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宣布設立滿一個月,新區規劃範圍涉及的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從默默無聞到備受矚目。
一個月中,河北省在中央部署下設立雄安新區籌備工作委員會(下稱“籌委會”)及臨時黨委,接管了雄縣、容城、安新三縣人事、黨務、社會穩定等工作,開始行使規劃、建設、國土等管理事權,正在有條不紊地開展各項工作。據中央電視臺報道,籌委會設立了綜合組、規劃建設組、協同發展組、城鄉統籌組等7個小組,共有70多名工作人員。
與此同時,國家多部委、央企積極推動,全面部署支持新區建設。中國石油、中國大唐、神華集團等多家央企結合自身業務特點,制定相應的發展策劃,推進建設服務新區的相關工作,範圍涵蓋了能源、基建、交通、農業、通信、建築、金融等多個領域。
規劃設計全球招標
雄安新區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通暢、生態環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強,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
新華社消息,4月26日,籌委會召開新聞發布會,計劃將30平方公里啟動區的控制性詳規和城市設計面向全球招標。
據籌委會副主任牛景峰介紹,河北雄安新區正在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組織一流機構、一流人才,精心抓好各項規劃編制工作。同時,計劃將30平方公里啟動區的控制性詳規和城市設計面向全球招標,開展設計競賽和方案征集。
抓好管控是新區建設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牛景峰介紹,河北雄安新區臨時黨委和籌備工作委員會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要求,把管控工作作為貫穿新區規劃建設全過程的重點,依法依規實施嚴管嚴控。
牛景峰表示,“我們已成立了新區規劃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實行書記、省長雙組長制。對近期需要抓好的重點工作進行了安排,明確責任分工,有關單位正在按照任務分工抓緊落實,形成了參與支持新區建設的強大合力。”
密集調研對接新區建設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設立新區的首要任務。承接的疏解功能要符合新區發展要求,同時也要根據疏解功能有針對性地優化新區規劃空間布局。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所長陸化普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為避免重蹈“現代城市病”之覆轍,雄安新區應做好綜合交通系統的頂層設計,建設綠色智慧交通系統。
為此,籌委會深入北京相關企業考察調研,對接新區建設方案。
國資委官網消息,4月11日,雄安新區籌委會副主任吳鐵到中國建設科技集團考察調研。中國建設科技集團有承擔國家重大項目建設和海外運營的豐富經驗,特別是參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積累的實踐經驗,可以為雄安新區提供一站式綜合服務。
吳鐵詳細了解了該集團自主研發的CBIM城市建設協同平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過程中提供的技術和經驗,希望集團盡快行動起來,發揮全專業的技術和人才綜合優勢,全面對接雄安新區建設,特別是在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建設、海綿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裝配式建築以及全地下汙水處理、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城市風景園林等方面超前謀劃,為雄安新區建設發揮獨特作用、作出更多貢獻。
4月14日,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第28次會議在南開大學舉行。會議聽取了劉秉鐮研究團隊關於建立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戰略思考的成果報告,並進行了其他議題的討論。
幾年來,南開大學組建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研究團隊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國際化戰略實施、建設世界級大都市區、京津冀協同中的產業合作與對接、創新互動、京津聯動的交通體系建設等問題提供了十余份系列研究成果。
徐匡迪表示,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天津肩負著重大責任,作為坐落在天津的著名高校,希望南開大學充分發揮高校智庫的作用,主動對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建良言、出實招。
另據新華社報道,津冀兩地日前已簽署了積極推進雄安新區建設發展戰略合作協議,河北官員也到北京學習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經驗。
4月25日至5月10日,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6家機構參與的雄安新區規劃工作營將重點圍繞雄安新區總體規劃、起步區控制性規劃的總體布局方案開展優化完善工作。
與此同時,新區的環保行動也在提速。
徐匡迪在上述新華社專訪中表示,新區開發建設要以保護和修複白洋澱生態功能為前提,白洋澱生態修複也離不開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改善。要從改善華北平原生態環境全局著眼,將白洋澱流域生態修複作為一項重大工程同步開展工作。重點要優化京津冀的水資源管理,提高水環境治理標準。
4月5日,保定市王快水庫、西大洋水庫已開始聯合向保定市區、白洋澱進行生態補水。此次補水時間為兩個月,預計白洋澱收水量將超過3300萬立方米。
隨後,吳鐵與籌委會規劃建設組處長王海乾、規劃建設組楊松到北京土人城市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參觀考察。土人設計首席設計師、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學院院長俞孔堅對建設雄安新區過程中如何保護白洋澱、避免“因城廢澱”闡述了其觀點和建議,提出用其大腳美學和海綿城市理念來建設美麗雄安的設想。
吳鐵表示,希望土人團隊盡快行動起來,全面對接雄安新區建設,特別是在生態城市、海綿城市等方面為雄安新區建設出謀劃策。
嚴厲打擊炒房,做好企業搬遷安置
4月3日,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克誌在新區主持召開會議時強調,加強規劃、土地和房地產管控。要實施最嚴格的管控,省委、省政府派出督察組到新區重點區域開展督察,依法嚴厲打擊黑房地產中介,打擊各種不法行為,抓典型曝光,以正視聽。
趙克誌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也表示,雄安新區是體制機制創新的高地和高端高新產業集聚地,不是大搞房地產開發,更不是炒房淘金的地方。
4月4日晚,籌委會提出,將依法嚴厲打擊各種違法售房、購房行為,確保房地產市場管控大局平穩有序。對不聽勸阻、惡意炒作的房地產企業和個人進行約談。同時,嚴厲打擊黑房地產中介,嚴禁大宗房地產交易,停止小產權房、新民居的建設和銷售。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4月6日,當地已經查處房地產建築領域違法違規行為765起,刑事拘留違法犯罪嫌疑人7人。
雄安新區的設立同樣引發了雄縣、容城、安新三地部分企業的高度關註。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報道,當地企業關心未來新區建設過程中的搬遷、安置、發展等問題。
為此,新區臨時黨委、籌委會印發《關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認真做好企業搬遷安置工作》明白紙,提出將積極做好企業搬遷安置工作。據《河北日報》報道,該文件提出,新區在建設園區時,將會合理安排搬遷時序,盡量做到邊生產、邊搬遷,最大限度地保障企業生產不停頓、市場不丟失、利益不受損、工人不下崗。
從2017年11月起,廣東在前期深圳試點城市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專用號牌的基礎上,增加中山市啟用新號牌;2017年12月底前,廣州、珠海、佛山、肇慶、江門、東莞等市將啟用新號牌;2018年6月1日起,廣東所有城市全面啟用新號牌。
廣東省交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發展新能源汽車是有效緩解能源和環境壓力,促進汽車產業轉型升級,推動中國從汽車大國邁向汽車強國的國家戰略。按照公安部工作部署,新能源汽車專用號牌將在廣東省範圍內逐步推廣應用,讓改革措施惠及更多民眾。
據悉,新登記的新能源汽車全部核發新號牌。新號牌啟用後,對辦理新能源汽車註冊登記、轉移登記的,將全部核發新號牌。民眾可通過計算機隨機選號、網上自編自選方式選號,其中,計算機隨機選號實行“50選1”。對已登記的新能源汽車,按照“自願換領”原則,由車主自主選擇是否換領新號牌。為避免集中換牌導致的擁擠排隊,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將開通“網上預約換牌服務”,提供網上預約選號、網上預約換牌時間和地點等服務,民眾可通過互聯網服務平臺預約辦理換發號牌。
為方便民眾申領、安裝新號牌,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將增設新能源汽車登記綠色通道或專門窗口,設置號牌現場制作點,提供號牌免費安裝服務,最大限度滿足民眾要求。需要提醒註意的是,新能源汽車前後號牌所有安裝孔都要安裝固封裝置。
據透露,廣東警方還將密切與交通、住建、商務、稅務、質檢、保監及銀行等部門和單位協作配合,配套出臺優惠措施,完善相關政策體系,落實新能源汽車“不限行”等差異化便利政策。
據了解,根據國務院《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新能源汽車主要包括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和燃料電池汽車。對於國產新能源汽車,工業和信息化部將在《道路機動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和《機動車整車出廠合格證》上進行標註;對於進口新能源汽車,國家質檢總局將在《進口機動車輛隨車檢驗單》上進行標註。到2020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累計產銷量將超過500萬輛。
4月16日,國資委舉行中央企業2018年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表示,一季度,中央企業在實現經營業績較高速增長的同時,在提升發展質量上也取得了積極成效。一季度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128.1億元,同比增長26.7%。
彭華崗介紹,新動能支撐作用逐步顯現。一季度,軍工企業加大軍民融合力度,加快推動產研轉化,積極拓展智能制造、智慧安防、衛星遙感監測等領域,新產業收入占的比重超過了30%。電信企業的數據、內容、信息技術服務等新興業務快速發展,一季度新業務的收入同比增長了13.4%,新業務的比重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
一季度,中央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連續三個月保持正增長。石油石化一季度投資增長13.2%,交通運輸增長26.5%,設備制造企業增長了14%。煤炭企業加大安全高效智能化開采和清潔高效集約化利用方面的投入,固定資產投資一季度同比增長了10%。在新興產業方面,通信行業圍繞5G加大投資力度,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7.6%;汽車行業圍繞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加大投資力度,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46.9%。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中央電視臺記者:從剛才發言人的介紹來看,一季度中央企業的營業收入和效益都實現了較高的增長,我們在關註數據增長的同時,也關心中央企業是否實現了高質量的發展?
彭華崗:從今年一季度中央企業運行情況看,中央企業在實現經營業績較高速增長的同時,在提升發展質量上也取得了積極成效。
一是聚焦發展主業,實體企業增長勢頭強勁。實業是中央企業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央企業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聚焦主業,發展實業,一季度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128.1億元,同比增長26.7%,高於中央企業平均增幅5.8個百分點,工業企業增利額占中央企業利潤增量的近70%,成為中央企業利潤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我們講,中央企業的發展,首先要立足與突出主業、發展實體經濟,這個在一季度得到了重要的體現。
二是堅持創新發展,新動能支撐作用逐步顯現。一季度,企業的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快速發展,我舉幾個例子,比如軍工企業加大軍民融合力度,加快推動產研轉化,積極拓展智能制造、智慧安防、衛星遙感監測等領域,新產業收入占的比重超過了30%。電信企業的數據、內容、信息技術服務等新興業務快速發展,一季度新業務的收入同比增長了13.4%,新業務的比重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
三是部分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實現較快增長,投資結構持續優化。一季度,中央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連續三個月保持正增長。特別在傳統產業,加快改造升級,向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方向轉變。石油石化一季度投資增長13.2%,交通運輸增長26.5%,設備制造企業增長了14%。煤炭企業加大安全高效智能化開采和清潔高效集約化利用方面的投入,固定資產投資一季度同比增長了10%。在新興產業方面,緊緊圍繞國家戰略方向、行業發展方向、市場需求方向,加大資源投入和提前布局,比如通信行業圍繞5G加大投資力度,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7.6%;汽車行業圍繞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加大投資力度,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46.9%。
四是運行效率不斷提升,國有資本回報水平持續提高。我剛才在通報的時候也講到,中央企業一季度的經營效率指標都有比較大的提升。一季度中央企業成本費用總額增速低於收入增速0.6個百分點,成本費用占收入的比重同比降低了0.5個百分點;百元資產創收同比提高了1.6%;毛利率同比提高了0.5個百分點;勞動生產總值同比提高了8.3%;人均利稅同比增長了12.2%。
應該說,中央企業在發展提升質量上,還有很多的空間,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我們將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進一步推動企業突出主業,一心一意做強做優實業,努力做好高質量發展這篇大文章。謝謝。
從4月28日起到年底,鐵路部門將下調28條城際鐵路部分動車組列車票價,部分線路的折扣將達到20%。鐵路部門同時表示,未來將按照市場供需狀況執行票價靈活浮動,逐步試行“一日一價”。
部分動車票價實行折扣優惠 最高達20%
記者查詢鐵路12306網站看到:4月27日廣州南至珠海的D7261次列車,一等座是90元,二等座是70元;而4月28日,一等座72元,二等座是56元。據了解,鐵路部門將對廣州至珠海、丹東至大連、鄭州至開封等28條城際鐵路部分動車組列車票價實行折扣優惠,最大幅度提高至20%。
北京交通大學副教授馬敏書:在打了折扣的情況下,一些旅客會增加出行,也有一些旅客錯開高峰車次去乘坐相對而言不那麽緊俏的車次,而騰出一部分運力則給了那些剛需的旅客,在這樣的情況下,鐵路的總體收益會上漲。
部分車次價格上漲 京滬線實行浮動票價
記者同時查詢了近期的京滬高鐵的臥鋪動車票,發現部分車次價格出現上漲,以上海到北京的動臥D312次列車本周五4月20日的票價為例,原先動臥的票價是650元,目前上漲為740元。專家表示,浮動票價的執行方式在2015年開始試點,浮動票價的定價是基於鐵路大數據的分析。
北京交通大學副教授 馬敏書:鐵路部門做了大量的調查,對旅客的支付意願以及對票價折扣的敏感程度都做了研究。
專家同時表示,目前京滬線實行的浮動票價,周一至周四以及周六為平峰價,周五、周日為周末價,未來逐步試行“一日一價”。
近期,上市銀行2018年一季報集中披露。截至4月28日,工、農、中、建、交五大行一季報均已發布;股份行中,民生銀行、光大銀行等先後披露一季報;城商行如北京銀行也在2017年業績發布會上一並披露了一季度業績。
從上市銀行今年一季度業績看,多家銀行資產質量進一步好轉。其中,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與北京銀行今年一季度不良率與上年度末相比進一步下降。農業銀行雖然不良率最高,為2.08%,但在披露一季報的上市銀行中不良率降幅最大,下降0.09個百分點。此外,建行、交行、民生、光大四家上市銀行不良率均與去年末持平。
上市銀行撥備覆蓋率則呈現顯著提升態勢。第一財經記者梳理8家上市銀行一季報發現,8家銀行一季度撥備覆蓋率均比上年末提高。其中,農行升幅最為強勁,上升26.75個百分點。工行、建行、交行、民生、光大銀行撥備覆蓋率也有10個百分點以上的提升。
4月9日,銀保監會掛牌首度披露全行業走勢,一季度開局向好。銀保監會稱,銀行業資產規模穩步增長,流動性進一步增強,貸款質量保持穩定,資本和撥備穩中有升,風險抵禦能力進一步提升。
五大行日賺31億,息差小幅改善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去年五大行凈利潤總和達9668億元,平均日賺26.48億。截至2018年3月末,五大行第一季度凈利潤總和已經達到2810億元,平均日賺31億。
其中,工行繼續保持領頭羊地位,截至一季度末凈利潤790.69億,但4%的凈利潤增速在四大行中墊底;農行、中行、建行一季度均保持了5%以上的凈利潤增速,其中農行凈利潤增速5.85%,發力最猛;而交行一季度實現凈利潤200.91億,凈利潤增速僅為3.97%。
兩家股份行民生銀行與光大銀行一季度分別實現凈利潤149.42億元、90.71億元,凈利潤增速均在5%以上,分別為5.23%、5.49%;城商行中,北京銀行今年一季度凈利潤增速更是達到6.24%。
盡管各家上市銀行一季度凈利潤增速保持高速增長,但反應盈利能力指標的ROA與ROE卻參差不齊。例如,民生銀行一季度ROA 1.02%,同比上升了0.04個百分點,但ROE一季末為16.28%,同比則下降了0.43個百分點;中國銀行ROA為1.05%,同比下降了0.04個百分點,但ROE為13.92,同比上升了0.18分百分點。
不過,大部分上市銀行盈利能力指標呈進一步下降態勢。其中,農業銀行ROA為1.11%,同比下降0.01個百分點,ROE為17.22%,下降0.27個百分點;交通銀行一季度末ROA為0.88%,下降了0.03個百分點,ROE為13.23%,下降了0.12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2017年商業銀行ROA、ROE分別為0.92%和12.56%,較2016年分別下降了0.06個和0.82個百分點。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發布的《2018年二季度經濟金融展望報告》稱,二季度中國銀行業凈利潤增速將有所回升,但盈利能力持續下滑。
根據奧緯銀行業研究報告,隨著利率市場化逐步推進,2014年至2017年,中國銀行業凈利差持續收窄,從2014年的2.42%收窄至1.89%,下降了0.53個百分點。
不過,第一財經記者發現,近年來困擾銀行的息差收窄問題,今年一季度有所好轉。例如,中行一季末息差為1.85%,提升0.05個百分點;建行息差2.35%,息差提升了0.22個百分點;北京銀行一季末息差為1.59%,上升了0.06個百分點。
8家上市銀行2018年一季度部分指標數據
資本充足率達標但“吃緊”
盡管資本充足率均滿足監管要求,但多家上市銀行一季度資本充足率較上年末“吃緊”。
工行截至一季末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與資本充足率分別下降了0.13個、0.14個與0.05個百分點;中國銀行三個資本充足率指標則分別下降了0.21個、0.24個與0.32個百分點。
農行一季報顯示,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47%,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08%,資本充足率為13.77%,其中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較上年末下降了0.16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降了0.18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微升0.03個百分點。
不過,建行一季度資本充足率則呈現出上升態勢,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與資本充足率分別提升了0.03個與0.13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與去年年底持平。
隨著去年銀監會對銀行業市場進行重點整治,銀行同業、理財、表外等影子銀行亂象收斂,但資本壓力凸顯。此外,G20提出銀行關於總損失吸收能力(即系統重要性銀行吸收損失的總體能力)的要求,系統性重要銀行都在抓緊補充資本。
4月17日晚間,農行發布公告稱,該行非公開發行A股方案獲得中國銀保監會核準,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00億元,用於補充資本金。
中小銀行中,北京銀行一季末資本充足率12.41%,2017年北京銀行已經完成206億元非公開發行,提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36個百分點。
奧緯咨詢大中華區金融業務董事合夥人翁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些風險沒有被適當的價格覆蓋,未來定價方面銀行需要做更多工作,使定價能夠覆蓋風險。以前銀行盈利更多通過“吃利差”放貸款,這個傳統模式占用了很大的資本,最後還要算到風險資產里面。現在銀行轉型,更多需要做一些“輕資本”的中間業務。
3月12日,銀監會、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和國家外匯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支持商業銀行資本工具創新的意見》,支持銀行補充資本工具創新。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影子銀行回表,新資本管理辦法過渡期結束以及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追加要求都使得銀行資本“吃緊”,國內合格資本工具匱乏,需要豐富資本工具種類,給予商業銀行更靈活的資本補充機制,此外,擴大投資主體範圍,降低風險集中度,最後優化資本創新工具發行流程,提高資本補充效率。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過去了40年,40年間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而稅收制度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革。一方面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塑造了我國逐漸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稅收體系。縱觀我國稅制改革40年的歷程,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程度密切相關,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兩步利改稅階段
改革開放是促進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因,市場經濟的確立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兩步利改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所謂的利改稅,即將利潤上繳國家的收入分配格局改為企業向國家上繳稅收的收入分配格局。顯然,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容納更多的市場主體,用上繳利潤的方式不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也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而以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用做法,因此,兩步利改稅在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原有的利潤上繳方式也無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因此,才會以推進利改稅的方式去順應市場經濟及改革開放的發展。
兩步利改稅的第一步主要指1983年我國通過稅收來規範國家與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即國營企業由上繳利潤改為繳納所得稅。對於盈利的國營企業征收55%的所得稅,稅後利潤的一部分采取多種形式上繳國家,余下部分企業適用。對國營小型企業,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繳納所得稅,稅後利潤原則上歸企業使用。
第二步的利改稅是指以稅代利,即國家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實現的利潤繼續按5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後,對剩余較多的企業再征收國營企業調節稅,其余的全部留給企業。
兩步利改稅,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確定了國家通過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模式,順應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從中也可見,改革開放後,我國選擇用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模式,大大激發了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這一階段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開、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國營企業管理和利潤分配上,突破了過去將國營企業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進行直接管理的模式,對國營企業先後實行了企業基金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利改稅等制度,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稅制雙軌制階段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到中國的市場,但是,當時的市場準入制度對於外資企業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為了有效平衡內資與外資之間的關系,1994年我國的稅制改革對於外資企業給予了較大的稅收優惠,內外資企業采用雙軌制的稅收制度。其主要原因在於,在市場準入方面外資企業無法完全享受國民待遇,因而在稅收制度的安排上給予了超國民待遇,以鼓勵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並且把更多的利潤及項目留在中國。
以企業所得稅為例,在稅制雙軌制的階段,內外資企業適用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其中內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高達33%,而外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4%或15%,在此基礎上還存在著大量的區域性稅收優惠,各種名目繁多的免稅期或減半征收稅收優惠。據調查,當時的外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13%左右,而內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25%左右,差距較大。因此,在這個階段,內資企業普遍存在成本費用補償不足的問題,其稅負高達外資企業的兩倍,抑制了內資企業的發展,並且刺激一部分的國內企業搞假合資,以便通過降低稅負獲得更高的利潤。
但是,這一階段的稅制雙軌制依然存在積極的歷史意義。自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進入到活躍期,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對於我國的資本輸入、技術輸入以及人才的輸入均具有積極的意義,為後來我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當時的稅收制度對於外資企業的傾斜,雖然造成了內資企業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作為稅收激勵,在促進外資的流入方面取得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客觀地評判,當時實行的稅制雙軌制對於推進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是有效、正面和積極的舉措。
統一稅制階段
2001年12月,我國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標誌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商品、貨物及勞動力自由流動。因此,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各種的貿易壁壘及市場壁壘必然需要消除,而外資企業也隨之享受國民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改革開放面臨著新的難題,既然內外資企業均享受了相同的國民待遇,可是在稅制的設計上,內資企業需要承受外資企業兩倍的稅收負擔顯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於我國內資企業參與國際貿易及競爭。因此,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成為了必然的要求。
2008年,我國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予以統一,正式頒布了《企業所得稅法》。在新法中,無論在稅率、稅基,還是稅收優惠、納稅期限等多個方面均給予了統一。其中,將區域性稅收優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僅保留經濟特區、民族自治地區以及西部大開發等有限的區域性稅收優惠。《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在我國現代稅制改革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一了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營造了公平的稅收環境,有利於內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及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二是建立了稅收法定主義的宗旨。我國的稅收制度包含有十多個稅種,其中稅收總額最大、對企業影響程度最深的兩個稅種分別是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迄今為止,我國的增值稅制度尚未立法,並且絕大多數的稅種需要爭取在2020年立法。因此,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對於促進我國稅收法定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依法納稅是一個開放經濟的必備基礎。
三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稅收制度,為我國後期加入國際稅收合作、參與國際稅收新秩序的重塑奠定了基礎。我國《企業所得稅法》是經過了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對比及借鑒而形成的,因此,在稅制的設計上,諸項稅制要素的設計均考慮到了稅制的摩擦與協調問題,力求盡量實現稅制的趨同,提高我國的稅制競爭力。10年過去了,國際稅收領域有了新的發展,其中各國合作而形成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多邊公約》(下稱“BEPS公約”)便是全球包容性增長框架中的重要內容。具體而言,BEPS有十五項行動計劃,其中第五項是有害稅收。假設一個國家簽署了BEPS公約,則根據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需要接受OECD財政事務委員會(CFA)的同行審議,如果該國的稅收優惠被認定為有害稅收,則需要進行調整。因此,假設2008年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立法沒有考慮到稅制的國際協調問題,恐怕今天我國加入國際稅收的合作需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並之後,我國進行了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例如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的統一,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的統一,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內外資企業的統一等。這一階段的稅制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在開放環境下保障內外資企業公平的稅收環境。當然,這一階段改革開放已逐步進入到了開放經濟的更高階段,體現出消除壁壘、要素自由流動的特點。
現代稅制階段
改革開放40年,第四個階段是現代稅制階段。這一階段,國際經濟增長趨勢向好,全球經濟增長率回升,勞動力市場持續複蘇,投資總量增長強勁,許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也漸趨於穩定或下降。但是,低工資增長抑制了消費增長,生產率仍處於較低水平。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現象依然顯著,但形勢趨緩。稅收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上發揮了更明顯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稅制改革作為發展經濟的重點,並將其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因此,各國努力推進稅制改革與國際稅收合作。
同時,我國與美國、阿根廷、法國、拉脫維亞等國家相繼實施了大規模的全面稅收改革,引發全球性的稅改浪潮。一方面,對原有稅制的不合理之處進行改革以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另一方面,趨同部分稅制要素以適應國際稅制的變化。因此,這一階段稅制改革最為鮮明的特征是國際稅收秩序的重塑與合作。也就是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改革開放,也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稅制改革,而是站在全球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下,去看待一個國家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以及稅制的融合度。國與國之間的稅制相互影響、相互傳導,從而影響世界經濟的開放及發展格局。因此,現代稅制的建立具有迫切的時代意義。
當然,現代稅制的核心在於“現代”二字,關於何謂“現代”,我有以下幾點想法:
首先,現代稅制應該體現出其能夠適應於經濟與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雖然,根據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全球稅制具有直接稅減稅的趨勢,例如企業所得稅,從2000年至2018年,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2.6%下降到23.9%,而非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0.3%下降至22.8%。去年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至21%。但是,由於直接稅的減少,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堪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減稅趨勢的帶動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減稅,因為其擔心失去稅制競爭力,影響到外國資本的對內投資。但是,由於這些發展中國家本身的財力並不強,所以減稅會影響到其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為了應對財政赤字的問題,有些國家不得不通過加強征管等手段來保障財政收入,而這會導致企業遵從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企業的競爭力。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到本國經濟實力的客觀情況,應站在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去進行頂層設計。
其次,現代稅制的設計應考慮到國際稅收的合作與協調。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在進一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我國對於自身國際經濟的參與度,已不能僅僅局限於參與二字,更應該增強話語權,不但要反映自身的訴求,更重要的是要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全球收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必然需要重塑國際稅收新秩序,而新的秩序又要求各國去反思本國的稅制,使其能夠減少與國際稅制發展趨勢的摩擦,建立能夠順應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的現代稅制。
以全球近80個國家共同達成的BEPS公約為例,其對於征稅權的界定原則為經濟行為產生及價值創造所在地,由此產生了屬地制與全球征稅原則的轉變。無疑屬地制原則更能體現出BEPS公約中所主張的征稅原則,但是,目前還有不少的國家采用全球征稅原則。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深入,這其中的沖突必然需要依靠稅制的改革與協調加以解決。
最後,現代稅制應該能夠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國際稅收規則受到巨大的挑戰,如何對數字經濟進行常設機構的認定,避免逃稅避稅成為國際關註的焦點問題。
OECD在BEPS行動計劃方案中給出了關於數字經濟的建議方案,歐盟提出了支持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在線業務增長的行動計劃作為其數字市場戰略的一部分,美國稅改中的BEATS條款寫入數字經濟中期報告,作為數字經濟臨時性征稅方案,預計到2020年達成一個長期解決方案。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然要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隨著數字經濟、互聯網等新經濟形態的飛速發展以及各國反避稅調查的深入,跨國公司不斷研究新的避稅方式,其形式愈隱蔽、手段更豐富。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需要考慮到由於數字經濟的發展所帶來商業模式的調整而產生的新的征稅難度,需要與時俱進,全面覆蓋,形成開放經濟背景下更為公平有效的稅收環境。
縱觀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稅制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而不斷完善,總體而言,稅制在這40年間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未來,在建立現代稅制方面,我國還需要不懈努力,而根本的著力點必須用全球視野深化稅制改革及完善頂層設計。
(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
近日,為加強信托業務監管,推進資管新規下過渡期內整改工作,由銀保監會制定的《關於加強規範資產管理業務過渡期內信托監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已下發到地方銀監局。
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執行所長邢成表示,《通知》的最大亮點是監管部門在基於專業研判的基礎上,針對信托行業貫徹和落實資管新規的具體的部署和安排,按照信托分類的不同,界定了不同監管口徑和尺度。特別是慈善信托和家族信托沒有按照資金信托監管口徑“一刀切”,說明了監管部門對促進信托公司回歸信托本源的立場和政策導向。
信托資深研究員袁吉偉表示,這次銀保監會針對信托業務的通知與資管新規一脈相承,強調了嚴格落實資管新規的要求,對於通道業務、存量業務的整改等工作進行了詳細部署。
此前有消息稱,《通知》在征求意見時期對事務管理類業務進行了“善意、惡意”的劃分,即規定善意的事務管理類業務可以開展,惡意的事務管理類業務不能開展。但實際上,《通知》並未出現相關規定。
區別對待事務管理類信托業務
對於事務管理類信托業務,《通知》稱,要區別對待,嚴控為委托人監管套利、違法違規提供便利的事務管理類信托業務,支持信托公司開展符合監管要求、資金投向實體經濟的事務管理類信托業務。
《通知》還稱,督促信托公司依法合規開展財產權信托業務,以財產權信托的名義開展資金信托業務的,適用於《通知》。以信托產品或其他資產管理產品作為受讓方受讓信托受益權的業務,則視同資產管理產品嵌套業務,投資於依據金融管理部門頒布規則發行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除外。
袁吉偉稱,《通知》強調了支持符合監管要求的事務管理信托業務發展,這與資管新規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只是資管新規強調了資管產品嵌套,與年初的完全暫停通道業務的監管態度相比,有一定緩和。有利於恢複部分通道類業務,進而推動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另外,袁吉偉表示,監管部門是鼓勵財產權信托的,不過是要求真正的財產權信托,而不是資金信托模式的財產權,但考慮到我國信托財產登記困難大、缺乏稅收政策,想要開展真正的財產權信托非常難。
邢成認為,文件並沒有“放開全部通道業務、放開部分通道業務、放開善意通道業務”的字樣和含義。雖然提到了“鼓勵事務管理類信托的業務”,但是事務管理類信托不等同於通道業務。
如何理解事務管理類信托?邢成認為,其實它是一個很正面的含義,譬如家族信托中的財產傳承、子女教育、財產安全保障、財產分割等一系列財富管理信托業務都屬於事務管理類信托。事務管理類業務是信托回歸本源和實質性轉型創新的主要方向,不能把事務管理型信托曲解通道業務。
此外,根據《通知》,公益(慈善)信托、家族信托不適用於此文件相關規定,家族信托財產金額或價值不低於1000萬元。單純以追求信托財產保值增值為主要信托目的,具有專戶理財性質和資產管理屬性的而信托業務不屬於家族信托。
某信托公司家族信托的負責人對記者表示,《通知》主要有兩個重要的指引:一個是明確家族信托和資管產品、專戶投資的區別,除了資產配置,家族信托應該有資產保護和財富傳承功能。二是明確1000萬以上規模的家族信托不適用。這兩點對引導市場充分發揮信托的本源功能,以及充分發揮家族信托的資產配置功能以更有效支持財富傳承目標,有重要的指引和促進作用。
壓縮存續不合規產品
《通知》稱,為接續存量產品所投資的未到期資產,維持必要的流動性和市場穩定,信托公司可以發行存量老產品對接,也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到期日不晚於2020年底的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
不過,老產品的整體規模應當控制在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存量產品整體規模內。不符合指導意見相關要求的存量信托產品應當在過渡期內逐筆有序壓縮遞減至符合監管要求。過渡期結束後,不得再發行或存續違反《通知》規定的信托產品。
袁吉偉表示,老產品可以投資新產品,但是要控制期限,到期日不得晚於2020年底,後續逐步壓縮存續不合規產品還是要逐步壓縮規模,這里的難度在於存續產品的超長期限以及不良資產處置。
邢成認為,在“老產品的整體規模應當控制在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存量產品整體規模內”這一規則下,自此信托公司擴大規模、粗狂型的增長方式被監管部門徹底的關上大門。
此外,《通知》還明確信托受益權屬於嵌套。邢成表示,這是為了防止信托公司盲目的開展債權型信托、貸款型信托。在這一背景下,信托公司應由傳統的債權、貸款的模式,向股權投資轉型,加大業務的技術含量、科技含量和產品附加值。
制定過渡期整改計劃
《通知》要求,各銀監局信托監管處室要督促信托公司對不符合《通知》要求的存量信托產品全面摸底排查,按照產品類別逐筆建立臺賬,自主有序確定整改計劃,明確整改清理目標、步驟、進度、責任人及具體整改措施,審慎評估風險影響,認真制定過渡期內整改計劃。
整改計劃應於2018年9月15日前報送至屬地銀監局,各銀監局信托監管處室逐項審核後於9月30日前報送至信托部。信托公司風險防控預案應於2018年10月15日前報送至屬地銀監局,各銀監局信托監管處室於2018年10月30日前報送至信托部。
袁吉偉稱,要求信托公司評估過渡內的潛在風險,制定風險防控預案,也體現了監管對於平穩推進資管新規的新思路。監管制度需進一步完善,一是解釋清估值、打破剛兌等問題的實際操作,二是彌補財產權信托、事務管理類信托等業務沒有缺乏明確制度規定的不足。
“從信托公司看,應重視資金信托、家族信托、財產權信托的均衡發展,更加註重發揮信托制度優勢,服務高凈值客戶,服務實體經濟,適應資管新時代的大趨勢。”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近期,蔬菜、雞蛋、豬肉等農副產品價格季節性上漲引發廣泛關註。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31日說,當前一些短期因素的擾動不會改變價格總水平平穩運行的態勢,蔬菜、雞蛋、生豬等農副產品價格預計將逐步趨穩回落。
受天氣和節日臨近等因素影響,近期蔬菜、雞蛋價格呈現季節性上漲。8月28日,國家發改委監測的15種蔬菜平均價格每市斤3.24元,比8月初上漲7.3%。雞蛋零售價格每市斤5.62元,比8月初上漲23.3%。受暴雨和洪澇災害影響,山東省壽光市蔬菜價格漲幅較大。
這位負責人說,近期蔬菜價格上漲主要受季節性因素影響。從歷史數據看,進入7月、8月,全國大範圍進入高溫多雨天氣,蔬菜產量受到一定影響,菜價止跌回升;進入9月、10月,天氣轉涼,供應增加,菜價將有所回落。今年菜價走勢也基本符合這個特點。由於今年北半球出現極端氣象特征,一些蔬菜主產區高溫突破歷史極值,強降雨甚至冰雹天氣多發,部分地方蔬菜減產。再加上強降雨增加了蔬菜采摘和運輸難度,導致菜價較往年偏高。同時,由於季節性供應減少疊加節日性需求增加,近期雞蛋價格也上漲較快。
這位負責人表示,未來一段時間,隨著全國大部分地區入秋轉涼,災害性天氣減少,蔬菜和雞蛋生產將逐步恢複正常,後期價格將趨穩或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落。
今年春節後,生豬價格持續大幅下跌,5月份跌至近8年低點,但5月中旬後出現了一波反彈。這位負責人說,近幾個月生豬價格反彈更多屬正常季節性回升。而且由於春節後生豬價格跌幅大,與近幾年同期價格相比,當前生豬價格仍處於相對較低水平。目前生豬產能依然偏多,價格仍處於周期性下行通道,後期出現明顯上漲的可能性較小。
“從市場反應的情況看,隨著季節性因素影響的消退,9月至10月生豬供給將明顯增多,價格可能出現回落;伴隨冬至前市場需求明顯擴張,11月至12月生豬價格可能有所回升,但大幅上漲的可能性較小。”這位負責人說。
8月份以來,部分地區發現了非洲豬瘟疫情。疫情發生後,相關部門迅速反應,疫情未發生蔓延。這位負責人介紹說,疫情發生以來,生豬價格未出現異常波動,運行較為平穩。總的看,疫情對生豬生產和價格影響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