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建置即時空汙地圖、預告健康風險 汙染指標一國兩制 台空氣「比港髒」

十萬加油站，地下藏汙已到爆發期？ 汙染家底不清，國標擱置四年

編者按：2010年，中國科學院對天津市部分加油站做了調查。地下水樣品中，總石油烴檢出率為85%，強致癌物多環芳烴為79%。

早在2007年，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就在蘇南地區的29個加油站調查樣本中發現，超過七成存在滲漏。

1989到1990年間，美國約有200萬個地下儲油罐，其中被證實發生泄漏的有9萬個。到了2001年美國有超過44萬個被確認發生滲泄。中國正走在美國的彎路上。 

看得見的事故看不見的滲漏

“這水不能喝，連澆花澆草都不行。”2014年12月5日，在河南禹州市東十里村，村民梁玉晨抽上來的井水呈黃褐色，並有濃烈的汽油味。

和梁家相距不足50米的地方，是民營的宏達加油站（現已為中石油旗下加油站）。根據當地環境監測站的檢測結果，地下水的汙染被確定是來自加油站方向。

最近這起汙染事件被媒體披露，但幾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關註。

僅2013年，類似的加油站地下藏汙報道至少有11起，遍布湖北、福建、浙江、山東、湖南等多個省份。

這或許僅是冰山一角，不少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目前全國加油站地下儲油罐滲泄漏問題，已很嚴重。

“建站高峰期帶來的一些隱患，已經到了爆發的時間點。”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宋光武說。

在9年前，就有關於加油站滲泄漏的報道，而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11月6日，貴州銅仁大興高新區，一家中石化加油站地下儲油罐漏出18噸汽油。

然而，引起公眾註意的泄漏事故僅是少數，更多的是不為人知的滲漏。“一點一點地漏，沒有成為事故，大家也不知道，現在往往這種情況最多。”廣東省安監局危險化學品處處長何勝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目前，對於全國範圍內加油站滲泄漏的情況，尚沒有權威的調查發布。”《雙層罐滲漏檢測系統》標準起草人冷成冰說，他亦是一家生產雙層罐的企業負責人。

但已陸續有區域性的調查面世。2010年，為了編制《加油站滲泄漏汙染防控標準》，中國科學院對天津市部分加油站做了調查。結果顯示，地下水樣品中，總石油烴檢出率為85%，強致癌物多環芳烴為79%，部分樣品中檢出揮發性有機物苯、甲苯、二甲苯，這些均為有毒有害物質。

據冷成冰等業內人士介紹，我國汽油中含有一種名為MTBE的添加劑，其對動物的致癌性已得到證實，並被列為對人類可能的致癌物。此類物質一旦進入地下水和土壤，將很難得到降解。

而早在2007年，中國地質科學院一名研究員的調查已提出預警。在蘇南地區的29個加油站調查樣本中，超過七成存在滲漏。

根據北京市環科院的數據，截至2010年7月，全國共有加油站95740座。其中，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數量占半壁江山。

近十萬家加油站，沒人能講清地下藏汙的嚴重情況。但可供對照的是，據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美國書籍《Cleaning Up the Nation's Waste Sites（清理國家的廢棄場地）》發現，1989到1990年間，美國約有200萬個地下儲油罐，其中被證實發生滲漏的有9萬個。到了2001年美國有超過44萬個地下儲油罐被確認發生滲泄。

中國正走在美國的彎路上。

二十年野蠻生長

“按照中國石油的規定，儲油罐的使用年限為50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科學研究院教授王寧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國內儲油罐所用的鋼材，每年腐蝕0.05-0.5毫米都算合格。如果按一年腐蝕0.5毫米計算，6毫米的罐，12年就透了。”冷成冰說。

冷成冰的估算出自中國工程院2001年編制的《中國腐蝕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儲罐漏油事故多發生在運行7年以後，而10-15年的，孔蝕次數會不斷增加，平均穿孔率達14%。

然而，地下儲油罐很少得到更換。“如果不包括事故有關和管線的更換，目前的更換比例很低，不超過20%。”王寧表示。同時他也提及，中國的儲油罐制作有詳細的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如《立式圓筒形鋼制焊接油罐設計規範》等，在鋼材質量、厚度等標準都有詳細的規定。

1990年代起，隨著私家車數量劇增，大量的加油站也隨之湧現。同時，低成本、制作簡陋的儲油罐也用在了加油站里。

“一些民營加油站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儲罐應該有什麽標準，自己隨便弄一個，有的甚至是拿煙筒修改來的。”宋光武回憶道。

“這二十年使用了大量的單層儲油罐，再加上腐蝕的因素，目前儲油罐到壽命了。”宋認為，目前已到了加油站地下儲油罐隱患的集中爆發期。

20年前，也正是美國受加油站滲泄漏汙染嚴重的時候。當時美國政府通過更換雙層罐、增加檢測設備，將泄漏的風險降低下來。

與之相比，不少專家指出，我國大部分加油站地下儲油罐使用的是單層罐，缺乏監測預警設備。雙層儲油罐則是由內罐和將內罐完全密封的外罐構成，這樣即使內罐滲漏，但由於外罐完好，地下水和土壤均不會受到汙染。

“人家漏了第一時間能做出響應，而我們現在可能漏了很大的油量以後才會發現。”宋光武說。

發生在東十里村的滲漏便是如此，附近的加油站此前並沒有發生過嚴重的安全事故。禹州市環保局環境執法大隊潁川中隊負責人李浩勇認為，事故是由於日積月累的滲漏造成。

而廣州一家加油站的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該加油站進油量和出油量總是對不上，起初老板認為是員工偷油。經過仔細檢查後發現，原因來自於儲油罐的滲漏。

“滲漏的檢測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如果是雙層儲油罐，在內罐和外罐之間的間隙空間可以安裝泄漏檢測系統，全程監控並在泄漏時發出警報。”宋光武解釋道，“即使是單層罐，也有相應的檢測方法。例如修建防滲罐池，在罐池做一個前角設計，並放置檢測設備。”

冷成冰等人起草的《雙層罐滲漏檢測系統》對此作了詳細規定。這一標準已於2014年9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然而，這只是一個推薦標準，並不具有強制力。

南方周末記者聯系中石油詢問相關情況，截至發稿前仍未得到回複。“對加油站的管理，從最初的僅憑經驗進行管理，到後來根據經驗教訓，制訂罐區管理、管線管理規章制度；從引用國外標準，到制訂中國國家標準和石油行業標準。”王寧介紹了中石油的經驗，“通過落實各項標準的實施細則，達到標準化管理的要求，並走向系統化管理。”

被擱置的國標

何勝莊對2006年2月發生在廣州的一起石油泄漏事故記憶猶新。

險情被發現在繁華路段的一處人行隧道內，很多行人聞到很重的汽油味。警方將隧道封鎖調查發現，事出附近加油站泄漏。

“幸好當時沒有人在人行隧道內打電話或是抽煙，否則將會是一起非常大的安全事故。”何勝莊說。

冷成冰是國內關註此領域的先行者之一，而肇起則是2003年的一次調研。當時，冷成冰和深圳安監局官員去見一位當地加油站的新加坡老板。該老板明確表示，在中國不會使用雙層罐。而在新加坡，當時已普遍使用。

“中國法律沒有規定要用雙層罐，企業只要符合政府要求就行了。要是汙染了你們的土壤和地下水，也不是我們有意的，而是你們政府允許。”冷成冰回憶當時新加坡老板的話。

在冷成冰參與編制《雙層罐滲漏檢測系統》時，各方博弈並非一帆風順。據他回憶，有一次開各方協調會議，石油公司的領導搶先表態：標準沒有意義，並不存在泄漏的情況。而此時，環保部一位與會官員起身說道，據我們了解，泄漏的問題還是挺嚴重的。“你要是不相信，會後有時間來環保部一趟，我把情況給你介紹一下。”

加油站滲泄漏的防控問題也提到了環保部日程。2010年，由環保部牽頭，草擬了一份專門針對加油站滲泄漏的國家強制標準。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這份名為《加油站滲泄漏汙染控制標準（征求意見稿）》的國標中，對滲泄漏汙染控制及檢測預警的各種措施都進行了嚴格要求。“沒有這個標準，其他的一系列檢測規範也就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了。”一位要求匿名的參與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然而時隔4年，這個標準卻不見進一步動作。

“標準一直在那里懸著。”上述人士說，“現在一直沒有接到發布的通知，就截止到征求意見這一步。”

補救進行時

盡管統領性的強制標準一直沒有發布，但也並不意味著防控加油站滲泄漏的問題“無法可依”。

《加油站設計與施工規範》經歷了2002年開始的數次修改，終於將“加油站應按國家有關環境保護標準或政府有關環境保護法規、法令的要求，采取防止油品滲漏的措施”寫進其中。

另外，由環保部制定的《全國地下水汙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也明確提到：“從2012年起，新建、改建和擴建地下油罐應為雙層油罐。”

隨後，廣東省、北京市等地也出臺了配套的地方性規定，要求采用雙層油罐或設置防滲罐池。

然而，生產企業並不都遵循這些規定。一些地下儲油罐的生產商依然只生產單層罐。一家企業的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們不知道也不管單層罐是否會造成滲泄漏。只要有客戶訂購，他們就按照客戶的要求去生產。

該工作人員表示，單層罐只供應給一些小型的民營加油站企業。

而另一家東莞的儲油罐生產商，則給出了一個中等容積的單層罐2.2萬元、雙層罐4.8萬元的報價，並“保證可以通過環評”。

如果嚴格按照規範，一個優質儲油罐的成本要遠高於這個價錢。

“一個加油站的建設成本，如果不算土地的話，大概400萬到500萬，優質的雙層油罐30萬到50萬一個。”何勝莊說道。

“對於加油站的地下儲油罐，在使用年限、如何保養和更換等方面，國家目前沒有統一的硬性規定。”王寧表示。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安全生產北京危險品儲罐檢測檢驗中心高級工程師趙彥修的疑慮則反映了目前的現實情況：“更換油罐的這筆成本誰來負擔呢？光靠企業自覺，可能也不太現實。”

冷成冰對此也這樣認為：“單層罐價格低廉，在沒有強制規定使用雙層罐的情況下，商人會趨利選擇價廉的油罐。”

而即使有錢，又有多少能夠真正用於設備更新和檢測？

宏達加油站旁，住在最靠近加油站的一排數戶居民拿到了每戶一萬元的補償費，另外水泵也被拆走了。宏達加油站也悄然換了新主人。新的“中國石油”標誌被貼在了加油站頂棚上。

“差不多就行了。”拿到補償費的居民向南方周末記者忠實傳遞了“村里的意思”。

而受汙染的水，仍舊在地下流淌，擴散。

“太陽能之都”保定：汙染之王

也許你會感到諷刺：中國的“太陽能之城”保定居然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城市。

在環保部新鮮出爐的報告中，保定在74個全國重點城市中空氣質量位列倒數第一。環保部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前10位城市分別是保定、邢臺、石家莊、唐山、邯鄲、衡水、濟南、廊坊、鄭州和天津。

保定是中國北方著名的光伏生產基地。早在2006年，保定市就提出“中國電谷”發展戰略。目前，保定打造的“中國電谷”擁有相關企業170多家。其中英利、國電聯合動力、天威、中航惠騰等光電、風電、輸變電知名企業保持同行業領先地位。

2007年，保定市全面啟動“太陽能之城”建設，推廣太陽能光伏技術在建築領域的應用。2010年時，保定就創建起首批低碳示範社區。

2010年，保定被列為全國首批“低碳”試點城市，一直致力於擺脫對煤炭依存度高的重工業發展模式。為了彰顯當地光伏產業的重要性，保定在路邊都裝上了太陽能路燈。

但即便如此，保定的空氣汙染程度仍在全國高居榜首。

環保部稱，在公布的74個城市中，除了海口、拉薩、舟山、深圳、珠海、福州、惠州和昆明8個城市，其他66個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標現象。

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11個城市排在汙染最重的前20位，其中有8個城市排在前10位，區域內PM2.5年均濃度平均超標1.6倍以上。

2014年，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平均達標天數為156天，比74個城市平均達標天數少85天，達標天數比例平均為42.8%。超標天數中以PM2.5為首要汙染物天數最多。

《每日經濟新聞》援引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評論稱，京津冀區域大氣汙染的核心問題依然是排放量非常大，導致汙染程度不能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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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汙染防線上的“空手道”環評資質倒賣經

寧夏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企業，盜用3家環評機構資質，完成了至少23個環評項目。有項目被打回重做，有項目被列入環保部重點黑名單。

舉報者認為實是環評機構的違規“出借”資質。“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一個惡性循環就此形成，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只能出借資質。“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

東窗事發無人答疑

一連5天，劉宏偉的兩個手機號碼始終處於關機狀態或為空號，他以前的員工也無法聯絡上他。

2015年3月23日，當南方周末記者去到他的公司寧夏瑞博環保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寧夏瑞博）的辦公室時，這里早已於一個月前被轉租給了一家教育機構。

劉宏偉，根據公開資料，這個被描述為3家甲級資質環評機構的寧夏代理人，至少是23個環評項目聯絡人的公司老總，似乎憑空消失了。

環評（即環境影響評價），被稱為規劃及建設項目的第一道汙染防線，是對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並提出對策。按規定，從事環評的機構必須擁有資質證書。

這可能肇始於一起一年多前的舉報。2013年7月，民間環保NGO重慶兩江誌願服務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重慶兩江）投書至環保部，認為寧夏瑞博盜用3家環評機構的甲級資質開展業務。

最新的消息是，環保部核實，寧夏瑞博確存在盜用行為，責成寧夏環保廳處理。

但再無下文。3月24日，南方周末記者去到寧夏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並未就此受訪。而吊詭的是，原本應為“受害者”的3家環評機構，幾乎都三緘其口。

據多名環評師透露，業內存在“資質掛靠”的沈屙，即無環評資質的企業借用資質在當地接單，有資質的環評機構負責蓋章，兩者利益均沾。不過，環保部的答複並未指出寧夏瑞博一案有此問題。

寧夏瑞博如此暗度陳倉，後遺癥已然顯現。

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永固紫、苝系列顏料等化工產品生產項目，位於寧夏賀蘭縣暖泉工業開發園區，便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的環評。

2014年12月，這一企業被列入環保部的重點環境案件。經調查，企業存在汙水處理站壓濾機露天擺放且沒有使用痕跡；鍋爐煙囪排放黑煙、煤和爐渣存放無“三防”措施；危險廢物管理不規範等5方面問題。

“正是由於寧夏瑞博這類公司的存在，一些本不符合環保要求的汙染項目開工建設了，環評這道保險墻形同虛設。”一名現居深圳的環評師彭曉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在一家環評機構工作了近10年。

據重慶兩江的調查及多位環評業內人士的反映，這種“資質掛靠”已成為行業毒瘤。像寧夏瑞博“盜用”資質案件，在全國並非個案。

名為“盜用”實為“掛靠”？

2014年9月，在重慶兩江舉報寧夏瑞博的一個星期之後，這家NGO的負責人向春還見到了劉宏偉。向春一直詢問劉與3家環評機構的“合作”關系，但劉出言謹慎。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劉的這句話讓向春印象深刻：“既然出事了，反正我扛了，我不會出賣朋友的。”

盡管在舉報信中用了“盜用”一詞，但向春一直質疑是“資質掛靠”關系。

“根據我們的調查，所謂盜用，實質上是借用。即寧夏瑞博與3家單位實際上是私下的合作關系。”向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用了“盜用”，是沒有確切的證據。

這種“借用”，即為資質掛靠。由像寧夏瑞博這樣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具體承接和操作環評項目，再蓋上有環評資質機構的公章。

寧夏盛世榮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世榮華）建設的寧夏石嘴山國際建材城項目同樣也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環評。

在其環評的公眾參與公告中，環評機構為某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而環評機構地址則是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聯系人是劉宏偉。

除了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被認定盜用資質的另兩家環評機構為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冀都）、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

盛世榮華一位王姓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整個環評中，他一直是和寧夏瑞博進行聯系，從來沒有同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有過接觸。“劉宏偉告訴我們，他們與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是合作關系。”

像這樣的環評報告還有很多。有的報告中，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被描述為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駐寧辦事處。而有的報告中，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的環評聯系人同樣為劉宏偉，聯系電話也是同一個號碼。

向春的質疑得到了一名曾在寧夏瑞博工作過的員工的佐證。“直到我2012年離開瑞博前，瑞博與另幾家有資質的單位還是合作關系。”這名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此，南方周末記者致電河北冀都。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已讓對方停止使用河北冀都的名義。“你別問我，問寧夏環保廳去。我們也是受害方。”這名工作人員突然掛斷電話，且無法再次接通。

如果確為盜用，對方並不知情，則寧夏瑞博有私刻公章之嫌，嚴重違法；如果雙方是合作，由於國家頒發的資質是不能私自交換和買賣的，這樣的合作本身就不合法，雙方都要承擔責任。擁有資質的一方還會面臨被吊銷資質的處罰。

灰色利益鏈

那麽，有環評資質和無環評資質的兩方為何能走到一起？

答案是利益。

“兩家合作，無資質的一方可以獲得資質，承接環境影響評價項目，賺取項目建設公司的環評費用。而有資質的一方則可坐收漁翁之利，從掛靠單位中獲取分成。雙方各取所需。”彭曉鐘說。

而環評資質的稀缺性更是增加了其含金量。

“國家對於申請環評資質有著嚴格的要求，且進行總量控制。像寧夏瑞博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達到申請要求的。”上述前員工說。

根據環評公眾參與網的數據顯示，寧夏僅有9家機構擁有環評資質，其中擁有甲級資質的機構更是僅有1家。而大量的建設項目都要環評。市場的需求吸引著那些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希望從中分一杯羹。

上述前員工也曾建議劉宏偉申請環評資質，而不是非法使用其他單位的資質承接項目。但是這一提議被劉宏偉否決掉了。

“實際上，如果按照規定來做，雇用有執業許可證的職工，申請正規的環評資質，這樣花費的成本要比掛靠幾家有資質的單位，給他們分成多得多。”這名員工表示。

關於分成，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則有著不同的辦法。

“有的是按年簽訂合作協議，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彭曉鐘說。

“像寧夏瑞博這類沒有資質的公司，成本費用除了要向有資質的機構分成以外，還要經常打點評估單位的專家以及相關審批部門的人。”彭說。因而，他們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以上幾方共同分掉了被環評的項目建設公司所交的環評費用。

建設項目的公司看似成了這一灰色利益鏈的最終受害者，但在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環評師撒世軍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建設公司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人員、設備、現場監測等都需要成本。而瑞博省去了這一切環節，成本低了，向建設單位收取的環評費用就低了，同時，一些原本不應該開工建設的項目也順利通過了環評這一關。”撒世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除非，寧夏瑞博的環評報告編得質量實在太差，以至於不得不被要求重新評價。

寧夏瑞博承接的寧夏博永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碳四幹氣綜合回收利用項目”的環評上報至寧夏環保廳後，就由於質量太差被退回，後由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承接完成了環評報告。撒世軍便是這個報告的負責人。

而寧夏瑞博大量的環評報告依然通過了審批。在一些環評從業人士看來，這涉及環評審批的弊病。“環評報告能不能通過，不是看技術，而是看送審機構與審批部門的關系，要麽有後臺，要麽花錢搞定。”彭曉鐘表示。

而最近環保部亦在重拳整頓環評亂象，清除“紅頂中介”，並出臺建設項目環評的相關政策文件。此外，環保部會不定期發布日常通報，處理違規單位和個人。

惡性競爭、惡性循環

這並非個案。除了寧夏瑞博，2012-2013年間，重慶兩江還舉報過3家公司，均為“資質掛靠”問題，目前均已得到反饋和處理。

這均是重慶兩江通過網絡檢索，發現了環評文件的異常情況。例如，在網絡中搜索有資質的甲公司某一環評項目的負責人張三，而張三同時又是一家無資質公司的老總，張三以及這家無資質公司的聯系方式、聯系地址還出現在乙公司某一環評項目上，則可以懷疑這兩家機構存在掛靠關系，從而再做進一步調查。

其中，重慶永博環境汙染治理有限責任公司就自稱與重慶市多家環評機構有合作關系，擅自在其公司網頁經營範圍中增加“環境影響評價”，違規開展環評工作。

據彭曉鐘觀察，“資質掛靠”一般發生在小項目上，且集中在外地環評機構承接本地項目上。

“而監管力度不夠，為環評機構資質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彭曉鐘說。

“環評市場是非常開放的，要求不得有任何人指定必須委托誰做環評。全國範圍內所有擁有資質的機構，只要符合評價範圍，都可以委托他們來做環評。這對於環保部門來說也確實很難監管。”撒世軍這樣認為。

而目前，資質掛靠則使得沒有資質的環評公司過分壓低了市場價格，攪亂了環評市場，形成惡性競爭。

“像寧夏瑞博這類的公司，他們不需要有資質的人員、不需要專業設備、不需要前往現場，於是成本便可以被極度壓縮。他們報給項目建設公司的價錢，甚至比我們的成本都要低。”撒世軍表示，“而建設公司考慮到成本，只要花最少的錢完成前期審批手續就可以了。所以不了解也並不關心環評資質問題。”

這樣的惡性競爭形成後，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真正有資質的環評單位便很難保證收益了。

於是，這樣的行業環境反過來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出借自己的資質，與沒有資質的公司進行掛靠，通過收取掛靠費來增加收入。“這些有資質的機構，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彭曉鐘說。

一個惡性的循環由此產生。

如果說惡性競爭影響的是環評行業的健康發展，那麽環評質量則關系到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的利益。當前，全國的環評行業亟須環保主管部門的重視和大力度監管。

而在銀川，據寧夏業內人士的不確切消息，凡是寧夏瑞博曾經做的環評項目，現在全部撤銷，重做環評。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寧夏環保廳求證此事，並未得到答複。

而向春對此向寧夏環保廳申請信息公開，目前也仍在等待答複中。

抗生素歸途：半隨流水，半入塵埃 中國首份抗生素汙染地圖發布

中國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單公布。2013年，我國抗生素使用總量約16.2萬噸，其中獸用抗生素占一半以上。

抗生素大部分以原形排出體外，進入水體和土壤，又通過食物鏈再回到人體，從而增加耐藥性，這可能導致人類陷入“無藥可用”的境地。

“這是一個階段性報告，我們只是在網站上掛了一個消息。”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應光國沒想到，一項科研成果會引發全國數十家媒體聯系采訪。

2015年6月，長期關註化學品環境影響的應光國課題組公布了中國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單。

最初做研究時，應光國想從各個部門獲取一些基礎數據。但他跑遍了環保、農業、食藥、衛生等部門，卻一無所獲。

“多年來，我們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獸用多少，都是未知的。”應國光感嘆。這也是他堅持要做這項研究的原因——中國至今沒有各類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報告。

課題組在從事養殖業的農民家調研，詢問“平時會使用抗生素嗎”，答案都是一致的：沒有。

但檢測顯示，幾乎所有大型養殖場的動物糞便和飼料里都能檢出多種抗生素。

最終該研究項目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基金重點項目資助，通過模型預測得出全國58個流域的“抗生素環境濃度地圖”和36種常見抗生素的全國使用量和深入排放清單。報告全文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環境科學與技術（ES&T）》。

這項最新研究揭示了抗生素汙染在中國河流環境普遍存在。人和養殖動物吸收的大量抗生素絕大部分以原形排出體外，進入水體和土壤中，又通過食物再回到人體，從而增加人和動物的耐藥性，這可能導致人類陷入“無藥可用”的境地。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產國和消費國，此次課題研究顯示，2013年中國共使用抗生素16.2萬噸，其中一半以上用在了養殖業。

十年調研繪汙染圖

“我們跑遍了全國的大江大河，每條河從上遊做到下遊，采集水土樣品，獲取監測數據，收集環境汙染資料。”應光國說。

從2006年開始，應光國的團隊就開始進行基礎數據搜集。他們在全國各處進行野外調研搜集數據，有時采樣還會遭遇利益相關方“圍追堵截”。

最終報告形成了兩幅“抗生素汙染地圖”，一幅是全國抗生素排放量圖，一幅是全國抗生素排放密度圖。

從地圖上可以直觀地看出，海河和珠江流域是環境抗生素汙染最嚴重的兩條河流，平均濃度超過79.3千克/平方千米，比雅魯藏布江等西部流域數值高出幾十倍。應光國指出，由於海河水量少，其抗生素環境濃度高於珠江。總體上，我國北方流域的抗生素濃度高於其他區域。

就抗生素年排放總量而言，洞庭湖是排放量最大的，高達3440噸。黃河、淮河、揚子江也是排放量最高級別的流域，都超過了3000噸。總量較少的是北江和珠江三角洲流域。

應光國的團隊重點監測了36種抗生素，這也是環境常見的抗生素種類，它們的排放量高達53.8萬噸，其中46%到了水體里，54%進入了土壤。排放量最大的五種抗生素依次是，阿莫西林、氟洛芬、林可黴素、青黴素、諾氟沙星。

以珠江三角洲流域為例，濃度最高的抗生素阿莫西林，達到3384納克/升，其次為氟洛芬（2867納克/升）。諾氟沙星、青黴素等另外5種抗生素濃度也較高，均高於1000納克/升。

應光國解釋，我國目前沒有關於環境里抗生素濃度的標準，但1000納克/升以上的濃度已經屬於非常高的水平。

“從論文附錄看，高濃度抗生素基本上都是養殖水體和汙水排放口的檢測值。目前國家還沒有對汙水中的抗生素建立明確的標準（包括制藥工業廢水排放標準中都沒有列出），所以還是一個監管漏洞和難題。”清華大學飲用水安全教研所副研究員陳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無論是人用還是獸用，阿莫西林都是用量最高的一種抗生素。”應光國說。

以2013年為例，中國的抗生素使用總量約16.2萬噸，這大約是英國的160倍。其中人用抗生素占到總量的48%，其余為獸用抗生素。

數據推演靠譜嗎？

全流域的普查對於一個科研團隊，甚至對國家來說，都十分困難。應光國的團隊采取了一種較為巧妙的方法——基於市場調查的預測。

野外調研的數據成了這項研究的前期基礎。2012年之後，他們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大規模市場調研。

“環境抗生素含量可以通過綜合抗生素的消費量和汙水處理率、人類和動物排泄量來模擬推算。”報告指出。

應光國的團隊從中國化藥協會那拿到了一份國內所有化學藥廠的名單，他們從中分別選擇了各種抗生素銷售量最大的5-10家企業作為代表，共計237家。課題組向這些企業購買了2013年的市場份額、銷售量和銷售區域等數據，從而計算出這些抗生素在不同區域的使用量和途徑。

他們再根據各流域的行政區劃組成，將各市、縣的數據相加，得到流域尺度的抗生素排放量和排放密度。最後，在排放量基礎上，模擬預測了各種抗生素在全國各流域的環境濃度。

有人質疑用市場調查的數據推演結果的準確性。應光國解釋，“市場調查結果，與藥品經濟研究所與中國藥物工業的基本數據進行了交叉比對核實，基本一致。而模型預測的環境濃度與我們及國內其他實測數據比較，多數在一個數量級內。因此是準確的。”

在他看來，這項研究最重要的意義是構建了一個全國流域尺度的模型，將來可以利用這個模型計算任何一年的抗生素使用量。

人類活動是抗生素排放的主因。在兩幅圖上清晰可見，以地理學上著名的“胡煥庸線”（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也稱為“黑河-騰沖一線”）分界。在人口較密集的中國東部，其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

“這是第一份覆蓋面廣、數據量巨大、研究介質全面的抗生素排放和歸趨的檢測和研究報告。”陳超評價。他認為，我國科研工作者在抗生素方面已經開展了十多年的工作，由於人力、物力所限，大部分只能開展很小範圍的檢測工作，但是將這些零星的研究拼合起來，已經反映出我國存在十分嚴重的抗生素濫用和環境濃度增加的問題。

失控的抗生素管理

中國一半的抗生素貢獻給了養殖業。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曾在2007年警告說，中國養殖的海魚含有氟喹諾酮等在美國海產品中不允許使用的抗生素。

而大量的汙水處理設備對抗生素的處理明顯不足。應光國發現，很多養殖企業未經處理的汙水就直接排放到河流，或用於農田灌溉。

為什麽連統計數據都沒有。專家們的猜測是，“他們都覺得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都沒有數據。”

更大的威脅在於抗生素的耐藥性以及它帶來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

應光國的報告顯示，抗生素的使用量、預測環境濃度、地表水環境中的細菌耐藥率和醫院的細菌耐藥率存在正相關，其中使用年代較短的新型抗生素正相關更顯著。

“現在衛生部門非常關註抗生素濫用問題帶來的耐藥菌的問題。”陳超說。

抗生素在人類和動物身上的濫用被認為是產生耐藥性細菌的主要原因。在我國動物的飼養周期中，農民和農場主們一直向其投餵少量的藥物，這些藥物不是用於治愈患病動物，而是為了促生長，並抑制因近距離接觸彼此的糞便而引發的疾病，動物吃下抗生素之後，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大部分都會隨糞便排出體外。

2013年，8名中國和美國科學家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過一篇研究報告，三家中國商業養豬場中的糞肥里發現了149種“獨特”的抗生素耐藥基因。

這種耐藥菌可通過環境、食用上述動物的肉制品等方式傳播至人體，有的演變成“超級細菌”，導致人們難以甚至不可能通過常規抗生素來治療感染，而新藥的研發根本來不及跟上。

威脅已經在人體中暴露。2015年4月，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周穎副教授課題組，歷經1年，通過對上海、江蘇和浙江的一千多名8到11歲的學校兒童人群尿中抗生素的生物監測證實，近六成檢出1種抗生素，四分之一檢出超過2種抗生素，有些甚至有6種抗生素。

抗生素在動物中的濫用和抗藥性已經成了世界範圍內公共衛生領域的重大問題之一，醫生面臨著選擇越來越少、沒有充足時間做決定等問題，他們常常被如何拯救病人生命的痛苦選擇所困擾。每年至少有200萬美國人患病，其中約2.3萬人死於耐抗生素感染。

如何監管？

抗生素可以拯救生命，但濫用的威脅更可怕。學者們都希望抗生素能有統一規範的管理，不至於未來的人類“無藥可用”。

據長期關註藥品管理的北京大學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管曉東博士介紹，我國的抗生素管理人獸是分開的。人用抗生素由衛生部門管理，而獸用則是農業部門管理。近年來醫用相對控制更嚴。

2012年8月衛生部實施“最嚴限抗令”（《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以來，抗生素在醫院和藥店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監管。農業部門也不斷出臺禁用某些抗生素的清單，但由於農戶分散，監管困難，效果不彰。

“對比歐美，歐盟已經禁止用抗生素來促進生長，美國和澳大利亞也正在禁止更多種類的抗生素。”管曉東說。

2013年12月，美國FDA發布了行業指導性文件《獸醫飼料指令》，要求有執照的獸醫監督抗生素的使用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3月5日，麥當勞公司宣布其在美國的大約1.4萬家餐廳將在接下來的兩年內，逐漸停止采購使用了“對人類用藥有威脅的抗生素”的雞肉。

陳超認為跨部門的合作是解決獸用抗生素問題的關鍵。他希望政府對養殖業中濫用抗生素的行為加大執法，同時給養殖戶更多的用藥指導，必要時應該把獸用抗生素也比照醫院納入處方管理，由經培訓的獸醫來實施用藥。食品監管部門應該加大對肉蛋禽奶和水產品中抗生素含量的檢測，不僅是對出口產品做測試，也要加強國內產品檢測。環境部門則應該在重點區域和重點產業進行檢測，特別是抗生素生產企業、汙水處理系統。供水部門則應加強對凈水工藝進行工藝改造，特別是在有機汙染嚴重的地方。

2015年6月9日，農業部網站公布了最新的禁用清單，擬禁止在食用動物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和諾氟沙星4種原料藥各種制劑。征求意見稿指出，由於這四種原料藥及其制劑存在較大食品安全隱患，且已有動物專用的替代產品，因此決定禁用。

“停止濫用抗生素，珍視環境健康，為人類對抗病原微生物保留殺手鐧，確實是人人有責，也人人受益。”陳超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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