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衛東 文中海油首席能源研究員chenweidong.blog.caixin.com12月15日,阿聯酋石油部長說:“ 即使石油價格跌到40美元一桶,歐佩克也沒必要改變維持產量的決定。”這一句話,WTI 價格(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跌到了55美元/ 桶,比6月接近110美元/ 桶的價格幾近腰斬。而市場沒有看到石油價格止跌回升的趨勢。與其他商品一樣,石油價格也遵循基本價格規律。供大於需,價格下跌,需大於供價格上升。現在供給沒有下降的趨勢。沙特、俄羅斯、美國和中國是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和俄羅斯每天生產原油超過1000萬桶(約5億噸/ 年)。近幾年美國因緻密油等非常規油氣生產能力大幅提升,石油產量已近1000萬桶/ 日。中國產量雖然只有每天400萬桶,但已穩定維持了近20年。四國石油產量超過世界的三分之一,消費總量也在三分之一左右。沙特和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國,中國和美國是最大石油進口國,石油升跌起伏與四國的生產消費密切相關。過去五年全球石油增量一半來自美國。同時過去十年,石油消費增量一半來自中國。在改變石油供需基本面方面,中美兩國是最大推動者。過去中國作為生產者改變了世界,現在中國正以消費者的能量在改變世界。中國今天在石油市場上是有“話語權”的,只是我們還不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有分析師說作為石油第二大進口國的中國是最大受惠者,石油購買成本大減。鏡子的另一面是俄羅斯。中國每天約進口600萬桶石油,俄羅斯出口大概也這麼多,中國進口降低的成本,等於俄羅斯出口減少的收入。但這不是雙方談下來的(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石油不多, 談判強度也不夠),而是全球石油供給充裕消費降低,加上全球能源轉型、技術進步和能源效率提高的結果。美國政府反複強調政府對成百上千家石油公司的生產沒有影響力。北卡羅萊納州是美國主要的緻密油生產基地,目前每桶油成本為42美元,盡管WTI 跌破每桶60美元, 離成本價還有段距離。EIA 新近發表的預測稱,即使新開鑽油井數量已經減少,但已經形成的產量還在增長,明年產量比今年還會增加15萬桶每日。俄羅斯每天生產1000萬桶原油,三分之二出口。出口石油每桶超過27美元以上的部分幾乎全是聯邦政府的收入,27美元以下則歸俄羅斯石油公司。也就是說即使油價跌到每桶30美元,俄羅斯石油公司出口石油的收入也不會減少,因此它對石油價格不敏感。而普京很在乎石油價格,每下跌1美元,俄羅斯聯邦政府每天就少收入600萬美元。梅德傑耶夫總理說油價下跌這幾個月俄羅斯少收入了1000多億美元,加上美歐制裁的損失,俄羅斯經濟很受傷。普京必須面對收入減少、資金外逃、盧布貶值等諸多挑戰。可以預期,俄羅斯不僅不會減少石油產量,反而有增加石油出口的動機。沙特堅持不減產也可以理解, 在整體供大於求的狀況下,減產不僅不能提升油價反而是損失自家市場份額。四個產油大國中,中國的石油產量最低成本最高,中國的原油不參加全球石油貿易,但中國很難作出關井減產的決定,不僅事關將來油井重啓的成本——有些油井一關可能再也恢複不了生產,還可能涉及成千上萬職工的直接收入。中美是石油進口大國,降價總體利大於弊,是受益者。沙特、俄羅斯是最大石油出口國, 經濟壓力很大。相比之下,俄羅斯更急於讓油價止跌回升。但普京能做的有限,除非突發事件導致石油供給中斷,比如主要石油管道爆炸,某產油國發生動亂出口暫停,否則近期油價仍有下行壓力。石油價格波動有周期性,價格下跌投資減少,導致未來石油產量下降,從而推動再次上升。將來這種周期性還會存在,但波峰波谷起伏的落差不會有上個周期(2000-2009年)那麼激烈。中國需求是上個周期價格上漲最大的動力因素,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中國已不再具備過去十年的那種衝擊能量了。誰來接替中國成為下一輪強勁的石油價格推手?印度嗎?還很有待觀察。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油價起落大概十年一輪,此次油價下跌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技術上石油的替代品出現了。想象下比特斯拉電池強125倍的電池是什麼概念?原來自重1500公斤的電池將只有200公斤。到時電動汽車將迅速普及, 實現對內燃機汽車的替代,亦即電力對石油的替代。我認為,下一個能源革命的突破口是儲能技術突破。但可再生能源技術革命需要巨大投資,低油價會減少相關投入,從而減緩傳統能源替代產品的出現。歐佩克決策者們也許有意無意地要通過降低石油價格以減緩新能源投資,延長石油使用壽命。如是,低油價將在較長時間延續。很難預測下一輪技術革命何時發生,但我相信其技術發展會是幾何指數形式的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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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中以來,以美元計價的國際油價跌約50%。全球央行合作的金融機構國際清算銀行(BIS)昨日公布分析稱,除了石油生產和消費變化產生的供需平衡變化,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的投機等因素也是油價暴跌的推手。
BIS對比1996年、2008年和去年以來的三輪油價大跌認為,本輪暴跌期間,石油供需並未明顯超出預期,產油量接近預期,消費量略低於預期,所以供需平衡受影響不能作為油價暴跌令人信服的解釋。
BIS分析指出,近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不減產的決定是油價“下跌的關鍵因素”,但其他因素可能激化了油價跌勢。這些因素包括期貨市場預期轉變和石油業近幾年負債增加。其分析稱:
“油價的巨大跌幅和每日價格的波動幅度令人想起金融資產的特質。和其他金融資產一樣,油價是因期貨市場預期的變化而波動。”
“在(石油業)高負債的背景下,油價下跌削弱了產油商資產負債表(的健康),使信貸吃緊,可能激化了因拋售石油資產導致的油價下跌。”
以下左圖展示了1996年、2008年和本輪油價暴跌的油價(紅點)、石油生產(紫)和消費(藍)變化。以下右圖展示了美元計價的能源業流通債券(紅線)和流通債券總額(藍線)變化。
對於BIS上述對石油期貨波動推動油價下跌的判斷,英國《金融時報》 報道認為,這會增加對大宗商品市場“金融化”的爭議,此前業內已有質疑,投資者、大銀行和對沖基金是否在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背後起了太大作用。
上述報道指出,布倫特原油和WTI原油的期貨合約與現貨的交易量相差太遠。很多交易者稱,油價取決於石油期貨的供需。經紀商PVM數據顯示,2005年,每日石油期貨交易量為全球需求的3.4倍,2014年年末升至17倍。
BIS的上述分析還提到,產油商越來越依賴大宗商品互換交易者對沖風險也可能影響了油價。
“在波動率增加和利用杠桿的公司資產負債表緊張時”,這類交易者可能“不那麽願意向產油公司出售”保護石油價格的互換合約。
BIS認為,油價波動意味著交易者的表現可能是親周期的,無論金融市場是否更動蕩,都會削減持倉。於是,希望對沖營業收入下降的產油商就直接轉向衍生品市場,可能因此影響了最近的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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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9 TWM | ||
二○一一年之前,台達電給外界的印象只停留在零組件製造廠,如今,它更是節能、環保的象徵。為這家老牌公司重新妝點的人是她——台達電品牌長郭珊珊。她的目標是要讓大家談起台達電,就想到節能。 撰文‧周品均 「這裡要再多加一塊板子,把視線區隔,不要讓參觀者一眼就看穿……。」留著一頭短髮,說起話來輕聲細語、不疾不徐,走在空曠的空軍司令部舊址園區,稍嫌突兀的身影,她是台達電品牌長郭珊珊。 她逐一檢視每個細節,因為台達電選在二二八假期前於空軍司令部這個特別的園區,上演一場結合環保與科技的「水逐跡」特展,在缺水時節教育民眾節水的重要性。 這些年,台達電變得不一樣了,做展覽成了他們對外溝通的一種方式,「水逐跡」便是如此。「四年前,如果我們跟人家說台達電是一個品牌公司,一定沒有人認同,但珊珊來了之後,慢慢的,外界開始認同,台達電是一個品牌公司。」說話的是台達電發言人周志宏,他在台達電超過十年的時間,親身見證這個變化的發生。 台達電是四十四年的老牌公司,從電視零組件製造起家,到稱霸全球電源供應器市場,冰冷的科技公司要來向民眾傳達珍惜水資源,怎麼也連不上,中間最重要的執行製作人,就是郭珊珊。 對內:把共同語言找出來 學3M同時行銷母、子品牌這一切的開頭,要從四年前說起。二○一○年,擔任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的郭珊珊,因緣際會結識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原先只是去聊一聊的她,等意會過來時,人已經坐在台達電內湖總部,與時任台達電副董事長的海英俊、品牌長鄭平做最後的面試。 「那時候,我其實不大知道能幫台達電做什麼,心裡只想著,好不容易把台積電那些半導體的專有名詞記熟、看懂,現在又要到新的公司,」做品牌的人,必須是最了解公司的人,這樣才知道到底要賣給消費者的是什麼,郭珊珊自然深諳這個道理,「所以,我很怕沒辦法消化這麼多新技術。」那是鄭平開口邀她來台達電工作後,面對轉換跑道,她心中最深沉的憂慮。可是,鄭平卻用一句話,徹底打動了她:「我們公司每個人都懂技術,不缺你一個懂技術的。」於是,郭珊珊從台達電品牌管理處資深處長做起,成了鄭平的左右手,「當時我的位置就坐在他(鄭平)旁邊,有了新想法、不確定是否能執行時,隨時可以問他的意見。」○八年金融海嘯後,台達電面臨成立以來最大的危機,營收、獲利雙雙衰退,轉型建立品牌成了所有人的共識,而鄭平正是台達電第一任品牌長。 為了學習品牌是怎麼一回事,鄭崇華帶著一票高階主管向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拜師,就連已逝的前明基副董事長王文璨,也曾是他們的導師。 只是,談品牌容易,實作才難。「我剛進台達電時,整個公司都在談品牌,但每個人對品牌的想法都不一樣。」郭珊珊回憶,那時台達電內部對於品牌的定義仍懵懵懂懂,她得先建立共同語言。 從定義什麼是建立品牌、台達電想建立怎麼樣的品牌,到框出品牌工作的權責範圍,一切都得從頭打根基。就連外人看了都頭疼的台達電產品線,郭珊珊也重新分類,「以前,台達電產品線只有兩種分類方式,既有產品事業群、新事業群,那到底哪些產品是既有的,哪些是新的?」後來,歸類出電源及零組件、能源管理與智能綠生活三大清晰範疇。 郭珊珊還舉國際大廠為例,「台達電要做的,是像奇異、IBM將所有產品線以同樣的品牌銷售?還是像蘋果、三星這樣,在響亮品牌的框架下,依照不同功能命名產品,例如三星之下的GALAXY系列?」為了抓到所有台達電主管的想法,郭珊珊一一詢問,找出共識,「後來我們釐清了,台達電想做的是像3M,既有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如賣行動電源的Innergie、投影機的Vivitek,又有自家的工業母品牌——台達電。」終於,他們有了共同語言。 對外:把展覽變成一場秀 移植樹屋、陽光小學概念 做完對內溝通後,郭珊珊雕琢台達電的這套劇本總算有了明確架構,但要如何改變外界的看法,認同台達電就是一個品牌?她得開始讓台達電不只有歷史、有靈魂,還要有溫度。 一○年,全球品牌價值調查機構Interbrand才開始在台灣做品牌鑑價,那一年,沒有台達電的份,「因為我們連參賽資格都沒有,想報名參加品牌鑑價,對方卻反問,台達電是一個品牌嗎?」那時郭珊珊剛到任,就帶著初步整理的台達電品牌資料去和對方談。 「我只想傳達一件事,不是只有消費性品牌才叫品牌。」隔年,台達電終於有了參賽資格,不只擠進台灣前二十大品牌,Interbrand估計台達電的品牌價值約四十億元。 空有品牌價值的數字,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是,在外界眼中,台達電是怎樣的品牌,而每年固定的國際大展Computex、CES,就成了郭珊珊把台達電重塑品牌形象的重要舞台。 「一個品牌要被相信、被接受,讓外界都認識你,那麼這個品牌要先會做自我介紹。」郭珊珊的作法很大膽,她顛覆過去展覽只是秀出產品規格、功能,而是把展覽變成一場秀,不只把樹屋搬進展場,也在展場呈現陽光小學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還要巧妙地融入投影機、電源管理等產品,傳遞台達電的節能價值觀之際,也能展現產品的效能。 郭珊珊就舉了一個小故事,有一年,台達電要展出口袋型投影機Qumi,「過去,他們會把每個顏色的投影機都擺在展場,像是要告訴大家,台達電可以做出這麼多顏色,有這麼多選擇哦。」郭珊珊反向思考,這款口袋型投影機的特性是小小一台,卻能投放出九十吋的影像。「所以,我只擺一台,但要讓它投放到最大。」同事恍然大悟,這才是台達電要告訴消費者的,也是消費者應該知道的。 「品牌是價值觀的溝通,B2B品牌的作法沒有道理和B2C不一樣,因為做決定的都是人啊!」郭珊珊說,台達電本來就是很有理念的公司,「節能、環保、永續、愛地球」,這些都是鄭崇華所堅持,也為海英俊和鄭平認同,而她要做的,只是把這個理念傳出去,「除了讓消費者知道(台達電的理念),也要讓他們認同。」就連施振榮也對台達電的品牌之路給予肯定,他說:「品牌最重要的是定位,而台達電已經跨出好的第一步。」 眉角:把術語翻成白話文 消費者感動,才會改變行為郭珊珊形容,她就像是「翻譯官」,把一個又一個艱澀難懂的專業術語,逐字逐句地轉換成一般人能聽懂的白話文。她一方面要用展覽來對外溝通,傳遞台達電想要告訴民眾的話,一方面又要趁展覽時,展現台達電的所有產品。 我們趁機考她,光是投影機這個產品線,台達電就有多少款產品?沒想到她反問,「你要問的是高功率的投影機、個人用的口袋型投影機,還是教學用的投影機?」站在「水逐跡」展場,每個展區要傳遞的概念,郭珊珊如數家珍,每一部投影機,每一款台達電的產品,她都倒背如流,還能馬上當起產品經理,講解產品的功能與規格。 台達電正式轉型品牌已有四年時間,現已搖身一變為名列前茅的B2B品牌公司,不只在Interbrand的一四年台灣國際品牌鑑價排名從第十七名進步到第十三名,品牌價值也提升了二四%,達到一.七億美元(約五十一億元新台幣),是進步最快的企業。 品牌打下漂亮一仗,郭珊珊自然是關鍵人物,不過她不改謙遜本性,把功勞都留給鄭平。如果郭珊珊是這齣戲的執行製作,負責盯緊所有的細節,那麼在她背後,更重要的人就是鄭平,「因為鄭平才是真正的導演。」郭珊珊說,而他們還要繼續為台達電說更多的故事。 郭珊珊 出生:1965年 現職:台達電品牌長 經歷: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行銷傳播碩士、 台大外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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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美國人如何改變日本電子業巨人索尼(Sony)的故事。 今年二月初剛落幕的台北電玩展,展期內賣得最好的商品,不是現在最夯的手機遊戲虛擬寶物,也不是線上遊戲點數卡,而是索尼的新世代電玩主機PS4(Play Station 4),四天熱賣約新台幣五千萬元。 他,不算正式員工毛遂自薦揪硬體設計缺點 PS4不只在台灣熱賣,上市約一年三個月,它在全球已賣出逾一千八百五十萬台,是去年全球銷量僅次於iPhone6的電子產品,比微軟新世代電玩主機XBOX ONE、任天堂主機Wii U加起來的銷售量還多。 根據索尼今年二月初公布的去年第三季財報,生產銷售PS4的索尼電腦娛樂,營業利益達二百七十六億日圓,已是獲利能力第二高的事業群,勝過手機與電視等事業,成為集團金雞母。 PS4勝出的兩大關鍵,在於它降低了遊戲開發的成本,而且性能價格比高。而一手把它打造出來的靈魂人物,卻是一位金髮碧眼、而且不是索尼正式員工的美國人。他就是賽尼(Mark Cerny)。 今年五十一歲的賽尼,是電玩遊戲界傳奇人物,曾被美遊戲設計界最權威學會 AIAS(互動藝術與科學學會)主席,譽為「現代最接近達文西的人」。十七歲進入遊戲界,開發過許多經典遊戲,從一九九○年代初就與索尼合作,提供PS系列主機的軟硬體開發建議,但直到PS4,他才第一次主導整台主機的硬體設計。 「當時我主動問吉田先生(索尼電腦娛樂全球工作室總裁吉田修平):你覺得讓我接下PS4的硬體開發,會是個好主意嗎?」賽尼接受《商業周刊》越洋獨家專訪時透露,二○○八年,他為了確保索尼下個世代的主機,能有對遊戲開發者友善的架構,因此毛遂自薦,由他來領導PS4的硬體設計。 索尼上一代遊戲主機PS3,初期不僅輸給對手微軟,更被任天堂的Wii嚴重瓜分市場,原因之一就是PS3的硬體開發架構,對遊戲開發者極不友善。 當時索尼與IBM合作,砸下數百萬美元,開發出一個有別於電腦、也有別於其他主機的特殊硬體規格,但卻讓遊戲開發變得困難,也連帶使PS3初期能玩到的遊戲少許多。「過去,開發商只要花兩到六個月的時間,就能開發出基礎的遊戲繪圖引擎,但PS3時,卻得花至少一年。」賽尼點出索尼上一代主機的缺點。 他,打破機密原則從外部理解遊戲開發需求 過去索尼對主機的開發過程與規格制定,一切由索尼說了算,「以前,主機開發的過程通常是高度機密。」賽尼表示。遊戲開發商往往等到主機架構底定,才配合開發遊戲,PS3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 但現在消費者選擇主機,卻是看能不能在上面玩到好遊戲。資策會MIC分析師李易鴻觀察,遊戲主機商在電玩產業中的影響力已式微,但遊戲開發商的影響力則越來越大。 這次打造PS4,賽尼採用有別於以往的哲學︱︱傾聽遊戲開發者的需求。他把遊戲開發者放在核心位置,從PS4開發初期,便找來十六個索尼外部的遊戲開發團隊,了解他們對於開發遊戲的硬體需求,從是否該配置成本較高、但能方便遊戲開發的記憶體、到遙控手把上應該有什麼功能,都是他們討論的範圍。 他,主張開放試玩依使用者回饋再修改遊戲 最終,賽尼打造出一台對索尼來說成本較高,但卻能滿足遊戲開發者需求的主機。這不但意味著索尼放棄以往PS3的架構,也意味著過去在電玩界雄霸一方的索尼,願意開始傾聽他人需求。「這是索尼第一次在主機設計初期,便有開放式的討論,也是遊戲主機界第一次這樣嘗試。」賽尼表示。 注重使用者需求,其實是賽尼一直以來的風格。過去,遊戲開發商往往將遊戲開發到三、四成後,才邀請玩家試玩,修改方向,但賽尼卻是在正式開發遊戲前,便將遊戲中最有趣的元素做成試玩版,交給玩家測試,再依據回饋來開發遊戲。「這幾年大家才在談使用者經驗,但他從一九九五年就提出這套方法。」李易鴻觀察。 讓一個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非正式員工,領導新世代產品的硬體開發,並捨棄原先已投資數百萬美元的設計。這對向來強調科層作業、民族性強的日本企業來說,彷彿天方夜譚。但賽尼憑著把「(遊戲)開發者(Creator)」置於核心的信念,完成了這個任務,也讓大家看見索尼這個日本電子業巨人,隨時代做出的改變。 以一代遊戲主機生命週期至少五年來看,目前PS4跟微軟的XBOX ONE,最後誰能坐上王位,目前還未有定論。但從PS4目前的成功,卻讓人們看見,願意傾聽使用者的需求,捨棄不必要的堅持,最後終能得到市場的擁抱。 【延伸閱讀】史上最暢銷!PS4僅9個月就達標—索尼歷代遊戲機銷售千萬台時間 賣出1,000萬台 ˙PS開賣後2年 ˙PS3開賣後13個月 ˙PS2開賣後1年 ˙PS4開賣後9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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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洲民:我不信台北做不到 撰文‧鄧麗萍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市政白皮書」,主張公辦都更及社會住宅,而這兩項最棘手的政策,交付給一位重要推手,他就是都發局局長林洲民。 為了勘察和敲定公辦都更與社會住宅基地,上任僅一百天,林洲民的足跡已踏遍台北十二個行政區的老舊住宅,且一再重返,就連當地住戶都已認得他,碰面時會親切地和他打招呼。 三月二十八日周六下午,一身輕便裝扮的林洲民,再次來到萬華區南機場公寓勘察。這裡是半世紀以來,台北南區被公開遺忘、亟待改善的社區,通常是選舉時,才有人來關注它。過去,市政府是有幾次派人視察,寫成報告,放到書架上,從此又塵封了。 林洲民還記得,一九八三年他出國到美國紐約念書之前,曾到南機場公寓做攝影紀錄。沒想到,過了三十年,這裡仍原地不動。雖然位於台北市的精華區,南機場公寓卻像一本「違章建築的百科全書」。 「一定要面對它!」 看不下去蘭州國宅、南機場公寓爛品質「這些都是求生存當中的不得已。這是全台灣人的共業。」林洲民感慨說,南機場特殊的六角形旋轉樓梯,當年是台北最時髦的公寓,如今卻沒落到只有瓦斯桶、沒有瓦斯管的老舊社區;六層樓高的住宅,沒有電梯,住戶卻大多是年老長者。 「台北作為首善之都,不應該有這種品質的集合住宅,讓人看了不忍,一定要面對它。」於是,三天後,林洲民又來到南機場,主持公辦都更的公聽會。現場來了三、四百人,他親上火線,聆聽當地住戶的心聲,坐了整整三小時。 公辦都市更新(編按:該地區具有大面積公有土地或有阻礙都市發展、影響公共安全須急迫改善的特性,由政府主動推行都更)的推行曠日廢時,首先要處理的就是複雜的利益分配。林洲民直言,唯有親身站在現場,才能體會到,要改善南機場公寓,不僅須花費很大的心力,更需要超強的EQ,才能進行協調溝通、整合和推動都更。 「老實講,如果我只是輕鬆地去南機場夜市榕樹下的百元快炒吃個消夜,多愉快啊。」雖然他如此打趣著說,但出任都發局局長後,他卻選擇面對和執行兩大最困難的政策—公辦都更和社會住宅。 不僅如此,一向被視為都更最困難的南機場公寓,以及被喻為「台北市貧民窟」的大同區蘭州國宅,也優先納入公辦都更的規畫。對他來說,把這兩件事做好的成就感,遠超過設計台北一○一大樓。 為推動社會住宅,面對捷運聯開宅管委會代表強烈反對,他忍不住在臉書上直言:「台北人瘋了嗎?!怎麼會有可以負擔全額支付房價的人(他們應該自我欣慰)抗議暫時支付折扣租金的人(他們不應該自覺渺小)成為他們的鄰居!」雖然「自私的台北人」言論引發波瀾,但他未因此退縮,持續帶領團隊規畫更多公共住宅。 「我要開闢30個戰場」 八年內要蓋五萬戶社會住宅「我們現在的目標是,開闢三十個戰場。」林洲民堅定地道出,台北市要在四年內達成二萬五千戶、八年五萬戶社會住宅,「好地蓋好宅,一天都不能等」。 林洲民的辦公室有一面牆,貼著巨大的台北市地圖,上面有各色標記,標誌著一個個改造計畫。他還把原本的辦公桌撤掉,換上長型工作桌,擺放著各種開發案模型以及建築草圖。改造台北市的決心,一覽無遺。 曾在美國工作十二年,是貝聿銘聯合建築事務所建築師的林洲民,被柯文哲形容為「浪漫的局長」,其實,他早有豐富公共工程經驗,包括二二八紀念公園、台灣博物館景觀改善工程,都出自他手。 蓄著及肩長髮,穿著隨興的林洲民,渾身藝術家特質,和西裝筆挺的官場有些違和感。當他名字出現在首波台北市局處首長名單時,就被視為柯文哲團隊的一個亮點。 回想當時,林洲民說,他在選前即被徵詢,但仍未點頭。在縣市長投票日當日,林洲民早上八點投完票,十點就搭飛機到紐約,準備重新啟動他在紐約建築師事務所的運作。到達紐約時,他打開手機,已是開票之後的十二個小時。 當時,越洋電話不斷打來,最後他決定取消所有的行程,提前返回台北。五十九歲的他,相信柯文哲「改變台北」的理念,毅然放棄美國籍,投入公部門,站上另一個人生舞台。 林洲民是國內少數能夠在六年內連獲六個美國紐約建築師協會年度設計獎的建築師,也是唯一得過三次德國iF傳達設計獎金獎的人,是台灣建築界在國際獲獎的常勝軍。 但對他而言,當建築師是在一個既定舞台上表演,他更想做的是,創造一個很大的舞台,跟大家一起表演。「和大家一起讓台北的公共環境變得更好,是我很感興趣的挑戰。」從建築界跨入公部門,林洲民的感想是,在私人事務所,把事情做好是天經地義;在公部門要把事情做好,挑戰非常大。他說,「我很尊敬負責把事情做好的公務員,因為體制使然,在公部門要把事情做好,不容易。」柯文哲上任百日,都發局同事利用公餘之暇製作的「二○五○年台北大改造」影片,引發外界矚目。影片中,闡述了都發局的三大平行工作軸線,包括公共住宅、公辦都更、以及台北二○五○年願景。 「這是集體成就的事業!」歸功都發局千人團隊,打造宜居台北「這是一個集體成就的事業。」林洲民坦言,帶領都發局的千人局處,還有很長的學習過程,「我很幸運,有個很重要的工作夥伴,就是林欽榮副市長。」他形容,林欽榮有地方和中央的豐富歷練,為二○五○年台北的架構和願景「準備了一輩子」,而打造宜居的台北,林欽榮帶領的經建小組,六個局處缺一不可。 許多人對於台北市計畫在八年蓋五萬戶社會住宅的目標,仍抱著懷疑和觀望,負責推動這項計畫的林洲民,卻顯得意志堅定。「我一輩子念書做事,不相信理想國的境界只存在課本和論文裡。我看到世界上許多大城市的確有類似的願景被實現,所以我不相信台北做不到。」去年十二月底上任以來,他就沒休過假,連春節假期也自費到歐洲五座城市,考察社會住宅和都市營造,他笑說,「其實我用特殊材料做的。」上任屆滿百天,對林洲民來說,這一百天內,他釐清了所有問題的來源,「真正的工作要開始了。」 林洲民 出生:1955年 現職: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局長 經歷: 美國紐約Moshe Safdie & Associates設計師、Araldo Cossutta & Associates 設計師、貝聿銘聯合建築事務所建築師,在台灣主持仲觀設計顧問公司、仲觀聯合建築事務所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淡江大學建築系這批青年軍, 是林洲民都更的最好幫手 周六下午3點,有一群年輕人仍窩在台北市政府西南區九樓的小小辦公室,與滿桌的建築草圖和模型為伍。他們隸屬都發局底下的「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董事長是副市長林欽榮,執行長為林洲民。 這個年輕團隊,涵蓋法律、財務、建築、規畫以及社會服務等專業,裝備完整,準備迎戰艱難的任務,負責實施公辦都更和社會住宅的計畫,堪稱「青年居住正義復仇者聯盟」。 都市更新推動中心目前新聘的23人,今年初以公開海選的方式徵才,吸引逾200人應徵。除了來自台灣的面試者之外,還有海外留學和工作的台灣年輕人,在日本東京、中國北京、蘇州、法國巴黎等地,以視訊方式進行口試,也有人從美國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專程回台北面試。 「我全程參與,看到了一群頭戴光圈,兩眼發光,走路有風的台北小孩!」面對這些年輕的工作夥伴,林洲民信心滿滿,「這些新朋友,他們很厲害的,和市府團隊一樣厲害!」林洲民和團隊的工作夥伴們有基本共識,就是「先做難做的,把難做的做到最好」。未來,林洲民表示,都市更新推動中心還會再繼續招人,「人數無上限,看工作量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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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讓全家便利商店股價、營收和獲利,攀上新高的全家便利商店(以下簡稱全家)新任會長潘進丁,卸下董座棒子後接受《商業周刊》專訪,談起二十七年來全家和7-Eleven的競爭,淡定的說,「我不認為我們是老二,比較像是跑一場速度很快的馬拉松。」
潘進丁說,因為全家起步已晚對手十年,若安於當老二,一定會被老大的聲量淹沒掉,如同當年同時起步的安賓(ampm)、福客多等,後來都相繼被市場淘汰掉了,全家還能存活,是因為不斷出招,「只有這樣,同仁們才能看到超越老大的希望!」
失敗,不代表全盤皆錯不做不會錯,最怕大家因此不出手
他的招是什麼?「犯錯」領導學!
潘進丁說,失敗不代表「全盤皆錯」,之前全家曾經賣手機大虧,吃掉當年獲利的十分之一;經過檢討,改變物流模式、降低庫存風險後,前陣子全家開賣華碩智慧型手機就十分成功,「一般公司早究責了,但我們並沒因為曾經失敗,就不敢再嘗試在便利商店賣手機的可能。」他強調。
正因為潘進丁重視犯錯所帶來的寶貴經驗,帶著戰功坐大位的人事晉升法則,從來不是全家的管理邏輯。
甚至,犯的錯越大,官升得越高,這是全家內部升官的潛規則,「所以,(前副總經理) 葉榮廷以前賣手機虧了一屁股,這回就升董事長了!」全家執行副總吳勝福說。
潘進丁說,他帶團隊,最怕大家因害怕失敗、擔心獲利難看,不敢出手。「因為你只要不做,當然就不會出錯!」如果這樣的企業文化形成,不用期待全家有挑戰老大的企圖心。
出頭,光靠業績還不夠有縝密邏輯,才能帶組織打勝仗
在國內流通業界,潘進丁一向總給人善談趨勢、形象溫和的印象。「他是警官出身,個性很保守。」義美食品董事長高志尚這樣形容。但,這只是一面。
對內,他治軍嚴謹,面對下屬,總有一連串咄咄逼人的問題。
「老闆會一直挑戰你提案的風險,新主管常被問到冷汗直流。」問起潘進丁帶出來的高階主管們,大家異口同聲,一定會提起自己在過去剛當上主管時,是如何被老闆犀利的問題,問到難以招架。
和潘進丁曾經共事二十六年的吳勝福說,能在全家存活下來的主管,都要有本事和老闆「過招」。
他舉例,先前他曾提案出版旅遊誌,潘進丁要求從成本、庫存、到打算擺在櫃台的哪邊賣、為何非得自己出版不可等,一連串理由都要交代清楚,「直到所有可能風險和對應做法,是否都已考慮周詳,才肯罷休。」他說。
全家主管都知道,如果想要讓潘進丁看重你的能力,光靠業績,是不夠的,還要有縝密的邏輯力。因為,業績的起落只是一時的,只有思考力,才能讓組織連續打勝仗。
創新,先把犯錯當養分寧願道歉,也不將員工「斬首示眾」
但是,如果思慮清楚,行動力十足,最後卻犯了錯,潘進丁非但不會把犯錯的人拉出去「斬首示眾」,反而站在第一線,幫同仁化解錯誤造成後的殘局。
例如全家的點子王王啟丞在二○○五年因銷售芋頭酥所犯下的大錯,讓消費者無法在中秋節送出,導致客訴不斷。為此,時任董事長的潘進丁,罕見在一年一度的加盟商大會上,親自向加盟主道歉。
這等於是向全家全體員工宣示,別怕犯錯,因為犯錯是創新最重要的養分。
「人家不是都說,一勝九敗嗎?」他常鼓勵犯錯的主管,致勝的創新絕無可能一步到位。但,也有他無法原諒的錯誤。「如果犯了錯,卻不把問題實際狀況說清楚,有所隱瞞,沒有誠信的話,這就比較不能夠原諒,」潘進丁說。
為鼓勵創新,潘進丁曾說:「路上如果有石頭,搬走也在所不惜。」全家新任董事長葉榮廷的解讀是,潘進丁是要讓每個人不怕失敗,就等於沒有「石頭」了。潘進 丁強調創新精神也是漸進式的,如同這場跑了二十七年的馬拉松,從被對手甩得遠遠的,如今終於大幅縮短距離,交出棒子後,這場賽局還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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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何佩珊 在國際股權群募金額頻頻創高的火熱氣氛下,台灣的股權群募平台也在七月十二日正式上路,成為亞洲區第二個啟動股權群募的國家。不過相比啟用速度,台灣未來能否在成功籌資的規模和數量上領先,真正成為企業推手,更是關注焦點。 從太陽花學運、太白粉路跑、割闌尾計畫,到近期的台大學生募資登山事件,群眾募資登台三年多,對多數台灣人而言已經不陌生。 但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在行政院、金管會和相關業者奔走下,股權群募辦法也已經在七月十二日正式上路。現在就連股權都可以群眾募資了! 簡單來講,股權群募的本質和目前大家知道的群眾募資相同,都是藉由網路集眾人之力完成目標,只是過去募資成功後,提案者只能以商品、講座等方式回饋,而現 在則是可以提供有價的公司股權。在國際上,中國最大叫車平台「滴滴打車」、英國知名酒廠BrewDog等,都是股權群募的受益者。 資訊透明 偏向賣方市場國際研究機構Massolution指出,全球股權式群眾募資的募資金額在二○一四年已經達到十一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三百四十四億元),年增率高達一八二%,顯見市場正快速成長。 群募顧問公司貝?放大執行長林大涵指出:「(股權群募)最大的好處是節省(企業和創投)交易和估值的時間,營造出一個偏向賣方的市場。」提案方可在平台上 明訂要釋出多少股份,用什麼規則、賣多少錢,投資者要做的就是決定是否參與,以及要參與多少。同時,藉由這樣半公開的平台,也可以減少投資掮客的出沒。 此外,群募平台群募貝果執行長陳威光認為,新創公司可藉此增加曝光度,同時藉由募資人氣吸引更多天使和創投注意,甚至作為談判籌碼。 而且適用股權群募的企業類型相當廣泛,除了比較常見的科技新創公司,陳威光指出,規模較小的文創型創業、農業型創業,一般都很難爭取銀行貸款或創投關注,這時就可以考慮透過股權群募平台募資。 又或者,如果一家台中知名飲料連鎖店想要到其他縣市擴點,或是經營多年的小工廠想擴大生產線等,也很適合這樣的募資管道。而且這類公司已有多年營運紀錄和獲利,不僅比新創公司更容易得到投資者信任,可被期待的股利也會是吸引投資者的一大誘因。 創投公會祕書長蘇拾忠認為,相比於台灣過去非常狹窄的募資管道,現在股權群募上路可以說滿足了台灣更多層次、更多面向的募資需求。 然而,各界對於台灣成為亞洲領先推出股權群募辦法的積極度雖給予高度肯定,從實際動作來看,卻似乎少了點信心。如一路促成股權群募上路的台灣最大群募平台flying V,就不在首波平台申請者之列。 flying V執行長鄭光廷不諱言,法規出台是一回事,整個社會有沒有準備好才是重點,「我們一定會參與股權群募,但我認為現在時機還不成熟。」之初創投共同創辦人詹 益鑑也直言:「這件事值得做也應該做,但此時此刻台灣是否有這個空間?可能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或許從台灣為股權群募訂下的規則可看出端倪:一家公司一 年的募資上限為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而一般投資人對單一公司的投資上限為五萬元,對單一平台投資上限為十萬元。 林大涵話說得直接,「一千五百萬元就注定了一家公司的估值。那種讓人家覺得看起來好像很興奮、估值幾億元、未來會成為『獨角獸』(指估值超過十億美元的新創公司)的那種公司,就不可能出現在這個平台上面。」目前台灣的股權群募平台恐怕缺少強大誘因。 須耐心等待新創公司成長 另一大顧慮是,股權群募平台和台灣多數投資人較熟悉的股市或基金市場不同。在股權群募平台提案的新創企業可能才剛起步,而投資人要期待一家新創公司開始獲利,甚至是上市,很可能會是數年,甚至是超過十年以上的等待。 一般投資人是不是有跟著新創公司一起成長的心理準備?陳威光相信,「這樣的投資觀念是需要一點時間去教育。」同樣地,對提案者來說,股權群募確實可以解決 不少籌資麻煩,但陳威光提醒,「所有籌資都有成本」,就像銀行貸款要利息、上市櫃公司每年做報表也要費用。股權群募取得資金的新創企業除了要支付平台費 用,也不能忘了將來面對大量分散股東的溝通成本。 舉例來說,若要集資一千五百萬元,若都是由一般投資人認購,以每個人上限五萬元計算,那麼股東人數至少達到三百人。「大家認知不一定一致,這就可能是風險。」鄭光廷說。 而且政府規定非證券商承辦股權群募業務,須設立資本額五千萬元的獨立公司。這或許就是為什麼flying V等群募平台希望等到市場更成熟後,再加入戰場。據了解,目前有業者打算在不違法的情況下,推出「非政府版」股權群募平台。 整體來說,目前台灣市場氛圍雖保守,但股權群募終究是國際趨勢,而且蘇拾忠指出,台灣的股權群募辦法屬於行政命令,不是法律。換言之,現行規則或許不完美,但未來因應現況進行調整也不會太困難,所以業者普遍仍看好股權群募在台灣的長期發展。 台灣股權群募實施要點 提案者規定 1.申請股權群募的公司資格限制:資本額低於3000萬元2.單一公司1年內在平台上的募資上限:1500萬元 投資者規定 1.一般投資人對單一專案的投資上限:5萬元2.一般投資人1年內在單一平台的投資上限:10萬元3. 專業投資人不限投資金額 整理:何佩珊 台灣股權群募平台業者比較 公司名稱 特色 第一金證券第e金FUN •與群眾募資平台群募貝果合作•有輔導企業上市櫃的承銷經驗•既有金融業務客戶為潛在客群•金融機構背景可提高一般投資者的信賴•目前已經有4個案件準備 上線元富證券 •有輔導企業上市櫃的承銷經驗•既有金融業務客戶為潛在客群•金融機構背景可提高一般投資者的信賴創夢市集 •既有創業育成中心和群募平台的客源為潛在客群 •熟悉網路行銷 •為五大遊戲公司共同投資,有來自高科技和網路圈的投資人脈與案源尚未取得資格,但已表態參與的業者,包括預計今年年底前揭露相關計畫的flying V、最快今年第3季上線的貝殼放大 整理:何佩珊 行政院院長毛治國(左四)、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右四)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右三)都是股權群募平台在台灣火速上路的重要推手。 |
德國政壇上又一位巨星,隕落了。
東西德統一的幕後關鍵推手、“勃蘭特背後的男人”、一手設計了“東方政策”的德國社民黨元老埃貢·巴爾(Egon Bahr)於當地時間8月20日,因心肌梗塞與世長辭,終年93歲。
自1969年以來,巴爾對東西德統一以及德國同東歐的和解做出巨大貢獻。在93歲高齡的最後一段歲月里,他還在為和平做出持續努力:就在上個月他還訪問了莫斯科,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一起公開呼籲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實現關系緩和。
“他一直都是老派的德國民族主義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這樣評價巴爾,“在我看來,沒有比他擁有更好分析能力的政治家了。”
東方政策出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德分裂,而柏林成為冷戰前線。但彼時的巴爾從未對於其國家可以恢複統一失去信心。
他認為,緩和或者甚至結束德國分裂的最好辦法是通過對共同利益的耐心談判,而不是依靠壓制型力量。他將此策略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旨在與西德當時所有的共產主義鄰居實現關系正常化。
巴爾的政治仕途同西德總理勃蘭特(Brandt)緊密相連,在德國被稱為是“勃蘭特背後的男人”。勃蘭特成為西德總理後,他將巴爾任命為他的首席幕僚長,巴爾也成為了勃蘭特最信任的一員。
巴爾堅信,東西德統一的關鍵在於同蘇聯的和平談判,而這需要一步一步的實現,因而巴爾也提出了“以接近求變化”(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理念。
正逢勃蘭特時期,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希望打破此前西德在阿登納執政時期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希望對以往僵硬的東方政策做大幅調整,通過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一系列條約,進而擴大聯邦德國外交活動空間。
巴爾作為勃蘭特的首席談判專家,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條約簽署,在其中就包括德蘇1970年8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同波蘭簽訂《華沙條約》以及美、蘇、英、法四國簽訂四大國柏林協定等等。
(1971黑海船上,前排是蘇聯黨主席勃列日涅夫指出向岸邊,旁邊是來訪的西德總理勃蘭特,後面看鏡頭的是巴爾)
巴爾也因此獲得了“東方政策的設計師”的美譽,並為東西德在1972年實現關系正常化打下夯實基礎。
在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時期,巴爾正式入閣,作為聯邦經濟與合作部部長繼續發揮其政治力量,最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淡出德國政壇。
不過德國的保守派和民主派對於“東方政策”的評價依然呈現分裂狀態。即便在巴爾去世之後,德國社民黨黨魁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稱巴爾為“德國統一的設計師,一位致力於為和平而生的政治家”。
與此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基民盟發表聲明,僅僅羅列了巴爾生前的政治頭銜,並稱“作為一個在他時代留下印記的政客,他一定會青史留名的”。
一個堅定的德國國家主義者
1945年,在第三帝國崩潰之後,巴爾成為了《柏林日報》的記者。在隨後的一系列新聞工作中,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呈現,然而他又是一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只要德國還分裂著,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在看到柏林墻的建立之後,他絕望地說道,“如果我們不幫助自己,那麽沒有人能幫我們。”
隨後的巴爾進入政界並成為西柏林市長勃蘭特的新聞發言人,新聞稿起草者和首席政治顧問。而巴爾的“以接近求變化”思想也開始影響勃蘭特。
不過。這一政策在最初受到彼時執政的基民盟的強烈批評,不過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也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科爾政府時期,基民盟終於接受了東方政策並最終達成了東方政策的目標。
在遭受批評的情況下,巴爾和勃蘭特還是進行了實用主義模式的小型實驗,第一步是通過協議,允許120萬西柏林人去探訪他們在東柏林的親戚。在大獲成功之後,巴爾開始尋求同蘇聯進行更大範圍的談判,而勃蘭特也在1969年成功競選成為西德總理。
在隨後的近20年歲月中,巴爾一直在為東西德統一進行各種基礎性談判,不過對於柏林墻的轟然倒塌,他還是有點意外。
在回憶錄中他承認,他從來沒想到柏林墻能在科爾(基民盟)的任內倒塌,並完成了兩德統一。
不過作為一位貫穿始終的民族主義者,巴爾所熱情希望的另一個願景卻落空了:統一的德國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雖然巴爾反對中立主義,但是他對於德國在安全方面同美國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感到憂慮。
作為歐洲戰後老派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巴爾始終希望歐洲可以形成一個自己的“泛歐洲安全體系,”然而他的這個願望,卻還遠遠不能實現,歐洲的黃金時代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結束,政治強人紛紛雕落,而下一個歐洲的黃金時代,卻還不知何時才能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