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整體銷售收入被華為超過後,曾經的通信業務“老大”愛立信在銷售收入上與“後生”華為的差距越來越大,兩家公司最新公布的財報數據顯示,上半年,一個華為已經相當於三個愛立信。
7月25日,華為正式對外發布2016年上半年度經營業績。上半年,華為實現銷售收入245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0%;營業利潤率12%。
此前,愛立信也公布了二季度銷售數據。財報顯示,愛立信今年第二季度的收入為541億瑞典克朗,同比下降11%;凈利潤為16億瑞典克朗,同比下降26%。加上第一季度的銷售數據522億瑞典克朗,愛立信上半年銷售收入約為1063億瑞典克朗,約合819億人民幣。
值得關註的是,在同一天,有消息指在愛立信擔任了七年CEO職務的衛翰思(HansVesterberg)將卸任公司總裁、CEO和董事會成員的職務,而他在愛立信已經工作了28年。
“蘋果和蘿蔔不能一起比。”盡管華為輪值CEO徐直軍認為華為在業務上已經與愛立信路徑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數據上看,華為在主營業務通信領域與第二名的差距不斷拉大。
華為官方發言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各業務領域的收入數據會在發布年報時公布,其他數據暫無披露計劃。而根據記者從內部了解到的情況,上半年華為在運營商業務、企業業務和消費者業務領域增速均超過40%,其中企業業務增速亮眼,IT產品線增速超過50%。
三年收入翻了一倍
2016年華為是否能維持相應的增長目標?在今年4月份的財報溝通會上,華為高管回答這個問題時用了三個字:有機會。
“以運營商為例,目前全球LTE市場正在經歷第二波建設熱潮,而企業業務也在雲化,行業機會較大,終端業務目前全球頂級玩家的營收都超過了1000億美元,這都說明了華為業務仍有增長空間。”華為副董事長兼輪值CEO郭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事實上,在經歷過2011年的低谷後,華為的業績曲線一直向上“瘋狂增長”。記者了解到,2013年上半年,華為的銷售收入僅為1138億人民幣,2015年達到175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0%,而到了今年則比三年前翻了一倍,增長更是達到了40%。而當時定下的三大業務部門運營商網絡、企業解決方案和消費者終端如今已經成為華為收入引擎中的“三駕馬車”。
從財報內容來看,2016年的上半年,華為的三大業務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
華為官方網站如此總結三大業務的表現:“企業業務進入加速發展的軌道,消費者業務在全球市場保持穩健增長,運營商業務持續深入洞察和技術創新。”
華為內部人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上半年華為的企業業務也許是增速最快的部門,但是體量不算太大,未來增長空間會更大。而另一名企業業務負責人則向記者強調,目前IT產品線增長不止50%。
據記者了解,華為企業BG2015年銷售收入276.09億人民幣,增速為43.8%,是近3年增速最快的。截至去年年底,企業業務在全球渠道夥伴數量超過8000家,解決方案夥伴超過350家。
華為官方則稱,上半年,華為企業業務堅持采用開放的技術架構,與客戶、合作夥伴聯合創新,為行業用戶提供創新、差異化和領先的產品與解決方案,獲得客戶廣泛認可。雲計算、存儲、SDN等主力產品和平安城市、電力物聯網等解決方案在公共安全、金融、電力、交通、教育、媒資等市場應用廣泛。
對於備受關註的終端業務,華為則表示,以P9、Mate8、榮耀V8、MateBook為代表的旗艦產品備受全球消費者的認可和喜愛,在近30個國家成為最受消費者喜愛的終端品牌之一。華為首款二合一筆記本產品MateBook也已登陸全球數十個國家。
“我們對華為終端增長的全年預判在25%左右,問題不大,也就是出貨1.3億部智能手機。”Counterpoint研究總監閆占孟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上半年華為終端的增長較為穩定,二季度智能手機的大概出貨量在3200萬部,但在國內市場,來自於OPPO等終端品牌也在對華為構成挑戰。
據記者了解,華為消費者BG將於26日對外公布上半年具體銷售數據。
體量最大的運營商業務,華為稱正在從業務、運營、架構和網絡四個方面,為運營商提供全面的轉型支撐及服務,並與行業共同推動5G、IoT等面向未來的前沿技術發展。同時,華為將積極投入,打造產業生態,助力運營商加速數字化轉型,完成其在經濟和產業版圖中的角色轉換及重塑。
做加法的變革
對於這三年的增長,華為一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華為還是一個能力有限的公司。“近幾年一直在思考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聚焦什麽放棄什麽。2013年華為終於想清楚了,華為將能力聚焦在信息流經過的領域,目標是構築行業領導地位。”
在過去電信設備行業面臨天花板時,華為主動進行了業務結構的改革,核心業務從單一平臺(運營商市場)向多平臺(企業網與消費者業務)轉型,但在當時來說,這樣的選擇非常冒險。
從全球企業網市場來說,這是一個利潤高度集中的市場,40%~50%都集中在北美,而手機終端消費市場更是競爭激烈,4G還未成熟終端廠商就已經將價格戰打到了千元以下。而除此之外,華為還面臨著眾多創新公司的挑戰。
但在華為掌門人任正非看來,當發現一個戰略機會點,華為可以千軍萬馬壓上去,後發式追趕,敢於用投資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以人力的方式把資源堆上去,這就是和小公司創新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從雞蛋殼里打出去,產生一個新生命,而不是讓別人從外面向里打碎了,成了一個煎蛋。”任正非認為,不管什麽樣的信息流動,從空中流下,可能高頻度、小窄帶,存在顛覆互聯網的低頻度、超寬帶的一部分應用,即使顛覆了運營商,華為也要活下來。
而這也正是華為與其他通信廠商拉開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並且收獲成效。
在2015年,華為的運營商業務收入達2323億元人民幣(358億美元),同比增長21%,企業業務收入達276億元人民幣(43億美元),同比增長44%,消費者業務收入更是達到了1291億元人民幣(199億美元),同比增長73%。
相比於華為的自我變革,愛立信則更加專註於無線業務和服務。但移動寬帶投資需求的下降讓愛立信在報告期內的表現並不如意。二季度中,愛立信的網絡設備收入為268億瑞典克朗,同比下降14%;全球服務收入為245億瑞典克朗,同比下降7%;支持解決方案收入為29億瑞典克朗,同比下降7%。
不久前,愛立信表示在2017年間節省90億瑞典克朗的成本和效率項目,目前正在執行過程中。
於是,有業內分析師對這兩家公司評價道,一個在做加法,一個在做減法。
但華為的這種“加法模式”到底能在未來給華為帶來多大的機會?對於華為這種體量的公司來說,如何實現雙位數的複合增長?華為的勝算在哪里?這些也是外界對華為提出的疑問。
未來增長動力
“華為2B(對公)業務2020年的目標為800億美元,其中企業業務在2019年要做到100億美元。此外,華為消費者BG此前也公布了今年的營收目標為300億美元。”在今年4月舉行的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上,徐直軍毫不避諱地對外公布了華為的近期業績目標。
華為的底氣來源於華為的研發投入。目前華為從事產品與解決方案的研究開發人員約70000名,占公司總人數的45%。在不久前的高管座談會上,任正非強調,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每年攻擊城墻口的炮彈投入是200億~300億美元。“沒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願意這麽大的投資,因為股東不會同意。華為要生命,不要錢。”
而在此次上半年財報中,記者了解到,營業利潤率的下滑,主要也是因為華為加大了面向未來的投資。
對於下半年的業績預測,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說:“我們將繼續穩健經營,在2016年有信心保持持續增長勢頭和良好的財務狀況。”
對於華為未來的業績發展,任正非則表示,華為未來的發展就是一定能活著,而且一定能成功。因為華為在七八年前就已經把人才“金字塔”頂端炸掉了。“金字塔”是一個封閉的模型,塔尖的這個人有多寬的視野,“金字塔”就有多大。現在炸開了塔尖,組合了非常多精英,戰略方向和前進方向是靠大家共同去探索出來的,而不是靠一個人來判斷局勢。大部隊最大的問題,就是方向不能錯。
“大部隊的方向不出現差錯,我們就不會滅亡。”任正非說。
自2015年12月中國宣布未來三年投入600億美元資金支持中非工業化、基礎設施、農業等十大合作以來,中國與非洲的經貿投資合作在強有力的融資支持下,在過去半年多時間里駛上了快車道。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29日在中非合作論壇約堡峰會成果落實協調人會議開幕式上表示,去年12月份中非合作論壇約堡峰會閉幕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中非雙方簽署的各類協議,共有243項合作協議,涉及總金額達507.25億美元。
這一數額已接近去年12月中方公布的600億美元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計劃,但並不意味著官方600億美元即將用完。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已簽署協議的很多資金來自民間,可以說,官方600億美元成為中非經貿投資合作的發酵劑和催化劑,正在帶動更多資金進入非洲。
600億美元撬動中非投資
“每個人都有充足的理由關心錢的事情。”在29日吹風會上,被問到507.25億美元與600億美元的關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明笑著說。
張明表示,中非合作是多元的,既體現在政府層面,也體現在金融機構、私營部門和企業層面。中非合作的資金並沒有局限於這600億美元。
過去半年中非間簽署240多項合作協議,涉及總結500多億美元,張明認為,這些數據表明,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對中非合作就像催化劑一樣。已經促使中非合作在市場環境下,成功帶動市場資金,拉動各方面的投資,產生了一個乘數效應。
對此,張明介紹,這說明約堡峰會的成果(對中非經貿投資合作)已經起到了杠桿作用,促使轉型升級,撬動了市場這個無形的手來推動中非合作。
在507.25億美元的已簽署合作協議中,中國企業對非洲直接投資和商業貸款超過460億美元,占協議總金額的91%。
同時,這些協議中,還包含協調人會議前一天(7月28日)在中非經貿合作交流會上簽署的中非金融機構和中非企業間的40多項合作協議,總金額超過180億美元。
非洲多國部長來華取經
從12月驕陽似火的約翰內斯堡,到7月同樣燥熱的北京,中國與非洲國家合作的熱度絲毫未減。
中非合作論壇本身是部長級會議,2000年開始,每三年一次,2006年在北京舉辦了首次中非首腦峰會,2015年12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了第二次首腦峰會。
為了落實約堡峰會的成果,中非合作論壇53個成員方首次舉行成果落實協調人會議,以回顧論壇峰會成果落實工作取得的進展,商討進一步落實峰會成果的計劃和思路。
雖然是在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內首次舉行協調人會議,但會議規格高、人氣旺。
張明介紹,中非合作論壇中除中方外的52個非方成員均踴躍參會,包括1位國家級領導人,55正部級,48位副部級。中非雙方有100多位部長級官員參會。
張明認為,這反映了中非特殊友好關系,反映了中非合作強勁發展勢頭。
約堡峰會以來,為了落實峰會成果,有30多個非洲國家專門成立了落實約堡峰會成果的內部協調機制。
南非國際關系對外合作部副總司長FOCAC南非協調人蘇克拉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中國與非洲之間之所以能有如此好的夥伴關系,是因為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歷過不發達和貧窮,有過與非洲相似的經歷,而中國從困境中走出成為今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談到為什麽此次協調人會議有這麽多非洲部長來北京,蘇克拉爾說,非洲部長們不只是來北京開會,而是要看看北京和整個中國是如何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就實現了轉變。非洲希望學習中國經驗,而中國也願意與非洲分享這些經驗。
在協調人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7月30日,協調人們從北京前往蘇州,考察代表中國現代化工業化進程的蘇州工業園。如今,在非洲自身工業化需要和中國推動中非產能合作的雙重推動下,多個非洲國家都希望建立自己的工業園自貿區。
蘇克拉爾說,非洲很幸運有中國這麽一個經歷過一切有願意和非洲分享發展經驗的夥伴,這就是是中非夥伴關系能如此緊密的原因。
當地時間8月6日,里約奧運會的首個比賽日。18歲的尤絲拉·馬爾迪尼(Yusra Mardini)出戰100米蝶泳比賽,1分09秒21的成績,在45名參賽運動員中僅排在第41位,但現場觀眾仍將掌聲和歡呼獻給她。對於這個漂亮女孩而言,能參加奧運會已經是一次偉大的突破。
尤絲拉並不是代表她的祖國敘利亞出戰,她屬於一支特殊的代表團——奧運會歷史上首個難民代表隊。這支隊伍沒有國旗、沒有國歌,代表全球超過6000萬難民出現在奧運賽場。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表示,如果難民運動員獲得獎牌,奧運會場將升起奧運五環旗、奏奧運會會歌。
當地時間8月5日晚舉行的里約奧運會開幕式上,難民代表團在東道主巴西代表團前出場,旗手羅斯·納西克高舉奧運會會旗,這支10位運動員的隊伍獲得了全場最熱烈的掌聲。
“從開幕式開始就很感動,尤其是當奧運會難民代表團倒數第二出場時,包括巴赫主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以及很多觀眾都不由自主地起立為他們鼓掌,我們媒體席當時正在緊張工作,但內心還是很激動。”昨日,在巴西里約作一線報道的華奧星空記者郝錚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不可否認,貧窮、戰爭目前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但難民仍有參與體育的權利,而奧運人文精神的一個原則就是向所有年輕人傳遞一種關愛、人性的提升,以及健康的體魄與人本該有的尊嚴。”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金元浦告訴本報記者。
是難民更是英雄
“我們一路走來很不容易,我們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和幫助。雖然現在你一看我們,可能覺得我們身體強壯,身懷絕技。但之前我們什麽都沒有,也什麽都不會,是他們幫助了我們,因為他們的到來,我們才達到了現在的高度。”近日,在奧運難民代表團亮相里約時,將參加田徑男子400米、現年28歲的詹姆斯·恩楊·奇恩傑耶克(James Nyang Chiengjiek)含淚表示。
事實上,如果人們對奧運難民代表團有所觸動的話,那麽也一定會記得去年一幅震撼全世界的難民照片:3歲的敘利亞小難民面朝下趴在沙灘上,仿佛睡著了一般,然而他面色慘白,早已失去呼吸……他不是唯一死於船難的孩子,也因為這個3歲的孩子,生活在看似和平世界里的人們才知道,“難民”原來已是揮之不去的“巨大危機”。
尤絲拉也來自敘利亞。2015年8月,尤絲拉和姐姐一起從大馬士革出逃的時候,就經歷了讓她畢生難忘的生死一刻。
承載著幾十人的難民船剛剛到達土耳其開放海域就壞了,面臨傾覆的危險,尤絲拉和姐姐以及另一人跳進了海里,一手推著船,用一只手臂和一條腿蛙泳前進。她們在水里遊了近4小時,橫渡愛琴海,拯救了一船的人,尤絲拉成為難民的英雄。
“船翻的時候因為會遊泳我撿了一條命,而今天拯救我性命的遊泳,給了我代表奧運會會旗、代表全世界難民的機會!”尤絲拉說。
來自南蘇丹的詹姆斯,父親死在了戰場上,他自己一度靠放牛為生,也曾經差點被抓走當兒童兵,“我知道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支持著我。我想贏,我想成功,這樣我也能去支持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難民代表團中五名來自南蘇丹的運動員都生活在位於肯尼亞北部的卡庫馬難民營,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之一,收容了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7.9萬名難民。
來自剛果(金)的馬比卡和米森加,因為參加2013年世界柔道錦標賽來到里約。後來他們離開酒店,開始了居無定所、流浪街頭的生活。去年初,前柔道運動員弗拉維奧·坎托找到了住在路邊的他們。他們得以再次和柔道、和奧運會相遇。
“當他們告訴我可以參加奧運會的時候,我說,‘我是難民,這是不可能的,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難道要做奧運會難民?’但是國際奧委會撫慰了我們內心的傷痛,我曾經覺得我們什麽都做不了,而現在我們是為全世界的難民而戰。”米森加說。
“我有兩個可能再也不知道他們長什麽樣的弟弟,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分開了,我可能只能認出大一點的那個。我現在在巴西,感謝奧運會把我帶到了這里。如果弟弟在電視上看到我,他可以看到他哥哥在這里戰鬥。”米森加的淚水讓新聞發布會現場的很多人哽咽了。
希望是“最後的難民運動員”
奧運難民代表團的運動員必須擁有難民身份,尤絲拉和她的夥伴們都持有聯合國難民署頒發的難民護照或者相關國家頒發的難民居留許可證。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運動水平要達到奧運水平成績標準。
作為奧運會史上首支難民代表團,雖然只有10人[5人來自南蘇丹、2人來自敘利亞、2人來自剛果(金),1人來自埃塞俄比亞],但為了他們的奧運資格問題,整個奧委會經歷了為期一年的投票,撥發200萬美元項目專款,牽涉到17個動蕩複雜的地區以及聯合國難民署。
去年10月,巴赫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歡迎那些無法代表自己國家或地區參加奧運會的難民中的高水平運動員,以個人身份來參加奧運會。今年3月,奧委會正式發表公告,宣布將組建難民代表團。
最終,包括尤絲拉和詹姆斯在內的10名難民運動員來到里約,他們將參加田徑、遊泳和柔道等項目的比賽。
除運動員外,該運動隊還有自己的教練團隊和領隊官員等。所有難民隊員的參賽和其他支出將由IOC奧林匹克團結基金負擔。
“奧林匹克主義或理想,也需接地氣,需要更多人文情懷,關註現實問題。” 京張冬奧研究中心主任陳劍表示。
“這支隊伍將讓所有人更好地意識到難民問題,也將向所有人證明,每個人都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巴赫在為奧運難民代表團舉辦的發布會上說。
“組建這支難民隊的目的,是表達對那些需要在其他國家面對挑戰、重新開始生活的人的認可。這些運動員將為世界上6000萬的難民發聲,激勵他們繼續在逆境中追求自己的目標。”巴西司法公民部秘書古斯塔沃·桑帕約表示。目前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難民人數最多的時候。他們失去家園,背井離鄉,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還經常被政客當作社會治安問題的替罪羊。
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馬拉松運動員約納斯·金德,是難民代表隊中唯一有公開成績達到奧運標準的選手。他在去年10月跑出了2小時17分31秒的成績,達到了奧運會2小時19分的標準。但他的成績距離世界頂尖水平還很遙遠。
金德和尤絲拉是難民代表團中最高水平的運動員,對於他們而言,無緣領獎臺幾乎是註定的。然而在奧運會上,難民運動員出場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他們所能取得的成績。
難民隊成員都因無法代表自己國家出戰而惋惜,他們希望自己是奧運會最後的難民運動員。“我希望東京奧運會不再有難民,而我們也將為自己的國家而戰。”來自敘利亞的遊泳運動員拉米說。
“火力發電廠可能在三五年以內,就要像現在的鋼鐵企業、煤炭企業一樣困難,可能要大批破產。特別是小電廠,環保不達標的電廠,不是政府強制關閉,是自己運行不下去,自己要關閉,自己要倒閉“
日前,在“2016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期間,中國國電集團公司總經濟師張樹民的這個觀點或許代表了行業內對於當前火電產能過剩的擔憂。而協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共山也在會上表示,他相信60萬千瓦以下的燃煤發電機組未來將都會關掉。
但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中小火電廠將在三五年內倒閉”的說法有些言過其實。
“目前,小型火電廠已所剩無幾,中型火電廠沒有那麽容易倒閉。中國的中型火電廠即60萬千瓦的電廠在其他國家可算是大型電廠,幾年前煤炭價格最高電價最低的時候都沒有倒,現在也不會大規模倒閉。持發電企業會迎來倒閉潮的觀點的多為發電企業,這是從自身利益考慮,試圖在電改環境下引起政策重視。煤電行業的最大問題是產能過剩,但過剩不等於倒閉”,林伯強說。
在經濟增速沒有大幅上升、電源建設速度沒有明顯下降的情況下,煤電行業的過剩已經引發了社會的關註。
據中電聯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社會總用電量2.78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7%,相比之下,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電廠裝機容量15.2億千瓦,同比增長了11.3%,是同期全社會用電量增速的4.1倍。我國新增發電裝機5699萬千瓦,同比多投產1360萬千瓦,火電在設備利用小時創出十年新低的背景下,新增裝機規模卻創出“十二五”以來的同期新高。截至6月底,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火電裝機容量10.2億千瓦(其中煤電9.2億千瓦),同比增長了7.9%。過剩進一步加劇。
中電聯預計,2016年全年,全國基建新增發電裝機1.2億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7000萬千瓦左右,煤電5000萬千瓦左右。由於未來火電裝機將受到限制,而非化石能源裝機在政策綠燈下將大幅增長,火電的空間受到大幅擠壓。
“當前中國的煤電建設熱潮急需冷卻”,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袁家海表示。
據袁家海介紹,在煤電過剩問題上,隨著我國經濟呈現新常態,電力需求增速從2014年開始已進入中速發展通道,但是由於規劃執行的滯後性和電源項目建設周期,2015年新增煤電仍維持了高規模。
2016年,國家能源局接連下發了三份控制煤電不合理發展速度的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煤電行業淘汰落後產能的通知》《關於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關於建立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機制暨發布2019年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的通知》。文件發布後的5月份和6月份,煤電新建項目依舊呈現撲朔迷離的狀態,全國仍有13個項目共計1550萬千瓦開工建設,長期效果還有待觀察。
有分析以山西省和甘肅省的數據為例指出,山西省當前的電力總裝機近7000萬千瓦,而全省最大用電負荷為2200萬千瓦;甘肅省電力總裝機5000萬千瓦,全省最大用電負荷不足2000萬。盡管兩省都有幾百萬千瓦的外送電量,但對於消解現有產能來說仍是杯水車薪。
此外,煤炭價格上升也讓火電企業的成本增加。今年上半年起煤炭產量有所下降,價格開始逐步回升,對火電企業利潤形成了一定壓力。
袁家海對第一財經表示,未來不僅中小電廠有資產擱淺的風險,新建大機組均有一投運可能會面臨開工不足的風險。
“首先,在嚴重過剩的市場環境下,各地在加速推進電力體制改革,隨著發用電計劃穩步放開,煤電企業的上網電價會逼近短期邊際生產成本。其次,機組利用小時數在持續過剩和低碳轉型的雙重壓力下繼續惡化。第三,環保標準提高和2017年全國碳市場運行,以及能效標準的提高,會提高煤電企業的成本,同時也會導致部分中小機組達不到準入門檻。第四,從競爭力看,固定資產已經全部折舊,完全回收的機組要比新建的大機組更有競爭力,因新機組還貸壓力大,財務負擔重,盡管其變動成本低”,袁家海說。
張樹民認為,由於中國主要使用煤來進行火力發電——全國約15億千瓦的總裝機量中,火力發電占到9億多,每年燃燒20多億噸煤,由此產生了大量廢渣、廢氣以及一系列環境汙染和破壞問題。近年來,在歐洲一些國家,如德國,新能源已經完全替代了傳統能源。
為了應對煤電所遇到的壓力,張樹民透露,國電集團內部討論認為,中國的火力發電廠可能在未來三五年以內,像現在的鋼鐵企業、煤炭企業一樣困難。對此,該集團必須大力發展新能源,盡量把人員分流到新能源當中。
誰也沒料到,2017年最先刷新人類三觀的,是人工智能。
去年3月一戰成名的AlphaGo(阿爾法圍棋),在歲末年初化身為“Master”,進行60場互聯網棋局車輪大戰,挑落了幾乎所有的中日韓三國圍棋界的天才與泰鬥。
隨後在當地時間1月4日清晨,谷歌DeepMind創始人兼CEO戴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發布推文稱,Master就是AlphaGo,正式宣布升級版的AlphaGo問世。
劇情像極了電影《終結者》中,阿諾德·施瓦辛格狠狠地甩來了一句“I will be back!”
AlphaGo曾向多位高手下“戰書”。韓國棋院的負責人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此前,Master背後團隊DeepMind曾表示,最後十局,想和曾經稱雄一時的各國圍棋界高手進行對決。應該是在這種情況下,‘棋聖’聶衛平九段和常昊九段等和Master進行了對決。”
而DeepMind也希望韓國的曹薰鉉九段和李昌鎬九段兩位“圍棋泰鬥”應戰。不過,曹薰鉉九段已成為韓國執政黨新國家黨的國會議員,因黨內事態混亂,未接受邀請。
而韓國圍棋界的另一位泰鬥李昌鎬九段拒絕的理由更為“直白”。他表示,自己並不喜歡下互聯網圍棋,拒絕了對決請求。
“如果只論勝負的話,畢竟人工智能沒有疲勞,也沒有任何失誤;這種不同於人類的絕對優勢,以及可以按照某種特定的規則進行不斷訓練的條件,都為它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人工智能獲得勝利,不見得是個意外。” 韓國女棋手尹英敏(音譯)四段說。
發展速度令人震驚
對於全新的AlphaGo繼續叱咤圍棋界,韓國網民和圍棋界人士也表達出了巨大的關註。
就在去年3月,AlphaGo曾經在韓國打敗了當時韓國專業圍棋手李世石,震驚世界;彼時尹英敏曾經確信李世石會獲得勝利,甚至表示“如果李世石真的輸掉,那麽我們這些圍棋指導者,可能就都會面臨失業了”。
尹英敏在韓國首爾運營一家圍棋培訓機構。
時隔近一年,第一財經記者再訪尹英敏,她正在接待來帶孩子學習圍棋的家長。
“事實上,世紀級人機大戰過去一年,不僅沒有使我失業,反而還使許多民眾的關註點放在了圍棋上,更多家長開始關註圍棋對於兒童智力發展的促進;這可能也是人機大戰給圍棋界帶來的好處吧。”尹英敏說。
而韓國棋院的負責人也證實說,“在去年人機大戰以後,咨詢觀看圍棋比賽,以及申請參加圍棋段位賽的人數也有了明顯增多”。
對於Master的頻傳捷報,尹英敏似乎也看開了很多。“雖然也曾經看到過李世石輸給AlphaGO,不過看到許許多多中日韓的頂級棋手都紛紛敗給AlphaGO,看著這些自己的偶像一個個失敗,心中還是有一些吃驚和失落的。”她坦言。
對於Master的棋風和水平,尹英敏承認“Master的水平要遠高於此前人機對戰時的AlphaGO,棋風穩健並極少失誤”,並表示“AlphaGo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著實令人吃驚”。
關於Master為何方神聖,在謎底未被揭曉前,地平線機器人CEO余凱曾向記者分析,“因為DeepMind在去年年初於《自然》雜誌上發表過論文,所以其他公司複現DeepMind年初的水平也是正常的,但是超過的概率不是很高,所以大概率還是DeepMind。”後來預判應驗,Master背後高人果真為AlphaGo。
哈薩比斯在推特上說,他的團隊一直在致力於提升AlphaGo的性能,過去幾天他們用新版測試了幾次非官方的圍棋遊戲,這要感謝網名為Magister和Master的賬號。兩者分別在Tygem(弈城圍棋網)和FoxGo(野狐)的服務器上運行,也要感謝所有觀看比賽的人。他們對比賽結果非常滿意。“更重要的是,新的AlphaGo在遊戲過程中為圍棋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哈薩比斯還特地提到了在對弈中失敗的古力,“古力發表博文稱,人類和人工智能一起將會很快發現深度學習的奧秘。”
“現在我們的非官方測試已經告一段落,我們期待官方的測試,並將於今年再次舉辦整場的圍棋比賽,挖掘AlphaGo博弈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創造力。”他說。
圍棋還能這麽下?
2016年12月29日,Master首次出現在弈城,並在當晚就很快取得了對國內高水平職業棋手的十連勝;30日中午,它又在數次連勝後,拿下了當今的“韓國第一人”樸廷桓九段和疑似“中國第一人”柯潔。
柯潔此前在觀戰時曾驚嘆:“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招法,圍棋還能這麽下?”後來又表示:“人類數千年的實戰演練進化,計算機卻告訴我們人類全都是錯的。我覺得,甚至沒有一個人沾到圍棋真理的邊。”
在12月31日休整一天後,今年1月1日晚11時,Master 轉戰騰訊野狐圍棋,與各路高手展開了新的對局。因為聲名鵲起,從李欽誠到古力、柯潔、黨毅飛、江維傑、辜梓豪、樸永訓、柁嘉熹、姜東潤、井山裕太等人紛紛申請與之對戰,但隨後紛紛負於這一神秘對手。
1月4日下午,在網絡圍棋中與Master對戰過的著名棋手包括柯潔、樸廷桓、井山裕太、周俊勛等人。1月4日下午3時,中國棋聖聶衛平在與Master的對戰中失利,這是Master的第 54 場勝利。1月4日晚,在連續對陣申真谞九段、周睿羊九段、古力九段後,AlphaGo的連勝紀錄擴大到了60場,按照事先的計劃,谷歌圍棋程序的非正式比賽測試暫時告一段落。
網絡快棋是目前職業選手練習的主要方式之一,因為每一步思考時間很短,與帶獎金的正式比賽相比,快棋賽中對決雙方更加容易出錯,所以這次升級版AlphaGo的實際圍棋水平如何還需要正式規則比賽的進一步檢驗。
Master展示了人類棋手無法企及的快棋水平。但如果給人類足夠的思考時間,是否結果會不同?
沖擊已經開始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2 月 13 日,谷歌聯合創始人、Alphabet總裁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谷歌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一同造訪中國棋院,觀摩了棋手訓練,並與“棋聖”聶衛平九段及中國圍棋隊總教練俞斌九段進行了交流。隨後在日本棋院Journalist Club的頒獎儀式上,哈薩比斯曾表示:“2017 年對AlphaGo和圍棋界都將是充滿興奮的一年。”人們沒有意識到,在新的一年還未到來時,人工智能對於這項流傳千年的古老技藝的沖擊已經開始。
芝麻科技創始人、CEO朱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比賽相比上次和李世石的三局體現出了AlphaGo更好的穩定性和信心。在圍棋這個領域,人工智能證明了它確實表現得更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機器具有智慧。事實上,機器更擅長處理這些複雜的理性問題,因此在許多的特定領域,機器學習所帶來的智能將逐漸改變傳統的模式。”
而Master版本相較AlphaGO是否有升級與改進,又究竟是優化了什麽使其變得如此強大,具體的改進方案目前仍沒有公開。人工智能公司“第四範式”創始人兼CEO戴文淵猜測認為,“經過逾半年的訓練,數據量應該提升了不少,上回訓練了800萬盤棋,這次估計好幾億了。另外針對上回(對李世石)第四盤棋的弱點,估計在訓練方法上也有改進。”
知乎上同樣引發了Master是否升級的討論,一位備註為“未來知識圖譜創始人”的用戶表示,變強的原因在於,“Master是在AlphaGo的基礎上調整了算法和參數的,而不是它下過多少盤棋,畢竟機器不會真的‘學習’,它只是在重複使用人設定的算法,為優化參數提供數據。一個算法的框架是固定的,無論這個算法被使用了多少次,它也不會自我完善,即它不會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壞。”
不過戴文淵認為,升級版的AlphaGo“在對弈中可能會有一些隨機或者非隨機的擾動,即選擇不是最優的位置落子,以嘗試新的可能,不會是很笨地自己和自己下”。
神奇的“樹搜索”算法
市場調研公司Canalys美國分析師馬特(Daniel Matt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工智能的範疇很廣,人們談論最多的是其中的機器學習,而近年來,機器學習中的深度學習又受到廣泛關註。”
DeepMind就是深度學習技術的典型代表。關鍵的應用是深度神經網絡,且在AlphaGo中應用了兩種不同的神經網絡:一種是策略網絡,用來預測下一步;另一種是價值網絡,用以預測棋盤上不同的分布會帶來怎樣的差異結果。這兩種方法將複雜的搜索樹降低到可操作的規模,無需每一步都考慮上百種步數,而是只考慮策略網絡提供的幾十種最有前景的步法。非常關鍵的一點是,搜索並不是靠蠻力,而是靠某種與想象力很相似的東西。
AlphaGo的發明者黃士傑的導師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透露,黃就讀碩士時就鎖定圍棋為研究課題。為了寫程序,黃士傑有時在實驗室一呆就是 16 小時,並將他開發的圍棋程序以其妻子的英文名埃麗卡(Erica)命名。
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高級會員、英國厄爾斯特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教授柯倫(Kevin Curra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AlphaGo的成功就連它的創造者們也大吃一驚。我們都知道AlphaGo已經非常先進了,但是沒想到它竟如此優秀。由此可見,增強學習加上‘樹搜索’而成的算法,的確有效增加了‘勝率’,這是AlphaGo優於最厲害的人類圍棋選手的地方。”
根據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改編的電影《我,機器人》
柯倫還提醒道,不應忘記當初谷歌的DeepMind團隊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研發一套圍棋比賽工具,而是為了在將來能夠更好地把人工智能科技應用到醫療、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農業、金融等為人類服務的行業當中。“這才是如今科技發展最讓人驚艷的地方。”
詩人艾略特說過,“去年的話屬於去年的語言,明年的話等待另一種聲音。”在人工智能的變革洪流中,無須經年等待,分分秒秒都在應驗。
由於奢侈品牌從文化層面本身趨於保守,所以大部分奢侈品牌對於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各類新事物最初一般持謹慎、保守甚至拒絕的態度。但經過近幾年互聯網產業的快速發展,互聯網作為未來趨勢已經得到很多奢侈品牌的認可。
縱觀奢侈品行業數字化進程,2016 年應該是標準意義上的奢侈品數字化元年,雖然之前 Facebook 等社交應用更早成為了全球知名的互聯網項目,但是其影響遠沒有中國的微博以及 2011 年上線的微信來得深遠。
中國奢侈品研究機構財富品質研究院於日前發布《奢侈品牌全球數字化報告》,其研究院發現,奢侈品官網的作用正在被削弱,Facebook、Instagram、微信、微博等第三方應用正在比官網發揮更大作用,比官網擁有更大用戶量。所有的品牌雖然花了大量財力和人力建設維護官網,並且讓官網具備幾乎所有互聯網功能,但是目前幾乎所有的官網仍成了擺設,全部流量少得可憐。因為客戶不會為了一個品牌而上該品牌官網,客戶需要可以接觸所有品牌的更好的第三方應用。
“微博和微信不僅更直接地把很多新事物呈現在了消費者的面前, 讓受眾可以更簡單直接地接觸奢侈品牌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們正深刻影響著以中國高端消費者為核心的全球奢侈品牌最依賴的奢侈品消費群體。” 財富品質研究院院長周婷博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而各大奢侈品品牌也已經不甘於僅僅是利用微信進行介紹品牌產品展示、推薦新品、 發布活動信息以及提供會員福利。2016 年8 月七夕期間,Dior 首開在微信平 臺賣限量款包的先例;卡地亞也開出了微信精品店,支持在線購買;12 月,Chanel 也開始在 微信端銷售香水和美容專賣店。“微信圈層營銷的精準性以及用戶的強大粘性,成為品牌企圖從線下向線上導流的重要入口。 ”周婷認為。
記者采訪了解到,雖然奢侈品行業整體相對保守,但是從接觸 到完全接受一個新互聯網模式的時間也僅為三年,通常第一年有10% 左右奢侈品牌會嘗試並接受互聯 網新模式創新,而到三年後,該模式的普及程度會超過80%,無一例外。從目前來看,大部分奢侈品牌已經開始持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獨立品牌較幾大奢侈品集團因為決策的獨立迅速,一般在與第三方合作中扮演排頭兵的角色。而奢侈品集團在與第三方平臺合作中,與品牌傳播關系密切的一般集體行動,但與產品銷售相關的第三方合作一般由品牌獨立決策。
上述報告給出的數據顯示,2016年奢侈品牌全球數字化以及互聯網業務建設的費用高達45億美元以上。在中國,BAT 作為三大流量入口,控制了大約7 億左右的用戶。然而,從用戶到客戶的轉換也是目前各大平臺競爭的焦點。2016 年,奢侈品牌在中國微信朋友圈投放的廣告費用不低於1000 萬人民幣,對各類自媒體公號投入的營銷費用已經逼近1 億人民幣,在其它門戶網站投放的廣告費 用總體約在15 億人民幣左右。
但是,這些巨額的數字化投放到底有多少可以轉化為數字化銷售?目前尚未有明確數字。周婷強調稱,奢侈品行業並不是一個拼流量的市場。在過去的十年間20% 的核心消費者為品牌創造了80% 的銷量。只有具有“高質量、高客單價,高活躍度”用戶特征的平臺才能在互聯網時代給品牌帶來有效的線上客戶。
想象美國有這樣的一天:民眾不上班、不購物、不去餐館就餐、不加油、不上課、不送孩子上學,商家不營業……這樣的一天會是什麽樣?
美國首都華盛頓和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的部分地區,就在上周經歷了這樣的一天,原因是這些地區出現一個名為“一天無移民”(Day Without Immigrants)的全國性活動,抗議特朗普政府針對移民的不公政策。
餐館關門學校停課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從2007年到2015年,在美國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量已經達到2630萬,占美國勞動力總人口的15%。其中,拉丁裔占全美移民勞動力人口的48.8%,亞裔占24.1%,白人占16.8%,非洲裔為9.2%。
美國全國餐飲聯合會(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的研究顯示,2015年有710萬的美國餐飲從業者為移民,美國本土從業者為510萬;而在全國範圍的餐館中,有超過45%的廚師都為移民。同其他行業相比,移民成為餐館經營業主的比例也最高。
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給出了2014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外來移民大多聚居在東西海岸,以加利福尼亞州(27%為移民)、紐約州(22.6%)、新澤西州(21.7%)、佛羅里達州(20%)和內華達州(19.3%)最為密集。
“一天無移民”最早始於社交媒體,剛開始只是草根運動,目的是想讓美國全國感受一下“沒有移民的美國是什麽樣的”。該活動在得到大量支持者的響應後,隨即引起了美國聯邦政府的關註。
在美國防部五角大樓,雇員們就在上周收到一份通知,提醒員工在五角大樓內經營的星巴克和斯巴羅(Sbarro’s,意式連鎖餐廳)等餐飲店都會在周四(2月16日)因為此次移民罷工而關門,而其他可能開門營業的餐廳預計會有很長的等餐時間。
五角大樓內部有眾多的生活服務設施,包括星巴克。(網友供圖)
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和《紐約時報》的報道,當天全國各地的學校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出勤率下降的情況。特別是在移民集中的得克薩斯州等地區,以往出勤率超過90%的學校,在16日當天的出勤率僅為50%~60%,還有一些公立小學因此停課。
直擊首都華盛頓“一天無移民”
華盛頓當地媒體《華盛頓人》做了一個統計:僅在16日一天,在華盛頓市中心就有50多家餐館完全停止營業,有十幾家餐館僅供應部分菜品,還有一大部分餐館只開放酒吧不供應食物。
“我的感覺是,很多人都對目前所發生的感到不安。”華盛頓飲食界名人企業家、目前仍然同總統特朗普有一份未了結的法律訴訟的西班牙裔廚師安德斯(Jose Andres) 表示,“美國目前的非法移民超過1100萬人,他們是美國經濟的脊梁。我的員工們參加這次活動是為了證明移民對美國有多麽重要,所以在他們告訴我當天不會來上班時,我告訴他們我支持他們的決定。”
安德斯表示,他位於華盛頓特區、馬里蘭和弗吉尼亞的5家餐館都在當天關門停業,而他可能因此損失超過10萬美元。
在靠近白宮的一家主要以經營美式中餐和晚餐為主的餐館,店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因為當天只提供部分菜品,他的餐館損失了將近1萬美元。
而就是提供部分菜品,也讓這位在華盛頓國會山經營餐館多年的美國人店主很是頭疼,因為餐館里的大部分員工都參加了“一天無移民”抗議活動,他不得不和合作夥伴,即餐館的另一位店主親自上陣:一個人負責煎漢堡的肉餅,一個負責烤比薩。
“老實說,沒有移民,美國的餐館行業就不會存在。”他說。
店主在竈臺前忙得滿頭大汗,可是不僅顧客抱怨說他動作太慢,他的合作夥伴也嘲笑他“煎的肉餅和膠皮一樣難吃”。
“那也比他(合作夥伴)強,他在烤比薩時把自己的手燙傷了。”店主不假思索地反擊。
“事實是,這麽多年已經習慣店里有這些移民熟練地幹這些看起來簡單其實卻不那麽簡單的工作——他們更快,做得也更好。”他總結道。
南美移民:不再討論未來
這場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爆發於特朗普宣布移民政策之後,也同自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美國各地普通民眾流露的“反移民情緒”有關。
華盛頓特區喬治城的一家名叫孔雀餐廳(Peacock Cafe)的店主是伊朗人,他清楚地記得,在特朗普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總統的當天,有一個年輕的白人男性走進他的餐館後,先是向他做了一個類似二戰期間德國黨衛軍的“行禮”動作,這已讓店主詫異。接著這名白人開始問他餐館里工作人員的移民身份,口氣和架勢如同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USICE)的辦案人員一樣。店主反問他是否移民局的執法人員時,這個白人表示,他並不是。
“有人覺得他可以這樣做,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訝。”這位伊朗店主表示。
在他的餐館里,有一位女服務員10歲時從厄瓜多爾移民到美國,目前已是美國公民,但是她仍然擔心她父母等移民的未來。
“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身邊的這些移民已經不再討論他們在美國的未來了;即使討論,也是以‘也許’的口吻談。”她說。
全美的外來移民和支持移民團體都支持了這場聲勢浩大的“一天無移民”抗議活動。但就在第二天(17日),美國國土安全部提交了兩份重要備忘錄,表示將進一步“加大”打擊和遣返非法移民的力度。備忘錄擴大了聯邦政府在美國境內拘留和驅逐無證移民的權力,還縮短了在美國滯留兩年或以下的被拘留移民的遣返程序。
美國經濟恐遭受巨大損失
抗議活動仍在繼續,雖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還不明朗,但有多位經濟學家指出,沒有移民對於美國將是災難性的。
“如果明天所有的移民都從勞動力市場上消失,美國經濟將遭到巨大的損失。”華盛頓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移民法律和政策主管考斯塔(Daniel Costa)表示。
“移民在許多的高技能和低技能領域都占很高比例,很多行業都依靠移民來運轉,比如金融、IT、建築和園林業等。” 考斯塔說。
根據美國統計機構的數據,2014年,美國移民的總收入為1.3萬億美元(約合8.9萬億元人民幣),他們在州和州以下地方繳納的稅款高達1050億美元,在聯邦層面繳納的稅款達到2240億美元;當年,移民為美國經濟貢獻了9270億美元的購買力。
“移民是讓美國經濟運行很重要的一部分。”由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和一些政商領袖牽頭成立的“新美國經濟合作會”(Partnership for a New American Economy)是這一立場的代表者。
該合作會的執行董事魯賓森(Jeremy Robbins)表示:“美國經濟的每個行業和領域都同移民的引領分不開。沒有移民的話,美國的商業領域會受到打擊,發明也會驟減。”
“你看那些美國創新企業的先鋒代表,包括蘋果和谷歌,它們的創建者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 魯賓森說。
經濟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報告指出,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外來移民占美國總人口的13%,對美國經濟總量的貢獻大約為15%。要知道,美國經濟最強大、最領先的加利福尼亞州,2015年的地區生產總值(2.5萬億美元)也不過占全美GDP的14%。
在矽谷著名景點之一的喜福居中餐館,主廚朱鎮中親自前往門廊迎客
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的移民研究項目主管卡利克(David Kallick)表示,美國人其實不應該擔心移民會“偷走”他們的工作機會。
“可能這聽起來會很奇怪,但是研究發現,移民實際上會幫助提高美國工人的工資,為美國工人帶來更多工作機會。”卡利克說,“研究顯示,通常經濟增長時,一定有移民的存在;而經濟不太增長時,通常移民的數量也少。”
再看被人詬病的非法移民。根據華盛頓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經濟學家韋河(Meg Wiehe)的研究,非法移民每年為美國的州和地方稅貢獻116億美元;而如果為美國的1100萬移民提供某種身份的的話,這筆稅收會再增加20億美元左右。
韋河表示,盡管非法移民沒有身份,但他們仍然要像美國公民一樣交納房屋等財產稅,同時在購買物品的時候也都要交納消費稅。
據國際金融報5月17日報道,央行參事、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發表“央行縮表與貨幣供給”的主旨演講,他表示央行縮表不意味著緊縮,當前中國依舊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盛松成從貨幣理論角度對當前央行的貨幣政策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貨幣理論主要有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兩種理論。“貨幣需求理論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供給理論形成才幾十年,最有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施瓦茨和卡甘等人提出的理論,用公式表示就是‘M=mB’,其中,M是貨幣供應量,B是基礎貨幣,m是貨幣乘數。”
“首先,基礎貨幣B,又叫做高能貨幣、貨幣基數,它有四個特征:(1)它是貨幣當局的主動負債,(2)它能為貨幣當局所直接控制,(3)它的運用能創造出多倍於其自身量的存款貨幣,(4)它是商業銀行及其他存款機構的負債產生的基礎和貨幣供給的制約力量。”盛松成講到。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盛松成表示,通貨和存款準備金,這兩項加起來就是基礎貨幣,中央銀行的負債並不都是基礎貨幣,央行縮表不等於基礎貨幣減少,央行擴表也不等於基礎貨幣增加,而對整個社會流動性有影響的是基礎貨幣。
對於基礎貨幣的影響因素,盛松成講到,中央銀行傳統的三大政策中,只有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影響基礎貨幣,存款準備金政策不影響基礎貨幣,而只影響貨幣乘數,但貨幣乘數還受其他因素影響,不完全由央行控制。“比如說降準就是寬松政策,降準以後,如果是影響基礎貨幣,那一定是基礎貨幣減少,如果降準減少了基礎貨幣,那就說明是緊縮政策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事實也不是這樣。”盛松成表示,降準並不影響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的變化是由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里面資產端和負債端的有關項目變化引起的,降準只是影響貨幣乘數,因為降準使一部分法定準備金變成了超額準備金,就有可能促進商業銀行的貸款,從而提高貨幣乘數,進而增加貨幣供應量。此外,盛松成指出,貨幣乘數不僅僅是中央銀行決定的,還與公眾和銀行行為有關。
盛松成提到,2014年以來,外匯占款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為保持貨幣供應的平穩增加,人民銀行一方面通過降低準備金比率提高貨幣乘數,另一方面通過公開市場操作、PSL、MLF、SLF、SLO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基礎貨幣。其中,2015年人民銀行資產規模縮減最為明顯,全年縮減2.04萬億元,同期基礎貨幣縮減1.77萬億元。期間,由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四次降低,貨幣乘數提高,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3.3%。
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放松。“比如說二、三月份我們資產規模分別縮減了2798億和811億元,但是貨幣乘數上升到5.29倍,M2增長10.5%。”盛松成表示,這其中還有春節因素的影響,存在季節性的變化。“一月份由於春節影響,所以春節前往往是大量的貨幣投放,而二、三月份會貨幣回籠。”盛松成表示,央行資產負債表里還有政府存款,這並非全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行為,而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負債,所以縮表不等於緊縮。
盛松成講到,2017年4月份是擴表,但是擴表不等於貨幣擴張。“因為我們央行總資產增加了3943億,其中,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增加了3850億,這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實現的,從負債端看,政府存款增加了,因為四月份是交稅的高峰期,但是儲備貨幣是減少的,基礎貨幣減少了近三千億。”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也不意味著貨幣放松。
對比美聯儲縮表問題,盛松成指出,在美國情況不同,美國是主動縮表,中國不存在主動縮表的問題,中國以前也有過縮表,但都不是主動的。盛松成表示,從2008年至今,中國央行9年當中擴表1.7倍,實際上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還沒有經濟擴張快。而同期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大了5倍,美國的GDP平均2%,所以要縮表,“不能美國一縮表就覺得我們也要縮表,完全兩回事。”盛松成指出,目前美國經濟已恢複,所以要縮表,同時美聯儲主席還提出兩個縮表理由,一方面是想減少美聯儲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美聯儲現在縮表,也能在未來經濟下行的過程當中有機會擴表。
盛松成最後總結稱,中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和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有很大的區別,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寬松。我國央行如果縮表也不是主動的,而且不存在大量縮表的問題,當前我國還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之所以說是「據說」,只因為我無法搜尋到該頻道,所以無法收看,有等於無。
去年亞視倒閉之後,雖然多了一個Viu TV, 可是自從開臺之時順應潮流看了幾集《太陽的後裔》之後,幾乎再也沒有收看過該臺的節目,也是有等於無。
至於去年新增的港臺頻道由於我們大廈無法接收高清頻道,只能收看模擬頻道,看慣了高清頻道的,又怎會跑回去看模擬頻道呢?所以又是有等於無。
看來TVB一臺獨大的局面還是無法扭轉的。
只是,今天還會有多少人坐在電視機前追看電視節目呢?
就以我來說,除了看新聞及賽馬之外,我幾乎不看電視,要嘛就上網另尋自己喜歡看的節目,要嘛就是看書、看小說。
至於收費電視嘛,我又不看足球,又為什麼要付費看有線電視及Now TV呢?免費的網上節目多的是,看也看不完。
所以呀,魔童還跑去搞什麼電視臺,我對他也並不看好。
電視業,有太多其他媒體的競爭了,前景,我覺得不太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