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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杜絕戶口空掛，為炒房、高考而掛靠戶籍不行

記者日前從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舉辦的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動計劃人才新政八條新聞發布會上獲悉：自“海河英才”行動計劃發布以來，自16日中午12時30分至17日早上8時30分的統計數據顯示，已經有30萬人登錄並下載“天津公安”APP辦理落戶申請。

天津進一步放寬落戶條件，不用繳納社保、不用居住證，本科生只要不超過40歲、碩士研究生不超過45周歲，就可以直接在天津落戶，博士研究生落戶則不受年齡限制。

除此之外，有一定職稱和相關執業資格的資格型人才；滿足學歷、工作年限並符合年齡、職業資格要求的技能型人才；以及滿足納稅要求，在天津創辦符合產業政策，穩定運行企業超過一年的創業型人才，都可以直接落戶天津。

針對無房無工作單位人員來津落戶，天津規定需要提交個人檔案。對此，天津有關部門今天回應，此輪人才落戶新政，目的在於支持有意來津真正參與天津各項事業發展，願意在津腳踏實地創新創業的人員，而不是借落戶之機，單純掛靠戶籍，或為子女獲得參加高考資格、買房炒房的各類其他人員。要合理界定引進的是否是天津真正所需的人員，確保杜絕“戶口空掛”“暗度陳倉”等現象，必須嚴格實行落檔才能落戶的規定。

蘇商蔣錫培：從高考落榜生到電纜王國掌舵人

世間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

遠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蔣錫培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神采奕奕，從“遠東電纜”到“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服務商”、“全球投資管理專家”，圍繞產業上下遊，蔣錫培正在布局能源領域的其他產品與服務，實現遠東的多元發展與轉型升級。

一向樸實敦厚的蔣錫培從一窮二白的年代里走來，從修表匠到白手起家建立起一個商業帝國的巨擘，這之間的鴻溝里，有著常人體味不到的汗水和艱辛。1990年2月，27歲的蔣錫培自籌資金180萬元，征地3畝，帶領28名青年好友，在無錫市經濟最薄弱鄉鎮之一的宜興市範道鄉，創辦了範道電工塑料廠，也就是如今資產超200億的遠東控股集團。

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農民企業家往往出身寒微，卻用自己的拼搏精神闖出了自己的天地。如果沒有他們，未來的無數億萬富翁根本不可能出現，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商業教科書的經典案例更是無從談起。

起步

晚於吳仁寶、魯冠球等第一代企業家，今年55歲的蔣錫培和馬雲差不多歲數。但不同於標新立異的馬雲，蔣錫培做的是地地道道的傳統行業——電線電纜。

1963年，蔣錫培出生在江蘇省宜興市範道鄉洋墊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家中一共兄弟姐妹六個，蔣錫培排行第五。全家人把考大學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蔣錫培身上，可是，讓全家人感到失望的是，1980年，17歲的蔣錫培高考落榜了。

名落孫山的蔣錫培不是沒有掙紮過，江南民風重教化，父母當然希望蔣錫培可以金榜題名，光耀門楣，但是一貫聽話的蔣錫培卻在內心的糾結之後，在人生道路進入分叉口的時候選擇跟著二哥來到杭州修理鐘表。那時的他給自己定下了個小目標：要有五萬塊錢的存款，兩間樓房，娶一個漂亮賢惠、會過日子的老婆。

對於白手起家的人來說，如果賺到第一個100萬需要10年，那麽從100萬到1000萬，也許只需要5年，再從1000萬到1億，也許3年就夠了。這就是“第一桶金”的重要性。“第一桶金”是從“0”到“1”的臨界點，意味著從無到有的突破。

尋找第一桶金的過程就如同探索財富迷宮，如果你搞不懂財富的內在規律，不得其門而入，就只能永遠徘徊於“0到1”之間的困苦地帶。

慢慢在修表界打響名頭，有了些許積累的蔣錫培開始有了新的打算，自認為對鐘表行業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蔣錫培選擇代理了一個鐘表零部件，但做的零部件找不到用戶，投下去的20多萬塊錢很快打了水漂，創業伊始，錢沒賺到卻先背了一身債，蔣錫培很郁悶。

“後來我大哥給我指了一條路，因為他是我們宜興一家塑料電線廠負責銷售和采購的人員，在看到當時電線一天一個價，就告訴我還是做做電線生意吧，靜思一個晚上，我明白，這是我絕佳的機會。”不願意錯過翻身機會的蔣錫培向親朋好友借了十多萬塊錢，踏上了前往安徽和浙江之路，找到在五交化公司、機電公司還沒有賣出的產品，把積壓產品拿到江蘇和上海來賣。得益於當時的信息不對稱，一個禮拜的時間差給了蔣錫培賺取差價的大好機會，基本上兩三天一卡車，就這樣，一年多的時間，蔣錫培不但把欠下的20多萬元債務還掉，還賺了100多萬，而這成為了蔣錫培財富積累的原點。

“由於有了市場，也有了這兩年做生意的經驗，我在全國先設立了5家經營部，再開始蓋了一個小工廠。先店後廠，逐漸實現規模效益，使得我的公司一天天壯大。” 上世紀90年代初，蔣錫培已經頗有家資，在家鄉範道鄉也小有名氣。1990年，範道鄉搞了一個開發區，鄉領導張伯宏找到蔣錫培，希望他在開發區辦廠，蔣錫培籌集180萬元，在開發區征地三畝，取名範道電工塑料廠。

那個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農村，一大批被鄉鄰視為能人的闖將在廣袤的神州大地開始湧現，成為企業家群體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蔣錫培、魯冠球、沈文榮、劉永好等一眾企業家帶著鮮明的人格特質在各自的行業中“橫沖直撞”打出了一片天。

從溫州模式到蘇南模式，從不足為道的家族作坊到股份制企業，再到民營控股集團，其實遠東之路更多的是過去20多年來改制路徑的一個縮影。事實上，遠東、萬向、沙鋼等這樣一批江浙民營企業借助中國經濟騰飛的洪流，不斷在各自領域狂飆突進。

財經作家吳曉波說過，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從1978年之後從無到有的出現過程，可謂本輪改革開放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備了創世紀般的特征。

盡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肇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時代，掀起了中國經濟的重新崛起，卻是最不可能被複制的。在一個人口大國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以蔣錫培為代表的企業家把沈寂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場，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他們或許出身草莽，但堅韌而勇於博取。

改制

在電纜業取得的成就以及獲得的財富使得蔣錫培聲名卓著，不過，蔣錫培家族成員通常很少拋頭露面，不事張揚。蔣錫培本人則將重心放到自己的智慧能源版圖。

2017年9月，上海天氣微涼，在靜安區南京西路1717號會德豐國際廣場上一棵屬於遠東的智慧財富樹紮下了根。蔣錫培與蘇民投總裁胡穎等一起啟動澆灌遠東智慧樹財富樹儀式，遠東控股集團上海中心正式成立。“未來上海中心將是公司成為全球投資管理專家，全球領先的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服務商的載體。”蔣錫培意氣風發地說道。

5月4日，再次見到蔣錫培，依然質樸敦厚的蔣錫培對於智慧能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蔣錫培看來，智慧能源將成為互聯網與傳統能源結合的重要結晶，中國的智慧能源變革將啟動一個巨大發展的能源市場。

這並不是遠東第一次主動求變。

在成立的短短十幾年間，蔣錫培的遠東經歷了四次體制改革，而且每一次都為企業贏得了更大的發展機遇，這就是引人註目的“遠東體改模式”。

緊隨國家的戰略，將國家的戰略與企業的發展戰略有機地結合是蔣錫培一直以來能夠成功的關鍵。“企業要與國家同頻共振”這是蔣錫培一再強調和重複的，而在現實中，蔣錫培每次做出的決策都是與國家的發展大勢相吻合的。

由於創業之初資金不足，蔣錫培希望找銀行貸款20萬元，用作流動資金。但是銀行堅決不肯貸款，沒辦法，蔣錫培只好請張伯宏出面給銀行做工作，最後以鄉財政做擔保，才獲得這筆20萬元的貸款。

20萬元雖然不多，但是性命攸關，這深深地觸動了蔣錫培，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蔣錫培敏銳地發覺遠東如果只是單打獨鬥，很難持續發展，必須順應環境，借助外力。於是1991年，蔣錫培主動向範道鄉提出改制，要求將自辦企業變為鄉辦企業，很快就與鄉政府達成了意向，蔣錫培被人稱為戴上了“紅帽子”。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南方很多老板們先後戴上了“紅帽子”，蔣錫培在當地第一個趕上這趟車，無疑這與蔣錫培身上的某種特質有關。這一點，蔣錫培的長子、智慧能源董事長蔣承誌十分認同，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父親身上的敏銳、果敢和對良機的把握能力是自己要一直學習和要繼承的精神特質。

在改制效應的推動下，遠東得到了大量資金支持，1994年，遠東銷售規模第一次突破億元大關，成為宜興最大的企業。

之後陸陸續續遠東在蔣錫培的帶領下又先後進行了幾次改制，改制過程中的艱辛已經隨著時間的久遠而慢慢淡化，但是事實上，如何改制、怎麽改制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道巨難無比的算術題，因為改制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過，蔣錫培卻並不會被這些改制中所牽扯到的利益攔住前進的腳步，在蔣錫培看來，長遠利益大於短期利益是他永遠不變的準則。

傳承

與阿里巴巴響當當的“十八羅漢”異曲同工，當年和蔣錫培一起打天下的28名親朋好友，除了退休的，如今都還在公司。

“開始創業的時候，也只能是親戚、朋友，如果他們不幫你，你請別人，別人也不知道你企業咋樣，他不會來。但好了以後，來的人肯定就多了。所以家族企業還是公眾公司，它有一個變化過程，無可厚非。有的即使倒閉了，也不能怪這個。”蔣錫培笑道。

時光荏苒，從上世紀80年代就跟隨蔣錫培一起打拼的公司元老大多由於年齡的原因開始淡出公司管理層。雖然蔣錫培還年輕，但他也需要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了。

當今中國，很多家族企業的權力仍握在第一代企業家手中，創始人個人對企業的影響力較大。蔣錫培稱，找尋接班人的步伐並不是那麽緊迫，在交談中，自詡剛剛進入人生“中場”時間段的蔣錫培依然精力十足，對於如何更好地發展遠東，依然有很多的想法。

多子多福是國人的傳統觀念，對於擁有多子女的富豪家族，則意味著面臨數個傳承對象，是長子繼位，還是從中選出一個最得力的接班人？當然，不少知名企業家遲遲未明確表示交接班，其中有因素是擔心企業傳承的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或者對接班人的人選或能力存在一定的顧慮。

蔣錫培坦言，他兩個兒子當初一個都不願意接班，到美國去留學之後，他們想的是，能不能在美國找一個大公司工作，但後來想想，還是國內機會多。“如果不回來才傻呢，所以他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在中國機會還是很多。”

2009年，蔣承誌留美歸來。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分析師，是他為自己“設置”的第一份工作。

金融圈素來拼命，蔣承誌所在的辦公室也被稱作“永不熄燈”的房間，這里裝著一群每周工作超過90小時的“瘋子”，當然，蔣承誌也是“瘋子”中的一員，但借此平臺也讓剛剛走出校門不久的他看到了什麽是真正的“商場”。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蔣承誌看了上千個項目，接觸了全國幾乎各行業最優秀的企業，完成了超過20億的投資，也經歷過項目被斃再提案再被斃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蔣錫培用“刮目相看”形容那時的蔣承誌。他沒想到80後的兒子這麽能吃苦，也沒想到入行這麽短，兒子的專業能力就已經初露端倪。

“一說接班，我大兒子搖頭，他不幹。”後來蔣錫培也想明白了，“幹嘛一定要兒子接班？他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遠東需要的不是兒子，而是真正合適的繼承人。”

父親的辛勞激發了蔣承誌的使命感；另一方面，遠東如今的發展趨勢也確實很對他的胃口，合適的時間點似乎已經到來。

在中信產業基金工作的三年時間里，遠東“主業+投資”的全新發展戰略令蔣承誌眼前一亮。自2006年至2011年期間，遠東控股集團先後投資近30家企業、10余家基金，投資資產價值近20億元。

如今，蔣承誌已經回歸遠東，擔任上市公司智慧能源的董事長，經過多年的打拼，蔣承誌在智慧能源領域日漸得心應手。

2013年，蔣承誌開始正式推動遠東的戰略轉型和產業升級，先後完成對上海艾能電力、北京水木源華、遠東福斯特、遠東京航安等多起收購案。蔣承誌表示，遠東近幾年一直在調結構的基礎上努力保增長，以確保適應新的商業模型，適應新的能源市場。

說起自己的兒子，蔣錫培十分認可年輕人的拼勁，當第一財經記者詢問在商場打拼多年的蔣錫培最希望傳承什麽給自己的下一代的時候，“仁愛、智慧、胸懷和能量”是蔣錫培對於下一代人寄予的最大期許。

各省高考報名人數變化：西南地區增速最猛 城鎮化潛力大

又是一年高考季。

數據顯示，全國高考報名人數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峰1050萬人，之後的幾年出現持續下降，直至2014年起開始才變得平穩。2018年全國高考報名考生人數達到975萬人，比去年增加35萬人，創下了近八年來的新高。

對各省份來說，盡管大多數省份今年報考人數明顯回升，但是仍然低於2008年的最高峰期。不過也有部分省份近年來快速增長，超過了2008年。

表1  2000年以來全國高考報考人數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已有25個省份公布了今年的高考報考人數。其中，河南最多，逼近了百萬大關。有10個省份的人數超過了2008年的巔峰期，增長最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的貴州、雲南、廣西等地，這一區域也是中國城鎮化率較低、教育發展相對落後的區域，未來隨著教育的提升，這一區域也將成為城鎮化潛力較大的區域。

河南逼近百萬

作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省，今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報名總人數98.38萬人，較去年增加11.8萬人，創歷史新高。

按照我國的招生體制，當前的高招是以省份為單位進行，因此對廣大學子來說，上大學的幾率取決於本省考生的數量以及錄取的名額。由於各大高校有相當一部分招生名額面向所在省份，因此，如果一個省的好大學多，考生又少，那麽錄取率自然就高。

河南考生最多，但河南的211大學僅有鄭州大學一所，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缺乏。河南考生要想考上好大學，難度可想而知。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河南是科教創新基礎相對薄弱的省份，不僅跟北京上海不能比，在中西部地區，比湖南、湖北、安徽、四川、重慶、陜西等都有較大的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河南需要通過加快打造一些科創平臺，推動科教資源在河南布局集聚。另一方面，也需要高校招生計劃更多地向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傾斜。

在河南之後，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高考報考人數達到了75.8萬。與河南相似，廣東高考人數多，但高考錄取率尤其是一本的錄取率一直不高，高等教育發展相對滯後。

表2  25個省份今年高考報考人數（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統計）

教育專家、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此前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原有的高教基礎就比較薄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廣東經濟崛起之後，並沒有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發展好高校和學科，原有的學校沒有做強，新的學校也沒有建設發展起來。

現在廣東對教育越來越重視，不過，要完全改變高教落後的面貌，至少還需要十幾年的時間。

西南地區迅猛增長

在10個報考人數超越10年前高峰期的省份中，除了河南和廣東外，其他省份中，西南地區最為集中，包括貴州、雲南、廣西、四川、重慶在內的西南省份，均在其中。

從增速上看，西南的增勢更為明顯。這其中，貴州從2008年的24.24萬增長到2018年的44.1萬，十年間增加了近20萬，增長了81.9%，雲南增長了36.1%，重慶和廣西增速也都超過了30%，四川增長了近兩成。

表3  部分省份10年高考人數增減（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材料整理制作）

為何西南地區的高考人數逆勢大幅增長？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茍以勇對第一財經分析，經濟發達的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都比較早，獨生子女的比例更高，人口出生率的拐點來得更早，加上教育水平高，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高考人數的掛點也到來得比較早。

相比之下，西南地區尤其是雲貴等地工業化、城鎮化比較落後，人口出生率比較高，人口拐點來得晚。再加上教育發展比較滯後，大學也比較少，因此高考人數的拐點也會來得比較晚。

尤其是，從教育發展的進度來看，西南地區相比華東、華北存在著一定的滯後效應。京滬、江浙、湖北等地早已實現“普九”，多年前這些地方高中學生就已達到峰值，這些年由於學齡生源減少，高考人數隨之下降。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尤其是大西南地區的山區比較多，教育發展最為滯後，“普九”工作完成得比較晚，隨著高中升學率的提高，參加高考的人數逐漸增加。

表4  25個省份10年來高考人數增長率（歷年高考人數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不過，這種滯後性也意味著未來這些地方的城鎮化仍具有較大的潛力。西南地區山多地少，人口較多，城鎮化率較低，未來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大學生畢業後留在城市的比例將占據絕大部分，因此，這一區域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步伐將明顯加快。“未來，西南地區的城鎮化潛力非常大。”茍以勇說。

在西南快速增長的同時，高考人數相比十年前下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北、東北、華中以及陜西等地。福建、北京、江蘇、湖北、吉林、陜西等地相比十年前高考人數下降了20%以上。而他一些尚未公布2018年高考人數的省份，參照2017年的高考人數，除了青海之外，大多數比10年前也明顯減少。減少較多的省份，主要與當地教育發展水平較高，高中普及更早，適齡考生人數的峰值也出現得比較早，因此這幾年下降也比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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