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飲“奇葩”沙縣小吃:一個縣的全國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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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廣州,一家位於珠江新城CBD的沙縣小吃迎來午飯高峰。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兩萬家店鋪、六萬從業者、每年70億營收。沙縣小吃的崛起,既有賴於普通沙縣人的企業家精神,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傾力扶持。這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小吃店發展模式。
23年前,因為“標會”倒了,沙縣人鄧世奇背上了十多萬的債務。1992年2月的一天夜里,他和老婆兩人背著做小吃的家夥,坐了9個多小時火車從沙縣逃到了廈門。他們成了第一批出來做小吃的人,這批人基本上都是“逃債”出來的。
這些逃債者為生計所迫,在異鄉街頭開起了沙縣小吃店。慢慢地,越來越多的沙縣人把這種小吃店擴張至各地。沙縣小吃辦的統計數據顯示,沙縣小吃全國店鋪超過2萬家,6萬多從業者,年營業額近70億元人民幣。其店鋪規模是肯德基的五倍。在中國,這是餐飲界的一朵“奇葩”。
沙縣人外出做小吃之後,沙縣也在發生著變化。如今,動車通到了沙縣,飛機場也將要建成,縣城的物價趕上了省城,房子最高蓋到了30層,做小吃的人買下了縣城70%的房子。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2014年,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到近13000元,高於全國1萬元的水平。
和蘭州拉面一樣,沙縣小吃的崛起,既有賴於普通沙縣人的企業家精神,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傾力扶持。這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小吃店發展模式。
“逃”出來的小吃
“若不是當年倒會,也不會有沙縣小吃。”
沙縣縣城離省會福州兩百多公里,這里四周多山,此外就是一個個的塔吊。繞城一圈,大部分房地產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
最近的全國經濟下滑同樣影響了這個小縣城。隨便一打聽,當地人都知道哪個老板欠了十多億跑路了,光頭小吃配料公司的老總張昌潮近期也不斷地處理這些“麻煩”。他開車指著一個個未建成的高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個樓我借給他5000萬,那個是3000多萬,那個是1500多萬,現在都收不回來了。”
最近兩年,因為經濟不景氣,再加上很多人因“標會”倒了,一批批的人又不得不出去做小吃。而在二十多年前,最早出去做小吃的人,也同樣因為“倒會”。
1990年,沙縣開始搞舊城改造,許多人加入“標會”(指當地流行的一種民間融資,一個人叫標融資,幾個或十幾個人參與借錢)融資,或蓋房子、做生意,或賭博。鄧世奇還記得,原來一個月才標一次的會,後來發展成了“天天標”。直到1991年,八大“會頭”紛紛出逃。就像近兩年的民間融資一樣,資金鏈斷裂,“標會”崩潰。
當年夏茂鎮和縣城里“標會”最嚴重,所以最初也是這批人外出躲債,在路邊支起攤,開始賣起了沙縣小吃。後來,沙縣農村68%的人口都外出做小吃了。
那時,深圳等南方諸多城市開始出現一批批的打工者、創業者,這些突然湧現的對廉價快餐的底層需求,推動著沙縣小吃漸漸發展起來。
“早些年,出去的夫妻倆都背著七八個大包小包,跟搬家似的,回來的時候那些人穿得很時髦,女人的發型都變了。”從1990年就在沙縣火車站旁邊開小便利店的張昌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最初逃出去的人,大多數去了福州、廈門。”鄧世奇說。在廈門,他打上“沙縣原家小吃”招牌,開始做一塊錢一碗的扁肉、拌面,“一天能賣四五百碗,第一天就有三百多的營業額”。而此時,廈門的工資水平一個月才幾百塊。
沒有人想到,外出賣沙縣小吃的人反而成了當地最先有錢的一批人。
直到1995年,鄧世奇還清了所有的債,又給自家蓋起了房子。像他這樣出去的第一批人,除了還債,就是蓋房子、買房子。“剛開始是回農村蓋房子,2000年左右,回來的人就開始到城關來買房。”張昌潮說。
“若不是當年倒會,也不會有沙縣小吃。”在沙縣,一些老人這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沙縣有二十多萬人口,多低丘高山,在當地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在看到回來的人或蓋了房或買了房,越來越多務農的、下崗的人,也都逐漸投親靠友地走出去了。
2000年,常在火車站門口賣東西的張昌潮也抑制不住,加入小吃大軍。但在外做了三個月後,他發現在外面做小吃,配料經常不夠用。於是,他關了店鋪,回沙縣開始專門做小吃配料。
在小吃走出去的同時,小吃配料也逐步走了出去。如今,當地大大小小的配料公司也有幾十家,如今有沙縣小吃的地方,就有小吃配料。
抱團發展,產業分工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概有一半沙縣小吃的經營者是外地人。
走出去做小吃的沙縣人,無形中有一種“紀律”貫穿在每個人身上。
1997年,本來在自來水廠上班的羅光華下崗了,他決定投奔在福州的親戚,出去做小吃。羅光華是夏茂鎮人。夏茂鎮是沙縣最大的一個鎮,以客家人居多。“沙縣小吃最初是夏茂人出來做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的第一站是福州。每到一個城市,他喜歡在人流量大的商業區找店鋪。“當經營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和老鄉合作,再開新店,一旦覺得經營不下去,就去開發新的市場。”他說。
這些年,他輾轉廣州、廈門、杭州、上海等地,在2009年到了北京。至今,他在北京開了兩家店。“一般來說,離開的時候,會把店鋪轉給老鄉、親戚朋友之類,很少轉給外人。”
“大部分在外經營沙縣小吃的人喜歡抱團發展。”張昌潮說。這與閩商“合群團結”的特點一致。“一般十幾個或幾十人一夥,肯定有個頭,如果誰有困難,大家就聚在一起,幫大家處理一些事情。”他說。
張忻所在的團隊,如今在佛山已經開了二十多家沙縣小吃。這個團隊七八個人,“家族式的”。“2005年開始在東莞,2008年來到佛山,大家先找店鋪,開起來之後,就叫自己家里的親戚朋友過來。”該團隊的江濤說。
江濤的哥哥嫂子是這個團隊的“頭”,他們主攻鄉下市場,在佛山的工廠旁開店。江濤哥嫂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他們說自己規模還很小,他們參考的對象是在福州已經開了150多家沙縣小吃的淳百味餐飲公司。
江濤哥哥他們也是做連鎖的模式,為了更好地傳播,他把自己微信名寫上“福祿壽沙縣小吃連鎖”,其頭像也用了沙縣小吃的統一商標,個性簽名顯示出其目標,“把福祿壽沙縣小吃做大做強”。
像江濤這樣的團隊遍布在全國各地。
“沙縣有一撥專門開發市場的人,得有幾千人。他們自己不經營,專門把店開好再轉讓出去,也有一部分人采用合作模式,自己經營的同時,與人合營。”張昌潮說,“我有個客戶,他是專門找店、開店,然後盤給別人,他在東莞開發市場,兩年開了兩百多家小吃店。”
吳水波是這批人中的一個。2006年,結婚不久的他辭去在糖果廠一月800元的工作,去福州開了第一家小吃店,後來陸陸續續在福州開了三四家。從2010年開始,他就曾去遼寧找店鋪,2013年在山東菏澤開了沙縣小吃,不久又去了河南鄭州開了一家店。
這些人基本上以親朋好友關系維系,一個人出去之後,往往帶出去一批人。但他們卻也有無形的“紀律”讓沙縣小吃走得更遠。
“近幾年,向我學做沙縣小吃的人越來越多,只要是外地人,都不教。”在北京開店多年的羅光華說。而這樣的情況也常發生在江濤、吳水波等外地業主身上。“教會了別人相當於多一個競爭對手,如果是沙縣本地人,你不教別人也會教,所以沙縣人就教。”
除此之外,配料也是沙縣小吃重要的組成部分。“配料一般不外傳,如果是外地人去拿配料,他們不會賣給你。”吳水波說。
做小吃配料十多年,張昌潮的光頭小吃配料開到了全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也都是賣給沙縣本地人,供應給全國的沙縣小吃店,但很少會賣給外地人。”
雖然設置了種種壁壘,但沙縣人也沒能嚴防住這道門檻,越來越多的外地人通過各種途徑加入到沙縣小吃隊伍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概有一半沙縣小吃的經營者是外地人。
如今,沙縣當地民間的小吃培訓機構有很多,沙縣小吃辦第一任主任樂相森於2011年開辦培訓學校。該校一位銷售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全國各地的人都可以來學,現在每天都有培訓。”當地其他幾個學校亦是如此。
雖然沙縣本地官方組織的沙縣小吃培訓只針對沙縣本地人,但政府在外的聯絡處卻早已經打破限制。
沙縣小吃在廣州聯絡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聯絡處是屬於沙縣政府的,負責打假、培訓、裝修、辦營業證等,也培訓外地人,只要你不去擠別人的店鋪就沒事。現在有很多外地人學,我們直接帶你去檔口學,手把手教你。”
政府出人出力出錢
如今,29個城市都已經有了沙縣小吃同業公會聯絡處。
從1996年到現在,沙縣政府已經換了四屆,但對沙縣小吃的推動從未停止過。
在小吃業主自發走向全國的同時,沙縣政府也跟著一步步往外走。為了沙縣小吃能夠打響,沙縣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專門的領導班子。
1997-1999年,沙縣政府針對小吃就設了三塊牌子:沙縣小吃同業公會、沙縣小吃辦、沙縣小吃業發展服務中心,但均為同一套班子。同時,在各鄉鎮(街道)也都設立小吃辦。
當時,動員農民外出做小吃,成為沙縣自上而下的任務。“這與當時中央要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精神一致。一批鄉鎮幹部也被要求帶動去外地做小吃,每個鄉鎮出去多少人在當時都有考核指標。”鄧世奇說。
對於一些不會做小吃的人,時任小吃辦主任樂相森就負責培訓。從1997年開始,他接到的縣里任務是,每年免費培訓1000到1500名沙縣人學做小吃。
“政府給小吃辦下任務,小吃辦再給鄉鎮小吃辦下任務,分配到每個村里面。當時有些人也不願意來,就想辦法,凡是報名參加培訓,縣里就給幾百塊錢。”鄧世奇說。
政府引導也起到了作用。現任沙縣小吃辦主任鄭興景曾說,在外做小吃的,1996年有一萬多,1999年兩萬多,2002年達到三萬多。如今,在外做小吃的沙縣人已經超過6萬。
同時,讓更多人走出去的同時,沙縣小吃也引導一些人“回鄉”。1997年12月8日,第一屆沙縣小吃文化節後,政府投資的560萬“沙縣小吃一條街”卻人氣不高。
1997年12月底,統戰部、工商局、防疫站的四五個人去廈門找到鄧世奇。“問我願不願意回來,說縣里會給優惠。後來他們去了兩三次,我也就同意了。”鄧世奇說。回來後,他在小吃一條街上開了五家店鋪,成為當地最大的小吃店。
最開始,沙縣人從福州、廈門,逐漸到了珠三角,再逐步向北推移。但推移的過程,並不順利。
2002年,鄧世奇作為第一批人去了北京開拓市場。“帶了四十多萬,七八個人,開了兩個店面,還有一個配送中心。”他說。但沒想到,高昂的租金,再加上“很多人跟我說,量太少,吃不飽”,半年時間賠了二十多萬,就打道回府。
此時,在外的沙縣小吃業主也經常會“水土不服”,看到了一些人在外創業失敗後,政府決定派人去外協調。從1998年,沙縣開始在福州、廈門設立辦事處。2006年4月,上海市福建商會沙縣小吃行業協會成立。次年,北京聯絡處成立。如今,29個城市都已經有了沙縣小吃同業公會聯絡處。
“各個鄉鎮分別會負責一些城市,比如高沙鎮就負責上海的聯絡處。鎮上抽調一個副鎮長這樣的幹部去外地,負責聯絡當地的沙縣小吃業主,幫他們解決一些困難,選店鋪、調解各個方面,包括小孩子上學等。”鄧世奇說。
除此之外,打開市場不僅僅靠業主們自發開店,政府開推介會也成為一個重要手段。2007年4月,沙縣政府組織當地二十多家店去北京開推介會。“當時搞了三天,很多國家部委的領導都來了。”鄧世奇說。推介會後,沙縣小吃開始在北京遍地開花。這些年,沙縣政府都曾在上海、杭州、北京、廈門、臺灣等多地開過推介會。
出人出力的同時,出錢成為最實在的扶持辦法。2004年沙縣小吃打入上海市場時,業主開一家店,縣政府補貼1000元。2007年,沙縣小吃打入北京市場,前100家店,沙縣政府每家店鋪補貼3000元。
“2005年,我貸了十萬都是沒有利息。”張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做小吃的人越來越多,農村金融變得更為活躍。2011年底,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試點落戶沙縣。2012年後,沙縣一些鄉村成立村級擔保基金,由縣鄉財政註資,帶動農戶以存款入股,為農民經營小吃等提供貸款。到今年2月,全縣已有67個村都成立了村級擔保基金,為3267筆、2.89億元貸款提供擔保。
與蘭州拉面一樣,沙縣政府也是出錢、出人、出力。不同的是,沙縣人沒有像蘭州拉面那樣的少數民族待遇。
小吃集團“上市”?
“大部分人還在觀望。”
在沙縣采訪期間,眾多小吃店主都一再跟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政府對沙縣小吃的推動作用。但當南方周末記者聯系當地政府,他們卻拒絕了采訪,理由是“過多宣傳導致外面的店鋪漲得厲害,很多業主反對政府宣傳”。
另一方面,這也與最近幾個月沙縣小吃傳出“要上市”有關。2014年12月8日,沙縣小吃節期間,沙縣小吃集團與正大集團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加快小吃產業的轉型升級。
根據工商註冊資料顯示,沙縣小吃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8月15日。2014年11月19日,註冊資金追加至6500萬。現任法定代表人為羅光華,是沙縣政協副主席,與上文羅光華為同名同姓。公司董事之一為鄭興景,也是現沙縣小吃辦主任。福建省沙縣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為公司全資股東。
根據沙縣當地電視臺的報道,沙縣小吃集團與正大集團簽約,“計劃在三年內整合6000家,五年內新增發展4000家沙縣小吃終端,實現年營業收入500億元,將沙縣小吃打造為中式連鎖餐飲第一品牌”。
2015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了沙縣小吃集團公司,該公司位於沙縣小吃城內。小吃城是政府2008年耗資2.6億建設的小吃文化產業區,面積8.4平方公里,大致相當於一千多個足球場大。
小吃集團公司的一樓設有培訓室,但並無培訓活動。二樓辦公區呈回字形。其中有一半的辦公室是屬於一家城投公司。
在董事長辦公室內,南方周末記者見到了一位臨時負責人。該間辦公室古色古香,辦公桌等家具看上去都是紅木家具,顯得很氣派,辦公桌旁散放著幾塊沙縣小吃的牌匾。該負責人以“公司正在試點,還在探索集團化運作模式,並沒有定下來如何發展”而拒絕了采訪。
他提到,公司在各地都有進行試點,希望能夠把沙縣小吃包括門店裝修標準化、運營統一管理。對於具體怎樣發展,大家都避之不談。
沙縣政府官網顯示,今年5月底,沙縣鄭湖鄉合肥聯絡點成為首批小吃集團連鎖化經營示範點。該聯絡點還成立了創業融資擔保基金,為小吃業主擴大經營提供資金支持。但目前,發展會員僅27人。
在北京的小吃業主羅光華加入了沙縣小吃集團和正大集團,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聽正大的人說,北京區域已經有一千多家小吃店加入。加入之後,正大集團會統一供應食品,現在店里賣的套餐飯就是他們供應的”。
目前,北京地區有三千多家沙縣小吃。“大部分人還在觀望。”羅光華說。
一方面,是官方推動的小吃朝著標準化、集團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更多小吃業主早就試圖將沙縣小吃引導到公司化的方向。
最早嘗試的是鄧世奇。2007年,他在當地成立了福建沙縣原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從事沙縣小吃連鎖經營。目前,在全國已經有156家加盟店。
但這幾年,鄧世奇的連鎖加盟店經營狀況並不好。他和老婆在縣政府附近重新開起了小店鋪。他戲稱,“沒想到越做越小了”。
如今,沙縣小吃的轉型升級成為當地政府最為重視的一項工作。但沙縣小吃究竟能否走上縣政府設定的“保牌、提質、連鎖、上市”之路,一位在當地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吃店主認為,“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應被訪者要求,江濤、吳水波為化名)
香港證監會將嚴管黑池 匿名生意還能存在多久?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7473.html
香港證監會將嚴管黑池 匿名生意還能存在多久?
一財網 秦偉 2015-11-26 18:20:00
正如那些靠保守秘密賺錢的瑞士私人銀行一樣,以保密為賣點的黑池也受到全球監管機構越來越多的關註。監管者們希望看到“黑池不黑”的努力,正在逐漸改變黑池交易平臺的生存環境。
人們總是願意為秘密而付出更多代價。
一百多年前,瑞士的私人銀行就看中了這一機會,過去幾十年里,新興的黑池(dark pool)交易平臺同樣抓住了投資者的這個痛點。
正如其名,黑池這種在傳統交易所平臺以外的電子交易平臺,最大的賣點是不透明,允許買賣雙方匿名交易,交易前不公布買賣盤價格及報價者身份,交易後也不會像公眾披露已執行交易的詳情。
不過,正如那些靠保守秘密賺錢的瑞士私人銀行一樣,以保密為賣點的黑池也受到全球監管機構越來越多的關註。監管者們希望看到“黑池不黑”的努力,正在逐漸改變黑池交易平臺的生存環境。
“如今,全球的監管者們都面臨同樣的難題,如何監管金融市場上的兩個新興事物——黑池和高頻交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利貫交易網亞洲有限公司(Liquidnet,下稱“利貫亞洲”)首席執行官及創始人Seth Merrin坦言,監管者們希望改變黑池的低透明度。
利貫亞洲是全球主要的獨立黑池交易平臺之一,2007年進入亞洲,如今已經涵蓋全球43個市場,擁有約800個機構客戶。從今年12月1日開始,利貫亞洲和其他黑池小夥伴一樣,需要在香港投入更多合規成本以滿足香港證監會的新規。
“證監會所做的是要提高透明度,經過閃崩這類事件後,你會發現全球投資者對於市場的信心受到削弱,提高新興平臺的透明度能帶來非常正面的影響。”Merrin認為。
黑池的秘密
經濟學上講究需求帶來供給,黑池的誕生也不例外。
資產管理機構、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這些買方機構所管理的資產規模越來越龐大,每一次買賣都成為交易員的心病——他們的需求遠遠超過傳統交易所能夠提供的流動性,巨量買單和賣單一出就會劇烈攪動市場。
“對任何一個買方交易員而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流動性,基金經理無論多麽聰明,流動性不足也沒用,或者交易執行時令市場向不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投資策略也無法有效實現。”利貫亞洲亞太區主管Lee Porter說。
顯然,買方交易員們熱衷於看到黑池的出現,這些場外平臺可以幫他們匿名配對,或者把大額交易拆分為多個小單匿名配對,避免市場獲悉自己的交易策略,也可以免受實時供求對大宗交易的影響。在黑池交易規模最大的美國,根據紐約券商Rosenblatt Securities的數據,今年5月時,黑池交易已經占全美股票交易規模的17.45%。
當然也有非議。Michael Lewis在他的《Flash Boys》里就曾痛批高頻交易和黑池。在書中,IEX的首席營運官發現,瑞信讓高頻交易者通過黑池交易,隱瞞真正的股價,欺騙了投資者。
“我們和Flash Boys不同的是,沒有任何高頻交易,Lewis所指的是那些大型銀行所運營的黑池。”Merrin指出,銀行的黑池平臺上,執行的交易的平均規模和傳統交易所類似,都在5000美元以下,二者之間存在直接競爭,而利貫亞洲的平均交易規模則高達100萬美元。
黑池也面臨洗牌?
香港現有16個持牌黑池,交易規模不足證券市場總體交易規模的2%。根據港交所的數據,今年10月黑池平臺上的總成交金額為220.08億港元,僅占證券市場總成交金額的1.4%。
大部分黑池交易平臺由高盛、瑞信這類投行運營,黑池交易本身並不會為其帶來高額利潤,在自有平臺上為客戶配對交易,更多的考慮是節省原本要付給交易所的費用。但現在,隨著香港證監會的新規生效,國際投行可能需要重新衡量保留黑池的必要性了。
“我們每天、每月都要向監管機構匯報大量信息,而證監會12月開始執行的新規,則是針對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這是以往所缺失的。”Porter表示,監管者關心每個黑池具體如何運作、誰來使用這些細節。
這些新規定包括禁止散戶使用黑池,降低黑池買賣指令的執行優先度,以及加強風險管理監控措施、備存紀錄和匯報要求等。在此之前,2012年10月起,屬於港交所參與者的黑池交易平臺,就已經需要在交易執行後的一分鐘內,向港交所申報已經執行的交易。
“當監管趨緊,你可能會看到更多巨額罰款,這些大型銀行可能就會發現保留黑池所面臨的風險遠超過獲得的回報,畢竟,黑池只是他們很小一部分業務。”Merrin認為。
在香港之前,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歐盟在內的全球其他監管機構均已對黑池推出監管對策,例如歐盟將於2017年執行新規,要求黑池公布買入和賣出價,否則交易量將面臨限制;美國證監會則要求黑池營運商提交每周交易量及交易宗數。
今年8月,法國巴黎銀行旗下的法巴證券就因為提供的黑池交易違規,被香港證監會罰款1500萬港元。11月初,考慮到即將實施的新規定,法巴證券決定放棄黑池。
“法巴是第一個,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Porter坦言,至少未來一段時間,在香港可能不太會看到有新的黑池出現。
攪局者:交易所和買方
沒有人會坐以待斃,尤其是在瞬息萬變、滿是聰明頭腦的金融市場上。
明年第一季度,新加坡交易所計劃在債券交易領域推出自己的黑池交易平臺,交易規模、價格和買賣雙方的身份同樣保密,交易範圍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計價的債券,如果一切順利,離岸人民幣債券也將被納入。
“就我所知,全球任何一個交易所都希望建立自己的黑池,紐約交易所已經三次嘗試建立進行債券交易的黑池。”Merrin指出,問題在於,交易所的客戶是券商,而我們的客戶直接是機構投資者,當買/賣單通過券商傳到交易所手中的時候,他們拿到的往往只是全部買/賣單的一小部分,因為投資者出於利益沖突的考慮,不會把全部買/賣單交給一個券商。
也有已經成功的案例,比如澳大利亞交易所的黑池,但現在看來,這個黑池與利貫亞洲之間還沒有直接競爭。前者的平均交易規模約3000澳元,而利貫亞洲在澳大利亞的平均規模則高達200萬澳元。“在新加坡,甚至整個區域內,企業債的交投並沒有那麽活躍,新交所可能會發現那點交易量不值得運營一個黑池。”Merrin認為,美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債券市場,如果紐交所都沒能成功,新交所的嘗試可能面臨更大挑戰。
更具實力的挑戰者來自現有黑池的客戶們。今年初,為了節省成本和擠走高頻交易者,貝萊德、富達等9家資產管理巨頭提議推出自己的黑池平臺Luminex,並計劃在今年四季度開始交易,不過,與現有黑池不同的是,賺錢並非Luminex的目標。
“一方面你很難與一個不以賺錢為目標的公司去競爭,但同樣沒有盈利意味著難以獲得新的投資,”Merrin認為,按照Luminex現在的模式,可能很難從美國擴張到其他市場,不過,現在下結論顯然為時過早,Luminex終究會對行業帶來一些影響。
編輯:林潔琛
恐怖IS恐怖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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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蘭·巴德爾,現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曾任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的顧問。他主管世界銀行所有重要內部財務及總務局,包括世行的財務運營、控制職能和全球合作夥伴及優惠融資。反洗錢以及反恐怖組織融資亦是其工作內容的重點。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接受南方周末獨家專訪,解析IS融資渠道及資金運作。
IS當前掌握的資產總值超過兩萬億美元,年收入則達到29億美元。這些數字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對於一個普通的恐怖組織的定義。
IS的龐大資金儲備究竟從哪里來?國際社會將如何展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融資?
當地時間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恐怖分子連環重襲,132人身亡。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宣稱對此負責,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國家進入戰爭狀態。
11月15日,法國出動12架戰鬥機對敘利亞境內的IS進行大規模轟炸。
11月18日,法國警方與“11·13”恐襲嫌犯在巴黎郊區聖德尼激烈交戰,3名嫌犯身亡,5人被捕。
11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成立反恐融資特別調查委員會,旨在加強與IS的全面對抗。
11月24日,法國總統奧朗德攜國防部長勒德里安及外交部長法比尤斯對美國進行了90分鐘——法美建交歷史上最短的一次——國事訪問。
11月27日,奧朗德將與普京會晤,意圖尋求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聯盟。
短短14天,西方世界經歷了又一場巨變。上世紀70年代經濟繁榮所掩蓋的一系列殖民地解體後引發的社會問題,被“炸”出水面;移民接納、難民政策、宗教分歧、申根國家邊境管控,乃至歐盟存在必要性的討論一時甚囂塵上。與此同時,IS則通過網絡放言,下一輪恐怖襲擊的目標將為羅馬、倫敦和華盛頓特區。
目前,IS占領了伊拉克西北部和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區域,總面積已經超越英國本土,控制的總人口數達到了一千多萬。因此,即使僅從“疆域”角度來看,它也遠非疥癬之疾。加上IS的大部分軍官均來自薩達姆時期的政府軍,軍事素養和作戰能力自然不容小覷。
而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數據顯示,IS的武裝人員每月工資為400美元,3萬人的武裝力量一天支出為40萬美元,再算上其他恐怖活動開支,一天得支出100萬美元才能維持IS目前的正常運行。法國外交部駐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事務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菲利普·陸克(Philippe Le Corre)的研究表明,IS當前掌握的資產總值超過兩萬億美元,年收入則達到29億美元。陸克說,這些數字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對於一個普通的恐怖組織的定義,它或許意味著IS正通過銀行系統或諸如能源和大宗商品等工業部門試圖進入主流經濟領域,“從這個角度來說,IS的潛在危險程度和破壞力恐怕遠高於人們的猜測。”
IS的龐大資金儲備究竟從哪里來?國際社會將如何展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融資?2015年11月24日,南方周末就此專訪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伯特蘭·巴德爾(Bertrand Badré)。
巴黎暴恐案最值得警惕的是什麽?
南方周末:“11·13”巴黎恐怖襲擊會不會將正在複蘇中的法國經濟再次推入谷底?法國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會不會受到影響?是否會阻礙投資者在法國的投資計劃?
巴德爾:我認為,此次恐怖襲擊不會像外界猜測的那樣,對法國經濟複蘇產生阻礙作用。以今年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為例,2015年第一季度法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增長0.6%,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法國家庭消費在今年第一季度環比增長0.8%,可見人們的消費熱情並沒有因為恐襲事件而下降。回頭再看2004年馬德里“3·11”連環爆炸案和2005年倫敦“7·7”爆炸案,雖然在短時間內對兩地的旅遊業有所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兩國的GDP並未因此削弱,也沒有對消費者的信心產生壓力。至於你提到的投資者,我認為有更重要的因素影響他們的投資熱情——例如,政治和社會穩定、國家法律法規對投資者的開放程度等。相比之下,恐怖襲擊事件由於其偶然性和突發性,不能構成主導他們投資意圖的最重要因素。
我今天剛抵達巴黎,氣氛不是外界想象的那麽低迷:咖啡館里照舊坐滿了人,香榭麗舍大街依然人流熙攘。法蘭西是一個堅毅與韌性兼備的民族,我相信他們能夠平穩地度過這次危機。
南方周末:“11·13”巴黎恐襲之後,法國在安保事務上的支出將大幅增長,這一舉措無疑將使得法國2015年的財政赤字率再次高於歐盟規定的3%的標準。鑒於2014年法國的赤字率也超出歐盟標準,歐盟是否會繼續寬限達標?從長遠來看,這次恐怖襲擊會對法國和歐盟的預算安排產生怎樣的影響?
巴德爾:當前的情況非常特殊,法國和歐盟其他各國人民的安全是各國首腦必須優先考慮的。幾個小時前,我剛剛與法國財長米歇爾·薩潘(Michel Sapin)的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會晤。他明確表示,未來3年內投入7億多歐元增加警力和兵力的決策不變。
目前的第一要務是安全,無論是歐盟還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大型國際組織,在其政策和規定方面是具有彈性的。我們理解成員國的突發情況,允許通過磋商改變現行條例,以便他們應對。
法國在不到一年內遭遇多次恐怖襲擊,增加安保支出和執法力量反恐勢在必行。歐盟顯然將這些新情況納入評估範圍,但我認為現在還無法確定它們會如何影響法國以及歐盟的預算。
南方周末:“伊斯蘭國”的恐怖主義行為已經不止於中東地區,而有了向全球蔓延的趨勢。你認為這場沖突背後是意識形態之爭,還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在背後驅動?
巴德爾:我認為,相比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政治企圖才是IS成員的直接目的。他們對巴黎的兩次恐怖襲擊,目的顯然不是劫持人質換取高額贖金,也與恐怖組織傳統的資金獲得途徑沒有直接關系,更不要提意識形態輸出。相反,由此引起的媒體轟動效應和民眾的恐慌及憤怒的情緒,則會直接導致人們對執政者和現存制度的合理性產生質疑,亦會促使當政者重審國家管理方式;在當前的歐洲,關於是否應該對IS動武、申根國家如何加強邊境管控、是否應當關閉國境等話題的爭論和分歧,正是會被恐怖分子利用來達到企圖弱化、碎片化歐盟的政治目的的,因此也是最值得引起我們高度警惕的。

(東方IC/圖)
IS的錢都是從哪兒來的?
南方周末:你提到了IS的資金獲得途徑,可否介紹他們的主要資金來源有哪些?
巴德爾:IS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是“綁架人質換取贖金”,光是這一項的收入就可以高達每月1000萬美金。
第二個經濟來源是各類苛捐雜稅。舉個例子來說,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市內IS“轄區”里的政府公務員必須將月工資的50%上繳給IS,光是通過這項盤剝IS就能獲取每年3億美金的高額收入;而在IS有“實體政府”的“領土”上(如摩蘇爾,作者註),稅率則高達55%。
第三個經濟來源是眾所周知的石油和天然氣。迄今為止,IS已經掌握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共十多個油田的控制權。伊拉克境內油田的產油能力基本在4000桶/天,而敘利亞境內油田則高達44000桶/天,加上IS以低於市場價(45美金/桶)三分之一的折扣價(30美金/桶)出售,所以他們光一天的賣油收入就能達到140萬美金,年收入輕松過5億美元不成問題。
IS的第四個經濟來源相對特殊,即對金融機構的掠奪。例如,2014年6月,IS在“接管”摩蘇爾的時候,也同時奪取了伊拉克中央銀行摩蘇爾分行的控制權,該行約四億五千萬美元的資產(包括現金和經常賬戶存款額)落入IS的荷包。這種行徑與“傳統”的打劫銀行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暴力行為,因為摩蘇爾銀行仍然維持正常的運營和交易活動。因此,可以說它是在暴力行為框架內的某種“理性管理”——這也是令很多人感到震驚和恐懼的原因,金融機構是奠定國家基礎的要素之一,而落入恐怖組織手里的金融機構無疑會通過幹擾世界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行,來達到之前我所說的政治企圖。
第五個資金來源是大家所熟悉的洗錢。以美國為例,在反洗錢法案框架下,美國財政部今年收到的可疑金融交易警示數量激增。幾天前,不少美國銀行表示已經在仔細勘查相關金融交易細節,希望能找出“11·13”巴黎恐怖襲擊的蛛絲馬跡。去年,一家在上世紀90年代支持蘇丹反對派領導人哈桑·圖拉比的大銀行,被美國當局以違反反洗錢法處以巨額罰款。這家銀行也曾在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以油換糧”計劃中扮演了行賄伊拉克官員的不光彩角色。當然,世界銀行本身也有一套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規章制度,便於國際社會就懲治金融犯罪開展合作。
此外,給IS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還有農產品。伊拉克和敘利亞一直以土壤肥沃、盛產谷物著稱。IS控制下的尼尼微省(Nineveh)和薩拉赫丁省(Salaheddine)每年光是小麥產量就高達100萬噸,占伊拉克全國產量的30%;這兩個省份的大麥產量則為伊拉克全國產量的40%。IS僅憑小麥交易每年就能獲得約1.2億美金的收入。
南方周末:有消息稱,以中東地區某產油大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也向IS提供資金援助,這些消息是否屬實?
巴德爾:正如法國總理瓦爾斯與卡塔爾總理會晤前說的,無論是沙特阿拉伯還是卡塔爾政府,他們致力於打擊IS的決心和努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不能排除某些非法資助恐怖組織的行為存在,而且有證據表明,潛伏於以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為首的110個國家的IS“聖戰士”也定期向IS提供資金。
IS將戰爭基金藏在哪兒
南方周末:法國財長米歇爾·薩潘在今年的二十國集團會議上呼籲國際社會拿出有效切實的方案和行動打擊恐怖主義融資。你能否具體介紹世界銀行相關的規章制度?
巴德爾:打擊金融犯罪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因為犯罪證據很難收集,尤其是跨國犯罪證據。以洗錢為例,要追蹤資金流動軌跡、跟蹤罪犯及其幫兇、剝奪其非法所得並將他們繩之以法,惟有各國高度配合才能達到這一目的。至於恐怖主義融資,它和洗錢又有本質區別——洗錢是恐怖主義融資的方法之一;洗錢的資金本身是非法所得,而恐怖主義融資活動雖然目的是違法的,但資金本身並不一定是非法所得。也就是說,從理論上講,任何個人、企業和打著各種名號非法集資的社會團體,都可能因為資金管理不善和監管不嚴,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恐怖主義活動。
世界銀行的本質職能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而有組織的跨國恐怖主義犯罪、毒品走私等違法活動每年從發展中國家盜取的資金高達200億-400億美元,占每年國際發展援助總額的20%到40%,無疑對減貧工作造成了嚴重破壞。
反洗錢行動最初是由七國集團發起的,行動方案則由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FT)以發達國家議程形式擬定。“9·11”事件後,世界銀行於2001年正式啟動了反洗錢與打擊恐怖主義融資計劃。我們要求成員國主要金融部門將宏觀的反洗錢和反恐融資(AML/CFT)國際標準加入其評估規劃系統,設計了諸如資金流向跟蹤工具等分析診斷工具,同時幫助一些借款國建立符合其國情和風險的法律制度框架,並對多個地區的上千名工作人員開展金融情報分析和現場監督培訓。
南方周末:在反洗錢和反恐融資行動中,世界銀行的主要合作夥伴有哪些?能否和我們介紹一下具體的行動成果?
巴德爾:從宏觀政策制定和知識傳播的範疇來說,我們的主要合作夥伴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經合組織、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等國際組織以及各成員國的中央銀行;就金融部門評估的角度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世行至關重要的合作夥伴:他們與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及其區域分支機構有全方位的合作,並且協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在中亞地區及湄公河區域開展了兩個指導項目。因此,無論是政策方針還是實地經驗,世行和世行貸款國都十分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和援助。
在2005年到2010年的5年中,由世行設計並實施的提升金融分析能力的項目,不但幫助借款國建立和完善了使用金融情報識別金融體系中風險的流程,也幫助他們發現了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痕跡。現在,這個項目已經被推廣到了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科索沃和敘利亞在內的12個國家。
隨著IS在中東日漸壯大,精準定位他們的一系列融資渠道成了包括世行在內的各大金融機構和合規小組的當務之急。鑒於石油是IS資金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有必要對與IS有石油交易的個人、公司和國家進行審查。目前,幾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IS試圖將他們的戰爭基金掩藏於常規銀行系統中。
南方周末:以法國為例,近年IS在恐怖活動方面屢屢得手,世行現有的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策略存在哪些缺失?該策略在實施過程中遭遇的最大阻礙是什麽?
巴德爾:既然政策是人為制定的,就必然會存在漏洞和不足。恐怖主義活動資金來源多種多樣,很多時候資金本身是合法的,卻被用於了違法的目的,等公之於眾時,大家才恍然大悟。這類資金渠道幾乎是不可勘察的,這也是我們工作的風險和挑戰所在。大部分的恐怖分子網絡已經對國際金融監管試圖切斷其洗錢和融資渠道的手法爛熟於胸。
我們目前知道的是,IS利用的是一些成立於幾十年前但仍行之有效的洗錢網絡——例如,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政權當年用來規避聯合國“以油換糧”計劃的非法渠道來管理他們的財務。這和“基地”組織親力親為的金融行為完全不同。但是,我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銀行會致力於設計更多更新的金融監管手段與之抗爭。我們進行的是一場金融反恐戰爭,雖不流血,卻一樣艱苦卓絕。IS通過它的殘酷行徑、高反應力和流動性、網絡宣傳策略和卓越的吸金能力在短短兩年內震驚全球,讓人“聞伊色變”。
“它當然不是堅不可摧的。”法國外交部駐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特別代表前外交事務顧問、法國駐美國大使館中東地區外交事務參贊奧利弗·肖凡(Oiliver Chauvin)對我說:“首先,盟軍必須瞄準IS的基礎設施、石油供應管道和使他們獲利的自然資源進行集中打擊;其次,我認為也不能高估了IS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誠然,他們這兩年中通過四處掠奪積累了巨額財富和資源,但管理一個真正的國家——這包括聘用公務員,組建軍隊,修建和維護諸如學校、醫院、電力、供水網等公共服務機構的成本,遠遠超出IS目前的能力範圍。第三,伊拉克、敘利亞以及在中東地區角力的各派系力量的政治圖景,可能在下一秒就顛覆了IS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