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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島第五天,在屏東東港晚宴上,我點唱陳昇的〈鼓聲若響〉,標哥主動上前,和我又抱又笑,稱兄道弟,帶頭炒熱氣氛,玩得比誰都High。 但七年前,還沒有「標哥」這綽號,我採訪當時第一次環島的他,也是在南台灣;那時,大家稱他「劉董事長」,是一位話不多、行事嚴謹的企業老闆;我多次要求他掀開車衣,給攝影同仁拍下因坐骨神經痛,須全程緊綁著的束腰帶,卻遭他正色拒絕。 幾乎可當標哥孫子的欽豪也是,從第一天的羞澀、覺得被孤立,環島大半圈後,也因發揮主動精神,成為受歡迎人物,在第十天晚宴上,更被大夥灌醉。 一位陸生朋友說:「台灣人好像不管遇到什麼問題,只要騎自行車環島一週,就統統解決了。」 不過,在我看來,不管是九○後的欽豪,或自承五十歲才認識自己、六十歲才懂事業經營之道、七十歲才釋放熱情、八十歲不知老的標哥,他們可以從逆風中,激出新自我,關鍵不在環島,而是,他們願意踏上,為自己出征的起點。 |
圍獵13年後,一家約300人的對沖基金將拉美第三大經濟體逼入了債務違約的牆角。這場風波的走向,或將改寫全球主權債務重組的遊戲規則。
「這件事從阿根廷來說沒有違約,因為它已經把錢付給銀行了;從債權人角度來說,只要我沒按期收到利息,就算技術性違約。」
奇蹟沒有發生。在5個小時的會議之後,調停人丹尼爾·波拉克於2014年7月31日在紐約宣佈,阿根廷與「禿鷲基金」債權人之間的談判破裂。
這場全球關注的談判,事關阿根廷是否會在13年後再次陷入主權債務違約漩渦中。阿根廷是拉美第三大經濟體。
禿鷲基金是以Elliott基金旗下的NML資本為首的幾家對沖基金,持有7%阿根廷政府發行的債券。在這場主權債務風波中,它們被稱為「釘子戶」債權人(holdouts),因為另外持有93%阿根廷債券的債權人都已經於2005年或2010年接受了債務重組方案,同意削減收益並以舊債換新債,而這幾家「釘子戶」一直堅持阿根廷必須全額償付其持有的債券。
名詞解釋
禿鷲基金
(Vulture hedge fund)
通過收購違約債券,等待時機發起惡意訴訟,進而謀求高額利潤的對沖基金。常喜歡購買陷於困境的公司債券,等公司無法償付的時候,就開始打官司索取巨額賠償。
也有一些禿鷲基金將目標鎖定在貧窮重債國家。當這些國家發生債務違約,或達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定的債務減免標準之後,對這些國家下手,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買其債券,然後進行惡意訴訟,要求全額償還債務本息,甚至要求支付債務違約金,以攫取巨額回報。
雙方談判破裂後,標準普爾將阿根廷主權信用評級降至「選擇性違約」,但阿根廷卻並不承認自己違約。「阻止某人償債,不能算是一種債務違約。」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事後在國家電視台說。
「違約」直接針對的是一筆應該在7月30日之前向已接受債務重組的債權人支付的到期貼現債券利息。此前,阿根廷已將5.39億美元匯入美國紐約梅隆銀行賬戶,但紐約聯邦法院凍結了這一賬戶,要求阿根廷先向釘子戶債權人支付13.3億美元的違約債務。
許多美國金融專家和律師都承認,這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止付」,而是較為複雜的一種情形,這種情況如何定義尚無明確的概念。
「這件事從阿根廷來說沒有違約,因為它已經把錢付給銀行了;從債權人角度來說,只要我沒按期收到利息,就算技術性違約。」曾經在阿根廷工作6年的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沈安對南方週末說。
阿根廷國內大部分經濟學家則贊同阿根廷並未違約。曾主導阿根廷2005年債務重組的前經濟部長拉瓦尼亞指出,阿根廷已經支付了利息,並且將這部分資金轉到美國梅隆銀行的賬戶上,只是沒有到債權人手中。他認為,目前的局勢還處在一種開放的狀態之中,不能說是一種違約。拉瓦尼亞在阿國內屬反對派陣營,他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否認違約的同時,阿根廷譴責美國法官格里塞成了「禿鷲基金的代理人」,指責法院指定的調停人「不稱職」。
最新的消息是,8月2日,阿根廷經濟部長指示國家證券委員會(CNV)開始調查禿鷲基金的投機運作中是否存在犯罪行為,CNV將向美國證監會(SEC)徵求禿鷲基金的阿根廷債券交易信息。
而做出上述判決的紐約聯邦法院法官格里塞則要求雙方繼續協商談判。他公開說,「本週發生的所有事情都不能動搖達成和解的必要性,讓我們從互不信任中冷靜下來,能被信任的是提議、建議,這才是重要的事。」
「我們不會簽署一份以阿根廷的未來為代價的、被敲詐勒索的協議。」
要瞭解一家約300人的對沖基金如何將擁有4100萬人口的潘帕斯雄鷹逼入債務違約的牆角,需要回到2001年。
2001年12月20日,經歷了三年金融危機、失業率高達25%的阿根廷陷入內亂,示威民眾和警察在街頭對峙,三十多人在衝突中喪生,阿根廷時任總統德拉魯阿被迫辭職。此後短短12天內,阿根廷換了四位總統。
德拉魯阿的繼任者薩阿宣佈,阿根廷止付其高達812億美元的巨額外債,成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主權債務違約。
這之後,阿根廷債券大幅貶值,美國華爾街Elliott對沖基金進場抄底,花了4900萬美元購買了面值為2.2億美元的阿根廷債券。過去13年中,這些債券的本金加利息已經達到了8.32億美元。
Elliott的盟友還包括其他幾家華爾街投機基金如奧裡勒斯(Aurelius)基金和藍色天使(Blue Angel)基金,他們一共持有13.3億美元的阿根廷債券。
2005年,阿根廷希望恢復其對外關係,開始與債權人談判。阿根廷提出一個方案:債權人可以放棄之前已經被止付的債券,換成利息率更低、期限更長的新債券。
當時約75%的債券持有人接受了這一方案。2010年,又有18%的債券持有人接受了阿根廷提出的新方案。
Elliott等對沖基金和一些個人投資者一直拒絕阿根廷的方案,成為要求阿根廷全額償付其債券的「釘子戶」。
但阿根廷斷然拒絕這一要求。因為阿根廷在兩次債務重組中,與債權人簽訂了所謂Rufo條款,該條款規定,將來不能給予沒有接受重組的債權人比接受重組的債權人更優惠的償付條件。
換句話說,如果阿根廷全額償付釘子戶,其他接受重組的債權人也將向其索取全額償付,包括阿根廷在重組中減免掉的約70%的債務。這意味著阿根廷將立即面臨150億美元的賠付壓力,超過該國外匯儲備的一半,進而將面臨1200億美元的債務總額。
「我們不會簽署一份以阿根廷的未來為代價的、被敲詐勒索的協議。」阿根廷經濟部長阿克塞爾·柯西洛夫說。
Elliott的老闆、今年69歲的辛格爾原是一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律師,從事禿鷲基金行業多年且屢有斬獲:2002年他迫使剛果賠付9000萬美元,而他的買入價僅為2000萬美元(關於其收益,多家媒體說法不一,也有報導說花了3000萬美元獲利超過1億美元)。
更早的1995年,他還迫使秘魯償付了5800萬美元,當初購買這些國債僅花了1100萬美元。
這次辛格爾也沒善罷甘休,他向債券發行地紐約的聯邦法院發起了對阿根廷的起訴。根據紐約州法律,債務人付給一部分債權人而不付給另一部分債權人權益,是違法的。
該院法官格里塞認為,「債務並沒有被勾銷,沒有進入清算程序,沒有破產倒閉或無償債能力的情況發生」,據此他判決阿根廷有法定義務全額償付釘子戶債權人13.3億美元。
之後阿根廷曾將此案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但最高法並未受理。
過去阿根廷也曾被如此判決過,但因美國法院在阿根廷沒有管轄權而難以執行。2012年辛格爾跟蹤阿根廷海軍訓練艦自由號(Libertad),趁其行至加納港口時說服一位當地法官扣押了該艦,索要數百萬美元,但阿根廷隨後向國際法庭提起抗訴,根據國際海洋公約,該艦艇遂被歸還給阿根廷。
最近這次情況不同,大部分債券的償付都需要通過在紐約開展業務的金融機構,格里塞法官禁止美國境內的金融中介機構執行阿根廷償付其餘債權人的轉賬活動,除非阿根廷先償付禿鷲基金。這直接導致了上述債券利息被凍結在梅隆銀行無法支付。
截至發稿前,Elliott基金尚未對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約請做出任何回覆。
斯蒂格利茨:「遺憾的是,我們有應對私人公司破產的制度,卻沒有主權債務重組的整套規則。」
對阿根廷來說,目前的壞消息是債務危機可能繼續擴大。
8月4日,阿根廷《金融界日報》報導稱,約5萬名意大利債權人要求阿根廷政府償還28億美元債務。這些債權人之前也未接受阿政府前兩次重組。
好消息是阿根廷國內目前「情緒穩定」。
「與上一次債務違約不同,由於長期被國際資本市場隔離,此次違約風波並未明顯衝擊到阿根廷國內的經濟社會秩序。」阿根廷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卡斯特羅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了相隔13年的兩次債務違約風波:2001年在宣佈止付債務後的一週內,阿根廷主權債券的價格下跌了70%到80%。而這次在被宣佈債務違約後,阿主權債券價格的下跌幅度在10%到12%之間,波動幅度不大,「這說明市場判斷阿根廷不存在止付債務或陷入危機的風險」。
近期阿根廷國內的一次民調顯示,50%的民眾歡迎政府對禿鷲基金的強硬立場,只有25%的民眾認為這是負面的。
但也有外媒指出,阿根廷需要警惕債務風波的長期影響。目前阿根廷國內正面臨滯脹,上半年通脹率高達15%,資本外逃對阿根廷比索構成貶值壓力——2014年1月份,阿根廷比索曾在一天內貶值了16%。目前的阿根廷正需要依靠外資來保增長和就業,以及維持物價穩定。
2001年阿根廷債務危機的源頭之一,正是外資的大進大出。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江時學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上世紀90年代之前阿根廷政府一度可以隨時開動印鈔機彌補財政赤字,造成嚴重的通脹。
1991年阿根廷通過法律,實行比索1︰1釘住美元的貨幣局匯率制度。這對遏制通脹十分有效,但由於本幣幣值高估大量外資流入,出口銳減,而阿根廷是一個依賴資源和農產品出口的經濟體,而且是消費社會而非生產型社會,收入減少的政府入不敷出,不得不大量借債。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波及南美,資本逃離阿根廷,導致其經濟崩盤。
這次阿根廷債務風波將何去何從,還將對國際上的主權債務重組影響深遠。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它可能導致將來的主權債務重組更加困難,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最近召集了上百名學者要求美國國會立即對紐約聯邦法院的判決進行干預,因為這一判決「將對美國有直接影響」,他擔心法院的禁令會使得美國不再被視為發行主權債務的最佳市場。
斯蒂格利茨還在《紐約時報》撰文,猛烈抨擊「曼哈頓的貪婪而不負責任的對沖基金」,「我們有很多炸彈正扔向全世界,這次就是美國扔向全球經濟體系的一枚炸彈,我們不知道它的威力將有多大」。他認為,任何投資者都知道主權債有風險,這是為什麼它的利息率遠高於美國國債的原因。誰也都知道,一旦一國宣佈債務重組,將不能全額償付債務。但現在禿鷲基金們破壞了通行的遊戲規則,使得債務重組不可能,而此類重組是市場經濟發揮作用所必需的。
「禿鷲基金對債務國和其人民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他們抄底買入債券,希望花費訴訟成本來找到一位同情他們的、不明就裡的法官,做出利於他們的裁決。」斯蒂格利茨說,「但遺憾的是,我們有應對私人公司破產的制度,卻沒有主權債務重組的整套規則。」
2001年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曾經提議建立這樣一個全球性的主權債務破產機制,其中包括一項「集體行動條款」(CAC),即允許一國與大多數債權人達成的協議自動適用於所有債權人。這一動議因為未得到一致的支持而沒有下文。
這次風波中,巴西、法國和墨西哥政府也都明確表示了對阿根廷的支持,法國政府在給美國最高法院的聲明中說,格里塞法官的判決「將使一國尋求通過有序協商來進行債務重組進而避免債務違約的努力化為泡影,增加不穩定因素」。
2005年沈安在阿根廷全程見證了債務重組的過程,他介紹,這次債務風波正是那一次重組留下的後遺症,「當時有大約200億美元債務沒有重組,分歧很大久拖不決,雙方都不積極,留了個尾巴造成了現在的問題」。
沈安認為,紐約聯邦法院的判決是違背公平原則的,這個原則是西方人定下來的「少數服從多數」,他舉例說,像希臘、法國、意大利等都有債務重組,都不是在所有的債權人全都接受的情況下,而是主要債權人接受的情況下就重組了,否則債務危機就解決不了,最終損害的是大家的利益,債務人和債權人都要受損害。
「如果這個案子最後美國最高法院判阿根廷敗訴,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就能被美國隨便地改了。」他指出,「這是政治強權,也是經濟強權。」
加密手機在公務員系統的大批量推廣會是一個趨勢。 (CFP/圖)
“因為工作崗位的保密要求高,我的加密手機配得比別的部門早。在別的職能部門,一般只有局級幹部才能配手機。”
在涉密部門和人員的範圍沒有嚴格限定的當下,哪些公務員的工作真正涉密、公務員手機里的哪些信息需要用加密服務來保護,都需要認真甄別。
在中國,目前的保密通信更多地依托於傳統的安全通信渠道,而不是借助於開放的公共手機網絡。
酷派集團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員最近兩個月以來,一直忙著給上海一些黨政系統的幹部進行手機的培訓和技術咨詢。
培訓內容,與“加密手機”有關。酷派集團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項飛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他們最近向上海的黨政軍系統售出了4000臺加密手機。
2014年8月13日,上海媒體《新聞晨報》報道稱,“因近期蘋果手機頻頻曝出的信息漏洞,上海不少機關公務員開始更換國產加密手機來規避信息泄露的風險。”
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一些部門官員已經換上了加密手機。不過,副處級幹部秦翔(化名)還沒輪到,他至今還用著自己的舊手機。“上海人大是在用加密手機,但決策跟人大無關,是市里相關部門同意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名7月份更換加密手機的上海公務員對媒體表示,因工作原因,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政府內部文件,以及經濟領域的敏感數據,“如果我的手機被竊聽,或者是內存數據能通過後臺被盜取,一旦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可能就會泄密,對方甚至可以窺探政府內部人士變動和政策走向,從而制定應對措施。”
這些加密手機的網絡運營商是中國電信。上海電信政企客戶部首席經理虞琦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稱,三大運營商中,目前只有中國電信提供加密通信服務。
項飛介紹,2014年5月28日,中國電信、酷派手機會同上海黨政軍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召開了一個主題為“加強手機加密”的溝通會。
“我們進行了宣講,讓這些官員進一步了解到在新環境下洋手機品牌的安全隱患,以及國內新的加密技術。”項飛說,在那次會議之後,上海一些黨政部門表現出明顯興趣,批量的訂單開始湧向電信運營商和手機廠商。
7月,蘋果公司承認,該公司員工可以通過一項未公開的技術獲取iPhone用戶的短信、通訊錄和照片等個人數據,此事加重iPhone用戶對手機泄密的擔憂,多位信息安全專家呼籲黨政機關、重要行業企業人士不應用iPhone手機。
當月,加密手機在上海的黨政軍系統火了。項飛說,“最近這兩個月,我們的工作人員每周都要跑上海的黨政部門。加密手機培訓一周一次,技術顧問一周三次。”
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的加密手機,外觀和普通手機無異,只有撥打電話時才顯示出與眾不同——打電話時,屏幕上除綠色撥號鍵外,還有一個紅色加密鍵,點擊就可進入加密通話模式。當有加密電話打來時,手機屏幕上也會彈出一個紅色提示按鍵,里面有“加密”二字,點擊後就可進入加密通話模式。“兩個電話撥打時有密匙,來保證兩個相互撥打的電話沒辦法被監聽。”
酷派通過電郵發給南方周末記者的信息稱,該品牌加密手機具備三大功能:防個人位置跟蹤,防微信短信等被竊取,可阻止微信讀取手機聯系人名單、短信記錄以及通話記錄、位置信息等;防電話竊聽;溝通國家保密局保密認證,啟動保密通信後,全網杜絕被竊聽可能性。
在國家商用密碼管理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上,國家密碼管理局商用密碼檢測中心2013年11月8日發布了《通過密碼檢測的中國電信SJT1001加密手機系統語音加密終端產品目錄》。該目錄顯示,有酷派、華為、海信等品牌的22款手機通過了相關密碼檢測。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已有10款品牌的加密手機的證書過期。
“我個人認為,加密手機在公務員系統的大批量的推廣會是一個趨勢。”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這些年中國經濟、科技領域的信息泄露比較多,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早就該推行加密手機了。
公務員用加密手機,無疑是為了保密,哪些部門公務員會接觸到涉密信息呢?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官方資料發現,從公安、組織、紀檢到水利、電力、勞動、環保、國土部門,再到海洋、石油、檔案、民航、教育、民政、審計、稅務、衛生等部門,幾乎所有黨政部門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印發了相關文件,認定各自領域工作中都有屬於國家秘密的工作內容並確定了密級。
例如,在民政部和國家保密局下發的《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中,“民政部門掌握的國家或軍事主管部門尚未公開的建國以來歷次戰爭中傷、殘、亡的總人數”和“有關部門為犧牲的特殊人員申請批準烈士的情況”等信息,都屬於機密級的國家秘密。
此外,各部門除了國家秘密外,還有一些不能對外公開的“工作秘密和內部事項”,例如《紀檢監察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就規定,“領導的住址、電話號碼、車號”都屬於要保密的內容。
檢視現行各部門保密文件可以發現,完全不“涉密”的部門基本沒有。在涉密部門和人員的範圍沒有嚴格限定的當下,哪些公務員的工作真正涉密、公務員手機里的哪些信息需要用公款購買的加密服務來保護,都需要認真甄別。
現實操作中,公務員所在的部門和級別,往往是重要考慮因素。上海市政府中,已有約10個職能部門用上了加密手機,特別是一些對保密工作要求較高的部門如國資委,很早就開辦了加密業務。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有保密需要的部門一定級別的領導應該換,因為涉密會議經常開,確實有必要配加密手機,“像組織部門研究人事、發改委研究規劃等,都有較高的保密需要。”
“因為工作崗位的保密要求高,我的加密手機配得比別的部門早。在別的職能部門,一般只有局級幹部才能配手機。”上海市委一名副處級官員透露。
上海電信政企客戶部首席經理虞琦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中國電信的加密通訊業務主要是針對一些政企單位、軍隊,包括比較敏感的航空航天或者軍工企業。目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和市政協四大班子的大部分公務員都已經在用加密手機。
項飛認為,加密手機的配備,“和官員級別的關系不大,主要是根據崗位的性質,有些崗位涉密的工作比較多,會更加註意保密。”
他介紹,現在上海公務員使用的酷派加密手機,在研發過程中未和政府部門合作。一名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則透露,該加密手機並未使用更高級別的軍用加密技術,也不屬於軍用保密無線通信網絡內的通信終端,主要用於商業,批量投產、公開售賣。
手機加密的話題引起了很多公務員的興趣,也令一些官員感受複雜。
“有的官員本來已經準備買蘋果和三星手機的,現在也不敢買了,萬一以後不能用,買了也是白買。現在,我也在猶豫,如果現在的手機壞了,或者說國家有這樣的政策出來,我肯定也會選擇一個國產加密手機。”葉青說。
事實上,在保密手機成為熱點話題之前,地方普通公務員在手機選擇上,和公眾並無差異。
“我現在有一個蘋果,有一個三星。”湖北一名地級市紀委書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葉青也用的是三星手機。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買手機時國外品牌手機的安全問題並未暴露,身邊的官員目前大多還是用蘋果和三星手機。
上述兩名廳官雖然都在敏感部門,但並未發現手機信息被竊取或出現泄密的情況。大多數時候,他們在使用手機時的煩惱主要來自各種抽獎、廣告等垃圾信息。
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一些省部級官員,普遍對手機的安全問題比較重視。一名接近中央高層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國家領導人一般不用手機。
事實上,在中國,目前的保密通信更多地依托於傳統的安全通信渠道,而不是借助於開放的公共手機網絡。
葉青所在的湖北省統計局,平時工作中非常註意保密,“審計部門在開會時,規定參會者要把手機放在會議室外面”。葉青說,一是能保密,審計部門的會議經常會涉及一些關鍵數據;二是可以讓官員不玩手機。
葉青所在的審計部門,有專門的保密電腦用來處理重要的文字和文件,重要的處室都會配備這種電腦,“所有上網的電腦都可能被破解,電腦不上網是最簡單的保密方法”。
上述地市級紀委書記介紹,紀檢部門平時是外網和內網分開。內網用於處理紀檢部門的公務,與互聯網隔絕,外網可以上互聯網,為了防止泄密,嚴禁一臺電腦兩網同時用。山西省紀委辦公廳一名官員也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該委也有同樣的規定。
廣州市公安局一名警員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也稱,公安系統的保密措施做得很好,手機泄密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這些保密措施包括,辦公室的電腦不能插U盤和數據線、禁用路由器、上外網要用專門的辦公網線等等。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大量官方資料,並未找到公務員手機泄密案件。不過,公安部門一名警員提醒,手機泄密案件肯定有,“可能案件本身也涉密,一般不對社會公開”。
上海、廣東、河南、湖北、重慶等地均有警方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公安系統在處理公務時,較為普遍使用的是具有保密功能的警務通。
在上海,被加密手機生產和銷售廠家認定為潛在用戶的黨政部門公務員人數在15萬左右。
酷派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項飛介紹,上海公務員所使用的酷派加密手機目前市場價為1990元。今年年底,上海可能會有5萬黨政幹部成為加密手機用戶。據此估算,銷售商今年將有近億元的銷售額。
上海公務員使用的加密手機由誰埋單?項飛說,“雖然是單位統一預定,但錢還得公務員自己出。”
葉青也認為,“采用單位團購方式,廠商相應降點價,我想公務員應該也可以接受。”
不過,上海媒體《新聞晨報》曾報道稱,“吉先生是機關工作人員,上周,他剛領到一部單位發放的加密手機。”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委一名副處級官員稱其使用的加密手機是單位集中購買、統一下發的。
在上述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士看來,即使由政府埋單,也無可厚非。“政府部門要求員工保密,就應該給予相應的保密經費,涉密人員本來就有保密費。因此,政府采購保密設備應該由政府支出。”
一旦手機列入保密設備,由政府經費支持,另一些問題隨之出現:保密手機應該如何使用,哪些秘密信息能通過手機傳播,以及如何避免工作手機保密功能用於個人私密目的。
一位觀察人士認為,一些官員對手機保密的興趣高,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嫌疑。官員的手機里,除了可能存在的涉密信息外,包括領導電話、社會關系資源和個人短信郵件等個人隱私信息,一些腐敗官員甚至還有一些公款吃喝、行賄受賄及與情人的曖昧短信等信息不希望被發現。
7月28日,中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處長方文碧透露,在中央紀委宣布對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韓先聰立案調查的當天,“他的手機信息顯示,當天他有兩場飯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竹立家認為,“加密手機除了能把工作領域的機密加密,還會把一些公務員貪腐甚至出軌的證據也加密,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如果要真正推廣加密手機,政策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什麽人用加密手機什麽人不用,要區分;什麽信息需要加密什麽信息不加密,也要區分。
在5月28日上海電信、酷派和黨政部門舉辦的溝通會上,一位參會人士註意到,參會的官員在現場沒有就手機安全的技術提出疑問。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加密手機的外觀和使用是否流暢,另外,“對加密手機的支付功能需求也比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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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多次發文敦促整改全國近3萬處油氣管道安全隱患,並力推管道企業和地方政府厘清責任範圍,走出膠著的磋商博弈◎ 財新記者 黃凱茜 實習記者 張真真 文立秋過後的黃島石化工業園區,還卷著夏末的熱浪。華歐北海花園小區沿街的樓房外立面,裹著維修腳手架和深綠色圍網,齋堂島街和秦皇島路的丁字路口周圍,路面的維修和建築廢墟的清理還沒結束。 這一切都在喚醒人們關於去年那個寒冬的記憶。 距離2013年11月22日發生的黃島驚天一爆,已經過去了差不多300個日夜。 城鎮化的加速和城區不斷向外擴張,曾經將油氣管道、化工廠與市區隔開來的空間已然日益逼仄,“ 化工圍城”或是“ 城圍化工”的問題相互交織。許多原先取道城市遠郊的原油管道被城市建築不斷逼近、甚至直接在正上方占壓,或是與市政民用管網設施交匯,都給安全事故的發生埋下了惡因。據國家安監總局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共排查油氣管道隱患29436處,平均每10公里就有2.5處隱患。 目前中國陸上的油氣管道共有966 條,長近12萬公里,央企、地方所有的油氣管線分別為10.4萬公里和1.6萬公里。在國家安監總局排查出的油氣管道隱患中,被占壓的有11972處,安全距離不足的9171處,交叉穿越的8293處。 “11 · 22”中石化東黃輸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之後,國務院安委會牽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油氣輸送管線安全專項排查整治,力度空前,從國家到地方政府部門亦多次發文,敦促石化管道企業加快隱患整改進程。今年9月1日國務院安委會的通知中,更明確了整改時間表,分為“ 打非治違”專項行動及排查重大隱患和密閉空間隱患兩步,要求爭取在2017年完成全部隱患整治工作。 然而國務院安委會、安監總局在調研和整治過程中發現,由於整改難度大、涉及方面廣、投入資金多以及歷史遺留問題等多種原因,隱患整改進度比較緩慢。半年來完成整改的隱患,僅占隱患總數的12.6%。 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孫華山也承認,油氣管道隱患整改工作涉及單位多、投入大、難度高、任務重,排查出的6992處需要政府和企業聯動解決的隱患中,重大隱患就有2200處,整改任務十分艱巨。 黃島教訓 從國務院對黃島“11 · 22”事故的調查結果來看,中石化管道公司和青島市政府被“ 各打五十大板”,這也反映出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應該對油氣管道的安全管理、隱患排查、應急處理和建設規劃的協調負有同等重要的責任。 中石化管道儲運公司總經理夏于飛在今年3月的一次內部會議上總結指出,黃島事故自身原因包括隱患排查治理不夠仔細和徹底,安全生產大檢查存在走過場現象,存在大量死角和盲區,事故發生之前的多次安全檢查、管道監測都沒有發現事故段的安全隱患,也沒有採取任何保護措施。此外,公司各級單位的應急管理體系不健全,實用性和操作性不強,應急救援人員對崗位職責和應對措施不熟悉,甚至存在違章操作的現象。 而國務院的黃島事故調查報告指出,中石化曾在2009年-2013年先後三次對事故管道外防腐層及局部管體進行檢測,都未能發現事故段管道嚴重腐蝕等重大隱患。而因管道腐蝕導致原油泄漏,搶修現場未進行可燃氣體檢測,盲目動用非防爆設備進行作業是引發爆炸事故的最直接原因。 目前國內有約13% 的油氣管道服役時間超過20年,于1986年投產運行的東黃複線管道正是其中之一。中石化管道儲運公司副總工程師郭振學介紹稱,管道服役期間發生事故概率一般遵循“ 浴盆曲線”,即管道投產初期的事故多發階段,管道穩定工作期的事故率平穩降低,隨後會因管道腐蝕和設備老化導致事故頻率上升。 中石化管道儲運公司副總經理邵予工指出:“有些管線運行了將近30年,基礎數據保存不全,甚至圖紙都沒有保存完好,施工資料和原圖紙不符,現在我們在對每一條管線重新進行勘察和探測。國家規定18毫米、25毫米小管徑的管壁厚度都要有3毫米,而我們檢測到年代比較早的大管徑管道,被腐蝕後的壁厚只有不到4毫米。”除了管道企業自身的內因,地方政府規劃與管道規劃相衝突的問題愈發凸顯。隨著經濟建設的擴張,土地資源稀缺,地方政府規劃部門冒進的土地規劃並未將管道的安全距離考慮在內。 東黃複線最初沿著海灘興建,管道沿途修建成海堤,之後發展成為現在的秦皇島路。2004年-2013年的黃島化工區衛星遙感圖顯示,在2004年之前,秦皇島路的北側還是一片海灣,此後經填海造陸修建了麗東化工等化工企業,南邊的齋堂島街兩側,居民樓也陸續興建起來。 沿著齋堂島街走向的一條排水明渠,在違規蓋上水泥板成為暗渠之後,為泄漏的油氣形成了爆炸空間。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楊棟樑曾對媒體指出,“ 油氣管線泄漏以後之所以進入了排水暗渠,我們最後查到了規劃問題。先有油氣管線,後面又規劃了排水暗渠,規劃部門是政府的部門,在這個問題上有責任”。 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危險化學品安全技術研究所所長王如君在今年7月舉行的全國油氣輸送管道安全隱患整治工作推進會上表示,在管道管理的部門職責劃分、管道規劃、管道保護、責任落實、檢測運行、隱患排查等方面,我國的法律要求不明確,管理、協調機制不完善,監管難以形成合力。 中國石油大學教授嚴大凡指出,目前已有一系列的國標,如輸油、輸氣管道工程設計規範等,明確規定了油氣管道與其他建築物之間必須保持的安全距離。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油氣管道保護法》,這一國家法律做了更嚴格的原則規定。 然而《管道法》的執行力度在實際操作中並不能很好的達到法定要求,“像黃島這樣把排水暗渠交叉建在輸油管道下面間距僅一米的地方,顯然是違反規定的。政府規劃部門審批失職,企業的管道運行部門沒有及時發現和上報隱 患、安全評估不到位等,都是事故的誘因之一”,嚴大凡稱,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在全國絕非個例,若能在後來的工程建設之前及時進行協調,採取改線繞行等方式是可以解決的。 國務院安委會督辦管道安全治理的第一階段“ 打非治違”,還包括了對不法分子在郊外原油管道上打孔盜油行為的從嚴打擊。截至2014年7月31日,中石化所轄管道有記錄以來累計被打孔超過9000次,其中山東省是重災區,案件數占69% ;其中今年發生388次,山東省占297次, 占77%。2005年至2014年,管道因為打孔盜油累計停輸時間長達8411小時。 “ 過去一年有1000多次打孔盜油,已經‘習以為常’了。”邵予工說,“當時監測到漏油的時候就麻痹大意,以至於處理得不及時果斷。”他表示,現在的打孔盜油的流動性和專業化程度很強,從打孔、裝閥門、運輸到銷贓,已經形成一條龍的“產業鏈條”。 黃島大遷移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黃島,還是一片與青島市主城區隔海灣對望的荒灘郊野。 而在青島進口原油碼頭、中石化青島煉油公司在黃島區東北海岸紮根之後,下游配套的化工廠和物流公司紛至遝來,有工廠就有居民,有居民就有社區,一併聚集在這個曾經的荒灘上,居民區、學校、醫院、商舖、化工區已經和黃島開發區中心城區連在了一起。 王如君認為:“ 符合規範是對管道的最低要求,符合了也不一定安全,規範的制定往往是由事故推動的,是付出了巨大代價而逐步完善的,那些不符合規範的必須進行整改,難度再大也要進行。”2011年,中石化曾提出將黃島市區內的管道往城外遷移,但是直到爆炸事故發生的時候,管道改線方案仍未得到規劃部門的審批以及環評的結果。 據財新記者瞭解,中石化在今年1月成立了黃島輸油管道遷移工程項目部,遷移事故發生地周圍皇島路和劉公島路的23條各類原油、成品油管道,其中有四條是地方化工企業的管道,全部遷移至沿海新建的遼河路專用管廊帶,預計將在今年12月底投產。 中石化黃島油庫的相關工作人員介紹稱,該段遷移項目所涉管道長度約為 5公里,中石化方面的計劃總投資約為 5億元,中石化總部已經劃撥了部分資金。目前中石化方面已和地方政府達成初步協議,公用部分的投資由中石化負責,但是牽涉到其他化工企業的管道,仍需要進一步磋商費用的分攤。 這部分管道的改線,只是中短期內應對安全隱患的權宜之計,未來更大的遷移計劃已經初現雛形。在青島市的遠期規劃當中,黃島區西海岸的石化園區,就要被遷移向西30公里開外的董家口一帶。 財新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2013年12月30日發佈的《關於做好黃島石化區及周邊區域油品物流企業罐區和輸油管線搬遷工作的通知》中稱,青島市政府已統一安排,計劃將黃島石化區及周邊區域的現有油品物流企業罐區和輸油管線,整體搬遷至董家口經濟區,由董家口經濟區管委會協助企業辦理土地、規劃、環保、安全和項目核准等審批手續,由青島港在董家口經濟區已經規劃的儲油罐區內,為搬遷企業提供油品碼頭及配套輸油管線進行裝卸作業。此外,開發區管委會將牽頭研究制定各企業搬遷補償安置具體政策,搬遷有關事宜經積極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後,另行組織簽訂正式搬遷補償安置協議。 《通知》中稱,力爭2015年12月底完成黃島石化區及周邊區域的現有油品物流企業罐區和輸油管線的全部搬遷工作。開發區管委會已於今年年初牽頭擬定《儲油罐區(輸油管線)搬遷框架協議書》,簽署主體由青島技術開發區管委會、青島董家口經濟開發區、青島港口投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和12家搬遷企業四方組成。 在青島市的遠期經濟開發方案中,董家口經濟開發區被列為重中之重,規劃了石化、冶金和裝備製造業三大產業園區,並配套了若干40萬噸級別的礦石碼頭和30萬噸級別的原油碼頭。石化產業包括1500萬噸/ 年的煉油工程和200 萬噸/ 年的乙烯工程,相應的深加工裝置和下游化工配套項目亦將隨著新的煉油和乙烯工廠重新聚集。 “ 政府也希望通過新的經濟開發區的調整,把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油庫,以及中石化青島大煉油項目搬走,並按照新的安全標準新建。從董家口修建的碼頭和油庫,還要修一條到東營的管道,現在的投資都已基本到位。”中石化黃島油庫的工作人員表示,位於董家口的原油碼頭已在今年7月接卸了第一船原油,油罐區第一輪的前期評價已經完成,計劃是2015年上半年開工,開工後三年建成。發生事故的東黃複線和東黃老線,也將全部被計劃中修建的董家口到東營的新管道替代。 據財新記者瞭解,未來十年到二十年內,全國範圍內若干與城區臨近的大型煉油化工項目,都將隨著當地新一批興建的經濟區而遷移。包括中石油大連石化和中石化的金陵石化,已經分別納 入了大連市和南京市遠期的新建石化園區規劃和相應的搬遷規劃當中。其中大連市在長興島和西中島規劃了多達100 多平方公里的石化園區,與中石油方面達成協議,2018年在西中島建成新的大連石化的一期1500萬噸/ 年煉油項目,原來在大連市內甘井子區老廠區的員工將逐步轉移到新廠區。 孰進孰退? 雖然從國家到地方政府,都給出了管道安全隱患治理或是化工園區搬遷的時間表,但落到具體的操作層面,不論對於企業還是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無比艱巨的任務。 安監總局總工程師黃毅曾公開表示,全國油氣管線超12萬公里,存在與供水、供氣等城市管網交叉重疊的情況,有些企業管網需要自己解決,有些需要政府協調多個部門解決。是遷移地面建築物還是遷移管網,情況很複雜,“ 改造過程中,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也都需要統籌”。 雖然國家層面希望地方各級政府和企業形成協商和共同治理隱患的框架機制,《管道法》第53條亦有規定,“ 對違 法修建的危害管道安全的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要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需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護工作的部門組織拆除,所需費用由違法行為人承擔”,但是從實際操作來看,從來都是因地制宜、一事一議,具體到每一個地區、每一條街道甚至每一棟樓 房,都需要具體和關聯方反複多次磋商。據瞭解,直徑700毫米左右的管線,光是建設成本大約就是每公里1000萬元,除此之外,管道沿線地面的徵地、拆遷的協調成本和賠償費用,都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王如君表示,對於管道隱患,尤其是一些需要政企聯動解決的隱患,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誰來牽頭整改、誰來出錢,這是單一部門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統籌解決。 嚴大凡同樣指出,管道改線在技術上難度不大,主要涉及資金、徵地等各方面的協調,管道企業要向地方政府購買或租賃土地。 他認為:“ 油氣管道是企業的資產,新建管道的成本和費用當然是由企業進行投資。但如果要將現有管道改線,應該本著‘ 誰犯規、誰要改、誰出錢’的原則——如果是管道企業違反安全規定,政府就應監督管道企業投資改造;如果涉及多家企業,應由政府方面組織協商費用分擔、工程規劃等事項。”針對頭一個半年反映出來的整改進度緩慢的問題,國務院級別的部門已經下決心,甚至“垂簾聽政”。 楊棟樑曾在安監總局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些隱患根據具體情況分級別 督辦落實,“ 企業自己能改的這是一級,跟政府協調能改的是一級,同時政府和企業都改不了的,跨省就上升到省的一級,還解決不了,就上升到國務院安委會這一級”。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安委會已抽調了16個部級幹部,並和專家一起成立了16個調查組,一個組負責兩個省進行抽查暗查,梳理調查結果之後,共下達了32份整改通知書。 盡管國家多次發文督辦,地方政府和管道企業的協調仍然僵持,導致半年內的整改率頗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是,管道從城市穿過,地方政府需要對管道承擔安全責任,但這又難以直接給區域帶來太多的經濟效益。 中石化管道儲運公司南京輸油處處長沈躍軍介紹稱,途經城市和市區周邊的管道在徵地的時候,國家批復的是臨時施工用地,施工完後進行埋填。《管道法》中又規定周圍五米內不能蓋樓和種莊稼,帶來的損失不是小錢,但這方面的損失並沒有補償的細則。 中石化管道儲運公司副總經理邵予工透露,中石化內部也在探討管道企業與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 今年批復成立管道儲運專業公司的同時,還提出了未來可以成立區域性的管道分公司,區域公司就可以有和地方共同投資聯營的可能性,這樣就可以把利益放在地方。”他說,“雙方都在想辦法。”位於浙江寧波的中石化鎮海煉化分公司提供了地企協調改造管道隱患的借鑒——共識的迅速達成,仍然是建立在地企雙方都能分享利益的基礎之上的。 中石化鎮海煉化分公司副總經理顧躍光表示,寧波北侖區政府和鎮海區政府分別與鎮海煉化聯合成立了地企合作領導小組,推動油氣管道管理和隱患整治的工作。鎮海煉化位於北侖區段的管道一共有14公里,其中有8.5公里重新規劃建設一個新的管廊帶,預計2016年建成之後,管道占壓和間距不足的問題 都能夠解決。 這是鎮海煉化和北侖區政府合作協商的案例,雙方協議中明確新建管廊的地上部分的徵地拆遷等由政府解決,地下管線的工程建設由中石化承擔,計劃投資8.1億元。顧躍光透露,之所以能較為順利的達成一致,主要是因為這一段管廊的改造和北侖區濱江新城的開發相契合,所以北侖區政府也比較積極。 據鎮海煉化發展處負責人介紹,目前公司正在對舊版管道的走向圖、地形、埋深等數據資料重新勘察、補測和更新,並將電子化的檔案報給地方的規劃局,管道和市政管線、公路、鐵路、河流的交叉的信息和數據進行共享,作為未來規劃的參考數據庫,完成進度已經超過80%。 中石油大連石化搬遷規劃目前進展較為順利,原因也比較類似——大連石化老廠區距離目前大連主城區已經非常近,搬遷到大連瓦房店市的西中島,“騰籠換鳥”可以帶來巨額的“ 級差地租”,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有動力。但對於一些土地價格差異並不明顯的地方來說,管道安全隱患治理和化工園區搬遷仍將是一個長期的博弈過程。 2013年11月25日,青島膠州灣邊的港池內,雖然受到風向影響,海面石油基本被吹回灣內,但由於吸油氈的打撈需要人工作業,所以還有部分石油沒有完成清理。現場的清汙公司還出動了吸油機等專業設備,加速清理。工人正在清理海面原油。 |
滬港通正式啟動之日臨近,海外投資者最為關註的稅收政策也首次明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9月2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將組織券商進行第三次全市場功能測試,涉及的內容包括港股通的交易申報、成交返回、行情等業務。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測試中被首次納入了稅收、費用的相關內容。
報道稱:
據知悉相關測試內容的人士分析,資本利得稅在滬港通初期的安排很有可能會免於征收。
據上交所27日的計劃測試內容,資本利得稅、紅利稅都不在計劃內,且測試征收的稅項內容只有雙邊0.1%的印花稅。
其他費用方面,目前交易征費按照成交金額雙邊0.003%征收,交易費按照雙邊0.005%征收,股份交收費按照0.002%征收,交易系統使用費按照0.5港元定額征收。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及,業內尤其是海外投資者對滬港通的焦點之一就是稅收。不明確的稅費政策讓海外投資者困惑。香港龍頭基金惠理基金投資董事王焱東近日甚至向香港媒體公開表示:“如果連要不要交稅都不知道,我們很可能就不買了”。
當前,海外投資者最為關心的滬港通細節即為稅收問題,具體包括印花稅、紅利稅、資本利得稅。其中,10%的資本利得稅是否征收更是關註焦點。
根據中國法律,外國投資者投資中國股市需繳納10%的資本利得稅。但中國政府一直對其暫免征收。國稅總局也未給出明確的開征時間表。香港沒有資本利得稅。
根據規定,大陸個人投資者持股一年以上就可享受5%的紅利稅優惠稅率,至於香港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買入A股的相關紅利稅遲遲沒有得到明確。
在印花稅方面,上交所8月向券商發布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滬港通試點辦法(草案)》顯示,滬股通投資者“應當按照內地有關規定繳納印花稅”、港股通投資者“應當按照香港地區相關規定繳納印花稅”兩條款被刪除,資本利得稅及紅利稅則並未涉及。
對此,中國證監會發言人鄧舸上周五公開表態稱,由於滬港通稅收問題……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後慎重決策。證監會正在積極協調配合有關部門推進這項工作,爭取相關問題盡快解決。
報道還援引一位接近交易所的市場人士消息稱,滬港通按計劃在10月推出並沒有變化。不過,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增加資本利得稅征收的可能性並不大,更有可能的安排是先期放行,但設定追溯機制。(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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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香港公司管治良好,歷史悠長,假如你持有這些公司的股票,當市場大起大落,引起恐慌時,你也應該繼續持有,耐性最終會得到回報。好股需要耐心持有 我持有的兩間內地公司,分別是安踏和中國航信,其中安踏被超買,控股股東也乘機減持。不過,我會繼續持有它們,實踐我的投資理念,希望二十年內它們的股價會更高。表面來看,即使中國航信的資本開支龐大,它仍持有大量現金,股價仍然便宜。由於它是國企,受政府管理,這點令我有戒心。但它良好的營業額、盈利和股息增長率,確實維持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正如早前的文章指出,中國航信截至六月底的中期報告,令投資者疑惑。其中涉及兩個項目,第一是收入意外地上升,第二是支出也突然攀升、抵銷了盈利,當中原因管理層沒有詳細解釋,然而我認為管理層有責任說清楚。在未來六個月內,我們會知道真相,但作為股東的我們,現在知道不是更好嗎?又或是,A股公司都是這樣對待內地的股東?現時,滬港通能否帶來成功富有爭議,我就不建議大家買A股。相信A股賬戶的操作會令人難以想像,你也要問問自己,A股上市公司會否如實、準確地報告自己的業績。從它們的表兄弟H股,內地公司給我的印象都是報告不準確,在其他地區根本不可能上市。伊波拉正在影響投資者對國泰和中國航信的情緒,但我相信這威脅會很快被平息。如果你不能以10年至20年的眼光,來衡量第一倉的股票,尤其如太平洋航運這傳統的行業,那你賣了它們吧。這個組合只適合有毅力的投資者,但不適合需要錢的孤兒寡婦。如果你不能承受損失,你不應買股票。 泡沫未爆時辰未到 內地的難題,是我們無法相信它所說的事。九月份的出口和進口數據剛公布,市場認為兩項數字都被誇大了。我也不太相信,內地可以解決債務和劣等理財產品的問題,我猜內地是以為這些問題可以隨時間自動化解。銀行犯了不少錯,但它們企圖讓所有人承擔後果。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兩者比例十分極端。所以,香港人出來抗爭,不足為奇,這意味大多數資產的泡沫很快爆破,使我們有可能買到更便宜的股票。內地是另一個日本,我預計它將會有迷失的二十年,但只要我們小心選擇,現在仍能賺錢。小心你投資的資產。祝君好運!艾 薩[email protected] 艾薩Isaac Sofaer Tony Measor的好友及舊同事,本身是特許會計師,有逾三十年投資實戰經驗,現於力寶證券負責管理私人客戶的投資戶口,並在Quamnet撰寫艾薩日誌。其管理的環球投資組合,在91-00年間增長達十四倍。讀者對港股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郵本刊,中英亦可。[email protected] | ||||||
年5月23日,在融創收購綠城股份的發布會上,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曾表示對這筆交易的完成充滿信心,而宋衛平也表示孫宏斌是綠城最合適的接班人。但時隔僅僅不到6個月,一度被市場看好的這次“聯盟”卻發生了戲劇性轉變,據多方消息渠道了解,宋衛平並不想“賣掉”綠城了,宋衛平很可能會再次重返綠城。
根據5月份的公告,融創中國以60億港元收購綠城中國24.3%股份,收購單價為11.46港元/股,較綠城中國前一日收盤價7.69港元/股溢價49%。雙方交易的最後截止時間是2014年12月底。盡管彼時香港證監會因孫、宋可能存在一致行動人關系對該筆交易一直未予批準,但孫宏斌和宋衛平對外的態度都讓外界對於這筆交易的成行表示樂觀。
不過,隨著收購事項股東通函的延遲、綠城內部信件流出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宋衛平打算終止收購、重返綠城的意圖似乎已經越來越明顯。據接近融創、綠城的知情人士透露,孫宏斌對於宋衛平的回歸並未提出過分要求,同意對方以一般性的溢價收回綠城股權,且對付款時限的處理頗為寬松。
盡管一切尚無定論,但筆者認為,目前市場應該關心的是如果宋衛平真的殺回綠城,孫、宋個人以及相關方接下來將會面對一種什麽樣的局面?雙方的利益和風險、機會和危機又會是什麽?
首先,如果宋衛平真打算拿回原先售予融創的股份,他的收購資金從何而來?事實上,今年年初,宋衛平意欲出售綠城股權的主要原因即在於公司存貨積壓導致現金流緊張,加之公司業績近年來的疲軟已經讓宋衛平萌生退意。手中並無充裕資金的宋衛平該怎麽收回綠城?
此前有市場傳聞宋衛平將借助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籌資,但這一做法顯然具有難度,因為不良資產處置公司對於融資方的資產安全性非常嚴格,且有一系列的抵押和擔保程序,耗時耗力不說,宋衛平現有資產體量能否兌現到足夠多的資金也是個未知數。另外,宋衛平目前持有綠城約10.5%的股權,加上一致行動人壽柏年,股權總計也只有18.56%,當前綠城股價8.24元,即使按照業內較高的60%的質押率計算,股權質押融資也僅僅約為20億元。
收購難題不說,宋衛平此次如果回歸綠城成功,相關公司及綠城股東的利害關系如何處理也是一大難題。由於前期收購協議達成,融創的管理團隊早已進入了綠城。而綠城的部分人馬也在宋衛平的帶動下,組建了輕資產房企藍城,三家公司的人事流動和管理安排已經被原來的收購打亂,如果再行收購,團隊組織將可能更亂。
除了涉事公司,綠城股東的利益保障也將成為焦點。九龍倉與融創目前並列綠城第一大股東,宋衛平此次“回購”已經波及了綠城及融創的股價,兩家公司股價近幾個交易日均出現明顯的下跌,市值受損,如何獲取股東對此次回歸的支持變得至關重要。更關鍵的是,宋衛平此次重新買回的股份是全部還是部分,也關系到未來上市公司的控制格局。
最後,宋衛平作為整個事件最受關註的焦點角色,這次的“失約”交易對於其本人來說又意味著什麽?客觀地說,筆者相信宋衛平這次的“反悔”原因並不單純是一些老業主支持、項目質量問題,更核心的原因應該是,此次重返綠城所帶來的商業利益足夠讓宋本人有決心作出決定。作為一家企業創始人,也不可能去做一樁沒有利益的生意。
盡管可以收回商業利益,但宋衛平將不可避免地承擔收購終止的違約責任或新的終止協議產生的法律責任。
部分律師對此的看法是,如果雙方達成終止協議,那麽宋的責任要根據終止協議來確定,不再適用之前收購協議中的違約條款,也不再適用合同法中關於違約的條款,責任的程度則取決於博弈雙方。
實際上,目前外界對於宋衛平一旦重返綠城而可能產生的商業道義缺失也表示了擔憂。試想,原本被看做是中國房地產歷史上最大的同業並購案,因為宋的想法轉變而將被推翻,這對生意場上的生意人來說,是很難令人滿意的。另外,“失約”的標簽如果被貼上,宋氏回歸綠城的意義又有多大呢?
(編輯:羅懿)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本月會議面臨的可不只是是否減產的問題,還要做出究竟是要份額還是要定價權的抉擇。
法興銀行稱,由於油價大跌,OPEC可能會重申將控制產出,但這意味著將更多市場份額拱手讓給美國頁巖油產商。當然,OPEC還有另一個選擇——坐看油價下跌是否讓頁巖油產商減產,但在高盛看來,這等於把原油市場的定價權也交給了它們。
法興銀行原油市場研究部門主管Mike Wittner在電話中告訴彭博社:
這樣的轉折數十年來罕見。OPEC會放棄自己在原油市場的角色麽?如果沙特真像它宣稱的那樣,任由市場來消化過剩的供應,那麽它的影響力自然無足輕重。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美國原油產出創下近三十年新高,但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致使需求低迷,油價自6月的高點下跌了超過25%。油價下跌給部分OPEC成員國帶來了財政壓力,促使利比亞、厄瓜多爾等成員國呼籲OPEC采取措施阻止油價下跌。然而,沙特卻”坐視不理“,甚至有打價格戰的意思。
上周成員國尼日利亞的貨幣匯率創下了歷史新低,而委內瑞拉基準債券價格跌至了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本月27日,OPEC的12個成員國將在維也納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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