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31 Apple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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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行（1398）、建行（939）、交行（3328）同中行（3988）嘅大股東都係滙金，無論高層有乜風吹草動，話事權都喺阿爺 手。不過間唔中都會傳出某某銀行董事長、行長調任嘅消息，今次傳聞就吹到建行董事長郭樹清身上，據講今次調任，郭總將更上一層樓，棄商從官，接尚福林棒， 做中國證監會主席。 過檔中證監純屬謠言 噚日建行喺香港舉行業績發佈會，華華嘅行家問郭總，今次係咪佢最後一次主持業績會，事 關佢可能要去中證監上任，仲問建行下一任董事長係咪現任行長張建國。點知郭總話純粹謠言，絕對冇呢回事，仲話自己第一次聽到咁嘅傳聞。佢仲不忘搞gag， 話自己喺建行繳交失業金、養老金、醫療保險金，一旦失業，就會向建行領失業金。郭總日理萬機，邊有可能失業吖！ | ||||||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09/100336494_all.html
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上任月餘，從退市制度到打擊內幕交易、加強信息披露，從發展債券市場 到培育機構投資者，新政頻出，其中不乏喊了多年卻沒有真正完成、推出的政策。資本市場迎來新氣象。
郭樹清第一次正式談到證券市場改革思路，是在就任第32天，即12月1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九屆中小企業融資論壇上的講話。他將資本市場下一步的任 務，從市場結構、投融資工具、投資者、誠信文化、打擊違法、防範系統風險的角度重新梳理。這雖然還稱不上是對證券市場完整的施政綱領，但立即被市場視為風 向標。
一位證監會中層幹部對財新《新世紀》表示，「最近一個月來，尤其是深圳講話以來，市場人士都在蒐集各種資料觀察研究郭樹清的施政思路，連郭樹清 以前寫的幾本談宏觀經濟的著作都被搶購一空了。」
郭樹清講話的當天上午，他的講話原文被掛上了證監會官方網站。這創下了證監會歷史上的最快紀錄。「以往主席講話、發言，從內網到掛外網，一棟大 樓裡轉幾圈，至少要一天的時間。」一位證監會內部人士說。
公開透明，已經變成郭樹清新政的關鍵詞。
11月12日，郭樹清出席財新峰會，演講中沒有直接提及資本市場，但在會下，他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資本市場就是要公開透明。」
近一個月來，證監會多次召集媒體吹風會，各部門負責人公開闡述對於上市公司分紅、創業板退市、嚴懲內幕交易等市場熱點問題的看法和未來改革的方 向。有關創業板退市的政策，在延宕多年後，開始公開徵求意見；證監稽查部門人士，公佈了包括李旭利老鼠倉、發審委吳建敏等多個內幕交易案件。
「現在證監會內氣氛活躍，大家都在調整思路。」證監會一位人士說。
「郭樹清的作風清新，是一位開明的證監會主席。」一位投行人士表示，「可以預期，未來資本市場的透明度會大大增加。」
在談到關於資本市場下一步的任務時，郭樹清稱，「十二五」規劃綱要已作出了詳盡的安排和部署，下一步就是要堅定不移地落實這些要求，紮紮實實推 進資本市場的改革創新和健康發展。
「說正確的話容易，但做正確的事情，從根子上扶正資本市場，新一屆證監會主席還需要小心其中的陷阱。」接近證監會的人士分析認為。
從10月31日到12月8日，在歐債危機惡化等外部環境下，上證綜指從2468點跌至2329點。
債市「硬骨頭」
債券市場一直是證監會想推動又難以推進的一塊「硬骨頭」。從各種跡象看，債市大發展將成為郭樹清施政突破的大方向。
一般認為，發展債券市場有利於實現融資渠道的多樣化，有利於促進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和銀行體系的改革調整等。在11月12日的財新峰會上，諸多 與會嘉賓談到證券市場發展，莫不把債市列為重中之重。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董事長胡祖六指出，「債券市場提供短期、中期、長期融資，替代銀行的中介功能， 更能反映市場供需，進行價格發現，便於企業和機構管理風險。」
郭樹清對於債券市場的關注，由來已久。
2001年，時任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郭樹清就在《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幾個決定性因素》一文中指出，「近年來，我國股票市場發 展較為迅速，但是債券市場卻成為『短腿』。其中，國債在最近幾年達到一定規模，公司債市場十分弱小，市政債或機構債市場則還沒有起步。」
郭樹清稱，公司債和市政債的發展如果說不比股票、國債更容易、更基礎的話，至少也不會比後者更複雜、更尖端。
此後，郭樹清曾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這或許有一點激進，但我認為應該在中國推出垃圾債券。但很可能要用一個更合適的名稱，比如 『創新』債券或『高收益』債券。」
2010年10月，時任建行董事長的郭樹清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監管很重要，但好的金融體系不是監管出來的，機構內部的機 制、市場結構體系才是最重要的。」今年5月，郭樹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再次提到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
郭樹清此次在深圳的發言中表示，「要落實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發展債券市場的要求，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發行公司債券籌集資金。適應我國城市 化、工業化、信息化、國際化的需要，逐步研究推動地方債、機構債、市政債、高收益債等固定收益類金融產品創新。同時，按照統一准入條件、統一信息披露標 準、統一資信評估要求、統一投資者適當性制度、統一投資者保護安排的原則，加快實現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
不過，郭所說的「互聯互通」恰恰是當下債市的瓶頸。「交易所市場不情願聯通，銀行間市場不屑於聯通，這是當前的現狀。」一位監管層人士說。
交易所市場一直努力的是讓商業銀行回歸，但對互聯互通缺乏積極性。目前，交易所債券市場交易規模小，流動性差，而銀行間市場的投資者以銀行為 主，資金量大、流動性相對較強，因此交易所市場擔心和銀行間市場聯通以後，大量債券反而到銀行間市場轉託管，交易所市場進一步萎縮。「這就是所謂的『賠了 夫人又折兵』。」市場人士說，「但交易所市場自己玩，沒錢沒品種，肯定也沒有前途。」
在流動性差的現狀下，企業和投資者對交易所債券的興趣寥寥。比如，創業板允許發行私募債政策出台20天，至今沒有企業申請或者表示意向；而最近 長征電氣（600112.SH）以高達9%的利率發債，認購清淡。
接近央行的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未來央行和證監會之間的協調可能會更容易些。證監會今年以來，對於公司債市場的發行審批大大提速，亦簡 化了程序，目前一個多月就可完成審批，比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註冊制還要快一個月。但業內人士指出，證監會對公司債仍設有發審委，其發行機制仍是審批 制，相較之下，仍有改進空間。
完善市場要素
郭樹清表示，要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結構，可以為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促 進其加快發展。「這段話的落腳點，在於強調為中小企業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一位證監會人士分析認為，「新三板」的退出和商業銀行上市，都將加快步伐。
郭樹清談到，要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公司在主板上市，堅持不懈地發展中小企業板，積極穩妥地發展創業板市場。加快統一監管的場外市場建設步伐，穩 步推進期貨、期權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認真研究櫃檯交易的可行性。進一步明晰各板塊的職能分工和服務定位，形成功能互補、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多層次市 場體系。
據監管層人士透露，從為中小企業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的角度看，城商行上市有望放開，目前已經有十家城商行排隊等待監管層的審批。
財新峰會上，厚朴基金董事長方風雷亦提出了「新板市場」的建議。新三板市場也再次提上證監會議事日程。「有可能明年推出。現任市場部主任謝庚， 可能會出任新三板交易所的董事長；現在上市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歐陽澤華，可能會回到市場部接任主任一職。」多位監管人士在談到新三板市場的規劃時說。
新三板市場的定位，是那些有發展潛力的中小公司。監管層不會硬性規定盈利水平，甚至可以不要求盈利指標，由投資者自己篩選和投資。
「這個市場實際上才是最初設計的創業板市場。由於種種原因，現在的創業板基本上就是一個小主板，希望未來的三板市場能夠真正成為有效率的市 場。」深圳證券交易所一位人士表示。
在深圳講話中，郭樹清提出，「儘管國內外許多權威研究機構一致認為，中國的股票市場蘊藏著罕見的增長潛力，但是低收入人群和以退休金為生的人群 就可能不太適宜參與其中，應當建議他們更多考慮風險較低的投資和儲蓄工具。」這是證券監管官員首次對投資者適應性制度提出的標準。
郭樹清強調說：「資本市場的安全運行和功能發揮，不僅需要透明高效的市場機制、經營穩健的市場主體、適度有效的市場監管，更離不開結構合理、成 熟理性的投資者群體。要本著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加強對多層次市場各類產品的風險揭示和歸類，落實與之相匹配的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引導投資者審慎評估，理性 參與，確保將合適的產品賣給合適的投資人。」
郭樹清表示，要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資者群體，「在強化對廣大中小投資者服務的同時，要鼓勵和引導證券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社保基金、保險資金等 機構投資者協調發展，積極引導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陽光化、規範化運作，共同促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證監會將在12月底正式成立投資者保護局，明年投資者保護局的主要工作將是進行投資者教育。參與籌備工作的監管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要通過適當的渠道，對適當的投資者進行適當的教育。不同教育水平、不同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有不同的接受方式。
匯信資本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葉翔在財新峰會上表示，中國發展證券市場的關鍵，是需要多層次、專業化的本土機構投資者。他表示，最重要的長期投資 者是壽險公司跟養老金投資，「這個市場最重要的就是需求，只要有了這個需求，供給不是困難的事情。」
陽光下的「零容忍」
郭樹清對內幕交易的「零容忍」措辭，著實震動了市場。他稱，「小偷從菜市場偷一棵白菜，人們都會義憤填膺，但是若有人把手伸進成千上萬股民的錢 包，卻常常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就是內幕交易的實質，也是防範和打擊這種犯罪活動的困難之所在。」
郭鄭重聲明，「中國證監會對內幕交易和證券期貨犯罪始終堅持『零容忍』的態度，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
近日，證監會有關負責人在新聞通氣會上表示，截至11月，今年年內移送公安機關涉嫌犯罪案件16起。對150人處以罰款，吊銷了2人的基金從業 資格；對8人實施了市場禁入；罰沒款金額總計3.35億元，為近年來新高。這位負責人還在通氣會上一口氣通報了6起案件，其中包括獲利超千萬的李旭利老鼠 倉案件，宣佈對第三屆併購重組委委員吳建敏實施解聘處罰。吳建敏因涉嫌違規持有所審核上市公司「ST聖方」（000620.SZ，現名新華聯）的股票問題 被立案調查。證監會並沒有披露吳建敏持股的具體時間和具體交易情況，但無論吳建敏是否獲利，其行為已經嚴重干擾了其作為重組委委員對項目評判的公正性，很 可能導致一些不該通過的項目獲得通過，本人更是涉嫌內幕交易。
眾所周知，證券市場賴以健康發展的生命線就是公開、公正、透明，其中公開被放在首位。
然而，回首中國股市的發展，各類違法違規事件不斷，相關披露也難以做到及時充分。在2000年到2001年間，證監會對案件的查處等情況公佈相 對及時，但此後則迅速放緩，這從證監會官方網站上的信息披露情況就能一觀端倪。
在前述吹風會中，證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證監會將積極參與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進一步強化政務信息公開，及時 公佈監管立法、稽查執法、日常監管等信息，積極推進行政審核與許可流程的陽光作業，加大重要政策的主動溝通和釋疑解惑，提高監管開放度和透明度。
同時，這位負責人說，還將加快升級誠信檔案，完善誠信監管執法手段和信息披露制度，依法嚴懲欺詐發行、虛假披露、會計造假等失信行為，切實維護 「三公」的市場秩序。
郭樹清表示，「誠信缺失加劇了社會焦慮，增加了經濟運行的成本，也侵蝕著政治穩定的基礎。中央對誠信建設高度重視，廣大人民群眾也充滿了期待。 資本市場本身就是商業信用發展的結果，是以誠信立足的，應該有責任和信心在誠信建設方面走在最前列。」
「發展資本市場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與社會上一系列焦點事件和矛盾衝突的核心一樣，而解決這些問題最根本有效的辦法和途徑就是公開透 明。」一位投行高層人士對郭樹清的表態深表認可。
11月29日，證監會召開新聞通氣會，與會媒體由此前的17家增至29家。
放鬆監管大趨勢
本屆證監會能否在放棄發行審批制度上取得突破，成為市場關注的一大焦點。一方面，證監會對違法違規查處不夠；另一方面，又因種種原因，對發行、 併購等市場行為不願意放棄行政審批權。
在財新峰會上，幾位曾在中資、外資、中外合資、交易所供職過的發言嘉賓均表示，放鬆對發行審批的監管，把權力還給市場，已是當務之急。上海金融 辦主任方星海即表示，目前監管機構能夠做的，就是要增加資本的配置效率，而不是過於嚴格的監管，如目前對發行結構、發行節奏、再融資、併購等都限制過嚴。
淡馬錫控股公司中國區總裁丁瑋指出，目前的監管有多處需要「鬆綁」，比如首次公開發行（下稱IPO）要求股東人數不能超過200人等規定。「關 鍵還是要建立一套體制、平台、機制，不管是融資者還是投資人能有一個平等的、有效率的市場進行博弈。」他說。
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胡祖六認為，改變監管思路非常重要，「監管當局承擔了不可承受的重中之重，因為它想它能夠替代市場，能夠告訴投資者，哪個企 業符合要求，達到標準，是可以幫投資者賺錢的。最後的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證監會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力推發行制度技術層面的改革，但發行註冊制並未有實質推進的跡象。1999年7月1日《證券法》的實施以及一系列文 件的相繼出台，構建了股票發行核准制的基本框架。2001年3月17日，證監會正式宣佈取消股票發行審批制。而到了2006年，新股發行市場化定價機制方 案初定。2009年6月啟動又一輪新股發行制度改革，至2010年11月第二階段改革啟動，均是對2006年確立的市場化定價發行機制的修補。
證監會主管發行的主席助理朱從玖在新聞通氣會上表示，證監會關注業界的交流和討論，關注國際變化的趨勢，尤其重視國內市場發展的深刻特徵和多方 訴求。
他說，證監會在醞釀如何以提高信息披露質量為中心，完善首發管理辦法和上市公司再融資辦法，研究如何完善對中介機構的監管，進一步明確中介機構 責任，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另外，針對上市行業細分和新產業的出現，證監會在考慮逐步引入有行業背景的審核力量。同時，也在研究擬上市公司是否需要安排自身 的律師，來獨立寫作和核查招股說明書的內容。
朱從玖說，這些問題涉及面寬，事宜重大，需要審慎研究後再決定如何推出、何時推出。
「一步推出IPO註冊制是不可能的，整個市場環境並不具備條件，比如中介機構的誠信問題、投資者的成熟度問題，因此需要一步步來。」證監會有關 人士認為。
市場人士分析認為，新主席再開明，料也很難敢冒此風險，貿然推出註冊制。
對於這一IPO註冊制尚不具備各類條件的經典辯護，丁瑋在財新峰會上表示，「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下，認為監管一定比市場聰明，這是不現實的。應該 讓市場參與各方自己去摸爬滾打，才能成長。」
改革需防陷阱
郭樹清上任後，證監會推出了兩大主要政策，一是涉及上市公司分紅問題，二是創業板的退市政策。前者被市場總結為「強制性分紅」；後者則被認為是 「溫柔退市」，用意良苦，但亦留有後患。市場人士分析認為，證券市場作為巨大的利益場，政策的出台還需要愈加小心，以防踏入新的陷阱。
證監會主席助理朱從玖表示，證監會將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完善分紅政策及其決策機制，科學決定公司分紅政策，增強紅利分配的透明度，不得隨意調整已 確定的分紅政策。證監會將立即從首次公開發行股票開始，在公司招股說明書中細化回報規則、分紅政策和分紅計劃，並作為重大事項加以提示。
監管層的目的，除了希望增加投資者投資收益，嚴控某些誠信缺失的上市公司行為，更是希望通過強制上市公司分紅，來引導投資人進行長線投資
但是，對股東來說，分紅與否本身並無本質區別。分紅後除權股價下跌，相當於拿股東自己給自己派紅包，考慮到分紅的稅收問題，反而會帶來負效益。 市場人士表示，對分紅的過分強調，恰恰意味著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誠信程度的不信任。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上市公司的分紅安排應是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管理層根據企業發展階段的需要，相互協調製衡的結果，而監管者的真正職責在於監 督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行為，督促其勤勉盡責，防止內部人控制。推行上市公司強制分紅並不能真正起到引導投資者長線投資的目的，反而是對正常公司治理機制的削 弱。
以前，證監會也曾對上市公司分紅有過強制要求，比如要求上市公司分紅才能再融資，但是很快招致了「分一分錢圈兩塊錢」的批評。
「強制性分紅，實際是把股票變成了債券。那還不如放開上市公司發債。」上海金融辦主任方星海說。
久拖不決的創業板「退市制度」推出之快，則有些出乎市場的意料。11月28日，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掛出《關於完善創業板退市制度的方案（徵求意 見稿）》（下稱新方案），向公眾徵求意見。其中，創業板嚴禁借殼上市成為亮點（參見本刊2011年第47期「創業板退市新政」）。
較之原本形同虛設的「退市制度」，新方案增加了「連續受到交易所三次公開譴責」和「股票成交價格連續20個交易日低於面值」即需要退市的新規 定，取消了「退市風險警示處理」。
整個方案中，對於重組標準的提高頗具重大影響。
目前，主板暫停上市的公司，通過各種調節財務指標的方法實現恢復上市的現象較為普遍。
為此，新方案完善了創業板恢復上市的標準，明確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的淨利潤孰低作為恢復上市的盈利判斷標準，防止創業板公司通過一次性的交 易、關聯交易等非經常性收益調節利潤來規避退市。
不過，新方案特別設計出一個退市緩衝帶，即創業板公司並不直接退市，而是進入「退市整理板」，漲跌幅由原ST板塊限制為5%放大到10%的單獨 板塊進行交易。
「新方案提出的退市條件可執行度依然很差。」業內人士表示，深交所推出創業板退市新方案不算十分有效率，只能稱之為一個妥協方案，未來仍有可能 留下和主板一樣的殭屍公司，連年虧損而不能徹底退市，甚至可能吸引資金惡炒退市整理板。
財新《新世紀》記者張宇哲對此文亦有貢獻
2012年4月1日，證監會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證券市場新股發行體制改革，艱難地拉開帷幕。
此時，距離新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上任僅5個月，距離郭樹清發出「IPO不審行不行」的驚天一問僅僅兩個月。
就在這數月之間，證券市場上有波瀾起伏，下有暗流湧動。以改革者的姿態登場的郭樹清被寄予厚望，卻也備受懷疑——在這個利益牽扯極其巨大而且異常錯綜複雜的市場上，他能推動真正的改革嗎？
被坊間人士們拿來佐證的一個例子，便是最新出爐的這份徵求意見稿。這份文件令許多市場人士失望不已，被認為不僅沒有觸動審批制這個證券市場最大的痼疾，而且被質疑說給了機構投資者更大的話語權。
事實上，郭樹清履新證監會以來，其坦率的言行一次次觸動市場神經，掀起一場又一場「郭氏風暴」，但這些改革能否真正帶來推動，能否持續下去，尚未可知。人們都在觀望，這位曾有著「體改猛將」之稱的學者型官員，究竟會給痼疾纏身的中國證券市場帶來怎樣的改變？
處長輪崗，破冰行動
人事輪崗被解讀為打破審批權力尋租，但反對聲音認為，「輪崗，還是普惠？這樣不是給了處長們輪流腐敗的機會？」
郭樹清再次發出變革信號，是在3月24日。
證監會表示，擁有行政審批權的發行部、創業板部、上市部等9個部門工作5年以上的處級幹部，將與沒有行政審批權的部門相關崗位幹部進行對調。此次輪崗方案共分兩輪，涉及處級以上幹部共41人。
這是一次看似不大，卻影響深遠的改變。
權力部門和非權力部門任職對調，處一級人事安排將發生徹底的變化，這一舉打破了證監會過去5年已經固化的內部平衡。
「這個抓手非常到位，也非常精準，但效果還需觀察。」一位市場觀察人士評價。「周小川在證監會任上也曾啟動過司局級幹部輪崗，但後因為反對聲音太大，就不了了之。」
而熟諳中國官場運行規則的人都清楚，處長雖然位於行政序列的中低層，卻是影響和貫徹政策執行的關鍵人。尤其是在證監會的發審制下，尋租機會湧現，曾出現王小石等個別發行部門官員淪為貪腐之徒的前車之鑑。
作為「兵之頭、將之尾」、「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的處長們，不僅是中層官員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是干活和政策起草及推進的主力。有人感慨，「中國最有權力的實際是那些重要部門裡的處長們。」
眼下，觀望、微妙的氣氛正在證監會富凱大廈的辦公室裡蔓延，人們心情複雜。「會裡大部分的處長表示讚賞和支持，但被輪走的不好說了。」證監會內部一位處長告訴記者。
而這也在業內引起連鎖反應，「過去幾年的工作算是白費了。」當得知發行部和創業板部6個處一半以上的正副處長都要輪崗，一位券商老總的表情相當「哀怨」。
這次人事輪崗被業界解讀為消除審批權力尋租的破冰行動。但同時也招來非議，非權力部門一向是證監會裡的「清水衙門」，輪調到有行政審批權部門的「肥缺」後，引來相當刺耳的反對聲音，「輪崗，還是普惠？這樣不是給了處長們輪流腐敗的機會？」
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世界是一個牡蠣，郭樹清可能會選擇用刀把它撬開」，一位老朋友曾這樣形容。
在中國，證監會主席不好當，歷來有「火山口」一說，眼下，有人甚至將證監會主席和足協主席相提並論，因為只有這兩個位置，板磚和諷刺總是不期而至。
2011年10月30日，郭樹清出任新一屆證監會主席後不久，股市最低跌破2200點，僅從指數看，已跌回十年前，股市瀰漫「十年股市上漲幅度為零」的一片哀嘆。
在低迷的市場變革，向來艱險。股市積弊叢生，新股發行、退市制度則是資本市場健康與否的核心所繫，各方的目光聚焦於此，這也是郭樹清真正面臨的大考所在。
郭樹清留給外界的印象是，必要時，他可以表現得非常強悍。「如果世界是一個牡蠣，郭樹清可能會選擇用刀把它撬開」，一位老朋友曾這樣形容。
但是，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都清楚，在中國，目前的改革不可能直搗黃龍，更何況證券市場各方利益交織混雜，人們常說郭樹清和央行行長周小川的風格類似，同是學者型官員，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理念——但周小川在證監會主席任上黯然收尾，郭樹清會不會也遭遇「出師未捷身先死」？
要撬開資本市場堅硬的既定格局，郭樹清會選擇哪個角度？這確實考驗他的智慧和定力。
看起來，他小心翼翼地採取了迂迴戰術。在公開場合，他一再強調，「我剛剛從間接融資領域轉崗到直接融資戰線，對資本市場並沒有多少成熟的想法」，但在內部會議上，他則以提問的形式拋出「IPO不審行不行」，通過證券系報紙一再強調必須推出退市制度。
「小偷從菜市場偷一棵白菜，人們都會義憤填膺，但如果有人把手伸進成千上萬股民的錢包，卻常常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就是內幕交易的實質。」這是流傳更廣的郭氏表述。
「郭主席愛憎鮮明，他不是官油子。即使招來爭議，也要苦口婆心地說出來。」一位現任的證監會官員對他評價很高。
一番番「苦口婆心」後，郭氏改革的治理重點已逐漸清晰：推進新股發行改革，推進創業板退市制度，強迫「鐵公雞」上市公司分紅，對內幕交易「零容忍」。幾乎項項針對中國證券市場頑疾。
尤其是打擊內幕交易方面，郭樹清幾乎掀起一場監管風暴。不少積壓多年的證券操縱、造假欺詐、內幕交易、老鼠倉等大案重案被查處。例如，勝景山河造假上市案長期逍遙法外的平安證券兩名投行保薦人，在郭樹清上任後不久，被一紙嚴厲罰單撤銷了其保薦代表人資格。
監管風暴甚至「燒」到了郭樹清的老部下——建銀國際前高管張傳斌也被公安機關調查。據稱張傳斌在石化龍頭廈門翔鷺擬借殼ST黑化重組上市中通過「老鼠倉」獲得2000萬元左右。郭樹清「揮淚斬馬謖」之舉震動投行界。
對於這些治理目標，一位前證監會官員直言「震驚」。該人士曾親歷周小川和尚福林任期，他說，「這些目標怎麼做得到？每一項都牽動無數利益神經，稍不 留神，就會行差踏錯。」譬如內幕交易，「怎麼可能零容忍？中國最大的內幕交易者都是來自政府內部，即使查，查到的也只能是小魚小蝦。」
看上去，熟諳中國改革陣痛與艱難的郭樹清幾乎給自己定下了不可能的任務？一位市場觀察人士如是解釋：「郭這樣做的政治風險是毫無疑問的，但不這樣做也同樣有政治風險。兩相權衡，做的風險可能更小。」
不好對付的領導
相比於歷任領導調研時四平八穩的做秀，郭樹清的調研直指要害。
翻開郭樹清的履歷，從學者到官員，看上去在仕途上一路風順。
1990年代，他在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工作十餘年，擔任體改委秘書長等重要職務，積累下了大量的宏觀管理經驗，也因此被稱為「體改猛將」。
之後，他曾任貴州省副省長、外管局局長和匯金公司董事長，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副部長。2005年，在前建行行長張恩照因受賄出事後，郭樹清臨危受命接任行長，擔負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的使命——帶領建行上市。在他的強硬治理下，建行在216天後成功登陸香港聯交所。
但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郭省長、還是郭董，他都看上去略顯單調，學生們甚至想不出老師有什麼愛好。讀書看報是他一直保持的習慣，他曾大力向學生推薦 《經濟學人》和《華爾街日報》。做學問、寫文章佔用了他主要的時間。同樣出名的，是郭樹清的酒量，傳說中他「一次能幹掉2斤白酒」，學生們都不敢輕易敬 酒。
有一個特點也非常鮮明——無論在誰面前，郭樹清都是平易近人，和善可親。「他身上沒有一絲精英階層或者官員權貴的傲慢。」一位老朋友回憶說，他還很幽默，經常愛開點玩笑。
「在建行，郭董會調侃屬下，看到資歷老的同事，他會輕鬆地拍著人家肩膀喊你老徐，有時甚至叫你老大。」建行的一位高層員工回憶說，在建行H股上市的慶功酒會上，郭樹清臨時改變了致辭，用了不短的時間，一一念出幾位建行一線優秀員工代表的名字，這讓很多人都大感意外。
這種風格也被他帶到工作中，郭樹清不輕易發火，有一種不怒自威——他的記憶力和洞察力都很驚人，下屬們會發現，這個領導一點都不好對付。
剛到證監會，郭主席的這種步步緊逼讓下屬難以適應。「聽說他佈置一個部門有關某項改革的探討，第二天，他就把那個頭叫過去詢問進展；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問，第五天，沒有過問了，大家都鬆了口氣，誰知道，第六天，他又派人來問了。」一位現任證監會官員說。
之後，郭樹清曾去上海和深圳交易所調研，從會議紀要上，可以分明看出鮮明、強勢的「郭氏」風格，「語言直白生猛」。據說，郭樹清在調研時表示，調研 就是要說不足的地方，做得好的地方不用講。郭樹清甚至直指某些官員有讓券商「跑章」之嫌，「審一個營業部要求對方出具35個證監局的無異議函，這是要幹什 麼？」
相比於歷任領導調研時四平八穩的狀態，郭樹清的調研顯得十分另類，直指要害。
整體改革論者
在中國的部級官員中，郭樹清是筆耕最勤者之一。
看起來，郭樹清在證監會推行改革可以用一句話歸納，市場能管的由市場管，政府應該主動削弱權力。而熟悉郭樹清的人都說，對於改革所可能遭遇的困難，他具備了足夠的耐心和韌性。
2008年，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郭樹清改革論集》，郭樹清在自序中寫道：「計劃和市場這兩個範疇曾經困擾我們幾十年時間，每前進一步都非常艱難，不斷出現反覆。有些問題上，你甚至覺得20年都沒有變化。」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中國改革沿路曾走過的艱辛如今已經很難想像。在《8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中，作者柳紅這樣描述整個過程， 「1980年初，必須改革，這是共識，但是，怎麼改，改到什麼程度，改成什麼樣子，尚不及想。改革的序幕，是被一雙歷史的大手拉開的，所有的演員、導演都 在場，然而，這是一場沒有腳本的改革。」
斯時，年輕的郭樹清也在思考這場扭轉中國命運的改革大潮。這位舊時代裡的年輕人，1978年之前還在內蒙插隊。1978年，他考入南開大學哲學系， 在那裡，他從哲學的思辨轉向對經濟產生熱情，師從社科院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此後，在逐漸拉開的改革大戲中，他漸漸和那個時代眾多青年經濟學家一起，從小 配角慢慢走到舞台中心。
1984年，29歲，剛剛法學博士畢業的郭樹清參加了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巴山輪會議，和其他改革者一起為艱難的中國市場化尋找方向；在趙紫陽任總理 期間，他已是幾個較受重視的經濟學家之一；他與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等人被稱為「整體改革論者」，很多人日後都成為中國經濟領域舉足輕重的角 色。
郭樹清後來曾動情回憶道，「我們絕大多數人每月的津貼或者工資只有四五十元，但是，我們思想活躍，心憂天下，追求的是知行合一，允公允能。更為特別的是，我們多數人在社會基層生活過，有一定的實踐經驗，討論和交流能夠超出書本，研究和分析也可能更加理性務實。」
可以看到，郭樹清在這一階段寫了大量文章，發表在《改革》、《比較》等知名的經濟學刊物上，即使日後陞官，他也養成了筆耕不輟的習慣。可以說，在中 國的部級官員中，郭樹清是筆耕最勤者之一，對於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各種問題，和各個國家經濟改革路線的橫向比較，他的涉獵之廣和思慮之深，都令人印象深刻。
證券市場向市場去
「中國經濟改革既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也是發展導向的。我們不乏理想主義，但我們更講現實主義。」
當這位曾經的「整體改革論者」開始執掌中國證券市場的方向，他會將這場艱難的轉軌帶向何方？
必須要提及的一個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個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那時開始，拯救與重建成為各國的主題詞，對原有體系的懷疑與反思也成為流行的思潮。
向何處去的猶疑，並非只是在少數人心中存在。著名經濟學家、市場派學者張維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信什麼不信什麼，都是我們的理念，在這個時候，特 別是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怎麼判斷市場，看待市場經濟，全世界都變成一個問題，對美國這些國家，問題可能不會很大，是因為制度已經相當的穩固，但是中國屬於 變革期間，變革期間你可以搖擺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中國證券市場積弊日深，郭樹清主席將怎樣處理監管和市場的關係，他的市場化之路究竟能走出多遠？他會在這條路上左右搖擺嗎？
不少市場人士報以樂觀的估計，上海咨奔商務諮詢有限公司研究部門主管張浩川說，「郭樹清的做法一直是以市場為導向，他作為證監會主席即使不加快，至少不會放慢中國資本市場的自由化。」
或許，郭樹清已經自己給出了答案，2003年，在《未來改革面臨的挑戰》一文中，他這樣總結，「中國經濟改革既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也是發展導向的。這兩個導向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們不乏理想主義，但我們更講現實主義。」
在郭看來，改革的目標不是要追求一個漂亮的模式，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和社會進步。郭樹清特別強調發展，「我們始終從發展入手來考慮改革的計劃和方案。」
(南方週末實習生姚雪鵬亦有貢獻)
「郭氏新政」遠遠超出了證券市場「自我革命」的範疇，進而呈現出明顯的「銀、證、險、外（資）」通盤設計的色彩。
從過去的十年推不動一個政策，到現在的半年推出幾十個政策，疾風驟雨般的改革節奏，也令外界爭議重重。
千喚萬喚的深滬交易所主板退市制度，終於在五一假期密集推出。至此，郭樹清所倡導的證券市場改革的思路越來越清晰——市場此前猜疑說「郭氏新政」可能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現在卻正在形成共識，認為這是「關乎中國證券市場命運」的「系統升級」。
據不完全統計，在郭樹清出任證監會主席的6個月時間內，證監會共出台政策、意見和辦法五十多條，平均不到4天就有一個新政策出台。其密度和廣度都堪稱「歷史罕見」。
「時至今日，恐怕再沒有人敢不把證券市場的改革當回事，郭樹清主席的言論也成為市場矚目的風向標。」民間智庫安邦諮詢在研究報告中預測，「證券市場的玩法將面臨質變。」
但是對於更多的普通投資者而言，郭樹清所推動的股市變革，無論是其深層的改革邏輯，還是具體的政策效應，都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疇。
「過去20年裡股市改革說了多少次，改到今天還不是原來的樣子？」有著22年投資經歷的松柏（化名）坦率地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這不是郭樹清的問題，「換了張樹清、李樹清上來，體制不變，中國股市的炒作本質就變不了！」
更多的市場研究和觀察人士擔心，在利益關係錯綜複雜的證券市場中，許多缺乏「消化期」的政策，會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最終流於形式。
郭氏「整體設計」
在簡單的問題中提出市場諸多深層矛盾的糾纏焦點，並在更大的制度框架內尋找「解結」方案，體現出身為「整體設計派」一員的郭氏施政風格。
2012年2月11日，郭樹清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出驚人之問：「IPO不審行不行？」隨即引發了證券市場的巨大震動，關於「行」或「不行」的思考與辯論，迅速觸及到證券市場深層矛盾的本質，並勾勒出郭氏市場改革思路及其背後的「制度邏輯」。
原有被稱為「挑選好孩子」的新股發行規則，在過去十多年裡弊端被市場實踐和理論研究反覆證明，卻始終無法被真正動搖。
而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中，由於信用融資在整個金融系統的缺位，使得中國企業從巨型央企到微型民企，都不得不在兩個「極端」市場——銀行間接融資和股市直接融資——尋找融資機會。在一個「巨人與孩子賽跑」的市場中，投資價值標準混亂，市場化估值體系分裂。
不難看出，證券市場自身的種種「病相」背後，其「病因」其實來自整個金融結構的深處：中國金融體系內至今缺乏市場化的資本定價「基準」。在這一前提下，不僅股市變革難以實質推動，就連銀行體系內的利率市場化等改革也遲遲難以破局。
對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便以「整體改革派」著名，其後又有著發改委、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任職履歷的郭樹清顯然明白，而他過去多年參與金融政策設計的經驗與人脈資源，也使其在證監會所推動的改革更具備全局觀念。
回顧其就任證監會主席以來的言論及政策，不難看出「郭氏新政」遠遠超出了證券市場「自我革命」的範疇，進而呈現出明顯的「銀、證、險、外（資）」通盤設計的色彩。
在上任之初，他便強力推動債券市場（包括高收益債券）建設，他對債券市場建設的關注，更是涉及到為整個金融體系「樹立基準」的基礎性工程。
這種「整體設計」的思路給市場觀察人士強烈感覺。安邦諮詢首席研究員陳功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綜合國內外政經環境分析，在前期改革中積累 了相當經驗與資源的金融體系，既有必要，也有條件在制度改革方面領先其他領域「跨出一大步」。而證券市場改革則應視為整個金融體制變革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陳功同時認為，儘管金融體制改革在方案設計中體現出了很強的整體關聯和「頂層設計」的性質，但是從過去多年的改革經驗來看，還不能指望在具體改革中各個領域能夠做到「相互呼應」甚至「齊頭並進」。
在這一「參差不齊」的改革步伐中，郭樹清所推動的證券市場改革顯然是「領跑者」之一。
再造市場
從強化分紅、加強監管到三板建設、發行改革，郭樹清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幾乎觸動了市場每一個層面的神經，在揮舞著大棒的同時也撒下了更多的「胡蘿蔔種子」（市場機會）。
在上任後的一系列公開演講中，郭樹清的施政方略也開始為市場所瞭解。
在外部建設方面，郭樹清強調要加快從場外市場、三板市場到期權期貨等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同時在更大的金融體系框架內，力推債券市 場、呼籲社保、險資等各類長期資金入市；並通過重啟國債期貨、推動高收益債券發行和引入銀行理財投資等具體政策，實現債券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和傳統 銀行體系之間的「互聯互通」。
這一系列政策的長遠目標，是將原來因市場割裂而飽受「資金推動型」波動之苦的證券市場「資本池」，變成整個金融體系相聯通的「資本湖泊」，進而充分發揮證券市場在整個金融體系中靈活高效的資源配置功能。
在穩步推進外部建設的同時，郭樹清也在證券市場內部拉開了其施政理念中的「攻堅戰」序幕。證券市場改革已經到了「關鍵一役」：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和證券監管轉型。
如果說此前的一系列改革中，以中國證監會為代表的監管部門扮演的還是「裁判」角色的話，那麼發行制度改革對現行監管體制而言無異於「革自己的命」。
在證監監管體系的傳統架構中，手握審批重權的證監會扮演著證券市場「看門人」的角色，在享受著巨大權利所帶來的利益和愉悅感同時，也成為了市場尋租 和特權交易的「形象代言人」；與此同時，監管部門所本應具備的調查執法功能卻因審批制下的利益關聯而幾近失效，成為失去了市場威懾力的「制度擺設」。
郭樹清的改革目標，就是按國際資本市場標準，將證券監管部門角色從過去負責「選好人」的市場看門人，轉變為專門「抓壞人」的市場執法者。
而所謂「好人壞人」的標準，也從過去層出不窮的審批規則，變得簡單明了：那就是按照相關市場法規「說真話」，向投資者真實披露企業的各項財務和運營信息。在上市公司「說真話」的基礎上，將「挑選好孩子」的權利最終歸還給市場投資者。
在這一總體改革思路之下，證監會近期雷厲風行，一方面向外界公佈重大案例的查處情況以立威；另一方面鼓勵市場化機構在創新中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市場空間。
現在，證券市場中的每一個層面及相關市場機構，都已經在認真思考並尋找「郭氏新政」可能帶來的新市場格局及投資機會。
從十年推不動一個政策，到半年推出幾十個政策
中國金融體系改革需要整體推進。證券市場改革自身的成敗，不僅依賴改革推動者的決心與韌性，同時也取決於金融體系其他領域的改革進程。
在郭樹清上升之初，身為君亮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的吳君亮也像所有市場投資者一樣，懷著好奇和謹慎的態度，從媒體報導中觀察著這位新任證監會主席的一言一行。
隨後不久，他便看到了新主席可能推行「強制分紅」政策的報導。在他看來，儘管「不分紅」確實是許多國內上市企業的「原罪」，但是強制性地要求所有企業分紅，最終扼殺的卻可能是有著高增長前景的優秀企業。
反覆思考之後，他給郭樹清發出了一封信，在信中闡述了自己覺得「強制分紅」制度不合理的理由，並附上自己翻譯的巴菲特有關分紅的論述。
「本來以為事情就過去了。」吳君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沒想到不久後自己便接到了證監會工作人員的電話和傳真，向他轉達郭樹清看完信後的批示，並轉達謝意。
在短短半年時間內，「郭氏新政」疾風驟雨般的政策節奏難免引來各種誤讀與爭議，郭樹清以其獨具特色的傾聽和回應模式，一方面迅速消解信息誤導；另一方面則在廣泛蒐集相關建議的基礎上進行政策調整。
與此同時，某些善意的擔憂也在市場觀察人士們心中泛起。
「之前是十年推不動一個政策，現在是一年推出幾十個政策。」多位市場人士在向南方週末記者表達欣喜之意時，不約而同地擔心「政策進度是不是太快了？」
郭樹清「鐵腕」推動改革，令市場耳目一新。但是要革除多年積弊，顯然非一日之功。到了真正觸碰各方利益格局的中盤博弈時，會不會依舊陷入舉步維艱的泥沼？
但也應該看到，金融體系的變革是一個深具整體性和關聯性的「系統升級」，證券市場自身的改革，如果沒有其他相關領域的改革跟進，亦很難維持此前「單兵突進」的改革步伐。
無論是對於郭樹清，還是中國證券市場，改革任重道遠，還遠遠沒有到「清理戰果」的階段。
《華爾街日報》周三報道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或將離任。前證監會主席、現任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是新一任央行行長主要候選人。
該報道援引知情官員稱，中央高層正在考慮周小川的接替人選。前證監會主席、現任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是主要候選人。
《華爾街日報》引述官員表示，該項人事變動預計將在下個月舉行的高層會議中確定。該官員特別強調，周小川是否離任還未最終確定。
公開信息顯示，周小川生於1948年1月。 從2002年12月至今，周小川一直擔任央行行長，是央行史上任期最長的行長。 2013年3月，周小川成為首位“三連任”的央行行長。當時，周小川已經正部級官員通常退休年齡。
據《華爾街日報》，周小川“超期服役”的主要原因，是決策者擔心市場會出現劇烈波動。成功的央行行長離任時，市場往往會大跌。
周小川任職央行期間，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改革，被海外媒體稱為“人民幣先生”。
面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或將離任的傳聞，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認為，即使未來幾個月央行會有新的行長上任，也不要期待中國的貨幣政策會有任何大的改變。
是否真的是這樣，我們不妨看一看周小川最有可能的繼任者、現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此前在《金融研究》上刊發的論文，他認為做宏觀經濟分析時最應該註意到以下八大問題：
(一) 準確界定每一個變量
有關金融和宏觀經濟觀點的分歧, 多半是由研究所依據的統計數字不同引起的。來自不同系統的統計數字往往有統計口徑的差異,有時候還需要選擇替代性的指標,所以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每一個組成部分,在研究中都需要仔細審查。例如,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個關於消費的月度或季度統計數字,而只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要註意的是該指標不包括服務消費。固定資產投資月度或季度數據也主要是指國有經濟及股份制經濟的投資額,而不是全口徑的。關於進出口的數據存在海關統計與國際收支統計的差別。國際收支的進出口均采用離岸價格,其中出口沿用海關的統計,進口則用海關統計的到岸價進口額減去運費和保險費得到。此外, 國際收支的進出口還包括一些未經海關的轉口貿易和對商品退貨的調整等。
關於若幹比率性的數據更應當慎重使用。例如,人們常說城鎮人均收入是農村的312 倍, 但由於我國居民收入貨幣化程度不是很高, 城市居民有很大一塊隱性收入,因此僅比較城鄉居民的貨幣收入並不完整。又如說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145, 或說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60%等等, 都是需要註明條件的,特別是不能簡單地進行國際比較。
(二) 區分清楚存量和流量
存量是時點數,流量是一個時段內發生的總量。銀行存款余額是存量, 一定時段內新增額是流量。資產類變量一般都是存量, 而收入和支出、收益和費用都是流量概念。經常有人談到銀行儲蓄存款有10 萬億元沒有被使用,這是完全錯誤的。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都會被全部分配使用,不會有未被使用的儲蓄,而保留在儲戶手中的是債權,是一個存量概念, 它可以隨時兌換成現金用於當年的投資和消費,從而又轉化為流量。之所以能夠這樣轉化而不受過多制約, 是因為同時有人會增加儲蓄。
有許多不恰當的概念使用或表述方法在研究中應該避免。例如說占人口10% 的富人擁有的財產在GDP 中占若幹比例。這種說法並不恰當,不過可以說“相當於”,因為這兩個概念一個是存量,一個是流量。
(三) 高度重視庫存
前文已經分析了庫存增加的宏觀經濟效應及其對金融的影響, 通過考察庫存的變化就可以知道有效需求與有效供給的情況。事實上不僅宏觀的庫存指標有重要意義,每一個部門或行業的庫存情況也是非常關鍵的。例如工業產銷率、商業庫存、石油儲備、電廠存煤、糧食儲備和農民存糧等, 都是事關國計民生, 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考察變量。
(四) 註意預期的作用
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必須有效處理公眾預期的作用。研究者要善於把經濟基本面與可能的預期形式結合起來考慮問題。市場供求不是機械的關系,而是人的活動,所以有心理因素發揮作用。通常,資產價格是由經濟基本面決定的, 例如在理論上,股票價格應等於每股收益與貼現率之比。但當實際股價高於理論值時,如果市場參與者預期股價還會繼續上漲從而大量買入則股價不但不會向理論值回歸,還會出現更大的偏離。
在股票和外匯等金融市場上,預期的影響有時是決定性的。1996- 1998 年,流入29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股票投資分別為357 億、257 億和24 億美元,波動很大,這驗證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 Kindleberger) 的著名論斷: 資本流動的特征就是恐慌和狂熱。亞洲金融危機前後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在很大程度上與市場預期的變化和投資者的跟風行為有關。一個經濟體出現危機,投資者預期其他經濟體也會爆發危機, 因此爭先恐後地抽逃大量資金,從而導致這些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大幅下挫, 貨幣匯率隨後急劇貶值。
政府行為對市場預期會產生影響。美國政府在“保衛美元”和“放任貶值”,即所謂“強勢美元”與“弱勢美元”之間進行政策轉換, 就是試圖主導市場預期。
(五) 兼顧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任何經濟行為、因素和事件在長期中都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比如匯率政策之所以被稱為“雙刃劍”,是因為國際收支余額無論是順差還是逆差都有利弊兩方面效應, 而且規模的大小和持續時間的長短不同, 後果也很不一樣。
只看積極一面或只看消極一面都是片面的, 不妨以出口分析為例。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很有競爭力,一雙鞋子平均只賣215 美元,一部手機只賣80 美元,這是積極的一面。但同時需看到消極的一面,廉價出口意味著對海外讓渡很大一塊價值剩余。長期以來, 我國一直處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境況之中,同時美國等國還指責我們搞傾銷。再以就業為例,對如何理解中國巨大的人口和勞動力資源對於經濟的影響經常存在偏頗, 最流行的說法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用以解釋中國的就業困難和通貨緊縮,或說明工人的工資不能太高。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人為壓低工人工資,從而導致工廠招不到足夠的工人。而實際上,從另一角度上講, 人口眾多同時意味著巨大的需求潛力和市場潛力,條件具備的時候,“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關鍵在於如何創造這些條件。
總之,經濟政策本質上就是在利弊之間進行選擇,取角點解的情況並不多見。宏觀經濟和政策研究要準確判斷根本利益之所在,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進行科學全面地分析和權衡。
(六) 盡最大可能了解全局
在正確的框架內要了解更多的細節。任何國家和部門提供的關於宏觀經濟和金融的某一個或幾個統計數字都不可能是絕對準確和足夠詳盡的。因此要閱讀大量報紙和資料,了解更多行業的具體情況。要經常學習、反複總結、不斷歸納、交叉驗證,具備全局分析的能力,在研究中才不致於以偏概全。
(七) 註意把握趨勢
這既指短期宏觀經濟的變化走勢,也指長期的發展趨勢。宏觀經濟指標的數值很重要, 但其總體走勢更重要。例如知道了通貨膨脹率為5%,而弄清其發展是處於上升還是下降的趨勢尤為關鍵。1997 年以來,第二產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當年是2317% ,2002年為2114%。
(八) 研究、創造新的概念和方法
傳統的投資和消費的概念是非常相對的。按照現行的統計標準,用於教育的經常性支出屬於消費。但教育支出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產能力, 會帶來未來經濟潛能的擴大並最終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教育支出完全可以被界定為投資。有經濟學家在上世紀60 年代就提出了這種觀點。所以,可能需要將投資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的以有形資產形成為特征的投資,一類是以無形資產形成為特征的投資。又如如何評價R&D 的影響, 如何理解綠色GDP 和國內進步尺度( Measure of DomesticProgress, MDP)的概念,等等。但是,發展和創新是在繼承的基礎之上實現的。對於各種新方法和新理論要冷靜分析。例如對於所謂“新經濟”的概念,就需要進一步厘清和界定。
回憶1991年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系列座談會
作者：郭樹清 本文來源：陳君、洪南編《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年回顧》，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12月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距今已經整整20年。這個目標的明確提出，是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鄧小平理論，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和實踐，大膽展開理論探索的結果。其中，1991年江澤民同誌主持召開的系列座談會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根據我自己的筆記和其他有關資料，對會議的情況作一概略回顧，細節未必記得準確，歡迎其他同誌斧正。
1991年屬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挫折時期。之前兩年經濟增長緩慢，國內市場疲軟，國外受到西方制裁，蘇聯“八一九”事件之後，國外一些人更以為中國垮臺指日可待。年初，鄧小平同誌在上海談話時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麽回事。然而，國內經濟界、理論界和宣傳輿論界，對改革的看法並不一致，出現了不少迷惘、模糊和錯誤的思想。一部分真誠的具有理想的黨員、幹部，包括我們的父輩和同事，認為市場化就是資本主義化，繼續開放無異於繳械投降。在這種氛圍內，不要說實施改革的行動，就是理性平和地討論問題也比較困難。10月中旬，正是秋風落葉時節，我們接到了江澤民同誌召開座談會的通知。
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10月17日，江澤民同誌在會議一開始就說，我們這個會是內部研究，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實事求是，怎麽想的就怎麽說，會議也不做結論，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隨後他明確指出了會議的三個專題：第一，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第二，蘇聯東歐劇變的原因和教訓；第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座談會為什麽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開始？江澤民同誌點明了要害，研究資本主義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但是二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生產力還有了很大發展，這個問題不能回避。
劉國光首先發言說，1950—1990年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約4%，比1870—1949年高出約2個百分點。吳敬璉接著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劃一條線，二戰前波動很劇烈，二戰結束後比較穩定。王慧炯介紹了美國資本集中浪潮所采用的水平兼並、垂直兼並、傾斜式兼並三種模式。張卓元著重從經濟目標和社會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一些與會同誌認為，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於，戰後西方國家總結吸取了歷史教訓，對經濟體制和宏觀政策作出了調整，充分發揮了市場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加強福利、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王慧炯指出，在發達國家，新技術的應用使大企業獲得了“技術租金”，改變了資本收益與工資開支的比例關系，促進了世界一體的市場形成。江澤民同誌十分肯定大家對科技進步作用的強調，他說：科技的重要性，我們總是認識不到位。比方說，電子工業，我看全國至今還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領導幹部知識水平不提高，對此就很難認識到。技術革命特別重要。二戰結束以後，科學技術發展太快了。上大學我學的是電機系，當時教科書還都是電子管的內容，沒有晶體管。現在呢？發展太快了。現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認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林毅夫認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興起是戰後資本主義最引人註目的成就，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成功，關鍵仍在於經濟發展戰略。楊啟先談到西方發展對我們的啟示，認為必須解決好穩定與競爭的關系，按照客觀要求及時調整有關改革和措施，社會主義也可以采用一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戰後世界經濟超出預料的發展趨向，認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日益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倪立羽談到，根據倫敦戰略研究所的資料，布熱津斯基預計，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四大經濟體之一，即中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來亞太地區的安全由中國的興盛而改變，歐洲的衰敗將隨著蘇聯的衰敗而改變。大家對此進行了充分討論，多數人認為，要認真對待經濟國際化（少數同誌還提到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
我在發言中指出，戰後西方，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很大變化，總體分布結構從“金字塔型”轉變為“洋蔥型”，收入分配則從“倒金字塔型”轉變為“倒寶塔型”。富人比從前多了，但是特別富的人少了；物質性、金融性資本的影響削弱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高級專業人員的勞動力資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國家日益從市場經濟體系之外進入到市場經濟體系之內，宏觀管理成為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世界格局中兩極化和不平衡依賴迅速發展。啟示有四點：（1）經濟現代化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礎是教育；（2）在不破壞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前提下，緊緊控制住總量關系的變化方向；（3）公平合理的競爭才能帶來高效率；（4）同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
討論中，江春澤引用了智利中央銀行行長的一句話：在封閉的環境下搞現代化只能建成“烏托邦”。不少與會同誌指出，我們千萬不能把剛剛打開的門關上，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國，爭取最有利的國際環境。研究中國的任何問題，都要有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事實上，江澤民同誌首先讓大家來分析研究外國，就是讓大家再一次睜開眼睛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為什麽沒有像我們預期得那樣走向滅亡，反而不斷攀上經濟發展的新高度？我們無法回避，而且作為局外人，觀察和評論可能更少一些主觀的東西。毫無疑問，這也貫徹了鄧小平同誌一貫倡導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基本方針。如果把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戰後的發展及原因搞清楚了，接下來，中國應當怎麽辦的問題也就更容易理清楚了。
如何吸取蘇聯東歐的教訓？
12月6日，會議開始進入第二個專題，討論蘇東劇變及其教訓。江澤民同誌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主持詞：我們一定要牢牢扣住一個問題，為什麽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經濟沒有搞得很好？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西方怎麽樣？有的差，有的還不差，為什麽後來都不行？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們研究蘇東問題，怎麽能夠真正總結蘇東的經驗教訓，把社會主義理論搞清楚，這是很大的問題。
留蘇學習過的劉國光對蘇聯比較了解，在他看來，蘇聯垮臺有多方面的歷史深層原因，理論僵化、不改革、政治關系處理失誤、民族政策不當、黨的幹部腐敗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蔣一葦發言道：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經歷了重大挫折，有近因、遠因、次因、主因，“和平演變”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東方和西方究竟誰怕誰？蘇共覆滅根本原因是兩條，一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是根本的；二是黨脫離了人民群眾。中國為什麽能頂住，因為十多年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老百姓說：“左不滿，右不滿，回到家里還是滿。”他對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議，對中央工作也提出意見，非常坦率、真誠。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蔣一葦就曾經去南斯拉夫考察所謂“工人自治”，長達一個月時間。他主張企業本位論、職工主體論，提倡民主經濟或者經濟民主，更堅信共產主義理想。他對於把商品、資本、股份制和市場經濟都貼上資本主義標簽很不以為然。同樣的話，他說出來具有莫大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其時他已罹患絕癥，是從醫院病房直接來開會的。
吳敬璉、王慧炯等認為，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沒能把經濟搞上去，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傅豐祥列舉了許多財政經濟數字，說明蘇聯經濟惡化的原因在於體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戰剛結束時，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奧地利高10%，東德有一段時間比西德恢複發展得還好，匈牙利曾經也與西歐其他國家相差不大。崔琦說，蘇聯的演變與東歐不太一樣，是蘇共自己領導下發生了政權更叠、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千百萬人的價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根子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工作問題。蘇聯對科技不重視嗎？不能說不重視。對農業不重視嗎？從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中央就農業問題發了200多個文件。
周小川對比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在他看來，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是分不開的，必須要靠改革開放把社會主義經濟搞上去。江春澤認為，蘇聯沒有把資源配置方式與社會基本制度區分開來，總是把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宦國英、張卓元等同誌認為，蘇聯經濟建設失敗根本上還是體制效率低下，計劃分配資源。聽到這里，江澤民同誌說，社會主義如何把勞動生產率搞得比資本主義還高，這是個大問題。蔣本良特別強調了黨的建設問題，他認為蘇共長期沒有從革命黨、國際黨的定位轉出來。
有同誌結合蘇東的政治問題談到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蔣一葦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晉福明確提出，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但是現在感到提經濟改革，內容比較豐富，說政治改革，文件中話很少。實際上，鄧小平同誌1986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有三個方面，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鄧小平同誌當時就指出：“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江澤民同誌作了積極回應，他說，外國人來中國，特別是西方人來，總問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我回答說，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他們許多人都不知道中國還有民主黨派。我們搞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當然要不斷發展。緊接著，江澤民同誌又談到腐敗問題，引用了古話，“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他說，我對腐敗問題感到十分沈重。“七一”講過反腐敗問題，十四大還得講。“七一”講話中，最得人心的就是這一段。
我發言談了蘇聯東歐經濟停滯的歷史教訓。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戰爭之後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基於政治熱情和軍事熱情，持續時間一長，信息、利益和動力都成了問題，整個社會都養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啟動改革，根本的矛盾已無法自己解決，社會各個領域都失去了對商品經濟的記憶。所以，必須堅持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如果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詞句上，我們的事業將沒有任何前途。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抓住根本，就是生產關系更適應生產力發展，創造更高生產率，按照最符合人類本性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和使用資源，在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能夠為全體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條件。離開這些實質性規定，去追求這樣那樣貌似有道理的東西，必將走入歧途。
在總結蘇東教訓的會議結束時，江澤民同誌有感而發地講道，這次會議我們大家都暢所欲言，開得很好。我們要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過去的歷史和經濟。蘇聯、東歐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只要我們真正吸取其教訓，堅持改革開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在討論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江澤民同誌始終強調，計劃與市場是核心問題。他說，總的感覺是，我們該放的必須放，該集中的必須集中。現在是應該放開市場調節的沒有放開，應該用計劃集中的沒有集中。我們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具體怎麽做是關鍵。我們有些東西該計劃管的沒有管，不該政府辦的事管得太多。
劉國光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著述頗多，他在詳細回顧了黨和政府各個時期就此問題的各種提法後說，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我們改革以來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們改革最重要的基礎。楊啟先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認為，計劃與市場不是誰為主、誰為輔的問題。吳敬璉談到蔣一葦所總結的中國改革的兩個突破：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他表示贊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定下來，應該恢複到鄧小平同誌、陳雲同誌改革開放初期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用的提法，強調兩者的結合，以此對新體制的基本特征和改革的基本經驗全面總結。經過討論，多數與會者認識到：現代商品經濟是有宏觀管理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江澤民同誌非常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他敏銳地抓住一個要害問題：“十四大要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內容說清楚。”
一些同誌還提出，應當由國內外市場信息來對經濟活動發揮引導作用，不能把責任都放在計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觸及到了姓“社”姓“資”的敏感話題。他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是要改進並收縮計劃，二是要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要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同時，不斷發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他還結合國內形勢，談到重複建設、中央地方關系、財稅改革、工資獎金膨脹等問題。在這個時候，江澤民同誌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的大賬是誰來算，誰來管？是國務院還是計委算的？按道理計委要算這個賬。為什麽算不了？江澤民同誌嚴肅指出，各部門都從部門利益出發，無法搞好。
會議討論到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問題，吳敬璉轉引國家計委一位負責同誌的話說，現在的計劃不是牽牛鼻子而是擡牛腿，計劃不能和市場規律、價值規律對著幹。江澤民同誌尖銳地對亂上項目的現象提出批評，首長批項目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毒。我認為，我們本事再大，也不能簡單一批就定項目，誰有這個本事？還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長批項目，往往有貪汙腐化，流弊叢生。他說，至少有兩點，一是首長批示上項目要堅決反對；二是地方的利益驅動上項目，問題也很大，要解決。
12月12日，我發言說到，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一個符合現代商品經濟規範的新體制的基本輪廓，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個新體制里，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一切市場關系都受計劃調節，市場成為協調經濟關系的基礎機制，計劃就是間接型的宏觀管理。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參加生產活動並獲取與其勞動成果相符合的報酬；而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責是，提供包括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在內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務，開展宏觀調控及對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當前的條件非常有利於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時機，爭取用5年時間完成基本轉軌。
從多個角度研究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
江澤民同誌特別註意從實際而不是概念出發來研究改革的目標體制問題。座談會涉及許多具體的經濟問題，多次提到農業問題、糧食問題、鄉鎮企業問題、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工業生產的質量問題、庫存問題、外貿問題、利用外資問題、投資項目的審批問題，以及民營資本投資問題、出口信貸問題，等等。在看似非常分散的議論中，江澤民同誌總會抓住問題的要害，最後總要回到政府和企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上來。
“你們猜猜看，巧克力上長了白霜還能不能吃？”一次會議上江澤民同誌向大家拋出這樣一個問題。早在解放前，他大學畢業就到一家食品廠工作，對生產、營銷、市場調研、客戶服務早有體驗。後來又到一家肥皂廠工作，再後來到輕工產品設計、汽車、電機和核電等單位及部門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濟政治工作經驗。當問題具體化之後，思想就容易統一，傳統觀念就容易轉變。
江澤民同誌十分重視農業和糧食問題，座談會上多次涉及這些方面。江澤民同誌說，糧食產量從8000億斤到9000億斤，用了6年時間，也就是1984—1990年，畝產增長率出現下降趨勢，而且幅度很大，這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林毅夫發言說，糧食問題不能放松，中國的糧食產量歷史上的波動大都在上下5%，最多是1959—1961年，達到15%，這是“大躍進”造成的。所以正常情況下，安全儲備最多占5%，也即500億斤。加上中國還有二季、三季產量，所以300億斤就足可以了。總之，許多方面是要由市場來調節，但是也有一些方面要由計劃來調節。江澤民同誌提到不久前開另一次會議時，發現現在人們說糧食太多了，我給他們潑涼水，不要說糧食多了。今年安徽水災，外國人就準備要看笑話，沒想到我們有幾百億斤糧食儲備。研究糧食儲備問題，多儲備，就得多拿錢。到底國家應儲備多少？我看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中央、地方都要有儲備，都要有責任。將來要各級負責，適量儲備，然後把價格放開。
能否提高實際效益，涉及庫存問題。江澤民同誌說，過去我搞過清產核資，庫存里有許多東西是廢品，沒什麽用處。生產了賣不出去，質量好的東西也經不住放。收音機、電視機，放上兩三年，可能就不能用了。由於江澤民同誌工作過的行業、企業非常多，他對我們自身體制和政策的優點缺點、利弊得失，有著一般人所沒有的深切體會。這段話對大家很有教育和啟發意義。對庫存的態度，差不多可以說是區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一個標尺，因為計劃經濟下人們只重視生產計劃的完成，不會重視銷售結果。國有企業真正做到銷售導向、按訂單生產，差不多花了20年的改革探索時間。
周小川發言談到就業問題時說，中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但是潛力也不小，第三產業發展余地很大，目前的企業通過優化勞動組合也還有很大余地。這一問題引起了江澤民同誌的關註。他批評了科技人員隨意改行的現象，他說，青年知識分子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要到基層去，深入搞專業，要解決都想留在大城市的問題。他問道，我們過去大學畢業，都想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地方，現在怎麽大家都想留大城市，都不怕改行呢？吳敬璉等回答說，關鍵還是個競爭機制問題沒解決，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
也許與早期參與經濟特區和外貿外資工作有一定關系，江澤民同誌對於擴大開放的建議十分支持。在一些當時看來非常敏感的問題上，他的態度也異常鮮明。有同誌發言提到，現在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對我們貸款，提出要有改革開放內容的要求，一些部門一些同誌認為這不能幹。江澤民同誌說，這沒關系，我看可以幹，他們什麽目的企圖不要管，我們是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於我們有利，為什麽不幹？不要因噎廢食。有同誌談到對外援助，江澤民同誌說，我看以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就應當多用買方信貸或賣方信貸。我有一些實際的體會，例如1976年我就在巴基斯坦搞過電力工程。我看多搞外貿信貸比較好，推動我們的機電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有同誌插話說，對提供信貸出口機電產品給落後國家，各部門看法不一，計委、經貿部、機電部和銀行評價不一。江澤民同誌特別囑咐，這個事情可以協調一下，有個總的政策。我也可以做這個工作，大家一起商量，是可以解決的。
座談會上對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進行了深入討論。張卓元強調，要建立合理的價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總體上要堅持漸進改革，但分領域、分地區應當加快。李琮重點談了企業改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企業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而不是人為選擇的。陳東琪、劉國光等同誌談到，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公有制為主體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豐祥認為可以搞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特別要發展公有為主的股份制，調整稅收結構，研究擴大稅源；要搞活大中型企業，減輕國有企業包袱；加強股份制改造，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籌資方式，而是涉及計劃、投資、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產權清晰，企業才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傅豐祥還特別指出：我國證券占GNP比重不到10%，主要是國債，股票才有40多億。但是，證券業要和銀行業分開，政府要設監督管理體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僅要在股民之間流通，也要允許在法人之間流通。應當培養和建立一批投資合作社。交易開放程度要逐步擴大，先讓基金進來，然後機構投資人，然後個人，對外國人更要如此。關於股票和證券市場，江澤民同誌作了一段評論。他說，證券怎麽個搞法，我們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來的是上海和深圳兩個市場。證券市場發展的幾個階段我都見過。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過證券交易。芝加哥期貨市場，我也去參觀過，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紡紗車間還鬧。股份制問題，現在不好簡單說什麽，恐怕將來要好好研究。在上海時，我專門開過幾次會研究股份制。上海當時搞的股份制都是些小打小鬧。我當時就提出過，搞大的行不行？我曾找過上海電機廠廠長談，研究能不能試驗股份制。要搞就搞幾個大的企業試一試。弄幾個比較有名的大企業試一試，我看翻不了船。
處理好著眼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
經濟體制選擇必然會涉及相應的發展戰略問題。大家在立足於中國經濟社會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世界上的新理論、新概念。更重要的是，與會同誌都贊成，一定要面向未來，處理好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等多方面的關系。
多數與會同誌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如果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八五”時期的經濟增長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六五”、“七五”的速度，而且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都將處於“起飛”時期。但是，不少同誌在發言中也指出，政府不宜人為地追求高指標，過去已經吃過很多虧。江澤民同誌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意見，並且作了進一步的總結和概括。他說，經濟增長速度要有一個恰當的把握，既不能過慢，也不能過快。過慢不行，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慢了吃飯和就業都有問題，更談不上趕超發達國家；過快也不行，快了就會出問題，質量滑坡，能源交通都跟不上。江澤民同誌最後指出，關鍵是效益好不好，效益好，速度高點是好事，效益不好，速度很高，沒好處。
會上有人發言提到，西方發達國家白領雇員早已超過藍領工人，腦力勞動取代了體力勞動的主體地位，這與馬克思、列寧所處的時代已很不相同。陳東琪特別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共同的特點是對人才的重視，對發展教育和人力資本的重視。有的同誌在分析戰後西方國家發展時得出結論：由於人力資本的地位不斷提升，人們會越來越把教育費用看作是投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資。然而，最終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培養出源源不斷的人才，能夠具有自己的創造能力，實現創新發展。江澤民同誌特別強調，國家必須尊重人才，個人必須奮力拼搏，要鼓勵青年到生產科研第一線，要教育留學生回國施展自己的才能。
許多同誌在發言中強調要增強競爭、鼓勵創造、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市場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同時也關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做好公共服務，江澤民同誌對此很贊賞，他後來回憶也說到，為什麽關於改革的目標選擇了那樣一個表述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前面堅持要加上“社會主義”，這不是可有可無。社會主義說到底，還要堅持按勞分配，互相幫扶，共同富裕。李景賢發言說，多年實踐證明，社會主義不是唱出來的、叫出來的。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很實惠，不能不看到西方的物質財富對老百姓的心理影響。與此同時，不少同誌也指出，必須看到西方國家高工資高福利帶來的消極後果，與會者一致贊成社會保障改革一定要早起步，要從國情出發。一些同誌還提到，從西方的經驗教訓看，在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富裕了的國家，人們在心理上並沒有增加多少幸福感，反而是精神疲勞代替了肉體疲勞，心理疾病、自殺、吸毒、社會犯罪、環境等問題十分嚴重。與會同誌提出，中國一定要盡可能地避免重複西方的錯誤，努力開辟新的發展道路。
倪立羽認為，要正確估計自身，抓緊時間把經濟搞上去，這樣才能真正防止“和平演變”。對此，江澤民同誌講了一段很重要的意見。他說，要做到胸中有數，要清醒，“和平演變”是危險的。但是絕不能有兵臨城下、草木皆兵的印象。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把經濟搞上去。一句話：財大才能氣粗。把經濟搞上去，就需要穩定，不能亂。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地區差別問題，經濟發展戰略一定要充分考慮地區之間的協調和平衡。當有同誌談到蘇聯國內聯盟與共和國關系時，江澤民同誌特別指示說，應該認真研究這個問題，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有同誌介紹說，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蘇共領導人，長期生活在一種錯覺之中，他們以為蘇聯的民族問題解決得很好，其實正好相反。還有同誌提出要註意蘇聯解體對我國可能帶來的沖擊。江澤民同誌說，新疆、西藏、內蒙古、雲南，我都去了。我們的有利之處是，這幾年改革開放，邊疆地區經濟也有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不過，我也看到，比較下來，還是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高一些，差距大了也是問題。可以看出，從一定意義上說，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溫故知新有利於迎接挑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是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探索過程，也是一個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經典範例。歷史經驗再一次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始終富有飽滿的理想和熱情，擁有強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必須敢於正視現實問題，從實際出發，大膽創新。始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經過10年的順利推進，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1988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雙重體制並存導致經濟秩序陷入嚴重混亂，1989年又發生了社會動蕩和政治風波，中國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進入了一個調整期，需要認真總結、反思，明確新的目標。這個歷史性的任務落在了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肩上。在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下，江澤民同誌從一到中央工作開始，就立足實際，認真研究思考如何繼續堅持改革擴大開放。在主持座談會的過程中，他緊緊抓住如何提高經濟效率這個中心問題，不時就一些體制和政策問題發問，有些時候甚至是自問自答。這個系列座談會是又一次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務虛會。
1991年是國際形勢動蕩的一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海灣戰爭使得國際時局變得愈加錯綜複雜，國內經濟、政治、社會面臨許多挑戰，內政、外交、國防工作頭緒極多。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江澤民同誌要處理的日常公務十分繁重。但盡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掛念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提法，以及如何進一步明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指導原則，在百忙之中堅持“抓大事、議大事”，在不到兩個月內總共抽出11個半天的時間召開座談會，無疑是非常不易的。同時，在一些重要的方針政策性問題上，他有意識地引導大家進行反複議論和磨合，真正做到了陳雲同誌所倡導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和“交換、比較、反複”。江澤民同誌也非常註意聯系學者專家，包括體改部門和研究機構。他曾經親自給國家體改委主持工作的常務副主任賀光輝打電話，了解國內外有關經濟改革的情況。江澤民同誌還前後幾次給陳錦華打電話，專門布置有關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調研。
江澤民同誌重視不同意見，善於溝通和交流。在會議的一開頭，他就告訴大家，咱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允許各種不同觀點，可以爭論。這樣做，不僅減少了認識上的差異和對立，而且讓人感到心理上比較放松。歷史經驗證明，黨的領袖和領袖集團，要正確把握大局，作出重要決策，必須密切聯系群眾，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善於傾聽各種意見。在廣開言路、從善如流方面，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都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具有勇於探索、大膽創新的精神，真正做到繼往開來，與時俱進。胡錦濤同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為我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定了基調。
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這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指明了方向。
隨著黨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即將翻開新的篇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的歷史起點的時候，重溫21年前江澤民同誌主持座談會研究一系列重要問題的過程，給我們以許多新的啟發。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將取得更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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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是標誌性花白的頭發，依舊是財經媒體關註的焦點。3月3日下午3時，山東省省長郭樹清出現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山東代表團會議現場。
2013年下半年，山東啟動了金融改革。金改實施一年多，效果如何?《第一財經日報》獲得的山東省金融改革發展情況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山東省在直接融資、小微金融、國資改制等多個領域，都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直融增長95.5%
2013年初，郭樹清從證監會主席轉赴山東，先後任代省長、省長。郭樹清上任不久，山東就拋出了著名的“金改22條”，即《關於全省金融改革和發展的若幹意見》。據悉，金改方案是按照郭樹清的思路，由山東省金融辦起草。有意推動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高水平金融產業作為實體經濟支撐，解決“金融抑制”。
2014年，山東省新上市企業8家，全省上市公司數量達到240家;“新三板”掛牌企業98家。齊魯股權交易中心掛牌、托管企業累計達到412家、534家，累計實現融資近150億元。債券融資方面，全年共發行各類債券364只，融資3476.5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00%和85.3%。
去年全年，山東省股票、債券兩項直接融資合計3812.2億元，同比增長95.5%。
小貸放款1183.2億
目前，山東省的地方金融版圖中主要包括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普惠金融組織、財富管理試驗區、權益交易所以及政府引導基金。
地方法人機構方面，山東省去年新組建農商行12家，總數達到50家。村鎮銀行新設立24家，累計達到100家，居全國首位。新設企業集團財務公司3家，累計達到17家。另外，還有部分金融機構正在籌建過程中。其中，中路交通財產保險公司、華海財產保險公司獲批籌建，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也在籌建工作中。
普惠金融方面，截至2014年底，小額貸款公司機構總量達到400家，註冊資本499.8億元，去年累計發放貸款1183.2億元。山東還制定出臺了《關於進一步促進全省融資性擔保行業規範發展的意見》，截至2014年底，山東省融資性擔保機構464家，新增融資擔保額1129.2億元。
另外，山東省民間融資機構達到680家，其中民間資本管理機構601家，累計投資發生額342.5億元。民間融資登記服務機構79家，實現對接資金9.5億元。
權益交易所方面，山東已經批準成立金融資產、能源環境、農村產權、海洋產權等4家交易場所。規則層面，《山東省權益類交易市場管理暫行辦法》已經出臺，介於現貨與期貨間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的試點意見也已經出臺，並在石油裝備、大蒜、石油、鐵礦石等交易市場啟動實施。
政府引導基金方面，山東省出臺《關於運用政府引導基金促進股權投資加快發展的意見》和《山東股權投資引導基金暫行管理辦法》，探索財政金融聯動，發展私募市場，並引導社會資本進入。
本報獲悉，備受關註的青島市財富管理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目前已經進入國家發展戰略，並進入全面實施階段。此外，新型農村金融改革試點也在籌備，試點方案已獲得國務院批複，即將全面啟動。
信貸投放“有選擇”
截至2014年底，山東省社會融資規模增加9264.9億元;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達53662.2億元，比年初增加5538.3億元，增量創近四年來最高水平;銀行表外融資增加1621.6億元。
在信貸投放上，重點更加突出。其中，新興產業、文化產業等貸款同比增長30%以上。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和船舶等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得到較大控制。
金融支持的政策變化，與山東省的國資改革進程互相配合。國有企業當中，部分企業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困難，煤炭、黃金等行業受市場影響利潤大幅下降，鋼鐵企業仍然保持較大虧幅。
對於虧損企業，山東省要求企業制定具體“治虧方案”，明確三年治虧目標，並對虧損企業探索實施動態監控，對長期大額虧損企業實施“掛牌督辦”。另外，在管理體制方面，規範國企董事會管理，推進混改，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職業經理人制度。另一方面，制定國資委職權清單，限制其出資人權力。
2015年，山東省將推動出臺《山東省地方金融發展條例》，對地方金融進行立法規範。雖然方向已經明確，但金改剛剛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