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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龐、馬克龍最後一場電視辯論 完全是兩條路上的人

當地時間2017年5月3日晚間(北京時間4日淩晨),在法國大選第一輪投票占據前兩位的“前進”運動候選人馬克龍和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舉行了最後一場電視辯論。

在持續將近3小時的辯論中,兩人幾乎陷入了一場口水大戰。馬克龍直指勒龐提出的戰略是在“說大話”,而勒龐毫不示弱,反擊馬克龍不知羞恥。

勒龐稱馬克龍是“蠻荒全球化的信徒”,樂意於把法國的資產都敗光,把國家的控制權拱手讓人。馬克龍則回擊稱勒龐是“恐懼的最高女祭司”,說她雖然嘴里說了很多,但“跟沒說一樣”。

辯論中,馬克龍承認法國30年來難以解決失業問題,他給出的方案是讓中小企業更多機會創造就業,令機制更加靈活。而勒龐咄咄逼人地追問為何馬克龍沒能在擔任經濟部長時解決這些問題。她同時再次提出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保護法國的利益和民眾的工作。

在反恐議題上,馬克龍稱將強化已有的安全措施,並且法國需要和其他國家合作,關閉邊境和大規模驅逐並非解決之道。勒龐則提出要關閉一些帶有極端主義思想的場所,驅逐一些帶仇恨思想的宗教人員。

在歐盟事務上,勒龐稱不僅要完全控制邊境和貿易協議,還要重新回到法郎時代。銀行和大公司可以選擇使用歐元或者法郎,但個人將使用法郎。馬克龍則批駁這樣的提議毫無道理:公司如何能一邊收歐元而一邊用另外一種貨幣發工資?

來源:BBC整理

目前,盡管優勢有所減小,但馬克龍在民調中仍然以59%領先勒龐的41%。兩人現在的目標是動員18%未作決定的選民。

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將於5月7日舉行,這是法國歷史上首次兩名非主流政黨候選人走到大選的最後階段,左右政黨輪流執政的格局也遭到終結。

政策主張上,兩人幾乎完全相反,馬克龍親歐,主張推動歐盟建設,支持全球化;而勒龐反對歐盟和歐元,希望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捍衛法國利益。有輿論把兩人的較量比作“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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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狂喊一聲急增持 個股下跌路上可願回頭?

溫馨提示:市場行情不好,有五個屏以上的操盤手請關掉多余的屏幕,不然這個月的電費都交不起了。

看文章前壹資本君(cbnyiziben)先來個小段子逗笑各位一下,畢竟A股還是段子大法好。。。

近一個月以來,A股再度陷入普跌,各大指數均已抹平年內漲幅,滬指、創業板指均創出數月以來新低。數據顯示,上證綜指周三市盈率為16.6倍,為2016年7月以來新低點。5月11日早盤滬深兩市跳空低開,滬指跌破3044點創7個月新低,上證50護盤明顯,午後開盤市場慣性下挫,隨後雄安概念、一帶一路、次新股相繼發力,指數陸續翻紅。

面對慘淡的市場、跌跌不休的股價,大股東們可坐不住了,頻頻出手增持,一波增持潮湧現。但是大股東出手護價的背後原因卻值得探究,是真的堅定看好公司前景?還是與定增價格倒掛、股權質押等現象有所關聯?特別是增持之後股價的表現也是“戲劇感”滿滿,有的股票上演劇情反轉,這廂大股東2億元喊著增持,那廂股價剎不住下跌勢頭。

增持潮湧現

Wind數據顯示,從2017年至今共有512家上市公司發布增持公告,參考市值為743.59億元,涉及的增持方包括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大股東等。進入暴跌的5月份,則有193家上市公司重要股東進行了增持,增倉參考市值為22.45億元。

以5月10日為例,當天就有20家公司公布股東增持情況或計劃,給投資者加油打氣。其中,有些公司的股價已經進入到了近期的低點,上市公司股東的“抄底”意向明顯。獲重要股東增持股份最多的前三家公司是新日恒力、諾德股份、荃銀高科,分別為1.03億股、4220萬股、965萬股。從增減持數量占流通股比例看,被增持的比例最高的三家分別為仰帆控股(4.9671%),諾德股份(3.6688%),荃銀高科(2.4896%)。

5月10日,三湘印象的股價跌至今年來的最低價6.98元/股。5月10日晚間,三湘印象發布公告稱,其公司董事長黃輝通過競價交易在5月10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718911股,增持均價為7.055元/股。公告顯示,黃輝後續還有增持計劃,自2017年5月10日起6個月內,以不超過9元/股的價格,累計增持不低於2000000股(即不低於公司總股本的0.1446%),不超過27659735股(即不超過公司總股本的2%),含本次增持。同天晚上,三湘印象也公布了公司董事和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部分上市公司股東增持一覽

5月10日,明牌珠寶控股股東日月集團的一致行動人日月控股增持28.73萬股,公司公告顯示,日月控股自4月24日開始至5月10日,已經連續增持9次,合計增持528萬股。之前5月8日,明牌珠寶的股價跌至今年來最低價8.49元/股。

同樣,諾德股份也發布公告,公司控股股東邦民創投在5月3日至5月10日增持4220.29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3.67%增持價格在12.88元/股—14.46元/股之間。

股權質押風險顯現

上市公司公告顯示,大股東的增持理由以“基於目前公司股價的異常波動,以及對公司未來持續發展的信心和對公司價值的認可,同時為提升投資者信心、穩定公司股價、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為主,顯示在持續震蕩弱市之下,大股東通過增持表明護盤態度.

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一批參與增持的公司股東中,有多家公司股東之前進行了大比例的股權質押,高質押率頻繁出現,更有部分股東的質押率達到或接近100%。因此增持對這些股東而言,“自救”或許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以諾德股份為例,2017年1月14日公司發布公告,邦民創投已將持有的無限售流通股股權2,400萬股質押給長城證券。至此,邦民創投已將持有的5,798萬股(約占公司總股本數的5.04%)股權質押出去,即幾乎質押了所有的股權。本次增持前,邦民創投持有諾德股份58,000,200股,占公司總股本的5.04%。

5月10日,久立特材發布公告稱,控股股東久立集團在2017年5月04日至5月10日期間累計增持公司股票5,808,041股,累計交易金額為4765.68萬元。公司公告顯示,久立集團多次累計質押166,850,000股,質押部分占本公司總股本的19.83%,占久立集團所持公司股份的60.44%。

格林美同樣也發布公告,公司控股股東匯豐源、許開華、王敏及其關聯方擬自2017年5月10日起6個月內增持公司股票,合計不超過公司總股本的2%。而公司公告顯示,控股股東匯豐源在去年質押了本身持有的近一半股票。

據了解,股權質押的通常預警線是借出本金的160%,平倉線是本金的140%。在近日大盤萎靡創業板掉頭向下的趨勢下,股價跌破股權質押平倉線的股票將會越來越多,一般來說,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快達到警戒線時,雙方會進行溝通,可以繼續追加質押的股權,也可以選擇償還部分融資,隨著股價下挫,股權質押的風險開始顯現。

而定增價格倒掛也是迫使重要股東增持的因素之一,羅牛山去年定增的1.8億股已於4月13日解禁,定增價格6.08元/股。此次股價下跌,公司股價最低跌至6.01元/股,雖有反彈至定增價格以上,但不足以保證定增參與者獲得收益。

當然,不排除上市公司重要股東考慮到,有的股票可能確實跌到了價值區間,公司控股股東、實控人出手,出於價值投資角度增持。

增持後效幾家歡喜幾家憂

大股東焦急出手增持救股價,但是至於市場買不買賬,股價走勢顯露無疑。總體來看增持護盤效果呈現分化,有的股票在大股東增持之後迎來幾個漲停,有公司連發增持令卻仍遭遇持續跌停,在這個入夏的季節繼續身處“凜冬”。

5月2日,蘭石重裝晚間發布公告,公司控股股東蘭州蘭石集團有限公司擬6個月內,以不超過20元/股的價格增持公司股份,其中增持金額下限為人民幣30,000萬元,增持金額上限為人民幣100,000萬元。蘭石重裝5月3日開盤一字漲停,報11.15元。5月4日後又收獲一個漲停。

從5月11日當天的市場表現來看,部分公司的增持對盤面拉升效果也是立竿見影的。如明牌珠寶收盤價8.99元/股,漲1.35%;傑瑞股份上漲2.97%;格林美漲2.38%;久立特材漲2.95%。

但也有公司的增持護盤行動未見效果。最為突出的是1元股行列的*ST海潤(600401)11日盤中再度跌停,最後報收1.5元/股,下跌4.46%。此前的多個交易日,*ST海潤都是一字跌停。

近日,*ST海潤董事長孟光寶連連出手開展護盤行動,先宣布5月4日起6個月內擬增持不低於1億元,並在第二天就踐行增持承諾,在5月8日又增持了100萬股。5月8日晚間,*ST海潤又發公告宣布,孟廣寶所實際控制的公司華君實業(營口)有限公司、華君置業(高郵)有限公司擬以自有資金再增持*ST海潤的股份,增持金額不低於1億元。孟廣寶及其配偶在5月9日、10日又分別又增持了100萬股。

另外大股東增持之後,5月11日廣東明珠下跌0.75%、力帆股份下跌1.6%、開元股份下跌0.91%、諾德股份下跌2.34%,城市傳媒下跌1.44%。

壹資本有話說,市場震蕩不確定,揣錢小散要謹慎。股東增持非萬能,泥沙俱下探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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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天使、A、B、C輪的路上一直融下去 | 黑馬深圳群組學習

來源: http://xueyuan.iheima.com/xyfinancing/2017/1023/157236.shtml

如何在天使、A、B、C輪的路上一直融下去 | 黑馬深圳群組學習
創業黑馬學院 創業黑馬學院

如何在天使、A、B、C輪的路上一直融下去 | 黑馬深圳群組學習

近日,黑馬群組學習深圳站拉開了帷幕,朋友印象栗浩洋和e店寶陳濤兩位黑馬連營連長和萬興科技、明星黑馬大師兄吳太兵,分享了他們在創業路上的經驗,關於創業哲學、公司何時融資、公司團隊管理、以及網紅如何商業變現等等心得。

 

栗浩洋

朋友印象、乂學教育創始人昂立教育聯合創始人、黑馬連營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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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創業者問我,創業的秘訣是什麽?

我覺得每個創業者如果真的想要獲得長久的成就,獲得持續性的成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自己變成創業者中的哲學家

“奔跑”是創業者的最常態,我們不停的忙碌,經常會丟掉我們自己的靈魂。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經常要站一站,讓自己的靈魂能夠找回來。

很多創業者是奔跑速度特別快的人,我也是如此。比較幸運的是,在很久之前開始,我就在奔跑之前、奔跑之間習慣性的深刻思考。每天十二點到淩晨兩三點的時間就是我深刻思考的時間。也就是說每天我用這段時間讓我自己的靈魂回歸本我,讓我對每天的事情進行梳理和反思。

我們要比所有的同行創業者能想得更多,你每天思考的時間真正帶來的是你和所有競爭對手的差距。

為什麽要融資,什麽時候融?

和競爭對手拉開差距的不僅僅是每天進行梳理和反思,我還想說融資對於創業者也至關重要。

一個企業任何時候都要融資,每一天、每一刻,一個創始人50%的時間都花在融資上我覺得有點過分,但30%可能是正常的。2007年到現在我已經談了287家風投,一個企業不能在需要資金和缺錢的時候再去融,再去談。

為什麽融資是永遠不停的必修課?

一開始我們沒有融資,拿著自己的錢做,從最開始的200萬,我們不斷的填,填到1000萬還填不動這個坑。我們發現我們想做的事情——做到行業的第一名太難,這個目標太大了。

想要做行業第一就要拿錢做研發、擴張、服務、人才儲備。

2008年我終於融到第一筆投資,當你有錢的時候你去談融資,你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風投為什麽會肯定你?風投肯定你一定是他在跟你思維PK和交鋒的過程中,他發現你勝了。為什麽你能勝呢?因為你思考得比他更深刻。

做網紅這事,我深度思考了五年

你們所做的行業思考過多久?我敢說超過五年的,至少一半都成功了。

我們總是用嘴去講你對這個行業有沒有深刻的了解和認知?實際上,入行不僅僅是嘴上功夫,它還需要你大量的看,仔細地傾聽和挖掘。

你沒有通過大腦的思考和加工,最後出來的結果可能全是錯的。

比如說網紅,我自己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網紅,一直覺得做網紅沒有價值。當時自認為我把產品做好了就能夠通殺市場,再把公司做上市就值得驕傲。

後來經過三五年的深度思考、發掘,我發現做網紅具有很大的優勢,這源於網紅的兩大素質:抓人眼球、挑逗人心。抓住這兩點,你就抓住了人眼和人心。這個能力如果複制在企業中,可能就是一個巨大的競爭優勢,所以當我深刻分析了網紅的優勢以後,我就立誌做一個網紅。

當網紅融資比較容易,上網能找到你,因為網上有各種各樣的新聞,會報道各種各樣的企業。你比你的競爭對手實力強,但是你在網上搜不到搜不到,你就不是網紅。

所以,消費者只要上網一搜也能找到你,他對你的認可度可能比任何競爭對手都深,這就達到了心理植入的作用。你聽說過名字的企業家其實都是網紅,像馬雲到處進行演講,還有劉強東整個奶茶妹一起結婚,這都是一種網紅的行為。

“網紅的六大死穴是什麽?為什麽有些網紅死得很慘?這些網紅是如何死的?”這些都是我還沒有成為網紅的時候已經開始思考的問題。當我有了這種深刻思考之後,我至少在網紅界里也是死得最晚的,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記著,深刻思考不僅能讓你戰勝所有的競爭對手,也可以像巴非特說的,潮退了你是穿底褲的人,大家潮漲的時候沒有註意,潮退的時候你已經做了所有的準備,甚至直升機都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真正開始深刻思考,有一個方法可以逼著你進行深刻思考。

那就是兩個星期見十幾家、二十家的投資人,拿他們練腦,這個過程中,他們每個問題你都要真正的記住、用筆記下來甚至錄音後再反思。他們給你提的每一個問題都是真知灼見,因為他們見過無數靠譜或者不靠譜的創業者,他們最能鑒別什麽商業模式靠譜、什麽商業模式不靠譜。

哪怕你一輩子都不需要融資你都要見至少20個投資人,他們能幫你理清產品思路、管理思路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不理清楚,最後你走得可能也是一條死路,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做企業家一定要把自己做到最底處

在座的各位合夥人,你想開啟一段歷程,有沒有拉到這個行業最頂尖的人?

沒有拉到行業最頂尖的人就不可能達到這個細分領域的第一。創始人或者說CEO要做劉備型的領導,你不需要是最強的,但是你需要做的是找到最強的人。找到最強的人幹什麽事?喝酒,然後拜把子兄弟,就是這麽回事。我記得當時挖一個人最多挖了三百次,挖了三四年。

還有更重要的是,做企業家一定要把自己做到最底處。還說劉備,他為什麽能吸納這麽多人才?因為他把自己放得最低,他在等諸葛亮睡醒的時候張飛都受不了了,但是他依然能夠把自己放得最低。

企業家把自己放得最低的時候,你就變成了一個黑洞,尤其是無限低的話,這個黑洞會吸納最牛的人。

你要是說你的下屬有沒有你強,這就是你做領導最大的失敗,你就不適合做領導,你就只適合做小兵。

 

陳 濤

e店寶CEO

黑馬連營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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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我主要講三點內容:一是投資,二是公司管理,三是網紅。

從天使到C輪的心路歷程

天使輪融資的時候,我的內心很掙紮。因為以後掙了錢就不是我自己的了,它屬於我和投資人共同的,我要為投資人負責。

A輪最大的變化是我學會了亂花錢,這是一個非常糟糕、非常惡心的事情。對於投資人會怎麽想?所以說亂花錢是創業者最大的成長障礙,當你有了錢你就會亂花,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你很難控制和限制自己亂花錢。

A輪中我犯的最大的錯誤是大面積的布局,除了做自己的產業我還投了其他的產業,沒有專註於本業上是致命傷。

B輪的時候我也犯了嚴重的錯誤,就是用人,當我們一輪一輪往上融的時候,我會發現身邊的團隊跟不上趟。其實根本不是你的團隊不行了,而是你變得浮躁了,你被資本的力量沖昏了頭腦,你飄在天空沒有落地。

任何一個團隊都必須一步一個腳印的往前走,你可以換血,但不可以大規模的換血,包括高管的引入業是循序漸進、逐步完成的。

比換血更重要的是引入人力和財務,其他的業務都還不如這兩個重要。

作為老板你應該有40%甚至更高的精力花在人力資源建設上,包括去挖人,你應該讓人力資源和你做密切的配合,它對於人才的引進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人力資源在公司是最重要的。

二是財務,再小的公司都要做預算,你必須要讓你的團隊知道錢花在哪兒,你的錢掙在哪兒。

C輪,切忌使用大量的現金對外並購公司。你可以做一定的布局,以盡量小的代價去整合有效的盈利性資產,這才是C輪之後最佳的狀態。

關於公司管理的心得

對於公司的內部管理,我有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我思考如何讓團隊變小,即小團隊的概念。

我把我們公司拆了無數的小團隊,把業務單元拆成小的業務單元讓它們獨立孵化。這就相當於每個小的業務單元都是一個創業團隊,在這樣的緊迫感中,隊伍會充滿激情,團隊自然也就充滿了活力。

第二,文化建設和制度建設。

移動互聯網全是小規模團隊在做戰,第一必須保持靈活可變的姿態,而制度也要靈活。

團隊小的時候每一個小單元必須以主文化為中心進行管理,整個公司建立框架性的制度就夠了。如果再建立很完美的各項“小團隊”制度體系,那幾乎是執行不下去的。

第三,企業要有自宮的能力。

現在的大勢是,每兩三年幾乎就是一個市場環境的變化,可以說企業時刻都在自宮。

我給我競爭對手充足的權利幹死我,我允許他到公司參觀的時候直接挖人,我們可以在市場上相互吵架、相互對罵。你可以黑我,可以做任何形式的競爭。

自宮這件事是一個能力,一定要讓團隊有自宮的能力,要真正的放下,甩開膀子去幹。

網紅怎麽進行商業變現

網紅的出現時因為整個媒體業在發生變化,企業也可以通過網紅進行商業變現。

很多人說移動端流量碎片化,是不是被APP碎片化?真心不是,移動端本身帶來的社交讓社群產生了更強的聚合作用,於是每一個社群都產生了意見領袖,所有的紅人都是細分領域的意見領袖。

再一個,網紅懂得互動,你可以和你的意見領袖隨時互動,它不同於傳統媒體,比如電視,你無法進行互動行為。

企業CEO或創始人如果開始成為網紅,那麽其商業變現能力可想而知。羅輯思維、馬雲、劉強東等等都是網紅,他們的每次直播、演講,都帶來了很高的關註度和反響。

參訪黑馬企業吳太兵-萬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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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興科技創始人兼CEO吳太兵,也是黑馬成長營1期大師兄,萬興科技先後獲得華睿、IDG等機構投資,擁有國家規劃布局內重點軟件企業、德勤高科技、高成長亞太500強、福布斯中國最具發展潛力企業等諸多榮譽。以下為吳太兵的分享。

一個優秀的企業,需具備什麽?

如果把企業文化理解成為爬山過程中的風景,從山的每個角度看到的風景都會有差異,但真正優秀的公司一定趨同,那就是樸實價值觀。

一、開放透明。公司比喻成一個村落,人們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個小村落中誰好誰壞,誰勤勞誰懶惰,誰做得好誰做得不好,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

二、崇尚專業。追求個性,發揮極致,企業和個人一樣越來越需要強調個性,以及你是否在所在領域足夠專業;

三、以理服人。就像互聯網做產品。最終依舊要靠產品、邏輯打動我。

萬興的村落化化實踐,體現在萬興內部透明的管理機制、內部監督機制以及萬興合夥人機制。“來了就是合夥人”,萬興支持員工持股,共同創業。

萬興科技創始人兼CEO吳太兵帶領黑馬學習群組一行參觀了萬興科技深圳總部,吳太兵說在這些年輕人身上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作為黑馬的一員他希望能幫助到更多的年輕創業者,就像幫助昨天的自己。

群組 網紅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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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搜狐在路上 張朝陽帶員工奧森開跑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8/0225/167364.shtml

20年搜狐在路上 張朝陽帶員工奧森開跑
四郎 四郎

20年搜狐在路上 張朝陽帶員工奧森開跑

在過去的20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發生了巨大變化,PC時代,門戶網站、社交、電商的依次崛起。

2月25日,搜狐創始人張朝陽帶領自己的員工在奧森公園以跑20公里的方式來紀念、慶祝搜狐20周年。張朝陽說:我們還在路上,搜狐還在路上,今天的跑步也意味著重新出發,人生還在路上,我們依然年輕,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搜狐的光輝還在未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其實也有更加精彩的未來還在等著我們!我們用這種方式慶祝搜狐20周年,光榮的、隆重的、認真的、充滿價值感的走向未來!

20歲搜狐“重新出發” 迎接下一個黃金20年

在過去的20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發生了巨大變化,PC時代,門戶網站、社交、電商的依次崛起;移動互聯網時代,各個賽道的獨角獸粉墨登場。新型公司不斷湧現,行業格局不斷改變,作為最先崛起的門戶巨頭,搜狐一直伴隨著中國的互聯網行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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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張朝陽曾表示搜狐要用三年的時間重回互聯網舞臺中心。對此說法,張朝陽表示,目前還有一年多不到兩年的時間,“這個說法依然成立,到三年咱們再來看”。張朝陽表示,目前最大的機會在於機器運算能力導致的智能提升,搜狐對於資訊提供以及娛樂、社交幾個方面能夠做好。

張朝陽被問及作為搜狐的創始人,給自己這20年打多少分。張朝陽表示,95年到2002年,一直在勤奮的工作,那7年的時間打9分;04年到後面的很多年打及格分6分;過去一年不錯,打9分。

在業界看來,搜狐已經完成了四大移動端“入口級產品”的業務布局,移動產品的矩陣式聯動和重度聚焦的勢能爆發力正在漸漸釋放。不論是從7億用戶覆蓋規模,還是橫跨媒體、視頻、遊戲和搜索多個領域的業務矩陣來看,搜狐正迎來下一個黃金20年。

自我更新 價值感是搜狐的追求

張朝陽說,“每個人要不斷地翻新自己,任何時候都可以創造奇跡。”相比過去,“我更喜歡現在的自己”。

張朝陽還在采訪中表示,搜狐目前建立了工程師文化,自己不應該成為天花板,真正要做的是在第一線團隊研究產品、技術等各方面的最新進展。張朝陽表示,如果現在給自己貼一個標簽的話,希望是“產品經理”。

作為中國互聯網先鋒人物,張朝陽本身也一直是體育運動的愛好者、倡導者。多年以來,除了率領搜狐在產品上一次次應對時代挑戰不斷創新,張朝陽也一直在挑戰身體的極限。攀登雪山、暢遊大海、玩滑傘、跑馬拉松……

他還堅持每天在千帆直播分享英語新聞,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他學習,熟練掌握英語的思考方法和語境。“跑步也會堅持下去,遊泳堅持下去,遊海峽堅持下去。當你堅持做的時候,就有機會體會它的細節積累,最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定堅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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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個人的自我更新,對於企業文化和公司管理,他也有自己的堅持,“公司文化和管理這些東西媒體聽起來可能會感覺很無趣,但卻是一個公司能否變得偉大最重要的方面,只要公司還在,只要有團隊文化、管理以及追求卓越的精神,很多夢想就都可以實現”。“我做了20年搜狐才發現,一個企業的文化才是核心,而不是什麽模式啊、風口啊、技術變革這些東西。盡管這聽起來不性感,甚至枯燥,但這卻是最重要的”。

搜狐 20周年 張朝陽 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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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金融開放已在路上,如何才能獲得成功

一、金融開放可以帶來什麽好處?

從新古典經濟學角度出發,金融開放有很多好處。因為,金融不開放,跨境資本流動會遇到障礙和額外成本。如果這是唯一的扭曲時,經濟學上,一般認為額外的成本越少越好。但還有一個重要定理是,當經濟體存在多個扭曲時,僅僅去掉一項扭曲的話,並不一定能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因此,支持金融開放者認為,金融不開放(對資本跨境流動設限)是一種扭曲,所謂金融開放就是把跨境成本降到最低。而反對者認為,經濟體存在很多扭曲,只去掉跨境資本限制一項,或許整體結果更糟。如果決策者就此問題去咨詢本國的金融機構,並不一定會得到準確的答案,因為金融機構從金融開放中獲益,並不一定表明整體經濟會獲益。

但以上的討論過分抽象,具體來講,金融開放到底有什麽好處、有什麽風險?風險要如何管理? 我們先從金融開放的好處講起。

(一)降低融資成本

發展中國家企業融資難、成本貴的問題很普遍,尤其是中小企業經常為融資頭痛。金融開放可能會緩和融資難、成本貴的問題似乎符合直覺。有沒有實證研究支持這個結論呢?有兩篇於2007年發表的文章值得關註。

Kristin Forbes教授(2007)實證研究發現,國際上實行跨境資本限制的國家眾多(包括中國),其中智利在1991~1998年間的資本賬戶管制常被人提及。智利政府官方表示,對不同期限的國際資本要區別對待。因跨境短期資本流動可能導致經濟波動性加劇、對本國經濟的沖擊性提高,所以需要對其有所限制,打擊其短期投機行為,但對國際資本的長期投資是歡迎的。具體而言,資本進入智利後,如果三個月內要出去的話,智利政府征很高的稅,過六個月後稅相對低一點,若投資滿一、兩年後則不征稅。這個做法在Forbes研究之前,沒人仔細做過實證。

Forbes發現不同企業所受跨境資本的限制不同。她采用“雙插法”,比較了不同類型企業在資本管制執行之前、中、後不同階段的融資成本的變化。實證結果顯示,資本管制提高了企業融資成本,尤其是中小企業。大企業融資渠道比較豐富,或者其規避資本管制的手段較多,影響不是特別明顯;但中小企業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融資成本上升顯著。如果中小企業是經濟創新的主要來源和動力,資本管制會間接對經濟創新產生負面影響。

我和張智威先生(2007)研究發現,無論資本賬戶的管制內容是什麽,其表現形式之一,往往是對進出口貿易產生負面影響。一個國家一旦設了資本賬戶管制,就會擔心企業或個人通過經常賬戶的交易,包括進出口業務,來規避資本賬戶的管制。

有進出口業務,就有規避資本賬戶管制的空間。假設有一家進口企業要進口一臺價值100萬美元的機器,但卻報關200萬,付給賣方200萬後,讓賣方把多付的100萬放入該進口企業的海外賬戶,這樣錢就出去了。反過來,出口商同樣有轉移資本出境的空間。比如出口價值400萬美元的產品,讓對方只匯入出口企業200萬美元,把另外200萬放入出口企業的海外賬戶。如上所述,正常的經常賬戶貿易可能被用來規避資本管制。當然貫徹資本賬戶管制的政府機構也不傻,他們會在海關派人監視、督察、審核進出口行為,盡量減少進出口價值虛報、錯報的程度。這對實體經濟是什麽影響呢?即使正常做進出口貿易的企業,一定會被要求接受更為嚴格的申報程序,接受更為頻繁、更為嚴厲的開櫃檢查。這個程序一定程度上變相提高了經常賬戶進出口交易的成本。成本到底提高了多少呢?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對跨境資本流動做限制,每增加一個方差,相當於關稅提高11個百分點,這表明資本賬戶管制對正常的貿易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還有一些實證研究根據股票市場對資本管制變化的反應,來推算資本管制的效益成本。Bekaert、Harvey、Lundblad(2002和2011)三位學者發現,各國不同時期資本賬戶的限制有所不同。總的趨勢是限制越來越少,但常有反複。具體到各國情況不一,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馬來西亞就增加了新的資本管制條款。股市方面,市場運作正常的情況下,股價變化反映的主要是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發展的看法。這三位學者發現,通常來說,一國降低跨境資本流動限制時,股價會有所上漲,發展中國家表現更為明顯。此外,歷次政策變化對實體經濟也有一定影響,當跨境資本限制放松後,上市公司的投資和銷售也會有所增加。

這些實證研究表明,當對跨境資本流動施加限制時,融資成本及廣義定義的經濟活動會受到負面影響。跨境資本的限制越多,交易成本就會越高,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就越深。

(二)提高風險規避能力

理論上說,金融開放的第二個好處,是可以提高居民與企業的風險規避能力。對老百姓而言,明天、後天、大後天的消費可預測且比較平穩比較理想,反過來今天餓肚子、明天吃不完、後天又餓肚子,這樣的情況最好不要出現。然而,一國GDP增速有上有下,個人收入又高度依賴於經濟增長。因此,當收入波動風險無法規避時,老百姓的消費水平也會有大起大落的波動。

這和金融開放有什麽關系呢?金融開放有助於降低本國消費和收入波動之間的紐帶。當跨境資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動、金融狀況良好時,理論上,每個國家的消費可以和本國收入波動分開。假設全世界由本國和別國兩個部分組成,當本國和別國相互持有資產時,本國儲蓄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所有本國企業的所有權,本國擁有一半;另一部分是別國資產,本國居民也有一半所有權。別國家也如此。這種相互持有資產的行為是金融開放的一種情況,其好處在於,當持有的資產高度分散時,某一國、某一行業出現波動和負面沖擊,對任何一國的居民而言,對其整體收入的影響就小一些,從而對消費的影響也小一些。

全世界有約200多個經濟體。如果一國的居民財富包含各國資產,財富構成比較分散的話,則其消費基本上就不受本國自身收入波動的影響。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如果金融開放能把一國的消費和收入之間的波動關系化解的話,意義很大。也就是說,金融開放是提供風險規避的手段之一。

在實際數據里,發達國家的消費波動遠遠小於GDP波動,而發展中國家當期的消費和收入則高度相關。這表明,通過金融開放可以提高居民抵禦收入波動風險的能力,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尤其大。

許許多多的學者,想為這個推斷找到實證支持,但絞盡腦汁之後,仍沒在實證中獲得有力的支持。

(三)增加政策的紀律性

金融開放的第三個潛在好處,加強對宏觀政策的紀律約束,從而提高它的質量。

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的原因不是政府不作為,而是政府亂作為。政府“亂作為”的主要原因在於,雖然可能會傷害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但對少數有權有勢集團有好處。這種情況下,金融開放的好處就是給政府官員做壞事增加了成本,這等於給可能發生的壞政策加了限制條件。

在未實行金融開放的國家,所有的資金都在封閉環境里。壞的政策往往會同時降低老百姓的儲蓄回報率與企業的投資回報率。一旦金融開放,當國內經濟不好時,老百姓的儲蓄就不會留在國內,企業在國內投資的欲望也會降低,資金跑掉的概率很大。資金跑的越多,不良官員能謀私利的空間也會縮小。從這角度看,金融開放對官員做壞事的行為做了限制,所以,在均衡情況下,幹的壞事少一點,或者性質會少壞一點。這是邏輯,有沒有實證支持呢?

Tytell和我(2004)、蔡洪濱和Treisman(2005)、Blouin、Ghosal和Mukand(2017)等學者都對此做了實證分析。有些是支持上述觀點的,但支持力度不是很強。實證結果表明,金融相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其貨幣政策制約較多,如高通貨膨脹就很難在金融高度開放的國家發生,但金融開放對財政政策制約卻不大。因此,一定程度上,金融開放給宏觀政策的制定帶來了更多的紀律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認為金融開放是好事情,應該推進執行。原計劃在1997年10月的年會上,第一副總裁Stanley Fischer提議,成員國應將金融開放作為法律義務。但在年會召開的三個月前,泰國突然出現金融危機,並導致其它一批金融開放的國家都遭遇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證實金融開放並不一定全是優點,所以後來IMF放棄了這個提議。由此可見,金融開放不僅是純粹學術上討論的議題,而是整個國際組織、各國政府都在不斷思考的事情。

很多學者認為,金融開放可能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壞處是會帶來很多經濟波動、金融動蕩。然而,很多事情都需要權衡利弊,總體而言,金融開放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金融開放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對從金融不開放到開放、少開放到多開放的經濟體來說,其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否會隨著金融開放的改革而提高?2003年,我在IMF工作時,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讓我與其他幾位同事在權衡各種因素後,研究成員國的金融開放到底該不該做。我們的研究團隊把100多篇文章進行了梳理,我們2003年的報告,發現很難得出“金融開放行為本身一定會帶來經濟增長”的結論。這是IMF第一份準官方文件,對金融開放的利弊,提出反思。隨著時間的推移,目前,IMF官方認為,發展中國家可能也不需急著追求金融開放,一定程度上的金融不開放,或者對跨境資本的流動做一些限制,可以看成是宏觀審慎政策的組成部分。

二、金融開放要獲得成功,需有哪些預備性改革和配套改革?

實證研究幫助我們清楚認識到,經濟體中具體有些什麽樣的扭曲會讓金融開放的效果走樣,從中我們可以思考有哪些預備性改革與配套改革可以改善金融開放的收益成本比例。

(一)本國金融制度扭曲對金融開放的影響

為什麽有些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後反而出問題?這很可能跟其金融制度有關。假設一國還未開放時,金融制度已在資源配置上存在很多扭曲,如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或中央銀行把金融資源投放到效率相對較低的行業或企業,而效率高的經濟主體反而拿不到資金,那麽金融開放後會是什麽情況?

多半的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開放之後,資本會從境外流入境內。典型的發展中國家資本是比較少,勞動力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國外資本流入後,通過國內金融體系反而會使國內資本配置的扭曲進一步放大。這是因為,效率低的企業會拿到更多融資,與本國效率高的企業差距拉大。如果這些低效率的企業做高風險的事情,通過金融開放,扭曲將加劇,風險將更高。

(二)國際資本市場扭曲對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的影響

這是最近國際金融領域的一個熱門研究話題。很多學者指出,發展中國家和國際資本市場接觸時有兩個特征:一是,發展中國家要想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一般會有總額限制。通常情況下,向國內銀行借錢需要抵押,同樣,在國家層面上,發展中國家要去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國家會有可抵押資產的總額限制。二是,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只能以國外“硬通貨”向外融資,如美元、歐元,尤其是美元。只有少數大國可以做到用本國貨幣進行交易。

這兩個特征是事實,這個事實和金融開放有什麽關系?多半的企業去國際資本市場上借錢時,只考慮自己應該借多少,並不思考個體融資行為和整個國家融資上限之間的關系。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資本市場投資者只有看好該國經濟時,才願意給該國企業融資、發債。當國家存在總體融資上限時,個別企業在海外每多借一塊錢,相當於把其他企業的借款能力降低了。因此,個別企業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行為具有外部性。單個企業的融資額相對於社會最優融資額來說,可能占用太多。

對於這種情況,中國的外管局和央行管得比較嚴,中國企業海外融資規模是有控制的。但即使這樣,從個別企業角度來說,不會考慮國家的,而是有錢賺就去做。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對每個企業加以限制,企業都按自身認為最佳規模去借錢,整體融資額很可能超過國家從金融安全角度出發的極限。

此外,多半企業往往是以美元的形式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而多半國家的外匯儲備又比較緊張。所以境外融資規模很快就會突破本國外匯儲備能支持的比較安全的舉債極限。因此,當金融完全開放時,一國個別企業、居民去資本市場上融資的行為可能會超出社會最優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對國際資本加以限制,反而會增加風險。

同時,受國際資本市場投資意願波動的影響,風險還會加大。國際資本市場,投資者的投資意願往往會有波動。有些年份投資意願較強,如美國、歐洲投資者,在本國利息率比較低、本國資產回報率比較低的情況下,可能非常願意投資給發展中國家。過幾年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本國的資產回報率上升,投資者就不願意投資境外產品,這可能造成融資者資金鏈斷裂。研究文獻把它稱為“國際資本情緒波動”。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也會帶來更多的金融風險。

(三)勞動力市場扭曲對金融開放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的,如2008年前的中國;另一類是勞動力市場相對不靈活的,如巴西、印度。杜清遠、聶軍與我的研究發現,在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的國家,金融開放有助於增加就業、改善經濟。而在勞動力市場不太靈活的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和失業率卻正相關,換言之,金融開放會造成資本外逃,結果投資下降,失業反而升高。

對發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金融越開放失業率越高的情況不存在。勞動力市場相對不太靈活的高收入國家,比如說法國、德國,也呈現金融開放程度越高、失業率越低的特點。所以金融開放會造成失業率上升的現象主要發生在勞動力市場不太靈活的發展中國家。

國家資本和投資回報率取決於很多因素,平均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是其一。高收入國家平均生產力高一點,低收入國家平均生產力低一點。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欠缺,願意做企業的人少,企業擴張的行為少,經濟活動就不太景氣,資本回報率也會下降。因為資本回報率由這兩個因素決定,所以對發達國家來說,因其總體效率足夠高,資本開放後會吸引資本市場,即使勞動力市場不太靈活,其負面影響也不是很大。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較低,如果勞動力市場又不靈活,兩因素疊加會造成本國資本回報率的下降。這時,金融越開放反而會造成資金外流,從而進一步拉升本國融資成本,惡化本國就業狀況。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本國金融之外的其它生產要素——勞動力要素存在較大扭曲,金融開放往往會適得其反。

(四)公共治理情況對金融開放結果的影響

公共治理,通俗來說是指政府運作效率、對產權的保護程度及對腐敗的控制。Engel和Park(2017)近期研究發現,影響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因素之一,是國際資本市場不能用本幣融資,而要用外幣融資。為什麽發展中國家不能用本國貨幣去融資?投資者主要擔心的是很可能會出現的貶值問題。這實際是投資者對有宏觀政策風險的被投資國的擔憂。因此,所謂國際資本市場扭曲也可以追溯為本國部分政策機制的缺陷。

我和我的學生周婧(Wei and Zhou, 2017)研究發現,國家層面的資本結構也會影響一國的風險。國家層面資本結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1)從國際資本市場債權融資的期限,期限越短、風險越大,期限越長、風險越小。(2)同樣,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的相對比例也會影響經濟整體的風險。如果股權融資的比例足夠高,一旦本國經濟基本面不好,本國和國外以股權形式提供資金的投資者將一起承擔風險。所以對被投資國來說債權相對於股權風險大一點。

那麽一國的資本結構是由什麽因素決定的呢?實證發現,一般來說,當一國公共治理比較差、腐敗昌行時,國際市場上很少會有人願意以股權形式參與投資,因此,債權的比例會較高。此外,從債權結構看,當投資方對本國治理不太放心時,要麽不給錢,要給則堅持用短期債權的方式給予融資,從而短期債相對於長期債比例比較高。也就是說,高風險融資形式的占比較高。

一國之內,企業的資本結構同樣也受公共治理質量的影響。企業融資,可以是股權或債權,債權可以是短期債或長期債。但國與國之間的情況很不一樣,這些國家之內企業的資本結構往往也很不一樣。以中國為例,國內一般貸款品種以短期為主。中國的銀行一般不願提供長期貸款。銀行的長期貸款品種主要是以房子為抵押品的按揭貸款,除此之外的融資產品大多是三個月、一年,至多三年。而在很多其他國家,五年、七年、十年的貸款比較普遍。

出現國與國之間很不一樣的因素有很多。我和周婧認為,其中之一是出資人對風險的判斷,而這又和國家治理有關系。比如在某省/市借給別人錢,哪天他不還或者少還,同時又能把當地的法官搞定了,你就不願意借錢。因此,出資方思考融資方信息是否真實、是否能搞定當地的法官、出資方是否能有效維護自己權益等問題,決定了當地金融市場的均衡資本結構。

公共治理比較差的表現形式是腐敗,但這只是其表現之一。當治理不夠好、有欠缺時,不管從國家角度還是企業角度,融資結構中債權比例往往偏高,而債權融資中短期債又偏高。這兩個結構特征都會增加金融風波的概率,進而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綜上,金融開放要成功需要很多配套性改革或預備性改革,包括降低國內金融體系的扭曲、提高效率,防範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傳導和國內其他要素市場改革,特別是國內勞動力市場改革,以及相關配套公共治理、反腐、依法治國的改革。

為了讓金融開放成功,什麽屬於預備性改革,需要先做,什麽屬於配套性改革,需要同時做,現有的研究還沒有成熟的答案。改革者還需在實踐中多實驗、多摸索。

三、貨幣政策服務於本國而不受國際貨幣動蕩沖擊所需的條件。

金融市場永遠是“多事之秋”,不斷有不同的事情發生。接下來的兩年里,美國中央銀行將會有幾次升息。美國的計劃是在本國經濟能夠承受的水平下,把利息率逐步提高到2006、2007年前的正常水平。因此,接下來二十多個月里,美國將會不斷加息,其他國家的央行也會做同樣的事情。美聯儲加息對美國之外的資本市場來說,相當於是外部沖擊,但除了外部央行的政策行為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沖擊外,其他和央行沒有關系的內部沖擊也可能對其金融市場有影響。

關於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動蕩對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最經典的講法是蒙代爾提出的“三元悖論”。“三元悖論”可以分成狹義理解和廣義理解。狹義上,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全開放的資本賬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三者“魚與熊掌、燕窩不可兼得”,至少須放棄一個。

但多數教科書、經濟學家、國際組織都認為“三元悖論”的含義不僅僅限於這一點,他們往往會再加一句“如果一個國家想要貨幣政策自主權,那就需要或者實行資本賬戶管制,或者推行浮動匯率制度”。因為資本管制會造成效率損失,所以很多學者與國際組織的官員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加速過渡到浮動匯率制度。這是三元悖論的廣義解釋,但不是蒙代爾的原話。

為什麽要對“三元悖論”做如此區分?因為實證對這兩種講法的支持很不一樣。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任何文章、任何實證否定狹義解釋的“三元悖論”。世界上所有經濟體也找不到反例來表明蒙代爾“魚與熊掌、燕窩不可兼得”是錯的。但是,“三元悖論”廣義解釋的後面一句話,在實證里並不一定能得到支持。

具體來說,我和童輝博士(Tongand Wei,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發現,2011年國際金融危機起源於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被動接受金融危機,但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受危機的影響很不一樣。中國影響相對小一點,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所受影響也有大有小。到底是什麽使不同的國家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不一樣?我們用微觀企業數據研究發現,金融開放結構會影響危機中的實體經濟。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負面影響的具體機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表現為,金融危機下,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對風險的判斷很不放心,不願意把錢借給實體經濟。結果很多實體企業拿不到資金,融資萎縮,造成實際投資下降,進而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

但不同國家情況很不一樣。將發展中國家按其在危機前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結構分成兩類:一是,融資主體是債權、又以短期負債為主的發展中國家,2009~2011年間實體經濟、投資增長下跌很快,失業率上升很快;而另外一些股權比例較高、債權比例較低,或者債權中長期債較多的發展中國家,2009~2011年間表現相對較好,實體經濟負面影響較小。

我們研究中同樣重要的一個發現是,浮動匯率制度並沒有起到把發展中國家的本國經濟和國外負面沖擊割斷的作用。雖然按照國際金融學理論,如果一國有高度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就提供了將本國經濟和國際金融動蕩割斷的條件。據此,一般認為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小一點。然而,實證並不支持此結論。實證表明,不管國家有沒有浮動匯率制度,只要金融結構不好,就容易受到負面影響。

H.Rey(2013)在2013年聯儲會議演講中最具精彩的部分在題目里面,即只有“二元悖論”,沒有“三元悖論”。當然其所謂的沒有“三元悖論”,並沒有否定蒙代爾提出的狹義定義。她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浮動匯率,並不影響其跨境資本流動的格局。從跨境資本的角度考慮,當全球經濟比較好時,資本會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當經濟不好時,資本會反向流動,離開發展中國家。因此,資本流動的格局受全球性因素的影響很大,和個別發展中國家具體的匯率制度基本沒有關系,在這意義上沒有“三元選擇”。

那為什麽是“二元悖論”呢?因為,這和該國有沒有資本賬戶管制有關。當資本管制較嚴時,本國經濟的運行和跨境資本的流動就與國外的風險因素相互隔絕;而如果沒有資本管制,金融開放程度比較高,不管有沒有浮動匯率制度,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格局。這個觀點與我跟童輝的研究高度吻合。

雖然這對“三元悖論”廣義解釋做出了挑戰,但H.Rey(2013)只是給出了一些作為間接參考的數據,並未直接檢驗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操作是否受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是不是會傳遞。

美國貨幣政策對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傳遞,是否會受資本賬戶限制,是否會受該國名義匯率制度靈活性的影響?這實際上是檢驗“三元悖論”、“二元悖論”最直接的做法。這方面的研究最近幾年有一定發展,但都有些欠缺。主要欠缺在於,一般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和美國貨幣政策是否同向:若是,就說有傳遞;若沒有、零相關或負相關,就是沒有傳遞。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兩種不同因素可能造成兩國央行做相同的事情。如,在沒有國外貨幣政策傳遞的情況下,本國基本面要求做的事情和美國的基本面要求美國央行一樣,這就好像是正向對應,但這本身並不一定表明存在貨幣政策的傳遞。有時候本國基本面的變化,碰巧與美國的基本面的變化同向。這時候如果兩國貨幣政策變化同向,並不一定表明有政策傳遞。不同國家基本面發生同向變化的概率並不低,比如全球性的技術沖擊、全球性的大宗商品價格沖擊,都可能引致不同國家的基本面發生同向變化,從而造成貨幣政策發生同向調整。

關於這個問題,我最近和韓雪輝博士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法論上的創新並做了檢驗(Han and We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我們認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首先在不管別國央行做什麽的情況下,只看本國基本面發生變化後,然後問本國貨幣政策應該做什麽;再此基礎上,再看實際貨幣政策操作過程中,除本國基本面要求發生的變化外,還有沒有受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如果在控制了本國基本面對貨幣政策提出的變化要求之後,還發現了一些額外變化,而這些額外變化和美國貨幣政策是同向變化,則可以定義為有傳遞,否則就是沒有傳遞。

我們的實證顯示,當考慮本國的基本面因素後,對於金融高度開放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有沒有浮動匯率制度對是否傳遞沒有影響。只要金融開放,本國貨幣政策總會受制於美國貨幣政策。換言之,當美國降息,本國的基本面顯示不該降息,或者不應降那麽多時,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會跟著美國降息。但很有意思的是,當美國升息時,有浮動匯率的國家倒不一定跟著升息。因為,當美國升息時,如果什麽都不做,美元升值、本幣貶值,多半發展中國家覺得這種情況可以接受;而當美元降息時,如果什麽都不做,本幣有可能要升值,多半發展中國家不願接受此類情況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浮動匯率制度提供了部分自主權,但沒有起到完全的、實質性的自主權。

只有當資本賬戶、資本跨境流動有較多限制時,央行政策才能只看本國基本面,不看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

綜上所述,“二元悖論”或“三元悖論”的說法,都不準確。據此,韓博士與我把我們文章的副標題定為:在“二元悖論”與“三元悖論”之間。(魏尚進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複旦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原標題:《從最新實證研究結果來看金融開放的策略》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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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新規細則已在路上 當務之急是消化存量

資管新規落地已數個交易日,和半年前征求意見稿出臺時一度引發市場恐慌情緒不同,這次不論是債市還是股市,都沒有產生多少沖擊。

不過,有機構人士認為,不應低估資管新規的影響,表面上較原來征求意見稿有所放松,但實際帶來的影響才剛剛開始。總的來說,資管新規大原則——“去杠桿、去剛兌、去通道”的監管態度在正式稿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銀行內部對於理財產品的估值、到期時間超過過渡期的存量理財產品的處置等細節問題尚不明確。一位接近監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銀行理財產品的存量那麽大,如何解決存量這個“堰塞湖”才是難點,也是關鍵,監管機構已經要求金融機構向監管部門報分年處置計劃。“目前發的只是指導意見,後續細則都得在過渡期內陸續推出。”

某國有大行資管部副總經理亦稱,資管新規更多是框架性的制度安排,銀保監會下一步將出臺關於銀行理財、保險資管以及新規過渡期期間的細則。

實際影響不容小覷

資管新規出臺後的最近兩個交易日,A股和H股市場的金融板塊未跌反漲,債券市場方面總體保持穩定。海通策略認為,資管新規正式落地,相比征求意見稿的變化如過渡期延長、產品凈值計價方法調整等,整體更溫和,意在維持必要的流動性。“投資者對股市資金供求關系的擔憂有望緩解”,並且“資管新規出臺有助資金流入股市”。

不過,資管新規的改動絕不僅僅是上述放松的條款。從大的原則來看,資管新規的大原則也就是“去杠桿、去剛兌、去通道”的監管態度,在正式稿中有所強化。不僅如此,還有一些重要的條款較之征求意見稿有所收緊。

中金固收認為,資管新規落地,表面上規定較原來征求意見稿有所放松,但實際上資管新規帶來的影響才剛剛開始。如對於非標的定義上就比原來更為嚴格,標準化債權的定義當中,第5條“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等經國務院同意設立的交易市場交易”,比原來“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的交易市場”要更為嚴格。

中金固收稱,這也意味著銀登中心和北金所掛牌的債權計劃可能無法被認定為標準化債券而列入“非標”,這會使非標的體量進一步上升,加大金融機構處理非標資產的難度。

此外,這次資管新規也明確了銀行理財投資債券類產品不可能采用攤余成本法,除非是期限匹配,在期限錯配情況下是不可能用原來成本計價的方式投資債券的。“這也斷了銀行理財通過定開型產品繞開約束,依然采用成本計價或者攤余成本法投資債券的念想。”中金固收在報告中稱。

中金固收還認為,市場對於資管新規會帶來的影響存在低估或者顯得偏樂觀。雖然資管新規好像比原來征求意見稿寬松,但從我們與銀行理財的溝通交流來看,已經針對資管新規規定開始努力轉型的銀行寥寥無幾。換言之,銀行理財都還沒開始行動,也無從見得最終的沖擊很小,因為沖擊還沒開始反映。

相關細則正在出臺

按照要求,新規已經於5月2日正式落地實施。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銀行內部還在解讀,其中部分條款討論下來還有不同理解,如理財產品估值問題等。

根據資管新規要求,金融資產堅持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鼓勵使用市值計量。某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管理部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如果按照企業會計準則,公允價值不只包含市值估值。所以未來是否滿足企業會計準則的前提下,還可以采用其他估值方式,銀行內部正在進行討論。

他認為,資管新規對於估值的描述比征求意見稿更加細致突出,征求意見稿相對比較籠統,征求意見稿當時表示將另外出臺細則對估值進行明確,但此次資管新規落地後,則不再出臺相關細則而是比照會計準則,目前銀行正在和財務部門溝通學習各類資產的估值方法。

“新規相比原來的征求意見稿有所寬松,例如封閉式產品可以采用攤余成本法估值,這樣可以承接做的較長期的非標資產。就估值而言,資管新規多了一些靈活性。以前市值估值法,有一些非標資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攤余成本則可以較為平穩地的接續。”上述國有大行資管副總經理稱。

其次,在非標資產的認定方面,雖然資管新規列了五個標準,但前述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管負責人指出,銀行理解還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待銀行理財主要監管部門銀保監會後續是否出臺細則,還是繼續延用銀保監會關於非標資產界定和報送規則要求。

此外,新規延長過渡期至2020年,但在新規發布之前,各家銀行發的部分老的產品,其到期日在過渡期結束後,這些產品後續如何處理?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合同,還受到合同法約束,不能隨意終止合同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將如何解決?

前述國有大行資管部副總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老的預期收益型產品投資的項目期限比較長,一般都是非標資產。按照資管新規繼續有效,資管新規允許其自然到期。但截止日如果超過2020年過渡期,什麽產品對接目前監管不是很明確,如果是以凈值型產品對接,可能有一定市值壓力,有些不一定能對接。

“哪敢現在不讓銀行發產品?那該有多少企業和在建項目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前述接近監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銀行理財產品的存量那麽大,如何解決存量這個“堰塞湖”才是難點和關鍵,目前發的只是指導意見,後續細則都得在過渡期內陸續推出。

該監管人士強調,三年內存量規模必須逐年壓降。具體辦法是:自然到期一部分,回表一部分,按新規發一部分,比如發行三年的產品,但可以有預期收益率等,剩余的“尾巴”可以全部回表,三年過渡期結束,存量也就差不多了。他同時透露,監管機構已經要求金融機構向監管部門報分年處置計劃。

針對上述問題,目前市場正期待有更進一步的針對過渡期的實施細則出臺。

上述國有大行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指出,銀保監會下一步會出關於銀行理財、保險資管的具體細則。新規過渡期期間的細則,銀保監會會出臺相關細則。“資管新規更多是框架性的制度安排,銀保監會對銀行理財的監管細則將對新規進行更具體的解釋,不會有大變動,都是按照一個體系下來。”

今年3月,原銀監會創新部主任李文紅在一個發布會上稱,關於銀行理財業務,銀監會一直高度重視理財業務風險和監管問題,不斷完善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框架。一是持續推進制度建設,陸續發布實施了一系列監管規定,逐步形成理財業務監管框架。近期,根據資管新規的總體要求,銀監會對現行監管規則進行了系統梳理,研究借鑒國內外監管實踐,起草了銀行理財業務監管辦法,擬作為配套細則適時發布實施。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資管新規是原則性的規定,需要等銀保監會的銀行理財細則出臺看。中金固收亦認為,最為重磅的資管新規落地之後,金融監管政策最密集出臺的階段應該已經告一段落。力度更大,範圍更廣,影響更為深遠的監管政策繼續出臺的概率不高,未來出臺的金融監管政策可能都是局部的修補,更多的在於過去系列政策的執行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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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芯”在路上:“芯片之城”南京江北的新移民一代

一大早從北京到南京,再在當天返回北京,對南京九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吾立峰來說,這樣的奔波即將結束——等這家公司在南京江北新區的辦公室今年年底裝修完成,就可以正式入駐,開始當地的研發和技術服務。

吾立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隨著臺積電(TSMC)12寸晶圓廠在江北新區的落地,不管是技術還是規模都開始出現集聚效應,正吸引大量的各種半導體公司逐漸形成集成電路的產業生態。九芯科技落戶於江北新區,“可以隨時和客戶串門聊兩句,即時相互反饋,在工具使用中有問題也能快速解決,對雙方來說都是好事”。

看中江北新區未來芯片產業集聚的不只有吾立峰。

南京江北新區研創園全景圖

作為國內芯片設計領域的龍頭,於2013年被清華紫光集團收購的展訊通信有限公司(現為“紫光展銳”)也在江北新區設立了子公司,總投資約50億元人民幣,主要承擔以CPU、5G、移動智能終端系統及軟件為核心內容的研發工作,計劃5年內人員規模逐步達到1000人以上,實現總銷售額約30億元。紫光展銳南京公司負責人表示,南京是國內首批5G試點城市,這也是其落戶江北新區的重要原因。

目前整個江北新區已經吸引了集成電路企業約200家,包括臺積電、紫光存儲、安謀科技(ARM)、新思科技(Synopsys)、中感微、華大九天、晶門科技等國內外龍頭和引領性企業。從芯片設計到晶圓制造,再到芯片封裝、成品測試和終端制造,上下遊的企業正在加速集聚。僅在去年,就新增各類集成電路企業100余家,國內排名前10位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已有半數在新區集聚,全產業鏈逐漸形成。

毋庸置疑,產業集聚是打造“芯片之城”的重要前提,而要讓新區持續吸引人才並且留住人才,還需要醫療、教育等全方面配套設施的完善。作為對資本、人才和技術都有極高要求的高科技產業,芯片產業尤其依賴人才。除了和當地高校一起培育基礎人才,吸引資深的芯片技術“移民”則是更快捷的方式。那些已經或即將在新區安頓的第一代移民們,懷揣夢想卻也面臨著現實的挑戰。

人氣升溫

劉雨(化名)是江北新區一家芯片企業的科研人員。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團隊里的多數同事都是從上海的公司離職來到南京的。由於更低的生活成本,一些年輕人果斷在江北新區買了房,決定在當地安家。還有一些在南京雨花臺區工作的同行,也在考慮把家遷到江北。

“一些在昆山外企工作的技術人員,也來找我幫忙推介,看能不能回到南京來工作。”劉雨說,回流南京並選擇到江北新區的人才正在快速增加,“以前在園區的食堂吃飯,飯點左右去都有飯吃,現在晚幾分鐘到的話可能就沒飯吃了,發展特別快。”

江北新區研創園企業服務部部長葉玲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隨著入駐新區的企業迅速增加,載體的建設進度已經跟不上了。他們正在想辦法把周邊的民用科研載體租下來,供給不斷入駐的創新企業。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越來越多的海外歸國的高端人才也開始關註江北新區。

博流智能科技創始人兼CEO宋永華就是來自全球領先半導體廠商、矽谷公司Marvell的創業者。

2016年,已經通過內部創業組建了研發團隊的宋永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並在江北新區設立了研發及運營總部,同時在上海張江、美國矽谷和中國臺灣的新竹設立了研發中心。

宋永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選擇在江北新區設立研發總部既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南京人,對南京有感情,也因為看到江北新區作為江蘇唯一國家級開發新區,將是集成電路的產業集聚地,對公司未來的發展有利。另外,江北新區管理團隊的開放務實態度,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吾立峰是通過國家“千人計劃”從美國回到國內的高端研發人才。作為本土最大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提供商——華大九天的全資子公司,南京九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承擔各種先進EDA工具的開發工作。

EDA工具平臺是集成電路行業的基石。目前我國在關鍵芯片從設計到制造過程中嚴重依賴國外EDA技術,急需提升完善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設計全流程EDA工具系統。

電子設計自動化(EDA)機房

吾立峰說,雖然整體上仍與國際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但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已經建成了數模混合設計EDA工具全流程平臺和面板設計EDA工具全流程平臺,填補了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此外,多個特色點工具如Spice電路仿真、SOC先進時序及時鐘的優化、海量電路版圖分析工具等等,已經具有國際領先水平,在國內集成電路企業得到大量的使用並進入國際市場。

由於EDA的技術標準需要在市場的應用中不斷提升,因此和企業保持密切技術互動十分重要。用吾立峰的話來說,在江北新區建立公司,就是為了和當地及所輻射區域的客戶離得最近,在第一時間了解客戶的困難及需求,因而可以提供高效的技術服務。

正因如此,對於國內的市場和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企業來說,本土EDA企業凸顯出了優勢。和壟斷了80%以上全球市場的美國三大巨頭相比,九芯科技可以針對企業實現更貼近需求的定制化服務,並且把中國客戶放在高優先級上,與用戶磨合探討最合理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刀切。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本土EDA有其獨特的競爭力。另外,當地政府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及南京的優秀高校院所人才,對於企業而言也頗具吸引力。“國家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的建設在南京高校尤為活躍,也為我們建設合理人才梯隊提供了助力。”吾立峰說。

上海靈動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最早一批入駐江北新區的企業。該公司是少數推出國產32位微控制單元(MCU)芯片的本土企業之一,也是國內首次實現MCU產品定制化的企業。

靈動集成電路南京有限公司研發總監蔣醒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除了隨著臺積電入駐而形成的產業集聚,公司還看中江蘇應用MCU的市場基礎。和上海的公司把重點放在芯片設計本身不同,南京的公司更多將面對應用商。

“現在上海公司40多人,南京公司30多人,預計3年左右,南京公司會擴展到100人,成為研發中心。”蔣醒元說。為了幫助企業招聘人才,江北新區政府給予人才每人每月800元左右的補助。在靈動南京公司去年招聘的人才中,90%來自於南京當地的高校。

作為中國高校分布密集的城市之一,南京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南京郵電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院校均開設有微電子相關的專業。為了給入駐江北新區的企業和人才提供盡可能專業、系統的服務,當地還專門成立了全國首個涵蓋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等全方位產業要素的集成電路公共服務平臺——南京集成電路產業服務中心(ICisC)。吸取已有園區的經驗,該中心設立了集成電路人才培養與服務平臺、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系統應用平臺四大特色平臺,目標就是把握產業發展的痛點,整合海內外的創新資源,為客戶提供精準且專業的服務,幫助入駐企業加速成果轉化。

“政府在政策、配套環境和土地等方面提供服務,而具體與企業對接,深入了解每個企業的需求提供精準服務,就需要由我們的專業團隊來做。”南京集成電路產業服務中心綜合管理部總監呂會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兩年在招聘的時候,收到了越來越多在上海工作的人才簡歷。隨著當地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不少優秀的芯片人才開始想回到南京工作和生活。再加上產業集聚的優勢,回來這個選擇對他們的職業生涯發展也有好處。

不過,劉雨也坦言,今年在幫公司做校園招聘時發現,在安徽和江蘇上學或出生的人才比較喜歡來南京,而那些來自浙江或西部城市的人才則仍然更傾向於上海。和北京、上海和深圳相比,後來者江北新區需要正視問題,全面發力。

雙城記和人才缺口

和吾立峰往返於北京和南京兩地一樣,已在上海安了家的蔣醒元也頻繁地奔波於上海和南京之間。對於劉雨來說,雙城記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繼續,因為他們的家人都還在上海。

“小孩都在上海上學。再加上新區這邊教育、醫療還沒有完善,上海很多人才可能無法安心過來,畢竟舉家換一座城市還是挺難的。”劉雨說,因此,公司接下來的人員擴充都將以本地招聘為主。

宋永華表示,在矽谷和新竹的團隊成員會定期來江北新區與南京的團隊交流,幫助他們快速成長。在適當的條件下,公司也會引進海外人才。但目前來看,住房、待遇、交通和整體環境都還面臨挑戰。

在葉玲看來,要填補“芯片之城”的人才缺口,一方面要有積極的措施吸引外來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還要抓緊培育當地人才,充分利用南京當地的人才優勢。

2018年伊始,南京市陸續出臺了市委1號文件《關於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名城的若幹政策措施》和《市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安居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十大政策措施,打造綜合性科學中心和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最近兩年來,江北新區出臺的《促進創新創業十條政策措施》、靈雀計劃和“創業江北”人才十策,也分別針對研發機構、知識產權促進、創新型中小企業以及年輕人才等多方面給予了支持。其中,研發機構和總部落戶新區,最高可獲3000萬元支持;單個創新初創企業最高可獲得3000萬元的綜合融資;符合條件的頂尖人才團隊最高可獲得1億元的綜合支持,高層次創業人才則最高可獲250萬元的資金支持,青年大學生還可實現在新區“零門檻”“零成本”就業創業。

據葉玲說,研創園提供了約500套人才公寓,目前基本飽和。劉雨就以每月1000多元的租金住著一室一廳,而他的大部分同事也都住在人才公寓中。

東南大學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教授楊軍表示,計劃把實驗室的老師和學生都搬到江北新區,就近和園區的企業進行互動。

針對目前江北新區產業發展的人才現狀,當地政府依托南京集成電路產業服務中心給出了三大舉措,一是加快引進國內外優質培訓機構和師資,市場化運作,創新人才培養機制,提供職業化教育課程;二是通過共建國家示範微電子學院(南京)人才培養聯盟、江蘇工程應用人才培養聯盟,打造產學研融合、協同育人交流平臺;三是圍繞企業人才需求提供招聘及培訓服務,降低企業培訓成本,提高企業招聘效率。呂會軍說,占地7000平方的ICisC人才培訓中心將於7月份投入使用,預計5年培養5000人以上的集成電路專業人才,為區域的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供給。

紫光展銳南京分公司的負責人表示,在2016年落戶江北新區時,就在人才引進和生活配套上遇到了困難。隨著當地人才政策、生活配套等整體環境的提升,一年多以來,公司已經吸引了近百名集成電路相關人才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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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南疆駐村隊長的扶貧日記:在精準的路上杜絕“等、靠、要”

編者按:

面對當下的脫貧攻堅戰,各條戰線扶貧工作者,包括來自各金融機構的定點幫扶貧困村的駐村隊長和第一書記們,主動請纓,奮鬥在扶貧第一線,從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排先拜巴紮村,到大梁山深處的湖北十堰市坎子山村,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第一財經跟隨他們來到精準扶貧第一現場,真實記錄了為脫貧攻堅殫精竭慮的“扶貧+扶智”全過程。

“‘金·準扶貧’在路上”系列策劃報道,5 月起獨家分享,敬請關註。

 

一年多前,排先拜巴紮村(下稱“巴紮村”)大隊部(村委會)的毛驢養殖計劃“黃了”。大幹一場卻無人問津,讓村民賠了本錢。

這個地處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沙雅縣努爾巴格鄉的偏遠小村,距離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還要飛1 小時外加1 小時車程,交通不便、氣候幹旱以及人口文化程度較低,制約著當地區域經濟發展。

當時,村大隊部貸款約50 萬元,連驢崽帶廠房一共集資約80 萬元養殖毛驢,原本想把驢皮賣往山東賺大錢。孰料驢養成之後,買家卻嫌巴紮村養驢規模小,地理位置偏遠上門成本太高,不來收貨。而當地人又不吃驢肉,低價處理沒人要。驢子最終賣不出去,又回到當時出資的村民手中。

“村里為什麽會做出這麽魯莽的脫貧計劃?”面對如今已經閑置而空曠的養殖棚,時任巴紮村駐村隊隊長王磊感到不可思議。

2017 年春節後,王磊從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風險管理及合規部經理的崗位上主動請纓,參加新疆“訪惠聚”(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項目,他接手的便是這個村子。

村里一年大變樣

不過,當2018 年1 月第一財經記者跟隨王磊來到巴紮村時,小村在扶貧上已經小有成果。村里的地毯合作社所生產的產品參展了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而王磊還從阿克蘇地委民宗委爭取到55 萬元的扶持資金。

除了村集體收入從2016 年的20 萬元增加到2017 年的40 多萬元,翻了一番之外,去年該村脫貧成績也十分喜人。截至2017 年10 月,與貧困戶村民逐一談話的測算結果顯示,已經有33 戶年均收入高於脫貧線。

“2018 年我們可以如期脫掉20 個貧困戶。”王磊表示,現在村里又增加了8 戶貧困戶,剩下這些也都可以在2019 年全部脫貧。

夜里10 點,記者來到巴紮村,這個南疆小村,馬路雖然不平坦,但寬敞整潔,幾盞白色路燈將村口大隊部對面的健身器材照得格外搶眼,眼前這些很難和“貧困”二字聯系在一起。

駐村隊就在大隊部內安家,平時三名駐村隊員擠在一間小平房里工作、生活,房間里除了衛生間外,只有兩張單人小床以及一張鐵架子床。“這里有暖氣還有網絡,相比於更往南的和田地區莎車等縣的駐村隊,這里的條件算是比較好的了。”一位駐村隊員對記者表示。

那一晚,王磊忙到淩晨3 點才睡,而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又去迎接上級檢查了。

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給巴紮村“結對子”的村民家小孩帶來了漫畫書等小禮物

耐心解答,用足政策

以巴紮村為例,376 戶1266 名村民中,維吾爾族有371 戶1193 人,漢族僅5 戶10 人。而在村幹部系統中,除了駐村隊兩名漢族幹部外,剩下的都是少數民族幹部。

此外,巴紮村村幹部里,會說普通話的只有一位年輕的小夥子,而村民中老一輩人會說普通話的更是寥寥無幾。

除了簡單的問候,王磊要開展任何工作,都離不開維語翻譯。好在隨王磊一同下駐村隊的還有兩名會講維語的同事,其中一名叫木合塔爾的同事能說會寫,充當起王磊的左膀右臂。

“新官上任三把火”,熱情的駐村隊長並沒有因為語言不通而與村民產生任何隔閡。反而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走訪調研了全村126 戶涉及498 人的貧困戶信息。這時,王磊才發現巴紮村的脫貧任務艱巨。而面對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僅剩不到四年了。

“政策兜底脫一批”,是王磊對記者最先提到的扶貧策略。顯然,在這個普通話普及程度不高且村民文化水平較低的村子,遠沒達到吃透國家扶貧政策的地步,這也給王磊的扶貧工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沿著巴紮村二隊小道,一字排開的是村民的富民安居房。從外面看起來樣式都差不多,規整簡潔,不過里面卻各不相同。

家家戶戶的門口,都貼著花花綠綠的紙條表格。在貧困戶阿蔔拉·穆太力普家門口,就貼著《沙雅縣惠農補貼政策和補助標準》,普通話與維語一式兩份左右鋪開。

仔細看表格內容,記者發現,其中包含了各種補貼信息共18 項之多。例如新型合作醫療補助(個人承擔70 元)、糧食直接補貼(每公斤小麥補貼0.20 元)、玉米良種補貼(每畝10元)、棉花良種補貼(每畝15 元)等。“那些都是國家重要的扶貧政策,怕村民不了解,就貼在他們的門上了。”王磊說。

光貼海報還遠遠不夠,也要到他們家里去噓寒問暖,幫他們算算賬,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清楚自己可以拿多少錢。

這樣做的另一方面,也是對村幹部起到反向監督作用,因為村民一旦知道自己該拿多少錢,就會一傳十、十傳百地相互議論開來。如此就杜絕了有些村幹部企圖“中飽私囊”的可能。

沿著村路徑直走下去,一條國道將巴紮村分成兩邊,對於這條通向機場的國道,王磊再熟悉不過。當天正逢烏魯木齊的同事下村來找他,同時還給村里“結對子”的村民艾何臺熱姆一家三個娃娃帶來了漫畫書等小禮物。

艾何臺熱姆家是一處3 間的磚瓦房。大女兒克里比努爾已經快上初中了但十分害羞,二女兒拜熱娜古麗與三女兒古紮麗努爾則十分熱情好客,收到禮物後,都大聲用普通話說“哥哥我愛您!”

媽媽艾何臺熱姆則比較關心自己的18 畝梨子銷售回款問題,2015 年,他們家銷售梨子之後,卻一直沒把錢收回來。她焦急地托翻譯木合塔爾向王磊反映自己梨子錢被拖欠的情況。

王磊聽後,耐心對翻譯說:“你告訴她,目前我們已經出面協調,春節後收購商核對完賬目,就給她支付款項。”另外他補充道:“你再告訴她,冬天煤要是不夠燒了,可以來大隊部取一些。”

杜絕“等、靠、要”

扶貧先扶誌。政策兜底只能解決部分村民基本的脫貧問題,如果不積極發揮村民主觀能動性,很難創造更多財富,還有返貧的隱患。

記者了解到,在南疆地區,村民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教育完全免費。貧困戶更有諸多兜底政策,例如享受低保等,還可以向扶貧辦申請免費的家畜來飼養。此外,針對老年人當地有老年津貼;針對慢性病、殘疾人還有慢性病補貼、殘疾補貼等。以2016 年為例,該村惠民生補貼小拱棚25 戶7.5 萬元、三區分離15 戶7.5 萬元、暖圈15 戶9 萬元,共計24 萬元。

而在“訪惠聚”工程下,還有自治區首府的央企、國企和政府機構與村里“結對子”扶持,例如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每年給巴紮村的額度就有約20 萬元。

近期出臺的2018 年中央1 號文件指出,“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必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既不降低扶貧標準,也不吊高胃口。”

要想真脫貧,僅靠噓寒問暖是遠遠不夠的。王磊決定,應該通過平時的宣傳,向村民灌輸不應該有當貧困戶白拿錢的思想。

對於村里一些整日待在家里“遊手好閑”,既不外出務工,也不種地的男性村民,王磊則選擇主動出擊,一家一戶約談,有時候還會批評教育一番。

光說不行,還得幫著有意願的村民找工作。實際上村里就有大把機會。貧困戶阿蔔拉·穆太力普一家四口,沒有耕地,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在駐村隊的幫助下,去年,其妻古哈拉木·肉孜到地毯廠工作,一天工錢能拿到50元。

去年冬季,王磊又安排阿蔔拉·穆太力普在大隊部燒鍋爐,月薪1200 元左右,到了夏季,則安排他在大隊部當民兵,終於讓他也有了固定收入。

此外,王磊還介紹一些有外出務工意願的村民到縣城正規的加工廠等上班,月薪在2000 元甚至更高。這樣一年有兩萬多元的收入,一家如果是四口,加上妻子的收入,就可以脫貧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幫助村民們脫貧致富,首先得幫助大家挖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王磊在調研村里的努爾迪亞爾手工藝品專業合作社時,發現因設備較落後,合作社生產的地毯花色和款式單一,成品精細程度不高,造成產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工人們發不出工資。了解情況後,王磊到沙雅縣采購了手工地毯再加工設備,以提升產品品質。

同時,他還推動地毯外銷,在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精準扶貧項目洽談會中,為合作社爭取到一個展位,向參展客戶展示了手工地毯、坐墊和掛毯等手工藝品,並於2017 年9 月通過與阿克蘇地委民宗委溝通,爭取到55 萬元扶持資金用於設備更新和開展技術培訓。

在巴紮村站穩腳跟的駐村隊長,這一回終於將目光重新放回到那塊曾令他唏噓不已的驢棚上。王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打算今年將養殖社盤活,再和地毯合作社打通,與自己所在的“結對子”保險公司聯手,解決銷路問題,進一步為村民謀取更大的福利。

具體而言,根據國家扶貧政策,當地的貧困戶可以從扶貧辦申請各種家禽家畜(鴿子、雞、鵝、羊、牛)拿回家養。

王磊打算讓這些村民將申請的家禽家畜以入股的形式放在大隊部里的養殖社,再請村民專門養殖。羊毛準備購置55 萬元的羊毛清洗機進行粗加工,生產的毛線留給地毯廠作為原材料生產地毯,而羊絨則賣到沙雅縣更大的紡織品廠。另外,閑下來的富余勞動力將推動外出就業務。說到這里,王磊激動不已。

事實上,去年太平人壽就是巴紮村地毯的最大采購商,在該公司支持下,村集體收入去年翻了一倍。

在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上,巴紮村合作社向客戶展示手工地毯、坐墊和掛毯等手工藝品

解決“傳幫帶”難題

盡管這位駐村隊長對村里盤活養殖社計劃抱以極大希望,不過他也坦言,如果駐村工作結束後,依然不免擔憂這個合作社還能不能繼續運作好?

王磊表示,來到巴紮村後他發現,當地村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一些甚至是初中文化,即便一些高中文化水平的村官,在算賬、讀懂政策文件上也顯得比較吃力。此外他們的普通話水平普遍較差,他擔憂他們是否具備幫扶村民的能力。

這時候,“傳幫帶”就顯得尤為重要。

王磊表示,目前自己也在有意識地從年輕的村幹部中選出一些優秀的“種子”選手,一方面幫他們樹立在村里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教他們一些管理技巧和知識。

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楊紹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駐村幹部往往會探索出一條路,而之後生產、買賣等環節都較為機械,形成閉環。就拿村里的供銷合作社來說,無論是買賣牲口,找人來養,還是賣出分紅,都並非難以掌握,只要對一些村幹部多加培訓,對於這些環節和流程的執行應該沒有問題。

王磊的未雨綢繆起到了相當效果。今年3 月中旬,他在駐村一年期滿後回到了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本職崗位已經不太擔心自己之前的扶貧努力會白費。

而他關心的主動脫貧、傳幫帶等難題,也在2 月14 日於四川成都召開的全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得到呼應。

“要註重激發內生動力。要加強扶貧同扶誌、扶智相結合,激發貧困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激勵和引導他們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上述座談會指出。

會議認為,今後3 年要實現脫貧3000 多萬人,脫貧攻堅面臨的困難挑戰依然巨大,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依然不少。會議提出了8條要求,其中就包括組織幹部輪訓——要突出抓好各級扶貧幹部學習培訓。其中,對基層幹部,“重點是提高實際能力,培育懂扶貧、會幫扶、作風硬的扶貧幹部隊伍。要吸引各類人才參與脫貧攻堅和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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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又出重拳,5起重大案件“在路上”

本周五證監會發布了一條看似平淡無奇的消息,但字里行間卻透露出,證監會已經對5起重大案件“開戰”。

證監會介紹稱,日前在深圳專員辦召開重大案件調度推進會,集中研判5起重大典型違法案件,系統調配稽查力量,統籌推進案件查辦。深圳、湖北、浙江、山東等地一線辦案同誌參會。證監會黨委委員、主席助理黃煒出席。

第一財經從相關人處了解到,目前上述案件仍在調查中,還沒有更多細節可以披露。

證監會稱,上述會議對“參戰單位”提出四項要求。一是落實工作責任,參戰單位既要明晰各自職責又要相互協調配合,形成執法合力;二是做好調查方案,既要堅持整體研判,又要考慮個案特點,周密部署相關工作。

三是貫徹全面追責,對調查過程中發現的立案案由之外違法線索等深挖嚴究,絕不放過任何一項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四是關註市場風險,在查辦案件的同時做好各項應急預案,主動研判、積極應對、妥善處理可能出現的市場風險情況。

“會議還對一線辦案中的具體問題進行了研究。”證監會表示,對重點領域重大案件集中調度統籌推進,是證監會稽查部門根據依法全面從嚴監管的工作要求,積極創新案件調查組織模式,充分調動系統執法力量,有效整合系統執法資源的積極探索。

其背景是近年來違法行為的新變化。證券期貨違法案件,正呈現出主體關聯隱蔽、行為交叉競合、手法複雜新穎的特點,由一家執法單位獨立承辦的調查組織模式,已經難以滿足新形勢下對重點領域重大案件快查嚴處的工作要求。

證監會表示,稽查部門對關聯線索及時串並分析,對關聯案件集中統籌推進,形成一家調查單位主辦、多家協同查辦的工作模式,更有利於整合執法力量,提高執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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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正在第二家市值破萬億美元的路上,空頭同樣嚴陣以待

繼蘋果市值觸及萬億美元大關後,全球最大電商亞馬遜股價也持續發力。截至周四收盤,亞馬遜股價突破2000美元關口,市值超過9700億美元,有望成為蘋果之後,美國第二家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的上市公司。

據彭博社統計,從2014年底至今,亞馬遜股價翻了5.5倍,期間市值增加了8000億美元,過去一年,股價實現翻番,今年以來股價累計上漲超過70%,這在標普500指數中排名第五,僅次於流媒體巨擎Netflix,同期的標普大盤只有個位數漲幅。

CNBC認為,亞馬遜股價觸及2000美元,是一次市值爭霸賽的“里程碑式的躍升”。而推動公司周四股價大漲的主要因素是摩根士丹利周三發布的一份看漲研報,將目標股價從1850美元上調至2500美元,這較周二收盤價高出近30%。

另據Baron Capital分析師Ashim Mehra稱,在廣告收入和雲業務增長的推動下,亞馬遜未來三到五年內市值可能翻番,達到約2萬億美元。他在發給投資者的信中指出:“過去幾個季度,廣告業務成為亞馬遜營收的一大驅動力。未來三到五年,廣告業務將為亞馬遜帶來300億至500億美元的營收,利潤率非常高。”

不過空頭也在蠢蠢欲動。根據金融技術研究分析機構S3的最新報告,亞馬遜正在取代特斯拉,成為空頭下一個襲擊的目標。

S3的數據顯示,截至周四,空頭所拋售了總價值為99.3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而拋售的亞馬遜股票總價值達到了99.5億美元,超過特斯拉。特斯拉股價周四收盤已經下跌至303美元,一年累計下跌近15%。

S3紐約研究主管Ihor Dusaniwsky指出,華爾街的科技公司都是空頭所熱衷的對象。蘋果、谷歌、Netflix、微軟和Facebook是美國上市公司中最容易被做空的股票,原因是科技股的牛市已經持續了過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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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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