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狼2》(電影劇照/圖)
《戰狼2》的上映,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截止至8月20日,其票房成績已經突破50億,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叫座的一部電影。
在前後兩部《戰狼》中,反派角色均被設定為境外雇傭軍,這些人性格殘忍、手段毒辣,同時又具有極高的軍事素養,是主角的勁敵。在電影中,作為反派的雇傭軍和主角纏鬥的過程中,也將雇主火並了。這遭到了影評人的吐槽:“反派太過臉譜化。作為歐洲第一的雇傭兵,靠意氣用事,隨意屠殺雇主,還講不講點職業素養了?”
現實中的雇傭軍有沒有可能火並雇主?
1989年11月27日,非洲島國科摩羅發生政變,總統艾哈邁德·阿蔔杜拉遇襲身亡。有傳聞稱,襲擊的策劃者就是幫助阿蔔杜拉登上總統寶座的法國雇傭軍首領——總統府衛隊長博布·德納爾。但事件真相如何,至今仍然是一個謎。1996年,法國特別法庭以涉嫌殺害科摩羅總統阿蔔杜拉的罪名審判德納爾,但在開庭前幾天,原告方阿蔔杜拉的家人突然取消了起訴,此案最終不了了之。這是二十世紀以來,唯一一件可能的雇傭兵反水的案例。
雖然沒有坐實德納爾的罪名,但他的忠誠度的確值得懷疑。只要有利可圖,雇傭兵的確可能成為老主顧的敵人。1975年,德納爾幫助科摩羅軍官阿里·薩利赫推翻阿蔔杜拉的政權;兩年後,他又投向後者一方,處決了薩利赫;到了1989年,阿蔔杜拉遇襲身亡後,德納爾接管了科摩羅軍隊,直到向法國政府投降。
中世紀以及近代以來,雇傭兵在歐洲越來越受到君主的重視和青睞。到16—18世紀,雇傭軍已成為歐洲主要的軍隊類型。
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像德納爾這樣的“個體戶”基本消失,而出現了大量專門的企業部門。其中著名的公司有南非的EO公司、美國的黑水公司、德陽公司和英國的桑德萊國際公司等。
《日內瓦公約》對“雇傭兵”概念做出了界定:不隸屬於任何國家武裝部隊的士兵,為了私人利益而實質上參與武裝沖突。在私營軍事公司承接的業務中,訓練軍人、押運護送、設施保安等等,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戰爭行為。從概念看,現代私營軍事公司能不能稱為“雇傭軍”,是存疑的。這些公司往往采用“私人安保公司”的名稱,將派出員工稱為“軍事承包商”,以此來淡化武裝色彩。
盡管概念上是模糊的,私營軍事公司介入戰爭,大發戰爭財的事實無法否定。1993年,EO公司受雇於安哥拉政府,與反政府武裝作戰,在幾個月內扭轉了內戰的局面。在僅僅80多名雇員的幫助下,政府軍就占領了石油城市索約。從1993年到1995年,EO公司派出超過1400名人員進入安哥拉,獲得了超過一億美元的傭金。
和EO一樣,桑德萊國際公司也在戰亂中的塞拉利昂淘金。1997年,塞國民選政府在軍人政變後流亡到幾內亞,與英國桑德萊國際公司簽訂協議。協議商定,桑德萊國際公司負責為流亡政府訓練軍隊、保障後勤以及收集情報。到1998年3月,民選政府就重新占領了首都。
在這些事件中,私營軍事公司在表面上是為政府效力。但是,每一股私人軍事力量的背後,都站著資本和財團。EO是戰略資源有限公司(簡稱SRC)旗下的子公司。除了EO,SRC旗下還擁有數十個子公司,這些企業的業務包括采礦、私人安保、空中運輸等等。在EO的士兵奪取了安哥拉國內的油田和鉆石礦區之後,安哥拉政府將它們的開采權交給了SRC旗下的能源企業。可以說,SRC公司是安哥拉內戰的最大受益者。
同樣,桑德萊國際公司在塞拉利昂也不僅僅是賺取傭金那麽簡單。事實上,由於囊中羞澀的流亡政府無力支付,桑德萊的傭金是由一位印度銀行家支付的。作為交換,塞拉利昂政府將鉆石礦的開采權交給了這個商人。
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私營軍事公司的角色,實質上是資本力量的中間人:當局將本國資源命脈的經營權交給外國公司,以此為代價換取軍事服務,雇傭軍在這些國家的戰鬥,不是為了給這些國家帶來和平,而是為他們背後的資本力量攫取利益鋪平道路。
進入二十一世紀,私人軍事公司扮演的另一個角色也逐漸清晰:大國意誌的代言人。
2017年8月5日,美國“黑水”私人軍事公司創始人埃里克·普林斯接受采訪稱,他正在推動一個計劃,由自己旗下的私人“承包商”全面接手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普林斯計劃派遣一支由5500多名人員和90架飛機組成的隊伍進入阿富汗。
這一計劃在現代戰爭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它意味著阿富汗戰爭的徹底私人化。
9·11事件後,私人軍事公司的大批人員跟隨美國軍隊進入了中東各地。據相關統計,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在伊駐紮人員規模最多時超過15萬,其中,超過30%的人員不隸屬於正規軍。大部分的“編外人員”,就是來自各個私人軍事公司的“承包商”。
2007年,黑水公司的四名保安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向伊拉克平民射擊,造成十四人死亡。而這只是一系列醜聞中的一例。普林斯稱,黑水與中央情報局簽訂了保密協議,他“不能解釋2007年9月在巴格達血腥的射殺事件中究竟發生了什麽”。盡管黑水公司在各方的調查下走向下坡路,最終在2010年被收購,仍然有大批“編外人員”活躍在伊拉克和中東其他地區。
在特朗普還沒有決定增兵阿富汗之前,白宮高層會議於7月18日討論阿富汗戰略。在增兵還是撤軍的問題上,與會者產生了激烈分歧。美國情報機構稱,小規模的增兵,無法改變阿富汗局勢的惡化趨勢;但是,全面撤軍的方案更是不可接受的,美軍的高層將領一致認為,脫離美軍的幫助,阿富汗安全部隊完全不是塔利班的對手;維持現狀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穩妥戰略,但是,國會對此已經失去了耐心。正是在此背景下,普林斯提出由私人部隊承包阿富汗戰場的計劃。
普林斯表示,私人接管阿富汗的計劃,將大大降低美國在阿富汗的花費。他聲稱,“私有化”後美國在阿富汗的軍費支出會被控制在100億美元以下。而今年,五角大樓的阿富汗預算則超過了400億美元。
最新消息稱,美國政府不會從阿富汗撤軍,而是將增兵4000人。盡管普林斯的計劃沒有成功,私營武裝在中東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
根據美國國防部數據,在2016年,仍有2086名承包商在伊拉克活動。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美國不放棄對中東事務的幹涉和操控,作為美國政府的馬前卒,私營軍事力量就不會從中東消失。
每經影視記者 丁舟洋 實習生 徐程
每經影視編輯 溫夢華
平遙電影展間隙,在通往專訪室的短短百余米路程中,馬可·穆勒數次被年輕的中國導演們攔下來。
“馬主席,可以跟您聊聊嗎?”面對這些迫不及待的詢問,馬可·穆勒均爽快答應,並不斷囑咐同伴安排時間。同伴悄悄拉他:“不能再答應了,您真的沒時間了。”馬可·穆勒扭轉頭堅定的說:“見中國新導演,我當然有時間!”
操盤國際電影節40年,這個被認為“將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第一人”的意大利老頭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電影發燒友。“沒有中國電影,就沒有我這個主席。”
▲操盤國際電影節40年的馬可·穆勒,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電影發燒友(圖/視覺中國)
早在1978年,馬可·穆勒就策劃了全球首個中國電影展,從張藝謀、陳凱歌到姜文、賈樟柯……每一代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國電影人都與他有著不解之緣。卸任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席的幾年時間里,他的工作重心仍是中國電影。賈樟柯力邀他擔任平遙國際電影展藝術總監,在馬可·穆勒的張羅下這個新銳電影展將目光聚焦中國電影新生代。
而籌辦電影展著實考驗智慧,從哪籌錢?選片的尺度怎樣把握?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如何同時實現?馬可·穆勒向每經影視(微信ID:meijingyingshi)記者詳解了操盤秘笈。
·光靠賣票養不活電影節
【“做主席難,做電影節主席更難,做三大藝術電影節的主席難上加難。”馬可・穆勒早就從中國朋友那里聽到過這句調侃,而他也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這句玩笑背後的壓力。“錢從哪來?”是電影節“大家長”每年都要面對的焦慮。】
每經影視:您擔任過荷蘭鹿特丹電影節、意大利威尼斯電影節、瑞士洛迦諾電影節等多個國際電影節的主席,辦藝術類的電影節對電影產業是件好事情,但同時也是一件燒錢的事情,電影節、電影展應該從哪找投資?
馬可•穆勒:1932年威尼斯電影節誕生,1939年戛納電影節創立。彼時,這些電影節的主辦方都是來自旅遊業、酒店業的公司。那時候他們為什麽要投錢舉辦一個全新的電影節?因為他們覺得酒店的旺季太短了,發現辦電影節是個延長旅遊季的好辦法。為什麽威尼斯是8月底9月初?因為那個時候旺季結束,戛納為什麽在5月份?因為它在複活節和暑假度假期間。都是這個原因。
但後來另一批人開始考慮,是不是可以創造另一種電影節,旨在於補充發行系統所缺少的影片,為了滿足產業和觀眾對藝術類影片和多元化影片的需求。而這種電影節是最難找錢的。
比如我在威尼斯電影節當主席的時候,會專門去找一些品牌方,在影展中新創造一個獎,這個獎項與主競賽單元無關,但可以給予他們單獨冠名獎項、活動和晚會的曝光機會。這是我發明的一種辦法,一直到現在也還在用。
還有另外一種辦法,就是去跟一個大的公司說“是不是可以出錢修複一些老電影”,影展中展映修複影片時第一個logo就會是你們的。我發明之後,我看上海國際電影節也經常用這種方式。
▲2009年9月,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中國影片《鬥牛》首映禮,管虎、黃渤和馬可·穆勒一起出席助陣(圖/視覺中國)
每經影視:所以威尼斯電影節之前有經歷過旅遊公司來主辦,後來就需要你們自己去跟品牌方談贊助?
馬可•穆勒:是的,政府也會給一些錢。
歐洲電影節一般的情況是,政府最多給到40%~50%的錢,不低於一半的資金是來自民間的。電影節本身也無法靠賣票來實現收支平衡,主要還是要靠商家贊助的方式。
每經影視:找投資困難麽?大家願意給錢嗎?
馬可•穆勒:威尼斯不困難,洛迦諾也比較容易。我當洛迦諾電影節主席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把電影屏幕面積擴大兩倍,然後我就跟贊助商說,每天晚上每場電影1萬觀眾,歐洲最大的露天電影屏幕第一個畫面播放的是他們的廣告,他們就覺得特別有效。
·“我不會考慮不打動我的電影”
【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馬可·穆勒充分施展自己在歐洲電影界的號召力,為影展搜羅了不少剛剛在戛納、柏林嶄露頭角的藝術新星。而影展的選片既要註重藝術風格又要顧及普通觀眾,還必須把握住內容不越界的審查尺度。】
每經影視:怎麽和賈導談起的辦這個電影展?
馬可·穆勒:我跟賈導是老朋友了,從他的第一部電影《小武》在柏林電影節放映,我看到非常驚喜,告訴他一定要保持聯系。後來我想辦法把他的《站臺》拿到威尼斯去放映,還給他做了這部影片發布會的翻譯。
賈導在兩年前跟我說起,想辦這個電影節。他說他除了拍電影外,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去跑國際電影節。那為什麽不能在家鄉山西辦一個國際電影節。我說可以啊,沒問題。如果你有這個想法,能創造這個條件,能找錢、找政府的支持。那我可以保障邀請到國際範圍內的優秀電影來參展。
▲2017平遙電影展馬可·穆勒(左二)和賈樟柯(右一)合影(圖/主辦方供圖)
每經影視:的確很多導演都說他們來參展是收到了您或者賈樟柯導演的親自邀請。您選擇參展影片的標準是什麽?
馬可·穆勒:發出影片的邀請主要是我,產業和公司方面的邀請主要是賈導。
至於選片的標準,首先這部影片的道德概念和社會內容必須是比較高的,然後我的標準就是從感情出發,我不會考慮那些我看了以後不打動我的電影。
在考慮平遙電影節的目標觀眾時,我和賈導商量,藝術類影展的觀眾偏文藝青年或者影迷級的觀眾這是理所應當的。但我同時也希望廣大普通觀眾能從這個影展中找到一些他們看得懂、喜歡看的電影。所以我們也會吸收一些藝術感氣息比較強的類型片,比如動畫電影《大世界》。
每經影視:為了保障“安全著陸”,無論是國內外的電影節,所有參展的中國影片都必須拿到“龍標”(公映許可證)對吧?
馬可·穆勒:那當然。我們從5月的時候,就開始看他們制作中的工作拷貝,那時候我們看中的一些影片有的還沒拿到龍標,我們就持續跟蹤它們拿龍標的進展,等到9月它們的龍標批下來了,也正好到了我們發布參展片單的時間,時間剛剛好。
對於在發布影展信息時還沒拿到龍標的優秀電影,我還有一種方法。比如威尼斯電影節賈樟柯的獲獎影片《三峽好人》,我看了以後馬上問電影總局,你們覺得這部電影會讓通過嗎?他們說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就先不把它列入電影節的展映名單中,如果我們在電影節開始後它的流程走完了,拿到批文了,那我們就給電影節加一個surprise film(“驚喜影片”),臨時加映一部。在中國主辦的電影節放映國外電影節,則通過電影局或者當地宣傳部的審查,這樣就可確保沒有問題。
·每年有一半時間在中國選片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來中國留學的外國人,馬可·穆勒的青春在中國度過。如今他仍能說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但有時他想不起某個詞該怎麽說了,記者看他苦苦回憶,建議要不別說中文了、用英文吧,他仍堅持要講中文。】
每經影視:為什麽當初決定來中國留學?
馬可·穆勒:我是馬克思主義者,很想來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看看,而且上世紀60年代西方很流行中國的佛教、禪宗思想。1974年,我來到遼寧大學研究群眾文藝,從那時候開始看了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但我並不太喜歡。
1977年春天,我從遼寧大學轉到南京大學,我還記得在南京的一個籃球場上看了一場露天電影——謝晉導演拍於1962年的《紅色娘子軍》。我覺得太棒了,他把中國電影傳統與蘇聯電影、西方電影結合了一起來,我一定要去研究他。
兩年後,我申請到了對謝晉導演的詳細采訪。那之後,謝老就變成了我的老師。
▲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對馬可·穆勒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圖/豆瓣)
每經影視:是怎麽走上電影策展人這條路的?
馬可·穆勒:我回意大利後,在大學里研究民族音樂,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當時我還是助教,授課一年後,教授跟我說明年要換一個國家來研究。而我還是想繼續做中國方面的研究,於是就沒再那待下去了。
事實上我1978年剛回到意大利時,就舉辦了一個關於中國電影的展覽,但那時候條件還並不理想。於是我就自己創立了一個電影節,現在叫“都靈電影節”,我組織了135部中國電影展映,有1300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前來報道。
1980年第一部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內地影片,你知道是哪部嗎?是改編自曹禺話劇的電影《原野》,由葉劍英的女兒淩子導演,是我將它推薦到威尼斯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威尼斯幾乎每年都有至少一部內地電影參展。
▲改編自曹禺話劇的《原野》,是1980年第一部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內地影片(圖/豆瓣)
每經影視:聽說您在張藝謀那批導演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註意到他們了?
馬可·穆勒:這要感謝淩子,張藝謀是1978年入學的。1979年,淩子請我一起去看幾個電影學院的學生作品,我去了一趟,看到了張藝謀、田壯壯的學生作品。我看了以後就對他們說:“我們從今以後一定要保持聯系,我一定會想辦法把你們這批導演的電影推廣出去。”
每經影視:您現在經常呆在中國嗎?
馬可·穆勒:瑞士知名建築設師Mario Botta建立了一所歐洲很先鋒的建築學校,2000年他來找我想讓我在學校教課。我給他們開設了電影美學設計這門課程。
所以我每年有一學期的時間待在歐洲上課,另一半的時間我在中國選片、看電影、與創作者和發行方交流。其實在歐洲的時間我每周也有三天會看電影,每年集中在中國的時間則鞏固我的選片工作。中國電影打動我,每個年代都有優秀的新銳中國電影人讓我看到新的出發。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工信部、發改委等部委了解到,兩會前後,大數據系列推進政策將密集推出,國家政策將為今年大數據產業的快速成長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業內預期,我國大數據產業正在從起步階段步入黃金期,2020年中國有望成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但數據開放度低、技術薄弱、人才缺失、行業應用不深入等難題亟待解決。
新年伊始,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確定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貴州5省份開展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
上述方案要求,試點地區要結合實際抓緊制定具體實施方案,明確試點範圍,細化任務措施,積極認真有序開展相關工作,著力提高開放數據質量、促進社會化利用,探索建立制度規範,於2018年底前完成試點各項任務。
工信部信軟司副司長李冠宇表示,“我國大數據產業頂層設計不斷加強,政策機制日益健全。發改委、工信部、網信辦等46個部委共同建立了促進大數據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全國有30多個省市制定實施了大數據相關的政策文件。”
業內預期,2018年,隨著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實施以及配套政策的貫徹落實,大數據產業發展環境將進一步優化,社會經濟各領域對大數據服務的需求將進一步增強,大數據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將不斷湧現,產業規模將繼續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長態勢。
記者從工信部了解到,今年,隨著八大國家大數據綜合實驗區建設不斷加快,產業發展將推動形成特色領域。圍繞京津冀和珠三角跨區域類綜合試驗區,將更加註重數據要素流通,以數據流引領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人才流,支撐跨區域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和產業轉移,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圍繞上海、重慶、河南和沈陽四大區域示範類綜合試驗區,將更加註重數據資源統籌,加強大數據產業集聚,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圍繞內蒙古基礎設施統籌發展類綜合試驗區,將在充分發揮區域能源、氣候、地質等條件基礎上,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強化綠色集約發展,加強與東、中部產業、人才、應用優勢地區合作,實現跨越發展。此外,結合地方產業發展和應用特色,大數據產業集聚區和大數據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建設也將持續推進。
權威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我國大數據市場規模將超過8000億元,未來中國將成為全球數據中心。IT技術的持續創新促使大數據時代加速到來,在此大背景下,數據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預計到2020年,全球的數據總量將達到40ZB,中國的數據量將占全球數據總量的20%,成為世界第一大數據資源大國。
目前,我國大數據產業生態系統日趨完善,大數據技術、交易、開放共享、工業大數據等產業鏈縱向發展逐步延伸;重點區域產業布局有效推進。在行業應用中,預計到2020年,工業大數據的占比將達到6.64%。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副秘書長陳新河表示,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呈現出政府與企業聯動的態勢,近幾年國內培育出了一批大數據創新企業,發展勢頭良好。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第一家大數據公司——國雙公司財報顯示,其凈收入增速是行業平均水平的2倍,預計2018年營收將達10億元。
國雙迄今不僅為包括中國政府網、國家發改委、農業部、北京市等在內的3000多家政府網站提供大數據分析服務,還為國家發改委、國家林業局、稅務總局等眾多單位提供政策大數據互聯網分析服務,同時也為旅遊、政府招商引資、地方產業促進、電子政務等垂直領域提供大數據整體解決方案。
“在新媒體領域,主要針對傳統廣電系統新媒體轉型、三網融合、三屏互動的需求,提供融合媒體大數據解決方案,為新媒體運營與運維、節目創新、全媒體收視考核及領導決策提供即時的全媒體數據支持。”國雙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有關人士表示,國內另外一家大數據創新公司——百分點集團已率先構築行業領先、涵蓋多個行業的人工智能場景解決方案,尤其是工業和政務大數據解決方案,對國內工業和政務大數據轉型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百分點集團副總裁兼EBG事業部總裁高體偉介紹,百分點智能制造全價值鏈一體化平臺已成功應用於汽車制造、3C制造、消費品制造等眾多行業,幫助企業實現設備異常監控與預測、零件生命周期預測、良品保固分析、產品精準營銷、個性化推薦,以及產品購買用戶的情感分析、產品優化設計、品質追溯查詢等,助力制造企業在生產、管理和營銷各環節的轉型。
據了解,百分點通過對用戶數據、日誌數據、家電機器狀態等數據的分析發現,智能電視用戶使用VGA接口的人不到1%,為一家生產制造企業節約幾千萬元成本。
去年,菜鳥和順豐的“數據斷交”事件,暴露出大數據發展中的數據共享難題。當前,我國大數據產業正在從起步階段步入黃金期,數據開放度低、技術薄弱、人才缺失、行業應用不深入等都成為產業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記者通過在貴陽、杭州、北京等地的采訪了解到,我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中。近年來,在《關於推進公共信息資源開放的若幹意見》《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等文件的推動下,政府數據加快了共享開放的步伐,惠民成績單亮點不斷。然而,由於我國大數據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不少基礎性、關鍵性數據仍被政府部門束之高閣,共享開放程度低,這已經成為現代化治理進程中的“路障”。
據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部分政府部門在數據收集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統一的標準,收集到的數據雖然量大,但質量不高,可利用價值低。據此前媒體報道,長江上遊地區一些省份的交通管理部門、運輸公司不願與其他省市共享物流信息,造成聯運銜接的信息壁壘,甚至出現了同樣1噸貨,一百公里公路運費比經濟發達地區高60元的現象。
據了解,截至2016年底,廣東省全省87個省直部門有6988類數據資源、62332項信息項,居全國各省(區、市)首位。但各部門提出的共享需求僅3649類,省級編目共享僅477類,數據難以真正發揮利民惠民、支撐政府決策的作用。
此外,盡管部分數據已接入共享開放平臺,但由於不能被機器讀取,成為無法釋放應有活力的“休眠數據”。《2017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報告》顯示,截至去年4月,全國19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的8398個開放數據中仍有約25%的機器可讀性較差。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鄂維南表示,“理論上我國有很多數據,但實際做數據分析會發現利用起來非常困難。”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有關人士透露,不少企業以保護商業機密或節省數據整理成本等為由,不願意交易自身數據。部分政府部門也缺乏數據公開的動力:有的是因懶政而讓數據沈睡,有的則是已經利用數據開展商業化應用,不願共享。
其二是技術創新滯後。我國大數據產業雖然與國際大數據發展幾近步伐相同,但是仍然存在技術及應用滯後的差距,在新型計算平臺、分布式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呈現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對開源技術和相關生態系統影響力弱。市場上,由於國內大數據企業技術上的不足,用戶更加青睞Google、IBM、Oracle、SAP等國外IT企業。
微軟大中華區董事長兼CEO柯睿傑認為,數據智能並非那麽觸手可及。大數據來源眾多、數量巨大、形式各異,要從中獲得一目了然的信息,就需要真正高效、可靠的數據管理和分析平臺。
如何處理巨量數據是中國大數據產業面臨的首要技術問題。鄂維南表示,“中國的數據體量特別大,比如,中國的視頻比任何國家都要多,這些數據儲存困難,需要用的時候往往就沒了”。再以基因測序領域為例,中國每年新增的基因組測序原始數據超過20PB(1PB相當於100萬GB),面臨數據量大、數據處理流程長等技術挑戰。
目前,我國大數據技術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指出,我國在新型計算平臺、分布式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呈現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對開源技術和相關生態系統影響力弱。同時,大數據應用水平不高。我國發展大數據具有強勁的應用市場優勢,但是目前還存在應用領域不廣泛、應用程度不深、認識不到位等問題。
“我國大數據在底層技術上和國外差距特別大,技術都來源於谷歌等國外大公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處處長李廣乾說,很多時候我們的商業模式走在了技術前面,但並沒有通過技術手段來推動創新。
第三是人才不足限制了大數據產業創新發展的成效。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武永衛透露的數據顯示,未來3至5年,中國需要180萬數據人才,但截至目前,中國大數據從業人員只有約30萬人。
同時,大數據行業選才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初期,大數據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ETL研發、系統架構開發、數據倉庫研究等偏硬件領域,以IT、計算機背景的人才居多。隨著大數據往各垂直領域延伸發展,對統計學、數學專業的人才,數據分析、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偏軟件領域的需求加大。
其四,行業應用不深入。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數據產業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互聯網、金融和電信三大領域的大數據應用在各行業總規模中所占比重超過70%;健康醫療領域和交通領域近年不斷“上架”新應用,但行業規模占比相對較小;而在其他眾多民生領域,大數據應用仍處於淺層次信息化層面,行業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目前,大數據在多個行業尚未與業務實現深度融合,應用場景創新不足,大數據技術人員需要提升行業業務知識和經驗。”百分點首席數據科學家杜曉夢表示,國內很多行業仍僅在局部業務上使用大數據技術,僅掌握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如不能將技術與業務全面、深度地融合,則無法完全發掘出數據應用的真正價值。
對於數據開放和共享,工信部賽迪研究院軟件所所長潘文建議,應建立完善大數據發展協調機制,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穩步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放。同時,統籌規劃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制定公共信息資源保護和開放的制度性文件,並加強大數據標準化頂層設計,逐步完善標準體系。
在數據共享方面,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已經做出成功的嘗試。貴陽市政府有關人士表示,若想打通城市現存的信息壁壘,就要讓城市多方資源聯動起來,搭建城市數據共享的平臺,從而激活大數據價值,充分發揮數據資源整合的優質效應,用信息化手段輔助科學決策。
潘文表示,國家層面應支持大數據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加強海量數據存儲、數據清洗、數據分析發掘、數據可視化等領域關鍵技術攻關,並支持自然語言理解、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創新。
記者註意到,在高端人才稀缺的現實情況下,目前國內企業多選擇從海外和傳統行業挖掘跨界人才,但仍然無法滿足國內市場的大量需求。針對大數據人才供應不足的現象,各種培訓機構和各大高校也開始強化大數據人才的培養。但培養大數據人才需要時間,短期內大數據領域的高端人才仍然會呈現供不應求的狀態。
對於大數據人才建設,多位業內專家表示,應建立適應大數據發展需求的人才培養和評價機制,並建立健全多層次、多類型的大數據人才培養體系。同時,還要完善配套措施,培養大數據領域創新型領軍人才,吸引海外大數據高層次人才來華就業、創業。
去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獲準開設“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的高校名單,加上第一批獲批的北京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南大學,一共有35所高校獲批開設該專業。今年開始,部分院校將招收第一屆大數據專業本科生。
在行業應用方面,《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到2020年,大數據相關產品和服務業務收入突破1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保持30%左右,大數據在創新創業、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務等方面廣泛深入應用。未來如何在搜集、儲存大數據的基礎上更好地整合、分析和應用,將成為優化“數據大腦”的重點課題。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表示,目前國內的大數據應用側重於數據收集,在基礎統計分析、風險感知和預測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同時,也不能在尚未明晰具體業務應用場景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大數據,而要以應用場景為牽引,只匯集不分析或者片面追求大而全,都不利於大數據發揮其對生產力提升的促進作用。此外,在大數據廣泛運用於創新創業、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務等方面的同時,也應認識到,大數據對社會的沖擊有多大,社會對於大數據發展的回應、規範和約束就應有多大。
(來源:經濟參考報 記者 方家喜)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湖北考察時強調,真正的大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化緣是化不來的,要靠自己拼搏。13億多中國人民要齊心合力、砥礪奮鬥,共圓中國夢!
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支柱,也是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的底線。
曾有觀點認為,發揮好比較優勢,就可以很好地參與國際分工,不一定非要將核心技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或者,用市場和資源可以輕易“換”來技術,靠高投入高成本自主研發,是舍近求遠。然而,歷史經驗表明,市場換不來真正的核心技術,沒有過硬的核心技術在手也難以公平地參與國際貿易和分工。
隨著全球進入要素快速流通的“數字時代”,創新周期大幅縮短,稍不留意,曾經的“一步之遙”或將演變為難以逾越的鴻溝。更別提如今,大量創新建立在核心元器件、根服務器等少數關鍵技術之上,嚴重依賴外國不僅會喪失發展根基,還將危及國家安全。加強核心技術攻關,是歷史的告誡,更是我國加速邁向制造強國刻不容緩的必然選擇。
此時審視核心技術,我們需重新認識和劃定它的“外延”。新時期的核心技術,不再是某項或某幾項技術的代言詞,而是包含了前沿技術、先進材料、精密工藝和制造模式等在內的一整套立體創新體系,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以芯片為例,除了納米技術,其材料和工藝的變革也將從另一個維度突破現有的物理極限。
我們同樣需要重新審視核心技術攻關的方法。靠自己拼搏突破核心技術絕不是要搞自我封閉或單純依靠人力、資本的投入。核心技術攻關既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和依靠市場力量、制度優勢攻堅的信心,也不能把自力更生與擴大開放對立起來,要打開大門,吸納全球智慧,在與世界的開放融通中實現創新。
我們更要抱有時不我待的精神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加快營造鼓勵創新大環境,沈下心來穩紮穩打,認真打磨每個細節,切不可熱衷概念炒作、急於求成,更不能好大喜功、貪大求全。
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夠克服從無到有的困難,也必然有信心突破核心技術的瓶頸。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力氣、真功夫,凝心聚力取得突破,把挑戰變成機遇,把大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
這是一雙沾滿油漬、粗糙又長滿裂痕的手,就像在醬缸里長期浸泡過的一樣。
這又是一雙靈巧、魔術般的手。這雙手攻克了一道道技術難關,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只要設備故障,總能手到“病除”。
這雙手的主人是國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下稱“國投洋浦港”)設備保障部維修工人羅健。這位25年前從四川到海南打工的普普通通的農民工,憑借長期的刻苦鉆研,不僅成為一名高級修理工、新型產業工人的典型代表,還先後榮獲了海南省和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5月14日至15日,第一財經記者在國投洋浦港采訪時了解到,像羅健這樣的新型產業工人還有很多。國投洋浦港集裝箱業務部副經理林五弟、加油站副站長黃玉麗、集裝箱業務部的“三人團隊”,以及早期的流機組電工班班長淩誌峰、庫場理貨4班的“巾幗”們……
正是這些建設者踐行著中央企業“深耕”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和海洋強國的承諾,詮釋著新時代中國工人的工匠精神。
“面對複雜的經濟形勢和激烈的同質競爭雙重壓力,開拓海南市場既要深耕細作、多措並舉保增長,又要精細化管理,以人才強企為根本。”5月14日,國投洋浦港董事長何侃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新型產業工人的標桿
素有“水深、避風、回淤量少、可用岸線長、天然深水良港”之稱的國投洋浦港是海南自然條件最好的深水港,在交通運輸部港
口總體規劃布局中屬區域性重要港口、國家一類對外開放口岸。國投洋浦港還是我國距離南海石油天然氣資源和中東石油最近的石油化工及油氣儲備基地,是中東、非洲油氣進入中國的第一個節點。
1992年3月,國務院批準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中國首例外商投資成片開發區就此誕生。
同年7月,羅健高考落榜,由於家里兄弟姐妹多,負擔太重,他決定不再複讀,南下到洋浦打工。告別崇山峻嶺,來到海天一線的海南,羅健一下子就喜歡上了。
“我要在這里紮根。”羅健對記者說,他最初從事的是碼頭裝卸。這是一份苦差事,三班倒,往往需要不分晝夜地幹活。有時在悶熱的船艙底下幹活,近40度高溫,一幹就是8個小時。
“幹裝卸工雖然也能掙錢,但畢竟是體力活,含金量太低。”羅健說,他那時就利用業余時間自學家用電器修理技術,很快就掌握了電工與電子、電氣控制等技術。
2006年6月,羅健通過特招成為國投洋浦港港口設備修理工。港口設備維修與家電維修同樣都需要電工技術基礎,但工作內容卻大不相同,需要重新積累經驗。這之後,羅健聯系西門子變頻器、PLC(可編程邏輯控制器)系統知識等培訓機構,系統學習。
門機是港口散貨裝卸生產主要設備,是港口物流基礎性設施。“一些門機由於使用頻率高,故障出現頻繁,影響了生產效率,技術創新應該從門機開始。”羅健說。
去年以來,羅健和同事們多次對變頻門機電容吸收板進行自制改造。經過幾個月的反複試驗,最終取得了成功。新改造的變頻門機電容有效地降低了設備故障,每塊板的制作成本比采購新板可節約2000多元,此項技術已經為國投洋浦港節省了3萬多元。
有一次,門機發生旋轉無低速檔故障,他不斷地咨詢廠家技術人員,並和同事一起討論,在現場不斷地進行測試、實驗、記錄和分析,最終在面對制造商技術壟斷的情況下,將PLC旋轉電壓控制模式更改成電流控制模式,徹底解決了旋轉無低速檔的問題。
國投洋浦港設備保障部副經理鐘林甫給記者介紹,多年來,國投洋浦港一直從某國外廠商購置設備,但運行一段時間後,總是出現同樣的問題。對此,羅健跟蹤了6年,終於解決了。事後,這家外國廠商承認設計存在瑕疵。“這類問題,在我們這里只有專業級別的設計師才會接觸到。”對方稱。
2007年,羅健取得了電子應用專業的函授大專畢業證書,維修技術也日漸嫻熟。2013年7月,羅健被特聘為高級修理工。2017年,羅健又取得了天津大學電氣自動化技術函授大專文憑。
2017年12月2日,“安錦山”輪在搶裝鐵礦作業中僅用14.48小時,就完成42485噸裝載量,刷新了國投洋浦港船時效率史上最高紀錄,在整個作業過程中門機無一例技術故障。實際上,在“安錦山”輪作業的前一天,羅健就與同事加班加點對門機進行點檢和反複的調試,確保了設備處於最優狀態。
2017年5月,國投洋浦港成立了“羅健工作室”,作為港口生產建設一線開展群眾性自主創新活動學有榜樣、趕有目標的標桿。
除了羅健,第一財經記者在國投洋浦港采訪時,還聽到了許多產業工人的感人故事。
1991年,林五弟從上海港灣學校畢業後,投身洋浦港建設,成為一名碼頭工人。林五弟善於動腦筋,之前,集裝箱進出閘一直是人工錄入,從核對箱號、鉛封號,核對箱體狀況約需2分鐘。2015年,林五弟提出“電子自動化閘口”方案,經過不斷地系統摸索、操作試行,國投洋浦港計劃今年內運行集裝箱自動化閘口管理系統,到時通閘車輛的通關速度將成倍增長。
“創新是洋浦港的生命力,也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法寶。”林五弟說,既要穩穩地紮根幹事,也要多動腦子提升效率,這樣才能進步,才能跟上新時代的步伐。
集裝箱進出場作業不但會影響船舶裝卸作業總時間,還會影響集裝箱的整個集疏運。2013年,在船舶、堆場同時作業時,林五弟試行優先進行出場作業,加快了集裝箱車輛疏港速度,使集裝箱進出場超時率由原先的18%下降到10%,同時,集裝箱裝船效率不斷提高。
比如,以前一艘上千標箱的集裝箱船舶過去作業要花2天的時間,現在僅用1天就完成。2014年11月10日“惠金橋82”輪集裝箱卸船作業,作業效率高達50.17自然箱/時,打破2012年的記錄,再一次刷新海南港口的最高記錄。
黃玉麗已經在國投洋浦港工作了28年。2016年9月,黃玉麗被調派到加油站。她要求員工按照承諾做到“四個不加”,即:IC卡持卡人與登記人姓名不符不加;車牌號與指定卡號不符不加;少加油多記賬套取現金不加;司機用大桶裝油沒有管理人簽字不加,以防止油品流失。“四個不加”贏得了更多的客戶。2017年,國投洋浦港加油站全年實現利潤約440萬元,同比增長5%。
洋浦港人的“五個責任”
一個總規模並不算特別大的港口企業,為什麽會出現一批像羅健這樣的新型產業工人?這背後是一個什麽樣的環境和企業文化?
國投洋浦港工會主席徐孟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國投洋浦港實行的是“技術、行政、現場、關鍵崗位”四類工資標準。該公司的崗位績效工資管理辦法規定,以崗位價值確定崗位級別,以工作績效為薪酬浮動依據,實行管理職位與專業技術職位“雙通道”晉升的原則,同時,工資與公司經濟效益掛鉤。
“不看學歷看能力。工作中只看工作是否有質量和效率。”采訪時,國投洋浦港總經理林斌專門讓人查了一下羅健目前的工資收入,每個月有6000多元,“這相當於其所在部門副職領導的收入水平。”林斌說。
何侃介紹,在國投洋浦港,即便是修理工也分為高級、中級、初級和一般四個等級。羅健已經做到了高級修理工,服裝的顏色也和其他人不一樣,無形中增加了工作自豪感和責任感,在別人眼里自然也成了一個標桿。
在國投洋浦港采訪時,建設者們屢次向記者提及“五個責任”理念。
“五個責任”的首要責任是對乘客、貨主、船東和接受服務的所有顧客負責。必須保證運送的人員和運輸的貨物安全,服務要迅速,提供的服務產品對於社會必須是有價值的,必須不斷致力於降低成本;
第二個責任是對同事負責。公司必須給員工安全感,工資公平而適當,工時合理,管理層公正。必須保持工作場所整潔、有秩序,員工應該享有建議和申訴的權利,夠格的人應該有晉升的機會;
第三個責任是對管理層負責。經理人必須有才能、受過教育、有經驗,必須是具備一定素養和常識、能為他人著想的人;
第四個責任是對所在的社區負責。必須做個好公民,支持正義和公益事業,依法納稅,有幸使用的房產必須維持良好的狀態,提倡改善市政,提倡衛生、教育和廉潔的政府,在社區傳播道德和文化;
第五個責任是對股東負責。企業必須賺取相當的利潤,必須保障備用資金,保持企業發展後勁,必須進行研究,不斷實踐新的構想,開發有冒險精神的項目,支付犯錯的代價,股東應該得到公平的回報。
正是這些理念和信念,造就培養了像羅健、林五弟、黃玉麗等一大批愛崗敬業、精益求精的新時代產業工人。
統計數據顯示,20多年來,國投洋浦港口貨物吞吐量逐年上升,從2004年開始,連續14年盈利。2017年,國投洋浦港完成貨物吞吐量778.4萬噸,其中完成集裝箱吞吐量26.7萬標準箱。全年完成總收入30741.2萬元,利潤總額1025.1萬元。
5月13日,中共海南省第七屆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提出,優化整合港口資源,提升“四方五港”建設水平,做優做強海口、洋浦港,推動瓊州海峽港航一體化,實現旅客和貨物無縫對接。同時,大力實施人才強省戰略,完善人才發展制度。制定實施重點產業領域領軍型青年人才培養計劃。
20年42億“深耕”海南
國投集團是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家投資控股公司和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是國務院國資委確定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首批試點單位,同時也工信部貫徹落實制造強國、網絡強國戰略的重要平臺。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國投集團總資產4941億元,全年實現營業收入1013億元、利潤182億元,管理金融資產規模1.1萬億元,股權投資基金規模1466億元。截至2018年2月底,國投集團總資產5178億元,1-2月實現營業收入175億元、利潤24億元,同口徑相比增長20%。
“國投集團是最早進入海南的中央企業之一。”林斌回憶說,1997年剛進入海南時,喝水都成問題,幾百號人到周邊的農村挑水。由於水的堿性太大,毛巾用幾天就黃了。當時,大家都有一個習慣,到外地出差時,車里一定要裝一桶水回來。
之後,國投洋浦港在洋浦建了第一家酒店、第一家電影院、第一家超市、第一家成規模的農貿市場,建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居民小區……
國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盛偉江介紹,1997年6月,國投交通(75%)與洋浦控股(25%)合資成立國投洋浦港,總投資9.1億元,現有3.5萬噸級通用泊位2個,5萬噸級多用途泊位6個,設計年通過能力760萬噸。2012年,國投洋浦港以港口資產作價(51%)與新加坡裕廊海港(49%)合資成立國投裕廊洋浦港,主要經營國投洋浦港區碼頭業務。
截至2017年底,國投集團在海南共有投資企業8家,投資規模近42億元。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國投集團在海南還有兩個控股項目,包括國投孚寶洋浦罐區碼頭和海南中電海達項目。
國投孚寶洋浦罐區碼頭於2009年4月,由國投交通(51%)與荷蘭孚寶(49%)合資成立國投孚寶洋浦罐區碼頭,這是一個公用油品裝卸碼頭和倉儲罐區。該項目一期總投資29.1億元,設計年通過能力2400萬噸碼頭。截至目前,已建成30萬噸級泊位、5萬噸級泊位各1個,原油儲罐120萬方、成品油儲罐12萬方。國投孚寶已於2017年9月正式承接40萬噸國家戰略石油儲備。
前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公布後,國投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王會生表示,國投將結合改革試點經驗,發揮好作為重要平臺的作用加強與海南省政府相關部門,以及海南省發展控股有限公司等企業的合作。重點在國資國企改革、港口整合、生態環保、醫養大健康、軍民融合、基金業務、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檢驗檢測、人力服務、清潔能源、產業扶貧、海水淡化等領域推進合作。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根據計劃,國投集團所屬企業國投生物擬在洋浦經濟開發區投資建設燃料乙醇項目,目前已完成前期審批手續。同時,國投正在積極利用在海水淡化領域的技術領先優勢,研究探索小型化、規模化海水淡化裝備在海島地區的應用,加快培育海南海水淡化與綜合利用的新興產業。
此外,國投孚寶公司在海南擬投資建設2個罐區配套項目(總投資約4億元),已完成內部立項;國投管理的軍民融合發展產業投資基金也將把海南省作為重點投資省份,助力海南互聯網、高新技術裝備和軍民融合產業發展。
最近,國投集團發揮所屬投資企業的綜合優勢,通過EPC、咨詢、設計等業務,運用國際領先的水環境綜合治理的技術優勢和PPP項目經驗,在海南省綜合環境治理工程中發揮作用。同時,在醫養健康領域,國投集團所屬企業國投健康也將在海南省內投資高端康養、醫療等項目,助力海南醫療健康產業發展。
5月22日,中國核電站自主“神經中樞”——“和睦系統”在百萬千瓦級核電工程首臺套應用揭牌儀式在中國廣核集團(下稱“中廣核”)陽江核電站舉行。該核電站5號機組是全國首個使用中國自主制造“神經中樞”的百萬千瓦級核電項目,這也是中國核電重大技術裝備制造領域的標誌性事件。
核電站數字化儀控系統,簡稱“DCS”,是核電站的“神經中樞”,對於保證核電站的安全、穩定運行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完成核電站反應堆安全停堆和事故緩解功能的核級DCS,長期以來只有少數發達國家掌握其技術,中國過去一直依賴進口。
2010年10月,中廣核所屬北京廣利核公司成功研制出國內首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級DCS通用平臺——和睦系統,實現了核電站“神經中樞”中國造,使得中國在這一領域不再受制於人。
廣利核公司總經理江國進表示,作為核電站的關鍵成套裝備之一,核級DCS的核心技術國外企業不可能轉讓,必須進行原始創新。為確保系統安全,和睦系統采用了自主設計的操作系統和通信網絡,研發團隊共完成近100萬行軟件代碼的自主編寫,攻克了核級操作系統研發及其軟件代碼生成技術等世界性難題。
江國進表示,由於所有軟件代碼,尤其是操作系統、通信網絡完全自主化,所有硬件產品自主采購,關鍵工藝自主生產,系統自主集成,自主測試、自主驗證與確認,並且采用了自主研發的多層次縱深防禦的信息安全產品,“和睦系統”不僅可以有效防範來自互聯網的外圍攻擊,而且可以保證控制系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根本上保障了核電站數字化儀控系統的安全可靠,真正做到不受制於人。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除了根據核電工程應用要求完成設計制造外,廣利核還花費大量時間和資金來完成各種複雜、苛刻的硬件鑒定試驗和軟件驗證與確認工作,以確保自主產品首臺套工程應用的成功。
2013年9月,廣利核公司和中廣核工程公司簽署了陽江核電站5號機組全廠DCS采購合同,這是和睦系統在百萬千瓦級核電工程的首臺套應用。2016年11月,廣利核向陽江核電完成核級DCS設備交付,項目的實際供貨周期控制在了26個月。
“廣利核為了和睦系統首臺套應用的成功,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艱辛和努力。” 陽江核電公司總經理蔣達進向第一財經等媒體介紹說,“我們業主公司也非常重視這個項目,在工廠內測試階段就提前介入,與廣利核的工程測試團隊在一起工作了近一年時間。”
記者獲悉,自2016年11月交付陽江5號機組後,基於和睦系統的核級DCS設備已經參與現場一年多的調試工作,一直保持穩定運行。
除陽江核電站5、6號機組外,和睦系統已成功參與到國內多個在役機組儀控系統的改造中,並將在石島灣高溫氣冷堆、紅沿河、田灣、防城港核電站等新建核電項目中陸續得到應用,累計可為中國核電項目建設節省近30億人民幣的投資。
DCS歷來是核電工程建設的關鍵路徑,項目工期很難控制,一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如果晚發電一天,損失將高達近千萬元人民幣。江國進表示,廣利核承擔的核電DCS項目從未發生過工期延誤事件,並且已具備為國內核電站提供全生命周期運維保障服務的能力。和睦系統實現應用之後,通過工期保證和運維保障為核電業主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亦非常可觀。
除了支持國內的核電站運營和建設,廣利核也在“一帶一路”國家進行了布局。今年,廣利核基於和睦系統完成了阿爾及利亞某研究堆核級儀控的改造,目前設備已成功進入現場調試階段。
狼來了不用說三遍。有鋼鋁關稅的前車之鑒,全球汽車生產大國們在和美國的汽車稅爭端中並不想再次處於完全被動的位置。
7月31日,來自歐盟、加拿大、西班牙、韓國和日本的代表在瑞士日內瓦就如何應對美國政府有可能征收的汽車稅開了碰頭會。
其中有兩位參會官員匿名表示,各國代表會探討達成一項降低汽車稅的國際協定的可能性,不過也有兩名官員匿名表示這並非日程上的議題。
目前上述國家代表已悉數抵達日內瓦。第一財經記者查閱世貿組織(WTO)網站看到, WTO總幹事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同墨西哥經濟部副部長貝克(Juan Carlos Baker)、加拿大貿易部副部長薩金特(Timothy Sargent),和日本外務副大臣山崎和幸(Kazuyuki Yamazaki)在7月30日和31兩日都有會見計劃。
參與了“232調查”聽證的法律界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此次“232調查”的聽證情況來看,加之歐美聲明中美歐暫停相互征稅的形勢來看,最終歐盟有可能脫身,但不確定因素在於特朗普政府本身政策具有反複性,且美國總特朗普的言行舉止向來難以預測。
美“汽車稅”如“達摩克利斯之劍”
5月23日,特朗普下令美國商務部對進口汽車及零部件進行所謂“232調查”, 即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授權,評估上述產品是否對美國造成國家安全威脅,並責成美國商務部在2019年2月中旬之前完成上述調查。
7月19日,美商務部召開汽車及汽車零部件“232調查”聽證會,在會上共有來自美國和其他地區的44個利益攸關方發言,其中43家都表示反對,唯一贊同的是代表美國汽車工人利益的全美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
然而這一全力反對的聽證結果並未阻擋美方繼續進行“232調查”的腳步,按照此前特朗普的口風,美商務部仍要在中期選舉之前公布“232調查”結果。
7月26日,在美歐達成貿易戰停火協議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美國總統指示我們要繼續調查,搜集材料,但在談判出現結果之前不實施任何行動。我們已經同意的,僅僅是不在談判進行期間征收汽車關稅。”
在第一財經記者的采訪中,多位律師和學者都強調,不要誤判美歐協議,特別是要註意美歐協定中“將朝著零關稅、零非貿易壁壘和非汽車類工業產品零補貼”方向合作的語句,這顯示了此次美歐在汽車產業方面並未談攏。
上述法律界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考慮到看到了特朗普政府在此前類似談判中決策上出現的反複性,所以不排除最終仍會征稅,或者說,在一定範圍內征稅,即與鋼鋁關稅一樣,對一些國家進行豁免,但對另一些國家征稅。
從“232調查”歸來後的各汽車生產大國代表也意識到了形勢的嚴重性。
若按該調查可在數周內完成計算,美商務部將有270天時間向美國總統提出建議,隨後特朗普將有90天時間作出決定。
與此同時,美方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進口了830萬輛汽車,總價值1920億美元,其中從北美自由貿易區進口420萬輛(墨西哥240萬輛、加拿大180萬輛),從日本進口170萬輛,從韓國進口93萬輛以及從德國進口50萬輛。
基於上述數據,美國專門從事貿易研究的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鮑恩指出,去年美國約98%的乘用車進口來自墨西哥、加拿大、歐盟國家、日本和韓國,特朗普政府的目的顯然同美國國家安全無關,就是在濫用“232條款”,用以達到征稅的目的。
據外媒報道,一名加拿大官員和一名墨西哥官員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前述副部長於7月31日聚集在日內瓦,聽取對方的意見,並召開會議,“會議旨在將主要的汽車生產國匯集在一起,以便討論我們對美國商務部針對汽車和零部件‘232調查’的擔憂。”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各大汽車生產國就已萌生了“抱團取暖”之意。
上周,當韓國貿易部長金賢重訪問加拿大時,加拿大外交部長弗里蘭德(Chrystia Freeland)就在會晤時提出了 “主要利益國家合作”的必要性。
據悉,在此次日內瓦碰頭會上,各汽車生產大國的代表會首先就如何應對汽車稅,以及就各自手中掌握的情況進行通氣,尚未走到共同制定反制措施的這一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各國立場並不統一。
譬如,加拿大方面目前對於韓國將如何反應心存憂慮。一位外交官表示,此前韓國在鋼鋁關稅問題上接受了美方開出的鋼鐵出口配額以換取豁免,但歐盟和加拿大等國家則選擇了對等關稅報複。此次加拿大也擔心韓國還會接受類似的豁免條件,從而令韓國汽車在美國市場上具有額外的競爭優勢。
歐盟意在發起汽車業諸邊談判
7月31日,歐盟派出歐盟貿易司司長德瑪蒂(Jean-Luc Demarty)參與日內瓦碰頭會。歐盟在赴美談判之時,曾希望推動一個涉及多個國家的、在WTO規則之下針對汽車行業的諸邊協議,但特朗普方面對於這樣繁瑣的協議以及其談判程序明顯提不起興趣,最終美歐在汽車行業方面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這樣的諸邊協議通常可以通過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的方式進行談判,且該類談判的一個主要特點是,WTO相關成員方可以就貿易規則進行商討,且該貿易規則只適用於簽署這些規則的國家,但其福利必須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包括那些不參與談判的WTO成員方,且WTO也批準這一類談判類型。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類談判通常都需要內部政治授權,即便最終假設美歐雙方領導人能贊同對此進行談判,其國內立法過程也相當漫長。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歐盟方面,歐盟委員會必須得到28個成員國以及歐洲議會的授權才能對外談判,而歐盟內部對此意見並不統一,在美方,美國總統更需要得到來自於國會的授權才能夠進行貿易談判。
正如周世儉所說,在歐盟內部對是否應就汽車行業對外談判的意見並不統一,且兩大核心法德在此問題上的看法更是南轅北轍。由於法國汽車商對美出口量不大,法國汽車制造商對達成這類協議可謂是意興索然。
因為按照WTO規則,即所有夥伴都應該適用於最惠國待遇,若包括美國在內其他國家汽車因該行業類協議進入歐洲,則法國車企將面臨在海外不能增收的情況下,在歐洲本土卻要面對更大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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