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西開普省省長：開普敦著力打造非洲制造業樞紐

南非西開普省省長：開普敦著力打造非洲制造業樞紐

一財網 王琳 2015-11-22 16:27:00

海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西開普省當前的發展焦點是經濟特區(SEZ)，重點吸引綠色能源、綠色科技、綠色能源裝備制造業和海洋經濟。

中国制造业遭遇强大的逆风 经济困境远没有结束

http://www.xcf.cn/jrdd/201512/t20151204_762633.htm

　有评论文章指出，在资金外流之际，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对于抵消中国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希望利用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一个结构性的 问题将是错误的。中国看似典型周期性下行的放缓，很可能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经济再平衡。转型是痛苦的，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在上个季度实现了近7%的年化增长率目标，但数字无法告诉我们全貌。中国的经济困境远没有过去。

　　中国官方的制造业活动指数近期降至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有些投资者预计中国政府为此将推出更多刺激政策，这种可能性在亚洲各地股市引发一波乐观情绪。但刺激性的经济处方或许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业遭遇了强大的逆风。正与产能过剩问题做斗争的生产商，如今又面对着需求疲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正在加剧通缩压力。

　　过去35年，制造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带动新兴中产阶层崛起的引擎。投资占到总需求的一半，所以投资放缓使政府要实现已经调低的7%增长目标也加倍困难。

　　北京方面明显倾向于再拿出一个全面刺激计划。今年，中国央行已6次下调官方贷款利率，无疑也将出台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这将让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能够继续享受投资盛宴。

　　此外还传出了采取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风声。地方当局已采纳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开支目标，政府正在快速审批建设新房屋和工厂的申请。

　　财政刺激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至于这是不是正确的措施就不好说了。眼看着制造业形势糟糕，人们忽视了服务业的悄然崛起，它帮助抵消了其他经济部门 下滑的影响。上个月，中国服务业PMI指数升至53.6。其他方面的迹象也表明内需正在上升。房地产销售已出现复苏，房地产热时期建造的成千上万的公寓开 始入住。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声称要推动经济再平衡，由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那意味着，增长引擎从制造业切换到服务业。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在制造业没有相对放缓的情况下是几乎不可能的。北京方面不应一看到工业部门感冒就把手伸向医药箱。

　　没错，中国希望实现的大规模转型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官员有充分理由担心经济放缓及其对就业的冲击。中国的体量和在全球的重要地位意味着，中国的稳定不但对本国领导人、而且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方面必须着眼于长期目标。一看到市场有恐慌迹象就赶紧刺激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错误的。财政政策如果是以鼓励国内消费为目标，那倒也不坏。但是，不应发誓建造又一条无果之路，投资应当被引导向清洁能源领域，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样，在资金外流之际，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对于抵消中国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希望利用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将是错误的。

　　中国看似典型周期性下行的放缓，很可能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经济再平衡。转型是痛苦的，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制造業的寒冬來臨：沒有欠薪的企業僅有30%？

制造業的寒冬來臨：沒有欠薪的企業僅有30%？

第一財經日報 王思琪 2015-12-16 06:00:00

一位行業內人士表示，類似明星公司雅圖欠薪的行為在制造行業內非常普遍，“現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準時發薪的企業只有30%左右。”

康敬伟构筑 制造业B2B超级平台

http://www.xcf.cn/newfortune/fmgs/201601/t20160126_765899.htm

　　加入WTO后蓬勃生长十余年的中国制造，正在经历艰难时刻。即使华为、三星的供应商，也难逃一劫，福昌电子倒闭，苏州普光高管跑路，中天信处境堪忧。沉重的去产能压力下，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

　　传统制造业模式塌陷的另一侧，是顺应工业4.0与物联网两大趋势的新产业模式，生机盎然。

　　伴随互联网+之下工业4.0起步，工业时代的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将逐步转向灵活分散的个性化、数字化订单式生产。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无论用户决定产品，还是按需生产，C端越趋差异化，则B端越多长尾客户。如何降低他们的采购、生产成本？

　　供应链重构，成为制造业新旧模式切换中的关键节点。连接供需两端的供应链服务商，在产业链上的角色日益吃重。

　　一个工业4.0时代的供应链服务商，不只是供需两端的连接者，还可以是双方交易的撮合者。其一面汇集长尾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基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将其进行标准化分解处理；一面通过敏捷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将订单分发给上游的生产商，从而聚少成多，实现低成本、低库存下的个性化生产。

　　其中的佼佼者，可能还不止是供应链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成为生产的组织者，乃至供应链金融等一揽子服务的提供者。产品方只需提供自己的创意，供应链服务商就可以从元器件采购、产品代工、测试、包装设计等各个环节，为其寻找匹配的合作伙伴；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各方提供相应的物流、融资、人才等全程服务。

　　除了工业4.0所催生的生产组织模式的革命，在制造业革新产能的供给侧转型路上，另一路标——物联网所指向的，则是产品本身的革命。包括智能汽车、智能物业、穿戴式智能设备等在内的各式智能硬件，正把我们带入全新的智慧生活场景。因此，一个与时俱进的供应链服务商，又怎能置身于决胜未来的智能硬件领域之外？

　　正因为洞察制造业世代切换这样的宏大背景，康敬伟不断沿供应链延展着自己的商业版图。

　　1995年辞职创业的康敬伟，以电子元器件分销领域20年积累的深厚经验与人脉，首先在传统线下分销商和纯线上平台之间，开辟出了第三种电商模式，打造了横跨PC和移动端的“线上交易+线下服务”的垂直电商平台——科通芯城，其线上平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过往大客户享有的低价；而线下服务则有助于解决它们对于产品的复杂需求，完成交易的闭环。

　　成功拓展电子元器件长尾市场之后，康敬伟又放眼制造业下一站，搭建起智能硬件创新创业平台—硬蛋，为转型的传统制造企业、硬件创业企业、创客提供全程供应链服务。凝聚超过700万创客和专业粉丝的硬蛋，粉丝经济的辐射力正在显现，基于这一平台，甚至可望衍生出“硬件评测师”等前所未有的新职业。

　　康敬伟于供给侧布局的这两大业务模块，还可以无缝拼接：科通芯城的供应链平台，可以服务于新兴的智能硬件企业；智能硬件业的种种创新“黑科技”，又能引领传统制造的产业转型。

　　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无论工业4.0还是物联网，由此引爆的制造业革命，并不是中国制造一方在战斗，美国制造的复兴，亦是其中一幕。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工业革命中，植根中国的硬蛋，已相继在美国、以色列、意大利等智能硬件创新高地落地，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硬件创新平台。连接中西、连接供需的硬蛋，由此可望把中国过去30年间培育的成熟制造产业链，对接全球先进的新兴制造产能，从而激发中国制造的新活力。

　　一手科通芯城、一手硬蛋的康敬伟，最新的兴趣点是，把Uber的共享经济模式引入制造业供应链条，整合供应商、产品厂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融资机构等各方资源，从而通过以需求调供给，令整个产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如果康敬伟能够打造出一个工业界的Uber，科通芯城与硬蛋能够成为新兴制造产业链上的价值集成者，那么，不只BAT难以切入的制造业B2B领域会出现一个类似B2C和C2C领域的阿里系、社交领域的微信这样的超级平台，转型路上的中国制造，亦可望进入崭新的生态。而相比喧嚣的资本市场，坚实的制造业是避免经济空心化的根本。此举的意义，或更为深远。

　　作者：陶娟

　　来源：新财富杂志2016年1月刊

　　原标题：康敬伟构筑 制造业B2B超级平台

　　20年前，松下的一名销售员辞职创业，在深圳的上海宾馆租了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始扎根于IC电子元器件分销领域；10年前，拥有英特尔、微软、华为等豪华合作伙伴的科通集团，成为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的深圳企业，先后成功募集1.5亿美元；4年前，科通从线下的IC元器件分销商转型为“线上+线下”的新型B2B电商平台科通芯城，从瞄准大客户转向放眼中小客户的广阔蓝海；2年前，以微信社区聚集的电子行业工程师和爱好者为基础，科通芯城之上孵化出智能硬件创新平台硬蛋；1年前，从纳斯达克回归港股，破茧成蝶的科通芯城市值迈上百亿港元台阶；2015年，硬蛋成功聚拢智能硬件与共享经济的双重风口，其上圈住了1万个项目及6000家供应商、700万粉丝，立志成为制造业的Uber。

　　立足传统制造产业链，如何拥抱未来？一个本有可能泯然于华强北一众分销商的企业，在不忘初心之时，究竟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的自我变革，变得性感起来，并实现估值的大幅上扬？科通的故事与模式值得深挖。

　　科通芯城：IC供应链垂直电商， 三年速成百亿市值

　　深圳首只中概股

　　2011年，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通集团的董事长康敬伟，内心越来越不安：“在互联网变革面前，企业规模再大也没用。稍有不慎，十几年积累的品牌就会烟消云散。”

　　尽管在感受到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之前，科通已在电子元器件分销链条上深耕多年，与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ABB等深度合作，下游则拥有华为、中兴、联想、比亚迪等高端客户。在经过多年优化的服务系统下，其可以针对客户需求，提供IC元器件新品推介、快速样品、应用咨询、方案设计支持、开发环境、售后、物流等方面的专业供应链服务。

　　科通也几乎是最早一批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2004年5月25日，科通集团在美国OTCBB（场外柜台交易系统）挂牌上市。2005年3月21日，科通转板至纳斯达克，以5.5美元/股的价格发行了734.45万股，募资4039万美元，康敬伟也成为第一个在纳市敲钟的深圳企业家。

　　这一时期，中国有不少新兴企业奔赴美国资本市场，如2004年“网游第一股”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市值达到23亿美元，陈天桥借此成为中国首富；2005年的明星中概股则是楼宇广告第一股分众传媒、搜索巨子百度（BIDU.NSDQ）。如果以发行价计算，当时的百度还不到10亿美元级别。

　　上市之后，科通集团的业绩持续向好。2006-2010年的5年间，其营收差不多翻了一倍，从13亿元增长到25.8亿元。2007年，科通集团再次成功以17.5美元/股的价格配发550万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募集到了9625万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中，其2008、2009年营收仍同比录得正增长（表1）。

　　然而，2010年，伴随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高峰来临，美国做空机构频繁出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对中国企业及其审计机构介入调查，最终导致中概股集体陷入诚信危机，包括新东方、奇虎360等明星股票都受到做空机构打击，绿诺科技、中国高速频道、多元环球水务甚至软件外包明星企业东南融通因涉嫌造假被摘牌或停牌。进入2011年，阿里巴巴和新浪的诚信受到质疑—阿里巴巴在雅虎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了支付宝所有权，新浪在最高点买入麦考林股票，被市场质疑是曹国伟在还沈南鹏帮助其MBO的人情债—进一步引爆了这个危机。

　　这一轮做空中概股危机中，科通集团同样未能幸免。其股价从2011年年初最高9美元跌落至2.5美元一线徘徊，相比起2007年配股时17.5美元/股的价格更是折损了八成，市值则缩水至不足1亿美元。

　　面对冲击，盛大、分众传媒等选择了私有化退市。2005年就上市的科通，此时同样站到了分叉路口。为了公司的发展，是否应当撤出估值低廉的纳市，转移资本阵地？与此同时，面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互联网冲击下供应链革命的次第展开，公司是否需要在业务上进行新的拓展？

　　科通开始逐步着手，启动业务和资本架构上的双线重构。

　　2012年2月，新的运作平台科通芯城（Cogobuy）于开曼群岛注册，在线销售平台Cogobuy.com也随之上线。相比科通集团，科通芯城的定位发生了鲜明转换—嫁接“互联网+”基因，成为IC元器件领域的垂直电商平台。

　　分疆3万亿蓝海，“线上+线下”打造交易闭环

　　此时的制造业垂直电商领域，尚是一片蓝海，针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尤其缺乏。尽管也有阿里巴巴、慧聪等巨头插足其间，并聚集了海量买家和卖家，但它们仍然依靠广告实现营收，对双方交易的介入度和贡献度有限。

　　其原因在于，B2B不同于淘宝、京东所处的B2C领域，B2B交易量大，客户需求复杂。正如康敬伟所说，“企业服务不是标准化的简单服务，是很多复杂东西合并而成的”。尤其是电子元器件，每批次采购订单量在数千美元起步，交易的达成和服务的跟进最终离不开线下的支持。

　　但是，如果仅仅凭借传统的线下模式，扩张速度必然非常有限，从而导致企业极度依赖大客户。而供应链的日益扁平、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等趋势，已导致针对大客户的渠道作用相对递减。那么，能否通过线上渠道低成本获取中小客户，同时以传统的线下团队跟进服务，从而完成交易的闭环？科通芯城尝试开辟“线上+线下”的第三种供应链服务模式。

　　中国是全球电子产品制造的中心，科通芯城总部深圳所辐射的珠三角地区，更是集中了全球6成以上的电子产品制造产能。在这个庞杂的市场中，高端的上游供应商相对集中，下游则生存着300多万家电子制造企业，分销渠道极为分散。科通芯城将这300万家电子制造企业分成了两类，一种是“蓝筹客户”，它们年营收在4亿元以上，IC元器件采购需求大，但全中国只有约3000家，占比仅为0.1%；另一种就是大量缺乏合适渠道服务的中小“长尾客户”（图1）。根据易观国际的调查，2013年，IC元器件采购规模约为2万亿元，并有望在2016年达到3.4万亿元，而这其中，中小客户的采购需求占到了四成。

　　但是，对于中小电子制造企业而言，它们的采购量还不足以直抵原厂或一级代理商，通常是一级一级的渠道下沉才能够得着它们。通过电商平台，即使中小企业也能方便接触到正品原价，中间渠道消弭于无，成本自然下降。而2013年，IC元器件电子商务交易市场规模尽管同比增长58.3%，但仍只有71.2亿元，在2万亿的市场规模中占比微不足道，存在极大的拓展空间。

　　如何在茫茫货源中对接到优质正价的品牌元器件，是中小企业的痛点，也是科通试图撬开的金矿所在。

　　“定位先定价，定价定天下”。在B2C领域，商家会特意打造爆款—爆款本身不盈利，而是起到引流的作用。针对蓝筹客户和长尾客户，科通也做出了量与利的区隔：蓝筹客户采购量大，甚至直接就能对接到上游供应商，科通芯城本身便不打算从它们身上赚钱，反而为其提供售前至售后的一系列服务，并延长它们的账期，给予各种优惠，使它们留在平台之上。其真正的利润源泉则来自长尾客户。科通芯城通过线上平台，可以快速聚集多方中小企业的订单需求并汇总。由于蓝筹客户的订单保障了采购量，科通芯城可以方便地从代理商处争取更优惠的价格，使得中小长尾客户的成本低于自身独立采购。

　　由于订单数额可观，科通集团面对上游供应商也处于较为强势地位，签订的多是POS（Point of Sales）协议，卖不出去的元器件可以返厂换货，而这些占据了90%的库存，风险极小。同时，由于下游企业用户多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再加上科通集团多年以来建立了非常成熟的物流配送体系，整个测算下来，科通芯城的物流成本仅占1%。

　　市场空间和盈利模式已然清晰，但要将中小企业客户拉到线上来，需要给买卖双方提供更加有营养的渠道。科通芯城做足了两方面的功夫：第一，保证正品，打出“假一赔十”的承诺，解决它们在线上交易中最大的担忧；第二，深入研究其采购模式，设计贴合其需求的营销方案。

　　他们发现，中小电子企业的采购决定，主要由几个关键人如总经理、采购总监或设计总监做出。如果能以社交电商的方式将他们聚拢起来，就能有效地实现精准营销。为此，在Cogobuy.com之外，科通芯城又推出了微信服务号“芯云”，方便客户通过PC和移动端实现询价、一键下单等功能。

　　“芯云”界面简单，以“产品信息”、“现货直购”、“我要查询”三大子菜单对应客户的普遍诉求，功能一目了然，推送的内容则以促销、特卖等为主。这一智能服务平台一是针对客户，客户可以根据需求直接下单，后台IT系统会自动录入订单信息并跟踪，货物到达之前会主动给客户推送物流消息，客户也能在后台直接实时跟踪供应商的订单处理、物流、工厂是否验收等情况。二则面对科通自身的员工，销售员可以回复关键字获得客户及同事的产品信息，并在线及时响应客户咨询。

　　如今，科通芯城还将“芯云”开放给了传统电子制造业厂商，帮助其实现互联网化转型。而它们在上面留痕的庞大交易数据，则成为科通芯城新的金矿。

　　交易功能之外，科通芯城还着力打造“芯云”、Cogobuy.com的社交属性，以沉淀交易关系。科通芯城按照业务重心和工业板块将用户分组，每组由专人维护，不仅推广产品和方案，更设置讨论区，尝试将其打造成专业人士的交流圈子，提高用户黏性及复购率。科通芯城通过社区、论坛、社交网络平台、线下产品发布活动等方式打捞起来的数千位中小企业关键人，均可以有效纳入线上营销的生态系统内。

　　对于上游供应商而言，科通芯城的变化不仅仅来自分销渠道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和移动端，更由于其通过各种媒介端如微博、微信、专业论坛的介入和联系，对工程师社群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转身为业内的专业营销平台。

　　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在获取中小客户上充分显现了出来。2011年，科通的大部分客户还集中在线下交易端，2013年，科通芯城所有的客户均接纳了线上交易的习惯，即至少在Cogobuy.com或“芯云”上进行了登录、询价、下单等其中任何一项采购步骤。及至2014年，科通芯城的在线交易客户达到5050名，较2013年同比增长了83.4%，这其中，蓝筹客户约130家，而中小长尾客户则多达4920名（表2、3）。

　　2014年，科通芯城68亿元的自营收入中，中小企业客户和蓝筹客户已能够平分秋色，分别占48.8%、51.2%（表4），中小客户的营收增长同比超过了217%。“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大客户增长了也就50%，而在进入电商平台后，新增客户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客户”，康敬伟深深感受到互联网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尤其关键的是，鉴于中国电子制造企业300万家的现状，中小企业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根据国金证券的研究，完全以中小客户为主流的线上IC电商如Digikey的毛利率可以高达50%（图2），随着科通芯城营收来源的重心转移，其“量价齐升”的局面有待进一步呈现。

　　从供应链金融到保险、云计算，价值链重构的巨大空间

　　科通芯城的成长潜力，并不止于传统的IC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的收入扩张。

　　在构建起线上及移动端的采购平台后，科通芯城所主导的价值链整合了电子产业的不同参与者，包括供货商、买家、电商平台营运商，以及付款与其他服务供货商，其大平台的价值可以深入挖掘。一方面可以横向拓展，把自营平台与第三方平台对接，如果第三方平台上的商户售出产品或提供服务，科通则收取约占交易额2%的佣金。而在纵向的价值链上，科通芯城又可以作为线上入口，将服务领域逐步从元器件交易，延伸至供应链管理、融资及数据管理等层面。

　　科通转型之前，其收入主要依赖大客户，供应链的三大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中，几乎只提供了简单的分销物流功能。而在转型之后，更多的中小客户连接进来，随着交易数据有效积累，科通作为核心平台，又能居中整合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价值链的突破（图3）。

　　这种拓展顺势改变了科通芯城的收入结构。年报显示，2014年科通芯城的GMV（总商品交易额）约为84亿元，其中81.7%来自于自营销售额，15.1%来自第三方平台交易额，3.2%来自供应链融资业务贷款额。

　　2014年9月，科通芯城启动供应链融资业务，主要针对难以获得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客户。这一模式类似于蚂蚁小贷—基于过往交易记录、以数据驱动的贷款模式。仅仅一个季度，获得供应链融资的中小企业客户给科通芯城贡献的GMV就达到了2亿元，占其2014年总体GMV的8%。

　　彼时，科通芯城仅仅持有香港市场上的放债人牌照，提供港元及美元的供应链金融服务。随着此方向潜力的迸发，科通又通过内资子公司申请了内地小额贷款牌照，设立了注册资本达3亿元的科通小额贷款公司。2015年12月，科通芯城发布公告表示，正对科通小贷公司进行收购，谋求经营以人民币为放款货币的供应链金融业务。

　　涉足供应链金融，给科通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既能增强客户黏性，也给自身增添了金融属性。

　　近几年，供应链金融之所以风生水起，其一在于，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是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痛点；其二在于，一般企业很难获取金融牌照，而金融领域的利润率有目共睹。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对各行业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行内核心企业或交易平台可以获取用于评估上下游企业信用水平及风险的关键数据，从而具备了开展供应链金融的能力。据宏源证券统计，2013年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已突破8万亿元，2020年预计将达15万亿元。

　　供应链金融更大的威力，在于垂直B2B平台将凭此实现对产业价值链的重组。有券商认为，“供应链金融生态圈将不断推进，行业垂直B2B电商取代综合B2B电商是大势所趋”。根据托比网自建的B2B投融资资料库的统计，2013-2015年拿到投资的B2B企业分别有10家、16家、98家，舆论热点也从阿里巴巴、慧聪等综合性B2B平台向一亩田、找系列网站等垂直型B2B平台转移。

　　与此同时，国内已有不少上市公司涉足供应链金融，如上海钢联、怡亚通等，都在2015年波澜壮阔的股市中，凭借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大红大紫（表5）。在钢铁业产能极度过剩的情况下，上海钢联从信息资讯平台到大宗垂直电商平台的转型，赚足了眼球。

　　总结起来，涉足供应链金融的公司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所处行业里中小企业占主体，有较大的融资需求；二是公司已经搭建电商交易平台，有较多客户积累。这正是科通芯城开展供应链金融时所处的有利地位。

　　在供应链金融之外，科通芯城还计划涉足保险和云计算服务等，以扩充平台的增值服务。如2014年，其成为微软金级认证合作伙伴（Microsoft Gold Certified Partner），并开始向客户推广微软云端服务。而从客户和供货商的交易中沉淀的大量数据也将是笔宝贵财富，如通过数据挖掘识别和应对客户及供货商的需求，可以先人一步予以回应。科通芯城的数据导向服务，将包括营销及宣传规划、推销规划、度身设计产品、履约管理及第三方数据服务等。

　　科通芯城在香港的上市以及此后的市值倍增，是其从线下到O2O成功转型的充分见证。

　　转型收获资本市场认同，进入百亿市值俱乐部

　　在科通芯城于业务运营上实现蝶变的同时，康敬伟也在资本运作上进行筹划，以科通芯城承接原科通集团资产包，由纳斯达克转向香港上市。

　　第一步：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注册地由美国马里兰州迁往开曼群岛。具体操作是2011年4月，在开曼群岛注册COGO GROUP，并于7月以一股换一股的方式吸收合并了纳斯达克上市的Cogo 马里兰公司，COGO GROUP由此取得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地位，而注册地的变迁将使得上市公司的后续资产出售计划更加方便快捷。

　　第二步：资产剥离。2012年10月，COGO GROUP与康敬伟控制的Cogobuy签订合约，以7800万美元价格向后者出售了一部分资产，该资产包主要包括Alphalink Global、Comtech HK、Comtech China及其各自附属运营子公司。在这一交易中，康敬伟的报价甚至高过公告当日COGO GROUP的市值，利好中小股东。

　　根据协议，科通集团留下的实体继续给出售资产包中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服务，每季度收取25万美元担保费。另外，留下的实体还为已售公司提供法律、财务、人力资源、消费者服务及IT服务等一系列服务，并且按照约定价格付费。

　　2013年9月23日，COGO GROUP与康敬伟旗下的Brilliant签署第二份合约，以8000万美元价格将第二个资产包（主要包括Gold tech、Mega Smart、Comtech Broadband）出售给Brilliant，该交易于2013年11月20日完成。此后，这些资产又被Brilliant出售给Cogobuy。两者同时还达成了协议签署后两年之内不进行同业竞争的关系。

　　此时，原科通集团主要资产已经由Cogobuy收购承接，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COGO GROUP则于2013年11月26日更名为VIEWTRAN Group（优创集团，股票代码由COGO改为VIEW），主营业务为供应链金融。

　　第三步：回归港股上市。由于实际运营Cogobuy.com的电子商务公司是深圳可购百，2013年3月，科通芯城以7800万美元对价，收购了持有深圳可购百的Total Dynamic，将该网站的经营资质纳入旗下。科通芯城赴港上市前的控股架构，由此搭建完毕（图4）。

　　2014年，科通芯城引入3名战略投资者：IT服务领域巨头—神州数码旗下的Unique Golden Limited认购2000万美元的股份，慧聪网旗下慧聪国际认购2000万美元，Blueberry Capital Limited认购1000万美元。这其中，神州数码已通过收购成为慧聪网的大股东。与科通存在业务协同关系的神州数码，对于科通芯城的价值无疑有独到的认识，其这一投资也很快收获了成倍的回报。

　　2014年7月7日，科通芯城（00400.HK）宣布向港交所提交IPO申请，7月18日正式上市。其发行价定为4港元/股，在港发售获得29倍超额认购，最终募集资金13.75亿港元。在股价低于4.5港元/股时，公司都积极进行回购，康敬伟等管理层也在不断增持以显信心。截至2015年12月19日，其收盘价达到了10.78港元/股，上市1年多时间已上涨了170%，其市值也由上市初的55亿港元一跃而至146.7亿港元。

　　相对比当年科通集团惨遭中概股危机波及时不到1亿美元的市值，如今脱胎于此的电商品牌科通芯城，已坐拥百亿港元市值。而在供应链金融、保险、云计算等方面，它所拥有的颇具想象空间的待开发价值链，让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其价值仍被低估。

　　从宏观层面看，相比估值跳涨的B2C网站，远离大众的B2B行业近年确乎仍未获得资本充分的重视，处于厚积薄发的前夜。

　　事实上，随着工业4.0概念持续升温，互联网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制造业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尤其在中国，供给侧的陈旧结构还跟不上消费端的需求跃迁。中国制造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以低价倾销刺激消费欲望的做法已经过时，洋奶粉和日本马桶盖的热销大概是最有力的证据。而制造业和互联网加速融合后，可以实时感知、采集、监控生产中的大量数据，促进生产过程的无缝衔接和企业间的协同制造，实现生产系统的智能分析和决策优化，智能、网络制造、柔性制造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

　　制造业互联网化，使传统产业供应链也受到革命性冲击。在大数据、云计算等协助下，互联网化的供应链将大行其道，供应链上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将连接到互联网，为C端客户所驱动，采购、生产、渠道、客户体验、信息等将全面发生变化（图5）。世界500强企业已纷纷收购信息类厂商，西门子则成为工业4.0中打造智能工厂的一面旗帜。

　　针对个人消费市场的互联网化，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如京东、淘宝、唯品会等B2C网站，削减了从品牌商或代理商到个人间的一层层分销渠道，让人足不出户即可购物送货到家；而围绕吃喝玩乐进行供应链整合、提供O2O服务的美团、大众点评、滴滴打车等，也快速获得百亿估值。

　　基于此对照，中国2013年工业产值占全球经济的30%，如果未来工业互联网化能跟消费互联网化产值相当的话，那么，其中的供应链整合平台或O2O服务提供商估值的增长也将非常惊人。由于B2B市场相对理性、需求复杂，在垂直细分市场上，BAT优势并不明显。通过整合上下游需求，增进产业链上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供应链成本，提高整体效率的科通芯城，价值日益浮现。

　　硬蛋：制造业的Uber，因700万粉丝而性感

　　下一站，是硬件的？

　　如果科通的转型仅止步于“线上+线下”的O2O平台，那么这个故事还少了一点引领未来的看头。基于供应链优势衍生出的另一平台硬蛋（INGDAN.com），令科通芯城在投资人眼中显得尤其性感。

　　硬蛋最早是科通芯城于2013年9月推出的一个微信社区。其初衷很简单，无论是线上的平台，还是线下的活动，科通关注的人们来了又去，需要有个社区让关系沉淀下来，增强核心粉丝群的黏性。由于电子元器件下游的中小客户多半集中于智能硬件领域，硬蛋的起初定位也就是智能硬件设计师及工程师的网络互动平台。

　　这时间卡位得正好，2014年被称为智能硬件元年。咨询机构Gartner预言，到2020年全球互联设备将达到250亿台，每年为相关企业带来300亿美元的利润。谷歌董事长施密特预言，未来互联网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互动化、个性化的互通互连的物联网时代。

　　资本圈对智能硬件也给予了相当热情，对康敬伟触动最大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标杆企业谷歌，却大手笔斥资32亿美元收购一家智能报警器公司Nest。这可是谷歌啊，一个一向以网络为根据地赚取利润的企业，跑去收购一家硬件公司是为什么？他觉得震惊，但决定跟上巨头的思维，积极拥抱智能硬件的未来。

　　科通芯城在IC供应链领域日益提升的话语权，成为他切入下一个风口的核心竞争力。而有了早前打造垂直平台的种种经验，这一次的布局更加顺畅。

　　在这个互联网软件领域被BAT包圆的年代，智能硬件的全面开花更多依赖于初创者的尝试。而对于初创型企业而言，最大的痛点在于供应链—成本高批量小，从概念落地到试产到量产，项目都充满了极高的不确定性，很难找到合适的且愿意与之配合的供应商。

　　如2013年，由于概念图在朋友圈爆红，土曼智能手表选择了匆忙开启在线预订系统，但在提前获得用户百万元预订资金后却一再跳票，令粉丝由喜欢转为唏嘘和愤怒。虽然土曼跳票引起了人们对创新企业供应链的关注，但传统供应链的改造则非常缓慢。此后，罗永浩在锤子手机发布前，也曾按捺不住愤怒，公开指责代工厂。

　　针对这一痛点，硬蛋的定位和优势开始明确—在科通芯城的基础上，帮助初创企业寻找最匹配的供应链。

　　降低创新的成本

　　在科通芯城总裁助理文东看来，智能硬件的创新潮中，玩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传统公司如家电、家居厂商，它们会主动或被迫拥抱智能硬件的变化，这些企业需要整合的是相关跨界资源；第二类是创业类的公司，它们纯粹做智能硬件，但创业初期肯定是有很多资源上的欠缺；第三类是创客，他可能就是玩一玩，有一个概念想做出DEMO，倒不一定会追求商业化”，“硬蛋主要面对的还是创新企业和创客，因为他们欠缺的资源很多，尤其在供应链上”。

　　在电子制造业中，元器件的采购成本可以占到总成本的60%-70%，手机的比例还更高。而在智能硬件领域，从供应链结构看，由电子产品衍生出来的较为纯粹的智能硬件等，元器件依然是最主要的原材料成本，而在智能家居类别，芯片等的成本占比就较低。

　　围绕供应链服务这一重点，硬蛋在科通芯城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更大的升级。硬蛋所覆盖的供应链，是一个更长的链条，并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其目前提供“硬蛋Link”、“硬蛋Direct”、“硬蛋Consult”等服务，从帮助初创者评估项目可行性，到为创新者提供供应链的总包服务，不一而足，专业零部件采购的硬蛋IOT超市也已经面世（表6）。

　　此外，硬蛋还广发英雄帖，拉来一众互联网巨头，如京东众筹、京东众测，百度的云服务等，为这些创新类项目站台或提供服务。其宗旨均是帮助创新者更快地从创意到制造再到营销，降低他们的试错成本。

　　时间、物力还有人力成本，是困扰硬件公司发展的重要难题，这就需要一个整合供应链资源的平台，提高效率。“从前一个产品创新可能需要几百万元，失败了就是一笔昂贵的学费，借助硬蛋进行创新，可能几万元就能打出样品”。

　　基于科通芯城在供应链上的优势，硬蛋对初创项目具有天然吸引力，目前创新者在硬蛋平台上提交的创新项目已达到了1万个，硬蛋据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硬件创新平台。

　　在线下，硬蛋体验厅已经在深圳、北京、香港、罗马落地，为创新项目提供实体店进行展示，并提供新品发布会等场地。下一步，硬蛋体验厅还将走向已拥有线上粉丝的硅谷、首尔、米兰、特拉维夫等全球创新高地。

　　中国过剩的制造产能在内引人担忧，出了国门则被公认为全球最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今天的深圳，比全球任何一个城市，都更能够满足硬件创业者的供应链需求。而在欧美及以色列等地，存在着诸多技术过硬的中小创新企业。中国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所需要的大量先进科技，又正好掌握在这些中小科技公司手中。硬蛋的目光已跨越国界，寻找全球智能硬件创新者，以全球创新能力对接中国制造。

　　共享制造与粉丝经济

　　在硬蛋的平台上，创新者可以低成本试错创新，积极求变的供应商、制造商也能够积极寻找对接未来的机会。文东表示：“电子制造技术的迭代非常快，如果你不拥抱未来，不积极求变，今年华为从你这里订2000万台手机屏幕，明年可能就只要1000万台，后年可能就是200万甚至没有订单来了。已经投产的生产线一旦闲置，企业就将难以承受。”因此，谁都想第一时间锁定下一个小米，下一个大疆。科通芯城正提供这样的机会。其客户如通力电子，现在已开始关注如何从硬蛋上汲取养分，比如给一些初创项目提供供应链服务，或获得投资原创项目的机会。

　　此前，科通芯城主打的是核心供应商概念，其供应商大约有500家。如今硬蛋面对创新类项目，这类中小企业会寻找更灵活的中小供应商，因此，硬蛋的上游供应商已激增至6000家（图6）。

　　摸索如何能让两方更好对接，是硬蛋的主要任务。不同于普通的孵化器仅仅是提供办公场地或是资金扶持等，硬蛋致力于提供O+O（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2015年9月15日，硬蛋联手京东、科大讯飞、物联传媒等举办“芯火+”供应链大会，117家智能硬件公司和224家供应商从北京、杭州等地奔赴深圳，进行线下的见面和“团购”对接。11家智能硬件公司当场发布了购买需求，当天交易额超过了6000万元。

　　硬蛋连接的资源，还不止于供应商与创新者。通过线下各场活动的积累及线上的口碑相传，成立不到1年半的时间，硬蛋就聚集到了智能硬件领域的100万名粉丝。而截至目前，其粉丝数量更是突飞猛进，超过了700万，未来有可能衍生出可观的粉丝经济。

　　对科通芯城来说，这也带来了客户延展的端倪：其从前的经营交易都聚焦在B2B领域，如今则已往C端延伸。2015年12月4日的上海创博会上，硬蛋携300家智能硬件厂商参展，吸引了8万粉丝实地参观。大规模粉丝群体的存在，可以帮助创新者、供应商的新产品快速推广至目标客户。硬蛋平台集聚的大量用户，也能显著降低科通芯城获取新客户的成本。

　　在科通芯城公关总监王刚看来，粉丝经济时代，硬蛋之上甚至可以孵化出新的职业，“硬件评测师”就可能是其中之一。硬蛋上聚集的粉丝全都集中于智能硬件领域，不少智能硬件新品也会放到硬蛋上来供粉丝众测，如果硬蛋召集或培训其中的行家里手成为大V或评测师，那么这样的评测报告对于初创项目、对于风投，对于产品市场预估、对于供应商是否愿意介入等都将起到很大的帮助。

　　未来，硬蛋甚至有望在大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推出智能硬件新品的评级报告，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制造业的Uber：匹配是核心

　　近年来最具颠覆性的商业模式，非共享经济的典范Uber莫属。国泰君安研报发现，全球估值最高的10家创业公司，有5家属于共享经济范畴。人们正在达成共识，共享经济将重新定义互联网经济，重新定义一切产业。

　　在康敬伟看来，硬蛋的内核也是在践行共享经济，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进“全民创新”，这和以“全民打车”为宗旨的Uber有异曲同工之妙。

　　剖析Uber的模式，其第一要素是连接，将打车的人和开车的人引入同一个平台；第二步是匹配，将最近的空车匹配给需求方，在拼车模式中则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寻找最合适的拼车乘客及路径；最后一步体现了共享：每一个消费者都有可能成为资源的提供者，使用该服务的人们互相帮助，共享资源，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增强。

　　如果比照Uber，硬蛋的第一步已然成功，其平台上创新项目、供应商数量及粉丝数的急速增长，体现了连接的魅力；而这一模式如果能够走成功，通过硬蛋，创新供应链的上下游将极度扁平化，供应商和服务商对于创新项目的接纳与热情，以及创新项目对于供应链及各种服务的需求，也是天然存在的互利关系。

　　最难的环节还是在于匹配。消除乘客与司机间信息的不对称，Uber靠的是强大的后台运算能力，而如何根据不同的状况进行动态定价，则需要依据供需双方的大数据进行实时报价，看似简单的打车软件，背后都有着惊人的门槛。硬蛋所面对的挑战，更甚于此。乘客从A地到B地，通过定位导航系统就能规划出路径，而硬蛋为创新类项目提供的帮助几乎都是非标准化的，每个项目天生禀赋和资源不同，当其提交给硬蛋供应链需求时，所需要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表7）。

　　在创新者于硬蛋上提交的供应链服务需求实现爆炸式增长后，硬蛋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能够跟上这种暴增的速度，为其提供最合适的供应链解决方案。为了下好这盘越来越宏大的棋局，2015年11月，康敬伟成功约请到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李世鹏入职，担任科通芯城与硬蛋的CTO（首席技术官），进一步完善其在物联网上的布局，并为创新创业团体提供专利等更多增值服务。

　　硬蛋还在自由的疆域里伸展着，康敬伟也并不急于盈利，“现在硬蛋只需要关注项目数量、粉丝数量以及和供应商的关系，先把生态系统建立起来，而不是关注如何盈利”。不过，由于凝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源，硬蛋已引起资本的强烈兴趣，其能否分拆回归A股，成为下一大看点。

　　制造业华丽转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持续转型，试错，寻找并积极拥抱未来的故事。如果科通未曾赴纳斯达克上市，那么其可能还是华强北商圈里那些拥有数十家稳定客户，然而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电子器件分销商之一；如果科通沾沾自喜于B2B行业“闷声发大财”的惯例，不曾想过转战线上，那就难以互联网的长尾效应聚集中小客户，更无法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从30%到100%的跨越，在供应链日益扁平化的明天可能随时会被甩出方舟；如果科通跳脱不开盈利的思维，没有积极关注行业的新动向，主打共享式创新概念的智能硬件供应链平台硬蛋就不可能诞生，也就无法承载科通的明天和希望。

　　然而，这一系列转型，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对于中国制造，财经作家吴晓波有言，“我的企业家朋友中大半为制造业者，我眼睁睁地看他们‘嚣张’了20年，而今却终于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和彷徨。”痛苦，是成本优势的丧失，是渠道优势的瓦解；而彷徨与挣扎，则是“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转型恐惧。

　　转型不易，但产业链上轰轰烈烈的革命，却以不为任何人所能阻挡的力量展开着。新经济横扫江湖，当手机代工厂商纷纷陷入红海，有效整合资源、集成式设计、强调互联网营销的小米，却因为出货量跟不上营销速度，陷入“饥饿营销”；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化已经实现了巨大的产值，而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将激发一个更大的市场，共享经济典范Uber、Airbnb等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整合闲散资源，今天一家创新型企业从0走到几百亿美元，甚至不需要十年。

　　连接的资源越多，平台越大，梦想的边界就会越宽。科通的不断转型，是承载更多资源，最终将供应链挖掘为更有潜力的价值链的故事：科通集团从收获第一个客户华为起步，在传统的B2B领域内逍遥自在，上游核心供应商百家，下游大客户数百家；当转战线上，瞄准300万电子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带动产业上下互联网化，其客户数冲过了8000家，上游供应商也随之扩容，第三方平台的引入和供应链金融服务也就水到渠成；科通第三季硬蛋，则由于1万个创新项目、6000家供应商与700万粉丝的汇集，成为硬件创新的超级生态系统。

　　创新项目通过硬蛋对接供应链，快速打造样品，再在硬蛋众测平台上交由700万粉丝众测，快速试错，感受市场温度，再决定下一步的量产与否及规模，每一步经由硬蛋平台都将获得效率上的提升。对于创新者而言，从生产端到消费者终端的信息都在此平台上汇聚，从而取代了此前从创意到智造到量产到营销的漫长链条。借助硬蛋，一个人的创新将越来越快地落地，成为社会整体的福利。而作为供应链链接平台的硬蛋，将获得所有有效数据和交易网络，正如京东副总裁点评的那样，“掌握供应链的人，将掌握交易”。

　　在更远的未来，康敬伟对于硬蛋自有一番牵挂与梦想：“有一天，创新企业不仅可以不用担心供应商，还可以不管财务、税法、销售等，所有其他事情都可以交给硬蛋上的外包服务商，每个企业只专注于他们的核心技术和创意。”且期待科通下一季的精彩。

民間投資轉型陣痛：傳統制造業節衣縮食，高新企業大手筆投資

傳統制造業企業主正在節省每一分錢。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民間制造業投資增速僅為5.4%，創下歷史新低。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發現，廣東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為了應對訂單量萎縮的困境，節省投資，亦不再擴大廠房、更新設備;部分企業雖然訂單量有所增長，但也只是購買新設備，致力提升產品質量。一句話，傳統制造業確實遭遇了投資低潮。

與此同時，高新技術產業表現繼續搶眼，部分企業主接訂單接到手軟，擴大產能的勢頭正如火如荼。

連續虧損不敢花錢

陳銘(化名)的工廠是東莞一家自動化設備制造商，已經連續虧損兩年。為了讓公司撐下去，他不敢再花錢去擴大廠房或購買設備了。

2014年，他們公司虧了300多萬元，去年虧了500多萬元，今年到現在每個月虧損30萬元左右。

其實陳銘的工廠並非沒有訂單。今年的訂單量雖然比去年下滑了3成，但每個月的訂單金額仍有3000多萬元。

然而在去掉原材料、人力成本等之後，利潤所剩無幾。他面臨著和許多中小型企業同樣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戶的報價已經多年沒變，競爭又太激烈，他也不敢加價;而在支出上，人力成本上漲得太快。

2008年，東莞最低工資標準為770元/月。2015年，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510元/月，不計通脹因素，比7年前翻了一番多。

陳銘的工廠現在有兩三百位員工。其中研發人員30多位，每人月薪1萬多元;而普工的工資也在3000元左右。

他給記者盤算了一下，如果接100萬元的訂單，那麽去掉人員工資、社保、公積金、稅收、原材料等所有開支後，凈利潤不僅沒有，反而要虧掉兩三萬元。

本報記者接觸珠三角多家企業後發現，不少工廠都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而非賺錢盈利。

這些中小企業主也曾想過幹脆關門大吉，等經濟環境好轉時再卷土重來。但是，技術人員和研發人員大多是他們一手培養起來的，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資金，如果關門的話，再去尋找和培養這些專業人才太過費事。

東莞市電子行業協會秘書長尹建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只要有單子接，大家就都在堅持著。”

他前一陣子走訪當地部分企業後，發現今年部分企業主在招商引資的吸引下，去內地城市買地皮、建廠房。不過，更多的是選擇留在東莞，廠房面積維持不變。

他說：“有些企業主自己買了地，廠房也是自建的，自己用不完的話，就租給別人。大部分企業的廠房是租的，雖然需要支付租金，但為了客戶來看廠時好看一些，也在撐著。”

出手謹慎，小規模增加新設備

深圳的一位小企業主曾賢則在另辟蹊徑：他計劃縮小工廠的租賃面積，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投放到產品和渠道上。

他已經有所行動。上個月，他花了三四萬元添置了一臺新設備，提高產品的精度。

曾賢的工廠主要研制MP4和智能穿戴之類的小電子產品。今年他們的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倍，每個月的銷售額超過300萬元。目前雖然有三四十位工人，可加班加點也忙不過來，他計劃再招一二十人。

雖然訂單紅火，但他認為，租金和人力成本太高，擴大廠房面積並非長久之計。他希望將產能外包一部分到內地，自己的公司專註於產品研發升級和銷售渠道的拓寬。

與東莞相似，最近幾年深圳的人力成本也在蹭蹭上漲，最低工資標準也高於東莞等周邊城市。2015年，深圳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為2030元/月，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8.5元/小時。

在租金上，2015年初深圳的廠房類出租屋平均月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達11%，在去年住宅房價高漲的帶動下，租金又上漲了不少。

在人力成本、租金等紛紛上漲的壓力下，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將工廠搬回了內地人力資源豐富、成本較低的城市，只將研發和銷售部門留在了深圳。

也有一些企業為了應付客戶的看廠要求，雖然沒有撤走在深圳的工廠，但廠房面積大大縮小。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告訴本報記者，勞動密集型企業對用工成本和生產成本很敏感，因為他們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利潤空間被層層壓縮。

“沿海的發達城市幾乎都面臨這個困境。不少企業就被迫向海外或內地轉移。” 他說：“深圳已經有一批企業跑到印度設廠。雖然(印度)暫時面臨環境和配套等問題，但是假以時日，可能會對我們世界工廠的地位構成挑戰。”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則對本報記者分析，今年全國和廣東制造業的投資增速在放緩，除了經營壓力之外，也可能是因為部分企業主擔心經濟走勢，覺得現在並非擴大投資的好時機，就減少了投資。“民營企業在投資上相對會更加謹慎，市場沒有明確的信號，就不會輕易投。”他說：“也有一些企業主將資金轉去了容易生錢的領域，比如金融和房地產。”

高新技術企業“大手大腳”

王然(化名)是深圳一名3D傳感器制造商，他沒有上述成本煩惱，加上所在的行業前景光明，因此在投資上“大手大腳”。

與制造業投資增速放緩的勢頭相反，深圳高技術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由於業務增長勢頭良好，固定資產的投資駛上了快車道。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今年一季度全市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高於全市規模以上工業2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75.8%;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高於全市規模以上工業4.3個百分點，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67 .3%，同比提高2 .5個百分點。

其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62 .7%，同比提高4個百分點。

王然的傳感器量產不到1年，訂單金額已接近2億元。本報記者聯系他的時候，他正在忙著引進新設備。

他向記者表示：“我們的傳感器用於人臉識別，是個很新的領域，市場上買不到這麽新潮的設備，只能自己買零部件回來，再進行研發和組裝。”

由於目前的生產已經安排到四季度了，他不敢再接新訂單，只能等到廠房擴大後產能跟上來再說。

行業龍頭利潤十年縮水80%，那些勉強活著的制造業如何自救

傳統制造業走到了十字路口。

受累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國內外市場疲軟，以及產業全球轉移等的影響，中國的傳統制造業面臨嚴峻挑戰。而在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的長三角，近年來用工和其他成本迅速上漲，制造業形勢亦很不樂觀。

如何應對經濟下行的大環境壓力?面對客戶減少、訂單下降，企業又如何轉型?第一財經記者近期走訪了長三角地區的幾家中小制造業企業和有關專家，從傳統制造業的現狀，尋找根源探究出路。

承壓：傳統制造業利潤大幅下滑

宏觀經濟數據幾乎全線回落。國家統計局發布的4月數據顯示，從傳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出口增速從3月份的18.7%回落至4.1%;消費增速從10.5%回落至10.1%;投資增速也從10.7%回落至10.5%，而投資的回落則主要是受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影響。

制造業似乎成了整體經濟下行的最大受力點。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下稱“制造業PMI”)顯示， 今年2月制造業PMI為49.0，創下2012年8月以來新低，且為連續第七個月低於50榮枯線;4月制造業PMI為50.1，也比上月微落0.1個百分點。

其中，中、小型企業的困境最突出。4月份，中型企業PMI為50.0，小型企業PMI為46.9。

作為全球重要制造業基地的長三角地區在此輪經濟下行中受到的沖擊十分明顯。此前曾有媒體對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的中報業績做過統計，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報利潤負增長比例均超過30%，其中，安徽最高，為49%;蘇、浙、滬分別為40%、38%和33%。

數據顯示，三省一市制造業上市公司共600家，其中凈利潤為負數的有63家，即長三角地區有一成制造業上市公司2015年中報虧損。

“前兩年，全國範圍內這一行業倒掉了一批公司，目前這個行業仍處於低谷。”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老板何先生告訴記者，現在他們企業年產值在1.7億到2億元之間，在行業里為數不多，算是做得比較好的。

雖然規模能維持，但利潤是明顯減少了。

“現在我們的凈利潤基本只有3%~5%，而十年前我們有15%~20%的凈利，有些產品的利潤點還可能會在20%以上。”何先生對第一財經記者感嘆，現在錢越來越難賺了。

何先生回憶說，在2013年之前，行情都還算不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曾有一個短暫的下降過程，而4萬億投資下去後又有所回升，跟前面基本持平。不過，2011年銀根開始收緊，大家口袋里沒錢了，需求量下降。廠家就搶單子、拼價格，一輪兩輪之後，企業的整個利潤就下來了。

此外，用工成本上漲也是中小企業業主們頗為苦惱的問題。何先生告訴記者，跟十年前相比，現在用工成本已經翻了三番都不止，2005年到2007年時，工人工資在1800~1900元左右，而現在是五六千;另一方面，社保基數每年都在提，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此外，實業逐漸呈現系統性的“缺血”困境。

以上世紀90年代曾飛速發展的溫州制造業為例，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副會長、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溫州制造業的海外訂單劇減，大部分都轉為內向型企業。而國內財政政策近幾年緊縮，民營制造業貸款難;曾經迅速膨脹的溫州民間融資，2011年前後又遭遇了崩盤，溫州制造業現在普遍缺錢。

記者近日致電溫州某制鞋企業老板，談起經營情況，他只是泛泛地說，“制鞋業這幾年下坡比較厲害，買的人少了，總體經濟不好”，之後就匆匆掛掉電話。

在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後，很多溫商家里每天都有銀行的人上門推銷貸款，有些溫商貸款上千萬做投資，進入房地產和太陽能等行業，結果全部賠了進去。

“過去投資步子跨得太大，銀行、民間金融的錢都沒用到實業上。”這在溫商中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以當地閥門行業為例，溫州從事閥門以及相關配套產業的企業有1100多家，這兩年起碼倒掉兩三百家;活下來的一部分企業現在也是危機重重、勉強度日;最後留下來的良性企業可能占比不超過20%。

溫州永嘉的立信閥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啟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溫州的閥門產業出現了兩個惡性循環：一是有些企業沒有守住本行，去盲目跨界投資，比如買房、炒房等，經濟一出問題便發生連鎖反應倒閉;二是有些企業因為產品沒有做好，也沒有好好經營，導致貨款要不回來，再加上有些企業的生命力本來就不強，造成停產或破產。

王啟耐說，雖然公司年產值保持了不錯的增長，但受到當前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凈利潤有所下降。

出路：做細分領域的小巨人

除了整體大環境的因素，長三角中小企業發展停滯的癥結在哪里?

“中國的中小企業，包括長三角的中小企業，依附性比較強。”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長三角地區，是國有企業和跨國企業比較集中的地方，作為全球生產基地，它的主體部分是跨國企業或是跟跨國企業進行合資合作的國有企業。目前經營發生困難的，主要是為這些龍頭企業配套的中小企業。大企業一發生問題，生產一收縮，這些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就被大大壓縮了。

長三角地區有一些中小企業沒有很好地發揮其“船小好掉頭”的特點。現在市場總量是在縮小，但是結構在細分的過程中存在很多機會。“需求結構在變化，而供給結構卻和它不匹配。”楊建文說。

“理論上講，中小民營企業的體制機制要比國有企業靈活，但是它們在以往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國企病或者大型企業病，在運作上沒有把它們的體制機制優勢真正發揮出來，把問題的核心放在了大環境不好、整個體制機制不靈、中小企業貸款難等方面。”楊建文談道，“企業要自身找原因，要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去等、靠、要。”

部分企業主動尋求突破。如前文提及的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何先生對記者表示，老產品現在價格殺得都比較低。這幾年，他們致力於產品的提升創新，他們新推出的超細纖維合成革是第三代人造革，更逼真更環保，也更舒適，市場需求一直在增長，從去年開始效益就持續在往上走。同時，他們也努力提升自動化生產程度，減少人工費開支。

王啟耐告訴記者，他們當初也是從十幾個人的小廠房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的。“在2008年之前，我們還是全部為別人貼牌，而有些廠家只把一些利潤低的業務交給我們。”王啟耐說，現在他們自己的品牌占比已達95%，貼牌才5%。

在生產一線，這兩年立信閥門集團的“機器換人”投入也比較大，原來一臺機器要一個人去完成，現在是一個人完成三臺機器。他們把這一塊利潤讓出來給終端客戶，提高了市場占有率，同時拓展海外市場，去年出口增長率超過30%。

王啟耐說，這幾年每年他們拿出利潤的10%用於研發。他們公司研制的煙氣脫硫脫硝刀閘閥，去年剛進入市場銷路就很不錯，也得到了中石化的認可，目前他們公司已被中石化列入一級供應商。新產品的利潤率也相當可觀。

楊建文認為，中小企業如果能在細分領域做到小巨人，就是很成功的企業。在現在這個特殊階段，政府也需要在細分領域上給予政策支持，培養小巨人，形成一批有社會影響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的領軍企業。

砸100億投資中國創新 偉創力如何顛覆制造業？

崇尚低人力成本的制造行業正逐步向印度轉移，而中國正逐漸成為一個創新之地，對於制造行業的大佬來說，在中國的投資已越來越傾向創新領域。

繼去年思科宣布未來幾年在中國投入超100億美元用於技術創新，偉創力也在近日宣布將投入達100億元人民幣用於中國創新領域發展。

雖然是制造業巨頭，在固定化的生產線上偉創力一直致力發展創新業務，從單純重複的人力作業轉化為智能化生產。

其蘇州工廠從十年前開始生產轉型，用自動化解決方案代替重複性的人力作業。安裝了名為UBB(Universal Box Build Automation System)的全自動化高科技生產線，通過智能傳感器、執行器和攝像頭等聯通“物聯網”，開創全自動化生產系統。

與其他自動化設備不同的是，UBB能夠提供實時視頻和數據流，支持工程師和客戶遠程分析數據，同時，其兼具收集和分析數據的能力，員工甚至可以通過智能手機上的App監測查看生產進度。

2014年7月，偉創力在其矽谷客戶創新中心安裝了第一條全自動，通過智能傳感器、執行器和攝像頭接入物聯網的高科技UBB生產線。目前，在國內珠海工廠也具有UBB的生產線。

同時，作為偉創力全球7個產品創新中心之一的BU-X部門負責為客戶開發和測試全新產品概念，這些概念涉及醫療、可穿戴設備、物聯網等各個領域。這個部門主要負責超前技術的研究生產。

這個部門的主要客戶為早期的科研或者初創團隊，他們具有想法與創意但未必有能力將這些創業轉化為產品。相對於傳統新產品工業化流程，BU-X從工程、生產和供應鏈設計，到原型制作、功能分析和測試，再到制造和交付的全過程逐一包攬，幫助團隊客戶完成。其中涉及的技術由於過於超前，處於絕對保密狀態。而這些尖端技術來自於技術研發部門。

“我們發現尤其在可穿戴設備領域，很多小企業只有10個人左右，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經常是擁有一個好點子的一群軟件工程師而已。而我們能夠提供制造知識，讓他們的產品更好，工業化的過程更快。我們應該趁早進入，雖然這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重構自身的供應鏈以滿足初創企業的產品特點——中低規模、高品類。”David Johnson說道。

在制造業不斷往東南亞外遷的情況下，偉創力仍然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很大程度與其發展目標有關。偉創力亞洲市場營銷與傳播負責人Valerie Kurniawan表示，對於制造行業，最大考慮是人工成本的升高，但是偉創力在評估中不僅僅是看到了人工成本，而是中國已經從一個靠人工紅利吸引資本的制造國家變成了一個政策和環境都支持的創新中心的機遇。相比於東南亞人工成本的紅利，偉創力更重視中國政府和創新環境的便利。

藍皮書：建築制造業對大學畢業生需求明顯下降

相關研究機構6月12日發布的最新調研成果顯示，IT、教育、醫療業吸納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建築、制造業需求下降。與此同時，大學畢業生就業重心變化，民企、中小微企業、地級市及以下地區等成為主要就業去向。

麥可思研究院、社科文獻出版社當日聯合在京發布《201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

調查結果顯示，在就業比例前十位行業中，與2013屆相比，2015屆本科畢業生就業比例增加較多的行業類依次為“教育業”(增加3.6個百分點)、“醫療和社會護理服務業”(增加2.8個百分點)、“媒體、信息及通信產業”(增加1.8個百分點);就業比例降低最多的行業類是“建築業”，降低了2.4個百分點，其次是“機械五金制造業”，降低了1.7個百分點。

與2013屆相比，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比例增加較多的行業類為“金融(銀行/保險/證券)業”(增加2.2個百分點)、“醫療和社會護理服務業”(增加2.0個百分點)和“教育業”(增加1.9個百分點);就業比例降低最多的主要行業類是“機械五金制造業”，降低了1.6個百分點。

從三屆的就業趨勢可以看出，在就業比例排名前十位的行業類中，本科畢業生在“教育業”和“醫療和社會護理服務業”行業類就業的比例逐屆增加，在“建築業”、“電子電氣儀器設備及電腦制造業”和“機械五金制造業”行業類就業的比例逐屆降低。高職高專畢業生在“金融(銀行/保險/證券)業”和“教育業”行業類就業的比例逐屆增加，在“電子電氣儀器設備及電腦制造業”行業類就業的比例逐屆降低。

概括來說，知識與服務密集型的現代產業(信息技術、教育和醫療等)發展強勁，而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制造、建築等)面臨挑戰。需要註意的是，少數行業(如金融)由於證券業等的影響產生人才需求的波動。

調查結果顯示，與2013屆相比，2015屆本科畢業生就業比例增加較多的職業類為“中小學教育”(增加3.1個百分點)、“互聯網開發及應用”(增加2.7個百分點)和“醫療保健/緊急救助”(增加2.5個百分點);就業比例降低最多的職業類為“建築工程”，降低了2.3個百分點。與2013屆相比，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比例增加較多的職業類為“互聯網開發及應用”(增加2.4個百分點)、“醫療保健/緊急救助”(增加2.2個百分點);就業比例降低最多的職業類為“機械/儀器儀表”，降低了1.9個百分點。

從三屆的就業趨勢中可以看出，在就業比例排名前十位的職業類中，本科畢業生從事“中小學教育”、“金融(銀行/基金/證券/期貨/理財)”、“互聯網開發及應用”和“醫療保健/緊急救助”職業類的比例逐屆增加，從事“行政/後勤”、“建築工程”和“電氣/電子(不包括計算機)”職業類的比例逐屆降低。高職高專畢業生從事“互聯網開發及應用”職業類的比例逐屆增加，從事“機械/儀器儀表”和“電氣/電子(不包括計算機)”職業類的比例逐屆降低。

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畢業生在民營企業就業的比例從2013屆的54%上升為2015屆的59%，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就業的比例從2013屆的22%下降到2015屆的18%，在中外合資/外資/獨資企業就業的比例從2013屆的11%下降到2015屆的9%。

其中，本科畢業生在民營企業的就業比例從2013屆的45%上升為2015屆的52%。高職高專畢業生從63%上升為67%。本科畢業生在國有企業的就業比例從2013屆的26%下降到2015屆的20%，在中外合資/外資/獨資企業的就業比例從12%下降到10%。高職高專畢業生在國有企業的就業比例從2013屆的19%下降到2015屆的16%，在中外合資/外資/獨資企業的就業比例從10%下降到8%。這些變化反映出國企正在經歷新一輪的產能調整，外資企業也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而民營企業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支撐凸顯重要。

調查結果顯示，2013～2015屆大學畢業生在3000人以上大型用人單位就業的比例從23%下降到21%，在300人以下的中小微用人單位就業的比例從51%上升為55%。

其中，2013～2015屆本科畢業生在3000人以上大型用人單位就業的比例從27%下降到25%，在300人以下的中小微用人單位就業的比例從45%上升為50%。2013～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在3000人以上大型用人單位就業的比例從19%下降到17%，在300人以下的中小微用人單位就業的比例從56%上升為60%。中小微企業雇用了超過一半的大學畢業生。

2013～2015屆大學畢業生在地級市及以下地區就業比例從2013屆的52%上升為2015屆的55%。其中，2013～2015屆本科畢業生在地級市及以下地區就業比例從2013屆的46%上升為2015屆的48%。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比例從58%上升為61%。大學畢業生在地級市及以下地區的就業比例上升。

珠三角制造業“換血再造”：每分鐘都在虧錢，賣房產撐下去

制造業需求不振、訂單下滑的苦日子過去了?

深圳小企業主曾明(化名)最近很疑惑：作為生產和代加工MP4的企業業主，今年開年後，他發現訂單量莫名地增多了。在參加了一次同行聚會後，他找到了答案。

那次聚會上，他驚訝地發現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問才知道去年一批同行企業關門了。

曾明的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翻倍，現在每個月的銷售額超300萬元。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去年大環境不好，一些工廠要麽不開要麽轉做別的行業，競爭對手變少了。”

可惜即使訂單增多，也並不意味著盈利增加。

日前，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現代創新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關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講座上表示，中國制造業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高新技術產業由於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和過繁的政府審批等門檻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際，過去那些依靠低附加值和廉價勞動力來支撐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在不斷地減弱。

在中國制造業重鎮“珠三角”，這一現象尤為突出。雖然高端制造業在崛起，不少企業接單接到手軟，但是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仍然在節衣縮食，試圖熬過冬天。

由於對成本非常敏感，部分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繼續走在將工廠撤離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道路上。與此同時，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一些大體量、領軍型的科技型企業加速在該區域內部重組和調整，比如，將研發總部放在深圳、生產基地搬到地價相對較低的地方。

在結構轉型的浪潮沖刷下，無論企業主們意願如何，他們無可避免地將被卷入。這一過程中，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斷上演。

“每分鐘都在虧錢”

電子業是珠三角支柱性產業之一。曾明已經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5年了，但是對明年的業務前景仍很茫然。

他吃不準明年形勢會怎麽樣。他在考慮，要不要跟隨身邊一些企業主朋友的步伐，將工廠搬到成本更低的城市。

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主而言，想到“往外挪一挪”的時候，很少會選擇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林波(化名)對本報記者表示，“企業搬去東南亞國家，雖然說會降低用工成本和租金，但是需要考慮政局的因素，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困擾，比如說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工人加班意願不強等。”

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被深圳這些企業主視為理想的遷入地——廠房租金和人力成本相對便宜，且距深圳只有兩三個小時車程，物流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但東莞也不是萬能的。隨著珠三角經營成本的整體上升，東莞的一些企業主也在考慮將廠房搬到租金更便宜和人力成本更低、用工更穩定的內地城市。

東莞一自動化設備制造商陳銘(化名)感嘆，經營成本上升得太快了，如果他不是本地人，也想把工廠外遷了。

陳銘的工廠現有兩三百位員工。其中研發人員30多位，每人月薪1萬多元;普工工資也在3000元左右。

工廠已經連續虧損兩年。2014年，陳銘的公司虧了300多萬元，去年虧了500多萬元，今年到現在月虧損30萬元左右。

讓人意外的是，虧損是在手握大量訂單的情形下發生的。

雖然比去年下滑了三成，但是今年每個月的訂單金額仍有3000多萬元。然而在刨除人力成本、原材料等之後，利潤所剩無幾。

陳銘面臨著和許多中小型企業同樣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戶的報價多年沒變，競爭又太激烈他不敢加價;而在支出上，人力等各種成本持續上漲。

“訂單接得越多，虧得越多。”他說。

本報記者從珠三角多家企業了解到，不少工廠都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而非賺錢。

陳銘說，春節工廠放假歇業期間是他最開心的時候。不僅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之後不用眼睜睜地看著工廠每分鐘都在虧錢。

為了支撐現在的工廠，陳銘賣掉香港的房產，套現了1800萬元。

和記者聊起這個話題時，他顯得有點難堪：“我也看過很多報道知道當下的情況，用賣房子的錢來開工廠有些傻，但是實在不甘心就此關門。”

和陳銘類似，很多還開著工廠的企業主除了現實的考慮之外，也有著濃厚的實業情結。東莞市電子行業協會秘書長尹建文告訴本報記者：“只要有單子接，即便虧一點，大家也都堅持著。”

持續遷移

尹建文在走訪中也發現，今年東莞部分電子企業雖然暫時沒有關閉在本地的工廠，但是受內地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吸引，去內地城市增設了工廠。

在外界擔憂這座曾經的“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時，也有區域經濟觀察人士認為這是產業結構轉型陣痛中必經之路：肯定會有一批不符合轉型條件的工廠被清出去。這些工廠，尤其是小的電子產業、來料加工廠等，或再往內地走，或搬到東南亞、非洲，或關門。

來自當地官方的聲音也強調，行業有進有出，實屬正常。

去年年底，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副局長吳柏安告訴本報記者，如果一個工廠關門，人社局很快會協調好後續事宜，釋放出來的勞動力70%很快能解決就業。並且，經過他們部門處理的企業數據都比較平穩，沒有大的變化。他補充道：“一些以加工制造為主的工廠和一些外資企業雖然關門或遷走了，但是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說，附加值低的傳統制造業處在產業鏈的底端，對成本很敏感，它們的利潤空間不足以支撐高成本，因而采取的搬離路徑都是從高成本城市向低成本城市走。

各顯神通

一味撤退不是辦法。它們的另一條路是往產業鏈的上遊走，從對成本敏感的、單純的制造環節向技術研發升級。

不過，資金讓很多傳統制造業中小企業主的升級夢想還未騰飛，便已跌落。曾明和企業主朋友們喝酒聊天的時候，發現80%的參與者都認為，企業要想有所突破，資金是最大的難題。

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會關門。這是個兩難的命題。

也有人在瞅準行業後投入巨額資金，放手一搏。

許明旭此前在揭陽開了七八年的工廠，生產電纜。201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觸控屏行業，判斷其應用前景廣闊，就開始生產手機和電腦觸控屏，先後投入一個億。這筆資金主要用於從臺灣購買先進設備，以及引進20多位研發人員，包括在臺灣銷售點上班的2位博士。

現在回想起來，許明旭慶幸自己走了一步正確的棋。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當時一狠心就重新創業了。我們設備先進，自動化程度高，生產工藝好，目前在華南地區鮮有對手。”

如今，他已經成功轉向高技術行業，他的新公司廣東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成為揭陽政府對外重點宣傳企業之一。

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只是謹慎投資，小心翼翼地試探市場對新產品的接受程度，或者另辟蹊徑：抱緊高科技企業的“大腿”，尋找合作機會。

生產3D傳感器的深圳高新技術企業奧比中光負責人黃源浩告訴記者，身邊有不少從事制造業的朋友羨慕他所在行業的誘人前景，但是奈何技術門檻高、投資資金龐大，退而求其次想做他們的代工廠，或者做配件提供商。

從美國回來創業的黃源浩完全感受不到上述企業主們經歷的寒意。現在，他最大的煩惱是如何盡快完成應接不暇的訂單。

值得一提的是，附加值高的科技型產業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工業中的比重正日益加大。

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廣州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5.3%，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對該市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達71%。東莞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也分別高速增長13.3%和17.0%。

傳統產業年輕人流失

一些優勢傳統制造業正面臨一場悄然襲來的危機。

深圳服裝企業藝之卉時尚集團的創始人趙卉洲對本報記者表示，很多傳統工藝未來可能招不到人了。

她對記者舉例說：“比如說紮染工序，年輕人不願意幹，現在的工人平均年齡已經四五十歲了。再過十年，等這批工人老了之後，就可能無人可招了。這不是工廠轉移到哪里能解決的問題。”

她所擔憂的事，確有可能會影響該行業的走向。

深圳在短短30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6大優勢傳統產業，除了服裝業外，還包括機械、鐘表、家具、印刷包裝和黃金珠寶。

不過隨著深圳產業布局的調整，新興產業發展的勢頭漸漸蓋過這些優勢傳統產業。2009年，深圳開始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至今日，深圳已經形成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目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35%，遠高於全國8%的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已成為穩定深圳經濟增速的強大動力。

在新興產業成為拉動深圳經濟發展的“引擎”之時，優勢傳統產業的地位仍然不可小覷。

深圳服裝行業協會秘書長張洪濤向本報記者介紹，深圳服裝行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乎都是代加工，但是現在90%以上的企業都擁有自有品牌了，其中有很多大品牌。

他補充道，去年整個行業的銷售額達到2100億元，包括內銷和外銷。在國內大城市高端商場的占有率高達60%以上。

然而，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這些優勢傳統產業的制造業企業主被迫花費高額資金更新設備。

趙卉洲上周拜訪一些工廠時，發現很多傳統工藝環節已經招不到工人，工廠只能購買設備，讓機器來替換人工。

此前，趙卉洲和幾家頗具實力的同行也試圖合作辦一所職業學校，培養技術型人才，並定向輸送工廠。但是市場調查後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多是獨生子女，父母不願意他們進工廠了。

當地政府正在大力推動 “機器換人”。去年3月份，廣東省出爐了一份《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根據計劃，廣東省未來三年工業技改投資總額將達9430億元，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此外，工業機器人示範應用重點覆蓋紡織服裝以及汽車、摩托車制造、家電、五金、電子信息、建材等珠三角傳統優勢產業。

深圳工廠關門的更多？

在新一輪結構調整中，珠三角正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高科技企業在這個區域內重組和調整中擔當主角。

上述深圳電子行業協會人士林波常年與中小企業打交道。他感覺今年經營狀況並未好轉，企業對短期的看法也不樂觀。很多出口型的企業抱著希望去參加展會，如果能接到單，就有續命的資本，但是即便續命了，也擔心維持不了多久。

而在東莞，尹建文發現今年訂單量比去年穩定，有些企業甚至還有增長，招人相對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紹，協會會員企業有230多家，從去年到現在關閉的會員企業不到10家。

針對上述兩種不同的感受，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記者分析：“這幾年，華為的終端公司從深圳搬去了東莞，東莞市政府也從其他地方引進了一些大型高科技企業。這些巨量級的企業一過去，就把周邊的中小企業都搞活了。對於這些企業來說，主要是升級，從低端的加工制造升級到為高端的產業提供零配件。”

他說，而對於遷出地深圳的企業來說，更多是轉型，要麽是轉到第三產業，要麽是將工廠遷出深圳了，所以工廠關門的看起來比較多，但其實深莞兩地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都是在順應當地的發展趨勢。

2012年，華為在東莞松山湖註冊了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2014年9月，中興通訊斥資百億在廣東河源建研發生產基地。2015年11月，比亞迪與廣東汕尾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將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等6個項目。

今年5月份，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為東莞營收和納稅第一大戶的消息傳出來後，引發了外界對深圳制造業的憂慮，“華為跑了”、“中興跑了”等言論甚囂塵上。

隨後，深圳市市長許勤公開澄清。據媒體報道，5月29日，許勤表示，中興、華為等企業不僅為深圳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更是深圳對口支援廣東東部地區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但是華為、中興不會離開深圳。

宋丁也認為，大企業將制造環節遷出深圳，是重新進行戰略布局和產業調整的結果，也有利於珠三角區域的整體發展。“珠三角內部整合的最大好處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產業平臺，企業騰籠換鳥的成本低，政府政策的落實也非常快。” 他說。

城市定位謀變

2008年，廣東開始實施“騰籠換鳥”戰略，即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騰出產業調整、升級空間。

由此，當地政府對東莞市的戰略定位也發生了變化。

2015年，東莞市明確提出了城市發展目標——“建設國際制造名城、現代生態都市”。東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羅永峰說，從“世界工廠”向“制造名城”的轉變，就是從來料加工型、生產車間型向創新驅動型、品牌生產型轉變，是更加註重品牌化、科技化和美譽度的產業鏈轉型升級。

而深圳，在土地資源緊張和工業“肥水”溢出的背景下，究竟是該堅持以工業為主導，還是應該轉向服務業?

幾年前，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曾經就深圳企業出現外遷趨勢做了一項調研，“最後政府還是認為應該牢牢抓住制造業的優勢。”

盡管沒有大力扶植，深圳第三產業發展勢頭依然迅猛。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第二產業增加值7205.53億元，增長7.3%；第三產業增加值10291.80億元，增長10.2%，增幅高於第二產業。同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8.8%，高出第二產業將近18個百分點。

深圳本地有一種意見認為，2020年，深圳的第二產業比例可能下降到35%以下。而如果第二產業比重降至35%以下，意味著深圳的產業發展變得不均衡。

劉國宏認為，經濟孵化是個天然的過程，與深圳GDP總量接近的新加坡工業比重已經跌到了25%。“一味地說保留工業用地和工業體量，是不現實的。但從城市的健康發展角度而言，深圳市政府還是要維護一定的工業體量，還會向工業有比較多的傾斜。”

制造業巨頭支持脫歐 為中國資本入英“開窗”？

英國脫歐結果公布，脫歐按鈕正式啟動，消息一出，震驚全球。第一財經記者多方采訪獲悉，英國“脫歐”之後，制造業領域所受波及可能並不會像其他領域那麽嚴重。脫歐對於中英制造業合作將會產生某種利好。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梳理發現，目前中英產業合作除了已經十分成熟的汽車和房產領域之外，主要集中在前期的基礎研究領域以及軍民兩用項目方面諸如航空航天以及核能開發以及裝備制造領域。

在制造業基礎研究領域，斯旺西大學高級講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產業界一直與英國科研院所保持積極合作關系。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訪英時曾專意趕到曼徹斯特大學參觀石墨烯實驗室。而過去兩年里，劍橋大學和斯旺西大學分別與國內的清華大學以及湖南省政府開展了很多制造業領域的合作項目，中英技術和企業合作如火如荼，因此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對於中英制造業已經開展的合作不會產生太大影響。而且，英國脫歐對於持續充滿創造力的英國科研院所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來自歐洲的研究經費會銳減。這將倒逼英國研究機構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尤其在研究經費、市場方面，需要中國的幫助。所以對中國企業來說，是難得的抄底良機。

(圖片來自於JCB)

而在傳統裝備制造領域。為讓自己具有生存力和競爭力，英國不得不將自己置身在國際競爭環境中，把重點放向未來快速增長的市場銷售。JCB和戴森(Dyson)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企業選擇支持英國脫歐。在這些制造業巨頭看來，留歐的確會構築關稅壁壘和保護性法規，但歐盟的這些舉措會將企業變得愈發懈怠，在全球市場中表現的愈發缺少競爭力。北部灣產業投資基金內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隨著歐盟限制條款約束力的消失，英國制造業巨頭將會更依賴於中國市場。英國貿易投資署和英中貿易協會日前聯合發布報告稱，從英國出口角度而言，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單一出口目的地，每年155億英鎊的制造業出口規模顯示了中國市場對於英國制造業部門的重要性。

因此未來中國將會在英國脫歐之後更深入的參與到英國制造業的發展當中。華泰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薛鶴翔進一步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之前中英簽訂的產業合作條款都要遵循歐盟統一標準，而隨著英國脫歐成為現實，中國產業資本進入英國將會更具彈性化。在中英產業間未來的談判時，英國的要價能力下降，因為英國背後不再是整個歐洲。中國要價能力提升客觀上將會刺激中國企業進入英國制造業領域。

據英國官方數據顯示，過去5年，中國對英國投資年均增長85%，這一趨勢仍在加強。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說，未來10年，英國的基建投資缺口達到5000億英鎊，中國將向英國投資1050億英鎊。以華為公司為例,華為英國公司成立於2001年,總部位於倫敦附近的雷丁。從智能手機到電信技術設備,華為每年投入巨資在其英國分公司,截至目前,華為在英國設15個辦公室,共計1030名員工。據稱2017年員工數將增至1500人,其中英國人比例達70%～75%。

不過英國徹底脫歐之後，雖然制造業層面會為中國打開進入的最佳時間窗口，但眾多中國企業可能並不會掀起英國制造業投資熱潮。據高盛高華研究報告顯示，英國徹底脫歐之後，出口公司將不知道該基於何種條款供應海外出口市場;進口公司也將不知道基於何種條款進口;所有公司都將面臨更大的監管/法律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不確定性，企業推遲投資的選擇權價值較高，至少在形勢明朗化之前如此。

此外，一位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英制造業領域在後續商業化合作商恐將面臨一系列潛在風險。例如國防類高科技技術的合作將會更多受到美國的制約，而匯率的波動同樣將會構成潛在風險。此外，之前很多中國企業希望能借英國進入和輻射歐洲市場。脫歐以後，這個優勢弱化了。英國對於中國企業的吸引會降低不少。有可能會從負面影響雙方的產業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