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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起大放水！超級QE來了

必須和懂規矩的人在一起

潘石屹和李祝捷，兩個創投圈的老臘肉聚在一起會聊些什麽

導讀 : 如果是只會創業，你不知道為什麽創業，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很容易失去大方向，也很容易放棄。

1月20日，在創業服務器和善緣街0號聯合承辦的創業服務器年會上，一眾大佬做了演講。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和真順基金創始合夥人李祝捷在演講中都說到了創業趨勢選擇的話題。

以下是經i黑馬編輯整理的演講內容：

潘石屹：今天鋼材比白菜便宜，把時間浪費在這里沒有出路

我給大家提一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重要。這個問題是什麽呢？就是我們要回答我們為什麽要創業。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問法，我們在讀書的時候要問我們為什麽讀書，當我們蓋房子的時候要問我們為什麽蓋房子，當我們吃飯的時候要問我們為什麽吃飯。人都會吃飯，但是為什麽吃飯，一定要有問題，就可以把我們的思路帶的更深一點，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思考。如果是只會創業，你不知道為什麽創業，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很容易失去大方向，也很容易放棄。

我從做生意創業到今年20多年的時間，創立SOHO中國這家公司正好是20年的時間。我看到在20年前、10年前，和我一起做生意創業這些成功的人，基本上都在香港四季酒店和香格里拉飯店的大堂里面百無聊賴的待著，有話沒話拉著我們就瞎聊。像我、俞敏洪，到今天還在幹活的人已經不多了。我想為什麽，為什麽當初這些我們的創業夥伴，20年前非常的意氣風發，在他們創業的年代他們的才華、他們的潛能都得到了最大的發揮。可是後來上市了，取得了一些成績，賺了一些錢，這些最優秀的人才，中國最優秀的人才都變成了廢人，這是很可悲的事情。

我兩年前在美國碰到一個年輕人，不到30歲，是Facebook最早的幾個員工之一，他賺錢了，跟我在聊退休的事情，不到30歲就要退休，就不想做事情了，這是多可怕的事情。

今天我們要創業，今天我們為什麽要創業？我想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通過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讓我們這個社會的效率提高，讓我們的成本能降低，讓我們周圍的資源能夠更加的多，就是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公平，更加的平等。

一句話，就是我們今天做的創業就是要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呢？我們身邊有無數這樣的例子，比如淘寶，就讓我們市場的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的降低。微信，讓我們的通訊變得非常的方便，比中國移動的短信好用多了。

我們看到在今天要創業，永遠離不開的東西就是技術。十年前、二十年前，不靠技術，靠關系也可能會成功。可是在今天就不可能了，科學技術讓我們的世界在各個方面，經濟、教育、社會，甚至政治方面都變得更開明。同時科學技術也讓我們每一個人的潛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創業，同樣是讓每個人的潛能，把你身上潛在的能量都調度起來。試想一下如果我當年不下海，坐在機關的辦公桌後面坐一輩子。但是我等了另外一條路，到了深圳、海南島，又到北京創業，我身上的潛能的發揮肯定不一樣。

我們為什麽創業？就是我們看到過去的舊的經濟秩序、市場秩序在土崩瓦解，舊的行業、舊的公司是沒有出路的。

今天建築物鋼材的價格每噸1900塊錢，一斤9毛錢，沒有白菜價格貴。石油價格最高是140塊錢，今天石油的價格是30塊錢，28.3塊錢。我查了一下，生產石油桶的價格是13美元，石油的價格沒有的桶價格貴。你們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舊的行業中沒有出路，只有新的出路就是創業。

創新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要跟所有人聯系在一起，包括六零後，五零後，我們應該緊緊的團結在所有創業者的周圍，走出一條新的路子，這條新的路子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建立新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這個關系是美好的。

在這個新的秩序中，發生最大的變化我認為是有直接的關系。變的人和人之間關系的聯系、依從更加的緊密。人和人之間更加的團結合作，任何一批人想和這個世界脫離出去將一事無成。

你們要想成功就得思考我們為什麽要創業。今天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是答案。每個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樣的，只有把這個問題想明白了，我們每天工作起來就就會有動力。無論是你們融到資也好，上市也好，賺錢也好，我們前面的路還很長，要繼續堅持下去。

李祝捷：女性創業有局限性

投資圈有兩個事，人和事。這個事要符合互聯網消費升級的趨勢，任何的事情能做成功，是因為趨勢把人和事推到已有的高度，所以趨勢的判斷非常重要。

像中國的人均鮮花消費、人均咖啡消費都是比較低的水平，世界人均咖啡消費是兩三百杯一年，中國只有五杯。但是在大城市區域生活的人咖啡消費已經很高了，是增長的，包括鮮花。這個趨勢存在的話就存在著創業的機會，如果趨勢是對的，就值得我們去深入的研究。

投資無非就是找到對這個趨勢正確的理解和認知的人，一直在那兒布局，他的能力，他本身的背景，他的積累足夠去讓他把握這個趨勢，我們就投了。趨勢對不對，人對不對。

平臺趨勢對是挺難的事，其實很多創業者做了一個減量的市場，比如說鋼鐵整個市場是下降的，但是對渠道這個地方的需求是上升的。所以需求還要你提前在別人沒有察覺到趨勢的時候就開始布局了，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當年預測到今天中國娛樂會起來，這是一個趨勢。今天可以看到中國的房子在逐年的增長，動輒收入十億。當時的標的很多，他們就投了，這時候做趨勢，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並且有勇氣和決心去做的。比如我們預測到未來大街上走的汽車都是電動汽車，現在真正有知識能力和資源是很重要的。

看他有沒有真正的了解行業，簡單來講就是有沒有足夠的積累。

事實上投剛畢業的大學生創業的失敗概率非常大，因為投他就是屬於交學費了，做成的可能性為零，我們基本上不投。

事實上我覺得女CEO創業是有局限性的，生理特征吧。實際上女性的特點適合做除了CEO之外所有的職位，因為她比較細，比較有親和力，溝通能力強。但是創業有可能需要有魄力、有格局，敢在關鍵時刻迅速做決定的，這不是女人的特性能定的。當然有一些女性看起來是女性，但其實是男性的性格。

比如說互聯網+，他是真的需要既懂互聯網，又要懂傳統產業，又要懂資本的，比如說在線教育。我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叫珍惜生命遠離在線教育，這不是屌絲能玩的遊戲，是各個領域堆起來的資源，既要搞定教育，挖得了俞敏洪老師的人。第一輪能堆很多錢進去，需要在各個方面都有充分的積累，這是少部分人才能擁有的機會，本身就已經驗證了創業是小概率成功的事件。

我見過很多創業者連續犯一樣的錯誤，他沒有反思的能力。如果失敗是成功之母的話，我們每個人失敗一次就成功了，後面就成功了嗎？不可能。只有失敗才是成功之母，因為這樣他才知道怎麽做成。他有成功的基因，所以年輕人成功的唯一的機會，絕對不要相信失敗三次就成功了。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潘石屹李祝捷，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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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潘石屹 李祝捷

90後創業公司“一起唱”宣布融資失敗 瀕臨倒閉

導讀 : 尹桑稱於2月1日正式收到投資暫緩的通知，由於沒有預估風險，導致1月份員工工資無法發放。但在知乎上，有一位匿名員工對公司的善後處理表示不滿。

i黑馬訊 2月5日消息，近日“一起唱”創始人尹桑發布員工內部信稱，由於C+輪融資失敗，加上此前采購大批硬件設備，賬上僅剩的現金已經用盡，公司瀕臨倒閉。

尹桑在內部信中表示，1月公司收到幾家VC/PE的投資意向，在權衡後選擇了其中一家，在條款、估值、融資額上也達成一致。但在2月1日尹桑正式收到投資暫緩的通知，由於事前過於自信，沒有預估風險，導致員工1月份的工資也無法發放。

但有一名員工對此次公司倒閉的善後處理表示不滿，該員工在知乎上透露，“員工迅速的組織了一個群，大家都蒙圈了，因為之前公司的微信群全被管理員解散了，qq群也一條消息沒有發全體被管理員禁言。今天人事又正式發了郵件，讓我們主動提交離職申請，然後年後陸續把一月份工資發我們。”

這位匿名員工表達了自己的疑慮，“1.尹桑過年前突然通知解散，而從郵件可以看出早有這個打算，為何不召集大家開會在年前當面說清楚並商議解決方案？

2.郵件全篇都是廢話，讓員工幹了這杯滿滿的情懷，為什麽連補償金都沒提還拖欠大家過年回家的工資？

3.農民工兄弟掏錢還有可能找到老板呢，現在他把群都解散，禁止發言，是幾個意思？”

目前，此事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以下是“一起唱”CEO尹桑的內部信：

洛哈（編者註：洛哈為一起唱註冊公司名）的小夥伴：

這是我創業以來寫過最艱難的一封郵件，很愧疚很後悔，不知道該如何下筆。

去年12月我們啟動C+輪融資，時間非常緊，又碰巧趕上聖誕節和元旦，沒有接觸太多投資人。幸運的是，在1月我們收到了幾家VC/PE的投資意向，在權衡後我們選擇了其中一家，在條款、估值、融資額上也達成了一致。看到如此順利，在我很有信心的情況下（後來證明是判斷失誤），我們在全國發起了渡江戰役，繼而采購了一大批硬件設備，將賬上僅剩的現金花得幹幹凈凈。

始料未及的事還是出現了。1月29日我們的投資協議談定只差簽字，1月30日我接到通知去北京，連夜從杭州飛去北京後，在2月1日我正式接到投資方的通知——等等看，至少要幾個月。他們的說法是雖然認可我們的業務，但是對我們現金流的顧慮很大，所以投委會最終決定暫緩。事到如今，我再聯系別的投資人已來不及，之前拒掉的投資人也不願吃回頭草，在公司的現金流已經幾乎為0的情況下，新投資人沒有時間繼續和我談。投資人這個倉促的決定讓我們公司陷入了絕境，1月份，以及後面的工資，現在賬面現金是肯定發不出來的。這個消息很突然，我還沒來得及消化，現在轉述給你們。

有朋友跟我說，跟大家找個借口，可以年後繼續拖一拖，創業公司兩三個月發不出工資很正常，說不定還有機會。這兩天我思考了很久很久，還是決定和大家坦誠相待，我創業3年，從沒欠過工資，也不想靠謊言來騙取大家的信任，所以在此跟大家把情況講清楚，至少告訴大家一個真相。

年關將至，年關難過。

我感激去年大家的付出，產品技術研發出了最牛逼的KTV產品，銷售幫我們做到了全國第一，職能部門在後面默默支持，有你們，才有洛哈，我其實什麽都沒做。現在的情況是我想不到、也不敢想的，我剛知道時很震驚很憤怒，也很悲傷很絕望。因為我的失誤，讓公司陷入了這樣的境地，讓我們的努力化成了灰燼，給最親愛的你們帶來了極大的困擾，我非常惶恐，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我們剛開了盛大的年會，給大家發了獎品，也給各位的家里寄了禮品，群里的小夥伴在發紅包在慶祝，我們都沈浸在一年充實努力後的歡樂當中。很多小夥伴跟我發微信，說感謝公司去年的發展也給他帶來了鍛煉，說去年很艱苦但很充實很有意義，說覺得明年會更好我們會更牛逼，我在寄到你們家里的禮包里放了一封展望未來的信。這一切都那麽突然那麽諷刺，我很慚愧，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你們。

由於我管理的松懈，公司制度的缺失，風險的預判不足，開銷的鋪張浪費，回款流程的不健康等等，公司到了現在這個地步，我最大的感受還是後悔，後悔自己做了一些事，後悔自己沒做一些事，如果再來一次可能就不是這樣。但我最不後悔的就是遇到了你們這群可愛的人，遇見你們是我創業以來最大的幸運，但我卻給你們帶來了失望而不是成就或榮耀。在一起創業是一場緣分，現在的我唯有惶恐、愧疚和後悔，和對你們深深的歉意。

不管前方是怎樣，我們還是要向前，公司的責任，我需要去彌補。

說實話，因為時間、業務、外部環境等客觀原因，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能搞定這次融資，也不敢繼續拖著大家。我必須面對事實，就是賬上的錢，可能只夠付幾十個人的一月工資了，如果算上應收款，可能還會多出一點點。公司也沒有什麽固定財產，如果倒閉清算，也很難給100%的人發出一月工資。這樣的現狀我不敢隱瞞，唯有第一時間把實情告訴大家。這很殘酷，這麽多人，我也無法決定發給誰不發給誰，所以請大家郵件聯系人力資源的陸凱，他們會有機制在年後按順序把工資發給你們。

另外，年後我會讓HR部門聯系大量的獵頭和公司，第一時間幫你們推薦到更靠譜的公司、找到更合適的工作，希望這些善後的工作能幫助到你們，哪怕是一點點。

最後，很高興遇見你們，我很幸運，也很感激，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一次歷險、一堂課。我們在創業中同行，雖沒領略到山頂的奇觀，卻也沒錯過沿途的風景。不管是向上還是向下，我只希望能縱情向前。

Jeff

以下是一起唱人力資源部陸凱回複：

大家好，這次事發突然，人力資源部門也剛收到消息。公司的情況，Jeff在郵件里已經說清楚，創業不易，懇請大家理解公司和Jeff的難處。

現在公司發不出一月工資，但是年後有一些應收款、以及公司會盡力做一些借款，幫助大家盡快拿到一月的工資。所以在此請大家發郵件給我提出申請，我將會按照郵件的順序，在年後通知各位來辦理離職手續，領取一月的工資。

請相信公司，一定會盡全力結清所有人的工資，但請大家理解，現在看起來所有的現金和收款可能也無法結清全部員工的工資和報銷。所以還請大家有時間盡快聯系我、年後我找各位依次辦理，具體拿到工資的時間還未確定但一定會盡快，也是根據最後手續辦理的時間分批次發放。

如果公司最後的收款、對外借款、清算後還是無法還清所有人工資的話，公司和Jeff也會繼續想辦法在之後一段時間里補償。

同時大家也可以標註一下，是否願意將聯系方式等部分信息開放到公司熟悉的獵頭，幫助各位再年後更快的找到工作。

祝各位能安心過個好年，我們人力資源部將竭誠為各位排憂解難。

備註：之前有報銷的同事，將會優先於所有的工資申請獲得相應的報銷。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汪晨，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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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一起唱 尹桑 融資失敗 資金鏈斷裂 倒閉

過年胖十斤後，這位HR想讓員工“一起走”幫大家掉肉

導讀 : 運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真正的和人們的不良生活習慣和懶惰做鬥爭。

導讀：本次采訪的嘉賓是HR出身的女性創業者周琨，她創辦了關註企業員工大健康的項目“一起走”，是為企事業單位提供遊戲互動的網絡運動賽事的技術支持、雙線運營和服務的平臺。通過第三方智能硬件和開放平臺采集的運動健康數據服務於體育局、工會、企業、保險機構、健康管理和體育戶外等機構。2015年5月，獲得洪泰基金和北軟創投的300萬天使融資。

做了一輩子HR，職業感敏這是個商機

周琨在2000年留學英國，2003年畢業於倫敦政經（LSE）國際雇傭關系和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專業，學成歸國後先後服務於英特爾，索尼，摩托羅拉等大公司從事人力資源和組織發展的工作。

2006年隨家人來到瑞典定居，那時周琨很迷茫，找不到方向，“我是一個一定要做點事情的人，喜歡能夠被證明自己的價值。”除了在瑞典幫大企業做人力方面的咨詢外，她還一直在找尋和國內相關的創業機會。

從HR本身的工作內容來講，經常會面臨很多痛點：即不僅希望員工高效地工作，更需要員工健康高效地工作。“但大型體育活動組織難、員工積極性不高、激勵效果不理想、員工亞健康問題自己不重視，導致HR和工會的組織工作不被理解、活動組織和管理運營成本高。”

當親身體驗過一個瑞典企業員工的網絡數字健身活動後，出於職業的敏感，周琨隱約感覺到這或許就是她想回國創業的方向。

“不打沒有準備的仗”是周琨堅信的行為準則，除了詳細比較國內外的創業環境、研究大量運動和健康管理方面的學術專著外，周琨還自學產品設計，從編程、UI設計入手，自己組織內容和不同的模塊做了一個網站，而這也是一起走最開始的原型。

懷揣著自己設計的網站原型，準備了正式演講PPT，2012年周琨在瑞典通過LinkedIn提前聯系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百余家企業人力資源和工會人員，並最終確認了20余家企業的面談。

面談針對企業文化、員工健康管理現狀、一起走項目的有效性評估、員工參與度、一起走項目活動頻率、活動費用的合理性、網站活動流程及功能、健康報告的形式、參加網絡平臺測試意願等等一對一地做了市場調研。調研統計結果顯示：有80%以上的企業都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促進員工健康的活動，85%的企業願意參加試運行。

做了多年HR的周琨深知策劃一場大型的體育活動不僅需要協調確定時間、地點還需要涉及到服務、培訓以及獎品等各個維度，“企業在乎的不是錢，而是能不能讓這個活動取得預期甚至更好的效果。”運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真正的和人們的不良生活習慣和懶惰做鬥爭，因此，周琨認為運動的趣味性、群體性和激勵性必須同時體現在產品、運營和服務各維度才能達到效果。

從B端切入

鑒於外企工作的背景，她以為外企會很容易切入，接受程度也更高，“但是國企事業單位的需求更加強烈，創業需要專註，因此我們將重心轉移到國企事業單位。”7300萬人的國企事業單位市場成了一起走團隊開拓的主戰場。

一起走的註冊機構和參賽人員都采用實名制，2014年至今，一起走已舉辦或參加賽事的單位覆蓋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浙江、黑龍江、吉林、廣東、山東、安徽、河南、山西、貴州、江蘇、寧夏、海南和湖南等17個省市自治區，參賽單位總數595家，參賽總人數208911人，參賽總人次429764人次，舉辦的大型賽事包括“全國健步走網絡公開賽”、“全國石油職工健步走網絡公開賽”等。

周琨透露，2016年還將新增煤礦、林業、鐵路、冶金、金融等行業以及覆蓋4-5個省市的健步走網絡賽事。在一起走平臺可實現個人間、小組間、企業間、行業間活動賽事，也可以有跨部門、跨公司、跨行業、跨地域等多種組織方式，“賽事中定制穿插各種地圖遊戲是目前機構搶購的熱點”，周琨如是說。

周琨組建了一支多元化的團隊，COO Philip Johnson原是矽谷銀行負責亞太區企業聯盟的副總裁，團隊核心成員有來自國際Top IT公司的成員，也有來自本土知名一線互聯網企業如新浪微博，搜狐暢遊，高德地圖和阿里巴巴牛人。

談到競爭優勢，周琨表示從B端切入首先必須要讀懂組織者的語言和心理。運動離不開群體性，而群體性意味著有人組織。如果我們把每一個機構組織者視為互聯網常見的大V；這就意味著如何運營好這群“大V”，“這個點很有意思，這是個人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相結合的產品和運營體現。”周琨告訴逐鹿X。

其次，區別於2C的產品，一起走更專註於團隊。專註在組織的榮譽和Peer pressure。運動PK，和不認識的人PK沒有積極性的，對嗎？但和你天天見面的同一辦公室的同事，是能夠線上線下互相激勵和鼓勵的，對嗎？每一個產品都有它自身的調性，周琨說，一起走的調性就是和一大批企事業機構社團一起健身，一起走。

一起走主打的數字健身是全民參與健身的一種途徑，因此，在參與方式、趣味性、參與度與活躍度上都有很高的要求。目前，一起走除了為企事業機構提供正向激勵和遊戲娛樂的員工健康促進網絡互動平臺， 還接入第三方智能硬件和開放平臺數據。

此外，還會為客戶和用戶打造一個“閉環”，包括“在標準化基礎上隨意組合增值服務”。“通過和第三方健康管理機構合作也可以降低因員工健康隱患產生的隱性和顯性開支。”周琨表示，一起走接入的保險機構，還可以降低賠付率、增加獲客渠道和續約率，同時支持開放個性化保險產品。

天使投資人有話說：

創始團隊性格有狼性，全力以赴很努力，項目自身模式獨特，在國內外沒有完全一樣的同質化競品，是結合了中國國情的員工健康促進的新模式，符合國家大健康管理的發展趨勢。

——洪泰基金 黃瑀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範晶晶，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ID:ihe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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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HR 周琨 一起走 體育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留守兒童的“童伴媽媽”：“做，總比不做好”

“童伴媽媽”任麗在陪著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記者 陳露/圖）

“童伴媽媽”，這是一個飽含苦心的公益項目。它企盼用有組織的服務，來彌補留守兒童親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識到：“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

“媽媽”們說：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區佛門鄉禹王廟村的楊麗瓊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來到鎮政府的一間辦公室。那一天她很緊張，她甚至記不起那間辦公室門牌上寫的名字。還有十幾個人和她一起，她們等在會議室里，等著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們都是女的，而這是一場要成為幾十個孩子“媽媽”的面試。

同一時間，東觀鎮火光村的任麗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門，來到鎮上，同樣是參加一場面試。

召喚她們的是同一個新詞，“童伴媽媽”。要為村里的留守兒童找一個“媽媽”的消息，通過一張張村頭的大字報和村委的廣播，傳播開來。

“童伴媽媽”真名“童伴計劃”，這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牽手共青團四川省委、中國公益研究院，開展的關註留守兒童的項目。

此項目目前已經在四川省的100個農村建立起來，下一步將會往貴州擴展，尤其是畢節地區。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四歲的喜文騎著一輛四輪自行車，其中左邊的輪子已經掉了。他的媽媽在他兩個月時離開了。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楊麗瓊打開“童伴計劃”專門的QQ群給南方周末記者看，“這個孩子很可憐……能怎麽幫幫他？”。

100位“媽媽”，最大的五十來歲，最小的二十出頭。各自負責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兒童。對留守兒童的理解，她們比旁人多一份直觀的感觸。“留守兒童”，這不是新聞里的一個詞語，也不是遙遠農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樣”的孩子。

在成為“媽媽”之前，吳家店村唐曉艷當了八年幼兒園老師。在她眼中，留守兒童和爸媽在身邊的孩子之間，有一道清晰的劃分。“有爸媽在身邊的，幹凈些，聽話些。”

另一位“媽媽”彭麗懂得“孩子沒有媽媽在身邊是啥滋味”。她的媽媽11歲離開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種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歲孩子的媽媽，她仍記得。

楊麗瓊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邊老鄉把孩子留在村里，獨自外出打工的百態。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工作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或者做保安和鐘點工。稍好一點的，就是上面一點的管理。每個月拿著從兩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資。”她稱這些老鄉為“候鳥”。“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孩子寒暑假時，老鄉們就把他們接到深圳，經濟條件差一點的，就不敢想這事，兩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當上了“媽媽”，她又看到了候鳥牽掛的這頭——留在家里孩子的樣子。

粗細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條條長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礫路上爬行。路不寬，這是通往楊麗瓊所在村子的山路。山與山之間就是溝，溝里面住著老百姓。後來山體滑坡嚴重，政府出資一部分，在山頂上建了“新農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來。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媽媽在廣東”，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兒童。他接觸“留守兒童”這個詞，還是“看新聞看的”。他覺得留守兒童“沒啥”。他的爸爸媽媽每年會回來一次。

在楊麗瓊眼里，周鑫鑫已經是“條件不錯的留守兒童了”。村里情況複雜，她不得不作出傾斜。對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會和他聊聊天，跟蹤他的情況，確保他沒出問題。

雨豪才是楊麗瓊關註的重點。

他今年十歲，五年級在讀，出生十個月爸爸因搶劫被判十五年，媽媽頂著“外出打工”的名義，從此音訊全無。雨豪還有一個姐姐，雨霞，15歲，讀初三，考試總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著自己的78歲爺爺、80歲奶奶一起生活。經濟來源表上列著，“孤兒津貼”“陽光獎學金”“精準扶貧”“低保”，一家四口人靠著各種扶持生活。

他們沒有能力住進新農村住房去。破瓦房搖搖晃晃，從屋的這頭可以直接看到那頭的屋外，墻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謂的臥室，只有一張床，一盞電燈。打開，可以看見燈周圍的蜘蛛網。墻壁上貼著姐姐的獎狀。門上，留著雨豪去年寫下的“知識改變命運”。

楊麗瓊看著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內向，叛逆，自尊心強。“你說他，他會很難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對爸爸媽媽沒有概念。被問到爸爸媽媽是什麽樣子，他就擡頭看看爺爺，再看看奶奶，然後低下頭。

楊麗瓊覺得，雨豪的樣子和缺乏母愛關系重大。他的姐姐樂觀，上進，是因為比雨豪享受母愛的時間長。姐姐平時愛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媽媽時，這個15歲的女孩才會嘆氣，“唉，習慣了就好了”。她說長大了想當老師，也“還是想再去找找媽媽”。

楊麗瓊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項相關規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們享受到了哪些，還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楊發現“孤兒津貼”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卻沒有。一個月三百多塊錢，對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詢問為何姐姐沒有，得到的答複是“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報上去了，“先都報上，報上再說”。可

是政府補貼是死的，“有時候杯水車薪”，她還在努力為姐弟尋找社會力量，團體的幫助。

媽媽生下孩子就離開的例子，村里還有不少。“我們這的女人就是這樣的”，家里經濟擔子落到一個女人肩上的時候，她們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來的“媽媽”

畢節的留守兒童死亡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覺得，“必須有所行動了”。

他們從2015年6月份開始調研留守兒童問題，還找到中國公益研究院尋求理論支持。發現這在社會公益組織的議題里，是一個“老”課題。組織留守兒童的夏令營、為留守兒童輸送愛心物資、為留守兒童寄宿學校派遣義工等，公益組織做過諸多嘗試。但劉文奎始終覺得，“留守兒童所需要的不單單是物質方面。監護人的缺失，使他們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個方面的權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滿足”。在物質缺乏的表象之下，他們需要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經過了半年的調研、研究，“童伴計劃”破繭而出——為每一個村子的兒童選一個“媽媽”，重點關註留守兒童。

劉文奎拿著“童伴計劃”的項目找到共青團四川省委，雙方一拍即合。在這個每年有近2400萬外出務工人員，245萬18歲以下留守兒童的省份，關愛留守兒童的工作已開展了10年。這十年，留守的群體名字從“留守學生”變成“留守兒童”，從零星的媒體報道上升到國家政策扶持，但有些問題卻始終未能解決。“從鄉鎮到村上的落地不足，往往使留守兒童項目效果大打折扣。”

但“童伴計劃”或許可以解決。在劉文奎的描述里，“這不是一個人的戰鬥，她的背後將站著村委會、鄉鎮政府、縣級項目辦公室以及專家團隊”。簡言之，這是一個結合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公益項目。

項目能否順利開展，關鍵在於“媽媽”的選拔上。劉文奎和他的同事曾對“童伴媽媽”有過很多設想：不錯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較好的性格；最好是一個“孩子王”。但問題是，在農村，這樣水平的人大多都到城里打工了。

幾經商討，他們定下了選拔“媽媽”的六條標準：“愛孩子，熱愛兒童福利服務工作；高中及以上學歷；年齡19-55周歲；無犯罪記錄；掌握漢語及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了解當地文化；能保證合理的工作時間，村支書、主任、文書和大學生村官不做推薦，村委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小老師和醫生可納入推薦範圍，最好是專職人員”。

楊麗瓊和任麗都符合，她們因此敲響了面試的門。

最終，100位“媽媽”產生，她們被集體培訓三天。

“媽媽”們的“好難啊”

在工作走上正軌之前，“媽媽”們需要先對村里留守兒童的情況進行一輪普查，這也是她們向村民介紹“我是誰”的機會，這花了她們兩個半月的時間。

兩個半月走下來，讓她們意識到，“好難啊”，現實與當初的想象“差別太大嘍”。

她們挨家挨戶地去詢問孩子的相關信息。可孩子是流動的。有些是戶口在，但人從出生就沒回來過；有些是人在，但戶口被爸媽遷走了；這還不包括每到寒假、暑假，不定期去找爸爸媽媽的那一部分。

而退一步講，要想問到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

“你們是幹什麽的？”“你們能給我家帶來什麽？”一圈摸底工作做下來，她們更加深了共識，“現在的人是比較現實的，會直接問是否有什麽新的補助那些”。

這也是高坪區項目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希望呼籲更多社會力量加入的原因。“老百姓會問你為啥他家娃娃有那麽多補助，我家的娃娃就沒有？”因此，謝和她的同事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們把那些特別困難的留守兒童的故事收集起來，隱去名字，掛到網上。“社會力量是帶有個人喜好的，他想幫助誰就幫助誰，大家不好說什麽。”

在回答完自己會盡力幫孩子多爭取幫助後，“你們是查戶口的嗎？”這個問題在離異單親，或者父母不和的家庭中更加常見。

“農村還是……沒有辦法像城里人那樣，能夠理性地對待離婚。”楊麗瓊笑得有些無奈。在她的村子里，有很多藏起來的秘密。

實在搞不定了，媽媽們會去找村委會主任來當救兵，“孩子的信息總得知道哇”。

兩個多月摸底工作結束，面對著各自村子從二十多到一百多個的留守兒童，媽媽們開始了工作。但問題又接踵而至：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各家居住分散，山路不好走，只能步行。去一個家來回一個多小時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可能顧過來這麽多留守兒童，當一個村子所有留守兒童“共同監護人”的想法，很難現實起來。

更嚴峻的是，她們錯過了一些孩子願意開口與人交流的機會——10歲以上的孩子已經不願意再與他人說什麽了。他們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情況下，度過了十年。已經習慣了自己一個人。他們內向、敏感，即使面對一個會對他們笑，會對他們好的“媽媽”，也會表現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

“為什麽別人的媽媽在身邊，我的媽媽卻不在？”和孩子們熟了後，這是童伴媽媽最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面對不讓孩子吃校門口賣的五毛錢的零食的問題，她們有信心比爺爺奶奶教育得好。爺爺奶奶說的是“你不許吃”；而“媽媽”能跟孩子解釋“為什麽不能吃，因為吃了會讓你的肚子里長蟲子”。

但是面對“自己的媽媽為何不在”的問題，她們所有的智慧似乎不夠用了。

“對於留守娃娃，我們只能說盡力讓他開心一點，沒法解決根上的問題。親媽媽的陪伴，是誰也替代不了的。”很多時候，她們會產生無力感。

這也是“童伴計劃”項目在輿論兩極中的質疑聲：“難解留守兒童親情之渴”。

對於這樣的問題，共青團四川省委一位負責人也考慮了很久。“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我們只能說把服務做得更好。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做，總比不做好”。

過年的時候，高坪的十個村十位“媽媽”都開展了一個活動：“有愛不孤單，牽手過大年”。讓回了家的父母和孩子們一起做遊戲。

在任麗的記憶里，很多父母為了這個活動都晚走了幾天。那天的村子空地上，“兩人三足”“運氣球”的遊戲伴隨著笑聲開展。笑著笑著，很多父母都開始抹眼淚了。大家就那麽笑著、哭著，感謝任麗可以給他們這樣的一次安排。

那一天是初八，任麗記得很清楚。“八是發”，是出門的好日子。很多父母會選擇在這一天再踏上外出打工的汽車。她們也開始了工作。

“童伴媽媽”們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為保護留守兒童隱私，文中所提留守兒童名字皆為化名）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在工讀學校里留守 “罪童”

2016年3月14日下午，孩子們在教室里上國學課。老師說，做人要懂得孝敬父母。（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制造了“邵陽殺師案”的三位少年，被送到了工讀學校里，有兩位是留守兒童；而在這座學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兒童。

在工讀學校里，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傍晚六點，伴隨著一句“現在自由發泄”，一百多名身穿迷彩服的少男少女突然沈寂了。幾秒鐘後，站在隊伍中間的一個男孩微微一笑，朝著灰暗的天空一聲長吼“啊——”。

自此，喊聲、歌聲、哭聲，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爸媽，我錯了！”“爸媽，我想回家！”“媽媽，什麽時候接我回去？”“媽媽，你能聽見我說話嗎？你想我了嗎？”孩子們叫得聲嘶力竭，眼中含滿淚水。

這里是邵陽市郊桃花村的一所工讀學校，專收各種“問題兒童”，沈重的鐵門里長年閂著兩把黑色的大鎖。

每逢周五，孩子們列隊站在十幾級臺階上盡情宣泄。站在上面幾級的是“家長送來的”，上網成癮、翹課逃學、離家出走；站在下面幾級的是“政府送來的”，溜門撬鎖、打架鬥毆、殺人越貨。

2011年以來，公安機關年年都要送來“犯了事”的少年，少則六七十個，多則八九十個。幾年累計已有三四百人。小的十歲，大的不過十五六歲。學校黨委書記周紅說，約有70%是留守兒童。

政府送來的孩子

當別的孩子淚眼婆娑時，那個發出第一聲嘶吼的男孩似乎有點不屑。他閉起眼睛，時而隨大流唱歌，時而向空中大叫，臉上不時閃過一絲笑容。

他叫淩非，2001年3月出生，村里有名的“慣偷”，“政府送來的”典型。

在一片卡其色迷彩服中，淩非穿得最打眼：戴領章的深綠色迷彩裝，深綠色長褲屁股後面橫著一條近十厘米長的破口。

“我這個衣服在部隊叫武警。我穿這個因為我是所長。”淩非一米七左右的個頭，精瘦結實，笑起來，細細的雙眼皮精致秀氣。

他對其他孩子的著裝有些鄙夷——那些迷彩服的袖子上縫著做工粗糙的鷹，還用蹩腳的英文寫著“空軍”。淩非認不全中文，更不認識英文。他固執地把那只鷹叫做“菜鳥”，“他們都是菜鳥”。

所長是管什麽的？“所長就是看著他們的，數他們的人數。”淩非說。

但其他孩子不這麽看。他們怕他，又瞧不起他。“他是小人，最喜歡打小報告。”“我們上完廁所他要數人數。”“他看人總好像高人一等，但其實就是管廁所的。”

這里的廁所確實要管。因為廁所連著外墻，有的孩子會躲進去，等到夜深人靜時翻墻外逃。兩個月多前，張波、金成傑、曲彪吃過晚飯便貓進廁所，伺機逃跑。

“集合報數的時候人少了，很快就發現他們了，一共才藏了幾分鐘。”說起這樣的小把戲，周紅覺得好笑，“他們還以為真的可以跑掉。”

三個男孩是初中同班同學，一起作案，一起被抓。“就是搞錢，搞別人的店子”。

14歲的張波，父母在深圳的一家工廠里做拉鏈，春節時才能回家待上一個月。這個沈默寡言、被形容為“走路像個娘們”的男孩，把QQ簽名寫在迷彩服上：人生道路，猶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被送到工讀學校前，張波喜歡騎著摩托飆車，時速升到八九十公里，風從耳邊劃過，心里揪得緊緊的。撞壞金成傑的摩托後，他和兩個男孩“又搞來一輛”，隨後，在兜風的路上遇到了警察。

與淩非、張波一樣，政府送來的孩子大多因為盜竊。他們會撬開或砸開別人的店門、家門，從抽屜里、床板下翻出鈔票給QQ充值、買遊戲裝備、在網吧通宵。“有了錢，他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買煙。”周紅說，孩子們會把煙盒、火機擺在網吧的電腦前，戴著耳機和別人視頻聊天，“這樣顯得很酷”。

也有犯過大事的。2015年10月19日，13歲的陳星、12歲的趙寧、11歲的程誌被送了進來。前一天晚上，他們用木棍和剪刀殺死一名53歲的女教師，搶走了2000塊錢。

在這起轟動全國的血案中，三個孩子里兩人是留守兒童。

趙寧的父母在貴州做生意，家境最好。他一米四出頭，說話靦腆，400度近視，是政府送來的唯一一個“小眼鏡”。這樣的孩子放在普通學校，大概會被當成書呆子、受氣包。“可他在外面成天鬼叫，像個瘋子一樣。他還和他奶奶吵架，會罵人。”陳星說，毆打老師時，正是趙寧最先動了“要錢”的念頭，“他說錢包里最少有幾萬塊，但後來只有兩千。這個事情不劃算。”

來到這里的孩子，都不是第一次犯錯。每次犯錯後，家人不是惡語相向、拳腳相加，就是把他們關在屋子里不許出門。為什麽錯了、怎樣彌補過錯、要為錯誤承擔何種責任，從來沒人對他們講過。只有進入工讀學校的鐵門里，他們才第一次嘗到錯誤與責任的滋味。

除了殺師的三人，政府每送來一個孩子都會定下一個期限，大多半年，有的一年，最多不超過兩年。盡管沒人被告知自己的期限是多久，但孩子們都默默數算著在這里度過的每一天，記憶力出奇地好。“還有不到兩周，我就來了4個月了，來的那天是星期二”。“還有7天，我就來了5個月了”。

在這一點上，淩非是唯一的例外。

“書記說要等我18歲才能出去。這里什麽都不好，一點也不好。要自由沒有自由，悶得要死。”如今，淩非“二進宮”已快九個月，焦躁不安，心急火燎。對於何時能夠出去，他沒有一點把握，“反正不能關我一輩子”。

工讀學校一角，架子上放著幾十個孩子的運動鞋、拖鞋。課間休息時的運動，是他們最歡樂的時光。（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以偷為生

在一百公里外的邵東富泉村，淩非幾乎成了“傳奇”：

兩米高的院墻他一翻就過；偷完東西被人堵在網吧，做個假動作從邊上跑掉了；從別的村子里一下子偷了9900多塊，10條煙，包括兩條“大中華”，兩條“和天下”——那可是湖南最貴的煙；像電影里一樣，他還偷到過美元，但不認識直接扔掉了；邵陽的市長熱線也接過很多投訴他的電話……

“傳奇”的背後，是一個貧寒、破碎的家。

因為窮，淩非的父親三四十歲時花錢娶回一個雲南女人。村里這麽幹的，有二三十個。可沒過幾年，雲南經濟搞活，女人們陸續回家，沒回家的也改嫁到邵東縣城或鄰近的富裕鄉村。“可當年生下的那批孩子，一個都沒帶走。”

淩非的母親屬於後者，改嫁後便斷了聯系。在淩非口中，母親是絕對的禁區。聊天時，他雖然也會提到“爸媽”，但這個字眼只對應著爸爸一人。提到媽媽，只有一句話，“我不想說這個人”。或許他並不知道，幾年前，母親已不在人世。

七八歲時，將淩非一手拉扯大的父親離開偏遠的湖南農村，遠赴廣州打工，很少回家。不久，姐姐也走了，去了深圳。

在村里，這樣的選擇並不稀奇。面對幾片零散的油菜花田，村主任劉慶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里310多戶人家，大人在外打工掙錢、留下孩子在家讀書的，大概占到四成。

淩非不願讀書，村里人給他湊出學費，他也不讀。“為了他，我們村上給他家搞了兩個低保指標。”村委會副主任寧建生說，一個低保指標每月90塊，不足以維持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但村里只能做到這樣。

有時，劉慶新也會叫淩非到家里吃飯，“主要是找他談，看看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的”。但淩非每次硬是不

肯張口。一餐吃過，對村主任家該偷照偷。

無人管束的日子里，淩非的生活就是四處搞錢，誰家錢放在哪里、誰家人幾點回家，他一清二楚。淩家1949年之前壘起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三四年前徹底倒塌。房一塌，便有被偷的苦主找上門來，搬走了零零碎碎尚且能用的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就當是點補償”。

沒家的日子，淩非就縮在別人家的廁所里；有時，豬圈上面鋪著餵牛的幹草，他就爬到上面睡一覺。村里有人出遠門多日不歸，他就撬開房門，躺在別人的床上整宿酣睡。“我們村書記在外面治病，經常不在家，他在村書記家也睡了好久。”“還有一個人家結婚了，出去度蜜月，他就睡到人家家里，人家都不知道。”說著，五六個被他偷過的村民，一陣哄笑。

“本事”再好也難免失手，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頓暴打。每一次，淩非都大方承認偷錢的事實，被打得狠了，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會哭，流著淚大叫：“我改嘛，我會改嘛！”

最嚴重的一次，他被人捆在電線桿上扇耳光、拳打腳踢，幾十人圍著看。劉慶新聽說後，怕他被人打壞了、打死了，急急忙忙趕過去把他救了下來。“後來他家里人說，這孩子被人打廢了”。

但淩非不肯承認被抓、被打。“被抓了就拿刀捅嘛。捅完了就跑，後來也不會去想。”

在淩非的江湖里，他的本事很大。淩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打過200人的群架，打架的人坐滿了12輛面包車和三輛小車；他和一群“大哥”坐在輪盤邊，轉到誰，誰就要吸麻古、K粉；為了懲罰一個出賣過自己和哥們的女孩，他們把她綁到山里、銬在樹上，用刀剁下了她的一只手；他喜歡身材好的女孩，交過兩三個女友，在工讀學校里還因為寫情書被周紅用橡膠水管抽過幾下……

“他打過架、吸過麻古，但剁手這種事他絕對不敢的。”周紅說，這些“事跡”中很多是吹牛，比如給女孩寫情書，這確實發生過，但男主角是一個家長送來的男孩。“他都不太會寫字，怎麽可能寫情書？”

村里人也說，淩非的問題就是“偷”。“派出所從沒說他做過什麽暴力的事，也沒見他交往過什麽女孩。”

“我不是她媽媽”

每次淩非被派出所抓到，村里就要跑到鎮上領人，劉慶新、寧建生至少去領過6次。“派出所對他也很頭疼”。

為了村里的治安，也為了淩非不再挨打，劉慶新以監護人和村幹部的雙重身份在“工讀學校學生入學審批表”上簽了字。2012年11月，寧建生、派出所民警和外村的一名淩家親屬一起，將淩非送到了邵陽市郊的桃花村。

“小孩剛來的時候11歲多，50多斤，這麽一點點高。”周紅沒想到，這個小孩一住就是兩年多，直到2015年春節才被父親接走。離開時，原本不到一米五的“小不點”已經快有一米七了，體重漲到了90多斤。但出去僅僅4個多月，孩子又被送了回來，還是因為偷。

“不是我們不讓他出去，”周紅說，“要出去必須有家長簽字領人，但他家里沒人來。”

與淩非相似，一些政府送來的孩子，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他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和張波一起偷摩托的金成傑13歲，父母離異，父親在四川打工音信全無，母親和繼父在懷化做生意，很少回家。從去年11月被抓至今，母親和爺爺只在大年初二時來過一次，帶了他愛吃的雞爪、香腸、麻花、鹵蛋，和他待了20分鐘。但金成傑對此非常滿足，“之前我以為他們不願意來看我了，有時就會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張波的家人過年都沒來，甚至沒打過一次電話。去年11月，他被派出所帶走後，叔叔曾給遠在廣東的媽媽打過一通電話，但張波害怕挨罵，沒敢接。在張波的印象里，媽媽快40歲了，長長的頭發高高挽起，很美。但他記不住媽媽或爸爸的電話號碼，只能等著他們打來找他。

有些孩子生了病，家人也不來過問。幾年前，政府送來一個15歲的女孩，父親在外打工，她和母親留守在家。師範還沒畢業，女孩就因為不檢點的生活染上了性病。住院治療時，周紅撥通了女孩媽媽的電話，對方一口咬定，“我不是她媽媽，我是她的鄰居，她媽媽在廣州打工。”

還有一次，一個有闌尾炎病史的男孩在學校里舊疾複發，周紅給他在外打工的父親打通了電話，希望家里委托一名親戚來醫院簽字手術。“結果他爸爸說，反正孩子是在你們學校生得病，就由你們學校負責。死也好、活也好，你們該怎麽做怎麽做就可以了。”後來是周紅簽了字，孩子手術後在醫院里住了七八天，家里連一聲問候也沒送來。

“等我出去以後，我要去廣州、深圳那樣的大城市打工。我還要去北京，去天安門看毛爺爺。我在電視里看過，天安門又大又好玩。”淩非自認在工讀學校里蹉跎了兩年的光陰，但身為一個沒學歷、沒技術的15歲少年，他並不知道能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份什麽樣的工作，“可能去飯店端盤子吧？”“端盤子要受氣的，你端得下嗎？”一名老師問道。淩非想都不想，“端不下也得端。不然出去亂搞，又要被送進來了。”

3月13日，淩非又找到周紅，“書記，我什麽時候可以出去？”“你估計什麽時候出去？”“起碼兩年。”淩非的火氣一下躥了上來，“反正沒人來接。老家夥（父親）死到哪里去了？看都沒來看過一次，電話也不打一個過來，死到哪里去了？”

看著淩非躁動而迷茫的臉，周紅無言以對。

十幾米外的操場邊，一群穿著迷彩服的少年正在練習手語歌。“我們都是好孩子，異想天開的孩子，相信愛，可以永遠啊。我們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懷念著，傷害我們的……”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錢錦對本文亦有貢獻）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貴州：大山里的圖書館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山西省呂梁嵐縣王獅鄉敦厚中心小學一年級正在上課的李霞和陳紅同學，8歲，李霞是單親家庭，陳紅的父親外出打工。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這是不少地方留守兒童教育面臨的現狀。（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 

這是一間不足50平方米的圖書館。嚴格意義上說，更像一間擺滿圖書但座位不過20個的教室。每天，這里只開放一個小時，即中午13點到14點，也正是這個60分鐘，成為了大山里的孩子們一天最期待的時光。

每天午飯後，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平浪鎮中心完全小學（以下稱“平浪完小”）的學生都會到這里繼續汲取書中的營養。平浪鎮距離都勻市31公里，距離貴陽市121公里，在都勻的南部大山深處。

2016年3月3日，輪到六年級學生陳振鑫值日。中午，她去辦公室找老師取圖書館的鑰匙。按照值日安排，她要負責圖書借閱登記工作，但今天她想早點開門，趁同學們還沒來自己可以先看一會兒書。

13時整，圖書館開門了，陳振鑫第一時間走進去，迅速拿起一本作文集，坐在圖書館的沙發邊靜靜地讀起來。

十分鐘後，圖書館已經來了34名同學。

《魔法公主》《小屁孩探險記》等圖書是一、二年級學生的最愛。三、四年級學生喜歡看《腦筋急轉彎》和《十萬個為什麽》。《宇宙的奧秘》《地球的起源》被五、六年級男同學爭相搶閱。更大一點的幾個六年級男同學圍坐一起，對《人體的奧秘》特別好奇。

還沒有看幾頁書，陳振鑫眼前借書的同學已排成了長隊，她只好放下書，開始了登記圖書借閱情況。在一旁用手機“偷拍”的校長羅定國，打算將孩子們讀書拍成照片或小視頻發到網上，好讓捐書的熱心人士及時了解孩子們的近況。

14時整，上課鈴響起，學生魚貫而出，很快，圖書館又恢複了平靜。

沒有夢想

3月1日，平浪完小正在舉行開學典禮。孩子們坐在操場上，陽光正好打在他們臉上。

“我們是農村的孩子，我們要認真讀書，更要自強不息。”說這句話時，校長羅定國一臉嚴肅，“你們不能沈迷手機遊戲，要多看書，好好學習。”發言剛完，高年級的學生迫不及待地鼓掌。

平浪完小全校一至六年級八個班，有330名學生。2015年記錄在冊的留守兒童是109人，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一見到南方周末記者，羅定國略帶無奈地說：“農村教育工作不好做啊！”

開學那幾天，他忙於處理留守兒童轉學、輟學、檔案事務以及關註學生品行問題。

六年級學生莫宗偉與別的學生嬉戲時爆出了一句“極其難聽”的粗口。羅定國很驚訝，怕他再這樣下去帶壞同學，尤其是他身邊的幾個留守兒童。羅定國決定課間操的時候找他談話。

羅定國與莫宗偉的談話還沒結束，另一件棘手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70歲的老奶奶跑到學校，希望讓原本不在這個片區的孫子陳文江到這里來讀書。

陳文江今年10歲，母親於2014年因膽囊癌去世，父親陳國兵和繼母羅太梅為了生計，長期在合肥做建築工。

為了不耽誤讀書，2015年第一學期，父母把陳文江送到都勻市留守兒童寄宿學校——第十三小學。但每周末共計60元往返接送路費，讓奶奶承受不起，她說她“不管了”。

繼母羅太梅也很無奈。他們去年雖然一整年在外打工但沒有賺到錢，過年回家又遇到母親去世、親戚結婚，花銷不少，臨走時給了奶奶1000元生活費，兩人只剩路費回合肥了。此外，陳國兵還要供陳文江姐姐讀職校，償還前妻治病欠下的3萬元。

奶奶的家離平浪完小有13公里，羅定國和班主任劉瓊溝通後，決定接收陳文江入讀，並與陳文江奶奶、外婆約定：周一到周五住在學校1公里外的外婆家，周末去奶奶家。

陳文江外婆年紀比奶奶更大一些，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分開照顧一個小孩。“晚上沒人監管，學習更沒人引導，學校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留意他。”劉瓊憂心忡忡。

3月3日早上，羅定國在校門口見到了第一天來上學的陳文江，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學習。陳文江睜大眼睛，懵懂地點了點頭。他身上一件黃色的大衣袖口破了個洞，滿身汙漬看上去似乎很久沒洗了。

陳文江的眼神比起同齡人更木訥些，他不知道什麽叫做未來，更不在乎學習。他說他不知道每天應該做什麽，但心底只有一個心願：“爸爸媽媽快點回來。”

“這就是我們的教學現狀，農村的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普遍沒有夢想。”羅定國一臉惆悵。

自2014年到平浪完小擔任校長，羅定國一直在思考：“農村小孩的教育怎麽辦？”他覺得真正的教育是讓孩子變得真正強大，懂得做人的道理。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點亮希望

戴著厚厚眼鏡的羅定國，雖然只四十出頭，卻當了二十余年的鄉村教師。在農村長大的他，成為一名鄉村老師的原因也很樸實：當年“老師總比在農田幹活的強”。

羅定國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書法，崇尚儒家思想。他希望孩子們跟他一樣，能在知識的海洋里找到力量。

2016年兩會期間，農村兒童閱讀量低引發討論。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說，農村兒童閱讀量僅為城市兒童的七分之一，30%的城市孩子擁有88%的兒童圖書。對此，沒有誰比羅定國更有發言權。

2010年，羅定國在平浪鎮一所村小做教導主任。發現學生們實在“無書可讀”，他說服校長，花費600元買了一百多斤舊書。舊書挑到學校的那一天，孩子們都高興壞了。

“天還沒亮，我就去了舊書市場……”羅定國把當時的經歷寫成了博客，沒想到一位河南的博友給羅定國捐了1000元，讓他繼續給孩子們買書。

這次經歷給羅定國啟發。初到平浪完小，發現學校課外書籍匱乏，他在心里暗自計劃要寫篇博文呼籲社會給孩子們捐書。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我是貴州山區的一名小學校長，新學期開始了，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卻缺乏課外讀物，我們渴望有愛心使者捐贈書籍，包括舊書。您今天少吃一袋零食，少吸一包煙，或許可以成就一名山區孩子的未來。”

2014年3月16日，短短幾行字附上孩子們純樸笑容的圖片，這篇起名《點亮孩子的希望》的博文在網絡上引起轟動。

發布當天，羅定國的電話成了捐贈熱線。不到一周的時間，書籍從全國各地送來。“幾乎每個省份都有人捐書。還有臺灣、香港的作家，美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的留學生。”

這一年，平浪完小獲得了社會捐贈書籍近3萬冊，平均每位學生能擁有課外書100本。

成都理工大學劉艷華老師動員13級機械工程系的同學集體為山區的孩子捐書。有錢的同學捐錢，派代表去書店購買，而沒有錢的同學，暑假回家將自己以前看過的課外書捐贈出來。2014年10月，劉艷華他們總共給平浪完小寄去兩千余冊圖書。

“這些書很好哦！”“這些書內容很豐富！”當六年級班主任楊繼敏和其他老師將社會捐贈的書拆封歸類時，等在一旁的學生們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了，時不時拿起一本書翻了起來。

不過，源源不斷的圖書給平浪完小整理帶來了麻煩。圖書越多，整理歸類越需要時間。見學生們等著心急，羅定國決定讓每個班派學生先拿幾本到教室分給同學們去看。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又要上課，一直到‘陽光團隊’來了，圖書館才有點樣子。”楊繼敏所說的“陽光團隊”是來自華南農業大學的一支大學生支教團隊。

能在學校食堂吃飽飯，也是開心的事。（張濤/圖）

校長的“喜”與“憂”

2014年6月，華南農業大學“陽光團隊”帶隊老師林媛與14名大學生來到平浪完小，這給正為整理圖書而焦頭爛額的老師們帶來了曙光。

學土木工程的張震坤和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羅應楠回想起當時整理圖書的時光，整理了才發現打理圖書館是門大學問。

首先，他們需要給圖書館放置書架。彼時，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聯系上羅定國要求捐書，羅幹脆就請他們捐書架。大學生們在淘寶上選中了書架，費用由耶魯大學留學生出。

整理3萬冊圖書，需要篩選、歸類、存檔、設計上架，沒有專業知識會走彎路。一開始，張震坤他們想當然地把同學們感興趣的書放上去，發現書架一下放滿了，不對勁又撤下來，重新上架。

“十四天的熬夜奮戰後，為了有始有終地把圖書館工作完成，我們選擇晚走一周，為了愛看書的孩子們，一切都值得。”張震坤將自己的心情記錄在博客里。

“圖書館裝滿了希望的火苗，它就在那里，給孩子們無限的可能。”對於大家的勞動成果，林媛很自豪，她相信一定能影響喜歡閱讀的孩子。

2015年6月，“陽光團隊”再次來到學校，不僅繼續整理新捐贈的圖書，還給孩子們開設閱讀課程，包括集體讀書，分享心得。“孩子們的表演欲是你想象不到的。”羅應楠喜歡孩子們被閱讀激發出來的童真，他們的笑聲跟城市的孩子沒有區別。

但大學生們的每一次離開，讓羅定國感覺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他找不到平日管理圖書館的人。全校共24位老師，教學任務繁重，分身乏術。這些老師主要教語文數學，全校只有一位體育老師、一位音樂老師和一位科學老師。

主教三年級的語文和全校書法的羅定國試探著問上學期新分來的大學生老師羅秀清。

不僅教數學、英語，羅秀清上個學期還兼管理科學室，無暇顧及圖書館。到了這個學期，羅秀清略感輕松，但看管圖書館的任務就落在她頭上了。

羅定國也找不到誌同道合的團隊，一起指引孩子們閱讀。他努力過，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強調老師指引閱讀的重要性，鄉村老師要多學習多充電。“可是每次說下面都沒反應，我有些想放棄了。”更不會有老師能向他提出一套讓孩子多讀書的計劃。

平浪完小這兩年加入了羅秀清、林霞、索良露、李廷美、李恒等五個年輕大學生特崗教師，帶來了新活力。但他們在平浪生活條件艱苦，四個女生合租一套房子，水壓太低，洗澡很麻煩。而男生李恒則一直住在教室。

教案考核是教育局對鄉村老師的重要指標之一，忙完白天教學工作，他們還要備課到深夜。而周末，他們要回到自己城里的家。

為孩子們打造的讀書行動在兩年的探索中，變成每天象征性地開放一小時。

“現在的效果遠遠沒有達到我想要的，跟我當初設想的不一樣。”羅定國希望有更多的誌願者來幫他，從軟件和硬件上把圖書館建起來。

潤物細無聲

如果說“內心變得強大”是羅定國呼籲學生讀書的心願，圖書館的“常客”陳振鑫應該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陳振鑫今年12歲，父親常年在浙江打工，家里還因修房子欠了9萬元的外債。2013年母親懷上妹妹後，放棄在外做沐足按摩的工作，回家照顧兩個孩子。2014年在家務農時，母親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部分指頭不小心都被打谷機碾碎。

陳振鑫很心疼媽媽，她在日記里寫道：“很想快點長大，不讓爸媽這麽辛苦。”

放學一回家，陳振鑫先把家里打掃幹凈，她瘦小的身軀幹起家務活來很利索，掃地，清洗碗筷。在等媽媽務農回家之前，她已開始自己洗菜，煮飯。

豆腐是留給媽媽和妹妹吃的，她給自己做了兩道菜，一道是酸辣椒炒芥菜，一道是酸湯煮菜心。放豬油的時候，她自豪地說，那是她和媽媽一起熬制的。

陳振鑫很愛笑，雖然生活很苦，但是有媽媽妹妹在身邊很開心。她說“要堅強、要懂事”是艱難的生活和圖書館里的書本告訴她的，而讀書讓她感覺不到寂寞。

吃完晚飯，陳振鑫迅速做完作業。如果還有時間，她會去學校，希望能進入圖書館讀一會書，“什麽都要學一點，以後才好找工作嘛”。

從六年級留守兒童羅緒、楊一丹、賈明婭、毛貞帥四個人身上，感受到的則是讀書給人帶來的無窮樂趣。

四個人學習成績不錯，他們的父母一方或雙方常年在外打工，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一起去圖書館看書，討論讀書心得。

從名著《泰戈爾詩集》《紅樓夢》《西遊記》到兒童文學作品《窗邊的小豆豆》《小王子》，這些是他們最愛看的書。

“我不喜歡玫瑰，太嬌氣，我喜歡野草。”看完兩遍《小王子》，楊一舟對里面的人物有自己的理解。

他們總是忍不住討論讀書進度，還“暗自較勁”。當賈明婭說她最近喜歡看《笑貓日記》時，羅緒迫不及待地說：“我一整套已經看完了。”

自從學校有圖書館後，他們基本上每天都手捧一本書，“所以不會去記讀了多少本書，有興趣的就讀。”毛貞帥是四人中讀書成績最好的，是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喜歡讀書的原因是：“讀書能給我帶來驚喜。”

羅定國沒有強制要求老師開設閱讀課，也沒有要求學生每周定期寫讀書筆記。他更希望閱讀來自孩子們的主動。“閱讀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影響。”

對於這四個孩子，羅定國覺得很驕傲，但他認為還不夠，這還只是個案。

有時候，變化發生了，或許平浪小學的家長們和老師都還來不及發現。

在一張一張心願紙上，寫著“想環遊世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到北京看升國旗”“想成為一名好老師”“想考上哈佛大學”“當一名服裝設計師”，也有懂事的願望，“長大後好好報答父母”“快點賺錢”“學習成績進步”。

對於孩子們童言無忌的夢想，羅定國笑言有時也要潑潑冷水，希望他們更腳踏實地。

【在一起 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大數據里的“留守兒童”

（梁淑怡、李伯根/圖）

（梁淑怡、李伯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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