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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逃離：無論廖珂是否離職，衛視都已進入“改革悖論期”

三聲 2016-06-30 11:25

對於地方廣電而言，改革者和受益者正在成為新一批的逃離者。

6月28日，微博ID：衛視大混戰 曝出消息：“湖南衛視知名總導演@廖珂或者廖爹 廖珂確認離職，衛視代表作《湖南衛視跨年晚會》《花兒與少年》《中國最強音》，這是繼《爸爸去哪兒》總導演謝滌葵後，芒果臺又一大佬走出體制。”

早前，更重磅的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流傳：包括浙江衛視總監王俊在內的幾位衛視頻道總監也被傳將離開體制，更有報道指出山東臺副臺長閆愛華將加盟樂視。截至目前，除閆愛華公開否認之外，這輪消息所涉及的當事人和衛視平臺尚未做出正式反饋。

無論廖珂是否真的離開芒果臺，一個明顯的趨勢卻正在發生。僅從2015年年底開始，衛視範圍內已經開始出現新一波的離職動向。先後有原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總導演謝滌葵、原浙江衛視《奔跑吧兄弟》總導演岑俊義、原深圳衛視《極速前進》總導演易驊、原東方衛視經營中心副總監、廣告總監袁春傑、原江蘇衛視頻道副總監、節目部主任趙軍、原湖南廣電副臺長王平等，不同衛視的內容創作者和高層管理者開始選擇離開體制進入市場。

同時，這些離職者的下一站也較為集中：選擇自主創業成立內容公司，或者加盟視頻網站擔任高管，從而形成新的一股市場主體和力量。

利益和空間是吸引人才流動的磁鐵，廣電離職潮本質是人才的流動，也是市場的選擇。雖然核心團隊的離職對衛視的內容生產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於有著求變基因的強勢衛視平臺而言，在理論上，每一次大規模離職都可能會引發體制內新一輪、被迫式的持續改革。

但是，廣電體制改革必須服從和妥協於整體改革環境，並且擁有時機和條件，如果持續如今高層意識形態控制繼續從緊和國有企業改革寬容度依舊較低的狀態，廣電體制改革將遭遇“玻璃門”，即文件紙面和政策表態上擁有可能性和空間，而實際中卻是步履維艱、無法動彈。

地方廣電改革正在進入某種悖論：從2015年開始，廣電體制內改革的外部環境和邊界正在收緊，之前改革所釋放的人才和團隊，由於體制無法繼續滿足自身對於物質、地位和內容方面的訴求，因而構成了新一批離開體制的主力人群。

 1 “這些人遲早都是要走的”

“如果體制內的問題不能解決，這些人遲早都是要走的。”

中國廣電格局中的強勢衛視，特別是湖南衛視，有著成體系的內容生產能力和人才培養基礎。以至於有人曾說，在不計其數的節目制作公司中，每一支團隊里面都有曾經在湖南廣電工作過或者實習過的人。

一線衛視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內容引爆和廣告爆發的時期。湖南衛視單頻道在2015年的廣告收入已經超過100億元，位列第一，緊隨其後的浙江衛視在2015年的單頻道廣告收入也處於80億元左右的水平。

作為處於政府職能和市場行為之間的主體，地方廣電依然在快速發展和發財的過程中保留著單位編制等制約。在經濟條件較好的衛視，實際待遇與行政級別雖然實現了部分脫鉤，但是年輕人才沿著體制的固定路徑向上進步的道路卻是相對阻塞的。

根據《三聲》記者的了解，僅僅湖南衛視，目前超編的處級幹部就超過百位，這意味著晉升到下一級行政崗位需要漫長等待。為了消化多余幹部，湖南廣電內部細分出諸多部門，設置一系列虛職。所幸湖南衛視有著較強的經濟能力和空間，為在級別方面無法滿足的內容人才提供較好的住房、薪酬等物質方面的解決方案。

這些年爬升速度最快的浙江衛視，一定程度上正是將自己的崛起建立在綜藝節目的制播分離基礎之上，而更為徹底的制播分離本身正是上一輪廣電改革的能量和重點。2012年的第一季《中國好聲音》正是由浙江衛視和燦星制作（現為“燦星文化”）聯合制作，並且在合作過程中率先使用了收視率－廣告分成的對賭模式。

《中國好聲音》一位導演在回憶2012年節目誕生過程中，曾經如此描述，“沒有人敢相信，一個出生於東方衛視的節目公司，能夠去給浙江衛視制作一檔節目。”

浙江衛視以制播分離為支點的改革有著被動性和主動性的考慮。“我剛到衛視的時候，整個衛視人員只有300多人，現在有600多人，也就是說有一半是新兵蛋子。我們就是一批新兵蛋子在打拼天下。”原浙江衛視總監夏陳安曾說。

引入市場的制作力量既能夠使得浙江衛視在短時間內迅速擁有較好內容，並且能夠與內部制作團隊形成競爭，激發內部活力和鬥誌。正因為如此，當2013年，浙江衛視啟動《奔跑吧兄弟》時，內部制作人員憋著一口氣，調遣所有精銳，“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拿下這個節目”。

不過，浙江衛視無論從待遇還是從級別方面，都沒有解決行政性和市場性之間的矛盾。重要的是，浙江衛視的後續改革力度正在下降，從而沒有繼續解放生產關系。

相比較湖南衛視，浙江衛視內部主力創作團隊的待遇相對較差，與市場所給的條件更是具有相當大的差距。進入市場之後，他們不僅在資源調動力度上面獲得加強，重要的是有了更為自由的發揮空間。

2015年初，夏陳安加盟上市公司北京文化擔任總裁一職；6個月後，原浙江衛視節目中心副主任陳偉加盟愛奇藝，擔任高級副總裁職務；幾個月之後，“跑男”總導演岑俊義離職創業，在拿到來自樂視視頻的投資之後建立樂禧傳媒。

“我意識到制播徹底是分離了，綜藝節目市場局勢變化很快，我可以先出來拿一個號碼牌，趁市場還在，抓住這個風口。”在之前的采訪中，岑俊義如此對《三聲》說。

 2 “可見範圍內還實現不了”

值得註意的是，東方衛視在2015年開始出現新的活力，不僅在內容層面開始出現“現象級”綜藝，在體制機制改革方面也有了新的動作。

很大程度上，東方衛視的改革屬於上海文廣集團(SMG)整體改革的一部分。2015年，SMG開始加速推進整個集團向互聯網化的轉型，並且完成百事通和東方明珠兩家上市公司重組合並組建上海東方明珠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發生在2015年的SMG旗下上市公司的資本重組，是中國A股市場經歷的最為複雜的並購交易之一。兩個上市公司重組之外，東方購物、尚世影業、五岸傳播和文廣互動註入百視通，以及百視通定向招募100億元配套資金等三項重大資本動作同時發生。

實際上，國有廣電集團與資本市場實現某種有效對接，一直是廣電改革的目標和路徑，同樣也是難度和複雜度最高的部分，邏輯和難點和二十年以來的國企改革基本一樣。

在整個廣電行業中，目前都還沒有推行過如此規模和複雜的資本運作。央視旗下上市公司中視傳媒、湖南廣電旗下的電廣傳媒、快樂購都采取了只裝有母體業務的很小一部分，並且上市公司與控股公司央視、湖南廣電之間，都是相對獨立的運營。芒果TV則在本月剛剛完成B輪融資。

一位不願署名的一線衛視高層向《三聲》說，“現在絕大部分的廣電上市公司，都屬於單產品的性質，沒有真正發揮資本作用，整體上市在可見範圍內還實現不了，這是播控平臺的性質決定的。”

東方衛視改革核心是通過進一步推進節目制作環節和播出環節的適當分離，同時賦予節目團隊更多的自主權。獨立制片人制度和互聯網節目生產中心是具體的體現部門。

根據《三聲》記者了解，互聯網節目生產中心將探索有限合夥制的員工持股，獨立制片人的項目在成熟時也可能作為優質資產註入上市公司東方明珠。上海改革或許將享有政策優勢，中宣部已將東方明珠作為探索大型國有文化傳媒企業股權激勵的試點。

回顧廣電改革歷史，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其中“強人政治”的色彩。這意味著改革強人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人脈和手段在時間窗口出現的時候，迅速打開局面並且快速推進，但也使得改革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受制於自己的能力半徑和後續安排。

在這個意義上，目前上海廣電所推行的改革，如果想獲得突破性成功，必須保證後續的堅持和耐心，這也是目前廣電改革的悖論所在。早期的改革推動者和執行者在取得一定成績，並獲得市場認可之後，往往會受到外部更大的誘惑，如果內部結構靈活性較差，有可能造成新一批的離職潮，甚至是高層離職。

必須指出的是，在輿論內容和意識形態層面，目前的整體風向並不利於廣電的進一步趨向市場化的改革。究其本質，作為行政機構和政宣部門，廣電集團的首要屬性是安全性，如果對於安全的強調超過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範圍，無論是內容還是機制，其活躍性和寬容度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挾制。

典型表現是，和全國行政機構、事業單位一致，廣電系統也正面臨著領導層降薪的可能性，目前收入高的廣電集團的降薪幅度可能會更大，這也將拉大體制內外在金錢價值方面的已有落差。

 3 “不是所有離職都會成功”

人才離開體制尋求更廣闊的內容生產空間，本質上是一種良性的流動。

視頻網站是橫向，內容生產是縱向，雙方訴求的契合是很多體制內的從業者選擇出走衛視而與視頻平臺發生關聯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視頻網站正在從版權購買向內容自制方面轉型。在綜藝內容方面，主要視頻網站目前的主要做法是投入重金引進模式版權、與優秀的制作團隊一起聯合制作，推送內容向著精耕細作方向發展。

在這樣的勢能之下，視頻網站對優秀制作團隊的需求日益擴大。值得註意的是，視頻網站也正試圖超越單純交易關系，而是通過資本與娛樂內容生產者形成較強的關聯。在《三聲》的采訪過程中，發現優酷土豆、騰訊、愛奇藝、樂視、芒果TV等在線視頻公司的投資基金正在日趨活躍，尋找有潛力的內容生產者。

部分創業者也願意選擇有著互聯網平臺背景的投資，對於他們而言，內容和平臺之間的強關聯同樣重要，而且這種屬性的投資對於內容生產和創業的過程，相對具有耐心和空間。在謝滌葵的投資人中有著騰訊的身影，而岑俊義的投資方為樂視視頻，合一創投也投資了某家新起的綜藝創業公司。

但是，並不是所有離開體制的人都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成功，其原因已經超越單純是否適應市場的範圍。

因為不管是從廣電進入視頻平臺，或是直接出來創業，廣電人跳出體制的道路雖然不盡相同，但他們始終沒有離開核心的內容生產，他們中的很多人更願意把自己看作是“生產內容的手藝人”。

《三聲》在分析燦星對於後續創業者啟示的文章指出（點擊左側藍字可收看相關報道），這一輪節目內容的創業者都需要思考一個商業模式問題：如何讓自己跳脫開單一的制作環節和廣告回報，即如何讓自己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內容的受益人”？

首先，對於內容生產而言，創業者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將自己擅長的內容實現“規模化和規律性”。可以總結的是，所有的綜藝內容創業者，離職之後都將自己在體制內最成功的節目視為核心競爭力，但是如何在此基礎上，利用市場化的資源實現突破和再創造，成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在離職創業2.0階段，投資人和平臺方所渴望的是更為“互聯網化”的商業玩法。可以預見的是，在這一批離開體制進行娛樂內容創業者中，大部分的商業模式本質依然是以TO B 為主，而TO C恰恰是更獲得資本和粉絲高認同，以及產生對於平臺由高消費能力的流量。

例如，主要能力基於廣告招商能力的離職創業者，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和平臺達成合作，並且在收益方面會較快實現，但是由於商業模式過於傳統，而且內容研發能力較弱，將成為這個潮中未來預期較差的一員。

新的互聯網渠道或許能帶來機會，特別是直播、VR等技術的普及，節目的生產和展現有了更多可能。根據《三聲》的了解，目前視頻網站和直播平臺都在尋找能生產出優質直播形態的節目團隊，而部分已經成型的團隊和節目也將加入直播因素。

離開江蘇廣電創立遠景影視的王培傑曾表示，如果遠景要做直播，肯定會是一檔素人類的互動節目；燦星總裁田明也表示《2016中國好聲音》肯定會加入直播部分，甚至燦星可能會建立自己的直播平臺；在易驊與騰訊合作的新節目《RUN!》中，直播形態也有可能會占據很大比重。

“在體制內，你以為自己的潛力已經被挖掘了，但創業之後，你發現自己原來還有更多的潛能。”正如一位離開體制的創業者所言，創業維艱並且隨時充滿挑戰，而留在體制內的人可能想說的是，“創業維艱，改革更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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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輝煌不再 上半年3.5萬人“逃離”

實體經濟下行，銀行的日子也不好過。隨著2016年中報披露完畢，上市銀行上半年的經營情況隨之浮出，除了利潤增速個位數、不良資產繼續攀升和經營情況惡化外，多家銀行呈現一個新的跡象：員工薪酬支出減少，曾經的高收入行業陷入降薪潮。

受此影響，16家A股上市銀行中有10家銀行出現員工人數減少，上半年銀行員工變動人數達3.5萬人，銀行遭遇前所未有的史上最大規模離職潮。其中引發銀行員工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薪酬下降，員工跳槽謀求更好發展;銀行減少控制管理成本;電子渠道替代率上升，銀行員工自然減少;以及自然退休人員增加。

銀行普現降薪

已辭去了某股份制銀行中部分行行長一職的老劉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過去幾年，銀行業在整個行業收入較高，如今在經濟下行期、行利潤增速下滑、國家呼籲縮小收入差距的背景下，結合各國有企業也在降薪的背景，銀行業降薪已是大勢所趨。

截至目前，16家A股上市銀行(除江蘇銀行和貴陽銀行新股)中報悉數披露，多家銀行上半年員工薪酬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四大行即有工、農、建三家薪酬支出下降，數據顯示，上半年工、農、建員工薪酬分別為439.23億元、521.26億元、399.72 億元，薪酬下降分別為7.8億元、15.53億元、8.89億元，下降幅度分別為1.6%、2.9%、2.18%。

而薪酬支出變動最大的則是民生銀行，該行員工薪酬由去年同期的112.14億元縮減至87.4億元，降薪幅度達到22.06%。同時，集團業務及管理費為179.52億元,同比減少30.73億元，降幅14.62%;成本收入比為23.03%，同比下降4.31個百分點。

之所以股份制銀行降薪幅度更為顯著，一位國有大行西部分行副行長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這是因為股份制員工收入與業務直接掛鉤，在銀行業務高速發展時期收入高，而在經濟下行期，新業務減少或者新業務做不了，導致員工收入減少明顯。

上半年3.5萬人離職

與降薪相伴隨的，是銀行員工的離職。

小徐已經在國有大行華南分行業務部門工作了5年，當初剛出校園的畢業生如今也遇到了職業瓶頸。談起銀行的離職潮，他稱：“真是一把辛酸淚，很多同事都走了。”但他目前還沒有下定離職的決心。

“從今年辭職比較多的分行來看，一般都是出了不良貸款，一旦有了不良就要拿利潤甚至費用來沖減，這就很慘了，有些地區的同事大半年連個3000塊工資都拿不到，根本養不活自己。”小徐說。

此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員工年齡結構和觀念的變化，使得“一言不合即離職”。身為80後的小徐表示：“現在辭職的大多還是新入行一兩年的員工，這些90後的工作觀念變了，消費觀念也很超前，所以幹著不爽就走了。”

事實上，小徐的心態及他所親歷的同事離職已經在2016年中報中有所展現。根據披露員工人數的上市銀行中報來看，據《第一財經日報》不完全統計，上半年，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興業、中信、招行、民生、浦發等10家銀行均出現員工人數減少，上市銀行業員工減少人數達到35558人，也就是說，上半年銀行變動人數達到3.5萬人。

具體來看，五大行離職人數最明顯，其中交行上半年員工人數減少577人，工行、農行、建行員工人數較去年底分別減少了7635人、4023人、6721人，中行未披露減少具體人數。股份制中，招行員工減少人數已經超過大行，上半年減少7768人。

此外，退休潮的來臨也會讓銀行員工出現自然下降。“未來幾年是退休高峰期。”一位大行人士表示。據統計，有5家上市銀行的離退休人員數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建行今年上半年離退休人員上升了1803人。

近年來，由於派遣機構存在資質參差不齊等情況，銀行也在不斷減少勞務派遣類的員工。公開資料顯示，大行派遣員工的確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如建行在2015年末有勞務派遣員工5509人，到2016年6月末，就下降到了5317人，下降了192人。今年6月末，農行勞務派遣員工也由2015年末的11288人下降到9573人，下降了1715人。

不過，中報數據也並不完全代表銀行的全年員工人數趨勢。一位銀行戰略研究員稱，四大行員工人數減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離職後沒及時補充，因為四大行主要靠校招，7月以後才陸續進人，所以年報數據會更有說服力。

經濟下行與轉型倒逼

“因為現在國有銀行的優勢已經沒有了。”在小徐看來，綜合考慮大行的福利待遇其實與股份制銀行收入差距不是特別大，但是股份制激勵機制比較靈活，“股份制雖然壓力大，但是激勵靈活，業績說話。國有銀行考核壓力也不小，而且很多非業務的案頭工作特別多，也是經常加班。”

作為曾經的分行管理者，在老劉看來，目前銀行離職潮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響：第一是員工工作壓力大;第二是收入下降;第三是同業跳槽，謀求更好的職位和發展空間。“無非是這三點，當然也有人已經在銀行賺夠了錢，現在收入減少那就做點別的事情。”他說，其實老劉本人正是這類人群的一員。

如果說“離職”是每一名銀行員工或主動或被迫的選擇，那麽對於經濟下行期的銀行經營更是難以獨善其身。

縱觀如今銀行業的大環境，自去年利率市場化深入推進，銀行坐吃利差的模式更是難以為繼，上半年多家銀行凈利差和凈息差均大幅收窄，曾經躺著賺錢的時代徹底一去不複返。

“經濟好的時期銀行日子好過 ，經濟下行期銀行日子真的很難過。”上述國有大行西部分行副行長表示，一是銀行貸款有效需求萎縮， 二是銀行的存款來源分流，三是銀行利差收縮，四是銀行不良貸款快速新增，銀行業經營狀況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如今下行期銀行發展面臨很多的問題。

對於銀行員工減少現象，老劉告訴記者，這是各家銀行戰略不一樣，以他曾所就職的股份制銀行為例，過去銀行依靠規模擴張業務快速增長，大力推廣社區銀行、零售業務和小微企業業務，如今風水輪流轉，經濟下行導致小微業務成為銀行不良資產的拖累，社區銀行經營不景氣，銀行壓縮小微業務，縮減社區銀行網點，銀行網點減少是本身快速增長後自然消腫的結果。

天風證券銀行業研究員廖誌明認為，銀行員工數下降較多原因之一是電子渠道替代率上升導致人工需求下降，以及成本控制考量。一個因素為電子渠道替代率上升，對物理網點及人工服務的需求下降。隨著商業銀行IT系統以及以手機銀行為代表的電子渠道的不斷完善，近年來電子渠道替代率不斷上升，不少銀行替代率已超90%。

廖誌明稱，另一個因素是成本控制之下的主動選擇。“近年來，受息差下行、資產質量惡化等影響，銀行業營收及利潤增速顯著放緩，業績壓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大多數銀行加大了成本控制力度，一改以往網點擴張的做法，轉而控制網點數目，裁撤效益差的網點，減少非營銷條線尤其是櫃面人數，通過提高效率降低員工數，有效地控制人力成本。”

除了縮減人工成本外，主動壓縮業務和管理成本也在多家銀行中報盡顯無遺。

逃離北上廣？這些地方返鄉創業最多

一線城市房價節節升高，交通擁堵、霧霾等各種大城市病不斷凸顯，年輕人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嗎?返鄉創業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阿里研究院日前發布了國內首份返鄉電商創業研究報告。報告指出，返鄉電商創業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潮流，電子商務有效釋放草根創造力，成為推動年輕人返鄉創業的最大動力。

報告指出，近兩三年，年輕人離開大城市、返鄉創業，在浙江、江蘇、廣東、福建、河北等地廣泛湧現。年輕人回到家鄉後，創業方向大多與電子商務相關，有的通過電商平臺銷售特色產品，有的幫助鄉親們網購生活生產用品，有的承接本地的電商快遞服務，等等。年輕人返鄉創業，為本地發展註入新的活力、帶來新的面貌。

對年輕人來說，返鄉創業的動力來自於拉力與推力。拉力方面，回去方便照顧家人，電商投入少，容易實現創業夢想，上網購物的人越來越多，村里有人做電商很成功，等等。推力方面，在大城市掙錢越來越難，房價高漲，難以融入，待著不踏實等等。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尤其是互聯網作為一種基礎設施，覆蓋越來越多村長，物理上的“數字鴻溝”正在減弱。另外，部分地方政府越來越鼓勵創業創新，從而也為創業者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從跨越的區域來看，返鄉模式可以分為跨省返鄉、跨市返鄉、跨區縣返鄉三種類型。阿里研究院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6年，全國返鄉電商創業者中，跨省返鄉最多，占比超過40%。相對而言，中西部地區跨省返鄉比例更大，占比超過55%。在東部地區，跨市返鄉、跨區縣返鄉，即省內返鄉比例更大。

例如，中西部不少返鄉的創業者，原先大多在珠三角、長三角一帶工作，他們的路線是從北上廣深回到江西、安徽、兩湖等地的農村。而沿海省份的返鄉者，路線類似廣州到普寧、杭州到溫嶺這樣的遷移。

報告顯示，2015-2016年，全國返鄉電商創業者遷出最多的十個城市分別為：廣州、杭州、上海、深圳、北京、東莞、金華、溫州和蘇州。

這其中，在外來務工人員最多的第一經濟大省廣東，跨省返鄉和省內返鄉的比例相當，省內主要遷往粵東的普寧、惠東、海豐等縣域，這是因為粵東的輕工業發達，淘寶村眾多，再加上潮汕人的經商創業氛圍濃厚，所以返鄉創業者最多。在跨省方面，則主要是遷往浙江、江蘇和福建。

而北京和上海這兩座直轄市，返鄉創業都是跨省返鄉。比如北京主要是遷往河北和浙江;上海主要是遷往江蘇和浙江。例如上海到桐鄉、上海到海門、上海到沐陽等。至於“電商之都”杭州的返鄉主要是省內返鄉為主，主要回到溫嶺、桐鄉、海寧等縣域。

數據顯示，返鄉電商創業最活躍的10個縣，分別是福建石獅、江蘇常熟、河北白溝、浙江桐鄉、廣東普寧、浙江溫嶺、浙江天臺、浙江永康、福建晉江，江蘇海門。這其中，浙江最多，總共有4個，福建和江蘇各2個，廣東和河北各1個。

為何浙江、福建和江蘇最多?廈門大學經濟學系丁長發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產業結構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浙江、福建等地的產業結構以輕工產品為主，比如紡織鞋帽等產業十分發達，而輕工產業是比較容易在網絡上銷售的。

例如，石獅、常熟、桐鄉、普寧的特色產品均是服裝，溫嶺和晉江的特色產品是鞋，白溝的特色產品是箱包皮具，海門的特色產品是床上用品。

與此同時，中西部的返鄉創業也在興起，報告還列舉出了中西部返鄉電商創業最活躍的10個縣，分別是河南新鄭、湖北枝江、廣西東興、四川郫縣、雲南瑞麗、江西婺源、江西黎川、湖南長沙縣、江西廬山、安徽望江。這其中，服裝和鞋同樣是主打產品。

一般來說，返鄉創業的人們縣域都要有足夠的吸引點。比如在產業方面，擁有良好的產業基礎，如石獅服裝、白溝箱包等;在區位上，靠近大城市或地處邊境，如郫縣靠近成都，東興靠近中越邊境;同時還要有物流、金融、人才和批發市場等。比如常熟和石獅都有大型的服裝批發市場。

在不同縣域，熱門行業也有所差異，往往與當地產業集群緊密相關。比如石獅的服裝，溫嶺的鞋，安溪的鐵觀音，沐陽的花木，曹縣的演出服飾，高碑店的箱包皮具等

互聯網之下，他們正在逃離

華興有個Alpha 2016-09-16 09:27

「我們寫過創業者的創業故事，寫過投資人的投資邏輯，不如這一次寫寫他們背後的“打工者”的真實生活。」

李師傅是一個全職互聯網約車司機，他用過易到、滴滴、Uber 三個軟件，Uber 不久前被他淘汰了，原因是他通過 Uber 接到喝醉酒的乘客的概率最高。

李師傅老家河北，讀完初中就沒讀了，10幾歲來北京打工，最開始在市場送貨，後來租了個攤位賣蔬菜水果，然後找了個媳婦兒也是賣菜的，正好倆人搭夥賣菜，日子也過得不錯，據他說當時一個月賺 2 萬塊錢還是很輕松的。

後來去市場買菜的人越來越少了，生鮮電商搶走了一部分生意，外賣搶走了一部分生意，還有比市場看起來高級的超市也搶走了一部分生意，總之，他們日子不好過了。

他們有兩個孩子，都送回老家讓老人帶，上學也在老家，前幾年攢的錢買了輛車，還有房租、攤位費七七八八加起來，反正是有點過不下去的意思。

周圍有朋友推薦他去拉車，用手機下載個軟件就可以了，他聽說有人一個月可以賺好幾萬。他雖然搞不懂什麽是移動互聯網，什麽叫共享經濟，但是他懂一天接多少單就可以拿補貼，一周接多少單可以再拿一次補貼，他幾乎沒有猶豫，把攤位留給媳婦兒一個人看著，從此幹起了沒日沒夜的約車司機。

在北京，像李師傅這樣被莫名其妙吸入互聯網旋渦中的人不少，他們大多幹著底層的工作，不懂技術不懂互聯網更不懂投融資，被略微高一些的工資吸引，來到了一個看起來五彩斑斕實際上卻漏洞百出的世界。

一

共享經濟，沒有社保？

來自河南的陳鳳在北京郊區的一個廠里工作了近 10 年，辭職後她在網上錄入自己的信息想找一份新工作，沒多久，她收到了一家提供上門服務的互聯網公司的面試邀請，職位是家政員。

她被告知，這份工作每個小時的薪水是 25 塊錢，而她上一份工作月薪只有 3000 塊錢。

通過面試和培訓，陳鳳在手機里下載了公司的App，她隨時可以收到附近的訂單，她需要在約定時間到達並提供保潔服務，在她看來，這份工作自由，也不累，還賺的多，她很開心。

當然這只是一開始。

她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社保被中斷了，公司告訴她，像她這樣的員工只是平臺上的兼職員工，或者說叫自由職業者，不存在雇傭關系。

這直接導致了她 5 歲的女兒無法在北京上學。

盡管公司宣稱沒有雇傭關系，但是對他們的管理卻幾近嚴苛：每筆訂單必須接受，否則會被罰款；收入直接與好評度掛鉤，並且會被平臺「神秘」的算法左右，她每天早出晚歸，疲於奔命。

二

轉化率不到5%的地推

每天疲於奔命的還有楊軍華，他 2015 年冬天開始做掃碼地推，送藥上門、外賣、金融理財、生鮮......他幾乎把不同行業都做了一遍。

他選擇做地推的主要原因是時間自由來錢快，一般是一個星期結一次工資，有的時候甚至當天結算，從沒拖欠過。去年 12 月，他在雙橋做一款互聯網理財產品的地推，一個用戶需要關註公眾號、下載App，並且註冊之後，可以獲得一個玩偶，而有這樣一個用戶楊軍華可以獲得 5 塊錢。

從下午 6 點到晚上 10 點，他在冷風里站了 4 個小時，掃了 10 來個人，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看著不太有人流量的街道發楞，跟他搭伴的同事告訴他，他們接的這個活，應該是已經轉了好幾道手了。

「一般公司里的正式員工會拿第一手的費用，然後一層層往下，像我們地推一般就是 2 塊到 5 塊，最多的有 7 塊，但是其實他們公司的預算是一個用戶 20 塊錢甚至 50 塊錢。」楊軍華說道。

晚上 11 點，接應他的人來了，他們清點了還沒發完的禮物和已經登記的數量。

冬天是掃碼的淡季，他想多接一點單子，打開手機里的掃碼微信群，里面正在討論，哪個新的 App 要上線了，哪個 App 的安裝註冊過程最簡單，哪個公司結款快給錢多，甚至還有哪個公司給的禮品好。

有一次，楊軍華接了一個在超市做地推的工作，大部分的人都是中老年，他們不懂楊軍華在推的分類信息 App 到底有什麽用，但是他們想要免費的大袋洗衣液，很多人直接把手機給他讓他來操作，然後拿了禮品走人。

那天下午他掃了 150 個人，一個人 3 塊錢，他拿了 450 塊，做的久了他也懂一點什麽叫「用戶轉化率」，他說：「這樣的地推，轉化率不超過5%。」

也不是每次都能有所收獲，他曾經遇到過一次地推活動居然讓現場的工作人員比賽地推速度，半個小時後只留推送效率最高的幾個人。楊軍華很氣憤，直接抗議走人了。

三

“天天吃沙子，不如回老家了”

晚上 12 點，小周走近路邊一家涼皮肉夾饃的小店鋪，店鋪里四張桌子只坐了一桌客人，在店鋪里幫忙的年輕姑娘也坐在一張桌子上開始吃她的晚飯，小周進來沖她打了個招呼喊道：“16號訂單好了嗎？”

“馬上就好了，你等會兒，你吃過飯了嗎？”

“吃什麽飯，哪有時間吃飯。”小周站在店門口點了根煙，這時候又進來一個跟小周一樣穿著藍色統一服裝的外賣小哥，進來也直接喊：“23號訂單。”

兩位外賣小哥一起進來，本來略顯冷清的小店突然熱鬧了起來，他們自然而然的開始討論起了工作上的事情。

“哎，你那個訂單送到哪？”

“我看看啊...我靠！又是慈雲寺那個什麽小區，我上次去過一次，太難找了特別遠。”

“我那邊還有一個訂單也是慈雲寺的，要不給你你一起送了吧。”

“真是服了，每次都給我派這種單子，老子明天要去跟老張反映一下，這樣下去我帶 5 個電瓶都不夠用啊，真煩，老子不想幹了。”

店里的姑娘擡起頭問他為什麽不想幹了，他回答道：“天天吃土，吃沙子，也存不下錢，不如回老家了。”

正說著，老板把打包好的食物提了出來，小姑娘幫著一起確認了一下訂單內容，小周掐掉手里的煙頭，繼續問另外一個外賣小哥：“哎，你今天幾點下班？”

“今天我上晚班，幹到明天早上。”

“我靠，你太有勁了吧，你不累啊。”

“晚班給的錢多，而且訂單不多，可以中間瞇一會兒。”

小周給了他一個“算你厲害”的眼神，趕緊把保溫箱蓋好，夜色里突突突的向慈雲寺方向去了。

“我不想再去那樣的公司了”

晚上 12 點，李師傅也還在路上跑著，他現在盡量避開早晚高峰期，晚飯之後會繼續出來拉活，一般會拉到早上 5 點。

即使他這樣的工作量，他一個月最多可以賺到 1 萬塊錢，而最開始的時候，因為高額補貼，他輕輕松松一個月可以拿到 3 萬。

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距離這一位客人的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李師傅祈禱雨下的久一點，這樣後面的訂單應該可以翻倍了。

正值暑假，他把在老家的小孩接到了北京，整整兩個月，他幾乎沒有時間陪小孩吃一頓飯，更別提帶他出去玩了。

媳婦那一頭的市場攤位，已經通知要被市場收回了，而那個他們工作了十幾年的市場，因為要整改暫停營業，他感覺壓力更大了。

這份工作也不是長久之計，他想。

楊軍華比他早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因為他發現地推完全就是一個“畸形”的行業。像金融類App，通常需要用戶上傳身份證，基本上走到這一步90%以上的人都會拒絕，如果遇到還需要視頻驗證的，他半天都走不完一個流程。

刷單的情況愈演愈烈，公司也開始要求越來越高，而地推也逐漸被一些更有渠道的人壟斷，甚至新的 App 還沒上線他們就已經去談好了。

陳鳳被莫名其妙的各種罰款和沒有保障的工作逼得喘不過來氣，互聯網公司為了縮減開支，讓模式更“輕”，對外宣稱自己只是建立“連接”，進行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從而獲得更高的效率和價值。

而在這背後支撐的陳鳳受不了了，她選擇了辭職，回到了郊區找了一份工資不高但是更穩定的工作。

“我不想再去那樣的公司了。”她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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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轉概念股集體大跌 資金逃離炒作手法生變

送轉方案披露後立即一字跌停，甚至連續兩天大跌近20%。屢屢“見光死”的高送轉概念股，轉瞬間已經從風光無限，遭遇了失靈“悶殺”。

滬深兩市打響年報“第一槍”的北特科技，搶先在1月13日披露了2016年報，並在1月4日公布了10送15的送轉方案。年報公布後的第一個交易日，其股價即在1月16日開盤跌停。而1月12日公布10送30高送轉方案的贏時勝，更是連續兩天大幅下跌，跌幅達到19%左右。

高送轉失靈，已經不是個別現象。據《第一財經日報》不完全統計，已披露送轉方案的10家公司中，消息披露後股價過半下跌，且跌幅均在10%以上。多位業內人士分析，出現上述情況，一方面是資金逃離高送轉概念股、小盤股近期下跌所致，而另一方面，高送轉概念股炒作手法出新，不少股票送轉方案正式披露前就已泄露，推動股價大漲，待方案披露時價格已經透支。

高送轉概念股集體大跌

搶先披露2016年年報後，在消息披露後的第一個交易日，北特科技開盤就遭遇了“見光死”行情。1月16日，該股以跌停開盤，從前一個交易日的62.01元，直線跌至55.81元。截至當日收盤，其股價仍然封死於跌停板。

北特科技的上述情況，與以往的年報行情迥然相反。1月13日，北特科技率先打響了年報第一槍，但業績較為平淡。年報數據顯示，2016年，該公司實現營收8億元，實現凈利潤5576萬元，同比分別增長13.29%、20%。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2016年凈利潤為5568萬元，同比增長26.24%。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業績增長一般，但北特科技卻是一只高送轉概念股。1月4日，該公司就披露了預分配方案，經控股股東靳坤提議，擬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 股轉增股本 15 股，但不進行現金分配。

高送轉方案披露後，股價反而大跌，北特科技並不是第一家。1月份以來，不少高送轉概念股，方案披露後都走出了與此前截然相反的行情，其中最為“悲慘”的是早於北特科技一天的贏時勝。

贏時勝1月12日預披露了的分配方案顯示，擬每10股分配現金紅利2元，並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30股。但方案公布後，市場並不買賬，1月13日，該股一度觸及跌停。1月16日，其再次大跌9.34%，兩天累計跌幅超過19%。

相較於北特科技，贏時勝業績頗佳。2016年前三個季度，該公司營業收入2.29億元，凈利潤3087.6716萬元，較去年同比增加200%以上。根據1月12日業績預報，預計2016年實現凈利潤1.17億元—1.3億元，同比上年的5842萬元，增長達到100%—123%。

根據不完全統計，滬深兩市已披露了高送轉方案上市公司已有10家， 贏時勝10送30的預案，目前處於最高水平，而10送20及以上的公司有3家，10送10及以上的有6家。從目前的方案來看，高送轉的力度不遜於以往。

然而，不少上市公司高送轉的消息披露後，股價不但沒有拉升，反而急劇掉頭向下。包括北特科技、贏時勝在內，兩市已披露了高送轉方案的10家公司中，出現下跌的超過一半，而且過半跌幅超過10%，而贏時勝跌的並不多最多的。

雄帝科技1月11日公布了10送15的送轉方案後，雖然在1月12日漲停，但隨後兩個交易日內，其股價卻掉頭向下，截至1月16日收盤，其股價已從105.49元，跌至90.08元，下跌15.41元，累計跌幅達到14%左右。此外，1月3日公布10送10方案的蘇州設計，股價92.81元，跌至1月16日的74.5元，下跌18.31元，跌幅接近20%。較早披露高送轉的隆鑫通用，目前累計跌幅也超過了10%。

“從最近的一段時間來看，高送轉股票跌多漲少，不是個別情況，基本已經沒有行情了。”深圳某私募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從整體情況來看，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高送轉概念似乎已經完全“失靈”，最好不要動這類股票。

炒作手法生變

贏時勝披露送轉方案後，股價連續大跌並不意外。其高送轉的目的，本來就是為股東減持鋪路。

權益變動書顯示，1月4日、1月10日，贏時勝股東泰達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泰達宏利)管理的一個資產計劃，通過大宗交易方式減持了該公司615萬股，占其總股本的2.0705%，減持均價為34.75元，共進套現2.1億元以上。此前的1月3日，泰達宏利已經減持300萬股，套現超過1億元，兩次累計套現3.1億元以上。減持後，泰達宏利持股比例降至4.9999%,不再是持股5%以上股東。

更為重要的是，贏時勝控股股東、多名董事及高管，均計劃減持。披露信息顯示，送轉方案提議人、兼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控股股東唐球，打算在送轉方案披露後六個月內，減持不超過400萬股;董事鄢建紅、鄢建兵各擬減持不超過400萬股;董事兼副總經理周雲杉、龐軍你堅持200萬股、154萬股，股東張列計劃減持不超過575萬股，六人合計擬減持2130萬股。按贏時勝當時股價計算，上述諸人套現金額將達8億元以上。

同贏時勝相比，北特科技重要股東、董監高等並無近期減持計劃。在1月4日的公告中，北特科技控股股東靳坤及其子靳曉堂均表示，此次議案後六個月內無減持計劃。2016年6月，該公司曾進行定增，但解禁時間在今年6月底，短期內不對股價構成壓力。不過，北特科技的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第一期於2016年12月20日解鎖上市，申請解鎖的激勵對象人數為 73 名，解鎖股票數量為 165萬股股，占該公司總股本的 1.26%。

“高送轉已經炒作了幾年了，現在確實不受歡迎。”深圳新財董並購咨詢公司董事長彭欽文說，一些上市公司股東、高管事先可能事先進行了私下約定，等消息發布後乘機出貨，加上市場審美疲勞，資金已經開始套利這類股票，是近高送轉概念股大跌的主要原因。

“這兩天大跌，與高送轉的關系不大，小票一直都在跌。”深圳某私募投資總監說，資金尤其是遊資逃離高送轉概念股，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小創里的一些績優股，多年來籌碼高度集中，但近期也出現了松動，資金出逃跡象明顯，這說明市場對後市較為悲觀，而高送轉概念股下跌，主要是受市場氣氛影響。

以網速科技為例，2013年到2015年，該公司營業收入從12.04億元，增長到29.31億元，累計增長140%以上，年均增長近47%，同期凈利潤則從2.37億元增長到8.31億元，則規章5.96億元，增長250%以上，年均增長超過80%。2016年凈利潤預計將達到11.6億元—13.3億元，預計同比增長40%—60%。

即便如此強勁的業績，仍然未能擺脫股價大跌的命運。從2016年8月初開始，該公司股價75.5元左右一路下跌，截至1月16日，已經跌至46.94億元，下跌近29元，跌幅接近40%，1月10日以來，也累計下跌了8元左右，跌幅超過15%，1月16日更是以跌停收盤。

“高送轉的披露時機很重要，上市公司都會精準把握時機，但問題是，經過這幾年炒作，投資者也明白了高送轉的套路，爆炒的預計已經下降不少。”武漢科技大學董登新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投資者已開始有意規避這類股票。

但更重要的是，高送轉股票的炒作手段也發生了變化，以前是釋放高送轉消息後大幅拉升，通過散戶、遊資接盤後掩護大股東、董監高及定增認購者出逃。董登新說，現在的路數是，機構大戶、大股東等已提前獲利豐厚，在高送轉方案正式披露前，有關消息已經泄露，股價已經暴力拉升，獲利者在正式方案披露後就迅速出逃，已成為高送轉的新炒作方式。“看看有關股票的走勢就知道，消息披露前就經歷了一波拉升，價格已經嚴重透支。”

資本寒冬兩年來一次 創業者正逃離北京

在創業者和投資人眼中，資本寒冬依舊沒有過去。

創投圈1月16日發布的《2016中國創投行業年度生態報告》(下稱《報告》)顯示，去年VC投資金額約為1250億元，與2015年相比呈現小幅下降態勢。在這場資本寒冬中，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受制於空氣和創業成本正在撤離北京，浙江、重慶和四川成為新的創業熱城。更需值得警惕的是，資本寒冬發生的頻率已從6至7年發生一次，逐漸演變為每2至3年一次的節奏。2017年投資人依舊較為謹慎，他們最青睞企業服務、電子商務和文化娛樂，最不看好O2O、VR和直播。

創業者正在逃離北京

調研顯示，2016年各省創業融資人數占比中，北京、廣東、上海分別為27.69%、15.73%、11.79%，在最容易獲得創業融資的省份排行榜中，成為創業融資最為密集的區域。

但值得註意的是，北京等創業熱城，其創業溫度正在降低。《報告》顯示，在創業人數排名前十的省份中，2015至2016年出現了不同的變化趨勢，其中浙江、重慶、四川成為創業人數增長最快的區域，增速分別為38.3%、32.5%和19.66%，與此同時，北京、河南、福建成為創業人數減少最快的區域，分別減少了13.19%、8.36%和3.79%。

《報告》分析，資本寒冬對不同地區的創業帶來了不同影響，北京等創業過熱的區域，一部分泡沫正在擠去，而西部等原本創業氛圍較弱的地區，新的創業熱潮正在興起。創投圈創始人CEO李曉寧解釋，空氣質量、生活環境和創業成本促使部分創業者不得不離開北京。

資本寒冬將2到3年來一次

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VC投資事件合計3440起，金額合計1254.4億元，與2015年的3445起、1293億元相比，均有小幅度下降。在1500名被訪投資人中，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認為資本寒冬並沒有過去。

受制於資本寒冬的大氣候，投資人操盤投資的數量並不高。調研顯示，約77%的投資人當年操盤投資數量在0至5個的占比近八成，6至10個項目的占比約12%，10個以上項目的不到10%。

更值得警惕的是，回顧整個經濟周期來看資本寒冬的趨勢，寒冬頻率從6至7年發生一次，逐漸演變為每2至3年次的節奏。互聯網的周期是在加速，可以在2-3年內從低谷沖到最高點，然後低迷2至3年。寒冬也許會成為常態，但是每次資本寒冬後都會產生一批偉大的公司：Apple、Microsoft、Amazon、攜程、 Google、百度，Linkedin、Facebook、京東和阿里巴巴等都是在資本寒冬後脫穎而出的。

對於“如果不做投資，會做什麽”的問題，45.6%的投資人選擇創業或加入創業，可見創業者和投資人的身份轉換在當前成為主流。投資人在見了很多創業項目後，對項目成功的概率更有把握，2016湧現出一批“投而優則創”的代表。

文化娛樂受關註

2017年大部分投資人的投資策略將會與2016的步調一致，謹慎和理智為主調。《報告》指出，超過六成的投資人選擇不改變投資策略，選擇“激進”和“保守”的分別占約18%。

在註重投資風口的當下，2017年投資人最關註的方向分別是企業服務，電子商務和文化娛樂，最不看好O2O、VR和直播。

2015-2016年期間，投資人最關註的六大行業中，文化娛樂、消費和企業服務的關註人數上升最快，硬件、金融和社交網絡的關註人數下降最快。公開數據統計顯示，2016年度細分行業融資事件排行榜中，企業服務以441個融資案例居首位，緊隨其後的是文體娛樂和電子商務，融資案例分別為432和397個， 三者總和占比達到36%，金融和醫療健康分別以276和273個居第四、五位。在融資金額方面，2016年度細分行業融資金額排行榜中，金融行業以1080億元融資居首位，快遞物流和汽車交通分別以1076和1065.2億元位居第二、三位。

調查顯示，2017年投資人特別關註的領域中，消費升級、人工智能和企業服務排名前三位。居首位的消費升級領域占16.19%，2016是消費生活服務的拐點，資本將重點從生活化服務產品轉向了垂直領域的消費升級產品，更加青睞強調流量的精準產品，2017年將延續這一趨勢。第二至五位分別為人工智能、企業服務、文化娛樂和教育。在“2017最不看好的領域”的調研中，O2O，VR，直播排名前三位，社交、旅遊、電商在第四至六位。

以色列閉環：“逃離”資本市場 “販賣”創新

“兩個中國人一個想法，一個猶太人兩個想法。”對於以色列人來說，創新是一種習慣。當有一個想法蹦出，會很快將其付諸實踐，自下而上的管理機制促進了實用性的創新技術產生。

然而，快速響應背後也缺少對企業的長久堅持。這也造成了以色列中創新者居多，集大成企業數量卻並不多。

不同於中國，以色列創新動力來源於資本積累，對於不少創業者來說，在某一項技術上尋求突破，再找到願意接手的美國或中國買家是一個好生意。

自下而上的創新體制

在《創業的國度》一書中，作者丹·塞諾認為以色列之所以能夠產生大批具有創新精神的高科技企業的重要原因在於地緣政治的複雜。

由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三教長期以來在以色列共生共存，周圍不同國家勢力的敵對，讓以色列長期處於戰爭緊繃邊緣。歷史上，以色列多次受到周邊國家突擊，低階成員在實戰中可以根據自己應變做出判斷、調整而不需要聽從上級的安排。

這最大程度上發揮個體的創新思維，懂得如何更符合實際地解決問題。

曾經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擔任過聯絡員的歷史學家麥克爾·奧倫(Michael Oren)說：“以色列軍隊里的副官，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軍隊里指揮決策權範圍最大的軍官。”

在這種體制之下，國民的創新思維被最大限度地挖掘。當創業成為這些軍人退伍之後的首要選擇，以色列便擁有大批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的科技創新企業。

“參加過敘利亞戰爭的以色列坦克指揮官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工程指揮官。他們執行力最強，而且一切以細節為導向。”谷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這樣評價以色列軍人。

以色列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實現全民皆兵的國家，與大部分國家年輕人不同，以色列人在18歲便要進入軍營，女生需服2年兵役，男生則需服3年兵役。

結束服役之後，一般會工作一年，積累資金，再花一年時間出國旅遊，增長見聞。等這些都完成了，再回到校園，完成大學學業。

“因此，當我們選擇專業時會更有傾向性，目標也更加明確。”一位以色列導遊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對於以色列創業者來說，“老板”是一個需要習慣被挑戰的角色，並不代表獨裁的權力。 “以色列人說話比較直接，在工作中，因為意見不同，挑戰領導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色列投資人Ami Dror告訴記者。

這種自下而上的創新方式，也讓創業團隊更多關註貼近市場的實用型技術突破，而非自上的命令。

ZivTamir曾經是以色列軍隊里的一名軍醫，12年前其創辦了第一家企業，專註在醫療器械領域，隨後其又創辦了另外四所醫療企業。

“當我們開始創建一家公司之前，會去找那些跨國大公司項目負責人聊，看看他們的技術聚焦在什麽地方，還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之後就朝這個方向努力，由於公司小，效率要更高，往往會比大公司更早做出來，這時，如果這些大公司買了我們的技術，那麽(他們)就能夠更快占據市場。”

然而，這種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建立在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上。

截至2016年年底，以色列總人口為863萬人(該數據來自以色列中央統計局)，不及上海市人口二分之一。然而，在2014年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中，以色列25~64歲人群完成高等教育占比達到46%，在成員國中排名第二，遠超平均值33%。

以色列一共有七所大學，大部分為理工類學科。大學的科技轉化能力非常強，基本每一所大學都設有公司，服務於校內的技術轉化。

特拉維夫、海法、耶路撒冷是三個高新技術聚集地。雖然猶太人更傾向於將耶路撒冷稱為首都，但由於地緣政治，特拉維夫承擔了大部分的經濟政治中心功能。

對比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生活的猶太人更為世俗，也更少受傳統束縛，這兩個地區的高科技企業也有各自傾向：特拉維夫更像國內深圳，大部分高新企業聚焦在互聯網、金融、制藥以及通信領域，而耶路撒冷的科技企業則傾向醫療、化學、材料等更為傳統的領域。

買、買、買

出售與IPO擺在眼前，中國創業者更願意選擇後者。因此即便公司沒有絲毫盈利，你也能聽到創始人信誓旦旦對你計劃最短3年，最多5年走向資本市場。

在以色列，情況卻大相徑庭：這里絕大部分的企業選擇出售。

大部分企業創建初衷就是為了找到合適的買家，因此要購買或者投資一家高新企業並不難。而具有市場針對性的技術加上快速響應市場的研發能力，慕名投資購買這些初創企業的跨國公司不在少數。

“很多這類公司規模很小，沒有收入或者收入很少，不具備IPO的條件，策略性買家購買是因為看中其中的技術。”HFN律師事務所中國業務部負責人YairGeva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2015年，國外企業投資金額達到2851億美元。過去，主要的投資者來自歐美。在特拉維夫周邊隨意逛上一圈，你會發現不少熟悉的Logo，包括微軟、英特爾以及蘋果等超過280家跨國企業在以色列設立運營研發中心。

而近年來，中國投資逐漸呈現取代美國投資者之勢。2015年，中以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110億美元，對比1992年5000萬美元有很大提升。其中，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就得到了中方50億美元的投資。主要的投資方式包括直接投資、收購以及通過投資公司設立基金三種方式。大部分中國買家傾向於前兩者，而後者在近期才迎來緩慢增長。

對於中國投資者，以色列創業者態度也在發生根本性改變。“十年之前，以色列人不太相信中國人，害怕中國人會騙他們。五年之前，以色列人害怕中國會copy他們，但是現在 以色列人相信中國有能力，會願意把自己技術賣給中國人。”以色列創業者米雅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在最高科技的8200部隊服完兵役之後，米雅到上海交通大學完成學業，她的父親曾在摩托羅拉擔任高管，從公司退下來之後與米雅一同創業。

在閑暇時間，米雅會到旅行社兼職，為慕名而來的中國公司對接以色列科技企業。

“如今以色列人對於中國的認知不再僅僅是一個生產線，他們希望中國人可以在以色列做投資。”

然而，由於大多數以色列企業在技術上的重度垂直，對於中國投資者而言，難以理解成為投資進程中的障礙。

“這邊公司大部分在技術上都是一個顛覆，如果你不能直接從底層的技術去理解這個東西的話，那繼續往下走就非常困難，因為你沒有辦法判斷。”深圳光啟集團董事長劉若鵬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說道。

今年1月，深圳光啟集團在以色列設立國際創新總部並啟動二期GCI基金，基金規模達2.5億美元。

技術過於前沿，增加了投資人風險與難度。在以色列期間，光啟團隊考察了通過雲計算測算分析人類腦部功能的ElMindA公司，這項技術在業內雖然超前，但目前公司仍然處於虧損狀態，由於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設置的門檻，公司在短期內依然只能維持較少收入。“以色列公司會開發全新的市場、帶來新的技術和顛覆，這個時候就比較難通過簡單的金融模型去直接評估一個公司價值的高低，當然你可以通過別人投多少錢來投這個公司，但這個時候你就很被動。”

在這種情況下，合作性的企業投資者數量比基金型投資者更多。“美國投資者更多的是純財務投資，中國投資者能夠對接生產、市場資源。”在將第一家公司賣給美國投資人之後，Ziv在2015年將其另一家醫療手術器材公司MST26.6%股權賣給中國公司海思科。

市場與理念之辯

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雖然激發了創新潛能，但卻缺少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向。在以色列國內，大部分企業是小而美的高精尖技術，缺少大而全的集團式經營。

12年間，Ziv一共創建了5家企業，算得上資深創業者。他告訴記者，在他身邊，手握3家企業以上的創業者比比皆是。

對於這些公司來說，IPO和出售本質沒有什麽區別。“我們認為IPO是籌錢的工具而不是目標。”Ziv告訴記者，他非常享受創業的過程，在一個想法迸出來的時候，他迫不及待希望將其實現。

目前，Ziv開始了一項面對創業者的學院項目，希望將自己創業的經驗通過課程傳授給創業新人。這個想法在其還在運營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已經萌芽。

“對中國來說，做一個企業，就會想要對它有一個長期和持續的投資。但是以色列的話，把它開發出來就要把它出售出去，賣掉之後他就整個退出這個項目了，然後他會去做新的東西，去創立新的東西。且他們一有不同的新的idea,就會想辦法去實現它。他們做了一個之後，馬上就會有別的新的想法。”雅法資本董事總經理彭湘墨告訴記者。

“80%~90%的以色列企業最後都會選擇出售。”Yair對記者說道。

以色列人將其原因歸結於國土面積過小，對於企業來說市場狹小，與擴大生產的微薄利潤相比，找到適合的買家是較為折中的辦法。

“以色列的市場真的很小，即便我的產品每個以色列人都買，也只有800萬。我們不知道怎麽做庫存以及貨物管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中國這樣大的市場。”米雅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引入的投資機構互相制衡最後也限制了公司繼續發展壯大。Ziv坦言，最初創立五家公司時，並沒有考慮將其做成集團式公司，因此引入了不同的投資機構。“(如果要做成集團型企業)唯一能做的方法是找到一個強有力的合作夥伴，在每一家企業中都有註資，在其幫助下完成，這個太難了。”

種種原因，造成了以色列企業與國內企業在接受投資時截然不同的態度。在以色列，創業者更傾向於讓投資者一次性買斷。

如今，Ziv還在接觸不同對其項目感興趣的投資者，這些投資人有來自中國香港、臺灣，也有來自美國的。在談到最初沒有能夠打造成集團式管理，Ziv告訴記者：“我不後悔，因為在創業初期我不確定是否會成功，最重要的是保證企業能活下去，現在我做到了。”

華強北淘金客：逃離與留守

“以前，出租商鋪的價格都是我們說了算。現在是你要多大我們割多大，再談價格。”在華強北負責遠望二期的招商經理潘建東無奈地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華強北的今時已經不同往日。

上世紀90年代，深圳電子商圈華強北迎來了它最輝煌的時刻。這里的商家，生意好的時候甚至日入百萬。這里成為了許多年輕人南下淘金的第一站，在華強北擁有一家自己的店面是他們奮鬥的目標。

華強北彼時擁有一種罌粟般的魔力：上下遊供應鏈、信息流、物流以及人流在此處交匯，形成了這個龐大的電子集散地的內核。在最好的日子里，這里1平方米的櫃臺可以賣到30萬，一張商鋪申請登記表可賣到5萬。

那時的華強北，是創業者的搖籃，是草根的天堂。在這小小的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誕生了50個億萬富翁，也孕育了騰訊、神舟電腦、同洲電子、金證、洪恩軟件等一批在國內響當當的知名企業。

隨著互聯網發展，線上電子元器件崛起，實體店人流逐漸稀少。電子商務掃蕩舊經濟，華強北失去了往日風光。技術浪潮起伏，財富在此聚散。有人留下了，有人散去了，華強北和它的淘金客們正在經歷一場漫長的蛻變。

以前，商鋪價格“我們說了算”

2013年3月，是華強北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由於地鐵7號線施工，華強北主幹道被圍擋，進入四年的改造期。

主街道被圍擋之後，交通不便、漫天塵土的施工環境讓人流量驟減，另一方面，線上的元器件電子商城呈現出銳不可當的勢頭。

改造期間，跑路潮、空鋪潮之說喧囂不止。高峰期時，離開華強北的企業大概在三四千家，這比鄭州或濟南等城市電子市場的總量都要大。

華強北街道201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商圈中14家代表性單位，有13家日均人流量下降10%~20%，4家營業額出現下降，6家出租率降低，出現較大空置，並且有5家出現了租金下跌的情況。

新買主盤下已經虧損經營的舊樓，最後不得不在虧損中尋找下一任買家——店鋪頻繁易主成為常態。

“那段時間只能熬”，張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張堅的櫃臺設在遠望數碼城的二樓中心，原來主要做水貨手機的生意。和眾多來深圳的淘金者一樣，帶著夢想和幹勁一頭紮進了華強北。在他的觀念里，這里是創造奇跡的地方。

坊間有這樣的傳聞，華強北一條900米的街每年的銷售額能達到4000億元。一個月賺二三十萬對於肯吃苦的年輕人來說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

不過，一夜暴富的神話最終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相反，隨著華強北商圈優勝劣汰的產業鏈整合，張堅在華強北開的檔口生意越來越差。

和其他地方論檔口出租的形式不同，在寸土寸金的華強北，大多數電子市場都是按平方米收租。一個看上去不到5平方米的小檔口，通常會有兩三家共享，而租金便宜些的櫃臺也常常被分割成幾塊，一張每日更新的水貨單，一個十幾元就能買到的卡西歐計算器，就組成了交易的店面。

在最困難的時候，張堅選擇了和別人合租，一個不到1平方米的櫃臺租給了三家人。但這樣的日子也沒有過多久。

如果說零售品牌直營店的崛起壓縮了水貨手機的空間，那麽深圳的大力度打擊走私手機市場則成為了張堅的噩夢。

此前，淘寶上3C類產品中，超過50%的貨源都來自華強北，每天吞吐蘋果的產品都在四五千部以上，貨源一斷，像張堅這樣的小批發商就會很“受傷”。並且，不少供水貨商存貨買貨的賣場自華強北改造起已經打出了轉型升級的口號，張堅不得不再找新的地方來維持穩定的客源。

“小賣家必須要適應商場的規劃和節奏，不過，表面上怎麽變化，生意還得繼續。”張堅關閉了自己的店鋪，還在尋找新的商機。

“朋友圈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潮汕人基本都會互相幫忙。”同樣在華強北起步的阿凱對這個地方也擁有著深厚的感情。

曾經山寨手機生意的衰敗讓阿凱和他的老鄉們苦不堪言。

“不用看網上的數據，單單是看遠望二樓這邊的店鋪就知道了。”在地鐵圍蔽期間，阿凱帶記者參觀過他的“戰場”。一眼看上去，過道兩邊都是做手機背殼的商家。而據阿凱介紹，在過去，這里大多數都在賣水貨手機或者翻新手機。

阿凱所說的遠望二期位於主街上，與一期毗鄰。開年之後，遠望二期開始了新一輪的招商，“等了一整天，也沒見幾個人過來問，更不要說租了。”負責二期的招商經理潘建東告訴記者。

與主街的熱鬧場景不同，記者走訪發現，遠望二期二樓店鋪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大部分店面鐵閘緊鎖，而零落的商家也是閑庭信步，並無忙碌跡象。“以前，出租商鋪的價格都是我們說了算。現在是你要多大我們割多大，再談價格，就是這樣人家都不願意跟你談。”潘建東無奈地對記者說道。

阿凱告訴記者，作為山寨手機廠商，從事iPhone外殼業務所投入的資源並不需要太多，只要弄到iPhone的模具，然後迅速開工來搶占市場，同時，原有山寨手機的銷售渠道還可以重新利用，相比從事其他行業，做手機殼並不是完全的白手起家，只是將原有的生產產品更換而已。

“雖然和過去相比，每部手機賺的點數波動並不大，但是加上鋪租和人流量等因素，生意並不好做。”

尋找新名片

年後的第五個工作日，第一財經記者走訪華強北。彼時，每年一度的醒獅賀新春活動剛過，電子競技嘉年華也如約而至，給這里帶來了不少人氣。

店主手指在計算機上快速按下一些數字，店里的小工則忙著裝卸一盒盒不同品牌的手機。手拖車拉過的聲音夾雜著吆喝聲，對著店主問價的客人也不自覺提高自己的音量。

四年改造將華強北主幹道變成商業步行街，從深南大道入口到紅荔路出口，930米長的華強北，從此結束人車混流歷史。

此前，淘金客們熱愛的華強北已經經歷過幾輪變革。

1982年深圳特區成立不久，城區面積很小。原電子工業部、兵器部、航空局、廣東省電子局等單位迅速進駐當時相當於市郊的上步工業區，成立了一系列的電子工業企業，並建成了愛華、京華、華發等大廈。這時，還沒有華強北的概念，此處以電子工業生產為主。

彼時，一棟20層的深圳電子大廈拔地而起，不僅是深圳當時最高樓，也是全國最高樓——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深圳特區的地標。

1988年1月深圳電子集團公司正式更名為賽格電子集團，1988年3月28日成立了賽格電子配套市場，當時由來自深圳本地和內地的160多家廠商以及10家港商，以自營自銷、聯營代銷的方式經營。此時形成了華強北的雛形，上步工業區也從一個工廠區變成了一個國內舉足輕重的電子元器件交易市場。再後來，電子產品起家的華強北成了深圳一處商圈。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華強北從最初的工業區向商業區升級，吸引不少百貨進駐;2006年開始，手機零售配件行業迅速占領市場並讓華強北名聲在外;在2013年3月，由於地鐵7號線施工，華強北主幹道被圍擋，進入四年的改造期。

封街減少了客源，但也正是這四年間，華強北憑借其完備的電子信息產業鏈，打造“創客天堂”，無人機、LED、機器人、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新型可穿戴設備等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正在成為華強北的新名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認為，華強北的未來應當是東京秋葉原。

改造後，華強北僅地下空間的增量就達200萬平方米。約有一半面積會發展消費電子的展銷，將電子商場從地面延伸到地下。另一半將引進餐飲、百貨、珠寶、休閑等項目，形成體驗式為主的商業業態。

如今的華強北主街兩邊形成較為明顯的不同風格，一邊是以賽格、遠望、曼哈等電子以及手機零配件為主的商城，而另一邊則是女人世界、茂業等商業區。這兩種風格在這條不到1000米的街道上共存著，風格迥異卻也和諧共存。

“對於華強北的改造一方面要保證華強北電子元器件的魂;另一方面，數碼安防、配套的生活服務也要有所承載，但如果只是改成純商業步行街，那這種改造是失敗的。”半導體應用聯盟副秘書長、獵芯網副總裁吳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而如今，電子元器件在華強北所扮演的角色正在逐漸淡化，盡管賽格電子市場里仍有不少店面，但三三兩兩的客人詮釋了僧多粥少的行業情況。

在遠望電子商城，記者對比了兩家店面給出的報價單，華為P9全網32G的差價不過5元，而同款機型，京東報價比線下高出600多元。如此微薄的利潤難以維持高昂的租金，此時的華強北，一個一米長的鋪面，報價從5000到8000元不等。

線下生意越發艱難，不少人選擇離開，而仍然留下的只能擁抱轉型。

去與留

“沒有辦法，為了提升品牌影響力，即使虧損也要做。”

遠望數碼城二期所處大樓原來是一家免稅商店。潘建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總公司盤下這個地段的時候，商城是處於虧損狀態，經營了之後起色並不大。

由於與一期僅有一街之隔，龐源集團對於二期的規劃必須與一期區分開來，VR、無人機等新興智能硬件市場成為新的投資目標，而這個定位正好順應商圈的轉型升級。

實際情況不甚理想，“小的店面招不出去，像大疆那樣的大品牌不願意來。”談起招商進展，潘建東頗為頭疼，“一天下來，來問的人都沒幾個，更不要說租了。”

對比尚不成熟的無人機與VR產品，潘建東更傾向與大品牌合作打造線下體驗店，來提升鋪面出租率。“目前我們四樓半層都租給華為建線下售後中心，樓下也要改造一些鋪位給OPPO做展示廳。”

在華強北，沿街鋪面均以手機大廠為主。除此之外，就是小吃、餐飲等較容易吸引客流的小店。

華強北的傳統產業——電子元器件正逐漸通過網絡渠道分銷出去。

作為分銷商，老謝很早便到了華強北，從學徒開始做起，到如今擁有自己的公司，在華強北其完成了個人資產的原始積累。

如今老謝在華強北租用著一個櫃臺和一個40平方米的辦公室。樓下櫃臺接待客戶，樓上是專門的倉庫，整個公司員工不到十個人。

這種模式已經成為華強北的標準經營模式。在與電商的融合中，承擔不起昂貴經營成本的商家已逐漸撤出華強北，只留下接待客人用的小櫃臺作為提貨點。

電子元器件電商平臺獵芯網將辦公室選在了龍崗萬科旗下的一個互聯網產業園里，這里離華強北將近11公里。

對比華強北上千元一個小櫃臺，科技產業園價格更加適合互聯網公司，加上廠房改造的結構，實際使用空間比普通寫字樓高10%~20%。

而身處關外的電商平臺與華強北依然保持聯動關系。對於平臺來說，華強北是其向外界展示的一面窗口。

“用同樣的錢，在關外可以租到很大面積的辦公區域。互聯網電商教育用戶的過程已經過去，無論買賣都不需要把所有東西鋪設在上面(華強北)了，我們只需要(在華強北)設一個收發貨的地點就可以了，很小的一個據點。”吳波說道。

現在的阿凱主要打理網上的銷貨平臺，而華強北的店鋪主要做批發生意。

但由於IC元器件行業沒有什麽門檻，一兩個人就能撐起一個店鋪，平時這些人的工作就是幫朋友找貨，像手機上的一個小部件，打個電話，竄個場子就能找到，電商對於阿凱等人來說無疑是個搶飯碗的事，從主觀意願上來說，並不是太多的人願意去嘗試。但大勢所趨下，線上轉型能夠帶來更多機會。

走入遠望的一家店面，里面的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正月初八開始，每天的手機批發量在2000部左右，而這些訂單大部分來自線上。

“(如今)櫃臺拉新業務的概率已經變得很小，現在去華強北的很多是工程師、老熟客或者企業買家，他們一般都在線上已經找好自己想要的，去櫃臺只是提貨或者看看質量。”吳波告訴記者。

轉型浪潮撲面而來，生存下來比什麽都重要。線上電商帶來沖擊的同時，也為華強北帶來新的機會，如何把握機會成為留守的華強北人必須面對的新問題。

近20載商海搏擊，阿里巴巴和騰訊如何逃離死亡周期？

貞元 2017-03-02 09:23

本文由稻穗兒（微信ID: daosuier99）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貞元。

每一個時代，在每一股浪潮之下，都會誕生一些明星企業。但這些企業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基業長青取決於他們能否超越增長的魔咒，逃離死亡周期。近20載商海搏擊，阿里巴巴和騰訊雖然還難稱得上是基業長青，但也在多次浪潮轉換之中依舊立於巔峰，其背後培育的核心能力值得我們深思。

“S型曲線”的魔咒

任何企業都是註定要失敗的，不管你曾經有過多麽輝煌的經歷。因為企業要想永續存在，就需要有持續高速增長的能力，增長是所有企業生存的土壤。正如羅振宇所講的：創業的本質是要增長，要預期中的增長，要超過預期的增長。但是從長期來看，這近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S型曲線”始終是懸在企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總有一天會掉下來。

企業的成長一般都會呈現“S型”的趨勢。一項業務剛剛推向市場，營業收入緩慢上升。等累積了足夠的勢能，特別是如果能夠抓住行業快速發展的時間窗口，營業收入就會呈現激增的狀態。最後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尤其是行業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到來，營收增速便會逐漸變緩，乃至下降。這一過程就像飛機的升空與降落，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極大地加快了這種上升與降落的速度（如下圖）。

延續“S型曲線”並非易事，它需要企業具有極強的危機意識，不僅關註現有業務的發展，還要在正確的方向上成功創新。我們暫且不講創新的成功率極低，大多企業都缺乏這種危機意識。在原有業務還在高速成長的全盛期，它們很難對新業務孤註一擲，而此時恰恰是新業務培育的最佳時期。

懶惰是人的天性，在沒有外力刺激時，人們都傾向於去做容易的事，這種情況在企業管理中非常常見。在企業還處於順風順水的時刻，顯然擁抱原有業務相比開拓新業務來得更為容易。即便是企業進入了成熟期或衰退期，深挖原有業務的價值也相比培育新業務容易很多，尤其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被職業經理人把持的情況下。在管理者的這種經營意識下，企業原有業務的“S型曲線”會得到延長，但當危機出現時，很可能就會是萬劫不複。

“S型曲線”是企業一生的敵人，直到它死在了某一次的對抗之中。這對個體來說可能是災難，但從整個產業進化的角度看，不見得是一件壞事。著名的管理學者亨利.明茨伯格曾寫道：我們難道不應該鼓勵這些大型企業的滅亡嗎？這樣，它們就可以被那些更年輕、規模更小、限制更少，而且更具活力的公司所自然地淘汰掉。

超越“S型曲線”

沒有企業會甘心走向衰亡，於是超越“S型曲線”成為企業一個永恒的命題。

一般的企業能夠抓住一波好的機會，完成一個這樣的“S型曲線”，之後便歸於沈寂。偉大的企業則擁有一種不斷使業務向前升級和叠代的能力。這樣當原有的業務進入“S型曲線”的成熟或者衰退期時，新的業務便能夠延續上，拉動企業進入新的增長周期（如下圖）。這種能力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也是基業長青與曇花一現之間的關鍵差別。

阿里巴巴和騰訊是目前國內市值最高，也是風頭最為強勁的兩大互聯網巨頭，它們的發展歷程猶如上圖所示，一路走來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S型曲線”，不斷逃離著死亡周期。

2005年，阿里巴巴B2B電商平臺籌備上市前夕，馬雲曾經這樣評價旗下業務：“大哥阿里巴巴是個泥腿子，弟弟妹妹們上學要靠他來供，淘寶是個妹妹，性格活潑，可以拿著大哥的錢買花裙子，將來是要念複旦的，老三支付寶才上小學，但最有誌氣，大哥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供他上美國的哈佛。”

當時阿里巴巴的B2B業務尚處在全盛時期，但馬雲已經為企業未來10年增長的驅動因素埋下了種子。時至今日，在大哥的呵護下，老二淘寶、老三支付寶已經成為各自領域內的佼佼者，複旦和哈佛已然是囊中之物，整個阿里家族也儼然成為名門望族。

今天，雖然老大已經是明日黃花，但是以淘寶為代表的電商業務，以及以支付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卻還都是正當年。但是為了啟動下一個“S型曲線”，今天被阿里巴巴頻繁提及的早已是新零售、大數據、雲計算等。這是被阿里巴巴寄予厚望的，未來10年的增長驅動因素。

騰訊帝國的長成過程也是建立在對一個個“S型曲線”超越的基礎之上。騰訊運載火箭升空的第一級燃料毫無疑問是QQ提供的，正是基於QQ的SP/CP增值業務，以及隨後的QQ會員、QQ秀等，讓騰訊在當時環境下成為一家有著豐厚利潤的互聯網公司，度過了生存的危機。

手上握有重金，又握著互聯網上最重要的資產：上億的活躍用戶，騰訊開始瞄準一個個細分領域，例如遊戲、門戶、電子商務、搜索、SNS、微博等等，進入了多元化擴張階段，推廣“在線生活”的概念。這種多元化的擴張雖然讓騰訊背上了“抄襲”的惡名，但是卻提供了企業繼續升空的第二級燃料，尤其是像遊戲業務為騰訊帶來了大量的現金流。

2011年，微信的橫空出世直接將騰訊的發展帶到了另一個高度。微信發布之後到今天，騰訊的市值上漲了5倍多，超過了2萬億元。這使得已經儼然是帝國的騰訊仍舊像八、九點鐘的太陽一般擁有無窮的想象力，是公認的互聯網界最優質的資產之一。

超越“S型曲線”：阿里巴巴的向左，騰訊的向右

在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里，阿里巴巴和騰訊通過不斷進行的業務叠代與升級，成功跨越了一個個的“S型曲線”。這是一個事實，不過此處我們更為好奇的是他們擁有什麽差異化的能力能夠讓企業恰到好處地打造出明星產品，推動“S型曲線”不斷攀升。

在過去近20年里，阿里巴巴幾項關鍵業務的布局基本上都領先了行業至少3～5的時間，這些業務並不像騰訊的很多產品一樣來源於自下而上的創新，而是與公司強大的戰略規劃、戰略決策和戰略執行能力密切相關。因為不管是淘寶、支付寶，還是所謂的新零售、大數據以及雲計算，都不是底層自發的創新推動，而是企業高層站在行業和企業發展的前沿看到了這樣的機會，制定了明確的戰略規劃和戰略行動機制，並且押上了所有資源。當然戰略並不能規劃好所有的事情，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會不斷有調整和改變，但是這種最初的微光十分之重要。

在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創辦的早期階段，他們都做了一件同樣的事情：聘請了具有豐富經驗的知名商學院教授擔任首席戰略官。兩位都來自於長江商學院，一個是知名的戰略專家曾鳴，一位是知名的金融專家陳龍。在阿里巴巴的發展過程中，很多戰略主張的闡述和推行，很多戰略方向的明確和解構，以及基於戰略的組織持續變革等都與曾鳴密切相關，而其在整個阿里巴巴集團內的地位這些年也是有目共睹。

我一直認為阿里巴巴是BAT三家企業中最愛闡述自身願景、使命、價值觀，以及戰略主張的一家，當然也是戰略素養最高的一家。戰略因為涉及到預知未來，必然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所以很難被規劃，但是阿里巴巴卻將這種能力轉化為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高瞻遠矚的戰略預測能力以及強大的戰略執行力在其對抗“S型曲線”的過程中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

與阿里巴巴不同，騰訊一直以產品力著稱，這種產品力同時體現在自下而上的失控創新以及自上而下的控制上。騰訊在過去的發展道路中找到了失控與控制之間的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都知道如今大殺四方的微信並不來自於高層的決策，而完全是廣研院自發的創新，並且當時騰訊內部有三個團隊在同時開發這款產品。這就是自下而上失控創新的體現，允許資源的適度浪費，但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了競爭者的靈感，保證了創新。在外部看來這可能是混亂和失控的，但是內部來看其實是組織在自然生長進化，在創新。如果只是微信，那可能是一種巧合。但是像幫助騰訊徹底擺脫盈利陰霾的QQ秀，以及日進鬥金的遊戲等幾個關鍵業務最初都不是來自於高層的一致決策，甚至不來自於產品經理的建議，QQ秀最初就是市場部員工的自發研究與提案。

在這種自下而上的失控創新之上，騰訊的發展還離不開自上而下的控制，以及基於此的強大執行力。騰訊一直以模仿著稱，它的產品最初確實並不領先於競品，或者並不領先於競品太多。QQ和微信都不是來源於騰訊的發明，甚至可以說如果QQ再遲到一年，微信再遲到三個月最多半年，可能互聯網的格局會被重新改寫。但是騰訊隨後展現出了強大的執行力，一旦從失控創新中得到了正確的方向，騰訊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就開始發揮作用，這種控制體現在騰訊強大的執行力上，很快就拉大了與競爭對手之間的距離。

只要企業在運轉，就要不斷面臨“S型曲線”的考驗，此時你所能依靠的絕對不是今日還在蒸蒸日上的業務，而是要開發出一種能夠幫你抓住未來的核心能力。在紛繁複雜的產品和業務背後，阿里巴巴自上而下的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以及騰訊自下而上的失控創新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之間的平衡能力，在幫其逃離死亡周期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那麽，你將靠什麽贏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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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越來越多的人逃離矽谷？

南七道 2017-04-10 10:35

本文由南七道（微信ID：nanqidao）授權i黑馬發布。

隨著手機和網絡的普及，科技和互聯網創業公司在全球遍地開花。很多創業公司在選擇地址時，通勤時間和租金，是很多科技公司選址時首要考慮的兩個因素。但當今聚集了大多數科技公司的城市，往往無法兩者兼得，只具有其中一項優勢。

評估機構savills針對22個城市調查顯示，包括矽谷、香港在內的城市並不是特別適合創業。而德國首都柏林，既是世界上租金最廉價的城市之一，也是22個城市中通勤所需時間最短的城市之一。

矽谷已經衰落了嗎？

矽谷一直被譽為科技創新的搖籃，是包括Apple、Google和Uber在內的諸多科技公司的總部所在地，這種科技公司的群聚效應，也是它得以不斷孵化新的科技公司的重要因素。

但數據統計顯示，矽谷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吸引力。在矽谷，一個程序員如果想要在公司1公里半徑範圍內，租一間一居室的房子，他要把工資的一半以上用來付房租。而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專家表示，一旦租金超過工資的30%，生活品質就很難得到保證。

另一個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很大的因素，是通勤時間的長短。英國國家統計局的研究也表明，在上班路上每多花一分鐘，員工的焦慮感和對工作的滿意度就會成X狀發展，焦慮感顯著提升，滿意度明顯下滑。

但現實情況是，包括矽谷所在城市舊金山在內的，大多數科技人才密集型城市在這方面都未能達標。舊金山的平均通勤時間是33分鐘，在22個城市中排在第11位，勉強進入及格線。而這還只是上班所需時間，如果算上從公司回家的時間，矽谷員工每人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就超過1個小時。

在調查的22個城市中，科技從業者所需通勤時間最短的城市是奧斯汀，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首府，平均只需要16分鐘就可以從家里到公司，是矽谷所需時間的一半。

而包括首爾、新加坡、香港在內的多數亞洲城市都排在榜單末位，與亞洲城市的人口密集度和城市規模有很大聯系。

但通勤時間和租金往往是成反比的。通勤時間最短的奧斯汀是租金最貴的幾個城市之一，平均每周租金超過476美元，折合成月租就超過13000人民幣。而平均月租最少的首爾，月租是奧斯汀的三分之一，但通勤時間卻是它的兩倍。

在國內，以深圳為例，單程通勤時間平均為43分鐘，在22個國家中居下位。堵車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2016年深圳“堵車”的人均成本就高達4357元。同時，每平方米的平均月租超過70元，即如果租住一個6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要超過4200元。

以世界標準看這也許不算高，畢竟矽谷地區的月租，大都超過1萬人民幣。但從收入和房租比來看，深圳的數字就很高了，每月有將近一半的人，將30%的工資貢獻給了住房。深圳的情況基本可以代表國內一線城市的情況。

柏林會是下一個矽谷？

環顧全球一線城市，柏林似乎是唯一一個可以平衡租金和通勤時間的城市。它的平均通勤時間為23分鐘，排在第4位，而平均租金為179美元，排在第三位。

而通勤時間最短的前10個城市中，有5個在歐洲，分別是斯德哥爾摩、柏林、倫敦、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這與歐洲的城市規模和公共交通的發達程度有很大的關系。

歐洲的城市規模相對更小，除了倫敦是面積達15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之外，其他4個城市都不超過1000平方公里，其中斯德哥爾摩和都柏林的城市面積更是不到200平方公里。與之相比，我國一線城市的代表，北上廣三座城市的面積，分別為16410、6340、7434平方公里，是歐洲城市規模的十倍，甚至百倍。

除此之外，歐洲的公共交通和城市道路建設也相對完善。比如倫敦地鐵每天運行超過21個小時，從清晨五點到淩晨一點；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車道遍布大街小巷，超過70%的市民，通過自行車和步行解決日常出行問題。

同時柏林不管在在娛樂文化服務，還是醫療環境水平上，都在22個城市中居前5的城市與柏林相反的是香港，它不管在通勤時間還是租金上都排在末位，通勤時間是柏林的2倍，平均租金是柏林的3倍。

每個適合科技公司駐紮的城市都會形成一個科技公司的聚集區，比如舊金山的矽谷，而在柏林，這個區域是克羅伊茨山（Kreuzberg）。這個區域不只有科技公司，還有酒吧、夜店和畫廊，能夠充分滿足年輕科技創業者的娛樂需求。

Savills的聯席董事Paul Tostevin認為，總體上，歐洲城市的通勤時間都更短，但也通常不具有像紐約和舊金山這樣的大城市，所具有的完備的文化設施和娛樂產品。矽谷的租金之所以高得嚇人，也是因為大多數對住房的要求都是，要麽靠近公司，要麽靠近酒吧，而這兩個不管哪一個，都很貴。

而柏林在這一點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就算是在克羅伊茨山的房子，月租也在600-800歐元之間，幾乎是舊金山平均月租的一半。

同時，在醫療服務和軟件配備上，柏林也處於先進水平。而在生活花銷上，相比起其他歐洲城市，柏林的物價十分可愛，一頓好一點的晚餐在10歐左右，折合成人民幣不過70塊。

數據顯示，每20分鐘，柏林就會出現一家新的創業公司。2016年，德國初創公司吸引的風險投資為21億歐元，遠遠超過倫敦所獲得的17億歐元。

各國網民現身說法

Orphis：我在矽谷工作，一年掙5萬美金，每個月交1466美元房租。之前開車上班，早上要花20分鐘到公司，但晚上回家會堵車，至少需要40分鐘。有個晚上我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回到家，第二天我就把車賣了。現在我坐快速巴士上下班，每個月要多花70美元，但總算不用每天花兩個小時在路上了。

bradley13：我的城市在中西部，並不在這22個城市名單之上，但是我有一個三居室的房間，一個月的房租比舊金山一周的房租都要低，而我掙得並不比在矽谷工作的同學少，而且毫無疑問，我的生活成本更低。看完這個榜單我的幸福感更強了。

MrLogic17：大城市可以讓你結實到更多誌同道合的人，這也是需要計入考量的因素。

xtal：我在矽谷長大，現在搬去了愛荷華州，我愛這里，我再也不會回到矽谷。我在愛荷華掙得比在矽谷多，花銷卻還不到矽谷的一半。

sloth_jr：我是韓國人，我覺得韓國的房租並沒這麽低。因為韓國的房租並不是按月繳的，我們要叫一大筆保證金給房東，有的保證金是房價的一半左右，每月要交的房租很少。房東賺錢是通過拿保證金去做生意或者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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