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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這五年】新疆投資者：從艱難中淘金

豐富的資源、優惠的政策、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未來想象空間，都在支撐著新疆地區外來投資額的增長。但“劣勢”也同樣明顯，比如穩定形勢的變化、難以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本地員工、又慢又不穩定的物流。

搬，還是不搬？

“新疆有工業用電，不上國家電網，每度只要3毛錢左右，比我們現在便宜了一半，一年下來，就可以節省一千多萬元。”

2014年以來，浙江商人寧海興一直在琢磨著，要不要把自己的工廠，從老家搬遷到新疆去。他的工廠，是一家“藍寶石”深加工企業，主要的產品之一是時下最熱門的手機用“藍寶石屏”。

寧海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公司每年營業收入近兩億元，但凈利潤不高，一千來萬。除去藍寶石的物料成本，很重要的一塊開支，就是電費，“藍寶石深加工是個高能耗的行業，我們每個月電費就是兩百多萬元，而且必須得按周交，不然供電局就拉閘停電。這不僅成本高，對現金流影響也很大。”

遠在4000公里外的新疆石河子市，吸引著寧海興的關註。因為他的同行、位於江蘇無錫的元亮科技有限公司，在2013年，先期投資3.5億元，於石河子建立了新的公司，以大規模生產藍寶石晶體等產品。

“除去一般都會有的‘兩免三減半’（2年免征、3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等優惠政策外，那里有工業用電，不上國家電網，每度只要3毛錢左右，比我們現在便宜了一半，一年下來，就可以節省一千多萬元；而且電費可以按月繳，甚至偶爾還能拖拖賬期。”寧海興如此描述在石河子投資的優勢。

即使還有路途遙遠、生活環境差異、人力資源成本高和物流成本高等現實難題，新疆依然散發著吸引力。

獨特而異常豐富的資源優勢、政策的優惠、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未來想象空間，多重因素下，至少今年上半年，新疆地區外來的投資額，仍然在增加。

自治區招商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上半年，新疆全區招商引資的“區外到位資金”為1840.54億元，這比2013年同期增長了12.70%。

不過，包括新疆發改委、新疆旅遊局等部門在內的多位受訪官員也承認，穩定形勢的變化，還是影響了部分投資者的決策。

新疆招商局2014年“上半年全區招商引資重點項目進展存在的問題”一文中，也提到，“受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壓力等多種因素影響，少數項目緩建和未按計劃開工。300個重點項目中有22個項目表現出投資信心不足……喀什地區的鑫宏物流、旅遊開發項目、節能環保型無機改性建築新材料的開發及產業化項目已放棄投資。”

讓寧海興有些猶豫的，也正是新疆的形勢，“感覺隔三差五，就有暴恐事件，那里到底安全不安全？”

難得的“逆勢增長”

20%左右的增長，看似並不突出，但在當下的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里，確是難得的“逆勢”；因為從2014年一季報情況看，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的營收都下降了一成左右。

三一西北重工有限公司（下稱三一西北公司）董事長李建華，也被時不時問起，在新疆“安全不安全”？

“現在（新疆）一出事，就有好多人打電話來——家里人，內地朋友的，都問我好不好。我說，能接電話就是好。他們問新疆怎麽樣，安全嗎？我說，你來，出了問題我負責。”李建華一般都是這麽回答。

因看好新疆及西北的市場，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後幾個月，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600031.SH）將李建華委派到新疆，來籌建一個全資子公司。2012年12月30日正式投產，刨去中間兩個難以施工的嚴寒冬季，“實際上就用了十個來月”。

三一重工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工程機械另兩強——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000157.SZ，下稱中聯重科），與徐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000425.SZ，下稱徐工機械）在新疆沒有設立生產基地。

這使得三一重工的產品在新疆市場份額最多時達到了約60%，目前也有50%左右。具體到銷售額，“去年有十六七億，今年上半年有12多億元，全年預計可在20億元以上，利潤也可達到1億元左右，去年則基本是盈虧持平。”李建華說。

20%左右的增長，看似並不突出，但在當下的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里，確是難得的“逆勢”。截至2014年8月27日，中國工程機械三強還沒有一家發布今年的半年報。從一季報情況看，三一重工營業收入下降10.2%，凈利下降47.39%；中聯重科營收下降10.01%，凈利下降33.12%；徐工機械雖然營收上漲了3.66%，但凈利潤下滑8.17%。

李建華說，整個工程機械行業，這兩年的確處於衰退期，“但不包括新疆在內的西北地區——因為，這幾年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在快速增加，包括中亞市場也還在增長。”

三一西北目前在整個公司中所占的體量還不大。2013年，三一重工全年營收373億元，三一西北貢獻了其中的4%強。但三一重工已經啟動了在新疆更大規模的投資計劃，那就是進入煤化工和煤化工設備生產領域，“一個德國進口的汽化爐，就得賣八億、十億，這是個高利潤市場。”

跑7次，再辭退

“劣勢”一樣突出，“修建工廠時，湖南來的工人，每個人系一根安全帶，300塊錢一個，幹得熱火朝天；有些當地的工人，給他500塊錢，都不幹。”

在新疆投資，除了整體市場處於增長期外，地價和電價，都要便宜不少——這是包括三一等諸多外來投資者的“共識”。

“劣勢”一樣突出，“人力成本高，除了從內地帶來的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工資高，要給他們發‘援疆津貼’外，就是我們員工餐廳里的服務員，在長沙1800塊錢就做了，這里沒有2500元招不到。平均算下來，整個用人成本，要比內地至少高15%。”李建華說。

要降低人工成本，他也認可，“只能是逐步本地化，增加本地雇員。”但又面臨另外一個問題，本地工人包括西北幾個省的工人，“閑散，勞動觀念不強，吃苦耐勞明顯不如湖南工人、四川工人。”

“修建工廠時，冬天下雪，零下十七八度，但必須在室外施工。湖南來的工人，每個人系一根安全帶，300塊錢一個，幹得熱火朝天；有些當地的工人，給他500塊錢，都不幹。”他舉例說。

李建華對當地勞動力的這種“抱怨”，南方周末記者也多次從其他企業那里聽到。

一家食品包裝類企業的管理者說，“我們也想多用本地員工，但有些員工，上了一個月班，突然就不見了，過了一兩個星期又跑來，要求上班——因為他錢花光了。這種事情一次次發生，你讓我怎麽安心雇用？”

新疆發改委主任張春林，則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了一個不同的案例：湖北宜化集團在新疆的公司，設計出一個相對特殊的用工制度，給予新疆籍員工“六次機會”——有些員工，特別是少數民族員工，確實不太適應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宜化的做法是，你走一次，回來我還繼續聘用你，直到第七次走，我才不再聘用了。通過這種方法，最終把新疆員工在全部員工里的比例穩定在45%這個水平。

“更多使用本地員工，需要給雙方一個彼此適應、充分溝通的過程。”張春林說。

在勞動力成本之外，李建華還談到其他困難：“政府效率相對較低，有些優惠政策，白紙黑字寫在協議上，但一直拖著，沒給落實。”

這位董事長坦言，“三一在新疆，各個政府部門多少都會給一些‘面子’。有些正常的辦事，連我們都覺得比較難，可能大多數外來投資者會更覺得困難。而且，我更希望，三一獲得優待，不是因為‘面子’帶來的，而是制度設計下的一視同仁。”

本土化難題

“新疆的地域太大，物流慢且不穩定，剛開始時，我們從喀什發貨，曾被客戶嘲笑‘是不是用毛驢在送貨’。”

一家叫“維吉達尼”的公司，則盯住了新疆農業領域的機會。

維吉達尼是維語“良心”的音譯，公司的業務主要是在互聯網上幫助維吾爾農戶出售新疆的特色農產品。三位主要股東、創始人，一位是漢族小夥子劉敬文，一位是維吾爾族的麥合穆提·吐爾遜，一位是回族人“老榕”——前8848網站創始人、活躍的互聯網創業者王峻濤。

維吉達尼現在的合作農戶有兩千多家，在新疆喀什、吐魯番，以及北京和深圳，都設立了辦公室和倉庫，還成立了維吉達尼農民專業合作社。

南方周末記者與維吉達尼的員工們一起拜訪過其中一家主要的合作農戶，喀什地區疏附縣蘭幹鎮的維吾爾村民馬木提家。馬木提家的杏幹，在維吉達尼的網店上銷售得很好。劉敬文設想，下一步註冊個“馬木提牌杏幹”的商標，“我們希望打造一些農戶自己的商標品牌，也讓他們分享更多的收益”。

對於未來的發展規劃，劉敬文雄心勃勃，但困難和挑戰也不小。

“新疆的地域太大，物流慢且不穩定，剛開始時，我們從喀什發貨，曾被客戶嘲笑‘是不是用毛驢在送貨’；後改為在北京設物流倉儲中心，但這成本還是要高出不少，且難以掌控，還不利於我們吸引更多本地人就業。”他說。

工業配套，也是個軟肋。“像包裝、分揀，我考察了好幾個當地企業，都達不到我們的要求，最後包裝是在內地和沿海地區找企業來做。”

此外，員工招聘仍然是個難題。劉敬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將在半年內，再招20位員工，希望以新疆本地人為主，最好漢語、維語都能掌握一些，至少滿足日常交流需要。但是，盡管面試了五十多個人，他依然很難找到合適的人。

（應受訪者要求，寧海興為化名）

從《好聲音》到《爸爸去哪兒》，電視新產業催生港台藝人內地淘金熱

全中國最著名的四把轉椅突然空出了一個位置。

節目開播前半個月，在已經簽完合同、參加完發佈會之後，羅大佑突然宣佈退出《中國好聲音》。變故令外界揣測紛紛，官方說明是因為檔期衝突，不得不捨棄;更多人猜想是因為導師內部不和。無論真相如何，所有人都對一件事心照不宣：空出來的這把轉椅，等的還是一位來自港台的音樂人。

7月18日，《中國好聲音》第三季開播，成名於1980年代的台灣歌手齊秦出現在轉椅上，成為這檔綜藝節目的四位導師之一。這是《中國好聲音》播出三季以來的潛規則——導師之中，必定有一位或者兩位是港台藝人。齊秦之前，活躍在節目裡的是庾澄慶、張惠妹。

《中國好聲音》只是個縮影，邀請港台藝人擔任導師或嘉賓，已經成為內地許多綜藝節目的標配。

香港音樂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梁翹柏，已經選擇定居北京。《我是歌手》節目錄製期間，梁翹柏每週有三天時間會待在長沙馬欄山，那裡的湖南廣電中心已經是內地最有影響力的節目生產地。在湖南衛視1200平方米的攝影棚裡，梁翹柏合作的對象經常是來自香港樂壇的熟面孔，比如搖滾樂隊Beyond的主音吉他手黃貫中，這支樂隊從1980年代就開始走紅;或者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她最後成為這檔綜藝節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來自台灣的庾澄慶、王偉忠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內地綜藝節目的製作中。庾澄慶在《中國好聲音》裡承擔導師和半個主持人的職責，被認為是這檔節目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王偉忠除了為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擔任評委，還在上海運營著一家傳媒公司，試圖開始在內地製作節目。

一個事實是，這些還只是負責台前部分的港台明星。在觀眾看不到的幕後，還有更多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構成內地電視產業的齒輪。他們出身於港台業已成熟的電視工業體系，帶著以往的工作經驗和些微不適應感，一起推動著內地綜藝節目的大車，轟然駛向市場。

切中觀眾口味

梁翹柏幹著一份壓力頗大的工作。《我是歌手》每期都有7位明星登台，現場樂隊配樂加上節目前的編曲和現場調度，每錄一期都相當於做一場明星演唱會。

「嘩，就好像三個月裡做了13期王菲巡迴演唱會那麼多。」梁翹柏坐在位於北京的工作室裡，手裡擺弄著一把吉他，對《財經天下》週刊說道。

作為曾經操刀過陳奕迅、王菲等人演唱會的製作人，梁翹柏在音樂圈裡的聲望頗高，但此前他的名聲主要在港台音樂發燒友中流傳。拜《我是歌手》所賜，現在的他稱得上是位大眾明星。《我是歌手》第二季裡，當他在節目裡突然被主持人張宇點名唱歌，獲得的掌聲和歡呼聲已經不低於同期參加節目的明星選手。

參加這檔節目之前，梁翹柏與電視圈的淵源還沒有這麼深，而現在他已經是各大內地電視台爭相邀請的對象，很多製片人認為，請到了他，一檔音樂節目的品質就算有了保證。

梁翹柏最信賴的合作夥伴是《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2012年9月，兩人第一次見面，洪濤興奮地在筆記本電腦上向梁翹柏展示《我是歌手》韓國原版片段，向他描繪了這檔節目的宏圖：燈光用韓國的成熟團隊，調音台和音響用英國和法國的頂尖設備，歌手請最有實力的，採用現場樂隊……

這一切的前提是，洪濤得找到一位能夠把控住整體品質的音樂總監。對比洪濤描述未來時的激動，梁翹柏顯得異常冷靜，他問了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你想要什麼樣的樂隊?」

「最好的。」

最好的樂隊需要一定數量的頂尖樂手才能做到。梁翹柏之前在TVB最紅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擔任音樂總監時，樂隊由五六人組成，而這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幾檔採用現場樂隊的節目之一，更多電視台由於缺乏資金以及現場控制經驗，只好以錄製好的伴奏帶替代樂隊。

梁翹柏可以輕而易舉地邀請到30位高水平樂手，這得益於他從1984年入行至今積累下的業內資源。問題是，電視台真的願意為此買單嗎?

以2012年7月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的出現為分水嶺，內地各大衛視的綜藝節目進入新一輪激烈競爭。這檔號稱製作成本8000萬元、平均收視率破4的節目將同年其他綜藝節目遠遠甩在身後，其他電視台一時失去還手之力。洪濤手裡的《我是歌手》項目被湖南衛視寄予反超的厚望：同樣是音樂類節目，引進自國外的版權，有所創新的比賽形式……同樣地，湖南衛視也在預算上給洪濤相當大的空間。

3個月後，《我是歌手》刷新了梁翹柏對電視音樂節目的認識。錄影棚裡，舞檯燈光暗處，二十多名樂手排列兩側，其中有「香港第一吉他手」黃仲賢，也有由內地小提琴演奏家靳海音率領的絃樂團。洪濤當初所描繪的那些高配置音響硬件，也已經安裝妥當。

第一次，梁翹柏在一家電視台的錄影棚裡，聽到了可以媲美體育館演唱會的音效。更令梁翹柏訝異的是湖南衛視邀請到的那些歌手，這檔節目裡，有6位出身港台娛樂業的參賽歌手，接近嘉賓總數的二分之一。

「在內地做節目，其實應該以內地的歌手為主。」《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說，「但現狀是，內地知名度、演唱水平能達到這檔節目門檻的歌手相對較少。如果都集中在選秀歌手上的話，又會造成資歷上的同質化。」節目組選擇歌手的標準是在華語歌壇具有符號性，同時在年齡分佈上還得有層次感。根據這兩條準則來篩選，最後邀請函很難不落到港台歌手頭上。

再以這兩條標準推而廣之，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那麼多港台藝人的面孔——從《爸爸去哪兒》到《中國好聲音》，從《年代秀》到《中國夢之聲》，以往港台藝人大多只是在電影或唱片宣傳期時上某個訪談節目走下過場，現在，他們也像梁翹柏一樣，把好幾個月時間都耗在錄影棚裡，跟隨內地綜藝節目一起沉浮。

洪濤欣賞梁翹柏的工作表現，除了他身上有香港職場奉行已久的敬業和專業態度，還因為他提供的東西切中大多數觀眾的口味。他的音樂風格介於古典和流行之間，「不是特別前衛，但聽的東西又在潮流當中」。洪濤說，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同樣來自香港的鄧紫棋。香港的電視市場雖然不大，卻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流程規範成熟，在切中觀眾喜好方面，他們顯然更有經驗。

電視產業新中心

洪濤原本是一名電台主持人，在1990年代末轉型到電視台擔任編導。站在電視的門檻上，他的目光很快被正值鼎盛期的港台節目所吸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人家那個水平呢?」當時他不止一次這樣想。

二十年前，長沙馬欄山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日後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會被循著《快樂女聲》、《我是歌手》等節目而來的粉絲踏遍。但當時還沒什麼人能想像到它即將迎接的輝煌。1990年代，內地多數電視台尚未上星，影響力最多只能擴散在本省。居住在沿海一帶的福建和廣東觀眾，電視娛樂要更為豐富一些。借助地理之便，他們偶爾可以接收到港台五花八門的綜藝節目。

那一年，收看人數最多的是一檔名為《超級星期天》的節目，主持人之一是庾澄慶。他剛由歌手轉做主持人，對節目裡的遊戲環節駕馭得並不算好，不過觀眾並不在意，這檔節目仍然大受歡迎。到了十年前，台灣製作人王偉忠推出一檔風靡一時的談話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蔡康永和徐熙娣酷愛即興發揮和口無遮攔，與內地同時期的訪談節目《藝術人生》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很早就跟內地的電視人合作過，覺得當初他們在執行力還有燈光、錄音各方面的技術是很薄弱的。」頭髮花白的王偉忠回憶說。他被視為台灣「綜藝教父」，由他擔任製作的娛樂節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除了《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全民最大黨》等多檔節目也是經他之手推出。

恰與如今這波港台藝人駐紮內地節目的潮流相反，在1990年代，內地藝人更嚮往能夠進入港台的製作體系，瞭解港台節目成功的原因。但由於市場容量和體系封閉的原因，能夠實現這一願望的人只是少數。

主持過《歡樂總動員》的演員張延是少數幸運兒之一。1992年到1995年，她是TVB的簽約藝員。在她還處於跟粵語搏鬥的階段時——那時她剛去香港不到一年，每天給自己定下的功課是用粵語數數，從1數到1000，然後再念當天的報紙，TVB已經把她安置在開播於1967年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擔任主持。

張延隨即發現香港節目製作跟內地的不同，它以完善的體系最大程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做到及格，哪怕是毫無經驗的新人。「它會在很短的時間裡告訴你它要的是什麼，希望你做成什麼樣子。」港台的電視人在成熟的工業體系裡浸淫多年，無論是在製作意識還是流程效率上，都超出內地一大截。

但是，內地的製作團隊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幾年內迅速抹平了這種差距。

2000年之初，《同一首歌》在央視開播，台灣導播徐德立被節目製作人孟欣邀請參與這一節目的製作。徐德立說，《同一首歌》都是跟各地政府合作，這意味著他能拿到的報酬頗豐，超過了他當時在台灣TVBS電視台裡的本職工作所得。

第一次給《同一首歌》做節目，徐德立就發現內地在硬件設備上已經不輸台灣，內地的拍攝機位甚至是台灣同類節目的兩倍。但是，剛剛進入娛樂製作生態的內地團隊，顯然還不知道如何操縱、調度那些設備，使它們發揮最大的效用。

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經驗，這方面《最美和聲》的聯合總導演陳為邦與徐德立有著同樣的感受。在進入電視這行之前，他曾經擔任過1997年齊秦北京演唱會的現場導演。從演唱會切入到電視行業，是台灣許多技術人員共同的職業發展路徑，徐德立也是如此。

從流程上來講，演唱會跟大型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舞美技術上，某些演唱會甚至比大型活動更加先進。當時，內地辦過的演唱會少之又少，當電視台和政府想舉辦大型活動時，這批有過豐富演唱會製作經驗的港台技術人員，便成為內地團隊的座上賓。

他們將過往的經驗挪到電視當中，結果頗受歡迎。一方面，帶有政府性質的大型活動構成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電視台開始快速翻新硬件設備;另一方面，來自港台的製作人以及技術團隊不斷被邀請到內地，幫助節目提高製作水平。

這種變化在政府最重要的大型活動——2008年奧運會前後達到頂峰。

「如果說之前國內的電視台設備都是在追趕的話，在2008年之後，整個水平已經完全超越了。」天娛副總經理、節目製作人馬昊表示。1997年大學畢業後，馬昊進入湖南衛視工作，是湖南衛視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娛樂節目製作人。身材瘦小的她曾經製作過《快樂男聲》、《嗨!2014》等節目。在她看來，現如今內地已經取代港台，成為電視產業的新中心，其製作水平不輸給亞洲任何一個地區。

王偉忠也承認內地電視產業變化十分迅猛。「這幾次水平跳得很快，現在內地節目的舞檯燈光打得很好，台灣比不上了，現場這麼多機器，20多人收音，讓你一下到達一個地步。」

除了台灣「綜藝教父」的稱號，王偉忠現在多了一個新標籤：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導師。節目裡他的定位是寬厚長者，在兩位明星評委黃曉明和韓紅互相調笑、極力展現自身魅力的時候，不斷試圖將話題拉回到選手的專業性上。而在鏡頭之外，他關注的同樣也是節目製作上的專業問題。

資本在推波助瀾

儘管從《中國夢之聲》這檔節目中感受到兩岸在節目投資上的落差，王偉忠個人推崇的還是以小博大、以創意為先的製作理念，而內地的綜藝節目發展顯然已經跳過那個時期，直接進入比拚資本和規模的階段。

北京奧運會之後，由政府主導的大型活動聲勢漸弱，尤其是2013年，政府明令提倡節儉辦晚會。2013年8月，《同一首歌》被央視停播，這個電視台與地方政府結合的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正式退出螢幕。

其實，在停播之前《同一首歌》就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幾檔現象級節目之後，省級衛視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收視率被看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與收視率排名息息相關的，是廣告效益。

數據顯示，2013年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廣告收入分別為60億元、45億元、34億元。廣告收入支撐內地綜藝節目完成新一輪蛻變，有資本撐腰，節目創意唾手可得。

「現在內地的製作已經基本上和國際接軌，如果國外有什麼好的節目模式的話，過半年就會在內地市場上看到。」洪濤說，自己和其他電視台製作人一樣，每個月都會接到各種節目模式公司的邀請，觀看他們從英國、荷蘭、韓國、以色列等國家找到的節目模式。

2013年，各大電視台共引進、播出近30檔國外版權的綜藝節目。除了眾所周知的歌唱類節目，還有一大批節目在收視率競爭中尷尬地沉浮著，從舞台選秀到戶外真人秀，從跳舞到益智，從減肥到做菜，每家衛視都有一兩檔引進版權的節目，就連央視播出的掛著公益、勵志等口號的《夢想合唱團》、《超級減肥王》等節目，模式也來自國外。

電視台製作團隊只需要挑選、購買版權，將節目裡的某些環節進行本土化就可以了。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將節目寶典裡的每一條細則都呈現出來——具體說來就是版權擁有方研發的節目製作指南，細節到選手定位、節目流程、燈光道具、情節設計等。

單單是從錄影場地上，就可以看到如今內地和港台節目製作在投入上的區別。在台灣，800平方米已經算是少有的大型節目錄影棚;而在內地，800平方米的棚比比皆是，1200平方米、2000平方米的錄影棚還在不斷建設中。

至於製作費，台灣節目至多40萬元人民幣一期封頂，而內地節目要想被認定為有競爭力，動輒以一兩百萬人民幣起步。

庾澄慶以版權節目《中國好聲音》兩季導師的身份重新被內地觀眾認識，他在台灣也主持著一檔引進版權節目《王子的約會》，版權來自於英國節目《Take me out》，接近於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和《非誠勿擾》。不過，這檔節目在台灣算不上很成功，在內地的影響力接近於零。

除了《王子的約會》，台灣沒有在引進版權節目上做更多嘗試。對台灣電視台而言，且不說後續製作的細節，首先在版權費這一環，就意味著是一筆可能無法消化的負擔。

「有人肯買單，這點是特別重要的。在台灣，就是沒有人可以買單。」接受採訪時，庾澄慶正在《嗨!2014》的錄製後台。這是由他擔任主持、天娛傳媒製作、在央視一套播出的一檔音樂脫口秀節目。在風頭被地方衛視完全蓋過之後，一貫保守的央視也開始嘗試給自己加上更濃重的綜藝色彩。

庾澄慶穿著鮮豔的紅色褲子，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1960年代生人。儘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但庾澄慶身上仍然沒有太多歷史古舊感。當他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因為挑到一位自己喜歡的選手而伸著舌頭比劃著搖滾的手勢從轉椅上跳起來，沒有人會覺得他不合時宜。

庾澄慶沒有過時，當初推著他成名的台灣電視產業卻已經趨於沒落。台灣明令禁止綜藝節目有冠名和植入廣告，沒有廣告，節目的製作成本自然無法提升。台灣電視台越來越安於小成本的脫口秀節目，這類節目只需要小規模團隊就可以製作和維持。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電視從業者被蓬勃發展的內地產業所吸引，來到海峽這岸開始「北漂」生活。

「北漂」之路

「到內地打拚有什麼要注意的?」陳正飛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是較早進入內地的台灣主持人之一。在內地零散地主持過一些音樂盛典之後，2010年末，他從台灣移居到北京，為湖南衛視、東南衛視等頻道主持每週播出的情感類、益智類節目，從生活到工作都徹底融入到內地的電視工業中。

「我跟他們說一定要搬過來。如果你真的用心做的話，就應該根深蒂固地融入到這個市場裡，才知道這邊怎麼說話、怎麼做事。」這是陳正飛給那些台灣同行的忠告。

現在，陳正飛坦然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北漂」，他已經完全適應北京的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因為主持湖南衛視和東南衛視的節目，他甚至已經適應了另外兩座南方城市：長沙和福州。

陳正飛還必須適應內地的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廣電總局的審查和限制。「邀請港台主持人要提前報給廣電總局審批，一檔節目裡的港台常駐嘉賓也不能太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內地製片人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台藝人的數量。陳正飛就因為審批原因，錯失了湖南衛視和青海衛視的兩檔節目。

當然，限制並不能阻擋內地團隊以各種形式繞開政策、繼續邀請港台藝人。在《嗨!2014》錄影棚外豎起的海報上，印著庾澄慶大大的頭像，頭像下方寫著四個小字：「快樂大使」。

「其實他幹的就是主持人的活兒，怕上面盯得緊，所以叫『快樂大使』。」《嗨!2014》節目組對外一律稱庾澄慶為「快樂大使」，當記者在提問時稱呼庾澄慶為主持人時，他們還會刻意糾正。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就連受審批之累的陳正飛也入鄉隨俗，懂得站在政策的角度考慮，認為對港台藝人有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他也已經習慣電視台對內容的一些限制，台灣脫口秀節目關於政治以及一些敏感話題的開放性探討，是絕不可能出現在內地電視上的。

比起這些麻煩，他更為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早幾年進入內地的市場。比他更早幾年進入市場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天天向上》裡的歐弟——失意於台灣演藝圈，卻在內地市場找到新高度的藝人。

不過，陳正飛是另外一個領域裡的先行者。2011年，他開始加盟愛奇藝自制節目《浪漫滿車》，屬於第一批在視頻網站主持節目的港台藝人。在視頻網站自制節目剛剛開始萌芽的時候，他就參與其中。視頻網站轉變成為內容製作平台是內地獨有的產業發展現象，在港台乃至全世界，都少有可以參照的坐標。

把陳正飛拉到視頻網站做節目的，是台灣製作人闕祥勳。

「台灣比較流行師傅帶徒弟的做法，從製作助理、執行製作再做到製作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積累。內地市場太大，視頻網站有空間，肯給機會，快的兩年就能成為製作人。」在愛奇藝，闕祥勳同時製作《愛夠了沒》、《浪漫滿車》、《愛奇藝愛電影》等多檔節目。他將陳漢典、陳正飛等台灣二三線藝人請來主持，這些節目投入不大，影響力尚不足以與電視台出品的綜藝節目相提並論。但依附於大公司的平台上，闕祥勳有大把機會可以實踐自己的想法。

他為此付出的一大代價是，自己被納入互聯網公司的管理體系，每天戴著工牌坐班，每週交考核績效，生活狀態與王偉忠那一代講求創意、天馬行空的電視製作人截然不同。在他面前，是一條沒有前輩走過，但是充滿無限可能的路。
 

本文是《財經天下》週刊授權i黑馬轉載，刊於《財經天下》64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不單打獨鬥 貿易商與養殖戶合力淘金 不只外銷 鰻魚大王開餐廳拚內銷

日本直擊 在不起眼的角落淘金 他們懂得滿足缺口 搶先賺到橘色財

科技創業者生存狀況調查：創業像淘金，壓力大，失敗居多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5：30分，萊恩·胡弗(Ryan Hoover)從舊金山家中的床上起來，開始憂思。他的初創企業Product Hunt，現在是矽谷的香餑餑，公司成立還不到一年時間，就已經進行了兩輪風投融資。Product Hunt的網站和iPhone應用每天都會為用戶挖掘出色的新科技產品和應用程序。胡弗每天要在7點半左右將最佳產品的郵件發送出去。

“我睡覺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在使用Product Hunt，這讓我有點怕，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這期間會發生什麽。”胡弗說道。他今年27歲，頂著一頭蓬松的棕色頭發，嗓音很輕，12歲那年他創建了自己的第一家企業，一個笑話集群網站，最終盈利約10美元。

去年，胡弗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向朋友們宣布推出Product Hunt。今年5月，Product Hunt公司正式成立，該公司第二輪融資募集資金610萬美元，公司價值或超過2000萬美元，近20名著名科技界名人均是該公司投資人。不過，隨著新投資的到來，問題也隨之產生。

胡弗拿出自己的iPhone，打開應用來檢查網站的流量。“我或許不應該如此頻繁地檢查網站流量，”他表示。他看著手機屏幕說道，“看到沒?這讓我壓力巨大，因為從上周起我們的流量下降了10%。”目前，Product Hunt網站擁有超過1.5萬名訪問用戶。胡弗在想，在即將到來的聖誕假期里，如果網站流量會再次下滑，他應該采取何種措施應對。理論上，他知道，他不應為此擔憂，但就是沒辦法。而現在，隨著資本的流入，“保持網站流量增長變得更加重要了。”

全球科技產業都在不斷蓬勃發展，舊金山和矽谷更是如此。不論是舊金山灣區的各個開放式辦公場所，還是郊區的企業園，工程師和企業高管們正在發明未來。他們中很多人正在鑄造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財富。但是，還有更多的人最終以入不敷出收場。

“這就是淘金熱。”軟件編程師帕特西·普萊斯(Patsy Price)表示。科技產業正在吸引各界人士投身其中。在哈佛商學院，畢業後投身金融服務業的研究生比例從2006年的42%降至2013年的27%，而在此期間，投身科技產業的畢業生比例卻翻倍，從7%增至18%。

其他頂級名校的畢業生就業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變化，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斯坦福，該校一直被視為矽谷的“直屬學校”。去年，高盛集團鼓勵年輕的銀行家們周末的時候多休息，這在華爾街算是一件新鮮事。高盛希望能夠借此留住年輕的生力軍，因為很多人都準備轉行投向美國西部。

但是矽谷並非一直閃閃發光。舊金山灣區的大多數初創企業最終都可能以失敗告終。很多企業最終的利潤率將遠低於投資者所期望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克爾•高施(Shikhar Ghosh)預計，近40%的初創企業將以資產變現宣告終結，近80%的初創企業將無法實現他們的預計投資回報。企業想要像谷歌(微博)和Facebook等成功創業的幾率微乎其微，對於谷歌和Facebook這樣創業成功的科技企業，風險投資人將這種投資稱為“獨角獸”。

著名初創企業投資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表示，即便是那些創業成功的企業，通常也會經歷“痛苦的低谷期”。在這期間，創業的興奮感被放緩的增長和對風險可行性強烈的懷疑感所取代。軟件分發給客戶的模式也出現變化，現在可以立刻從雲端下載，而不再使用CD，這些變化也意味著，相較於上一次科技熱潮，如今的科技產業發展步伐更快，也更加繁重。

兩年前，多克·科魯茲(Toke Kruse)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帶著自己的行李箱，從丹麥來到舊金山，並建立了會計軟件初創企業Billy’s Billing。科魯茲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工作，這座公寓所在大樓就位於初創企業雲集的舊金山SoMa地區。他的公寓裝修簡陋，除了一張玻璃咖啡桌，還有就是沙發上那只巨大的泰迪熊。他沒有薪資，靠著存款和一些其它項目的收益生活。他表示，在舊金山這兩年沒有任何成功保障的生活，“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外向的人來說，壓力尤其大。”

Billy’s Billing並不是科魯茲的第一家初創企業。他在丹麥的時候就已經有過幾次經驗，雖然有成功的例子，但大部分還是以失敗告終。比如，2005年，他創立了一架圖片分享企業，他表示，失敗是因為時間不湊巧，因為當時智能手機並不普遍。

科技企業創始人們表示，這就是基準。初創企業孵化器The Monkey Inferno的CEO沙安·普利(Shaan Puri)表示，“事實上，有一個縮寫(寓意創業失敗)。那就是WFIO，我們玩完了，結束了(we’re f***ed, it’s over)。那個時候，團隊里的每個成員才是真正以誠相待，你不能敷衍你自己、你的團隊或者你的投資者，你必須真正認識到發生了什麽。”

普利在大學選修了一門名為“變得富有”的課程之後，便決定投身矽谷。他表示，該課程的教授讓企業家向他們講述了商業領域的真實經驗。普利原本計劃進入醫學院深造，但是這門課卻讓他放棄了之前為了考取醫學院而付出的諸多努力，放棄成為了一名醫生，轉而決心成為一名企業家。The Monkey Inferno由英國企業家家邁克爾·波奇(Michael Birch)和西奧琪·波奇(Xochi Birch)資助。2008年，此二人將社交網站Bebo出售給AOL，並借此獲益數億美元。

在普利的領導下，這家初創企業孵化器企業擁有一個豪華的辦公室，配有廚師、按摩師和酒吧，六周的新產品研發計劃表，在一個半月時間里將想法變為原型機。其中大部分產品失敗，還有一些，用他的話來說是“小勝利”。但是，The Monkey Inferno只想要一次重大勝利，而其他只是讓其分身的東西。他們希望自己下一個產品，即，全新的Bebo趣味性信息應用程序，將能夠讓重大勝利變為現實。

他表示，The Monkey Inferno是圍繞少數幾個能夠開發出熱門產品的想法所建立的。其團隊的所有成員都是雇員而且由波奇全權資助，所以，他們能夠聚在一起，內部學習經驗教訓，而不是讓團隊分不到其他新的產品研發上。

這個不同尋常的安排也表示，相較於其他由風投自主的初創企業人，普利面對的壓力更小，獲得的支持也更大。梅格·赫施博格(Meg Hirshberg)在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教授創業課程，她表示，大多數企業家發現，當錯誤發生時，他們是唯一的“先遣對象”。“企業家們感覺，他們完全無法讓自己從公司抽離。現實情況是，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赫施博格表示，在一個男性占多的行業里，創業者不願意去探討自己所面臨的那些壓力，這並不是大男子主義。企業家們有理由擔心，員工、投資者及客戶會因為感覺到公司可能出現問題而選擇會離開。

初創企業孵化器Y Combinator總裁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最近就撰寫了一篇博文，名為“創業者的沮喪(Founder Depression)”。該文被廣泛閱讀，阿爾特曼在文中鼓勵與Y Combinator一起工作的創業者談談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而不是獨自承受。在Y Combinator的相關在線論壇Hacker News上，該文獲得了上千條評論，超過一千次的轉發。阿爾特曼寫道，“不論你怎麽想，你不是一個人。你不應該感到羞愧。”

除了阿爾特曼之外，營銷軟件公司Moz的創始人蘭德·費什金(Rand Fishkin)也發表了一片博文，文中講述了最近一次產品發布到他辭任公司CEO一職期間所經歷的沮喪心情。信用卡欠賬50萬美元，金融危機等這些都不是讓他動搖的原因，相反，“差勁的”新產品研發和公司需要一種他無法帶去的變化，這些責任和想法讓他動搖了。

費什金的博文發表在了Hacker News上，並得到了大量回複。他表示，“我收到的大部分郵件內容都是，‘之前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也很糾結。’”費什金表示，雖然他的投資者和董事會比其他大部分更加“善解人意”，但伴隨著風投同時而來的壓力就是他所面臨挑戰的一部分。

獲得風投通常都被視作成功，但是其還意味著，企業將要背負成功的壓力，而且要是一場漂亮的勝利，還要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長。“增長不止是期望，而是必須做到，超高增長才是期望。”費什金說道。

Moz出售了17%的股權換得了1800萬美元的風投。標準投資者希望能夠看到最多10倍的投資回報。費什金表示，“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短短幾年內找出方法，讓公司實現上億美元市值，這些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達那·塞維爾森(Dana Severson)因眾酬初創企業Wahooly失敗而以淚洗面整整一周。他從明尼蘇達來到舊金山，想要碰碰運氣，通過一個由前谷歌員工所創立的初創企業孵化器來推出Wahooly，但是，直到產品發布的一個月之前，其才找到一名開發人員，結果導致他的計劃流產。

不過，這些淚也不是白流的。這之後，塞維爾森創立了Startups Anonymous，並取得了不錯反響，他表示，Startups Anonymous現在成為了熱門網站，供創業者們匿名哭訴、發泄和提各種蠢題。從今年1月起，該網站已經收集到了超過700封告解、問題及故事。塞維爾森表示，該網站由他自己的一個盈利項目提供資金運營。

自從Startups Anonymous推出，塞維爾森意識到，並非只有他一人承受了很大壓力卻無人傾訴，也不是只有他自己連一些理應知道的事情都不清楚，比如一家失敗的初創企業所承擔的債務等。“這之上附加著很多負擔癥候群問題。這講得通，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創業者，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在專業領域一展拳腳。他們沒有招聘經驗、沒有管理經驗，他們要先學會走才能會跑，當然，在你真的做到這些之前，你必須假裝自己全都會。”

印第安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迪恩·謝菲爾德(Dean Shepherd)表示，當風險出現，工作所帶來的身份協同會加劇創業者們的悲觀思想。大型企業的高管同樣也會壓力過大，不過，他們的壓力並非長期存在，他們可能會被解雇，但是他們沒有用自己的老本去創建公司，而且他們的公司也不會整個完全消失。

謝菲爾德表示，企業家經常將自己逼得太緊。“如果你只去研究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你就會經常陷入一種他們過於樂觀，過於自信，然後他們更有可能成功的思想中，你沒有看到的是那些創業失敗丟掉老本的企業家經驗。”

創業者們表示，到目前為止，這個想法不會在矽谷引起共鳴。在矽谷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格言，“快速失敗”，也就是說，迅速承認自己失敗，然後重新開始。那些扛過了各種挫折的固執的高管們一直都奉信這條格言。失敗，或許是初創企業的默認設置，但是沒人希望這個設置存在於自己的初創企業內。

科技創業者生存狀況調查：創業像淘金，壓力大，失敗居多

2014-11-03  NCW

 

碧桂園在馬來西亞遭遇了馬航失事、當地調控、環保維權等意外，還要面對同樣來自中國的數個數百億投資的大盤競爭。有“馬來西亞的深圳”之稱的新山能否

撐得住中國開發商的大胃

◎ 財新特派記者 陳立雄 發自馬來西亞 記者 黎慧玲 文在夏日的陽光下，戴著頭巾的馬來當地人在白色沙灘上拍攝婚紗照，對岸是車水馬龍的新加坡，不遠處，一些體積龐大的起重機駐立在大片的紅褐色空地上。這裡是被碧桂園宣傳為 “五星級生活”的金海灣，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柔佛州新山市沿海一帶。兩年前，碧桂園為當地的發展計劃所吸引，來到此地淘金。

柔佛州新山與新加坡之間隔著一條50公里長的柔佛海峽，橫跨海峽的新柔長堤和第二通道將這兩個城市連接起來，未來兩地間還計劃建起新馬高鐵以及地鐵。馬來西亞政府以“深圳-香港”的城市功能規劃來定義新山與新加坡的關係，意圖用東南亞版的香港與深圳的故事打動投資置業者。

早在2006年，馬來西亞政府就宣佈推動柔佛州南部區域經濟發展的的大型規劃 “馬來西亞依斯幹達” ，以當時的柔佛蘇丹依斯幹達（Mahmud Iskandar Al-Haj）命名，旨在到2025年打造一個“國際上有地位”的大城市。

新山還被確定為可以使用智能快速過境卡的首批自由出入區，持卡人可以自由穿梭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一規劃涉及2217平方公里的土地，計劃總投入3830億令吉（約7154億元人民幣） 。

經濟發展將帶來住宅需求量的增加。精明的地產商們不會放過機會，除了馬來西亞本地發展商，過去兩年間，碧桂園、綠地、富力等中國房地產開發商先後進入新山房地產市場，投資總額高達60億美元。目前，新山所在的柔佛州人均 GDP 為25302令吉（約合47357 元人民幣） 。當碧桂園們到來時，正趕上當地房價飆漲，有的房子從從2009年的每套14萬令吉漲至20萬令吉（約合36 萬人民幣） ，五年漲了45%。新山真的會崛起為馬來西亞的 “深圳”嗎？

“碧桂園速度” 震驚新山馬政府試圖在依斯幹達打造五個旗艦發展區，金海灣位於 A 區，這裡的大片海域正被來自中國的開發商佔領。幾年前，當地政府就委托當地公司進行了填海造地工作，整個A 區靠近新加坡一側全部是填海而成。

新山金海灣項目實際上是碧桂園在馬來西亞的第三個項目。

2011年，碧桂園便試水馬來西亞市場，在吉隆坡周邊與當地開發商合作開發了兩個別墅項目——加影碧桂園及萬撓碧桂園，分別持股55%。受制于合資方的進度，目前加影已正式開售，萬撓仍未開盤。

碧桂園決定自己來。從2012年初醞釀，年底碧桂園在新山獨資購入了金海灣項目的土地，占地約22.3萬平方米，在靠近市中心的沿岸地區，當時總價15.63億元，以規劃建築面積116萬平方米計算，折合樓面價每平方米不到1500元。碧桂園準備在這裡建起一個總共9450套房的樓盤，樓數超過40，遠超當地開發商常見的一到六樓。碧桂園的另一項目 “森林城市”則更具野心，這個項目位於馬新第二通道附近的西部海上，全部填海而成，共2000公頃，面積是金海灣項目的10倍。森林城市目前尚在填海，將用30年完成建設。

從項目報建、開放樣板間，碧桂園金海灣僅用了四個月的時間，這種 “碧桂園速度”讓當地人感到震驚，這一方面源於碧桂園有運作城市郊區大盤的豐富經驗，另一方面因為馬來西亞政府“好辦事” 。進駐當地的另一家中國開發商說，相比他們在其他國家的經歷，馬來西亞政府的審批效率相當高。

公開宣傳資料顯示，金海灣項目2013年8月正式開盤，售價在每平方米1.4萬元到2萬元之間。但據銷售員透露實際可最低打折到1.2萬元。項目開盤即獲得超過6000套商品房的訂購，創下了近50億令吉（約93.6億元人民幣）的意向認購金銷售記錄，比整個新山市之前全年的房地產銷售金額還高。

“我們中國開發商想要快速開發，快速賣掉，儘快把錢拿回來。 ”一位在碧桂園馬來西亞公司工作的員工告訴財 新記者。據他介紹，這個項目碧桂園自己說了算，不受合資方干擾。他還暗示在柔佛州，稍微使用一些 “方法”可使行政程序變得更簡單順暢。如果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這樣的大城市，則要麻煩一些，大城市的人對環境問題也更敏感，開發商要面對各種反對聲音。

金海灣開盤的盛況轟動了當地房地產市場，加之馬來西亞政府不斷完善“第二家園”計劃，鼓勵外籍人士在馬來西亞長期居住及投資，富力、綠地、雅居樂等中國開發商隨後相繼大手筆在柔佛州拿地。

其中，廣州富力在新柔長堤旁邊啓動綜合項目公主灣。第一階段，富力用45億令吉（約83.58億元人民幣）從蘇丹買入了49.94公頃土地，這些地也都是填海而成。

這個項目將分五個階段開發，預計 最終建設3萬套房子，還將建設酒店、辦公樓、公園和購物中心等。為了省錢也為了速度，中國的開發商大多將國內項目從名稱到設計直接搬到新山，但後來的開發商從金海灣吸取了教訓，比如按照馬來西亞口味來做室內設計。

姍姍來遲的綠地集團則於今年2月底一出手便簽下新山兩個項目，分期投入200億元，占地860畝，規劃建築面積約230萬平方米，其中一個項目將成為迄今為止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的最大規模房地產單體項目。

馬來西亞翡翠灣項目是綠地控股集團與當地的IWH 公司合資興建，6月已完成填海開始動工，按計劃將在2017年底完成。IWH 即依斯幹達海濱控股私人有限公司，40% 的股份由柔佛州政府間接持有。綠地認為政府背景會讓其在馬來西亞的投資進展更為順利，碧桂園之前也選擇與 IWH 公司合作，後來才在馬來半島獨資開發金海灣項目。

馬航失事， 綠地來了晚來一步的綠地並沒有受到眷顧。3月5日，綠地對外宣佈了馬來西亞造城計劃，三天後馬航 MH370失蹤，事件不斷升級，馬政府面臨信任危機，看房團也隨著馬來西亞旅遊業受到重創。來自中國的買家原本是中國開發商在新山銷售的一大支柱，現在，這些試圖以海外投資分散國內房地產風險的中國地產大鱷一夜之間陷入了另一重風險。

現在的綠地談及馬航影響時很樂觀，認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已經微乎其微” 。然而，新山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幾個月的變化顯示影響遠未過去。

據“界面”報道，碧桂園總部曾一度把赴馬來西亞看房團列為地方公司的考核指標，今年這一指標不得不取消，因為馬航事件後組織客戶前往馬來西亞看房變得相當困難。綠地的翡翠灣正式開盤 時間一拖再拖。綠地在馬來西亞另一個當地史上最大的造城項目也陷入停滯。

金海灣最初設定的目標顧客是三成來自新加坡，三成來自馬來西亞，再有三成來自中國大陸，剩下一成是來自印尼和台灣等其他地方的顧客。不過，金海灣的一位銷售員告訴財新記者，實際情況是：新加坡人的比例為三成出頭，中國人兩成，馬來西亞人僅為12%。在新加坡房價上漲和新山物價相對低的情況下，新山房地產對新加坡人有一定吸引力，也有人將這裡作為休閒度假的居所。大多數新山當地人則因收入較低買不起這樣的高端公寓。前述碧桂園馬亞西亞公司員工則擔心，這些不同背景的客戶住在一起能否愉快。

雖然金海灣銷售開戰告捷，但這種精彩場面很快就一去不復返。前述碧桂園馬來西亞公司的員工告訴財新記者，一是3月和7月兩次馬航失事使中國客戶的熱情迅速降溫；二是其他中國開發商進入後，競爭變得嚴峻。據銷售員透露，到目前為止，金海灣銷售了總共60% 至70%。公司仍在設計各種銷售策略，包括升級設計、引入知名店鋪諸如星巴克和七天健身等。

政府的政策也打擊了海外買家。去年底，為防止房價上漲過快馬來西亞推出房產調控措施，外國人在馬來西亞購房的最低價格門檻從原本的50萬令吉，調高至100萬令吉（約185.73萬元人民幣） ，同時規定在第一個五年內脫售房屋需繳交30% 的盈利稅，第六年開始則為5%。還有買家因為貸款困難而選擇退房。碧桂園2013年財報中披露，金海灣的合同銷售額不到70億元，遠低於開盤 公佈的93億元預訂金額，這顯示碧桂園金海灣項目曾遭遇退房潮。其中部分原因據瞭解就是因購房者申請貸款被馬來西亞銀行拒絕或延遲。

不過，隨著房價降低，馬來西亞又在調整出台刺激政策。在10月最新公佈的政策里，馬來西亞政府在2015年的財政預算中加入了 “青年購房計劃” ，家庭年收入不超過1萬令吉（約合1.8萬元人民幣）的25歲至40歲家庭在購買50萬令吉（約合94萬元人民幣）以下住房時將享受“先到先得”的補貼，旨在幫初次購房者買房並刺激國內房地產市場。

不過，2015年4月，馬來西亞將調 整稅收體系，開始徵收消費稅，這無疑對地產業不是一個好消息。

前述碧桂園馬來西來公司員工承認，在新山已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他認為，新加坡人是購房的主力，但新山有太多房子。中國的中產階層喜歡新山的環境，但新山對他們沒有像歐美那樣在文化和教育上的吸引力。 “更富裕的中國人會選擇新加坡。 ”他說。

據知情人士透露，馬航事件後，碧桂園受挫曾想退一部分地，遭到了馬政府的反對，聲勢浩大的前期宣傳讓碧桂園一時進退兩難。在現在的銷售壓力之下，從今年起碧桂園啓用了代理銷售，以緩解成交壓力。

熟悉金海灣項目的前述碧桂園員工還表示，由於交通擁堵，可能新加坡買家未來會減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間的兩個通道在高峰時段經常堵車，如果坐巴士最多要花兩三個小時。隨著馬來西亞8月起調高新山關卡車輛過路費，新加坡10月1日起也相應提高了過路費。

兩地之間另有以地鐵和高鐵鏈接的計劃，但具體安排尚未確定。

一位富力員工認為碧桂園在新山金海灣的價格策略有問題，時高時低，不穩定，也影響了後續銷售。金海灣去年8月開盤，但當地房價從馬航事件後就開始走下坡路。碧桂園在給財新的回複中稱金海灣目前售價在每平方米1.6萬元到2.4萬元之間。但碧桂園銷售員告知近期領導告知金海灣項目年底要清盤，所以現在可以給更出更多優惠。

籠罩在環保陰影里的森林城市當地居民對填海可能的影響的擔心也在增加。鄒裕豪（Cheo Yee How）是反對黨民主行動黨的州議員，從去年當選以來一直關注中國開發商在新山的項目，金海灣和蘇丹宮殿都在他的選區內。9月11日，在金海灣前面的主路出現罕見水澇。他目睹了這場災難，開始懷疑金海灣填海可能影響到下水道，他擔心未來會遭遇更多水澇。 “季風季節還沒來 到，僅75毫米雨量，潮又不高，這種積水在這個時節從未發生過。 ”他說。

碧桂園的另一個項目森林城市不僅遭到當地居民反對，而且引起新加坡的關切。森林城市據稱是碧桂園和柔佛州旗下Kumpulan Prasarana Rakyat Johor （KPRJ）合資的項目，但從資本構成看，可以說是碧桂園與蘇丹的項目。

蘇丹源於阿拉伯語的 “力量” ，後來變為伊斯蘭世界的統治者稱號，在馬來西亞九個州還保留這一傳統。1993 年，在王室丑聞出來後，馬來民族統一機構主政的馬政府通過修憲撤銷蘇丹的豁免權，蘇丹權力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影響力，柔佛則更被稱為“蘇丹的樂高樂園” 。有些新山人對當地蘇丹（易卜拉欣· 伊斯梅爾，2010年1月起在位）與中國開發商之間的關係不滿，還有人懷疑蘇丹廉價把土地賣給中國開發商。

一位碧桂園的銷售員亦說，金海灣5% 的房子要保留給蘇丹皇族。但這都是傳言，碧桂園表示，他們的項目都是從公開渠道合法地獲得。

今年1月，在森林城市項目，碧桂園在沒有通知附近居民的情況下開始了填海工作。根據法律規定，不足50公頃的填海不需要向環境部提交環境評估報告（EIA） 。碧桂園方面稱填海面積沒有達到50公頃，所以是合法的。6月，馬環境省發出通知要求森林城市暫停施工。

Kampung Pok 是離森林城市項目最近的鄉村，棕櫚樹繁茂，野生猴子在路上蹦來蹦去。9月21日，碧桂園在這裡首次和當地居民公開對話。一開始，參加聚會的數百名居民保持冷靜，但開發商提及一項傾向于支持的 “民意調查”後，懷疑調查樣本的居民紛紛站起來表達不滿。 “我們是鄉下人，教育程度不高，但多少重視環境問題。希望發展計劃在徵地的同時，不會影響環境。 ”一名居民表示。 “這項計劃如何讓馬來人受惠？”另一居民則質疑。

面對憤怒的居民，碧桂園項目主任Dato Zamani Bin Kasim 說明稱，公司將在9月底之前提交森林城市的詳細環 境評估報告（DEIA） 。他在回答財新記者提問時表示，主要問題在於填海時需要更多的緩和措施，例如實施項目有關的水力研究。他稱，在嘗試20個原型後找到了滿足所有變數的最佳解決辦法。

當天公司發佈的資料顯示，森林城市由四個島嶼構成，而不是外界之前以為的一個島嶼。

一位接近碧桂園總部的員工告訴財 新記者，與之前居民樓不同，森林城市是創造一個 “綠色夢想” 。為了提升品牌形象，碧桂園在8月下旬主辦了一次慈善義跑，參加人數超過8000人，公司為此捐出了15萬令吉（約合27.86萬元人民幣） 。

上述員工對兩個項目前景保持樂觀。他認為，金海灣和森林城市這兩個項目比當初計劃要花更多錢和時間， “雖然收益率在下降，但都會賺錢” 。

鄒裕豪則對森林城市不以為然。今年1月，他接到一個漁民電話，稱在海上突然看到一個島——後來發現是森林城市。他分析認為，沿岸地區的200 名漁民生意難免受到影響。同時他指出，在依斯幹達綜合發展計劃中不包括這項位於 Kampung Pok 離岸南部的填海計劃。柔佛州擁有全國最多的可發展土地，有30萬英畝。他在聲明中稱，不明白政府為何會允許在佛州海峽進行一項沒有規劃、而且會破壞環境生態和經濟的計劃。他在呼籲終止森林城市的同時，希望開發商 “有誠意的對外公開詳 細計劃” 。

新加坡官方對此表示關注。6月，多家馬來西亞媒體報道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這些填海工程給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寫了信。

李顯龍于9月20日在一個峰會上回答財新記者提問時承認，馬方在新山海峽有幾個大規模填海項目， “我們關切，有可能存在跨界影響。我們希望十分確定我們不會受到不利影響。因此我們要求他們開展環境影響評估，並去瞭解在發生什麼事。我相信我們能夠跟他們解決問題” 。一旦森林城市和公主灣等填海工作完成，本來寬幅僅為1.2公里至4.8公里的柔佛海峽將變得更狹窄，突出到新馬邊界附近。

前述碧桂園員工是在國外上的大學，他在網上看到招聘消息後馬上投簡歷，很快拿到了現在的職位。他來新山的第一天很興奮，但與很多年輕同事一樣有時感覺無聊。

他感覺公司在努力留住人才。公司有計劃在提交森林城市計劃後僱傭更多員工，將當地員工比例提高至一半。他認為，中國員工在這裡待不長，流動性會較高。 “雖然中國員工熟悉碧桂園，但我們不能忽視當地員工在文化、語言上的優勢，他們更瞭解當地市場的規則，也更便宜和穩定。 ”他自己正在努力學習金融等知識，希望有一天當上項目主任。在他看來，任何人任何公司到新的地方總要付點學費，然後 “學到知識，獲得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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