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地放松限購、甚至放出松綁限貸信號後,中國房地產市場依然沒能止住冷卻的步伐。(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數據顯示,前7個月,中國房地產部分指標明顯惡化:除房屋新開工面積降幅收窄之外,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均較前6個月降幅明顯擴大,且商品房待售面積有所增加。
在房價方面,7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從上月的55個增至64個,為2011年1月以來最多。一線城市則全線下挫:北京和上海環比跌幅分別為1.3%和1.4%。
光大證券分析師徐高在報告中提到,在地產開發投資本就疲弱的情況下,房價加速下跌對地產行業、尤其是地產投資的穩定構成了威脅,給經濟增長帶來沈重壓力。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Stephen Green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時稱,未來6個月將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生死時刻”,導致信托公司和中小房企違約的壓力正在累積。
除非房地產轉向,否則很難在下半年看到經濟好轉。
徐高認為,政府的托底措施勢在必行。
從7 月數據的表現看,目前的限購放松力度尚未帶來居民對未來房價預期的根本改變。鑒於房地產投資占比較大,並且能夠帶動上下遊相關多個產業鏈發展,要穩增長,必須要穩地產。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相信更多的地產放松措施,以及貨幣政策對地產銷售的支持措施將會出臺。
實際上,銀行已經開始行動。中國商業銀行近月開始加大給開發商貸款的力度。
華爾街見聞網站曾介紹,今年上半年銀行對開放商的貸款增長26.9%,至3.1萬億人民幣。整體房地產相關的貸款,包括個人抵押貸款,在6月底達到16.2萬億元人民幣,占到本幣貸款的20.8%,高於在3月底的20.6%。
銀行加大貸款很大程度上是面臨著來自政府支撐房地產的壓力。
但新華社強調,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窗口已然開啟的情況下,要尋求長效機制,而不是短期救市。
在定向降息的貨幣環境和樓市下行預期將抵消各地取消限購可能出現的地產再度瘋狂的背景下,中國政府要把握住調整窗口,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尋找樓市“治本之策”,通過包括財稅、土地、金融在內的一系列改革而非行政和價格幹預,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促進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表示,樓市遇冷,不該成為地方政府“松綁”的借口。限購政策作為行政手段,本身就無法改變供求關系,解除限購更不是樓市的“救命稻草”。
他強調,中國政府的著眼點不該是“救市”而是“借勢”,在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的同時改進調控方式和切入角度,建立長效機制,提高房地產市場的“健康指數”。
今年初,發展和改革委官員表示,2014年擬研究推進房產稅法。四天前,中國國務院公布了《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這令房產稅的推出進程加快。
領導者要具備的不是來自職位的權力,而是影響力,這和職權無關,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想讓各個階層都能提出好決策,必須在各階層安置可信賴的領導者。因此,每一位員工都應該好好發揮領導力,吸納周圍的力量。 撰文 / 安渕聖司 奇異對「 領導力」 相當執著,他們為培育領導者不遺餘力。奇異內部有各種訓練領導者的課程,其中不乏由資深高階領導人直接與參加者對話的課程;他們不談教科書內容,只談自己的經驗。他們會告訴參加者,自己昔日挑戰過哪些不得了的事情、曾經如何克服困難,即使是失敗的經驗談,他們也都樂於分享。 可自動自發解決問題 由於這些大都是發生於奇異公司內部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參加者透過這種課程,就知道如果可以走過和這些領導人、這些說故事的人同樣的路,或許就可能成為下一任領導者。這些課程最重要的宗旨是要告訴大家,只要自己不斷努力、持續學習、勇於改變自己的行為,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領導者。 對於領導力的概念,奇異的思考也與其他企業大相逕庭。一般人對領導力的想法,大概就是一位領導者帶著很多信徒或跟隨者。但奇異要的是每一位員工都用領導力工作,而且所有的人都要發揮領導力,組織各階層的人都能夠自動自發地解決問題。人人都要和四周的人積極交流、把周圍的力量都吸納進來。奇異希望這種概念,能夠在公司內部無所不在。 奇異是擁有三十萬名員工的巨人企業,執行長的權限非常強大,例如傑夫.伊梅爾特平日都要做很多決策,但是,這並不表示他要決定所有的一切。已打入一百五十餘國市場的奇異,在世界各地發展各種事業,因此,幾乎所有策略都得靠伊梅爾特之外的人做決定。 要讓各個階層都提出好的決策,必須在各個階層安置可信賴的領導者。因此,每一位員工的領導力都非常重要。 如有必要,就找上司談;如果不找上司談,就得自己採取行動,並帶動周圍的人。若公司所有的人都能夠這麼做,公司就會十分強大。 擁有高於實力的能力 提到領導力,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會是來自職位的權力,但是,領導者要具備的不是來自職位的權力,而是影響力。奇異認為領導者要運用影響力,喚醒、發起、著手各種事情。這與職權無關,且任何人都能做得到。 意思就是說,領導者事實上無所不在,每一個階層都有領導者。譬如,因地震引發巨災時,新進員工自動提案,說服周圍的人,背著支援物資「前進災區」,就是一種領導力。 如果把領導者和非領導者區分開來,非領導者就很難維持或提升工作熱情。如此一來,很容易出現優秀的領導者做得要死要活,其他人卻袖手旁觀的現象。 但是,如果是奇異型的領導力,每個人都會被要求要擁有高於自己實力的能力(所以得讓其他人貢獻能力來幫你)。當然,做決定是領導者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但是這並不是說,只有領導者所做的工作才是重要的。 思考如何運用影響力 在奇異,簡單來說,只靠職位的權力無法工作,因為如果不能在各種不同的功能、產品、事業之間取得協調的話,就無法完成更大的目標。你必須說服相關的人,告訴他們「為什麼應該這麼做」、「為什麼這麼做,對整體會更好」等等。 因此,奇異的每一位員工都會被問到,該怎麼做才能運用影響力。尤其是領導者!領導者必須經常思考這個問題,因為職位越高,想要達成的目標就越大,這時就必須運用更大的影響力。 看到奇異的資深高階領導人,我就想到「言出必行」這四個字。 他們之中,說得到就做得到的人真的很多。我深深覺得,這就是奇異領導力的具體展現。 (本文選自第三章.孫蓉萍整理) 簡介 奇異GE如何把人力變人才? 作者:安測聖司 日本奇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奇異資融公司(GE Capital)社長兼CEO。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學士,美國哈佛商學院MBA。2001年進入瑞銀投資銀行,06年進入日本奇異商業金融公司,擔任亞洲地區事業開發副社長。07年為日本奇異商業金融公司社長兼CEO,09年起擔任奇異資融公司社長兼CEO,負責美國奇異在日本所有的金融服務事業。 譯者:劉錦秀 出版:大是文化出版(2015年10月)“職位越高,想要達成的目標就會越大,這個時候,領導者就必須運用更大的影響力。” | ||||||
昨日,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公開稱,今年年內會拿出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此舉將這個幾乎全民關註的熱點話題,再度推上輿論焦點。從利己角度考慮,延遲退休反對者眾,因此包括彈性退休制度等方案,均在業界討論之列。
之所以要在中國推出延遲退休,最根本也眾所周知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截至2015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2億,占比超過16%,超過聯合國定義國家進入老齡化的10%標準。而從目前中國人口結構推測,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占總人口30%以上。與此同時,我國15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已開始下降。因此,為緩解人口老齡化導致的民生保障問題,以及勞動人口下降帶來的劉易斯拐點影響,延遲退休可以說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我國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為男性60周歲、女性50周歲,乃1978年的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當時中國人均壽命為68歲,到2015年底,據世衛組織發布的《2016世界衛生統計》,中國人均壽命已達76.1歲,接近發達國家人均壽命78歲左右的水平,而上海、北京人均壽命甚至超過80歲。人均壽命不斷延長的發展趨勢,也為延遲退休提供了客觀條件。
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答記者問時表示,因養老保險繳費比例過高,導致企業負擔過重以及職工到手收入偏低,可以階段性降低繳費比例。截至目前,多數省份決定將企業繳費比例從20%下調到19%,個人8%不變,無論是28%還是27%,均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5%。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之所以下調空間有限,除了財政支出用於社會保障的部分外,中國養老負擔較重、歷史欠賬等皆為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實施延遲退休,也為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下調打開了空間。
然而,延遲退休甫一提出即反對者如潮,這不難理解,畢竟對於個體而言,大多數人都不願延遲退休。其中亦有專家提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參照發展中國家普遍實行的55~60歲退休標準,而不是執行發達國家65歲左右退休的標準。實則不然,如前所述,中國的老齡化和人均壽命已逐步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退休年齡設定,此二者乃主要參照。
不過,延遲退休雖勢在必行,但針對中國的特殊情況及可能遇到的問題,在方案制定時需通盤考慮。尹蔚民即提到,目前考慮的漸進式延遲退休制度要基於三方面原則:一是小步慢走,逐步到位,即每年推遲幾個月,經過若幹年後達到最終法定退休的年齡界限;二是區分對待,分步實施,即針對不同退休年齡群體有區別地對待;三是事先預告,做好公示,即政策制定出來以後,要向社會公示,廣泛聽取各界意見,並在此基礎上修改完善。
與此同時,在“一刀切”式的退休制度難以平複眾議時,可以探索彈性退休制度。即政府規定一個退休年齡段區間(如55歲到65歲),職工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在這個年齡段選擇合適的時間點辦理退休手續,領取養老金,而領取養老金的多寡由繳納的時間和資金決定。當前,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即實行彈性退休制度,當然細節根據國情有所差異。
此外,對於延遲退休對青年就業問題產生的影響,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要努力增加就業崗位,如大力促進服務業發展,在服務業增長過程中容納就業困難人員;鼓勵引導自主創業,並通過創業帶動更多人就業。
總之,延遲退休作為一項複雜的社會經濟政策,其方案制定與實施需綜合考慮人口結構、勞動力供求、人均預期壽命、養老保險甚至社會就業等多方面因素。換言之,延遲退休雖然勢在必行,但需通盤考慮。
7月27日,中核集團向第一財經記者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當天,加納微堆低濃鈾堆芯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成功實現零功率實驗首次臨界,這是中國承擔的加納微堆低濃化改造項目中一個里程碑。
材料稱,這是繼中國在今年3月完成首座微堆低濃化改造、實現滿功率運行後,在踐行國際承諾、推廣減少高濃鈾合作模式層面取得的又一項進展。
協助加納實現微堆低濃化改造是我國政府落實第四屆核安全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大倡議”及《中美聯合聲明》重要行動之一。加納微堆低濃鈾堆芯零功率實驗首次臨界的成功,踐行了中國政府對加納微堆低濃化改造項目的承諾,體現了各國在核不擴散領域積極開展國際間合作的精神。“加納模式”將為後續微堆低濃化以及核不擴散國際間合作提供重要的經驗。
在今年4月份召開的第四屆核安全峰會期間,中美發布了《中美核安全峰會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聯合聲明》中強調了中美在核安保領域合作的重要成果,其中微堆低濃化工作被首要提及——“在將使用高濃鈾燃料的微型中子源反應堆改造成為低濃鈾方面,中國北京附近的示範微堆最近已使用低濃鈾啟動,我們對此表示滿意。以這次成功的合作為基礎,中國將繼續與美國合作,改造位於深圳大學的微堆。此外,中國和美國共同致力於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盡快幫助加納和尼日利亞改造其微堆。中國重申願意應有關國家請求,對所有其他中國出口的微堆實施改造。”
《聯合聲明》明確提出了要對目前國內最後一座高濃鈾微堆——深圳微堆進行低濃化改造,並且加快推進加納和尼日利亞微堆低濃化工作。
國防科工局局長、國家原子能機構主任許達哲在今年3月份表示,微堆低濃化改造,是降低高濃鈾流失風險、提升核安保水平的有力舉措,也是中美核安保領域合作的重要內容。國家原子能機構將本著自願、務實的原則,與其他國家分享低濃化改造技術經驗,協商開展類似改造項目,全面提升全球核安保水平
加納微堆是中核集團旗下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於1995年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技術合作項目為加納設計、建造的該國第一座研究堆,采用高濃鈾為燃料,其建成為加納核技術人員的培訓等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2013年,經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美國能源部(DOE)、加納和中國協商一致,由中國牽頭承擔對加納微堆進行低濃化燃料改造。自2015年簽署正式合同,中核集團原子能院就開始了加納微堆的低濃化改造工作。
據了解,微堆低濃化目的是在不改變堆芯幾何尺寸的前提下,將高濃鈾堆芯燃料替換為低濃鈾堆芯燃料。開展微堆燃料低濃化工作,既符合我國核不擴散的國際政策,也能更有效地防止核擴散,並能在國內外推廣微堆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成功開發了中國首座原型微堆,並在此後為國內外用戶設計和建造了8座微堆。
微堆是一種小型、低功率、固有安全性好、容易操作的反應堆裝置,可以建設在大中城市人口稠密的大學、科研單位等,能夠廣泛應用於中子活化分析、放射性同位素制備、教學培訓、反應堆物理實驗及儀器考驗。
“微堆的用途很多。”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徐銤在年初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舉例說,“利用它(微堆)可以檢測出一根頭發絲里面都有些什麽。”
公開資料顯示,2008年,“長相”精致的微堆曾經展示大“威力”,它與央視、清西陵及北京市法醫檢驗鑒定中心等共同揭開了困擾史學界的百年謎案——清光緒帝之死因。
該專題研究由光緒帝遺物發辮入手,歷時五年,利用微堆中子活化分析技術測試了發辮中砷的含量,並結合其他技術手段,經科學研究分析測算表明光緒的頭發截段和衣物上含有劇毒砒霜,而其腐敗屍體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頭發上的砒霜總量就已高達約201毫克。
“結構性減速”是中國新常態的特征之一,“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的明確目標。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債務風險究竟有多大?企業和金融部門去杠桿究竟如何推行?面對層層嵌套的資管投資來說,央行提及的“穿透式”監管或統一大資管監管要如何推行?
針對當前中國面對的棘手問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社科院學部委員李揚李揚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發布了題為《管理結構性減速過程中的金融風險》的研究報告,並接受了第一財經等媒體的采訪。
“必須要推進大資管監管,否則沒辦法實現‘穿透式’監管。當前同業存單發行量創紀錄,獲取的資金投入到同業理財,同業理財又通過委外機構進行加杠桿投入債市。其實,2015年的股市也面臨這個問題,三層加杠桿,監管方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一層,現在資金又往債市上走。”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此外,海內外也高度關註中國的債務問題。李揚表示,“中國離債務危機甚遠。”他分析稱,無論寬口徑還是窄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為正。這些資產主要由外匯儲 備、黃金等貴金屬儲備、以及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資產等高流動性資產構成。
“穿透式”監管非信貸業務風險
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金融體系已經高度複雜化,李揚認為其突出表現為四點。
傳統的信貸融資增速不斷下降,非信貸融資占比顯著上升;第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全社會信用創造和金融資源配置活動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銀行業、尤其是銀行業的傳統業務相對萎縮,這導致廣義貨幣量已經不能反映金融體系的規模和結構變化;第三,利率匯率市場化的速度加快,但利率形成機制、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渠道以及利率和匯率的聯動機制依然存在根本缺陷;第四,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的規模迅速擴大,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但運行機制和結構還存在缺陷。
隨著大資管的發展,影子銀行的風險愈發突出。李揚稱,原英格蘭銀行金融穩定部副總裁Paul Tucker的概括最貼切,在他看來,影子銀行體系指的是:“向企業、居民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桿率等服務,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替 代商業銀行核心功能的工具、結構和市場。一般指通過杠桿操作持有大量證券及複雜金融工具的金融中間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
其實,這與近期各界高度關註的同業風險息息相關,發行量創下紀錄的同業存單和同業理成為金融市場的焦點,也可能成為橫跨2016年和2017年的這場金融“降杠桿”攻堅戰中的關鍵。
這里主要有幾條邏輯。銀行通過發行同業存單,用獲得的資金購買其他銀行發行的同業理財。此外,銀行經常將發行理財產品所得資金交由券商或基金公司管理(即“委外機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截至去年6月,大約40%的理財資金投向債券市場。
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委外機構通過回購協議來為其債券投資加杠桿,以增厚收益。這些回購協議通過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非正式口頭協議進行,不受監管,導致杠桿易上難下。然而在貨幣環境收緊的情況下,隨著債券價格下跌,流動性收緊,機構被迫出售債券以應對小銀行的贖回要求,而小銀行又面臨著償還大銀行貸款的壓力。這最終導致債券價格進一步下跌,流動性通過資金鏈擠壓市場。
“面對這種‘層層嵌套’的投資結構,大資管監管的重要性愈發凸顯,”李揚表示,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影子銀行發展有著明顯的規避監管的傾向,“通過理財產品等表外業務,銀行不僅可進行表外融資,還可通過擡高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高息攬儲,為表內資產規模迅速擴張提供支撐。 除了表外理財產品的運作方式外,新型的影子銀行業務還包括MBS、 ABS、CDO等資產證券化產品,網絡信貸等。”
中國發生債務風險概率小
此外,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各界始終對於中國的債務風險表示擔憂。
李揚則認為,國際上通常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設定的60%預警線作為參考標準,以此觀之,中國政府債務風險處於可接受的水平。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中國政府部門的負債率水平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在他看來,中國離債務危機甚遠。2015年底,按寬口徑匡算,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9.4萬億元,主權負債126.2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同時,考慮到國有資產變現能力有限以及國土資源性資產使用權無法全部轉讓(特 別是在經濟下滑時期)的情況,“我們特別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16.6萬億元,並以2015年的土地出讓金3.1萬億元替代國土資源性資產69萬億元,主權資產將由229.4萬億元減少到146.9萬億元。如此得到的窄口徑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0.7萬億元。”李揚稱。因此,債務風險可控。
不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緩釋仍然勢在必行。李揚認為,應該降低成本和延長久期。為降低地方政府債務償還的流動性風險,自2015年5月開始啟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至2016年底,全國地方累計完成置換計劃的55.8%。
債務置換的實質,是把原來地方政府的短期、高成本債務(包括銀行貸款、城投債、信托融資等)換成中長期、低成本的地方政府債券,以降低融資成本,延長債務久期,改善地方資產負債表。
此外,他也表示,債務置換也旨在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負擔。據財政部的匡算,2015-2016年債務置換後累計為地方政府節約利息支出6000億元。
“短借用長”的資金錯配問題也正在緩解。債務置換前,地方政府債務的平均期限多為3年左右,置換後,加權平均期限6.33年,地方政府債務久期明顯拉長。
在李揚看來,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也是未來緩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途徑。2016年9月末,納入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的項目10,471個,總投資12.46萬億 元,其中已進入執行階段項目共946個,總投資額達1.56萬億元,落地率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