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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盛松成：防風險要與支持實體動態平衡，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2017年中國宏觀杠桿率增速明顯放緩、企業杠桿率首降、影子銀行資產端增速幾乎停滯。在去杠桿已取得顯著成效、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背景下，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愈發重要。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統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稱：“過去資金空轉、利率高企，把風險都留給了企業，這是不健康的；但是，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早在6月前，盛松成就提出貨幣政策不應繼續邊際趨緊。

對於“影子銀行”，盛松成認為其是一個中性詞匯，且不應將其“趕盡殺絕”，但要引導其良性發展，因為銀行貸款並不能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他對記者表示，未來應該積極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進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結構性去杠桿取得明顯成效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近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重點研究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問題。在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條件下，面對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必須更加重視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盛松成認為，之所以從“去杠桿”向“穩杠桿”過渡，首先，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2017年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 250.3%；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2017年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來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8.3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1.1個百分點。此外，盡管居民部門杠桿率在2017年有所提高，從2016年的51.1%提高4個百分點至55.1%，但增幅已經開始放緩，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個百分點。

其次，金融去杠桿成效顯著、影子銀行風險得到初步治理。根據穆迪發布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2017年我國影子銀行資產增長近乎停滯，年底時的總規模為人民幣65.6萬億元，而2016年底為人民幣64.5萬億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全年名義GDP增速自2012年以來首次超過影子銀行資產增速，影子銀行資產在GDP中的比例從2016年86.7%的峰值降至79.3%。

他也對記者表示：“未來我國宏觀杠桿率有望進一步趨穩。未來隨著地方政府舉債的更加規範、透明，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將得到有效抑制，這將進一步降低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杠桿率。而繼續嚴格調控房地產市場也有助於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趨於穩定。”

理性看待實體去杠桿

愈發引起各界關註的是，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

例如早前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量大降是關鍵因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信用事件頻發、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意願大幅下降。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實體去杠桿過程中，信用事件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在他看來，信用事件頻發，既有企業的內部因素，也會受到融資環境變化的影響，甚至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由於企業自身經營不善導致的違約，是市場出清的正常過程。

但同時他也強調，應盡可能避免由於融資環境趨緊和銀行風險偏好下降觸發違約的風險。既要從嚴對待房地產加杠桿、區別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又要對企業正常的融資需求給予更多支持。

“盡管我國信貸供應向銀行表內的回流幫助彌補了影子信貸供應的減少，但銀行信貸承接影子信貸收縮的規模是有限的。因為銀行面臨自身資本和流動性的限制，同時銀行貸款審批流程更為嚴格。很多信用狀況較弱、對影子信貸依賴性較高的邊際借款人在趨緊的信貸環境下，面臨較大的再融資風險。”他稱。

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盛松成也始終認為，不應該將影子銀行“趕盡殺絕”，而應積極引導其向好的方向發展。

他分析稱，從防範風險的角度看，銀行貸款並不適合用於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而近期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96.3%。這意味著在所有融資渠道中，實體經濟僅能依靠人民幣貸款融資，其他融資工具、融資渠道幾乎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即便在本世紀初，上述占比也還不到92%。

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然而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他告訴記者。

因而，盛松成認為，當務之急在於要正確理解表外融資與表內融資的關系，在符合監管要求和風險防控的前提下適當保留表外融資，增加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當前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大幅萎縮，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實際上就是銀行為企業融資提供的擔保，往往反映了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尤其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

在他看來，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中性的。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實存在、現實反映，實際上不僅在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也都有。就我國而言，影子銀行既是市場主動突破金融壓抑的嘗試，在滿足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又反映出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諸多困惑，因為伴隨著影子銀行業務發展產生的監管套利、業務運作不夠規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問題，道德風險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加劇了。

“我們既要看到它的實際作用，也要看到它的風險所在，要積極引導影子銀行向好的方向發展。”他稱。

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動態平衡

下一步，盛松成認為重點在於——金融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經濟有機統一、動態平衡。

“去杠桿既需要控制債務增量，也需要企業、財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後者要求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如果金融不能服務好實體經濟，最終自身的風險也無法避免。美國當年次貸危機的教訓仍歷歷在目。”

他稱，我國最近一輪房價上漲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房價增速與經濟增長出現背離——GDP增速從2014年12月的7.2%下降至2016年3月的6.7%，而同期房價同比增速反而從5.6%上升至18.3%。高房價使居民的購房負擔加重，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房地產業的高回報率使資金向房地產業集中，實體企業融資困難，對實體企業產生擠出效應。

不過，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正朝著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相統一的方向發展。

首先，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盛松成認為，中央對房地產調控的堅決態度，有助於資金配置脫虛向實。

其次，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對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重點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為實體經濟創造新的動力和方向，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

再者，近期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明確要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戶數，擴大小微企業貸款投放，適度降低小微企業貸款成本，建成為小微企業貸款的商業可持續長效機制。為此，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限額各500億元，合計1500億元，同時將商業銀行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範圍，支持盤活信貸資金1000億元以上，將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基礎資產由單戶授信100萬元以下放寬至500萬元以下。

此外，盛松成也對記者表示，近日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證監會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公募產品在滿足期限匹配、限額管理、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適當投資非標資產，且過渡期內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為企業融資需求。此外，《通知》在支持非標回表方面也做出了相應安排，一是MPA考核時將合理調整有關參數，二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補充資本解決占用資本問題。

“下一步，金融機構應認真落實相應的政策措施，監管部門應密切關註、跟進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努力實現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機統一和動態平衡。”

責編：蘇蔓薏

十問巴曙松：資管新規系列配套文件落地是動態微調，非全面轉向

隨著一系列資管新規的配套文件靴子落地，資管行業又迎來新變化。一方面，隨著過渡期更多彈性安排明確，一些銀行目前正在積極發行“老產品”，“資產荒”正在得到緩解。

從實際出發對資管新規的一些細節進行明確，增加了可操作性，及時緩解市場焦慮情緒，有助於改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流動性，有助於表外融資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回升，將為實體經濟創造健康的貨幣金融環境。但另一方面，市場也在擔憂，系列配套文件是否會增加兩年過渡期後的監管壓力？甚至是對資管新規的轉向？

“目前機構多發老產品並不意味著多數金融機構會選擇違背資管新規的目標、過渡利用《通知》中更有彈性安排以謀取短期的利益。”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近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

巴曙松在第一財經研究院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聯合推出的《中國金融風險和穩定報告2018》中指出，在資產新規的推動下，剛性兌付逐步被打破之後，資產管理行業在整條產業鏈上預計逐步會出現持續性的變革，從上遊的基礎資產融資方、到作為金融中介的各類資產管理機構、到下遊的普通投資者，均需要對資產新規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化。報告第二章《資管新規與打破剛兌》由巴曙松撰寫。

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巴曙松，他對近期市場最關心的十大問題一一詳細解讀。

(攝影：潘石屹)

1.配套文件是資管新規的放松？

巴曙松：7月20日，一行兩會發布了系列資管新規的配套文件，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國證監會發布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及《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計劃運作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以及中國銀保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

從文件內容來看，這一系列的配套文件總體上是對2018年4月28日發布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也即業界所稱的“資管新規”的細化和完善。如果說資管新規確定的是總體的政策框架，那麽，細則就是在這個大的框架下的進一步明確和完善。一方面，出臺的配套文件中並沒有出現與資管新規中的要求直接沖突的地方，因此，系列配套文件的出臺並沒有出現對資管新規政策的方向性調整。

另一方面，資管新規的實施，會顯著影響整個投融資市場，其政策效應是逐步顯現出來的，資管新規實施的政策效應，也會與其他政策工具產生的效果形成疊加，因此，在大框架之下確定這些細節文件時，動態地評估資管新規已經產生的效應，在不違反現有大方向的基礎上，就實施的進度、力度、範圍進行適應性的微調，也是必要的。

市場之所以形成對機構監管要求有酌情放松的感覺，應當主要來自於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其中不僅明確了公募類產品可以適當投資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同時對於過渡期內部分產品的久期、估值方式等做了更為富有彈性的安排。

但同時我們也應當註意的是，其一，資管新規中原有規定是“公募產品主要投資標準化債權類資產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從未明確“公募產品不得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在資管新規落地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特定情形下執行從嚴要求而暫不允許公募產品進行非標投資的情況發生，或會對市場及部分企業的融資安排造成一定的沖擊或影響。針對這種情況，監管部門及時發布了《通知》對該點進行明確，以保持資管新規在執行和落地的過程中不會出現因解讀不同而造成偏差。

與此同時，中國銀保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也對於銀行理財產品進行非標投資時的限額和集中度做了更為詳盡的規定；該項規定與“資管新規”和《通知》中所作的規定內容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補充，不過對非標投資進行更為規範管理的大方向並未發生方向性的變化。

其二，《通知》中對於部分產品在久期、估值方式等內容的放寬，主要還是限於過渡期之內，並未明確在過渡期之後此類產品是否還可以按照《通知》中所確定的方式繼續開展業務。但是從趨勢看，資管新規對金融體系的影響非常深遠，特別是在去杠桿的過程中，資管新規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在總體上取得滿意的效果，還需要與其他各項政策配合，避免監管政策單兵獨進。另外，根據資管新規實施後產生的政策效果，動態進行評估，則大方向不變的情況下進行合理微調，也應當是資管新規實施過程中的題中應有之義。我曾經參與過1994年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在這個影響深遠的改革中，在改革正式啟動後，根據實施中的反饋，先後發布了各種各樣的完善和補充性質的文件數十份，這些微調的文件，也為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成功實施奠定了基礎。

2. 非標回表進程是否會變緩？

巴曙松：首先，不論是“資管新規”、還是其配套文件，到目前為止，從方向看，均不意味著資產管理市場發展的方向是“回表”。資產管理行業作為金融體系的一種形態，在金融體系中有其獨特的功能，在中國金融市場近十數年的發展過程中，資產管理行業迅速發展，帶動許多資金資產由表內專向表外，一定程度上是金融體系自身不斷發展、特別是適應市場化的利率環境和跨領域的大資管配置的內在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發展過程中，因為多種原因在一些業務形態中形成了“剛性兌付”的特征，將銀行表內的資金資產以“影子銀行”的形式轉向了資管市場；這部分資金或資產在資管新規頒布實施之後，部分會陸續回到銀行表內。

在這部分資金和資產陸續回表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到對市場和對部分企業融資安排可能造成的沖擊，因為這些渠道畢竟在事實上形成了部分實體經濟的融資來源，因此央行頒布了《通知》以使得該進程變得更為平穩、更為適應企業的實際需求。但無論過渡期節奏如何，在過渡期末，即2020年底，按照資管新規的要求，這些都是需要落實的。

目前，基於《通知》中對於過渡期節奏做了更有彈性的安排，部分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擬多發行一些“老產品”以應對產品規模收縮導致的負債端相對於資產端過於不穩定的狀況，這是基於各家金融機構為防範自身風險所做出的理性選擇，並不意味著多數金融機構會選擇違背資管新規的目標、過渡利用《通知》中更有彈性安排以謀取短期的利益。預計在“資管新規”及系列配套措施的指引和要求下，金融監管部門與市場會形成良性的互動，最終實現資產管理體系的平穩轉型。

3.銀行理財“量價齊跌”將扭轉？

巴曙松：銀行理財的轉型，可以說是此次監管層推行資管新規及其配套文件過程中，所面臨的最為重要、也是難度最高的領域之一：一方面，30萬億左右規模的銀行理財是其他各類資產管理機構最為重要的委托人，其運行模式的變動具有最為廣泛的市場影響；另一方面，其龐大的規模和原有的運轉模式使得其轉型難度不小，如果處理不慎，或帶來局部金融風險的積累。

因此，在推動銀行理財業務轉型的過程中，需要十分慎重。過緩則轉型進展遙遙無期，過嚴則或可能人為觸發金融風險。此次《通知》對於過渡期做的更為有彈性的安排，一方面銀行理財發行量會根據各家銀行的自身需要適度放量，以滿足過渡期平穩度過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也會隨時保持密切關註，預計也不會放任銀行理財在此期間無序擴張。

從目前的情況看，銀行理財預期收益型產品的收益率主要還是與銀行間市場短端利率水平直接相關，與資管新規推行的節奏和進度還沒有構成十分直接的關系。

4. 資產管理機構類型將被逐步淡化？

巴曙松：資管新規的基本原則之一，即是同一類型的資產管理產品，不論其發行的金融機構是那種各類型，都不應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樣就避免了監管套利。因此，在資管新規落地之後，只要底層資產、投資策略和產品設計相同或相近，同一類型的資產管理產品均會體現出相同或相近的“風險-收益”特征，其基本的風險收益機理是一致的，監管要求也應當是一致的，因而也就相應地會受到某一種“風險-收益”偏好類型的投資者的歡迎。

未來，隨著資管新規逐步落地，資產管理機構的機構類型也將被逐步淡化，資產管理能力、產品設計能力、風險管理能力、品牌、金融科技引用等因素將會成為各家資產管理機構比拼的核心內容。一家資產管理機構如具備更為優異的資產管理能力、更為敏銳的產品設計能力、更為嚴謹的風險管理能力、更為響亮的資產管理品牌、更為高效的金融科技手段等，則其自然會獲得較大的成功和較為廣闊的發展機遇。

5.哪類產品將率先破剛兌？

巴曙松：研究表明，銀行發行的非保本理財產品，以預期收益形式發售的集合信托產品，基金子公司以預期收益形式發售的一對多專項計劃都屬於“強剛性兌付意願”的資產管理產品。此類資產管理產品在法律上雖不具備剛性兌付的義務，但是基於各種原因，資產管理機構往往對此類產品具有較強的剛性兌付的意願。

以上幾種類型的產品，並非全部都是資金池模式，也並非必然要以“打破剛性兌付”收場。其一，此類型中有大量的產品，底層資產是非標準化債券資產，其有到期結束的概念，資管新規的過渡期設置也充分考慮到了這類產品的到期結束時間。因此，以非標為投資標的的、“一對多”類型的資產管理產品，只要未發生信用風險，基本均會在2020年底之前到期，實現平穩過渡。當然如出現了信用風險，依據資管新規要求，還是必須“打破剛兌”，不得以任何形式對投資者進行補償。

其二，部分集合類型的、以資金池模式運作的資產管理產品，如券商預期收益型大集合等，監管機構在與市場的溝通互動中基本形成了規模逐漸遞減、到期並表結束的過渡安排。即在過渡期末，資產管理機構一次性吸收此前預期收益型產品形成的損失，此類產品今後不再允許存在。

其三，部分資金池模式運作的資產管理產品，如銀行非保本理財等，總體來講還是在監管的要求下，根據資管新規及其配套措施逐步、有序地減少規模，同時發行新產品承接客戶需求和符合新產品要求的資產；部分非標類、股權類等資產在過渡期結束之後采取回表或與監管部門協商等方式妥善處理。

總體來說，監管框架在基本原則和實施進展中，總體還是體現了“新老劃斷”的原則，“剛性兌付”並不需要被強行人為打破，通過舊的產品逐步減少，發行新產品逐步替代的方式，實現資產管理行業不同業務模式之間的平穩切換，應當是主流的方式。

6.資管子公司前景如何？

巴曙松：在資管新規推出之後，多家銀行從戰略角度考慮，積極布局資管子公司。相較於此前將資管業務混同於“影子銀行”模式進行操作管理來說，這是一個積極的進步。

首先，銀行資管子公司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資產管理機構，仍然具有較為明顯的優勢：商業銀行依舊擁有廣泛的網點和渠道，依舊擁有豐富的客戶群體和融資需求資源，這些優勢不僅可以幫助商業銀行在資產管理行業轉型過程中占得先機，也有助於商業銀行發展FOF、MOM等業務模式。

但是，商業銀行成立資管子公司也面臨著不少較為現實的問題：比如商業銀行作為一個龐大且完善的體系，在文化，人事、薪酬等體制機制方面有其獨特的要求，但是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也對文化和相關體制機制有一定的要求；如何平衡商業銀行其他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之間在文化和相關體制機制內在需求的異同，是商業銀行成立資管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需要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另外，此前多數商業銀行在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過程中，往往習慣於資金池模式運作，投研方式較為簡單，通常並沒有搭建自身的投研體系，缺乏相關的經驗積累和人員配備。在商業銀行成立資管子公司後，首先需要對自身的資產管理業務如何開展進行戰略性的定位，明確自身在資管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並確定與之相匹配的商業模式；同時需要在文化、人員、體系、機制等方面進行梳理和再建設。總體而言，商業銀行開展資產管理業務依舊具備較大的優勢，但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7.後資管新規時代如何提高投研能力？

巴曙松：隨著資管新規的逐步落地實施，資產管理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將會是各家資管機構比拼的核心內容。當前，公募基金和部分券商資管、保險資管在投研能力建設方面具有較長時間的積累，在投研能力競爭方面具備一定的優勢，而其他資產管理機構則面臨盡快從原有的相對較為粗放的資產管理業務模式中轉型、構建並提升投研能力。

投研能力的建設更類似於是一個體系或者是生態的建設。例如，需要具備優秀的投研人員，同時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機制以及文化的配套；優秀的投研人員，在完善的管理機制下，以正確的投研方法下工作，才有可能較為持續地產出優秀的投研成果。

8. 過渡期市場焦慮是否消除？

巴曙松：隨著資管新規以及其配套措施的陸續頒布，市場對於資管新規的內容、方向與目的應當日益明確；如今市場還不明確的是關於資管新規執行的節奏，以及執行的節奏對市場可能會造成的影響，這需要監管機構與市場保持密切的溝通與良性互動。

未來一段時間內，商業銀行面臨著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通知》也明確了“為解決表外回表占用資本問題，支持商業銀行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補充資本”的方式，對商業銀行資本進行補充。但是，商業銀行二級資本債在市場上目前看來還比較缺乏流動性，通常的情況是幾家銀行通過表外理財互持他行二級資本債的方式互相解決問題。隨著資管新規的持續推行，銀行表外理財部分也將面臨一定的調整改革，是否會對二級資本債的發行形成一定的壓力也有待觀察。

9.為何適度放開期限錯配？

巴曙松：資管新規對於期限錯配問題做了較為充分的考量，如給予較為寬泛的過渡期，對新老產品續接做了一定的安排等。因此自資管新規頒布之後，市場上並未出現較大規模的資產拋售，可以說在市場風險方面，資管新規已經做了較為妥善的安排。

《通知》中對於“過渡期內銀行定期開放式產品持有資產組合的久期不得長於封閉期的1.5倍”的規定，個人人為，其政策目的並非在解決過渡期內期限錯配問題，而應主要是針對此類產品的估值方式、資產期限結構等做了一個較為系統性的、更為妥當的安排調整；適度放開錯配使得過渡期內的安排變得更有彈性。

10.如何加強投資者教育？

巴曙松：從當前的市場實踐來看，資管新規執行過程中，各類資產管理機構的轉型速度要高於投資者“風險-收益”偏好轉變的程度；從短期內的實踐來看，打破剛性兌付不僅沒有削弱現有的預期收益型產品的吸引力，反而使得還在續發的預期收益型產品變得更為稀缺和受歡迎。

從產品設計的角度來看，不少凈值型產品在一定的產品設計和投資策略下，也基本可以實現較為穩定的投資收益的效果。因此短期內，隨著預期收益型產品的逐步退出，部分低“風險-收益”特征的產品會較為迅速地承接低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得到一定的發展。

但是，隨著剛性兌付逐步被打破，投資者也有一個自我“風險-收益”偏好逐步發現和重新定位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部分投資者的“風險-收益”偏好將會變得更為健康和理性，多樣化的資產管理產品均逐漸會找到適合自身的客戶群體。

調查數據表明，當前中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風險分布呈現的是一個“U”型分布，極低的風險偏好和極高的風險偏好呈現兩極分布，中間部分占比較低。理論上講，這個風險分布形式是有待改進的，這既是剛性兌付產生的原因，又是居民與具有剛性兌付特征的資產管理體系長期互動而被扭曲所形成的結果。這種不正常的分布，需要在資管新規逐步推行的過程中，投資者、市場、金融機構、監管層長期互動的過程中逐步扭轉過來，投資者也需要更多的金融常識去增強自身的專業能力。

責編：林潔琛

中國明確2019年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

中國給出了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的時間表。

8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對外發布的《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稱，2019年建立實時和定期調整相結合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建立全國統一的清單代碼體系。

國務院同時要求，2018年修訂形成並全面實施新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建立信息公開平臺，實現清單事項網上公開便捷查詢。

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不斷縮減清單事項，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這是今年國務院推動的重點任務，相關政策將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負責落實。

所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我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采取相應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在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政府不再審批。

也就是說，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下，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無論規模大小，均“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享有同等市場準入條件。

負面清單最早是國際上針對外商投資準入的一種管理模式，我國最早在自貿試驗區內試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制度，進而將之引入國內經濟治理，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也標誌著我國市場準入管理從以正面清單為主向以負面清單為主的全面轉型，打破各種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

5月16日，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孟瑋曾表示，待形成《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征求意見稿後，將充分聽取有關部門和各地區意見，擬於6月底前按程序上報國務院。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此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要逐步探索建立清單的動態調整機制。

央行行長易綱此前也表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編制完善是一項長期工作，是依據市場發展情況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他同時表示，編制完善要堅持漸進原則，對新技術、新業態留下包容空間，不急於納入清單管理。

除了上述兩項措施外，國務院還要求，由海關總署負責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五年內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再壓縮一半。

責編：汪時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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