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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辦談臺方要求參加民航大會：須在一中原則下

8月4日，據新華社消息，針對臺灣有關方面公開致函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要求參加第39屆國際民航大會一事，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4日應詢表示，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即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通過兩岸協商作出安排。

馬曉光說，2008年以來，在兩岸雙方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前提下，大陸方面通過兩岸協商，對臺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作出了特殊的務實安排。

馬曉光表示，由於臺灣新執政當局迄今未承認“九二共識”、未認同其核心意涵，導致了兩岸聯系溝通機制停擺，責任完全在臺灣一方。只有確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兩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續，兩岸也才有可能就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進行協商。

今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女士致函臺灣方面衛生主管部門負責人，邀請臺灣方面以“中華臺北”名義、觀察員身份參加今年世界衛生大會。

當時，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就表示，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即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通過兩岸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2009年以來，臺灣得以參與世衛大會，是在兩岸雙方均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作出的特殊安排。今年以來，臺灣方面多次表達繼續參會意願，我們予以重視並作出安排，充分體現了大陸方面繼續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真誠願望，也是大陸方面釋放的善意。

馬曉光當時還曾強調，今後如果兩岸關系的政治基礎遭到破壞，上述安排將難以為繼。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即將亮相杭州

G20來了。

伴隨G20一起到來的，還有《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G20亮相在即，數字普惠已經成為正在不斷升溫的熱詞。

此前，7月24日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會議公報稱，G20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並鼓勵各國在制定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首次披露了《原則》的8條內容。分別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舉世矚目的G20在今年將於中國杭州召開，此次大會上，有兩個同金融相關的主題，即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其中與普惠金融相匹配的議題是包容性增長，不斷整合所有的資源讓更多用戶受益，與另一主題綠色金融相匹配的則是可持續增長。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指出，未來經濟將轉型至消費驅動型經濟，順應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為消費者以及所有企業提供專業化、小型化、公司化的增產服務。“這個時代需要的增長是包容性的增長，需要的金融是包容性的金融。”

從上述兩大議題的包容性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共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普惠金融，即讓遊離在傳統金融服務業務之外的各種人群能夠通過普惠金融享受平等的、公平的金融服務，另一個則是享受金融服務的途徑，以“數字化”的方式實現。

在陳龍看來，金融有兩個核心挑戰，一是普惠金融機構觸達用戶的成本高企。例如，在農村讓農民開戶的成本十分高。第二個挑戰則是對於主動使用產品及服務用戶的風險甄別能力。

而上述兩大挑戰正在逐步被科技改變，這也正是在“普惠金融”前面加註“數字”兩個字的原因。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技術的飛速提升，金融難題、金融挑戰正在被一一破除。

陳龍進一步解釋到，普惠金融應該從四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是“普”，即讓所有階層和人群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當需要金融服務的時候能夠公平地得到金融服務。“不僅僅是指所有人群，而且是指所有時間和地點。”陳龍表示，人群僅僅是一個方面，此外“普”的角度還應包括時間和地點。

第二是“惠”，即應該所有用戶群體能夠承擔的服務，可以享受到並且使用到的服務。

第三是“全面”，在普惠金融的多個應用層面中，既包含支付、小貸，也包含理財、保險、信用等多個角度。

第四是“可持續”。從商業角度出發，可持續似乎並非是公益行為，但是換角度思考可以發現，如果沒有技術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效率，那麽商業上必然難以持續。

本報記者從普華永道處獲得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境內非現金交易的數量將增長69％，相當於每分鐘發生超過一百萬宗交易。

“目前，支付寶的年活躍用戶約4.5億，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巨大群體，且每筆交易成本已低至2分錢，充分體現了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易綱說。

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提高了小額支付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改善了微型金融發展的支付環境，基於此，碎片化理財、小額借貸、場景化保險等諸多互聯網產品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從支付的可得性角度來看，網絡和移動支付已經顯著提高偏關地區金融服務的覆蓋度，進一步消除了有地域帶來的“金融”歧視問題。

不過，隨著電子支付的不斷普及，網絡犯罪與欺詐行為也將進一步蔓延。在更多的支付企業看來，目前最關鍵的行業趨勢是開發先進工具與技術，用來保護消費者免受網絡安全攻擊與欺詐行為的侵害。

征信作為普惠金融形成商業可持續性的重要一環也在不斷不足短板。2015年1月5日，央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允許首批8家社會機構開展個人征信業務，如今這些機構無論是在用戶獲取、場景布局、機構合作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

以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為例，其經過一年多的運營，已經累積超過1億用戶在使用芝麻分，並且布局了多種場景。“例如同金融機構合作，幫助銀行甄別風險，在信用卡端識別信用客戶，提高信用卡部門的發卡率。”陳龍表示。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科技合夥人張俊賢表示：“眾多金融科技公司想方設法通過支付平臺來增加收入，相關消費交易數據對公司有非常高的價值。公司通過這些數據可以來向消費者推送更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如理財服務和貸款業務）。因此，公司需要在短期回報和長期投入之間尋求平衡。”

興業銀行：下半年個人房貸投放料趨緩 原則上不介入三四線城市對公地產

“銀行業經營情況會加速分化，從半年報情況看，這種分化也在逐步加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經濟增速下行、結構調整加劇的背景下，過去那種行業‘普漲’的格局已經不可持續。換句話說，誰的轉型更適合當前的新常態，誰的準備更充分，誰的反應更快速，誰的執行力更強，誰就可能在面對當前複雜嚴峻的形勢下把握主動權，反之則可能被淘汰。”在興業銀行2016年中期業績說明會上，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如此表示。

在談到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看法時，陶以平稱，當前，國內經濟金融形勢愈發呈現“宏觀相對明朗、中微觀不確定性加大”的特點。

從宏觀上看，經濟L型增長格局基本確立，宏觀調控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都將緊緊圍繞供給側改革和創新兩大主線展開。反映到市場上，流動性總體將保持適度寬松，利率短期內將繼續低位窄幅震蕩。從中微觀看，行業之間、產業之間、區域之間以及微觀企業之間結構調整將更加劇烈，經濟資源從可貿易部門向不可貿易部門轉移、從傳統過剩產能行業向新興行業轉移、從市場競爭力、運營效率低下企業向核心競爭力突出、運營效率高的企業轉移已經成為必然趨勢，但這種轉移的步伐、節奏以及可能呈現的路徑等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可以確定的是，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資源的重新優化配置將會經歷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陶以平表示，在這個過程中，不僅銀行的資產質量會持續受到沖擊，銀行的傳統經營模式、盈利模式、風控模式等也會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有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值得高度關註：

一是很多傳統理念將面臨顛覆。過去大家習以為常的，比如“有規模就有效益”、“國企、大中型金融同業一般不會違約”、“債券市場、銀行理財產品剛兌不可能打破”、“國家不會讓銀行破產”等慣性思維都將面臨顛覆。

二是銀行業經營情況會加速分化。從半年報的情況看，這種分化也在逐步加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經濟增速下行、結構調整加劇的背景下，過去那種行業“普漲”的格局已經不可持續。換句話說，誰的轉型更適合當前的新常態，誰的準備更充分，誰的反應更快速，誰的執行力更強，誰就可能在面對當前複雜嚴峻的形勢下把握主動權，反之則可能被淘汰。

三是傳統金融行業之間的業務邊界將更加模糊。在金融服務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貸聯動、資產證券化以及各種跨界投融資創新會加快推進，傳統金融行業之間、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財富管理等業務之間以及實體經濟、互聯網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邊界將更加模糊。

對於房地產開發貸和個人房貸，興業銀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鄒積敏表示，自2015年以來，就加大了對零售貸款的支持力度，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業務取得了跨越式增長，2016年上半年零售信貸新增規模中超過60%屬於個人房貸業務。

“為貫徹‘輕資本’的發展戰略，本行繼續大力發展資本占用低、資產質量比較穩定的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業務。考慮到下半年銀行同業競爭可能加劇、國家及地方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可能加強等多方面因素，按揭貸款的投放量可能趨緩。”鄒積敏說。

根據中報，興業銀行今年上半年個人住房及商用房貸款余額3922億元，比去年末新增了938.98億元，增幅31.5%，占上半年新增貸款額1698億元的55.3%。

而在對公房地產信貸方面，鄒積敏表示，新增業務原則上不介入三、四線城市，從嚴控制商業地產項目。同時，重點關註地價快速攀升帶來的潛在風險、開發企業及融資項目的杠桿風險。對於增量業務，將審慎介入“高地價”項目，夯實自有資金，嚴守合規底線，合理控制杠桿比例，並強化客戶跟蹤，謹防資金鏈風險。

根據中報，截至2016年6月末，興業銀行房地產業貸款余額為1854.38億元，占貸款余額總量的9.51%，比2015年末2013.66億元的貸款余額下降了7.9%。

回歸“擇優入學”原則 梅首相要給窮孩子一個機會

“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們有太多孩子的命運受制於他們居住在哪個區域、他們的父母掙多少錢。我們要打破這樣的界限，進入好學校的機會應該屬於每一個孩子。”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在9日提出議案，誓言對英國教育體系進行改革。她希望回歸擇優招生的“文法學校”體制（相當於中國的重點中學），要求目前享有慈善特權的私立學校為公立學校提供更多幫助，否則慈善特權可能會被取消。
梅的教育改革計劃一出，立刻遭到保守黨同僚的反對：“這是一個錯誤的計劃。”一位政府大臣批評道，“恢複文法學校是好主意，但是不能損害私立學校的利益。”
私立學校的校長更是反唇相譏。有校長直接指責梅是為了“政治上得分”，並諷刺梅想出這樣的主意簡直太異乎尋常了，“在私立學校已經做了很多的情況下，還要求我們做得更多，有點厚顏無恥”。這位校長認為，梅應該更深入地了解目前英國私立學校的情況。
工黨、自由民主黨和蘇格蘭國民黨也紛紛表示反對，稱梅的舉措是走回頭路。前教育大臣更在媒體撰文表示，回歸文法學校會葬送最近6年政府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

就近入學還是擇優入學？
在人們印象中，英國擁有全球最發達的教育資源和良好的教育質量，但普通英國人的生活並非如此，從孩子出生起，為入學犯愁就已經開始。要不要到伊頓公學註冊？要不要搬去一個某知名學校學區附近居住？該不該在某名校旁租個房子住？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年輕父母。
在倫敦一家保險公司工作的唐小姐前不久就因安排5歲兒子上學的事情一臉愁容。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她結婚買房時就是挑了“學區房”地區買的，結果按照她所在地區的入學情況，最佳選擇學校沒有輪上，她的兒子只能被擠到第二選擇。去看了學校後，她覺得很不滿意。於是，她開始糾結，到底是送孩子去那個不理想的學校，還是花血本從此走上一條私立教育之路？她告訴記者，不是完全沒有能力送（私立學校），但是如果要第二個孩子的話，就不一定能承擔得起了。
住在東南倫敦的瑪格麗特是3個孩子的母親。她和丈夫都是高學歷畢業，有體面的工作，是英國較為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但一想到他們每年要承擔3個孩子共計5萬~6萬英鎊私立學校的費用，生活質量大打折扣。因此從老大開始，她就選擇讓孩子去公立的文法學校就讀，即便每天路程超過1個小時，她覺得能夠有機會考上好學校還是值得的。
目前，在英國的中學教育系統，公立學校以所謂“綜合學校”為主，另外也有164所沿襲過去傳統的“文法學校”，還有教會學校和特殊教育學校等。
簡單來說，“綜合學校”以適齡少年就近入學為主，學習成績不分高低，無須進行入學考試，16歲之後或者為進入大學做準備，或為直接就業進行技術培訓。由於根據地區劃分，很多家長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一些好學校，就在這些學校轄區內置業。長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國家長非常熟悉的“學區房”，該地段的房價因此節節攀升。這就給一些沒有經濟實力的家庭很大壓力。
“文法學校”則被視為傳統中學教育體系，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一直以來，英國的文法學校一直以重人文科學、走學術道路、教育質量卓越等特點著稱，但是由於文法學校遵循“擇優入學”的原則，被指社會教育資源不平衡而遭到反對。上世紀90年代末，布萊爾執政的工黨時期，大量綜合學校替代了文法學校，教育資源開始向弱勢和貧困家庭傾斜。
不過，梅強調，此次恢複的文法學校的建議與以往不同，比如文法學校必須為低收入家庭設立一定名額配置。同時，她還提出其他一些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如果大學要提高學費標準的話，必須出資建立一所新學校或者資助一所表現不佳的現有學校；小規模私校教師要去公立學校授課；私立學校要拿出名額給貧困生等。

梅首相的教育改革計劃“太理想化”
“文法學校應該是為那些沒有經濟能力支付私立學校費用的中產家庭孩子，能在更優質的學校接受教育，提供了機會。而真正處於社會底層的困難家庭的孩子，估計沒有什麽競爭力。畢竟優秀的公立學校競爭極其激烈，那些想要報考文法學校的孩子，如果入學前沒有良好的家庭氛圍或者很好的家庭輔導等，就已經輸在所謂的‘起跑線’上了。”一位對英國教育體制頗為熟悉的留學中介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這位中介看來，梅提出這樣的計劃，很顯然比較脫離實際，“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狀態，有點癡人說夢。”畢竟，英國的教育問題並非單純在教育方面，而是與整個社會體系、福利制度以及社會階層的長期固化有極其緊密的關聯，甚至形成一種因果邏輯。
“梅希望通過重建文法學校給弱勢家庭出身的孩子創造一條更好的職業和人生發展的通道，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對國家來說，支持精英教育應該以最大可能提高、普及基礎教育水平為前提。”一位金融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如果從11歲就給孩子確定未來，有點殘酷。”
一位孩子在英國頂尖公立中學讀書的中國家長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英國的私立學校也沒有像梅說得那麽不堪。幾乎所有的私立學校都有獎學金和助學金，對所有孩子開放。”這位家長認為，就連英國的家長都在抗議學校考試太多，怎麽輕而易舉地恢複文法學校？“讓私立學校承擔更多責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位家長說道。
根據英國私立學校委員會網站的最新數據，私立學校每年為英國的GDP貢獻95億英鎊，甚至超過利物浦和英國廣播公司所貢獻的金額。同時，私立學校創造的全職就業人才達22萬多，年均納稅約為36億英鎊，每年為納稅人節省的開支高達30億英鎊，相當於每年可以興建460所免費學校。

暗指海外學生“爭奪”英國教育資源？
此外，在梅的講話中，她還提到，“自2010~2015年，私立學校的收費上漲速度是收入增速的4倍。與此同時，2008年以來，來自海外、在私立學校就讀的學生數量增長了33%。”她相信這些私立學校會給予英國其他社會方面的回報。
那麽，梅是否在暗指，33%的海外生源某種程度上“搶奪”了英國的教育資源呢？事實上，招收海外學生是英國私立學校賴於生存的資金來源之一。其中，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學生人數在英國私立學校海外學生中占比近38%。根據專業從事國際教育商業和研究機構的數據，2014/2015學年，來自海外的國際學生約有2.7萬人，來自中國內地的為5683人，香港地區為4785人。
從目前各方的強烈反應來看，梅上任後，力推的首個國內重要政策是否能在議會通過，依然存在懸念。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發布 提出平衡創新與風險

被業界稱為金融與場景融合開出“一朵花兒”的數字普惠金融迎來了首份國際性高級原則。

近日，人民銀行官網發布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其中提出了8條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和具體的66條建議，成為推廣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性準則。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旨在促使G20領導人采取行動運用數字方法實現普惠金融目標，以及實現包容性發展和提高婦女經濟活動參與度等G20相關目標。”《原則》認為，迫切需要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高質量、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該目標。

《原則》表示，落實《原則》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在充分考慮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制定可實施的國家戰略、相關的國家行動計劃並采取國家層面的行動。

普惠金融“數字化”

對於“數字普惠金融”的界定，《原則》指還處於不斷發展階段，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

不過《原則》也給出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具體內容，涵蓋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如支付、轉賬、儲蓄、信貸、保險、證券、財務規劃和銀行對賬單服務等)，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技術進行交易，如電子貨幣(通過線上或者移動電話發起)、支付卡和常規銀行賬戶。

2005年，聯合國提出了“普惠金融體系”(或稱為包容性金融體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務惠及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通過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

普惠金融經過10年的發展，如今又提出了“數字化”。

“在這十年中，數字金融已經成功地提高了G20以及非G20國家婦女、窮人、年輕人、老年人、農民、中小企業和其他未獲得充分服務的消費者群體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原則》稱，成功的數字普惠金融商業模式，以及新的監管規則和監管手段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出現。

2016年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發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報告》(下稱《報告》)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的早期階段是傳統金融業務的互聯網化，例如2007年肯尼亞的運營商Safaricom在2007年3月推出的手機轉賬業務。

發展到現階段，數字普惠金融不再是簡單的傳統金融業務加數字化、互聯網化元素，更多的是以非金融機構主導的、以科技創新為驅動的新的金融產品設計，或金融服務商業模式的重塑。

“數字普惠金融的含義就是利用大數據的方法來解決普惠金融的問題，大數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百融金服CEO張韶峰對第一財經稱。

在普惠金融中之所以要強調數字，張韶峰表示是因為要給大量的個人和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靠傳統的人工服務是不行的。需要利用機構掌握借款人的數據，包括借款人的資質、信用、還款能力等各項數據，建立自動化的模型來審批貸款，再利用遠程界面完成結果的傳輸。

“隨著各種數字普惠金融商業模式的創新和發展，在傳統金融模式下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對稱、風險大、成本高種種難題，已經有了全新的解決方案。” 世界銀行全球金融與市場局原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在解讀《原則》時表示。

八項高級原則

在明確了數字技術與有效監管對縮小普惠金融差距至關重要的背景下，《原則》對數字普惠金融提出了八項高級原則。

一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這一原則將數字普惠金融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要求包括協調一致、可監測和可評估的國家戰略和行動計劃。

二是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

三是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監管框架。

四是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系統，包括加快金融和信息同學基礎設施建設等，尤其在農村和缺乏金融服務的地區。

在八項高級原則中的第五項，G20提出了采取負責任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即創立一種綜合性的消費者和數據保護方法，重點關註與數字金融服務相關的具體問題。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互聯網互聯互通的特性，既加速了信息傳播，也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如果不註重構建信息安保措施，建立敏感信息權限管理體系等，可能會導致重要信息泄露，給消費者造成損失。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G20給出的建議是設計數字金融服務消費者保護框架。構建穩定的法律框架以保障不受審慎監管的服務提供商所持有的客戶資金的安全。確保投訴解決機制便於消費者使用等。

第六項原則是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基礎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第七是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第八是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值得註意的是，在促進數字金融服務客戶身份識別的建議中，G20特別提及必要時，開發和推進新的身份登記和驗證方式(如數字生物身份識別產品和在線身份驗證服務)，同時鼓勵開發安全可靠的數字簽名系統。

業界專家認為，這一原則的推行或將打破目前傳統金融服務模式下的“面簽”模式，遠程開戶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可能。同時，對於監管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從過去的註重事前監管，到未來的全過程監管。

創新與風險平衡挑戰

在《原則》中，“風險”一次被提及58次。在發展普惠金融中，風險和可持續性是關鍵詞，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中則面臨創新與風險的平衡。

“數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高速度廣覆蓋為優勢，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傳統普惠金融數十年都無法企及的目標。”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曾表示，正如每一次創新都伴隨著新的風險一樣，數字化普惠金融也有其發展過程的痛點，那就是創新與風險之間的平衡。

螞蟻金服戰略部資深總監孫濤也表示，要認真研究、識別和評估使用新數字技術引發的風險，確保對風險進行有效監控和管理。只有平衡創新和風險，才能實現數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原則》稱，政策制定者也要認識到迅速發展的數字創新也帶來了許多個別的和系統性新風險，需要及時有效地識別和處理這些風險。

數字金融的風險可能來自於已有的和新型金融服務提供商的組合可能來自於新技術的運用、對代理商網絡的過度依賴、多個服務提供商的新產品綁定、消費者較差的金融素養等。

而數字技術風險在整個數字金融服務與市場價值鏈上都有可能出現，如運行層面、清算層面、流動性層面、信貸層面、消費層面和反洗錢/反恐融資層面。

上述《報告》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的風險挑戰來源包括金融本身的固有風險和數字技術的額外風險。

金融本身固有風險中金融風險防控在微觀和宏觀上應分別以消費者保護和金融市場穩定為核心，基本底線是金融合規。數字技術相關風險則包括了系統安全、信息安全和資金安全三個層面。

對於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中的創新與風險的關鍵行動，《原則》提出了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激勵和公私部門的合作，鼓勵數字創新，鼓勵金融行業為數字金融服務研發安全簡單的使用界面，在監管者和服務提供商之間建立常規的信息分享機制以及暢通的交流渠道等建議。

“與傳統金融一樣，數字普惠金融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也包括健全的法律框架和有效的司法制度等。”王君稱，“如果監管體系嚴重落後於數字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則或者成為數字普惠金融的掣肘，或者因為疏漏而導致系統性風險。”

原則 一只花蛤

——四讀《沃爾特·施洛斯資料集》

1989年3月，《傑出投資者文摘》采訪了沃爾特·施洛斯及其兒子埃德溫·施洛斯。這次訪談，讓我們更加明晰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和施洛斯公司的投資歷史以及投資方略。這篇訪談分為兩部分，洋洋灑灑超過4萬字，是我讀過的最長的訪談記錄。

訪談從簡介施洛斯開始，其中附有巴菲特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巴菲特盛贊施洛斯的投資業績，稱施洛斯“不僅能夠穿越牛熊，更表明他特別擅長應付熊市。”施洛斯取得的收益遙遙領先，在33年的時間里取得了21.6%的年複合收益率，而標普500指數同期的年複合收益率僅9.8%。施洛斯的公司只有施洛斯父子兩人，他們不太願意拋頭露面，但是這一次卻接受了采訪。

施洛斯先從他讀過的一本書《銀行家族》談起。書里有一章講的是沃伯格先生的故事。這個人在希特勒上臺後非常憂慮，當他接觸到希特勒政府的一個高官後，立即做出了一個決定，那就是扔下大部分家產，舉家前往倫敦。有人勸他不必離開德國，但他不為所動，因為“他不是一個隨大流的人。”這個人到英國後從頭再來。戰爭結束後，他為雷諾金屬公司出謀獻策，打贏了一場漂亮的鋁業公司收購戰，從此聲名鵲起。沃伯格曾經說，富不過三代對家族來說其實是好事，要不然人就沒有鬥誌了。巴菲特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繼承財富會帶來惡果。

由此施洛斯發現，有些父親很成功，但子女一般和他們關系不好，離他們而去。如果父子關系好，很多時候，兒子的成就就會超過父親。新一代踩著老一代鋪的路當然能走得更遠。有一個父親開了一家小店，兒子接手後，通過努力就把它經營成了梅西百貨。其中複利的魔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從一元開始，每年都翻倍，很多年後就積累成一大筆財富。公務員保險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創辦於1936年。1948年格雷厄姆買進它的股票，但是它經過了很長時間才成長起來。格雷厄姆買進的時候，它開始起飛了，但是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實際上，格雷厄姆買進的時機非常完美。

施洛斯認為，投資的第一個十年只是一個熟悉的過程。要是想留住財富，在金錢面前就要謙卑，必須付出努力，天上不會掉餡餅。施洛斯回憶他的父母做投資都做得很差，因為他們是從大蕭條的恐懼中走過來的，恐懼左右著他們的判斷。施洛斯有一個客戶，這個人在行情好的時候什麽事都沒有。只要一下跌，他就恐慌了。最後他實在受不了了，就打電話給施洛斯，讓施洛斯趕緊賣。這種事情往往發生在市場底部。第一次施洛斯沒有註意，後來發生了好幾次，施洛斯終於把他當做反向指標了，並且知道這就是市場底部了。

施洛斯回憶他的老師格雷厄姆。說格雷厄姆關註的是控制風險，因為他不想虧錢。人們往往不記得過去發生了什麽，不知道過去是怎麽回事，在投資上也犯這個錯。過去15年，股市行情非常好，於是大家就忘了30年代發生過什麽。但是格雷厄姆記得很清楚，他不想重蹈覆轍，所以竭盡所能避免陷入危機。但為了避免危機，他也錯過了很多機會，虧是虧不了，但也賺不了大錢。

施洛斯認為，人們不能忘記過去，就算沒有親身經歷過，也不能忘。當然，格雷厄姆也說，總想著很快會再發生1932年的危機做不好投資。衰退確實會發生，糟糕的時候總會有，但不能總覺得危機會到來，這樣的人會錯過牛市。有人能夠預測出來，但大多數人不行，不要嘗試預測。1973-1974的危機和1929年很像，唯一的區別是1929年很多公司破產了，但是1973-1974年公司沒有破產。就是跌得慘，從70美元跌到3美元，而且下跌得非常快，但沒有1988年那麽快，然後又掉頭向上了。

那時，有一個叫倫敦城的股票，生產風衣，其股票從12美元跌到5美元，而它的每股營運資金是10美元，於是施洛斯就買了。後來它漲了，最好有一家公司以超過每股20美元的價格把它收購了。施洛斯說，在這種行情中太能賺錢了，簡直不敢相信。

與此同時，從事杠桿收購的人也胃口大開。菲利普·莫里斯以4倍市凈率收購通用食品，表面上看價格很高，但現在回頭看很便宜，至少和收購卡夫相比很便宜，什麽事情都是相對的。卡夫的產品像菲力奶油奶酪、奇妙沙拉醬，是花多少錢都替代不了的，它有自己的利基。要是有人想和卡夫搶生意，那可非常不容易。雖然它的每股凈資產只有20美元，而菲利普·莫里斯花了106美元。凈資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商譽、品牌、經濟特權。人們過去不會出高價買這種有經濟特權的公司，當然過去反壟斷政策也更嚴格。格雷厄姆當年曾經買了大量美國鋼鐵股票，但是擔心政府可能實施反壟斷措施而最終取消了交易。

施洛斯不喜歡公開他的持股情況，因為他覺得他尋找股票很辛苦，不希望別人不勞而獲，這對合夥人不公平。他回憶格雷厄姆的一個故事。當年格雷厄姆以14美元買進一家鐵路公司的股票，股價下跌到8美元，那些跟風的人在8、9美元買入，而扭轉公司的工作都是格雷厄姆-紐曼在做。後來它的股價節節升高，漲到幾百美元。有個陌生人賺了錢，想要感謝格雷厄姆。這件事施洛斯一直忘不了。“如果我們看好的股票下跌了，我們願意買入更多。到處和別人說，非要證明自己買入的理由多麽正確，就會招來競爭。”

施洛斯非常敬重格雷厄姆。1955年的股市漲得並不低，可就在這一年，施洛斯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他說，很多事情很難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事後看這個決定做對了，當時卻根本不知道。“不管別人怎麽說，就是要一條路走到黑。還有就是要知道自己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例如鄧普頓可以購買全世界的股票，而他卻做不到。他覺得格雷厄姆的文筆比巴菲特要好。格雷厄姆說什麽都言簡意賅，但沒有巴菲特那麽幽默。這是因為格雷厄姆對投資沒那麽著迷，他喜歡投資的挑戰，喜歡這個行業，喜歡賺錢，但不是全身心投入到投資中。

施洛斯回憶了他剛到華爾街工作的情形。他從跑單員做起，每天清點股票一遍。他是在1946年1月2日到格雷厄姆公司工作的。格雷厄姆公司的做法是收取50%的利潤作為費用，並承擔50%的虧損。所以30年代股市大跌時，格雷厄姆遭到重創，加上合夥人撤資，格雷厄姆就沒辦法扭轉敗局。施洛斯為格雷厄姆工作了9年半。

施洛斯說公務員保險的股票其實在當年是不能買的，因為那是違反監管規定的。監管規定，投資公司購買保險公司的份額不能超過10%。但是格雷厄姆不知道這個規定。格雷厄姆買完後，證監會的人告訴他已經違反規定了，讓他賣出。但是賣出股票的人卻不願意重新買回。於是證監會調查了利潤分成，要求公司不讓公司從中獲利。就這樣，公司股東得到了公務員保險的股票，成了百萬富翁，致使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最終無法從這筆最出色的投資中獲利。公務員保險另外25%的股份在其創始人利奧·古德溫手里，古德溫去世後，他的兒子繼承了股票。他的兒子為了做生意，將股票拿去抵押。1976年，公務員保險股票(即GEICO)暴跌，他無法還債，銀行賣出股票，他自殺了。在股票暴跌時，大部分股份都被巴菲特收入囊中。這就是GEICO的一段歷史。有人成了百萬富翁，有人兩手空空，有人傾家蕩產。

當GEICO大跌時，多德對施洛斯說，我在講課時總是告誡學生，判斷何時賣出時，不要受稅收因素的影響，我自己卻沒有做到。多德曾經持有12.5萬股，上漲時因為不想交稅，不願意賣出。施洛斯在格雷厄姆公司工作時，曾經把所有的積蓄3000美元，買了格雷厄姆-紐曼的股票。公司被迫將GEICO股票分發給股東時，施洛斯也得到一份。但是他的兒子出生時，因為支付費用，就把股票賣了。“雖然說我沒有留住格雷厄姆-紐曼分的股票，但得到兩個子女，我覺得很值。”施洛斯回憶他在1951年認識巴菲特的往事。他們是在一個股東會上認識的，中午一起用餐，就一見如故了。他們都非常關註格雷厄姆-紐曼的持股情況。格雷厄姆-紐曼的股票原先每股在130-140美元，後來公司進行了10合1合股，股價是每股1000美元。當格雷厄姆賣出GEICO時，巴菲特正在買入。巴菲特說，我們中一定有個人是錯的。當然，錯的是格雷厄姆-紐曼，因為合夥人以股票出資，他們要變現。

施洛斯那時關註的股票有一只是盧肯斯鋼鐵。其股價是19美元左右，每股盈利6美元。於是公司開始買入。後來格雷厄姆對別人說買了一點盧肯斯。這個人回去後大量買入，就把股價擡高了。格雷厄姆看好什麽股票，不怎麽保留。這種事情在《聰明的投資者》也有敘述到。其中講到格雷厄姆曾經買進北太平洋股票，他在書里說，這只股票每股16美元很便宜。有人聽到這個消息，大量買進，結果股價漲到28、29美元，格雷厄姆不願跟進了。到《聰明的投資者》出第二版時，這只股票已經跌到11.5美元。格雷厄姆說，不能因為暫時跌到11.5美元，就說16美元不值得投資。這一點非常重要，也經常被忽略。

格雷厄姆在《證券分析》中舉例，說有兩家公司，一是冷門股，一是熱門股。熱門股每股凈資產10美元，股價45美元。冷門股每股凈資產40美元，股價25美元。其實，這是同一家公司——波音。因為在兩個不同的時間段，其表現大相徑庭。1939年，波音股價45美元，每股凈資產10美元，盈利微薄但前景看好。二戰後，許多人認為飛機太多賣不出，不看好其前景。於是以45美元買入波音的人損失慘重，但如果在1945年，前景不被看好時買入則會獲利豐厚。格雷厄姆-紐曼曾經買進布魯斯特航空工業股票，其清算價值是5.75美元，他們在5美元或5.25美元買入，長期利潤大概是50美分，兩年左右才賺了10%。不過，他們追求的就是這種確定性的回報，因為他們不想虧錢。

只有買入以後才能全面了解一只股票。買入之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看股票，不會太上心。買入之後就不一樣了。原來沒發現的缺點看得更清楚了。當然，持有一段時間後，也會發現開始沒有發現看出來的機會。格雷厄姆-紐曼曾經買入西太平洋股票，股價在6美元至6.2美元，從23美元一路跌下來。其老總收購了一家生產油泵計數器的公司，西太平洋一下子火了。回過頭來看，買少了，沒想到這只股票有那麽多好事。

格雷厄姆很善良，喜歡思考。如果他對什麽感興趣，想出一種創新的做法，他就一門心思地投入進去。無論是消遣、講課，還是寫作，他都是個全才。他會寫劇本，還會把拉丁文翻譯成希臘文。他發現買入股價不到營運資金2/3的股票就能賺大錢。但是他發現這樣可以賺錢後，就沒興趣了，因為這對於他來說就像一個遊戲。要是今天他還活著，找不到低於營運資金的股票，他很可能會找別的方法。不過，他總是喜歡預測道瓊斯指數的點位，其實這是“徒勞”的。

格雷厄姆也許好過頭了。他曾經以123美元買進聯合電話電報股票，有6、7美元利息。其優先股拖欠了每股80美元左右。格雷厄姆致電公司，詢問他們是否回購股票，他們說沒這個打算。於是他就在154美元左右把股票賣給他們。其實並沒有賣出的理由，但是格雷厄姆想快點落袋為安。兩個月後，這個公司把股票買回去了。律師告訴他，若打官司，他會勝訴。但是格雷厄姆就是不想惹官司。還有一次，施洛斯推薦了哈羅伊德公司，它掌握了一種被稱為“靜電複印術”的專利權，在30年代一直分紅。但是格雷厄姆認為其21美元的價格不便宜。這只股票就是後來的施樂。與此相同的例子還有美國研發的股票，從事數字設備的業務。

格雷厄姆是有原則的，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麽。他有自己的公式，這個公式行之有效，根本不可能虧錢。巴菲特早先也是運用這種方法的，後來這種機會找不到了。巴菲特喜歡買好生意，他的方法是通過經驗總結出來的。他知道那種方法是怎麽回事，發現用自己的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就像他自己說的，他不喜歡逆水行舟。但是，施洛斯卻善於逆水行舟。

施洛斯非常感謝格雷厄姆，他在格雷厄姆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施洛斯追憶格雷厄姆，說他是個非常好的人。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以第一名的身份畢業，本想研究哲學，而研究哲學賺不了錢。他的合夥人傑瑞·紐曼的兄弟道格拉斯與格雷厄姆是校友。道格拉斯非常欣賞格雷厄姆，就把格雷厄姆介紹給他的哥哥認識。

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格雷厄姆的投資原則非常刻板。那時，他會買入相關的品種進行對沖。他買進坩堝鋼鐵股息為5%的可轉換優先股，同時做空相應的普通股。若股價上升，可以實現長期收益和短期虧損。若股價下跌，5%的優先股跌得較少，可能從100美元跌到80美元，而普通股可能從20美元跌到6美元，他會買回普通股並賣出優先股。這種投資方法的風險超低，不可能虧錢，但是占用的資金可能太多了。
格雷厄姆也做公司清算，這種投資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獲利。在30年代，這種投資是很賺錢的，現在很少有公司清算了。一般而言，公司出售資產比清算資產獲利更多。格雷厄姆還試過不相關對沖，結果不是很理想。比如，他認為伊利諾伊中央的價格比密蘇里-堪薩斯-德克薩斯便宜，他就買入伊利諾伊中央並賣出密蘇里-堪薩斯-德克薩斯。從統計上看有道理，但現實的結果很糟糕。短期內，做空一個鐵路公司，買入另一個鐵路公司，想這樣賺錢很難。要是把時間拉長一些可能行得通。總之，賺不了什麽錢。後來就不這麽幹了。

若是買入普通股，買入價格不高於營運資金2/3的股票。如果一只股票的營運資金為每股100美元，那麽格雷厄姆就會以不高於67美元的價格買入。這種方法很高明。按照這種原則買入股票，一般都不會有太多的負債，不過它們大多是三線或二線公司。比如，吉爾克里斯特股票很便宜，是馬薩諸塞州的一個二線百貨公司。這家公司要支付租金，這是一大筆費用。那時人們把巨大的營業面積視為沈重的負擔。但是二十年前這些公司沒有巨額負債，現在這些公司的資產對應著沈重的負債，變得非常脆弱。

當年許多鐵路破產了，格雷厄姆就買它們的債券，一般是破產公司的第一抵押債券。現在有很多大規模的基金買入破產公司，然後通過重組獲利，這在30、40年代比較少見。就破產債券而言，公司會制定重組計劃，但重組計劃還沒實施，就開始交易“發行前”證券。格雷厄姆會買入第一抵押債券並賣出“發行前”證券。他會把所有的都賣出，500美元的第一抵押債券、300美元的第二抵押債券、100美元的優先股和100美元的普通股，最後得到15%的利潤。不過施洛斯覺得格雷厄姆沒細想，普通股擁有大量杠桿優勢，格雷厄姆錯過了機會。

馬克斯·海涅在他的整個投資生涯中，表現最好的是破產債券。格雷厄姆最成功的投資是在賓州中央破產上取得的。唯一的錯誤是買了第一抵押債券。收益雖然不錯，但次級債券的收益更高。紐約中央債券的價格是50美元，面值是1000美元，後來是以面值贖回的。其高級債券是150美元，後來也是以面值贖回的。想想這筆投資為何那麽成功，主要是因為70年代人們非常恐慌。投資有時間長短的問題。我們可能是對的，但在長遠的未來，大家都死了。就算我們是對的，若要等20年，不就是徹底失敗了嗎？有些投資帶來收益的時間比預期長，但收益也比預期高。同時經濟周期也會起變化。因此施洛斯不是很願意做那種重組的投資。70年代末期，一家公司宣布進入破產法第11章破產程序後，若投資者感興趣，一般會有三個月的時間來建倉。而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一天，甚至更短。有時股票大幅下跌，當天就漲回來了。這是因為“狼多肉少”的緣故。玩這些東西必須要懂行，必須熟悉法律、哪些資產值錢等等。施洛斯認為自己沒有這樣的本事。

施洛斯只買便宜的股票。格雷厄姆買入低於營運資金股票的方法在60年代行不通。但在1973-1974年又行得通了。人們認為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是價值投資者，但他們的投資方法有很大的差別。巴菲特喜歡有經濟特許權的企業，喜歡好生意。施洛斯也喜歡，但卻不願意花那麽多錢買。他買的是難做的生意。巴菲特喜歡搭順風車，而施洛斯願意逆水行舟。

以鐵姆肯公司為例。其所在的行業是競爭非常激烈的重工業，不過施洛斯認為它是爛行業里的好公司。施洛斯的持股成本較低。80年代鐵姆肯曾經投資4.5億美元新建一個鋼鐵廠，後來又宣布要投入10億美元進行現代化改造和新技術研發。完全稀釋後大約有3000萬股。鐵姆肯股票大約有20%歸家族所有，股價大約是35美元，凈資產也是這麽多，擁有大量的庫存，而且是行業中的低成本生產商。鐵姆肯沒有什麽經濟特許權但生產的產品非常好。按賬面顯示的價值，根本不可能複制它現有的工廠。施洛斯買的就是它的資產。

資產沒有盈利波動得那麽厲害。資產並不總是值賬上那麽多。但是有一次格雷厄姆說存貨是好事，不是壞事。在通脹時，擁有大量存貨可能有很大的好處，在通縮時，存貨太多不一定是好事。不過，只要存貨質量沒問題，業務也正常，有存貨是好事。存貨不如現金或應收賬款，但可能也沒有一些人想得那麽壞。假設有兩家公司，一家是40年之前建的，一家是新建的。新建的盈利能力可能要比舊的高得多。可是舊的不用折舊，低折舊可能有些誇大了它的盈利能力。格雷厄姆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國鋼鐵把它的工廠減值為1美元，它會報告巨額盈利，因為不必再對工廠減值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的是，一家公司完全可以虛增報表中的盈利。

因此施洛斯對盈利不太感興趣。盈利可以被操縱，合理合法地操縱。如果只看盈利，人們的認識可能會被扭曲。只看市盈率就買入而遭到虧損的人不在少數。施洛斯買進的股票可能是市盈率低的，也可能是市盈率高的。如果人們預測盈利是2.25美元，結果是2.50美元，這不應該對股票的價值造成太大的影響，但實際上出現這種情況時，股價往往會大幅上漲。而如果每股凈資產是25美元，第二年則幾乎不可能跌到15美元，所以盈利比凈資產的波動幅度更大。

施洛斯也喜歡買入的股票有盈利能力。有些成長股，每股盈利有50美分就不錯了。但是這樣的成長股，要是成長停滯，投資者就套住了。僅僅因為盈利大幅下降，投資者就可能虧損過半。如果買入一只沒有負債的股票，每股凈資產是15元，股價10美元，它可能會下跌到8美元。跌了固然不好，但也不會暴跌。如果情況好轉，盈利改善，它就可能漲到25美元。這就是下跌保護。這樣的股票很安全。以凈資產作為衡量標準，可以回避下跌風險，不至於遭受太大的損失。而以盈利為標準的人要時時刻刻關註盈利情況，總是被盈利牽著鼻子走，被擇時左右。有些股票一個月的換手率是20%，施洛斯對這樣的交易量大、波動性強的股票敬而遠之。

最愚蠢的錯誤是把股價和整個公司的市值等同起來。他們想不到若一家公司有一億流通股，估計10美分，其市值就是1000萬美元，不要看它才10美分。另一家公司只有10萬流通股。股價10美元，其市值只有200萬美元。但是許多人會覺得第一家公司要比第二家公司便宜。30年代的時候，有很多這樣的公司，他們的流通股很少，股價20美元左右，但人們覺得太貴了。就像伯克希爾哈薩維，每股150美元，人們只看股價，沒看整個公司的相應價格是多少，當時是1.5億美元。人們買入股票不看公司的市值，只看股價，不管公司的價值。

巴菲特非常善於給公司估值，但是施洛斯說在給公司估值方面不如巴菲特，只是覺得比買入價格更值錢就買了。巴菲特持有的公司一般都比施洛斯規模大。不過施洛斯也沒有買入大量小市值的股票。從他的經驗來看，最好不要買太多有價無市的股票，因為可能套在里面，行情不好的時候根本賣不出去。要是買了一只不活躍的股票，並且肯定是低估的，就算沒耐心，也要堅持住。一旦賣了，可能就買不回來了。要是投入資金1%或2%買入不活躍的股票，這沒問題。若投入20%或25%的資金，感到緊張想要賣出就會被困住，然後只能賣給那樣專門鉆這個空子的人。

1962年，巴菲特找到施洛斯，要把小股票賣給他，因為施洛斯的規模小。這些股票大約值6.5萬美元，最後按當時的市場價成交。後來施洛斯還買了傑納西和懷俄明鐵路、佛蒙特大理石等股票。這些股票最後都表現不錯，有一只施洛斯一直拿著，漲了十倍。它們的規模都很小，根本賣不出去，非常不活躍，而且非常值，現在買不到這樣的股票了。“我們就是買便宜的股票，沒別的。我們買的是不被看好的，別人不要的股票。”

施洛斯曾經買進克利夫蘭·克利夫斯股票，它的業務是向鋼鐵廠銷售鐵礦石，低成本生產商，美國的50%鐵礦歸其所有。克利夫蘭·克利夫斯是那個行業里最好的公司。施洛斯買入是因為他覺得它物有所值。巴菲特曾經在18美元左右大量買入，後來在成本價賣出。隨著鋼鐵行業陷入衰落，股價跌到6美元，施洛斯大量買入，不理會破產傳言。施洛斯買入後，公司就有了起色，它賣出一些資產並回購了一些股票。“有時候人們對一個行業感到太恐懼，不敢買便宜的股票。”施洛斯總結道。

與克利夫蘭·克利夫斯相對的米薩比礦公司，其成本很高。米薩比從開采的鐵礦石中獲得了開采使用權，可是鐵礦石的價格跌到不足以支付開采成本時，使用費一分都沒有。其股價從10美元跌到不足2美元。施洛斯認為，米薩比以後可能會好起來，但他還是願意選擇低成本生產商。高成本生產商漲得可能更多。若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米薩比可能重回10美元。但是，“我們沒有那麽聰明，不知道哪些行業將來會表現好。長期而言這對我們是好事，我們只關註公司，而不是行業。”

施洛斯總是滿倉投資，因為他必須投資。他不想改變他的原則去買盈利，而不是資產。也不是不喜歡好公司，而是不願意花那麽多錢。很多時候，“我們還不會立即知道自己的錯誤。”要知道什麽東西便宜比較簡單，要知道什麽東西太貴就難了。有一個客戶對施洛斯說，你擅長挑選低估的公司，也一定能看出高估的股票，我就做空高估的。施洛斯說，這是兩種玩法，不能相提並論。一只高估的股票，可能越來越貴，它的股價可能翻倍。買低估的股票和高估的股票的投資者是兩路人。實際上，購買高估的股票的人都算不上投資者。專心做自己熟悉的事，別管其他的。

過去30年，施洛斯的業績是標普500的2.2倍。1987年是標普500的3倍。施洛斯解釋說，1987年的前九個月，他的業績很好，上漲了53%。市場前九個月上漲了41.5%，但是又跌回去，到年底只上漲了9%。施洛斯從上漲53%回落到上漲26%，所以損失了一半利潤。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市場連續上漲兩年後，第三年的行情總是不太好，至少1974年之前是這樣的。從1974年開始，華爾街經歷了絕妙的14年，沒有一年是下跌的。這種情況是空前絕後的。那段時間里道瓊斯指數連漲了6年。除了20年代，再找不出市場連續6年上漲的時期了。
而施洛斯的倉位還是不少於90%。施洛斯願意買壞生意，而且那時還找到一些。施洛斯繼續回憶，有個客戶問施洛斯買什麽股票，施洛斯告訴他買了破產鐵路公司的債券。這個人說，你怎麽買這些股票？不行，我要撤資。這就是施洛斯不願意告訴別人具體的持股情況的原因。但是在年底時，他會列出盈利最多的幾個股票，而此時一般都賣出去了。“不報告是一個巨大的優勢。”反如果是投資公司，則必須披露持股情況，客戶可能會被嚇倒。

不管風險大小，預期回報越高，人的行為越不理智。施洛斯講了一個故事，有人在高爾夫球場上跟巴菲特賭，在18洞球場里，要是巴菲特能打出一個一杠進洞，就給巴菲特1萬美元，要是打不出，就給他10美元。巴菲特說，我不給你賭。有人很疑惑，巴菲特回答，小事不遵守紀律，大事也不會守紀律。當施洛斯離開格雷厄姆-紐曼公司一年後，公司就關閉了。本來格雷厄姆要讓亞布拉罕公司收購，但亞布拉罕不願意。因為亞布拉罕若收購格雷厄姆-紐曼，就必須披露持股情況。格雷厄姆和紐曼又不願意把公司賣給別人。那時，他們都很有錢了。亞布拉罕公司又說，只要這兩人能留下來當顧問，他們願意經營格雷厄姆-紐曼，但格雷厄姆和紐曼想退休。他們又不願意讓別人打著他們的旗號經營格雷厄姆-紐曼，於是就關閉了公司。

1973年，施洛斯的兒子埃德溫開始和施洛斯一起工作。施洛斯說，有了埃德溫，這個合夥人才能繼續下去。埃德溫在挑選股票方面做了很大貢獻。一個人經營公司，沒人說話，非常難。很多時候想到了一些好主意，但確實需要和別人交流。如果和施洛斯工作的是外人，他總擔心若他過世後天知道會怎樣。但現在就算他不在了，也沒有什麽可擔心的。

格雷厄姆不願意和管理層交流，覺得管理層說的話會影響他。施洛斯對此表示贊同。巴菲特去參加股東大會就沒問題，因為他的分析能力很強，也不受情緒左右。就算對方說得再好聽、戲演得再好，他也能不為所動地分析情況。不過施洛斯覺得他不行。參加股東大會是好事，但太浪費時間了。施洛斯還是同意這句話，“只有買入以後，才能全面了解一只股票。”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說有個人，經紀人總是推薦他買一只10美元的股票。經紀人一直和他說，股票跌到了8美元。經紀人還是一直說，股票繼續跌到了6美元。最後這個人說，行了，你給我買1000股吧，到了我的成本價再給我賣出去。

巴菲特總是很幽默。他在寫給股東的信里講到複利。他說印第安人把曼哈頓賣給彼得·米努伊特，得到了價值24美元的飾品。在這筆交易里，占便宜的是印第安人，只是他們沒把這筆錢投資好。在另一封信里，他說，同樣地，出錢請雷昂納多·達芬奇畫蒙娜麗莎的人做了一筆賠本買賣，要是他把這筆錢穩健地投資，就能獲得巨額財富。這說明複利真是很神奇。

1987年的崩盤更像1962年，而不是1929年，市場由於嚴重高估進行了調整，調整幾乎一天之內就完成了。施洛斯說他從來不知道市場將會怎樣。但是在1987年10月崩盤之前，他和埃德溫都覺得估值太高了。長時間看，股票的表現一般都優於債券。在證券市場真正取得成功的大部分都認為，他們沒能力知道何時進入和離開市場，所以他們幾乎都留在市場里。施洛斯沒聽說誰是因為買高等級債券發家的。

施洛斯的平均倉位非常接近100%，最多保留10%空倉，還是在發生崩盤之前。他只關註買入超值的股票，不太在意市場怎麽走。之所以他還用90%的倉位進行投資，是因為他持有的股票估值不是太高。但是市場下跌時，其股票也跟著跌。要是他清倉了，可能會錯過當年上漲60%的機會。他覺得留在市場里，但不預測市場會怎樣，這樣會做得更好。持有股票比持有現金睡得安穩。不過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人都要選擇自己放心的東西持有。

過去格雷厄姆購買低於營運資金的股票，這個方法好極了。到了1960年，這樣的股票找不到了。除了1974年的市場最底部，根本找不到低於營運資金的股票。於是施洛斯就開始關註凈資產。他尋找股價為凈資產一半的公司。要是沒有，就找股價為凈資產2/3的。現在找到的是股價等於凈資產的。不過除非是特殊情況或者有經濟特權，他幾乎不會以高於資產價值的價格買股票。許多所謂分析基本面的人甚至連凈資產都不看了，他們虧掉一半錢以後就知道了。

施洛斯說他最常犯的錯誤是，開始的時候太激進，一開始買得太多，股價跌到更低時，要投入大量資金才能把成本攤下來。有時候，開始買的實在多，股價跌到更低，這時再加倉就會導致過於集中。施洛斯最少可以持有2000股5美元的股票，但要是他真看好，會投入投資組合高達10%-15%的倉位。在80年代末期，施洛斯的選股是把許多落後股篩了一遍又一遍，剩下的那些低於凈資產的股票，質地比過去的差遠了。後來，他就對投資組合進行升級，持有的很多股票更想是先鋒基金的持股，而不是格雷厄姆-紐曼的風格。暫時從“垃圾堆里”鉆出來。巴里·澤斯金告訴施洛斯，今年來基於資產的投資比基於盈利的投資更成功，這就是為什麽現在基於盈利的股票更有價值。所以施洛斯也轉向質地更好的公司，只要價格合適。

許多成長股投資者的問題在於，他們太關註季度數據的變化。他們要依賴盈利來支撐股票的市盈率。另外，他們的標準也太教條了。有人要找8倍市盈率，每年增長25%的完美公司。現在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公司。按這樣的標準，他們可能犯嚴重的錯誤，不是買得太貴，就是只站在場外旁觀。反過來，以凈資產買入也不一定便宜，這些公司很多是被挑了多少遍剩下了的。施洛斯認為，今天市場的機會在於中間地帶。這些公司沒法和巴菲特買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股票比，但是也不差。實際上，中等規模的成長股被忽略了，被漏掉了。對於看重資產的投資者來說，它們的質地太好。對於看重成長的投資者來說，它們的成長速度又不夠快。

施洛斯是經歷過大蕭條的人，因此他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凈資產。在之前的10年前，他根本不會考慮以凈資產價值或略低於凈資產價值的價格買入公司。但是他很靈活，願意以高一些的價格買入了。埃德溫總是對改變標準有些不安，多年來他們遵循這個標準，做得這麽好，擔心會毀於一旦。巴菲特說施洛斯的風格像諾亞方舟，每個動物都留兩個，包括狗在內，兼收並蓄，喜歡投資有大量資產的股票。他不會以兩倍市凈率買入，這是他的原則，絕對不會違反。非常重要的是，把註意力放到市場中被別人冷落的地方。

施洛斯抨擊一些券商，給他推銷股票時，竟然對自己推銷的東西一無所知。他們最願意說的一句話是“漲了！漲了！”打電話說：“現在是21美元。”兩小時後又打電話說：“現在是24美元。”然後會接著說“你錯過了三個點，現在還來得及，快、快、快！”這樣的股票一般一兩周內就會大漲。如果沒有大跌，他們就會在上漲50%後打電話說：“錯過了吧！”那麽下次他們再推薦什麽熱門股，你就會買。非常狡猾。這樣的故事一個比一個荒唐。

施洛斯關註的是受冷落的行業。他以前可以以高於凈資產的10%的價格買入金寶湯和卡夫，但後來的價格漲到了6倍凈資產。施洛斯知道什麽價格差不多合理。他的投資偏重於資本貨物行業。因此曾經非常看好鐵銹地帶的股票，雖然沒過去便宜，但它們的衰退期已經過了。重工業的許多公司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施洛斯不看好銀行或儲貸行業。有些儲貸公司從數字上看很便宜。但他還是實打實地對制造產品的公司更放心。施洛斯也看好一些電子方面的軍工股，比如美國功放電路公司和懷特霍爾公司。

施洛斯稱，如果不了解當下發生的事情，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麽，會錯過大量投資機會。所以他有意識地了解周圍發生的一切。施洛斯的平均換手率大概每年25%。當然具體要看市場的情況。若行情好，他會在股票上漲後賣出，周轉率就比較高。反之，行情不好時，周轉率就第得多。他對小公司、中型公司和大公司沒有什麽偏好，只要價格便宜就買入。但那時施洛斯會看好中型公司。他不買煙草公司的股票，這是因為道德方面的原因。也不買外國公司，因為標準不一樣，問題也不一樣。他只喜歡便宜的股票，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一般會持有100個公司。不願意玩收購的遊戲，所以一般不買大公司，進行收購的一般都是大公司。

市場比以前難做，是因為市場更有效。1987年的市場幾乎沒什麽可買的。每次行情的發展都不一樣。1972和1973年的市場有所謂的漂亮五十，它們都漲瘋了。但那時許多股票幾乎沒怎麽動。有些二線股賠得落花流水，摩斯鞋業從40美元跌到2美元。所以施洛斯那段時間做得不太好，因為他沒有漂亮五十。可是當市場崩盤時，他幾乎沒有傷著。要是市場向瘋了，你還想留在市場里，要麽降低標準，要麽買入不會參與到瘋狂中的股票，因為它們不是當前市場熱捧的。在這種情況下，你可能會錯過行情，因為你沒追漲，買的不是大家追捧的熱門股。當市場下跌時，你買的股票可能也不會跌太多。這就是施洛斯在1973和1974年的經歷。

當施洛斯找不到符合他的正常標準的便宜貨時，他會降低標準適應實際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相對價值。就算他覺得一只股票是低估的，也不一定對，他說他的判斷可能出錯。要是股票一點折也不打，而且沒有更便宜的，他就不買。他也不換股。從理論上說，這麽做是最聰明的，發現有更便宜的股票時，賣出A買入B。從邏輯上講，要是有更便宜的股票，應該換股。要判斷不同行業的公司的相對價值非常難，很難得出一個具體的數字來。另外，他買的很多股票都要幾年時間才能達到預期，不是一買就漲。一只股票一步步漸入佳境，你也慢慢熟悉這只股票。要是因為相對價值換股，在新買入的股票上再熬三年，這些東西都有個生命周期。所以，他不願意用A換B。施洛斯也總是賣得太早。一般而言，當一家公司的盈利好轉時，它的價值隨之上升。若他相信在30美元買入，相信值50美元，它到了50美元，又可能相信它值60美元。他很難適應這種新情況，所以傾向於賣得太早。必須對一家公司有個大概的感覺，它的歷史、背景、股東、過去的行為、生意、分紅、未來的盈利狀態等。他也不做風險套利，不做空，因為感覺很不好，雖然賺錢了，但是不愉快。

施洛斯認為他犯的錯可以歸結為幾個方面。一個錯誤是別人說要做什麽什麽，他就信以為真。套利者的策略是在宣布收購前根本不會買要被收購的股票。他記得有一只股票，他在上面虧了不少。有消息說芝加哥西北將要收購芝加哥密爾沃基，其收購價比市場價要高得多，於是他就買了。後來股市跌了，這筆交易吹了。另一個錯誤是買入管理層名聲不好但股價很低的股票，這種錯誤他犯得不多。名聲不好的管理層只顧自己，不管股東。所以要遠離管理層名聲不好的公司。當然，再小心都可能犯錯。我們要和誠實的人站在一起。誠實的管理層不一定是聰明的，他們可能很蠢。但是在名聲不好的聰明人和一個蠢人之間選，他會選誠實的蠢人。當然，就算這樣也可能受損失。有時施洛斯也會稍微有些“貪婪”，會買入杠桿太高的公司。當杠桿對你不利時，是非常危險的。他盡量避免這種情況。格雷厄姆幾乎不碰高杠桿的公司。他買的都是負債很少的公司。這樣的公司很便宜，但不是很好的公司。因為沒有債務，它們不會有太多的麻煩。很多公司都有債務，一部分的原因是不想被收購。在買入這樣的公司後，經營情況可能惡化，公司的債務可能進一步增加。鋼鐵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糟糕的行業走下坡路時，巨額負債可能導致破產。在經濟衰退時，杠桿可能把公司毀掉。要是杠桿很小，公司更容易活下來。施洛斯只投資一個破產公司，就是賓州中央。這筆投資很成功。要充分了解這種投資，必須投入太多太多的時間。

施洛斯也不研究公司的生意好不好，因為他覺得自己不懂得生意。巴菲特就懂生意，他了解保險生意，還了解銀行和出版公司，但是施洛斯稱他不懂。他認為他的這種風格，不必對生意很精通。若他今後10年持有同樣的5家公司，因為相信它們是好生意，只能幹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太沒意思了。那樣投資可能會賺很多錢，但無論做什麽都要有些樂趣。一定要喜歡自己做的事。他喜歡有一點競爭。買股票實際上是和市場競爭，而且這樣他不閑著，有事可做。喜歡有些樂趣。他做投資得到的另一份滿足感在於，他的合夥人都不怎麽有錢，他可以幫他們賺一點錢。若他買入5只股票，幾乎不給合夥人分紅，理論上說，他們可以交易份額，但大部分人不會這麽做，他們希望得到收益。福特基金會虧損了本金1/3，因為他們買了幾乎不分紅的成長股。他們打算通過估值上漲獲得利潤，但是事與願違。施洛斯買了許多股票，買入的依據不是成長性，而是低估。他在股票好轉時賣出，然後再買別的，這樣可以實現一些收益，而且可以給他施加一些壓力，去尋找可買的股票。每個人的投資方法必須是適合自己的。“我們喜歡買股票，非常刺激。”

安邦海外“買買買” 吳小暉談三大原則

近年來，中國企業“一擲千金”、“全球掃樓”的形象逐步強化，而中國安邦保險集團(Anbang Insurance)則是在外媒中曝光率最高的。2014年，安邦因斥資19.5億美元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而讓西方瞠目。不過，安邦出手從不盲目。今年以來，其“海淘”的步子也邁得愈發謹慎，這背後是對海外投資戰略的通盤考量。

9月以來，安邦董事長吳小暉在美國、加拿大等地頻頻亮相。9月20日，李克強總理出席由紐約經濟俱樂部舉辦的晚宴，這場晚宴設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吳小暉作為企業代表參加了此次晚宴;9月23日，吳小暉出席中加經貿論壇，闡述國際投資戰略。

“在歐洲的荷蘭，安邦用1歐元買下了近5000億元人民幣總資產的保險企業百年老店VIVAT，當年扭虧盈利8億元人民幣，今年上半年盈利43億元人民幣;在亞洲的韓國，安邦收購的東洋人壽保險公司短時間內利潤和業務增長一倍。”吳小暉表示，安邦“買買買”基於三個原則：重視選擇成本、選擇效益;綜合成本、綜合效益;財務成本、財務效益。

(由第一財經整理)

“海淘”堅守三大原則

無可否認，安邦聲名大振源自其最近兩年異常彪悍的收購案。

在海外，安邦先後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比利時Fidea保險公司及勞埃德銀行、韓國東洋人壽、荷蘭VIVAT保險公司、美國信保人壽，成功將金融版圖及業務擴展至亞洲、美洲、歐洲等地。其中，光是拿下華爾道夫，這個以招待各國元首而在全球具有特殊地位的酒店和紐約核心地標，就一次出手近120億元人民幣。

在國內，安邦不斷掀起攻城掠地的高潮，金地集團、民生銀行、萬科A等10多家上市公司都有安邦的投資身影。

不過，比起買了多少貨，吳小暉總是更樂於談“買買買”背後的邏輯。他強調，安邦在進行國際投資時會從三個角度來考慮。

“首先，我們考慮選擇成本、選擇效益和投資總額，也考慮投資的地點和具體的項目。我們會對項目進行嚴格的比較篩選，對投資在不同國家、不同行業進行討論再選擇，這是我們決策的第一關。”

他表示，確定項目所在的地區、行業以及投資金額後，還會看它能否帶來穩定的收益，是否有長期穩定的現金流和較好的安全性。“我們投資的項目都要符合這三項要求。這是我們投資的前提。”

第二，安邦考慮的是綜合效益。具體而言，大型企業一般會考慮社會價值。“比如說安邦，我們圍繞著人的行業投資，包括養老、醫療、地產。我們重視投資項目的社會綜合效益，有些項目即便盈利前景很好我們也絕不會投。我們也很重視在環保、綠色能源等領域的投資，投資了中國最大的風力發電機制造商。”

之所以安邦重視投資的綜合效益，是因為“最終社會要評價我們是不是一個‘企業公民’，有沒有盡到地球公民、社區公民的責任。”吳小暉稱。

值得一提的是，安邦國際化的過程中，有競爭力的產品，以及市場上完善的法律環境不可或缺。近年來，安邦也在國際化發展方面經積累了一定經驗，並在收購幾大標的後，幫助其實現了更好的盈利。

“比如在歐洲去年以象征性的1歐元收購了荷蘭VIVAT保險。在安邦的幫助下，VIVAT半年就扭虧為盈，今年上半年盈利43億人民幣。這表明中國企業今天不但有資本輸出的能力，也有輸出管理、技術的能力。”吳小暉介紹稱，VIVAT此前理賠要一個月，而在中國安邦的客戶通過手機APP理賠最短只需要16分22秒。VIVAT通過引入安邦設計的APP，讓理賠時間大大縮短。這個新技術的運用提升了用戶體驗，也增加了企業的綜合效益。

第三大原則便是盈利。對私營企業來講，沒有盈利將無法生存。“所以，我們的投資必須考慮成本和回報。我們內部有一個嚴格的投資原則，回報不能低於10%。我們會選擇長期的資產配置，比如VIVAT投資的德國國債帶來了可觀效益。安邦的資產配置會根據每個市場和行業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吳小暉稱。

中企出海不盲目

其實，安邦只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縮影，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今天，走出去的步伐已經勢不可擋。對於眾多中國企業而言，關鍵在於怎麽“出”，“出”得值不值。

先以安邦為例，今年以來，其一系列動作都呼應了其“三大原則”。今年初，喜達屋收購案在安邦、萬豪不斷加價你爭我奪下備受全球關註。起初，安邦對於喜達屋似乎是誌在必得。在與萬豪的競爭中，安邦已經將報價提升到了141.5億美元。然而，今年4月1日，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稱，安邦將退出收購喜達屋;9月23日，萬豪終於完成了對喜達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國際集團的收購。

而安邦“收手”更多是出於對成本利潤的權衡。一位安邦內部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當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退出競價的原因並非是因為“監管對海外投資所謂‘不得超過15%’的比例限制”。該人士透露稱，安邦在發起收購之初，即已經做了比較周全的安排。“原因的確出現在了‘價格’上。因為在安邦提高報價後，萬豪方面傳出明確的信號是打算繼續擡價，那麽對於安邦來說，就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是不是要繼續往上擡’。如果繼續擡價，就意味著，交易價格可能要大幅偏離喜達屋的基本面。如此大的一筆投資，安邦不會沖動和冒進。”

更早前，吳小暉在某次赴美國校招演講時，也提及了安邦天價收購華爾道夫背後的“生意經”。他表示，有些人從表面上算就認為該酒店單個房間的收購均價貴了，其實做商業決策的時候最基本原則是盈利，以及其商業模型是否可持續。

“這個酒店共1400多個房間，16.3萬平方米的面積，19.5億美金的投資約合每平方米73000元人民幣，這個項目獲得的是終身產權，我們覺得有很大的盈利空間。商業決策不能從概念出發，一定要有數據做支持，我們詳細分析了紐約中城地區周邊住宅價格，即每平米售價約20萬-30萬人民幣，其中差價至少十萬多人民幣，這個項目潛在盈利性非常好。”

就中企“走出去”的整體態勢來看，去年以來，民企成為了中企海外並購活動中越來越重要的力量。2015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交易總金額408億美元中，民營企業交易金額同比增長超120%。中企考量更多的不是收購一個“牌子”，而是“專門技能”(knowhow)。

羅斯柴爾德集團(又稱“洛希爾集團”)中華區主席俞麗萍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稱，“並購行業轉換明顯，早期都是資源類的，當前已逐步轉向食品、醫療、TMT等行業。中企積極在北美、歐洲等成熟市場尋找優質並購目標，將海外的技術、品牌引入中國，同時也開始向亞洲等成長型市場轉移核心技術以及開發新型市場。”

國務院批複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原則同意

11月7日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發布國關於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的批複，原則同意《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

批複要求，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要深化對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將《規劃》確定的重大工程、重大項目、重大政策、重要改革任務與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緊密銜接起來，完善推進機制，強化政策保障，分解落實各項工作，確保《規劃》提出的目標任務如期完成。

國務院關於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的批複

國函〔2016〕177號

國家發展改革委：

你委《關於報送〈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修改稿)〉的請示》(發改振興〔2016〕2139號)收悉。現批複如下：

一、原則同意《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請認真組織實施。

二、《規劃》實施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完善體制機制，著力推進結構調整，著力鼓勵創新創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因地制宜、分類施策，揚長避短、揚長克短、揚長補短，有效提升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活力、內生動力和整體競爭力，努力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振興發展新路，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三、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要深化對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將《規劃》確定的重大工程、重大項目、重大政策、重要改革任務與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緊密銜接起來，完善推進機制，強化政策保障，分解落實各項工作，確保《規劃》提出的目標任務如期完成。

四、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各有關部門和單位要圍繞東北振興重點領域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在有關規劃編制、體制創新、項目安排等方面給予積極支持，為《規劃》順利實施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五、國家發展改革委要加強綜合協調與服務，會同有關部門對《規劃》實施進行跟蹤分析和督促檢查，註意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適時組織開展《規劃》實施中期評估，推動《規劃》各項目標任務落實。重大問題及時向國務院報告。

國務院

2016年11月1日

王衛：只要我王衛在順豐一天，就會堅持用這一原則去管理公司

投資人說 2016-11-21 09:24

本文由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大夥還記得嗎？今年4月17日，微信朋友圈被一張截圖還有這句話給刷屏了——如果我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再配做順豐總裁！這是王衛先生回應自己的員工被掌摑之後，放出來的狠話。一時間他和順豐成為了大家所關註的焦點，投投當時看完此事後，對王衛先生印象頗深，自己隨後也查閱了不少有關他的信息。但對外界而言，王衛先生低調、信仰佛教，神秘且多面，馬雲曾公開表示，自己最佩服的人就是他。

王衛先生從底層員工起家，一手建立了中國最大的快遞王國，這過程中他所積累的經驗值得很多後來者學習借鑒。今天，投投和你分享王衛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會告訴你，自己這二十多年來管理公司的心得方法。

1、態度決定一切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信仰佛教。為什麽會有這個信仰，這個信仰給我帶來了什麽，了解了這些之後，相信你對我王衛和順豐的所作所為，以及順豐未來的發展會有更好的理解。

首先我簡單地描述一下我自己的成長經歷。我22歲開始創辦順豐，25歲公司初具規模，算是賺得了第一桶金。可能有人會說王衛很難得，年輕得誌，卻沒有頭腦發熱變成「土豪」。

其實，我25歲的時候也曾經是一副標準的暴發戶做派。不過這一切都是有背景和原因的：我們全家1976年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當時面臨的境況是一窮二白，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我父母之前在內地是大學教授，但是去到香港學歷不被承認，就只能去做工人，收入微薄。所以我窮過，相當清楚貧窮和被人歧視的滋味。

後來當我25歲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後，有點目空一切的感覺，恨不得告訴全世界，我王衛再也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我也是有錢人了!

所幸，這個過程沒有持續多久，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隨著事業不斷邁上新臺階，個人的眼界和心胸不一樣了；

第二、得感謝我的太太，她在我得意忘形的時候，不斷潑我冷水，讓我保持清醒和冷靜；

第三、是找到了精神依托，信了佛教。

佛教讓人內心平靜，並且讀懂了里面的因果關系能夠讓人醍醐灌頂。人這一輩子的成就、際遇，是跟上輩子積下來的福報有關聯的，不管你權力多大、財富多少，很多東西你都掌控不了，比如說你是男是女，什麽地方出生，長相什麽樣，家庭是否富裕等等，你更加控制不了的是今天運氣好壞，明天成功與否……

人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東西你都控制不了，只有一個百分點你可以掌控，那就是做事的態度。這個態度都有兩面，究竟是采取積極的態度還是消極的態度，是接受正念還是邪念，由你自己來決定。如果你在這方面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就會把這一個點又放大成一百個點，彌補很多其他方面的不足。

為什麽要講這個呢？因為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我今天的所謂成功，其實是上輩子積下來的東西，而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的本事不本事，只是天時地利人和集合到一起的一個福報。

坦白說，我不太相信偶然，為什麽會有偶然，因為無知才會相信偶然，突然中了大獎，不知道為什麽，就會覺得是偶然，當所有的因果都集中到一起後，你再去比對，你會知道這是必然。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利用順豐這個不錯的平臺，把未來很多不確定的看似偶然的東西變成必然。

2、正知、正念、正行 

佛教中有很多「法」故事，這些故事的宗旨都是幫助世人「正知、正念、正行」。雖然都是一些形而上的道理，但是能夠給人一個正念，一個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同時還能夠通過接受者的一言一行傳播開來，比直接授人以魚、予人錢財，功德更大。而企業文化做得好，也具有這樣的功能。

現在每年公司都有很多人進進出出。為什麽有些員工滿懷憧憬地進入公司，過一段時間卻走掉了？原因很簡單，要麽是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要麽是不能滿足他的需求(包括物質的，也包括職業發展的)。

但這里面可能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多離職員工所需要的東西並非公司給不了，而是公司並不知道他想要什麽。這就很可怕。人留在公司，才可以做企業文化，才能有針對性的培養，人來了兩三個月就走了，再對一個新來的人講企業文化，如此惡性循環，是沒有用的。

這就好比我們培養自己的孩子，當他兩三歲的時候你跟他說要愛爸爸媽媽，要好學習，他才懶得理你，就知道伸手要吃的；然後他進入青春期了，就學會了反叛。我有三個孩子，現在老大十四五歲，開始「造反」，老二看見老大「造反」很痛快，自己也躍躍欲試。這很正常，我們小時候也這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有耐心，關心他、包容他，等他到了十七八歲，慢慢成熟了，就會知道家庭的溫暖，再等到他結婚有了孩子之後，就更能體會父母的偉大了。

任何人的成長都有這麽一個過程，對於企業員工也是一樣。首先你要讓他能在企業呆得下去，然後才能通過企業文化、制度、培訓、激勵等方式方法，讓他真正融入整個團隊，找到歸屬感，獲得榮譽感。

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針對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時期，也要提供不一樣的東西。打個比方，在管理上我們針對不同年齡段的人，就應該講不同的話。年輕人、90後，你跟他講太多枯燥的大道理，他根本聽不進去，有時候可能還會適得其反。

我們每個人都曾經年輕過，大家想想自己年輕時的心態——在想些什麽，想要些什麽，最反感什麽……因此我們應該學會將心比心，用年輕人熟悉的語氣、方式去和他平等的對話，不要有居高留下，不要有頤指氣使，更不要有太多命令指責。

除了不同年齡段，不同級別的人需要的東西也不一樣——有一定物質基礎的人和完全要解決生存的人，追求不一樣，日常的需求和著眼點也不一樣。

對待公司高層要以什麽樣的方式，對待剛進公司一年的同事要采取什麽樣的方式，對待服務公司超過十年的老員工要以什麽樣的方式……不同級別、不同年齡、不同工齡，甚至不同性別都要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在這里千萬不要采取所謂的以不變應萬變，眉毛胡子一把抓，工作必須做細，方式方法必須系統科學。

未來市場、政策、經濟環境會有什麽變化，沒有人知道，順豐在面對這些變化時會積極去嘗試很多新的模式，同時內部也會不斷進行調整。不過不管怎麽變，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那就是公司對待所有員工的心，依然很正、很真、很純。

我們做任何事情，包括內部改組，都會優先考慮到我們的員工。當然，這個「員工」是有條件的，前提就是你也是真心為公司付出，同時能順應公司發展積極去迎接變化。這樣的員工不用擔心自己在公司的變革調整中會被邊緣化，相反會獲得更多機會。至於那些心術不正、不願意付出、慣於渾水摸魚的人，我們是堅決打擊的。

在變化過程中，我們設計任何東西都是雙向考慮的，既要照顧到員工的利益又要考慮到公司的發展，絕不會只顧公司不管員工。只要我王衛在順豐一天，都是會持這種原則去推動公司未來的戰略規劃以及日常管理。

3、有德才有威

再來講講個人修養，也即是「德」的問題。

今天這個社會，經濟大發展了，但人心卻更浮躁了，很多人有意無意地都在追求「威」(廣東話「威水」的簡稱，意指炫耀，傲慢)。但是在什麽基礎上才可以去威，威的基礎是什麽，很多人都沒有搞清楚。

有人覺得有錢有權就威，我認為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威不是建立在金錢或權力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一個人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並且收獲的都是尊敬且樂於親近(而不是羨慕嫉妒恨)的眼神，這才叫威。

在這里我想告訴你，要正確理解威的內涵，關於社會上對它的「迷信」一定要徹底打破。很多人喜歡在窮人面前炫富，在平民老百姓面前炫耀權力，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很幼稚的表現，他們錯誤理解了財富和權力的涵義。

這幾年報章媒體都在討論，說我們的國人出國被外界歧視，是因為現在中國人有錢了，他們妒忌，心理不平衡。對此我想說的是，這方面的原因不能說沒有，但更多的恐怕還是看不慣我們種種愚昧以及缺乏教養或素質的行為。一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和他的品格、素養不成正比的話，是一件相當可悲的事。

我們走出去後，要想別人尊重我們，首先我們自己必須有道德有修養，並且學會尊重別人。怎樣才算尊重別人呢？首先你要尊重人家的環境，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其次你要尊重人家的生活習慣，公共場所不大聲喧嘩，乘車購物時自覺排隊；最後要尊重人家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制度法規你得了解，避免在日常行為中構成挑釁或冒犯。

關於尊重我還有一個自己的衡量標準，那就是要讓為你提供服務的人也因為服務你而感到開心。去飯店吃飯，上至經理下至服務員，我都會主動跟他們打招呼，服務過我的服務員，也都很享受服務我用餐的工作過程，因為我會很禮貌很平和地去跟他交流，我要讓這個服務員因為服務我而感到很開心，這叫尊重。

相反，有些人一進到飯店就是一副不可一世的做派，對服務員呼呼喝喝，態度相當惡劣，這樣的人是很難收獲真正的尊重的。

你服務的客戶是什麽樣的人，首先你自己就得是什麽樣的人。這叫德、這叫威，而不是開豪車住豪宅，出手闊綽，每天魚翅漱口叫威。如果大家都能這麽想，那我們這個社會也就離大同社會不遠了。

4、我的性格

我是一個危機意識很重的人。為什麽去拼一些創新的東西？最主要是因為，我意識到未來會有風險。不是說等到窮的時候，再去考慮變。在還有本錢，還可以任性的時候，就是要去試錯，去嘗試。在這個過程里面，10樣東西里有1樣成功了，可能這就是規避未來風險的重要業務。

積極樂觀，敢於去嘗試，敢於去學習，這才是迎接危機的正確態度。你既想馬上去改變，又想完全準備好，不犯半點錯，對不起，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不會給任何人這樣的機會。坦白說，在一些新業務領域，創始人有時候都是半桶水。能力不夠沒關系，積極去做，努力去學嘛！

就拿我自己來說，難道這20多年一路下來我是接受了大公司的熏陶鍛煉才做成順豐的嗎？我最開始是在外面做印染生意的，然後才轉行做快遞。每一年公司的體量都在增長，你認為是有外面其他大企業的CEO提供了借鑒或幫助我們才做好管理的嗎？真有這樣的好事我也樂得清閑。恰恰相反，這些年完全是由我們自己獨立操刀來完成的。這麽一路，我們都是通過「邊走邊看，邊看邊學」來不斷提升自己的。

所以我認為，不要老是在那問有沒有準備好，是否完全具備某項能力，對於公司發展和變革來說，時不我待。現在的企業都是邊走邊看，邊看邊學，邊錯邊改，這就是叠代。不是說一下子就要你拿出一個完美的方案或產品來，而是要有敏銳的嗅覺和快速糾錯的能力。

互聯網思維我相信你聽得耳朵都要快起繭了，以前沒有叠代這個概念，推出一個新東西就要做出最終的完美版，所以幾年才能出一個產品。

現在不是了，幾個月就出一個產品，但是在它的基礎上可以叠代，不斷更新，快速完善。如果一款產品你要等研究到完美狀態再推向市場，可能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其面世已經變得毫無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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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實行日本式的產業政策違反公平競爭原則

“中國實行的是日本式的產業政策，即在扶植一部分產業的同時，抑制另一部分產業，這是抑制競爭，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對於競爭政策的重要性，高層已有所共識，但政府幹部的思想意識仍不深，這一現象值得重視”，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2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暨新“巴山輪”會議·2016上做出上述表態的。

通過視頻演講的方式，吳敬璉向與會者傳達了上述信息。他同時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加強競爭是重要的改革。會議期間還有多位專家談到堅持改革的重要性。

有助於強化競爭的產業政策才是需要的

在“市場公平競爭與反壟斷”分論壇上，吳敬璉在視頻中闡述了市場的兩個重要功能：有效把稀缺資源配置到最正確的地方，即有效配置資源;形成一種在經濟活動中共存的激勵機制，對委托人、代理人的激勵方向一樣。

“這兩個功能都要通過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來實現。沒有競爭，市場就不可能發揮這兩個功能。但是競爭在原有的體制下受到壓抑，所以要用競爭政策來保證競爭的加強，保證市場發揮功能，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吳敬璉表示。

吳敬璉認為，我國進幾十年來碰到的很多棘手的問題，都要靠市場機制和競爭來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加強競爭是重要的改革。但他同時指出，加強競爭不容易做到。“中國的改革還在進行，加強競爭涉及很多理論問題、政策問題、法律問題、執法問題需要解決。”他強調。

“反壟斷執法比較分散，有三個機構(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執法，還有一個反壟斷委員會。今年7月1日起就開始執行國務院的公平競爭審查意見了，但應由誰來審查?深改小組在討論的時候提出自我審查與外部審查相結合，特別要加強社會的審查，但怎麽進行仍沒有具體的安排。”吳敬璉說。

強化競爭怎樣運用到供給側改革中?吳敬璉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可以用強化競爭和行政手段兩種方法，行政手段就是貫徹所謂的產業目錄。產業政策是需要的，但是要有助於強化競爭、有助於提升市場的有效性的產業政策。

“從政府方面、黨政領導機關方面，對這個問題的方向是清楚的。在價格改革文件提出以後，今年六月又發布了‘公平競爭審查’的意見，說明我們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在執行改革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吳敬璉表示。

改革的核心是堅持市場化

論壇中的另一位演講嘉賓——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同樣認為，改革的核心是堅持市場化。

“改革的遠期目標應是按目標導向的原則，在市場化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加快建立更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彭森表示。

他認為，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要避免行政化、部門化、碎片化的傾向，堅持依靠市場、靠創新、靠競爭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基礎性關鍵性的重大市場化改革不能放松，如國有企業、財稅金融、價格體制、土地制度、社會保障、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改革必須盡快取得實質性進展。加快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認真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破除一切行政壟斷，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創新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

演講的最後，彭森總結道，改革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必須解放思想，勇於探索，開拓創新。新時期的改革還要堅持依法治國，使各項改革都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