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新五年規劃時期的中國經濟峰會”3月19日在北京正式舉行。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在論壇上談到中國問題時表示，長期來看，中國需要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他同時表示，中國的挑戰在於轉型比較困難。

他稱，中國的債務問題都是一些潛在的風險，如果是把債轉股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想法，但是中國的股市表現不是太好，所以很難把人們的財富投入到股市，主要因為信息不太通暢，而且市場也比較低效。

另外，羅格夫表示他也比較擔心中國的固定匯率制度。“當然現在中國已經轉向盯住一籃子貨幣了。但是在長期來看，中國需要采取一個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我的學生也經常在辯論，如果中國采取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的話，在短期會有一些風險，但是我認為，如果是用固定匯率的體制，從長期來看，風險更大。”

最後，羅格夫認為，中國在過去30年經濟發展的非常好，但最根本的中國的挑戰是在轉型比較困難。“要轉型為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依賴服務業和消費的這樣的經濟是比較困難的。”他說。

“與此同時，中國的決策是高度集中化的，我覺得這個高度的集中化和經濟的轉型可能是矛盾的。”羅格夫認為。

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英卓華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但實施非常困難。

他表示，全球需要結構性的改革，現在貨幣政策的效用已經越來越低，所以世界必須要依靠結構性的改革。證據顯示，結構改革可以使得經濟增長重新回到高速增長的軌道，金融系統的改革、法治建設，尤其是對產權的保護，這樣可以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支持，而且市場改革可以使得生產率提高，促進競爭。還有其他最重要的改革領域就是要開放市場。所以，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實施起來非常困難。

原因在於，首先，無論是在市場和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政策制定者往往希望依賴過去的一些辦法來指導經濟。第二，通常改革會造成短期內的一些損失，但是在中長期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需要非常強的政治核社會的改革，因為那些在改革當中被影響到的人群是會感到痛苦的。最後，改革是需要領導人來承擔責任的。

3月19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經濟峰會上，在主題為“去產能和去杠桿：邁過結構調整之檻”分論壇上，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會長古賀信行結合日本去產能和去杠桿進行了經驗風險。

古賀信行表示，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日本經濟增長大幅下降，企業面臨極大的負擔，日本當時面臨著產能過剩、債務過剩和就業過剩三大問題，日本政府將原因歸結為經濟的周期性變化，推出了財政的刺激措施，在公共基礎設施開展了大規模建設，並對名存實亡的僵屍企業進行救助，造成日本企業在去產能和去杠桿方面停滯不前，讓僵屍企業繼續存在下去代價非常高昂，銀行不良貸款繼續增長，且一些健康企業與僵屍企業競爭，以至於生產效率被拖累。

古賀信行表示，直到2001年起日本政府正視僵屍企業，將前期的財政政策刺激改為結構性改革，對銀行不良債權進行處理，建立了產業再生機構，對有經營資源但負債累累的企業進行扶持，這些企業開始恢複盈利，業績逐漸好轉依，但這主要依賴於債權人對企業免除債務，削減企業人員來實現業績的好轉，但這種好轉不具有長遠解決的能力，企業為了長遠發展削減成本，日本價格戰越來越激烈，工資下降引發了通貨緊縮。

古賀信行表示，處置僵屍企業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產能過剩行業存在很多僵屍企業，一下子處置大規模的僵屍企業是不現實的，要對未來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逐步地分階段解決，處置僵屍企業勢必帶來金融問題，僅靠民間金融機構市場化手段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投入一部分的公共資金，才能解決銀行的壞賬問題。

對於中國從日本經歷吸取經驗教訓，古賀信行表示，第一，過剩產能這些因素是由結構性問題造成，而不是經濟周期性造成，需要供給側改革采取措施;第二，市場資源隨著需求的變化迅速重新分配，要讓僵屍企業退出;第三，為了企業重生更為關鍵出路是加快自主研發，相信通過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在經歷了短期的調整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保持穩定的增長。

對於去產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古賀信行表示，在去產能過程中，不僅是企業需要走出去，政府在其中也要發揮非常好的基礎作用，為企業提供排頭兵和先遣隊的支持，協助加快企業產能實現海外轉移，政府大有可為。

3月19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經濟峰會上，在主題為“去產能和去杠桿：邁過結構調整之檻”分論壇上，工業與信息化部副部長馮飛表示，一直以來產能過剩是一個常態，在日本、歐洲和美國等國家都曾出現過，中國20世紀90年代有三次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對中國經濟影響非常大的隱患。

在馮飛看來，這其中既有共性原因也有個性原因。共性原因表現是日本和美國產能過剩出現時期在經濟高增長時期，疊加外部巨大的危機，中國產能過剩也是經歷了前幾階段的高增長，疊加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得內外需求萎縮;此外，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職能，對企業和產業直接幹預太多，也是造成產能過剩的問題原因。個性原因表現為市場機制的發育不足，由於市場機制和公司治理結構發育不健全，導致企業決策不正確，市場機制缺陷和信息的不對稱。

為此，馮飛指出，在治理產能過剩需要標本兼治，既要去產能同時著眼於長效機制的建立。將政府和市場兩種作用兩種機制結合起來，很多問題都是由單一機制轉型升級而來的。

具體而言，馮飛指出，要通過三個途徑來化解產能問題：第一是發揮市場的矯正作用，通過市場機制的公平和優勝劣汰機制，讓不具有競爭力的產能出清，第二是監管調控，通過環保能效安全等五個標準加速產能退出，加大執法力度，第三是政府兜底，保證職工安置和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對於處置僵屍企業的人員安置問題，馮飛表示，處置僵屍企業的風險之一是人員安置，不可避免是企業職工的下崗，中央政府設置了1000億元專項獎勵資金，可以通過轉崗、地方政府提供安置崗位等方式解決就業問題。

在處置僵屍企業方面，馮飛強調，更多是強調兼並重組，少破產清算，最重要的是實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一業一策，涉及地方經濟轉型，特大型僵屍企業要有特定的解決辦法，確保去產能過剩不出現大規模的下崗潮。

對於僵屍企業的資產問題，馮飛表示，資產是最難處理的，實現債轉股不良資產的剝離中國政府進行了實踐，在上一輪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在四大國有銀行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這一輪資產處置問題的複雜性比上一輪更複雜，原因是資金來源更加複雜。

對這一輪僵屍企業的資產處置，馮飛表示，第一，要更加關註用市場化的辦法處置資產，在資產處置過程中還是要考慮要債轉股的方式，發揮金融機構自主性，第二是實施不良資產的剝離，第三是利用法律手段破產手段，甚至清算方式解決。

3月19日上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會場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中國經濟轉型亟需降低體制成本。

在周其仁看來，中國經濟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很大的一個因素在於通過改革降低了體制成本;但目前體制成本從快速降低後再次回升。體制成本，主要是指法定成本、法定經營成本、市場主體對潛在機會做出反應的成本，以及市場對關鍵要素的獲得成本等。

周其仁認為，我國面對的現實是，過去高速發展中，收稅增長比工資總額增長快。盡管經濟增速下行中很多市場成本都在下降，但體制成本如果不降的話，或許“很多企業沒有等到市場成本降到它能夠支撐下去的水平，就撐不住了”。

更為重要的是，調整體制成本會牽扯到一系列問題，比如政府財政收入會減少，因此降稅一定要伴隨政府降低開支，否則長遠來看，將會成為國民經濟失衡的根源。

周其仁也談到，當下很多不當的價格機制，讓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反應的成本太高。以醫療服務行業為例，要動員更多醫療服務資源增加供給，不是僅僅增加醫院就夠了，還要采取紮紮實實的措施，讓人們願意學醫、願意從醫、願意增加醫療服務。

除此之外，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反應的時候，關鍵要素的獲得成本還是過高。以房地產行業為例，“僅僅用貨幣政策去調房價是不夠的，光有購買力而沒有土地撥過來，就會發生尷尬的局面。”

他說此前在深圳調研，發現在房價瘋狂上漲的同時，卻大量土地沒有好好利用，“那些空置的廠房能不能轉過來變成住宅用地、增加住宅的供給?”

“這些成本不降下來，即使市場主體看到了市場機會、想做反應，但關鍵要素不到位，反應就會非常慢。”周其仁說。

他將以上這一切稱之為體制成本，並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應對轉型的關鍵。

哈佛大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在今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未來世界經濟將面臨巨大挑戰，對中國來說，最根本的挑戰在於轉型困難。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常好，要轉型為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依賴服務業和消費的經濟結構是不容易的，需要社會各方面決策和制度的配合。

“很多人都在討論未來是一片灰暗，但是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有誤解的。”羅格夫認為，悲觀態度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全球經濟危機在美國發生以後，經濟的周期是從歐洲現在逐漸的影響到了新興市場，包括中國。但從長期來看還是比較樂觀的。“有時候GDP不能完全的反映出人們福利的改善，比如科技的發展、社交網絡普及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這一代人孩子的生活肯定會比他們的父母更好。如何更全面地衡量經濟增長對經濟學家來說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羅格夫也沒有回避未來可能面臨的巨大挑戰。那麽，2016年全球經濟的“黑天鵝”可能在哪里出現?

美國：大選前不確定性增加

“美國其實情況還不錯，消費者的需求也穩定，石油行業雖然不太好，但是美國經濟還是比較多元化的。”格羅夫所擔心的，是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擡頭，“尤其是在美國的總統大選當中，來自兩黨都有這個問題。這也是放大了美國通常總統大選之後帶來的這種不確定性。”

歐洲：情況比較艱難

在歐洲，有些事情發生的機率“不太小”，比如最近被廣泛關註的英國脫歐問題。如果經過公投，英國決定退出歐盟，可能會給整個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帶來負面影響。

另外，希臘的情況還是很糟，債務問題、難民問題等等都有待解決。所以現在歐洲的情況也是比較艱難的。

日本：如果利率上升，債務會成為大問題

“日本在短期來看還是穩定的，但是安倍經濟學沒有發出第三支箭，就是結構性改革。這也反映出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非常空洞，也證明只在需求方刺激是不夠的，還必須進行結構性的改革。”羅格夫認為，由於利率很低，目前日本的債務情況還不錯。但未來如果利率上升，可能日本的債務會成為一個大的問題。

“我知道，很多經濟學家會說發達國家是不會有債務問題的，但這些人10年前還說過發達國家不會發生經濟危機或者是銀行業的危機。”

新興市場：最根本的挑戰在於轉型困難

“在新興市場，像巴西、阿根廷已經陷入了衰退，而且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的狀況也在惡化。中國的危機顯然沒有巴西那麽嚴重，而在俄羅斯的危機可能會更嚴重一些。”

羅格夫表示，中國的債務問題都是一些潛在的風險，債轉股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想法，但是中國的股市也表現不是太好，所以很難把人們的財富投入到股市。他認為股市表現不佳主要因為信息不通暢，而且市場也比較低效。

“另外，中國需要采取一個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我的學生也經常在辯論，如果中國采取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的話，在短期會有一些風險，但是我認為，如果是用固定匯率的體制，從長期來看，風險更大。”

羅格夫最後談到，中國最根本的挑戰在於轉型困難。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常好，要轉型為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依賴服務業和消費的經濟結構是比較困難的，需要社會各方面決策和制度的配合。“作為西方人，我非常期待聽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對中國經濟政策的介紹。”

橋水基金創始人、CEO雷·達里奧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目前三個主要的儲備貨幣，現在都是運作空間有限。而當權領導的領導力的發揮也對經濟複蘇有重要影響。

他表示，目前三個主要的儲備貨幣，現在都是運作空間有限，基本上利率已經由央行提供到了接近零的水平，可能也沒辦法通過進一步的降息來刺激經濟。另外，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盛行也是造成另外一個威脅，這是政治層面對於經濟複蘇的威脅。

他認為，比如通過結構性的改革，生產率的提升從長期來講是對生活水平最具有決定性的一個因素，因為這種勞動力的提升是逐步演化的，而不是一種突然的提升。

此外，債市的周期往往是和生產率的提升一致的。如果是那些能夠最有效的來借債並使用這些錢的人，就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如果是想讓經濟放緩一些，就要減債。長期債務的周期，人的一生大概也就經歷一次，這種情況我們往往不太熟悉，他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政策的制定者更希望能夠刺激經濟，從而積累了過得多債務，以至於不能再進一步的舉債了。到了那個時點的時候，這就是長期債務周期的結束，因為你已經不能再舉債了，這個時候這個利率已經不能再刺激經濟了，這樣中央銀行就印鈔票，然後去買債券，就使得賣出債券的人獲得更多的錢，從而他又可以去買更多的東西，這種情況就是會使得長期的利率下降，最終會下降到零，這樣的時候其他資產的價格會被推高。這是在30年代發生的，現在也在重演。

好消息是，長期的債務周期可以得到很好管理，如果我們能夠以本幣來發債，同時有非常好的領導力，只是調整我們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問題，確保債務能夠進行重組，同時他的債務結構調整不會有這種顛覆性。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一種經濟低迷的時期，特別又有很多的沖突，所以政治的原因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比如說這種民粹主義和民族派主義的一個盛行。 他表示，當權的一些領導他的一個領導力的發揮也是會有影響的。此外，因為一些顛覆性的技術，比如說像AI、像大數據和像超級計算，全球的生產效率即將複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