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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與風投，最容易埋下仇恨的時刻是投資前

不論投還是不投，創業者與風投最容易埋下仇恨的時刻是投資前，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爆發出來。

簽下Term Sheet之後

投了幾十份BP卻似石沈大海，但創業者不會怨恨具體哪一家，因為他自己都記不清投了多少家。而有些名氣的VC每年收到的數以千計，經過層層篩選最終能確定投資基本條款、簽下Term Sheet的遠遠不到一成。

對於這些相對比較優秀的創業團隊，投資者多半會采取“口蜜腹劍”的策略。“口蜜”是為了把人粘住，你能看上別的VC多半也會看上，這時不拿出沒好臉色、不多給些希望，創業者會一溜煙兒跑掉。“腹劍”就是用Term Sheet穩住創業者，利用“排他權”將其它VC拒之門外（排他期至少是90天並可以延長）。然後通過盡職調查來考查創業者的描述是否真實全面，確保其中沒有水分、沒有漏洞、沒有瑕疵、沒有定時炸彈。於是，傳說中“簽了Term Sheet八成能拿到錢”，實則成功概率只有一半甚至更低。

而創業者對盡職調查的複雜性往往估計不足。經過了多次的商業計劃講解、產品演示、接待現場考查及溝通交流，創業者認為錢馬上就要到手了，盡職調查不過是個“過場”。

如果在盡職調查之後，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有拿到錢，創業者難免心生怨恨：

其一，“ＣＴ”、“核磁”、“X-ray”都做了，甚至拍了“裸照”，你還說“沒看清楚”；

其二，耽誤了寶貴的時間；

其三，圈內人都知道我與某VC“試婚”，結果沒有了結果！

不過，這時候種下的仇恨不會立即爆發。而且，做為屌絲爆發了也沒人理。天幸從其它投資者拿到A、B、C輪投資，再回來打某人的臉不遲。

“給錢”之前

“投資前我是你大爺、投資後你是我大爺”，風投這樣想不過分，錢進了創業者兜里，主動權也隨之而去。“血的教訓”太多了，越是經驗豐富的風投越會在“給錢”之前，最大限度地約束創業者、規避自身風險。

最“臭名昭著”的無疑“對賭”，學名應當是“估值修正”。假如一個攤販賣西瓜，十塊錢一個、保甜。顧客嘗了一口----不甜，提出不給錢或只給五塊錢，這就叫估值修正。一個贏利1000萬元的企業，告訴投資人明年自己可以贏利2000萬元，並要求投資人按來年利潤的六倍作為估值（即六倍的市盈率）。照此計算，投資人註入3000萬元可取得20%股權（投資後的估值為1.5億）。這是在“透支”未來的利潤。

創業者有兩種還款方式：用業績還或者用股票。就是在第二年真的把凈利潤做到2000萬元，或者再拿出一部分股權作為補償。未來利潤數據不是投資人強加的，而是企業自行編造以自高身價的。如果時間證明企業是在忽悠，當然要將不應得到的“吐出來”。

反攤薄條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歸定先來的投資人有權參加後續的每一輪融資，未必“先來者”同意，“後到者”不能獲得更加優惠的價格。

還有回購或者“出售選擇權”。即規定如果公司不能完成業績目標或者不能在一定時間內“有效上市”，投資人有權要求創業者回購全部或部分股權（有時還要求回購的價格滿足投資人內部收益率要求）。

另外，投資方還會要求這樣那樣的“特權”，比如重大事項的否決權，重要職位（特別是財務總監）的提名權等。

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投、融資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投資前資方對企業所知有限，投資後企業的運營仍由創業者把控。水平相差懸殊的圍棋手對弈時要“讓子”，投資者主張的條款也是這個道理。

但許多矽谷創業者認為很正常的東西，擺出來卻很傷中國人的感情。眼巴巴“等米下鍋”的創業者或許會就範，但是會在心中埋下仇恨。

足球是唯一讓我們忘記仇恨的東西

“中國13億人，為什麽選不出一支像樣的隊伍？”

薩達姆的兒子烏代給每個輸球的隊員發6只沒有翅膀的小蟲子。球員們需要“照顧”這些蟲子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如果有蟲子丟了或死了，球員就會受到鞭刑。

“國家隊隊員來的時候，檢查站的軍人會讓他們迅速通過，極端分子甚至會為了避開足球運動員，延遲引爆炸彈。”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走進這個一天都不能沒有足球的國家。

“伊拉克人可以一天沒有安全，不能一天沒有足球。”海德爾說，足球是唯一讓我們忘記仇恨的東西。

海德爾是伊拉克最受歡迎的足球解說員之一。只要他一通電話，伊拉克國家隊隊員會一個不落地來陪你吃頓晚飯。海德爾服務於庫爾德地區的一家全國性電視臺，他既是多個體育節目的制片人，也是主持人。

海德爾的話很容易驗證。我們隨即問了不少伊拉克人，“除了足球，這個國家第二大運動是什麽？”幾乎沒人能回答出來。他們能背出足球俱樂部隊員的名字、國家隊每場友誼賽的時間，卻不知道誰替伊拉克贏得其它的亞運獎牌……

伊拉克人對足球的愛，排他而霸道。戰亂中，他們最關心的只剩足球。

2014年10月28日，海德爾的新節目《秘密和人格》（Secret and Personality）開播了，專門講述薩達姆時代的球員往事。

開播前，他壓力不小。采訪“前國足”非常難，他們曾經家喻戶曉，現在大多已經退隱，上電視等於將他們暴露在反薩達姆極端分子的眼皮底下。

同樣，作為這檔節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海德爾也可能面臨人身威脅，薩達姆的反對者與支持者可能都會討厭他——反對者不喜歡薩達姆被提起，支持者則憎恨他拿薩達姆的陰暗面說事。但海德爾始終覺得，伊拉克人應該開始面對足球背後附加的政治、宗教和歷史。他堅持讓節目按時播出。

1980年代末，薩達姆任命長子烏代為足協主席。那時，國家隊隊員沒有工資，輸球還會被懲罰，網上流傳最廣的是，烏代會命令球員們踢石球，直到雙腳鮮血淋漓。

在節目中，海德爾的一個采訪對象談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處罰：烏代給每個輸球的隊員發6只沒有翅膀的小蟲子。球員們需要“照顧”這些蟲子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如果有蟲子死去或丟失，球員就會受到鞭刑。

諸如此類的處罰給球員很大的心理負擔。“高壓之下，伊拉克足球反而失去了以前的輝煌。技術好的球員不再願意為國效力，更希望能到海外發展。”海德爾說。

海德爾也曾是巴格達一間少年足球訓練營的運動員，與悶頭踢球的小夥伴不同，他還熱衷於研究足球戰術。但在2003年之前，這也只能是個人愛好。薩達姆統治時代，全伊拉克只有一個電視臺兩個頻道，體育節目每天只能分到一個小時的時段，沒有為足球騰出特別時間，不插播任何國際賽事，所有的內容都關於伊拉克當地體育競技。

美軍攻下巴格達後，電視臺井噴。雖然沒有機會加入國家隊，但是他卻通過攝像頭延續了對足球的熱愛。退役後，海德爾加入了庫爾德的一家全國性電視臺。海德爾的第一個節目叫“每日體育”。節目中，他將伊拉克報紙里所有的體育新聞匯總，拿到電視上去品評。

“我始終相信，體育記者是可以團結起來保持這個圈子的純凈的。”即使在2005年到2008年那個宗教沖突最嚴重的時期，海德爾仍然堅持不觸碰教派沖突的話題。

在伊拉克國家隊中，有庫爾德人，也有遜尼派、什葉派。但海德爾說，國家隊隊員之間從來都和平相處，球場，是生存在巴格達的伊拉克人心中唯一一塊凈土。

海德爾問我們：“中國13億人，為什麽選不出一支像樣的隊伍？”他說，伊拉克人的足球天賦似乎與生俱來。現在，上街踢球的孩子少了，因為伊拉克建了不少封閉球場，吸引了很多小孩。

今天的巴格達，足球場就建在檢查站之間，在移動水泥墻林立的街區中。“越是戰亂，伊拉克人越需要足球，讓他們逃離現實，給他們希望。”海德爾說。

海德爾最近最關註的新聞，是2014-2015賽季許多“前國腳”的回歸，他們大都是薩達姆時期逃亡海外的。

2003年之前，伊拉克球員不被允許到國外俱樂部踢球，只能為國家效忠，很多球員就偷偷跑了出去。2003年之後，出去踢球的人越來越多。

國家隊訓練沒有好的場地，政府就出錢讓他們出國訓練，到迪拜，到歐洲，到南非。政府有石油，不缺錢，球員年薪超過30萬美金。海德爾介紹，“再說足球也是政府凝聚伊拉克人心最重要的辦法。”

今年世界杯，伊拉克沒能入圍，但人們還是一樣地癡迷。到處都是看比賽的人。

2003年到2008年，海德爾覺得這是伊拉克足球突飛猛進的五年，那時候，球員們鬥誌昂揚，不是為了錢，完全為了國家榮譽，而這段時間也恰恰是伊拉克戰後最亂最危險的五年。

伊拉克也曾傳出足球隊員被綁架事件，海德爾說，那只是個案，“而且還是被他親戚綁架的”，巴格達每天都有炸彈，國家隊隊員可以說是巴格達“最安全的人”，檢查站會讓他們迅速通過，極端分子甚至會為了避開足球運動員經過，延遲引爆炸彈。

2007年，伊拉克獲得亞洲杯冠軍。那天下午，海德爾恰好負責決賽解說。他從下午四點忙到淩晨兩點才回家。窗外，巴格達城里槍聲四起，沒有煙花，伊拉克人用槍聲慶祝這份榮耀。“那一刻，不管你是庫爾德人，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還是基督徒，突然就剩下一個身份：伊拉克人。”

一周逾700起：美國大選後仇恨事件激增

美國總統選舉後，該國仇恨事件出現大幅增長。有統計數據顯示，大選結束後一周內，美國發生了逾700起仇恨事件。

數量驚人

選舉結束後，美國非盈利法律倡導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通過新聞報道和從當地執法機構獲得信息等方式，追蹤並記錄仇恨事件的發生和發展。

有報道稱，在華盛頓，一家墨西哥移民家庭，早上起床發現車庫門上的畫滿塗鴉——“墨西哥人，你們阻止不了特朗普”以及一枚納粹黨所用的十字記號;在俄勒岡州，一名非裔美國女性在停車場被多名男性扔磚塊，被砸斷了一根肋骨;在喬治亞州，一名穆斯林教師收到恐怖威脅，讓她“用頭巾上吊自殺”。

“幾乎大選一結束，我們就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看到大量的仇恨事件，包括口頭上和身體上的騷擾，以及帶仇恨色彩的塗鴉。”SPLC專門負責仇恨事件追蹤的博客編輯倫茨(Ryan Lenz)表示，“這讓我們震驚，在過去的數十年，或者即便在‘9•11’事件之後，我們都沒有看到如此的大規模。”

記錄在案的仇恨事件中，近一成提到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名字或他的主張，比如他在大選時最著名的言論“要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造一堵墻”。值得註意的是，接近40%的仇恨事件發生在校園內。

在騷擾恐嚇事件中，反移民排在第一位。（資料來源：SPLC）

政治氛圍

大選之後仇恨事件數量的明顯暴漲也反映了美國仇恨犯罪氛圍和數量的增長。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數據，從全美範圍來看，2014年~2015年間，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事件增長了67%。以往，除了在“9•11”事件發生的2001年曾出現了激增，每年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數量保持在150起以下，但在2015年，該數據達到了257起。

紐約市執法部門的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一年內，紐約市的仇恨犯罪數量增長了31%。

紐約市公安局局長奧尼爾(James O’Neill)當地時間20日表示，今年已經發生328起仇恨犯罪，而去年的數據為250起。其中針對穆斯林的犯罪數量翻了一番，從12起變為25起。

“盡管我沒有科學的證據來解釋為什麽，但過去一年內你們應該關註到了變化，政治語言開始轉變。”奧尼爾說，“我想這多多少少有些關系。”

所有數據均顯示仇恨事件增加的時機和美國大選時間吻合，正如英國脫歐公投後仇恨犯罪數量增長了41%。

不過，不同於英國在脫歐公投前後均有相關數據的收集，美國缺乏足夠的數據來計算具體的增長幅度。美國仇恨犯罪數據呈碎片化。FBI仇恨犯罪年度報告所用數據來自各地的執法部門，但是一些當地部門會出現“少報”情況，例如在種族關系複雜的密西西比州，2015年上報的仇恨犯罪事件數量為0。此外，有3000個當地執法部門甚至沒有向FBI上交相關報告。

當然，除了記錄在案的仇恨事件，還有成百上千根本沒有被記錄。根據美國司法部數據局的報告，有五分之三的仇恨犯罪事件受害者選擇不報案。

“讓我們決心要跟蹤記錄這些數據的並不僅僅是這巨大的體量。”倫茨說，“同樣也是對該現實的恐懼。究竟是什麽讓人們認為可以肆意用納粹十字標誌來表達他們的憤怒?這個標誌明明在歷史上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極其邪惡的標誌。”

（實習生胡怡瑩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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