「惡性貶值」得很誇張。例如太平天國的「將軍」其實只是第六級爵位，王侯的數量也多如天上繁星。），並在滅鄭主之戰中立下重要功勳，火速上位。

陳添保最初招攬的目標，是江坪一帶的小規模「蜑家賊」。江坪今名「江平」，現在為中國廣西防港市所治。然而，由於周圍群山環抱，對外陸路交通相當不便，而出海卻極為便利，與越南海防隔東京灣相望。故此，自古以來就與越南關係密切，最早的居民也以越南京族人為主，甚至有相當長時間，根本就是受越南政權管轄的飛地。「江坪海盜」順理成章就成了西山朝的第一批「外籍僱傭兵」。***

1788年乾隆皇帝詔兩廣總督 孫士毅，集兩廣雲貴之兵入越平西山亂賊，以「興滅繼絕」，復後黎王統。孫士毅進兵神速，不足一個月已攻入昇龍，並打算留在城中「歡度春節」，再行南下西山朝的根據地 富春（順化）。

由於乾隆早年的「一口通商」規定，令廣州成為「天下第一大港」，來往的商船絡繹不絕，交易額龐大，故而在南中國海上，也已養活了數股稍有規模的海盜集團。 眼見西山朝國勢日盛，江坪的「同行」隨之「風生水起」，這些本身有相當實力的「蜑家賊」難免心動。方今西山朝面對清國大軍，正是用人之際，遂封陳添保為「都督」， “加大力度”支持他向這些具規模的「華南海盜」招手。陳添保不負所託，竟得到當時華南海域其中兩股最強的力量加盟。他們就是 莫觀（官）扶和 鄭七（鄭耀煌），二人相繼也被西山朝封為「總兵」。

莫觀扶和鄭七在西山朝廷的支援下，不斷騷擾南中國海沿岸，甚至攻擊清軍據點。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西山朝平定南方「舊阮」殘餘勢力的戰鬥。

在西山朝海上力量不斷加強的同時，清越之間陸上戰場的形勢有變，西山軍反攻收復昇龍，孫士毅全軍覆沒，甚至連印信節鉞也為西山軍所獲。乾隆怒貶孫士毅，改派愛將 福康安主理越南戰線。福康安（在收到西山朝三十萬兩餽贈後）判定西山勢大而後黎力弱，建議乾隆不妨接受安南易主的事實，正式冊封西山朝。乾隆遂下詔，以後黎朝已「兩失其國，昭示天命已易」，封西山阮惠為「安南王」。西山朝雖然得勝，但亦未敢與清為敵，加上與暹羅交惡，恐兩面受敵，於是也樂於上表稱臣。乾隆皇帝（竟然無恥地）將此次「入越平南」之事歸入自己的「十全武功」之中。

雖然西山朝名義上已向清稱臣，但對陳添保等「華南海盜」的支援從未間斷。按著季風的節奏，他們每年於農曆三四月從越南本土或江坪啟航，洗劫廣東、福建，甚至遠至江浙，九至十月回航。對中國東南沿海一帶造成重大打擊，也間接舒緩了清廷對越南的軍事壓力。***

1786年臺灣發生「林爽文事件」，天地會林爽文率眾號稱五十萬起事，波及全臺。閩浙總督 常青派兵鎮壓未果，最後還是由乾隆派 福康安率兵敉平。此事又被列入「十全武功」。林爽文雖被押至北京淩遲處死，但其餘黨中多有海上豪傑，自然也成為陳添保、莫觀扶和鄭七的招攬對象。

得到西山朝支援的各支「華南海盜」勢力日益強大，莫觀扶在1794年自立門戶，受封為「東海王」（越南稱「南中國海」為「東海」）。陳添保則在1797年受封為「統善艚道各支大都督」，成為西山朝名義上的「海軍（即各路華南海盜）總司令」。

若究其出身，其實陳莫二人皆是「半途出家」，但鄭七卻是出身於「海盜世家」。 鄭七雖在廣東新安（包括今日深圳、香港等地）出生，但其祖籍為福建武平，先祖 鄭建原為鄭成功部下，自延平王遷臺後，仍一直活躍於大洋之上。鄭氏政權覆滅後，鄭建子孫遷至廣東一帶，仍以「反清復明」為旗幟，世為海盜，劫掠官商船隻。至其曾孫輩 鄭連昌、鄭連福，已是新安一帶有名的海盜。鄭耀煌即鄭連福之子，由於排名第七，故以「鄭七」之名縱橫南中國海。

三人之中，鄭七畢竟「海盜傳家」，經營最善。 1795年鄭七與 黃大興、陳長發等其他小勢力「聚義」於江坪，建立自己根據地，規模不斷增強。 鄭七素以繼承國姓爺反清復明遺誌自居，在意識形態上吸引了大量林爽文餘黨加盟，其中不乏具有航海和軍事經驗的「專業海盜」，加上鄭七善於合縱連橫，結合各路力量，並逐漸發展出「海盜聯盟」的雛型。 數年間，號為「九路盟主」的鄭七，已儼然成為華南海域中最強的海盜。

之所以特別介紹鄭七的身世，是因為我們的主角張保仔，與鄭七及其「海盜聯盟」，有著重要的傳承關係。究竟這一「波瀾壯闊」的華南海盜，後來何以相繼將根據地從越南遷回廣東一帶？張保仔又是如何成為「海盜之王」？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自有分曉。

2016年新銳投資機構風雲榜：未來的紅杉在這里

來源: http://www.iheima.com/toplist/2016/0409/155102.shtml

Apple Pay入局 移动支付风云再起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603/t20160331_769518.htm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603/t20160331_769518.htm　移动支付线上场景已基本成熟，线下场景正成为多方抢夺的风口。支付宝和财付通以惯用的现金补贴方式， 借助扫码支付确立了移动支付线上线下的霸主地位。然而，随着Apple Pay入局，移动支付市场也迎来了重新洗牌的机遇，曾错失良机的银联能否借力打力，扳回一城？陈永谦/文

　　2016年2月18日，千呼万唤的Apple Pay在中国上线，果粉们的热情一度引发了一系统“塞车”—用户在添加关联卡时，出现了“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的状况。虽然对一向注重体验的苹果来说， 这不得不说是小小的败笔，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在中国所拥有的强大群众基础。作为银联对抗支付宝和财付通的最大利器，Apple Pay的成败，将决定未来中国移动支付市场，是走向三国鼎立还是维持两强争霸的局面。

　　支付宝、财付通两强相争

　　如果说Apple Pay在中国的面市，最为雀跃的是果粉，那最为忧心的自然是支付宝和财付通。

　　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自2014年起迎来高速发展。据艾瑞咨询统计，2014年这一市场交易规模增长近4倍，到2015年三季度已达到 24204.9亿元，同比增长64.3%（图1）。随着各大支付厂商加大力度开拓线下支付和O2O支付场景，该市场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2018 年交易规模有望超过18万亿元。

　　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家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拥有先入为主和应用场景众多的使用优势，财付通借助微信红包迅速成长，也已具备威胁支付宝的实力。 2016年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80.8亿次，是2015年的8倍，参与人数更是高达4.2亿，微信红包收发峰值达每秒40.9万个。另一 边，2015年红包大战中落后的支付宝则砸下2.69亿元重金拿下猴年春晚央视互动合作平台授权，春晚互动活动中的“咻一咻”总次数高达3245亿次，是 2015年春晚的29.5倍，峰值210亿次/分钟。

　　作为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拥有微信支付和QQ钱包这两个子产品。2005年4月正式上线的财付通，依靠QQ数亿用户量迅速在支付领域寻到 立足之地。然而，由于无法得到类似淘宝对支付宝的支持，财付通在线上支付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在移动支付领域耕耘多年但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5年 春节期间，借助微信红包的火热，财付通一夜之间积累上亿用户。再加上滴滴打车、大众点评等O2O场景的拓展，财付通开始具备叫板支付宝的能力。腾讯表示， 截至2015年9月，财付通旗下的微信支付和QQ钱包的账户总数已超过2亿。

　　支付宝成立于2004年，原本是作为淘宝为解决网络交易安全而设立的第三方支付担保机构，随着淘宝的壮大，支付宝逐渐成为中国各大电商平台在线 上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式，目前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为近千万小微商户提供支付服务。截至2015年6月底，支付宝的实名用户数量已超过4亿。 2015年“双十一”活动期间，支付宝共完成7.1亿笔支付，由此可见其江湖地位。

　　在覆盖绝大部分线上消费场景的同时，近年来支付宝大力拓展各种线下场景，包括餐饮、超市、便利店、出租车、公共交通等，打造基于不同场景的闭 环。2015年“双十二”活动中，支付宝推出线下扫码支付五折优惠，超过30万家线下商户参与到该活动，其中超市便利店3万家。隐约间，支付宝已成功把它 线上移动支付的优势转移到线下。

　　事实上，进入2015年，移动支付线上场景已基本成熟，线下移动支付正成为多方抢夺的风口，支付宝、财付通两家均通过重金补贴、借助扫码支付迅 速抢占大批移动端用户。随着扫码支付的盛行，各大主流大卖场、连锁便利店等商家均加入到扫码支付的盛宴。或许是为了共同培育用户的使用习惯，支付宝和财付 通对商家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要求，不少商家都可以同时采用两家的支付方式。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支付宝和财付通两家近乎垄断线下的移动支付市场。

　　银联反击战

　　对依然在实体店购物的消费者而言，如果不刷银行卡而是掏出手机付款，可以选择两种支付方式：扫二维码或是NFC刷POS机，该选择决定了这笔支 付的交易费用收费方和账户数据，同时也意味着线下移动支付的“蛋糕”如何切分。而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支付宝和财付通都已成为移动支付最大的受益者，银联 渐渐沦为支付领域的通道，不复传统支付渠道中的霸主地位。为了改变自身的尴尬处境，银联开始奋起反击。

　　易观智库发布的《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2015年三季度数据显示，在第三方支付市场互联网转接交易份额的排名中，支付宝、银联和财 付通分别以36.73%、34.94%、12.87%继续占据前三，共占据84.54%的市场份额。而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则凸显银联的尴尬地位：支 付宝以71.51%的市场占有率继续占据移动支付市场首位，财付通以15.99%位居第二，银联旗下的银联商务仅以0.49%的比例位居第八（图2）。

　　而在线下移动支付市场兴起之前，银联本拥有绝对优势。其早于2012年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闪付QuickPass”这一非接触式支付产品和应 用，带有银联“闪付QuickPass”标识的金融IC卡均具备小额快速支付功能。此后，银联还与中国移动合作，把“闪付”功能嵌入手机卡，用户在确认金 额后，只需将具备该功能的智能手机，贴近支持非接触式支付的POS机或ATM机上，采用“挥卡”的方式即可快速完成支付。

　　这一无密码、无签名的快捷支付方式，借助银联的渠道优势，本应毫无压力地垄断线下移动支付市场。然而时至今日，银联的“闪付”却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局面。

　　“闪付”出身名门却无人识，简单可归因为其背离了消费者对移动支付快捷便利的要求。“闪付”分为两种模式，脱机和联机模式。以脱机模式为例，虽 然刷卡消费的过程十分便捷，但存储款的过程却过于繁琐。用户首先必须为支持“闪付”的银行卡开通电子现金账户并充值（银行称为圈存），而存款的流程需要在 柜台或ATM机上才能完成，电子银行无法操作。此外，该账户的资金不记名、不挂失，这意味着一旦消费者丢失了银行卡，该卡对应账户中的现金余额将不复存 在。

　　移动互联时代，越是简单易用的应用越容易赢得消费者的认同，拥有先天优势但过于繁琐的存取款流程从根本上注定了“闪付”的结局。“闪付”面世 时，线下移动支付远未普及，支付宝只是在线上移动支付占据优势，而财付通在支付宝的光环下艰难存活，含金匙而生的“闪付”就此错失一统线下移动支付江山的 大好时机。

　　不过，银联显然是不愿意放弃线下移动支付这块大蛋糕的。2015年12月12日，卷土重来的银联宣布联合2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发布“云闪付”， 此外更是先后与苹果和三星达成合作协议，银联引领的各路Pay掀起反击支付宝和财付通的好戏拉开帷幕。假如各种Pay最终能取代支付宝和财付通在移动支付 中的地位，最大的受益者都将是背后的银联。

　　在传统支付体系下，消费者对应一个发卡行，发卡行给用户一个银行账户，线下商家对应一个收单行，收单行给商户开一个收单号。消费者通过POS机 刷卡，实际上是通过银联来交换信息，做差额核算。在这个过程中，每笔刷卡消费商家都要支付一笔手续费（费率从0-1.25%），通常手续费被切成三块，发 卡行得70%，收单行得20%，剩下的10%归银联所有。在这一体系下，银联无疑是“躺”着赚钱。

　　移动支付的盛行，实则是支付宝和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从银联和各大银行固有的大蛋糕中分食。以支付宝为例，消费者和用户都有一个支付宝账户， 每个支付宝账户后面同样连接支付宝在各个银行的账户。与传统支付体系不同，消费者用支付宝消费时，信息的交换和差额核算都在支付宝后台完成。整个交易环节 都在支付宝的闭环内完成，如果用于交易的POS机也是支付宝的产品，它甚至不需要跟银联和各大银行分成。而且，在支付宝上完成的交易数据，都直接发送到支 付宝的后台，银行的账单显示只有支付宝金额进出的数字，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消费数据本身就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在第三方移动支付体系下，银联的作用彻底沦 为支付宝等支付平台的出纳，丧失了在传统支付交易系统中的分成。

　　银联大力支持各种Pay加入到移动支付中的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Apple Pay在内的各种Pay本身并没有支付属性，在不同Pay上完成的每一次交易，实际上都还是在商家与用户绑定的银行账户中进行。同时，通过各种Pay完成 的消费交易，其消费数据都将发送至银联后台。假如各种Pay成功侵蚀支付宝和财付通在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银联最大的损失也不过是给Pay们适当的分成， 而它依然可以保持在该支付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Apple Pay：黑马来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某种意义上被银联当作枪使的各种Pay，对移动支付似乎并没有过大的野心。苹果曾表示，为了保护消费者的隐私，苹果不会通过 Apple Pay获得任何消费信息和个人信息，其CEO库克曾对媒体透露，“苹果不知道你买了什么，在哪买的，以及花了多少钱”。对于苹果来说，推动Apple Pay最主要的目的或许只有一个，即完善iPhone系列手机的功能系统以及增强用户黏性。

　　苹果在2014年的秋季发布会上，首次推出Apple Pay，这一基于近场通信技术（NFC）的手机支付功能于同年10月在美国上线。用户只需在iTunes账户中关联一张支持Apple Pay的银行卡即完成了支付前的设置。

　　Apple Pay同时支持线上和线下支付，线下支付时只需要将iPhone靠近具备NFC支付功能的POS机，同时将手指放在Touch ID即可。依靠苹果的超高人气，Apple Pay在美国上线72个小时内就获得100万张信用卡的绑定。

　　Apple Pay在美国上线后，苹果便积极谋求进入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与包括银联在内的多家银行机构进行谈判，不过由于利润分配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停滞。据市场 分析，由于苹果要求在Apple Pay完成的支付中分成0.15%，但银联认为该比例过高，不愿把过多的利润让给苹果，导致谈判失败。直到2015年底，苹果和银联才最终成功联手。 2016年2月18日，历时2个月的筹备， Apple Pay终于正式登陆中国市场，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后全球第五个开通Apple Pay服务的国家。

　　虽然姗姗来迟，但Apple Pay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远胜于美国，一上线便受到众多用户的青睐，由于注册人数太过火爆，苹果服务器在上线首日不堪重负，许多用户因此未能成功注册。尽 管如此，当天的绑卡数量也超过了3000万张。市场研究公司IDC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支持NFC功能的苹果手机用户数要低于7200万，由此可见 Apple Pay在中国的火热程度。

　　尽管支付宝和财富通凭借大量的现金补贴已成为用户在移动支付时的首选，但相比扫码支付，Apple Pay在安全性和便捷性上优势明显，这被业内视为其对抗支付宝和财付通最重要的利器。苹果设备并不会记录银行卡片信息，而将分配独有的设备账户号码，并启 动动态安全代码来处理付款，从而在安全性上优于支付宝和财付通。而且，在进行支付时，Apple Pay不需要WiFi和网络连接，支付过程仅需要2秒左右。

　　来势汹汹的Apple Pay不仅在中国市场上线首日就轻松崭获了千万级数量的用户、首批12家合作银行（另有7家即将推出），众多App商家也纷纷在第一时间更新软件支持 Apple Pay，大众点评、美团网、猫眼电影、神州专车等O2O商家当天即提供Apple Pay付款选项。不过，要想借此判断Apple Pay具备颠覆支付宝和财付通在移动支付领域地位的基因，还为时尚早。

　　Apple Pay在中国的前景或许可以参考它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美国市场调研机构凤凰营销国际（Phoenix Marketing International）2015年进行的一项市场调查显示，有47%的苹果支付用户曾遭遇过至少一次支付障碍，主要是由于NFC支付设备无法工作、 收款人员不熟悉操作等原因导致无法顺利完成支付。2015年9月底，全美有14%的苹果用户注册了Apple Pay，而在2015年2月份，这个数字为11%，半年多的时间里只增加了3%，增速相当缓慢。

　　市场普遍认为，Apple Pay在美国很难大规模推广，这是因为信用卡刷卡消费在美国十分普及和便捷，消费者并未觉得“刷手机“能够显著提升体验，因此没有进行尝试的动力。同样 的，中国消费者在“尝鲜”之后，是否具备充足地持续使用Apple Pay的动力，目前还不可知。不仅如此，Apple Pay在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甚至超过美国市场。

　　一方面，支付宝和财付通两家已基本瓜分了移动支付市场，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为了市场推广豪掷千金在所不惜，以现金补贴的 模式直接让消费者受益，从而达到快速占领市场的目的。而苹果擅长市场口碑营销，在真金白银的诱惑前，消费者转向Apple Pay的难度可想而知，而银联的市场推广力度也不如阿里巴巴和腾讯般财大气粗。

　　此外，Apple Pay采用的NFC方式也对其线下推广造成了一定困扰。据悉，目前中国市面上的POS机大部分是插卡和刷磁卡的，支持NFC的POS机只占1/3。市场预 计，银联全面更新线下POS机以支持NFC支付，将需要投入30亿-50亿元。在支付宝和财付通先入为主的背景下，时间成本将加大Apple Pay的竞争压力。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三星也将和苹果抢食，Samsung Pay也即将步入中国市场。Apple Pay上线当天，三星宣布将在2016年2月24日进行公测，上线进入倒计时。作为安卓手机阵营的代表，Samsung Pay的开通将帮助银联进一步扩大在移动支付市场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也将对苹果造成事实上的冲击—Samsung Pay不仅采用NFC方式，同时使用了MST（磁信号安全传输技术），这令其几乎支持市面上所有现存的POS机，使得其较Apple Pay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除此以外，中国本土的华为和联想等各自的Pay也蠢蠢欲动。

　　不管怎样，Apple Pay是银联用来收复移动支付失地的重要砝码。苹果和银联二度谈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苹果做出让步，另一方面也因为银联急需Apple Pay的入局来搅动支付宝和财付通在移动支付的垄断优势。不过，在易观智库金融行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总监马韬看来，由于微信、支付宝的客户群体太大，消费 者已习惯扫码支付，另外扫码支付的应用场景比起NFC模式来说更多、更方便，因此短期支付市场格局不会有大的影响。

　　国金证券传播与文化行业分析师张帅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支付宝和微信已经完成大部分的用户习惯培养，Apple Pay推出的意义更多在于加速整个移动支付市场的发展，加速商户受理环境的成熟。短期内对移动支付市场的格局影响不大，长期来看Apple Pay是银联对抗微信支付宝的利器。

　　银联欲借Apple Pay之威以“云闪付”的庞大阵容抗衡支付宝和财付通，未来移动支付市场究竟会是三国鼎立还是两强争霸，且拭目以待。　

台湾地区五大金控家族风云

http://www.xcf.cn/tt2/201401/t20140113_540999.htm'

范博宏 刘文琛/文 

　　从单独执业到许可混业经营，从民营资本不可染指金融业到五大金控家族的诞生，台湾地区在两次“金融改革”期 间，力推“大金企”概念，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元大马家与华南林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兼并扩张，成为金融业新霸主。从五大金控家族 壮大过程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为民营资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提高了企业的市占率，但政商关系的博弈风险亦在所难免。那些未能保持底线的企业 家，家族声誉及百年基业双双受损。

　　2013年2月，台湾元大集团前董事长马志玲，因为背信及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被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判处7年4个月的刑期。2013年 5月，台湾望族辜家第四代接班人、中信金控前副董事长辜仲谅因为“红火案”被判处9年8个月的重刑。辜仲谅之弟、掌控开发金控的辜仲莹也在同一时期因金鼎 证券购并弊案被判刑4个月。这些台湾地区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落马，究其原因，令人咋舌。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推动了两次“金融改革”，誓言 要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台湾金融体系”。但事与愿违，两次“金融改革”并未显著提升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反倒沦为其敛财工具，甚至被外界称为“骗局一 场”。而台湾金控家族在“金改”时期收获滚滚红利，现在却有部分核心人物身陷勾结贪腐官员的不当行径中，更落得锒铛入狱、名誉扫地。

　　动荡年代一向是机会主义者的年代。20世纪初，移居至台湾地区的各个家族开始经营生意，他们通过姻亲关系、政治及商业联盟，同时以家族企业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且强有力的关系网，逐渐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家族集团，旗下生意几乎涵盖各个行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金融业却是少数还未被各大世家占据的处女地，也是众民营资本虎视眈眈的一个领域。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台湾 两次“金融改革”期间，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华南林家与元大马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扩张，成功突围，成就在台湾金融业的新霸权。随 着规模的急遽扩张，在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十家企业中，金融控股公司占到了其中的9家。2011年，根据《天下》杂志的统计，台湾地区以“新五大家族”为首 的十大家族财团共掌握了13大金融和商业集团，旗下共有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6万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股市总市值的1/4；另外，“新五大家族” 旗下总共不过数百家企业，但其营业收入总和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足见其在台湾产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布斯》2013台湾地区50富豪榜也 由上述财阀家族牢牢把持着（表1），富邦蔡家的蔡万才家族以85亿美元资产高居榜单第2位；系出国泰蔡家的蔡宏图兄弟与蔡镇宇则分别以29亿、21亿美元 居榜单第12、14位；新光吴东进家族以19亿美元资产位列第15位；板桥林明成家族以11.2亿美元占据第31位；而鹿港辜家的和信辜成允家族与中信辜 家虽经历分家之殇，但仍分别以14.4亿和8.75亿美元身家双双进入榜单，分列第24和38位（表1）。

　　然而，经历了两次“改革”的台湾金融业长期绩效依旧不佳，国际化程度低下，社会各界无不摇头叹息。台湾“金融改革”与五大金控家族的故事，非常值得研究。

　　台湾地区两次“金融改革”

　　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地区，金融业一直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其中的三大基础产业为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在台湾地区原有“法律”的规定下，三者独立经营，不能互相控股。

　　1980年以前，台湾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管控，当局只允许建立公营银行，称为“公股银行”。直到1980年以后，台湾地区戒严令取消，台湾“财 政部”才开始提出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解除利率管制和推动外汇市场自由化来振兴金融业。在证券业方面，台湾当局大幅放宽了资本管制并解除了 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此前门可罗雀的台湾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变得车水马龙，日均成交量从1982年的1.3亿元新台币增长到1989年的256亿元新台 币，7年间翻了近200倍。在银行业方面，两项主要改革措施是：1989年“银行法”第41条对于银行存款与放款利率管制的取消，以及1991年核准15 家新银行的设立（在1992年变成16家）。前者使得银行可以自由控制存贷款产品的价格，后者则意味着台湾银行业的正式开放。此后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数量 剧增，但同质化程度却非常高，过分依赖存贷息差作为回报，导致银行业的杀价竞争，净资产报酬率由20.79%的高峰降至3.61%，同时资产报酬率由 0.9%的平均水准跌至0.26%；逾期放款比率却危险地由1995年底的2.88%增加到2001年第一季度的8.28%。高逾放比及低回报都表明，台 湾前期“金融改革”存在着明显缺陷，同时阻碍了本土银行家的资本积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次“金融改革”（2001-2004年）。由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一次金改”始于2001年。当时， 台湾经济出现衰退，借款户财产缩水、财务吃紧，导致金融机构授信风险提高，进而影响到银行债权及资产质量。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数量繁多，规模及市场占 有率都偏低（表2），影响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及整体竞争力。为应对这些问题，自2000年底以来，台湾当局陆续通过了包括“金融机构合并法”及“金融控股公 司法”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案，以帮助金融市场完善法制基础。随后，在2001年6月，陈水扁“政府”正式推动“金融改革”（在台湾地区称为“一次金 改”），成立了“行政院金融改革专案小组”，目标旨在帮助金融业公司（特别是公股公司）改善体质：容许银行、证券及保险在内的三种金融事业联合经营，并希 望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之下，通过并购提升企业活力，改善整体产业业绩。

　　当时，陈水扁“政府”提出了“二五八目标”，即台湾当局以除弊为主轴，为金融机构提供首年免税的支持，以达成两年内金融机构逾放比率降到5%以 下、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的目标。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各家占有的市场份额都相当小，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后，中小金融机构竞争变得困难，金控 家族便开始想尽办法并购实力良好但经营出现困难的金融机构，希望自己“做大做强”，在并购潮中分享“政策”红利。

　　第二次“金融改革”（2004-2008年）。2004年，陈水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再次接受体制外 “经济顾问小组”的建议，开始推动二次“金改”，旨在促进金融机构的合并，期望能够创造出领导性银行，提升台湾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次“金改”提出四大 目标：在2005年前在台湾内部新成立三家金融机构，其市场占有率必须达到10%以上；公股金融机构数目减半，由12家缩减到6家；在2005年底以前， 台湾地区14家金控公司数目要减半；至少有一家金控公司要由国际资本来经营或者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市。依据台湾“金管会”的主张，台湾地区至少需要三家市 占率高的领导性银行，来产生价格领导机制，实现理性定价，以结束十余年来的割颈竞争。再者，引进外资持有并经营一家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可提升台湾银行业的 经营管理水平。

　　由于台湾地区的经济比重以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业便偏向“小而多”的模式发展。因此，二次“金改”追求“大金企”的概念，希望既解决行业内的恶性 竞争，同时也能加快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建立起以台湾为总部的国际金融企业。在这一“政策”目标下，各金融企业加快了并购活动以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 “生还者名单”之外，但多次大型并购案却带来了股价负面波动的结果。同时，由于“政策”目标希望公股金融机构能够释放经营权，而公股与执政党的关系非常紧 密，政商关系便成为了各金融家族在并购公股机构时所依赖的重要杠杆。

　　五大家族的并购大战

　　在两次“金融改革”中，台湾企业家积极争夺民营和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五大金控家族也不例外，他们在两次“金改”期间共提出了19项并购案，在为企业带来更广泛的金融业务的同时也提升了市场占有率（表3）。

　　然而，并购也未必为企业带来利益，当中不少争议与弊端招致公众反感，导致市场担心并购案的“不确定风险”（表3）。由于长久以来，台湾地区政商 关系非常密切，同时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初步开放阶段，这意味着民营企业能够借政商手腕取得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假若要探讨各金控家族在“金融改革”的并购 当中所获得的利益，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如何透过本人或家族与政治团体“搭线”，进而占得先机，或是从中牟利。

　　国泰与富邦蔡家—以小吃大

　　国泰蔡万霖家和富邦蔡万才家本为一家，1979年分家后，蔡万霖以所分得的国泰人寿为基础，成立了国泰人寿集团，后更名为霖园集团，但业务仍然 以“国泰”命名。经过了蔡万霖和儿子蔡宏图两代的苦心经营，国泰蔡家在“金融改革”以前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企业家族。2001年“金融改革”的号角吹响以 后，蔡宏图开始筹组国泰金融控股公司（2882.TW；下称国泰金控），期望在这个新开放的市场拔得头筹，树立霖园集团的“国泰”旗帜。2001年，国泰 人寿的营收与利润各占集团93%及86%，显见当时国泰尚缺乏银行与证券类业务。为改变这一现状，蔡宏图决定利用“金改”的机遇拓宽业务，以扭转国泰过分 依赖保险业务的不利局面。

　　同出蔡家的富邦金控（2881.TW），在分家以后也积极拓展自己在台湾地区的金融业务。蔡万才分家时获得国泰产物保险，并在1992年将其更 名为富邦产物保险，与国泰一样以保险业务作为核心。蔡万才的儿子蔡明忠明白，自家集团的弱点在于市场份额低，虽然在产物保险是龙头，但寿险业务的市占率远 低于国泰人寿的37%。因此，在出任董事长一职后，蔡明忠便积极寻找方法，希望在保险业务之外的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然而1998年，蔡明忠与弟弟蔡明兴 却因为遭遇台湾地区的“地雷股风暴”，导致富邦集团该年度出现近百亿元新台币的巨额亏损。2000年，蔡明忠与花旗银行结成联盟，以230亿元新台币的价 格卖出富邦集团15%的股权，并且换得花旗投信与花旗人寿的业务并购。由此，富邦金控重塑实力，应对即将来临的公股释权和金融业并购潮。《福布斯》杂志曾 以“花旗集团的秘密武器”为封面标题，来称许蔡明忠与蔡明兴兄弟，这也是台湾金融家首次登上《福布斯》封面。

　　在第一次“金改”中，蔡家两大掌门人蔡宏图和蔡明忠发生了一次为外界所瞩目的对阵。2002年8月，霖园集团宣布国泰银行并入公股控制的世华银 行，由于二者规模差距较大，这起并购因此成为了“金改时期”以小吃大并购案的代表。不过，这宗收购的焦点不只在于收购价值巨大，而在于民营资本并购官股金 融机构时，当中所涉及的手段及利益关系。其实，在2001年间，富邦蔡家已布局世华银行多时，不但已取得世华银行两席董事，并花上百亿元新台币买进近 15%的股权；国泰蔡家不但只有一席董事，股权也只有一成左右。但蹊跷的是，最终国泰蔡家却反而得手。2008年国民党重新主政。2009年，台湾“最高 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开始侦办富邦、国泰两大家族的相关案件。他们的调查显示，陈水扁在第一次“大选”时获国泰蔡家“赞助”新台币1 亿元，当上“总统”后又“援例办理”，自2001年至2004年，每年都以选举名义，要求蔡宏图赞助1亿元新台币，前后共接受了国泰4亿元新台币的现金。 而富邦金控在陈水扁首度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时，只赞助了1500万元新台币，相较于国泰蔡家，“两集团给付的金钱相去悬殊”。在这样的“交情”下，当蔡 宏图与蔡明忠双双表达入主世华银行之意时，陈水扁直接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庸三，表示支持国泰并购世华，还要人传话给原本较具优势的富邦蔡家，要求富 邦蔡家放手。

　　与国泰蔡家不一样，虽然蔡明忠是陈水扁的同窗，父亲蔡万才也支持陈水扁，与民进党关系密切，但蔡明忠却没有一边倒地向绿营押宝。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明忠是国民党“连友会”的发起人，并多次在媒体访问当中强调自己是“蓝绿组合”。

　　2002年对公股台北银行的并购取得成功就是富邦蔡家“风险分散”政商关系得法的明证。当时，台北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共有80家分行，因此吸引 到国泰金控、公股开发金控（2883.TW）、元大京华证券集团（2885.TW）马家及中信金控（2891.TW）辜家的争相竞逐，但最后却为规模资产 远不及台北银行的富邦取得并购权。由于台北银行的控制权在并购之前主要掌握在台北“市府”手中，而当时的“市长”正是蓝营国民党的马英九，因此与蓝营沟通 在所难免。据同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实秋的说法，当时台北银行高层在言语中透露台北银行要并入富邦金控，而且允诺国民党“议员”，如果支持合并案，蔡 明忠愿意赞助数千万元新台币作为政治献金。显然，政治介入帮助蔡明忠得到了台北银行。

　　这两宗并购案清楚地显示，在台湾地区金控家族形成过程中，政商杠杆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过，虽然并购台北银行后富邦金控一跃成为大台北地区的银行业龙头，但由于公股与民营企业间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台北银行的旧员工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企业士气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新光与台新吴家—专业并购

　　新光金控（2888.TW）与台新金控（2887.TW）本同属新光企业集团吴家，分别由吴家第二代吴东进和吴东亮经营掌控。1986年经过家 庭会议后，新光集团的家族事业被交于吴东进，为分家埋下了种子。到了1997年，吴家兄弟陆续脱手对方所负责公司的股份，以便理清兄弟之间的财产，被外界 视为分家。2002年，由于管理风格不一加之关系紧张，兄弟两人决定各自成立金控公司，与其他金控家族一争高下。

　　长子吴东进在分家时得到的家业最多，主掌新光人寿、大台北瓦斯、财团法人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等4家企业体，财力雄厚。但由于吴东进成立的新光金 控的本行是保险业，为进一步扩展金融业务，新光金控分别于2004年及2005年对民营的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提出并购计划。这两项并购案的成功，尤其是后 者，帮助新光金控迅速扩张了金融版图：其银行分行规模由37家一跃上升至108家，信用卡持卡人数合计逾156万人，资产更迅速增加到逾1.2万亿元新台 币，成为了寿险与银行业务并驾齐驱的金控集团，规模仅次于国泰金控。

　　吴东进在“金改”中得以成功并购联信银行及诚泰银行，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人物—林诚一。林诚一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是陈水扁的学弟，两人早在 大学时期便交情匪浅。后来，林诚一成为诚泰银行的董事长，积极资助陈水扁的“竞选”活动，并借出价值20亿元新台币的土地作为其“竞选”总部，被视为陈水 扁团队的中坚分子。其后他又以诚泰银行的名义发行“台湾之子”信用卡。根据台湾“检方”的调查，在吴东进并购的前夕，林诚一向陈水扁捐出1亿元新台币的政 治献金。据台湾《商业周刊》的分析，吴东进有意并购诚泰，在陈水扁的压力下，林诚一才决定出售诚泰银行以换得更大利益。在并购以后，林诚一被吴东进留任， 委任为新光金控的名誉董事长。2006年，林诚一更被“政府”委任为官股开发金控的董事长。

　　新光吴家在两次“金改”的6年间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金改”期间，吴东进曾面临重大财政困难。当时，新光人寿提拨巨额保险责任准备金，造成股 价大跌，而后又因科技股泡沫危机出现单月大亏25亿元新台币的困境。吴东进清楚，市占率只有9%的新光人寿无法与市场份额占37%的国泰人寿相抗衡，因此 选择了“专业并购”的方案—在相对封闭的银行业针对“小而美，大而好”的银行进行并购。最后，随着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并购案的成功，加上吴东进并未涉及有 关政商关系的弊案，市场对新光金控恢复正面期望，在一次“金改”以后相对于台湾加权指数股价都优于大市。

　　台湾商业家族大都奉行“长子继承制”，以致作为三子的吴东亮并没有在分家之中继承到新光集团的“金鸡”人寿业务，但他分到的台新银行后来在台湾 金融业却雄霸一方。1990年初，台新银行应银行业开放“政策”而成立，却是最后一家拿到牌照。没有政商人脉，也没有供应不断的资金，台新在成立初期以规 模小、表现差、逾放比较高而“闻名”，成绩在大台北地区垫底。一次“金改”前夕，其仍处于不利形势，2001年台新银行的纯利率只有4.06%，远低于行 业平均值的16.96%。

　　江湖中“金改”的风声此起彼落，吴东亮明白，如果再不改善台新银行的状况，在金融业开放中就会被对手吞噬；加上台新吴家旗下只有乏善可陈的银行 和证券业务，因此其也开始进行“专业并购”，与具有广泛同质性的大安银行进行洽商。吴东亮希望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改善经营，并在“金改”落实后共同成立金 控公司。2002年，台新银行成功并购大安银行，经营及获利能力也迅速改善，纯利率飙升至16.3%。另外，得益于吴东亮本人及其管理团队的专业管理理 念，台新银行在两年间便蜕变成台湾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2004年吴东亮在银行业再下一城，成功并购业务相似的新竹十信，在二次“金改”前扩大了事业版 图，台新银行分行数量增加到101家，台新金控的资本额更达到9.9 万亿元新台币的新高。

　　经过两次与中小型银行的合并，并配合二次“金改”“公股释出”的目标，吴东亮将台新金控的并购方向转向大型公股银行，以打造台湾第一民营银行。 当时市面上与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并称为“省属三商银”的彰化银行因为超贷太多、财务不稳健，于2005年6月决定发行占总股份比例22.5%的特别股。除 了台新金控、富邦金控、兆丰金控、开发金控等本土机构以外，新加坡淡马锡也参与了投标，其中淡马锡更聘请“双摩”（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和台湾地区各大 重量级经理人加入，担任财务顾问。令人意外的是，台新金控最后赢得了彰化银行的特别股竞标，成为其最大股东，随后更把股权比例提高到32.5%，根据两次 “金改”后的“金融法”将彰化银行正式列为子公司。这一过程看似顺利，却是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合并问题的开始。在台新金控成功竞标彰银特别股后，资本市场 都认为标价太高，又适逢台湾金融业的“双卡风暴”，台新金控原本制定的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的计划无奈搁浅，最后不得不依靠美国新桥投资和日本野村 控股共同注资310亿元新台币渡过难关。但如此一来，台新金控的外资持股比率一下子剧增到45%，为日后的治理问题埋下地雷。

　　毋庸置疑，吴东亮凭借魄力及野心带领台新金控达到历史高位，但缺乏政商背景成其软肋，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的合并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即使在 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后，也没有得到“财政部”、“金管会”和公股对合并的同意。台湾“政务次长”曾铭宗公开宣称：“如果同意这项整并案，将严重违背大 众利益。”从中标日起计，台新金控的月累积超额回报率半年下跌了约60%，这反映出公众及市场对台新金控并购未能取得成功的失望。难怪2013年6月股东 会时，吴东亮坦言：“彰银问题是拖累台新金股价长期因素，也是‘我们心里的痛’。”

　　台新吴家在并购彰化银行一事中可谓“前门失火，后门有贼”，不但并购遥遥无期，更因动用大量资本，引来了占45%股权的外资，倘若外资瞬间撤 离，台新金控便岌岌可危。这也再一次证明，在政商关系紧密的地方，“政策”红利的获得是需要一定的政商手腕作为支持的，否则并购可能成为企业的灾难。幸 好，由于新光与台新吴家都实行“专业并购”，只并购体质良好、业务相关度高的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两家金控公司在刚开放的市场中立足。

　　台湾中信辜家—并购致声誉遭受重创

　　2003年，正积极于一次“金改”中拓展领地的辜家发生了“达裕开发公司跳票事件”，辜濂松选择与癌症复发的叔父辜振甫“宁静分家”，正式把中信辜家定性为金融事业家族，与辜振甫一支、和信的生产事业完全分割开来（详见2013年11月号本专栏文章）。

　　虽然手持和信金控的叔父辜振甫带有明显的深蓝政治色彩，但中信辜濂松及其长子辜仲谅却与李登辉和陈水扁非常亲密。一次“金改”开始后，辜仲谅洞 悉先机顺利取得金控公司牌照，成立中信金控，将中信保经、中信证券、中信保全纳入其中，建立起金融业大象企业。与其他金控家族一样，中信金控也积极寻求并 购，并于2003年以195.7亿元新台币并购万通商业银行全部股权。值得玩味的是，辜仲谅在得知台湾“财政部”已不愿意再发出银行分行执照的情况下，认 为收购万通的综合效益相当高；舆论却指出，万通银行盈利能力堪忧，且并购案中涉及大量政商手段，由此带来“不确定风险”。事实证明，并购后中信金控的纯利 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ROE）分别急降12%和10%，股价表现也不及大市。

　　并购会为企业带来规模，却不一定带来收益。“金融改革”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并购，辜仲谅却在并购中遭受重创。然而在看到富邦金控与台新金控都积极 并购公股银行后，辜仲谅决定带领中信金控成为台湾最大的金控企业。2004年中信金控再次出手，购并长期亏损的公股凤山信用合作社，并公开宣布要买进兆丰 金控10%股权，但为了避免收购成本因消息外流而上升，中信金控在“政府”核准前，就借子公司中信银行以逾3.9亿美元购买了巴克莱银行发行的结构债，同 时委任自己控制的顾问公司要求调整结构性债券的投资标的，从而购买兆丰金控3.97%的股份。此外，为了令公股妥协，辜仲谅将1000万美元作为政治献金 汇入了陈水扁家族的海外账户，而在此之前陈水扁已经收下了辜仲谅2.9亿元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年“特侦组”开始对这宗全台 湾最大的金控并购案进行调查，发现中信金控的几位高管出现内线交易和背信的违法行为。原来，辜仲谅在宣布并购后，又经由子公司红火赎回这些结构债，其中获 利3047万美元（约新台币10亿元），辜仲谅与妹夫陈俊哲共同侵占了其中的3亿元新台币。不愿面对司法的辜仲谅马上躲到日本，著名的“红火案”由此而 来。2007年，辜仲谅终于回台接受审判，直到2013年，“法院”二审判处其9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在此案仍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上诉中。政商关系 帮助辜仲谅拿下了“金改”以后的桥头堡，却让他与家族的百年声誉蒙尘。

　　至于中信辜家二子辜仲莹，未能继承到中信金控，却在一次“金改”时获取了本属国民党党产的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2883.TW，下称“开发金 控”）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这成为了中信辜家的第二道财脉。在2002年前，开发金控表面上是民营企业，但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离开了权力核心的国民 党打算出售业绩不佳的党产股权，以确保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为选举经费。而辜仲莹在2004年通过台湾中国人寿与台湾中信证券，大举加码收购市场上开发金控 的股权，并在最后拿下了其经营权。这一举动无疑帮助国民党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但令陈水扁大为不悦。后来在前“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的主导下，开发金控公股 明确规定，辜家董事席位不可过半，以此消弱辜家与国民党的影响力。

　　雄心壮志的辜仲莹在成为开发金控的总经理后，想要一口气拿下国民党的另一党产—中央投资旗下的复华金控。其时，另一金控家族元大金控马志玲也希 望将复华金控收归自己名下。原本辜仲莹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无论在财务还是管理经验上，辜仲莹掌管的开发金控都略胜一筹。据国民党党部透露，国民党其实已经 和辜家签约，但因为陈水扁“总统府”的介入，最后被元大马家抢下复华金控。如此看来，辜仲莹很有可能在开发金控收购案中得罪了“总统府”；也有分析指出， 元大马家也运用了相当的政治手腕讨好陈水扁。时移势易，2007年前后陈水扁“内阁”改组，蔡英文下台换上了邱义仁，变成了对辜仲莹有利的政商形势。辜仲 莹运用各种管道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砝码，并在“府院”高层的力挺之下，令“财政部”从不许中信董事席位过半，退让到中信董事席位不超过2/3的门槛。不 过，这些都还无法让辜家满足。最后中信辜家拿下八名董事、二名独董、二名监察人的绝对优势席次；相比之下，公股仅取得四董事一独董一监察，中信集团不论从 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取得了2/3以上的席次，正式取得了开发金控的控制权。2013年6月，开发金控进行11席董事改选，公股只剩下以台湾银行为代表的 最后一个董事席位，公股对开发金控的控制已是名存实亡。

　　2005年10月，开发金控与旗下子公司宣布已购入占金鼎证券总股量16.15%的普通股，成为第二大股东，目标是吞下金鼎证券，将其在证券业 的市占率从2.2%提升为4.2%。当时市场也颇为看好这一行动，开发金控在公布并购后累积超额回报率节节上升，相对于台证指数15日内增长8%。

　　不过，被并购方金鼎证券对开发金控的行动非常不满，甚至发出“恶意并购”的警告表明会进行“反收购”，并制定了多项策略，规划与环华证金、第一 金证券、远东证券进行四合一合并案，以稀释开发金控对金鼎证券的控股比例。然而开发金控得知这项讯息后，为求顺利入主金鼎证券，采取了诸多违法操作，当中 更滥用政商手腕以达到并购目的，例如，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强制公开收购的规定，利用开发国际、大华证券等开发金旗下公司，向环华证金股东取得环华证金 20%以上的股权。2009年“台北地检署”侦办开发金控并购金鼎证券一案，认定辜仲莹和开发金控策略长等4人违反“金控法”，涉及内线交易，从中牟取暴 利，当中辜仲莹从开发金控中获利1.4亿元新台币。同年辜仲莹又被“特侦组”查出在2004年入主开发金控期间，协助陈水扁之妻吴淑珍洗钱5400万元新 台币，以换取公股对董事局席位的退让。最后辜仲莹被判解除其开发金控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并命开发金控改派其他自然人代表接替其银行董事职务。虽然辜仲谅及 辜仲莹两人都正在对案件提出上诉，但“特侦组”的证据及“法院”两次审判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中信辜家拥有深厚而庞大的政商关系 网，兄弟两人在“金改政策”目标的掩护下滥用政商关系，对企业作出违法的恶意并购，结果引火烧身。

　　元大马家—“金改”中的黑马

　　与其他家族金控的本行不同，元大马家的马志玲是从证券业发家。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买卖股票成为全民运动，马志玲抓紧机会建立自己的证券公司。 2004年初，一次“金改”渐入尾声，各金融集团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金控公司，有些甚至已经达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并购。到了2005年，马志玲得知当局不 会再发出金控牌照，而自己手上仍然一无所获后，心急如焚。如前文所述，复华金控的并购权本来是由辜家二少的开发金控所有。然而券商龙头元大马志玲，不单算 盘打得精，同时深谙弯腰之道，在短时间内成功地从辜仲莹手中把复华金控抢到手，也与剑拔弩张的复华金控大股东握手言和，从而避开了一场流血大战。

　　2004年，马志玲的元大京华金控开始在市场上买进复华金控股份，正式打响了复华金控的并购战。复华金控当时的股权结构相当微妙：国民党中央投 资公司持股近20%、公股台湾银行与土地银行共持股14%，民进党上台后党股与公股各吹各的号，再加上元大马家的进场，三股势力并驾齐驱。2003年底， 陈水扁“竞选”连任，当时他和民进党锁定国民党党产的议题穷追猛打，“行政院”为此还成立了“政党不当党产归还政府专案小组”，借行政力量对国民党施压。 而国民党为了摆脱政治困境，同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秘密地谋求脱手党产，当中业绩不佳的复华金控正是首选。元大马家得知中信辜家二少辜仲莹暗中表 示有意购买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便马上布局希望抢到手。在大家争相抢夺党产的形势下，如此复杂的一笔交易，陈水扁成为了当中的重要角色，马家巴结第一家庭 不可避免。2009年，台北“法院”在审理二次“金改”弊案时各证人和盘托出整件收购案的秘密。元大马家当时有两大布局，可谓十分周全。首先，没有既定政 党背景的马志玲利用民进党“立法委员”作为重要管道，以“打击党产”为名，软硬兼施，透过内部关系干预国民党出售自家党产的决定，导致辜家与国民党的交易 最终功败垂成。另一方面，元大马家掌握秘密谈判的进度，确定了出手的时间和力度。马志玲在得知辜家已经跟国民党签约以后，请妻子杜丽萍直接前往玉山官邸提 供政治献金，要求陈水扁和吴淑珍的支持。2006年6月，马志玲宣布元大京华与复华金控合并。同年9月，元大在复华金控的董事会改选中，一口气取得2/3 的董事席位，确定了元大京华证券与复华金控的合并案。

　　马志玲的政商手腕在元大收购后的董事长人选确定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马志玲当时向媒体宣布，由台湾前“财政部长”、“驻WTO代表”颜庆 章，代表元大角逐复华金控董事长，而非他本人。这招“以退为进”，其实是出于马志玲的精心计划。颜庆章是台湾当局属意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的人选，在政治层 面，他具有平衡政党与大股东势力的作用；在经营层面，14家金控执照出自当年担任“财长”的颜庆章之手，请来拥有充分政商地位的他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一 职，对元大马家的加分作用不言而喻。

　　后来政党权力交替，马志玲与扁家已经建立的政商关系开始失效，“特侦组”也开始对当中的政商弊案进行调查。陈水扁涉及的二次“金改”“元大并复 华案”三审判处陈水扁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8年，并处罚金1亿元新台币，当中马志玲涉及的两亿元新台币政治献金被追缴没收。与此同时，“检方”查出， 马志玲夫妇误导旗下上市公司元京证券，大量买进旗下元大投信股票，将元大的结构债损失转嫁给元京证券，因此被控“背信罪”，二审重判7年4个月，更指出当 中可能涉及了更多的政治弊案，此案目前仍在上诉当中。

　　政商运作为马志玲在“金改”期间带来了重大利益。但马志玲在当中涉及的弊案也令元大马家的声誉蒙上阴影。

　　华南林家—百年基业立足不成

　　板桥林家也是台湾传统五大家族之一，他们从满清时代开始便拥有众多土地及雄厚的政商资源。今天，林家第七代嫡系单传林明成掌管华南金控，希望以 金融事业拓展林家家族企业的另一番景象。然而林明成脚下站着的，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华南金控虽然资产规模大、却深深受制于官股；虽然资格老，但却守成有余 变革不足。较之其他家族，华南林家更为保守，是带着“守业”的心态来经营金控业务。

　　林明成的父亲林熊征创办台湾华南银行时，与第一银行和彰化银行合称为“省属三商银”，由此可知华南银行公股的本质，林家也必须与国民党保持良好 关系才能夯实基石。林明成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政权交替以前，与蓝营关系亲密自然能够带来先机。1998年华南金控举行董事选举， 官股与民股的席次比例为9比6；到了“金改”的前夕，政商关系帮助林明成获得连任，官股与民股的董事席次比例更悄悄变成8比7，意味着华南金控董事权争夺 战即将上演。但在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以后，形势发生变化，要保持同样的政商关系需要向民进党靠拢。林明成便铺路宴请“总统府机要秘书”马永成，开始搭 起与绿营的关系。随着关系的深入，林明成逐渐变成民进党台湾智库的幕后大金主，成功使得公股点头同意其担任华南银行董事长。上任后，林明成颇具野心地想要 缩减公股数量，从而取得真正的经营权。

　　“金融改革”执行后，华南银行率先获得台湾“财政部”批准，成立华南金控，业务急速扩张。2003年公股第一金控公开“对外招亲”，林明成看准 时机，希望赢得同属公营企业的第一金控，认为合并后将会成为台湾最大金控，同时两者皆是“同父同母”的企业，合并难度也不会很高。第一金控属台湾“财政 部”所有，当时董事长谢寿夫和“财政部长”林全对这宗合并企划案，尤其对于林明成的野心，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第一金控未来很有可能会与华南金控一 样，慢慢变成林家膝下的金脉，因此积极反对林明成对第一金控的合并计划。

　　合并案的失败使林明成更专注于华南金控的发展，也更加坚定了其获得华南金控实质经营权的决心，但这意味着他必须要与官股再次进行大战。林明成清 楚，要取得经营权就必须获得更多股权持有人的支持，新光吴家便是他认为第一个可以与之合作的家族。新光与华南金控渊源颇深：新光吴家是华南金控的原始股 东，吴东进夫人许娴娴长期以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身份担任华南金控董事，吴东进的长女吴欣盈又嫁给了林明成的儿子林知延，吴家与林家可谓亲上加亲，于是， 新光吴家手上持有的华南金控股权便成为林明成的筹码。然而新光吴家加上林家所持有的华南金控权股未能达25%的并购法定下限，而公股却占33%的股权。

　　2013年华南金控董事席位争夺战的前夕，台湾“财政部”高层与林明成协商达成和解共识，公布“公民股”双方“不打仗”，林明成同意不争取华南 金控的董事席位的大多数，同时让出董事长一职，退居华南金控副董事长继续参与经营，但仍然兼任华南银行的董事长。时至今天，作为最大民股股东的林明成还是 无法取得华南金控的主要控制权，将多年经营的华南金控并入林家资产仍是一个不知何时能实现的希望。

　　台湾“金融改革”发人深省之处

　　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正紧锣密鼓推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述，中国内地未来要“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 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国内地成立的民营银行数目可能会急速上升，有如台湾地区一次“金改”前民营银行林立的情况。如果政府同时开放利率 市场，根据台湾地区的经验，存贷利差在竞争下将会缩窄，从而引发银行同业的激烈竞争，乃至逾放率急速膨胀的情况。因此，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或可借鉴台湾地 区的经验教训，为未来金改中的一些风险做足准备。

　　过去台湾地区金融机构资产品质不佳，普遍存在逾放比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足等问题。自国民党“执政”时代开始，到陈水扁首个“任期”内，“政府” 都将“金融改革”列为重点之一。台湾的一次“金改”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银行体质，不过鉴于金控公司和银行数量仍然过多、规模也无法与跨国金融机构相比， 陈水扁在第二“任期”内，推动了二次“金改”。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以陈水扁为代表的贪腐官员主导的“金融改革”并没有提升金融业的良性竞争，仅为对金融业 虎视耽耽的商业家族们带来了契机。台湾地区金控家族以政商手腕与政党连结，为自己企业带来金控公司的经营权，赚取了丰厚的“柜底利润”，各个家族迅速以兼 并公营企业和党产手段取得台湾金融市场的寡占权，建立起金融家族王国。然而，在台营运的外商银行分行数目却由2001年的44家减至2008年的38家， 至今只剩下36家。由此可见，两次“金融改革”并未给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带来积极作用，相反，寡头垄断市场与官商关系的密切性使得外资望而却步，最终减慢 了台湾地区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众多研究也指出，跨国企业对有金融弊案发生的地区都是抱着非常负面的态度。

　　事实上，五大家族发起的诸多金融并购，平均而言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正面评价。自2004年9月二次“金改”迄今，台湾地区共发生了48宗金融并购 案，但综合来看“金融改革”引起的并购案好坏参半，这些并购事件首度曝光前后15日的累计异常回报率趋近于零（图1）。另外，长期而言，五大家族主导的金 融事业业绩表现更是良莠不齐。从2002年一次“金改”到今年，五大家族的月累计股票异常回报率平均也趋近于零（图2），与先前购并宣布时市场的反应非常 一致。

　　我们看到，台湾这五大家族企业为了获得“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依靠本身的政商关系进行集团式并购，虽然长期绩效各异，但总体而言对台 湾的金融业没有显著的提升助力，这当中一是因为缺乏职业竞争优势，二是被收购原官营银行员工的官僚文化难以融入家族文化，三是因为台湾政治斗争造成了官股 与家族股权之间的抗衡斗法。这些教训都十分值得借鉴。

　　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可以为民营资本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为一些公司带来更高的市占率，但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下，最后取得金融牌照或并购银行业务的 资本是不是最有经济效益的经营者，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来，答案不是肯定的。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作为工具 但也可能伤害自己。在政策红利的诱惑下，企业家运用政商关系时必须保持底线，这样无论在金融改革的路程上成功与否，也能实现家族企业的永续经营，捍卫家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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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427/1554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