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的白洋澱,綠柳婆娑,碧波蕩漾,放眼水鳥嬉戲,聽聞蛙聲一片。
襟帶崇墉分澱泊,闌幹依鬥望京華——
河北安新縣白洋澱涼亭上的這副楹聯,在這個春天里,與位於東北方向1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有了不同尋常的關聯。
2017年4月1日,新華通訊社受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消息一出,猶如平地春雷,響徹大江南北。
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的雄安新區,迅速成為海內外高度關註的焦點。
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深謀遠慮,著眼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立足大歷史觀,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以規劃建設河北雄安新區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新模式,謀求區域發展的新路子,打造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極。
燕趙大地上,春潮湧動,正奏響開創歷史、引領發展的澎湃樂章……
把握時代大趨勢的歷史性舉措——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重大選擇
“這是黨的十八大後中央抓的一個新區建設。雄安新區是黨中央批準的首都功能拓展區,同上海浦東、廣東深圳那樣具有全國意義,這個定位一定要把握好。”——2016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華北平原,雪後初霽,萬物潤澤。
2017年2月23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從中南海出發,驅車100多公里,專程到河北省安新縣實地察看規劃新區核心區概貌。
在大王鎮小王營村,總書記走進一片開闊地,極目遠眺。這里就是規劃中的雄安新區起步區的核心地塊。
在展開的一張規劃圖前,習近平仔細察看區位、規劃狀況,詳細了解人口搬遷安置、區域內的地質水文條件等情況。
“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麽樣?人口密度有多大?拆遷人口有多少?”習近平總書記向河北省委書記趙克誌詢問。他叮囑:設立雄安新區,一定要讓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要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當天中午,習近平在安新縣主持召開了一場小型座談會。他強調指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戰略選擇,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
大發展需要大戰略,大戰略需要大手筆。
37年前,位於華南的深圳經濟特區,從昔日小漁村起步,發展成繁華都市,引領著珠三角經濟增長極崛起,成為中國開啟國門走向開放的重要標誌。
25年前,位於華東的上海浦東新區,從一片曠野地蝶變成匯聚財富的金融中心,輻射帶動長三角躋身世界六大城市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象征。
位於華北的京津冀大地,坐落著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北方重要城市,但多年來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一面是京津兩極“肥胖”,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突出,一面是周邊地區過於“瘦弱”,呈現顯著差距。
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正是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大時代背景下爬坡過坎的必然選擇,也是在中國北方打造新增長極的迫切需要。
著眼全局,運籌帷幄——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謀劃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到提出選擇一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再到部署雄安新區建設,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闊的戰略格局、強烈的使命擔當,籌劃部署、把脈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京津冀三省市考察調研,多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和部署實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傾註了大量心血。
201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天津調研時指出,要譜寫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京津“雙城記”。同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發展問題時,他強調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2月,他考察北京市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戰略。
在推進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大戰略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務是重中之重。而選擇一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的構想也逐漸浮出水面。
對首都北京,作為“老北京”的習近平感情至深——
“凸”字型的格局,“九經九緯”“左祖右社”的考究……擁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承載著古人的智慧和先進的理念,體現著中華風格、首都氣派。
然而,21世紀的北京,雖前所未有繁華,卻面臨“大城市病”的種種困擾。
如何在時代的演進中煥發出千年古城的歷史底蘊?正在快速邁向民族複興的中國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首都?怎樣破解城市規劃建設中的難題從而推動協同發展?一系列時代追問,縈繞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心頭。
“建設和管理好首都,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堅持和強化首都核心功能,調整和弱化不適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轉移到河北、天津去,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北京時的講話高屋建瓴。
宜疏不宜堵,構建大格局。
2014年10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對《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總體思路框架》批示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發展差距較大,不能搞齊步走、平面推進,也不能繼續擴大差距,應從實際出發,選擇有條件的區域率先推進,通過試點示範帶動其他地區發展”。
經過不斷思考,在201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
方向愈加清晰,思路更加明確,在京外設立一座新城的戰略構想逐漸成熟。
2015年2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9次會議審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多點一城、老城重組”的思路。“一城”就是要研究思考在北京之外建設新城問題。
2015年4月2日和4月30日,習近平先後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他再次強調,要深入研究論證新城問題,可考慮在河北合適的地方進行規劃,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的現代新城。
2015年6月印發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構想,明確提出:“深入研究、科學論證,規劃建設具有相當規模、與疏解地發展環境相當的集中承載地。”
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集中承載地”成為了“新區”的代名詞。
這個新區選在哪里?以何種定位出現?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多次組織國務院有關部門、河北省、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等有關方面,召開專題會議和小範圍會議,綜合考慮區位、交通、土地、水資源和能源保障、環境能力、人口及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因素,經過多輪對比、反複論證新區選址。
2016年3月24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有關情況的匯報並作了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問題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從我國經驗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建設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有力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的發展。
習近平強調:北京正面臨一次歷史性抉擇,從攤大餅轉向在北京中心城區之外,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載地,將形成北京新的“兩翼”,也是京津冀區域新的增長極。
一次次重要講話、一場場科學論證、一步步深入推進……從思考到謀劃,從批示到規劃,從要求到部署,從宏觀到微觀,習近平總書記對設立新區的戰略思考不斷深入,構想逐漸變為現實。
2016年5月27日,這是研究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一個大日子——
這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審議《關於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有關情況的匯報》,“雄安新區”首次出現在匯報稿的標題之中。
習近平強調:在現代化建設和城鎮化加快推進階段,北京又面臨著一次歷史性的空間格局調整。無論是從它的健康發展和解決問題,都要做出選擇,最後做了這個選擇。
頂層設計,誌在千年。
公元1153年,金建都於燕京,拉開了北京城860多年的建都史。
公元2017年,河北雄安新區的規劃設立,又將揭開北京城發展的嶄新一頁。
“這件事確實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習近平強調,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要能夠經得起千年歷史檢驗,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產。
把準歷史大方位,著眼時代新特征,續寫北京千年古都建設、謀劃華夏大地發展的新篇章。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雄安”——今天流行的這句新話並非豪言壯語,它是時代的選擇,更是歷史的承諾。
“深圳和浦東的今天,就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雄安的明天。雄安新區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副組長鄔賀銓院士說,千年大計,正是表達著中央推行這個戰略的決心和定力。
俯瞰中國地圖,深圳、浦東和雄安呈梯度而上,分別占據全國南、中、北三個維度,這將合力推動中國實現全局均衡發展,改變經濟發展“南強北弱”的狀況。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文章如此評價:雄安新區這片經濟活力帶將尋求催生出京津冀地區甚至更大範圍內的發展活力。
“水鄉花縣今新邑,北地江南古渥城。”雄安新區這片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和當代光榮革命傳統的大地,將成為大時代背景下中國開拓發展的新支點,必將創造時代發展的新傳奇。
回答實踐新要求的戰略決策——科學論證選址,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形成北京發展的新翼,打造創新驅動的高地
“具體到哪里建,這是一個科學論證的問題。一旦定下來,京津冀三地和有關部門都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用大歷史觀看待這件大事。”——2016年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雄韜偉略,長治久安。
“雄安”——未來之城的名字,取自“雄縣、安新縣”各一字,朗朗上口、聲名遠揚,既尊重歷史,又寓意吉祥。
“雄”字意味宏偉、陽剛、英雄;“安”字包含穩定、牢固、安康,體現了地域特色,符合中華傳統文化,契合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內在要求。
大任何以降雄安?
2015年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9次會議明確提出,研究考慮在北京之外建新城的思路;此後,在不同場合他多次提出在河北合適地方建設一座新城。由此,選擇一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就成為現實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雄安新區的最終設立提供了戰略指引。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牽頭組織研究論證設立集中承載地有關工作。2015年2月,選址工作啟動,各有關方面展開了緊鑼密鼓的科學論證:
——本著認真、謹慎、科學、民主的原則,新區選址綜合考慮區位、交通、土地、水資源和能源保障、環境能力、人口及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因素;
——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對集中承載地規劃選址進行多地點多方案比選,經過反複調研論證,多個回合討論研究;
——由16位頂尖級專家組成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對多個選址進行實地考察調研,召開10多次會議聽取河北省及規劃組的匯報;
——河北省組織省內多個部門,持續進行多輪研究,謀劃提交多個選址方案;
——初步方案經過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討論,意見反饋給河北省。河北省對方案進行相應調整,專家咨詢委員會再次實地考察,並聽取河北省及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方面意見。方案經修訂,再次上報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開會討論;
——2016年2月29日,國務院舉行專題會議研究集中承載地的相關問題;
——2016年3月和5月,最終選址方案呈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
規劃建設新區的選址事關發展全局,是涉及首都的歷史性工程,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每一次調研都細致嚴謹,每一次討論都充分熱烈。“雄縣—容城—安新”這一方案在幾個方案比選中逐步得到確認,最終脫穎而出。
選擇集中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新區,這個地方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太近容易連成一片,達不到疏解目的;太遠則難以接受北京的輻射和帶動,不能更好地承接和轉移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區地處保定。保定之名取“保衛大都,安定天下”之意,自古就是“京畿重地”要沖之塞。
距離北京約40分鐘高鐵車程的保定東站廣場,矗立著“京畿之門”的高大建築,提醒熙來攘往的人們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從保定東站向東北沿高速公路,半個多小時即可到達雄安新區。
新區位於京津保腹地,各方優勢明顯,土地水利環境地質支撐條件優良,發展空間充裕,正是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首選之地:
——區位優勢。地處華北平原,一馬平川。雄安新區與北京、天津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距離北京、天津、石家莊和保定市分別約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30公里。
——交通便捷。雄安新區東至大廣高速、京九鐵路,南至保滄高速,西至京港澳高速、京廣客專,北至榮烏高速、津保鐵路等交通幹線。基本形成與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的半小時通勤圈。同時具備空港優勢,距離北京新機場約55公里,完全可以滿足高端高新產業的發展需要。
——生態良好。擁有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澱,漕河、南瀑河、萍河、南拒馬河等多條河流在區域內交匯。九河下梢,匯集成澱,星羅棋布的葦田,搖船入澱,但見浩渺煙波,蒼蒼蘆葦,悠悠小舟,岸上人家,宛若“華北江南”。
——開發度低。雄安新區範圍內人口密度低,建築少,拆遷量不大。核心區所轄人口尚不到10萬人,僅相當於北京的一個社區。可開發建設的土地較充裕且可塑性強,具備一定的城市基礎條件。
2016年3月24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議並原則同意《關於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有關情況的匯報》,確定了新區規劃選址,同意定名為“雄安新區”。
“具體到哪里建,這是一個科學論證的問題,不能拍腦袋說在雄安。”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會議講話中強調,現在經過反複論證,並和北京市、河北省共同研究形成這個結果,一旦定下來,京津冀三地和有關部門都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用大歷史觀看待這件大事。
根據這次常委會會議精神,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召開小範圍會議對規劃方案進行了修改完善。2016年5月2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關於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有關情況的匯報。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兩個新城,形成北京新的‘兩翼’。這是我們城市發展的一種新選擇”“在新的歷史階段,集中建設這兩個新城,形成北京發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為精益求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組織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專家咨詢委員會對《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實施方案》進行研究完善。
2016年7月31日至8月6日,專家咨詢委員會進行一周的封閉研究,請國家發展改革委、河北省、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有關方面負責同誌和專家學者共同進一步完善新區實施方案。
“可以說,新區選址是經過了各方反複深入論證才定的,最後制定了這個實施方案。”經歷選址全過程、三赴雄安實地調研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說。
習近平總書記到規劃中的雄安新區考察時,對這里的區位、人口密度、自然條件等表示滿意。他說,這個地方選得好,在這里建新城,不會過多打擾當地人的生活,涉及搬遷量少,能快速起步見到效果。
大好河山,坐標已定。
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這座擔當著新時代發展使命的未來之城將躍然而出。
新區之“新”在於“以新破局”,構建起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格局”,也為中國實現區域協同發展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
從國際上看,很多國家探索解決“大城市病”問題,都是用跳出去的辦法,迄今看也是有效的、成功的。
在世界一些知名大城市,旁邊也有伴城。例如美國紐約之外有新澤西,舊金山附近有聖荷西等;以色列的特拉維夫之外,有創新之城海法;日本東京50公里之外,則有高新產業集聚地的科學城築波。
大鵬展翅九萬里——
從首都區位看,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區作為兩翼分列北京中心城區的東側和西南,定位清晰、錯位發展,拱衛首都實現新騰躍;
從河北區位看,雄安新區和以2022年北京冬奧會為契機推進建設的張北地區,呈現一南一北,同樣是帶動燕趙大地騰飛的兩翼。
全局上謀勢,關鍵處落子。
雄安新區,這里將高標準高起點起步,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改革開放的高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雄安新區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重點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金融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條件的堅決不能要。
雄安新區絕非傳統工業和房地產主導的集聚區,創新驅動將是雄安新區發展基點,進行制度、科技、創業環境的改革創新,吸引高端高新技術企業集聚,建設集技術研發和轉移交易、成果孵化轉化、產城融合的創新發展示範區。
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有海外媒體指出,“如果只註意到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而忽視這里是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就看不到雄安新區設計初衷的根本所在。”
雄安新區的定位也引來諸多國內科研單位、央企總部、產業巨頭的呼應。中國科學院、中船重工、航天科技集團、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國交建、中石化等紛紛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部署,主動對接雄安新區建設,有的央企已明確表示將拿出“遷企”的實際行動。
在新的歷史階段,雄安新區的設立,按下了推進新一輪改革發展的啟動鍵,推開了一扇嶄新的轉型發展之門。
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重大實踐——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中國樣本
“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歷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2017年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北雄安新區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
九河下梢,北地西湖。雄安新區囊括白洋澱整個水域。
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實地考察雄安新區建設規劃時專程前往白洋澱。這是習近平第一次來到白洋澱。他說:“小時候讀小兵張嘎的故事,就對這里十分神往。我曾在河北正定工作,但也一直沒有機會來。”
走過安新縣郊野公園的白洋澱大堤,沿著長長木棧道,習近平步入澱區深處。水面波光粼粼,蘆葦蕩還沒有返青,陽光照射下金燦耀眼。他登上一座木制觀景臺,環視開闊的白洋澱。
習近平曾在寧德、福州、杭州等南方城市工作,對山清水秀的生態之美感觸至深。
總書記在考察中強調,建設雄安新區,一定要把白洋澱修複好、保護好。將來城市距離白洋澱這麽近,應該留有保護地帶。要有嚴格的管理辦法,絕對不允許往里面排汙水,絕對不允許人為破壞。
高起點,新夢想。雄安新區將堅持生態優先,建設一座綠色生態之城——
習近平反複強調:“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劃定開發邊界和生態紅線,實現兩線合一,著力建設綠色、森林、智慧、水城一體的新區。”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雄安新區將構建藍綠交織、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組團集約緊湊發展的生態城市。
“水會九流,堪擬碧波浮範艇。荷開十里,無勞魂夢到蘇堤。”在未來規劃建設中,白洋澱的景色只會變得更美、澱水更加清澈,湖面更加開闊。
高標準,新理念。雄安新區將堅持規劃先行,築造一座標桿之城——
謀定後動,規劃引領。2014年2月和2017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考察北京市。他對城市規劃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格外重視,強調指出:“考察一個城市首先看規劃,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城市規劃建設做得好不好,最終要用人民群眾滿意度來衡量。”
在謀劃設立雄安新區的數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反複強調“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再開始建設”“精心推進不留歷史遺憾”。
在安新縣召開座談會時,總書記鄭重告誡:雄安新區將是我們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產,必須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要堅持用最先進的理念和國際一流水準規劃設計建設,經得起歷史檢驗。”
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低、發展空間充裕……一張白紙能夠畫出最美的圖畫。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正會同專家咨詢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門、河北省委省政府等抓緊組織編制雄安新區總體規劃、起步區控制性規劃、啟動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及白洋澱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等。
新區將借鑒國際經驗,組織國內國際一流規劃人才進行城市設計,細致嚴謹地做好單體建築設計,特別是細節設計,建成標桿工程,成為今後城市建設的典範。
“規劃上要達到國際一流城市的水平,同時在建築上要充分體現中華文化的元素,在建設過程當中要精雕細琢,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建築,留下千年傳承。”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說。
高水平,新家園。雄安新區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成為一座現代宜居之城——
如果說此前,中國的大部分現代化城市建設都是向外借鑒學習,那麽在多年積累的基礎上,雄安新區將構建一個蓬勃內生、發揚傳統、自信開放的現代化城市,從而達到“從跟跑到並跑再到領跑世界”。
雄安新區不會簡單複制深圳和浦東,而是要開創國家新區和城市發展的全新模式。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市民需要出發,做到疏密有度、綠色低碳、返璞歸真,提供宜居的環境、優質的公共服務,有效吸引北京人口和功能疏解轉移。”新區規劃一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如此強調。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按照規劃,新區遠期將承載200萬至250萬人口。新區的建設,將緊緊圍繞“人”這個核心謀篇布局,充分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發展社會事業,配套優質教育醫療等資源,提高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水城共融猶如江南水鄉,大量管廊地下藏,地底通道汽車穿梭忙,行人休閑走在馬路上,街道兩邊傳統特色建築分外亮堂,河水穿城流淌,森林公園空氣清新舒暢,被綠樹隔離帶包圍的白洋澱碧波蕩漾……徐匡迪院士這樣描述未來雄安新區美麗如畫的模樣,嶄新的生產、生活、生態三大發展空間讓人無限向往。
高要求,新機制。雄安新區將堅持體制機制改革,打造一座創新發展之城——
早在一年多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防止炒作土地等問題出現,要切實采取有效措施。
從2016年6月開始,雄安新區規劃區域內,已逐步實行房屋等不動產、規劃、土地、項目、戶籍的凍結,為籌建新區做準備。
雄安新區將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嚴禁大規模開發房地產。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表示,國家將在這里探索全新的房地產改革道路,控制房地產價格,保障民眾住房需求。
戶籍改革、醫療改革、公共服務改革、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行大部門制和負面清單管理、探索投融資體制改革、加強對外合作促進貿易便利化、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城市管理規則和體系……體制機制改革將是新區發展的制度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中,雄安將爭當“改革先鋒”,一些改革舉措在這里先行先試,在“深水區”中趟出一條可複制、可推廣的新路子。
引領時代發展,打造改革高地,人們也將從這里讀懂未來中國。
“白洋澱,風光好,英雄多,到處都有嘎子哥。”從白洋澱碼頭坐船出發,半個小時水程來到趙莊子村——電影原型“小兵張嘎”的故鄉。
憶往昔,這里是見證崢嶸歲月的革命老區;
看今朝,這里是肩負歷史使命的發展新區。
“我們這代人做什麽夢的都有,就是沒有做過這樣的夢。”趙莊子村黨支部書記趙文祥說,“這幾天鄉親們茶余飯後都在討論新區建設,暢想家鄉未來。”
“規劃定了就要嚴格執行,確保‘一張藍圖幹到底’。”
“要尊重城市開發建設規律,合理把握開發節奏,穩紮穩打,一茬接著一茬幹。”
“這件事是不可逆的工作,所以必須發揚工匠精神,精心推進。”
……
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部委到河北省各部門,新區建設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展開,雄安新區籌委會已經成立……
放眼未來,美好前景催人奮進——
3年後的2020年,一個新城的雛形將初步顯現。雄安新區骨幹交通路網基本建成,起步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布局框架基本形成;
5年後的2022年,在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時與京津冀主要城市聯系進一步緊密,與北京中心城區錯位發展,起步區基礎設施全部建設完成,新區核心區基本建成;
13年後的2030年,一座綠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業的現代化新城顯露活力,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聞名遐邇的城市新星。
雄安新區,必將綻放出璀璨奪目的光芒!
昆明一個共享單車停車點。(新華社記者 胡超/圖)
針對多家共享單車企業相繼倒閉,大量用戶押金難以追回的情況,交通部11月23日表示,正在密切關註跟蹤有關情況,將研究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措施,防止出現風險。
在當天舉行的交通部例行發布會上,交通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說, 近年來,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快速發展,為社會公眾出行提供了一種新的便利選擇,也為構建城市綠色出行體系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同時也出現一些問題。”吳春耕說,比如由於行業業態模式新、發展潛力大、市場競爭激烈,一些中、小型運營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沒有找到盈利模式,發展路徑不明確,經營效益不佳,失去造血功能,出現了經營困難。從今年6月開始,多家共享單車企業相繼倒閉。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6家共享單車被曝押金無法退還的問題,並被曝拖欠供應商巨額款項。
吳春耕在發布會上透露,交通運輸部對於多家共享單車押金退出困難等問題高度重視,已會同國家發改委、住建部和銀監會等有關部門深入北京、廣州、成都、常州等城市,對共享單車運營企業和自行車制造企業等進行了調研。
吳春耕表示,下一步,交通運輸部將系統分析行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在共享單車指導意見頂層設計的政策框架下,研究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措施,保護消費者利益,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13日下午,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中央對海南改革開放發展寄予厚望,最近研究制定了《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賦予海南經濟特區改革開放新的重大責任和使命,也為海南深化改革開放註入了強大動力。這是海南發展面臨的新的重大歷史機遇。
習近平要求,海南廣大幹部群眾要抓住機遇、再接再厲,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持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發揮自身優勢,大膽探索創新,著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爭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動範例,讓海南成為展示中國風範、中國氣派、中國形象的靚麗名片。
近日,一向擅長炒股與資本運作的血液制品龍頭上海萊士發布公告稱,預計2018年一季度投資業務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8.98億元,直接導致2018年一季度業績大額虧損。也就是說,上海萊士一季度炒股虧了8.98億元。
上海萊士這樣的炒股“踩雷”,對於A股上市公司來說並非孤例。前一段時期,上市公司中各種風險暴露得較為頻繁。如果上市公司風險大量積聚、顯化及蔓延,不但會導致公司價值毀損,也會影響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不少公司頻繁踩雷,讓其風險敞口擴大,也讓投資者損失慘重。這種情況下,急需制定上市公司全面風險管理制度,讓投資者不至於時刻處於擔心之中。
那麽,A股上市公司風險管理現狀如何呢?
國資委2006年開始在央企試點全面風險管理,2010年全面推行。自2007年以來,上市公司也開始關註和重視風險管理工作,制定了風險管理制度。但除央企外,其他上市公司的風險管理制度只是自發制定,自發對外披露,屬於自發性質,並且只有少數公司制定這一制度。不少上市公司的風險管理制度並不全面,只是綱要性質的,缺乏執行力。
從資本市場的運行看,近期上市公司需要特別註意以下風險,在這幾個方面建立針對性的風險控制制度:
其一,存貨信息披露風險。
部分上市公司出現巨虧和庫存離奇失蹤關聯的情況,驚呆了市場投資者。如皇臺酒業庫存成品酒出現嚴重虧庫的問題,涉及金額約6700萬元。撫順特鋼存在存貨等實物資產不實問題,可能涉及公司以往年度財務數據重大調整。還有獐子島的扇貝屢屢跑路等。
農林牧漁行業由於存貨不透明、缺乏公平定價機制,非常容易受天氣、疫情等因素影響而產生重大損失,對此類公司特別是歷史上多次出現巨額存貨減值計提行為的公司,要留個心眼。
其二,商譽減值風險。
百花村、光一科技、新力金融、置信電氣等十余家上市公司公告或年報稱,因計提商譽減值準備導致公司業績大幅下滑。據統計,目前商譽在10億元以上的公司接近250家,其中超過20億元的在110家左右。
外延式並購承諾期滿後潛在的商譽減值釋放業績壓力,俗稱“財務洗澡”,始終是上市公司尤其是創業板公司業績持續增長的隱憂。2015年是創業板公司外延式並購的高峰期,2016年是次高峰期,並購的業績承諾期一般在3年左右,2018年和2019年創業板將面臨很大的商譽減值風險。
其三,股權質押風險。
2月前後,隨著結構性行情的展開,中小創個股節節走低,這些小盤股的股權質押危機集中爆發。據2月份的一項統計,A股幾乎“無股不押”,有3463股涉質押,占到全市場的99.23%,合計質押5812.76億股,涉及市值5.64萬億元。2018年以來,25家公司33位股東宣告面臨股權質押平倉風險,合計質押股份74.51億股,涉及股票市值522.66億元。
其四,不當關聯交易風險。
法律並非禁止所有的關聯交易,而是禁止以利益輸送等為目的的不當關聯交易,這種交易會讓公司遭受巨額損失。樂視網的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長期的不當關聯交易。通過剖析樂視網2016年年報,發現樂視網的關聯交易大幅增加,前五大客戶均為關聯方,2016年樂視網與關聯方的銷售達128億元,關聯銷售形成了38億元的關聯方應收賬款。
其五,激進投資風險。
樂視網的危機與賈躍亭的七大生態系統尤其是汽車的激進投資直接相關,最終導致資金鏈出現問題。
其六,理財不當風險。
去年底,國民技術和前海旗隆基金的事件可謂是資本市場一大焦點。2017年11月29日,國民技術公告稱,合作方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相關人員失去聯系,公司5億元投資款暫無法收回。而國民技術無法收回的5億元,相當於公司過去8年的凈利潤總和。
上市公司風險管理制度包含多個環節,從收集風險管理初始信息,到風險評估、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的監督與改進、風險管理組織體系等。因此有必要要求上市公司:一是在戰略層面構建風險管理體系,厘清風險管理部門職責定位;二是建立專項風險評估制度,動態監控重大風險;三是實施年度風險管理報告制度,加強價值與風險信息披露;四是依據大數據進行風險管理,提高預判能力和危機處理能力。
(作者系資深市場觀察人士)
4月23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下稱“互金協會”)發布關於《互聯網金融 個體網絡借貸電子合同安全規範》團體標準征求意見稿(下稱《標準》)的通知。互金協會表示,標準制定有利於規範機構業務活動,引導行業健康發展,以及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標準》共8章,對網貸電子合同的使用範圍、電子簽名的合法性要求、司法舉證方式等都做了具體要求。其中要求,訂立後的電子合同應委托第三方存儲服務商進行存儲。
由於互金合約簽訂的線上化與無紙化,電子合同已成互金行業的標配之一。2014年第三方電子合同平臺開始出現,並被網絡借貸中介機構所認可,成為網絡借貸中介機構為出借人、借款人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電子合同在線簽署的第三方平臺。
而隨著行業發展,自2015年開始,個體網絡借貸行業呈現野蠻爆發性增長,行業問題層出不窮,風險問題集中爆發,電子合同作為個體網絡借貸業務的核心環節,面臨極大挑戰。例如,電子合同關鍵信息被篡改或刪除,原始性無法保證;網絡借貸平臺業務數據丟失,不法分子修改數據庫數據,數據保全和單據存管存在安全隱患;合同借款人抵賴,不承認簽署過電子合同,如逾期還款,催收無效,沒有完整的證據鏈進行司法舉證。
根據《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活動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各方參與網絡借貸中介機構業務活動,需要對出借人與借款人的基本信息和交易信息等使用電子簽名、電子認證時,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保障數據的真實性、完整性及電子簽名、電子認證的法律效力。
《標準》規定了針對電子合同在線訂立、第三方存儲及司法舉證中使用電子簽名技術的各項安全要求,主要包括:電子簽名合法性要求、電子合同訂立、電子合同存儲及司法舉證的要求。其中,電子合同訂立主要包括:實名核驗、數字證書申請、密碼算法及密碼產品要求、電子簽名制作數據使用方式、時間戳要求、電子合同訂立系統要求和電子簽名驗證。
根據《標準》內容,第三方存儲是指從業機構開展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業務活動時使用電子簽名技術對電子合同進行在線訂立,訂立後的電子合同應委托第三方存儲服務商進行存儲。
互金協會表示,《標準》提供了互聯網金融網絡借貸信息中介從業機構在開展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業務活動中,當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通過互聯網在線訂立電子合同時采用可靠的電子簽名,保證訂立後的電子合同滿足防篡改、抗抵賴性等各項安全要求,以提高通過此種方式訂立的電子合同的安全性和證據效力。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27日下午表決通過了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決定。外界關心,上海金融法院何時能夠正式掛牌以及運行?
在27日下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林文學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將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及上海市做好金融法院的籌備工作,今年8月底前完成上海金融法院的具體組建和正式掛牌工作。
一大批新型、疑難、複雜金融案件
為何選擇在上海設立我國首家金融法院?設立金融法院的重大的現實意義是什麽?
林文學對此表示,上海是中央確定並支持建設的國際金融中心,轄區內金融機構數量多,外資金融機構占比大,金融要素市場齊全,金融市場交易額巨大。近年來,上海市各級法院涉金融案件數量迅速增長,2013年到2017年平均每年增長51%,去年受理一審金融民事案件達到17.9萬件。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一、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及八個基層法院都設有金融審判庭,其他法院也設立了專門的金融案件合議庭,從事金融審判的專業法官有124人,具有良好的金融審判人才基礎和比較豐富的金融審判經驗。
“近年來上海法院審理了一大批新型、疑難、複雜的金融案件,比如全球首例“高頻交易”案,也就是伊思頓公司操縱期貨市場案,全國首例跨市場金融衍生品內幕交易案,也就是光大證券“烏龍指”系列案,還有全國首例中小投資著服務中心支持證券投資者起訴案等。因此,按照先行先試的要求選擇在上海探索設立金融法院。”林文學稱。
他表示,設立上海金融法院,對金融案件實行集中管轄,有利於進一步提高金融審判專業化水平,統一裁判的標準,促進法律統一適用,提升金融審判質效和司法的公信力,有利於建立健全公正、高效、權威的金融審判體系,有利於為金融工作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也有利於服務保障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和建設。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後,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對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具體工作安排是什麽?
林文學表示,根據中央通過的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決定後,最高人民法院將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及上海市做好金融法院的籌備工作,今年8月底前完成上海金融法院的具體組建和正式掛牌工作。
他介紹稱,為確保上海金融法院充分發揮職能作用,最近最高法將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司法解釋,明確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受理範圍。二是指導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為上海金融法院選優配強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同時也按照中央司法體制改革的要求,在上海金融法院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規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實行法官員額制,精幹內設機構,推行扁平化管理,提高工作質效。
三是建立金融審判專家輔助制度,完善金融司法研究機制和智庫建設,探索設立中國法院金融審判國際交流上海基地,推動金融法治理論和金融審判實踐的深度融合,推動境內外金融審判經驗的廣泛交流,提升金融審判的專業化水平。
四是擴大上海金融法院與金融監管部門、金融行業調解組織、仲裁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創新糾紛化解工作機制,完善調解結果的司法確認和執行機制,建立完善系統化的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五是加大金融案件大數據資源庫和金融風險防範信息共享機制建設,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在金融審判實踐中的深度運用,為區域性、行業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預警和重大決策提供信息支持。
不受理刑事案件
在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期間,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轄範圍也備受關註。有委員表示,“設立金融法院是改革探索,改革有導向性和示範效應,建議把案件管轄範圍進一步界定清楚。案件管轄範圍適應實際需要,能夠有效解決現實中的突出問題。”
在新聞發布會上,也有媒體問及,上海金融法院會不會受理白領刑事案件?
對此,林文學表示,關於上海金融法院是否受理白領刑事案件這個問題不存在,因為上海金融法院不受理刑事案件,只受理金融民事和行政案件。
“關於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的管轄範圍,我想用四句話來回答,第一,不改變上海三級法院現在受理案件的級別管轄,原來由上海高院管轄的還由它管轄,原來由基層法院管轄的仍由基層法院管轄。第二,把上海現在的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涉金融的民事案件和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涉金融的行政案件全部都平移到上海金融法院。第三,對於什麽是金融案件,上海法院作了劃分,以現在的案由和主體作為劃分的對象,比如涉及到金融的借款、信托、證券、期貨,就屬於金融案件。以主體劃分,目前最高法院有司法解釋,對涉及到上交所、中登上海分公司、上海期貨交易所等作為被告或者第三人履職引發的民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來審理。第四,具體的案件管轄範圍最高法院還要專門制定一個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林文學稱。
財政部正在會同相關部委緊鑼密鼓地抓緊制定個人所得稅相關改革方案,下一步還將按照規定履行相關程序。
5月3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在回答個人所得稅改革進展時如上表示。
她說,個人所得稅改革會讓更多的群眾減負受益,我們也會進一步加快這方面工作的節奏和進度,盡快出臺相關措施。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近期國務院已經推出增值稅稅率下降等各項減稅舉措,個稅相關舉措尚未出臺。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個稅改革,主要內容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從而增加個人勞動收入,降低稅負。
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今年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表示,財政部會根據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費水平的變化來確定起征點,給出一個政策性的建議。加快啟動個稅改革方案,同時啟動個人所得稅的修法,將個稅改革方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程序進行審議,審議以後來組織實施。
不過,今年3月14日國務院公布的2018年立法工作計劃中,在明確今年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中,並未提及個稅。不久後財政部條法司的立法工作安排透露,將力爭在年內完成個人所得稅法(修訂)部內起草工作,及時上報國務院。
正是因為個稅法修訂仍在起草階段,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公布的2018年立法工作計劃中,將修改個稅法列為預備審議項目。即立法項目由有關方面抓緊調研和起草工作,視情在2018年或者以後年度安排審議。
盡管目前提高個稅起征點的改革尚未實施,但是個稅改革今年已有所動作。
4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依法批準設立的非營利性科研機構、高校等單位的科技人員,通過科研與技術開發所創造的專利技術、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生物醫藥新品種等職務創新成果,采取轉讓、許可方式進行成果轉化的,在相關單位取得轉化收入後三年內發放的現金獎勵,減半計入科技人員當月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計征個人所得稅,減輕稅收負擔,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提速。
5月1日起,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政策將在上海、福建(含廈門)、蘇州工業園區試點地區實行。個人繳費支出環節可稅前扣除,直接減輕個人當期稅負;積累環節投資收益暫不征個人所得稅,直接增加個人收益;個人領取環節,可以享受減免稅優惠。
廣州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正式出臺,廣州將積極申報設立自由貿易港,同時,以廣州港集團為平臺,通過增資擴股、收購等方式加快港口資源整合,打造世界級樞紐港區。
自由貿易區升級版
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日前印發的《建設廣州國際航運中心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三年後,廣州港的綜合實力、現代化建設水平走在全國港口前列,自由貿易港建設取得突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航運樞紐建設中發揮引領作用,廣州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再上新臺階。
廣州市港務局副局長黃波17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目的是進一步提升區域協作和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在這個總的方向下,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共同打造世界級的航運樞紐。
“在此過程中,廣州希望既是參與者又是推動者,因而提出了‘引領’,以更好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提出的‘四個走在全國前列’要求。”黃波說。
2015年,廣州市出臺《建設廣州國際航運中心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年)》,多方促進航運發展,支持力度前所未有。
經過三年的建設,廣州港貨物吞吐量達到5.9億噸,超過深圳和香港的總和;廣州航運關聯企業從6000家發展到5萬多家;世界第一艘2000噸級純電動貨船在廣州研發制造下水;廣州郵輪母港旅遊實現零的突破;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在廣州首航;廣州港集裝箱航線升至197條;國際友好港由20個升至41個……
在新的三年行動計劃中,推進自由貿易港建設被擺在重要位置。計劃提出,借鑒國際自由貿易港發展實踐和先進經驗,積極申報設立廣州自由貿易港。構建更加便捷的國際船舶、貨物進出境監管機制。創新“不申報、不征稅、不統計”的一線進出境模式;放寬貿易投資準入條件,建立離岸型經濟管理體制,實現貿易自由;探索基於國際貿易業務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的金融、外匯管理規則,實現資金“自由流動”。
黃波認為,自由貿易港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基礎上的升級版,廣州的優勢在於,有別於橫琴和前海,南沙自貿片區的其中一個核心功能定位是航運物流,從實際情況來看,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南沙保稅港區的功能,南沙自貿試驗區在貿易便利化的政策環境、營商環境方面取得突破,向自由貿易港的方向邁進。
“自貿港里貨物可以自由進出,這有利於國際中轉貨物選擇南沙,更有利於把廣州港打造成一個國際中轉性的港口。”黃波說。
中遠海運散貨運輸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計劃中提到的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航運金融綜合服務體系等措施將更加方便國際航運公司的結算、融資等,並為航運公司開拓更多的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航運公司的競爭力。
港口整合方案制定中
計劃還提出,到2020年,完成港航相關項目投資1000億元,港口貨物吞吐量達到6.5億噸,集裝箱吞吐量力爭達到2500萬標箱,集裝箱航線達到250條,其中國際班輪航線120條,全市港航相關產業企業註冊數超過6萬家,本地航運企業經營船隊規模超過4000萬載重噸。
目前,全球集裝箱年吞吐量超過2000萬噸的港口有7個,除了新加坡港和釜山港,有5個在中國。在中國,集裝箱年吞吐量超過2000萬噸的5個港口中,除了上海港和寧波港,有3個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分別在香港、深圳和廣州。
值得註意的是,作為老牌國際航運中心,中國香港的競爭力正在下降。盡管2017年香港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重返2000萬標箱大關,結束了六連跌,但過於依賴轉口貿易使得香港對內地的貿易依存度不斷上升,而伴隨著內地與世界各國貿易的發展,內地相當部分出口是通過直接貿易或離岸貿易進行,再加上鹽田、蛇口、南沙等港口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服務水平不斷提升,內地經香港的轉口貿易額大幅萎縮。
今年4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時就直言“擔心港口”。她說,除了港口以外,香港和其他的大灣區城市在分工上並沒有太多重疊之處。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誌堅也認為,以轉口貿易為主的香港未來發展將面臨天花板,而南沙一旦解決好港口的硬件和軟件問題,可能就會跟香港分庭抗禮。
黃波則希望,在提升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港口群的國際地位上,三地能夠形成合力。“香港有得天獨厚的先發優勢,廣州有傳統航運基礎和緊鄰經濟發展腹地的優勢,深圳有創新優勢,大家如果能夠形成深度合作,就可以在全球的港口航運界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即便不考慮跟香港的競合關系,推動珠江口內及珠江西岸港口資源整合也刻不容緩。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剛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坐擁世界級港口群,這也必然導致競爭加劇,尤其是在集裝箱貨源的爭搶方面。通過資源整合,充分合理利用不同要素是大勢所趨。
為避免港口重複建設、過度競爭及各自為政,全國各地都在加快港口整合的步伐,江蘇、浙江、遼寧等地已紛紛實現了港口資源整合。
此次計劃明確提出,支持以廣州港集團為平臺,采用市場化手段,通過增資擴股、收購等方式,加強與周邊港口合作,抓緊推動開展港口資源整合工作,打造世界級綜合型港口企業。
此前,廣州港已與東莞港、江門港簽署了港口合作發展協議,與珠海港、中山港、佛山港、茂名港等港口的合作正在加快推進。
黃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港口資源整合的具體推進方案正在由廣東省交通運輸廳、省國資委、省發改委牽頭制定。因涉及上市企業廣州港集團,因而具體內容不便發布。
廣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經理宋小明表示,廣州港集團將根據新的三年行動計劃部署,研究制定集團的行動計劃,層層壓實指標,務必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近幾年來,私募基金高速發展,成為資本市場重要組成力量。截至2018年4月底,在基金業協會登記的私募機構2.36萬家,備案的私募基金7.25萬只,管理資產規模12.48萬億元;其中,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0.87萬家,占比37.1%,管理基金3.6萬只,占比49.7%,管理資產規模2.56萬億元,占比20.5%。
不過,目前我國私募基金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揮潛力,融資體系高度依賴銀行的格局尚未改變。1992至2017年,IPO和各類再融資累計融資總額僅為11.23萬億元。截至2018年3月末,非金融企業國內股票融資額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3.8%,包括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和企業債券融資在內的直接融資規模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14.2%。
“直接融資不發達,權益資本形成能力嚴重不足。發揮私募基金功能作用,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實現從間接融資體系到直接融資體系的轉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表示。
長期以來,我國資本市場以散戶為主,缺乏長期資金,短期、投機主義盛行,無法對資本市場形成有效支撐。
因此,洪磊指出,在發展絕對收益私募基金,為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的同時,也必須大力發展追求相對收益的投資產品和堅持專業長期價值投資的機構投資者,建設有利於長期資本形成的多層次有機生態。
目前,我國資產管理業缺少從大類資產配置到專業投資工具到基礎資產多層次有機體系,無法匹配養老金、理財資金、保險資金的跨期資產配置需求,無法滿足實體經濟不斷增長產生的持續融資需求。
洪磊建議,應當在《基金法》框架下制定大類資產配置管理辦法,構建資產管理業三層架構,形成主業清晰、專業規範、優勢互補的制度設計。
“一是將基礎資產的創設交給資本市場的賣方——投資銀行;二是從基礎資產到組合投資交給提供專業化投資工具的資本市場買方——基金管理人;三是對組合投資工具的選擇交給養老金、理財資金和保險資金(FOF)管理人進行大類資產配置,通過目標日期基金和目標風險基金等配置型工具,專註於長周期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洪磊表示。
在這個有機生態中,通過投資工具的分散投資可以化解非系統風險,通過大類資產配置可以化解系統性風險。
洪磊建議,充分借鑒國際成熟的監管經驗,積極回應現實訴求,細化《基金法》管理人、托管人職責,區分承擔募集職責的管理人和承擔投資管理功能的管理人,允許其各自獨立存在並進行市場化分工合作,將各類主體的活動置於清晰的規則之下,消除監管套利機會。
他指出,通過制定大類資產配置管理辦法,允許機構投資者申請大類資產配置牌照並核準其發行相關產品,為銀行、保險等機構投資者提供規範的資產管理與資金運用渠道,推動銀行理財、養老金、保險資金、公私募基金等各類資金有序參與、專業分工,共建資本市場良性生態。
當Fin-tech(金融科技)與Tech-fin(科技金融)蓬勃發展, 並經歷一輪泡沫之後逐漸回歸時,Reg-tech(科技監管)再次被提到日程之上。第一財經記者獲悉,證監會信息中心已經制定了一套“監管科技總體建設方案”,下一步將根據專家建議,對方案主體架構再作修改,並將盡快提交咨詢委員會審議。
5月23日,證監會科技監管專家咨詢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副主席趙爭平及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委員會由兩院院士、高校學者、企業界專家等組成,總計16位專家成員。
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傑,北京理工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梅宏,清華大學軟件學院院長王建民,中國人民大學理工學科建設處處長、數據工程與知識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杜小勇,電子科技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周濤,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天工智能計算研究所常務副院長馬少平,南京大學機器學習與數據挖掘研究所所長周誌華,清華大學計算機系軟件研究院知識工程研究室副教授唐傑等8位科技領域的學者專家。
5位金融領域的專家中,包括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孫國峰、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廖理,以及京東金融科技控股首席執行官陳生強、螞蟻金服集團全球技術合作與發展部總經理李津,以及國信證券副總裁、首席工程師廖亞濱。
其余3位分別是北京地平線機器人技術研發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余凱、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黃澄清,以及烏鎮智庫首席科學家陳利人。
證監會在上述會議上表示,資本市場與現代科技將從兩個方面提高融合,一方面,資本市場要支持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使高科技企業能夠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更強的發展動力。另一方面,要利用科技變革的力量完善自身的發展,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的運行質量和效能,大力加強對新技術的應用,借助科技的手段提高監管能力。
下一步,還將實施資本市場大數據戰略,推動構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的監管新模式。在電子化、網絡化監管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科技化、智能化監管問題。
具體而言,要圍繞證監會各項監管職能,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行政審批、打擊違法違規行為、上市公司監管等工作環節加快行動、有所突破,同時,要提升金融風險的甄別能力,實現穿透式監管、全面性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