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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待完善 資本流入綠色產業存障礙

近年來，有關綠色金融的政府文件多次出臺，國家已經正式提出要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據第一財經獲悉，今年和未來幾年主要是落實《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並可能於今年下半年啟動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對於市場而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於國內外甚至國內本身對綠色金融的標準不一。在昆山杜克大學舉辦的“2017杜克國際論壇”上，馬駿表示，“現在國家發改委準備牽頭要搞一個國家綠色項目的目錄，在此基礎上，我們會整合一個全國統一的綠色債券目錄”，此外還要進一步培育和規範第三方的綠色債券評估，進一步培育綠色債券投資者等。

然而因擔心綠色信貸風險不可控，目前銀行做綠色信貸的並不多。同時面臨的另一重要問題是，業內預計未來9成左右的資金必須來自社會資本，而大部分社會資本也不願意投資低回報、周期長的綠色產業。為此，如何引導資本流向綠色產業引發業內探討。

綠色金融目錄待統一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其中的第45條首次明確提出要在中國構建綠色金融體系;2016年8月份，七部委共同發布了上述《指導意見》;今年全國兩會上也將綠色金融寫入政府報告。

“今年和未來幾年主要是落實《指導意見》，里面共有35條，很多有相當的操作性和可落地性。”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舉例稱，在地方層面的擔保、貼息、綠色保險的試點等都會不斷推出，此外還有好幾個地方基金業也在不斷籌建過程中。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表示，今年按照相關部署，將適時啟動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可能先確定7個行業，7000-8000家重點的排放企業，先進入市場，然後逐步擴大”。

“另外也要有序的推進碳的衍生品市場，衍生品市場交易量實際上比現貨市場要大很多倍，而且可以強化現貨市場的流動性，所以未來也要推動包括衍生品在內的碳金融產品的發展。”馬駿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對於市場而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於國內外甚至國內本身對綠色金融的標準不一。而就現階段發展而言，市場對於“綠色金融”的關註點主要集中在銀行業，尤其是銀行的信貸業務方面，即“綠色信貸”。

“現在國家發改委準備牽頭要搞一個國家綠色項目的目錄，在此基礎上，我們會整合一個全國統一的綠色債券目錄，如果都按照同一個國家級的綠色項目目錄來編制不同類型綠色金融目錄的話，一致性就達到了提高。”馬駿表示。

對於如何降低綠色金融成本，馬駿表示，貼息、專業化的擔保機制、再貸款等都是鼓勵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再融資的成本，現在至少有幾個地方聽說已經開始研究貼息的辦法，擔保和再貸款則還在探索的過程之中;還有一些比較市場化的降低綠色融資成本的辦法，比如綠色債券，如果能夠培育更多的綠色投資者，並引入更多的外企來投資綠色債券，同時若能夠建立一種國內外均認可的標準，就能降低綠色債券融資成本的空間。

目前多數銀行雖然看好綠色信貸的前景，但做的並不多，主要擔心綠色信貸風險不可控。工商銀行2015年開始進行的《環境因素變化對銀行信用風險影響的壓力測試》已獲得業界認可。據馬駿介紹，目前工商銀行的環境壓力測試已經影響到了該銀行的貸款違約率計算，從而影響到信貸的成本，最終影響到配置。

“環境壓力測試目前還沒有上升到正式的監管層面，可能要經過多年的試驗和市場的檢驗，逐步形成一套監管層面和市場都願意接受的方法。”馬駿稱，當前以支持和鼓勵的形式，希望更多的銀行也探索類似的方法，說不定未來有幾家銀行做出自己環境壓力測試的方法、工具和公式，各家銀行的方法可以互相比較和競爭，從而形成在業界達成共識的一套方法。

據悉，2015年中國的綠色債券還處於零階段，到了2016年，在境內發了2000億人民幣，在境外發了相當於300億人民幣的債券，總量達到2300億，占到全球同期綠色債券發行量的40%，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引導資本流向綠色產業

“過去幾年中央占地方所能的綠色投資就是2500億到3000億左右，而今後五年，我們中國每年所需要的綠色投資達到三四萬億，也就是說政府所出的錢差不多就是10%左右，還有90%左右的投資必須要來自社會資本，或者叫私營工業的資本。”馬駿表示，目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引導更多的資金進入到綠色產業。

事實上，目前社會資本對綠色產業的持續性投資還存在諸多阻礙因素。節能一線企業神霧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吳道洪認為，首先，資本規避風險性的本質就是一個障礙，而綠色產業需要依靠新技術、新工藝，大量投入的資金也可能帶有風險性;其次，綠色產業最本質的優勢是社會效益、環境效益，但經濟效益並不像別的產業有那麽快的回報;第三個阻礙因素則是，節能減排產業里面絕大部分為民營中小企業，而中小民營企業輕資產型，不適合做抵押、擔保，從而導致融資難、融資貴。

對於這些障礙怎麽解決，吳道洪認為，主要靠政府政策的引導，政策不引導，不指定特殊的對綠色產業的獎勵、減免、扶持的政策，綠色產業從根本上很難大面積引入民營社會資本。

“上市的時候有沒有綠色通道，快速上市，打造明星企業以後，因為它有規模效應，有融資能力，銀行也願意去融，去做並購、發債，這樣就把一個規模效應不好的行業規模起來。”軟銀中國資本管理合夥人華平針對綠色企業上市以及上市綠色企業融資提出了建議。

馬駿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證監會其實有一些表述要支持綠色企業上市，但是還沒有顯性的定義為綠色的通道，也可以做到為綠色的企業上市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指導意見》中也強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強化資本市場向綠色產業配置資源。馬駿表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求國控重點企業中的部分上市公司必須要強制性披露;第二步，上市公司披露或不披露作解釋的半強制性措施;最後一步再過渡到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須要披露。“這塊的時間表目前正在研究，會推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方案。”馬駿稱。

華平站在投資風格角度分析認為，要想引導資本進入綠色產業還需要做到，一方面，政府和社會資本可以投資一個大數據平臺，把不同行業、不同的參數都錄進來，然後制定出真正的行業標準;另一方面，對高新技術的投資扶植，政府資金還是需要用在刀刃上，扶植一些核心技術、明星企業。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則建議，市場體系的建設上，要建立環境產權交易市場，先確定配額再執行，“配額不可以太松，要有一點緊，不緊就不值錢，就不稀缺。”此外，魯政委還提到，銀行可以為綠色融資設定更低的風險權重，可以企業的破產當中讓綠色的債權有優先售償的資格，此外，金融機構自身也要加強能力建設。

(本報記者徐燕燕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6年發展中國家匯款流入繼續下降 全球難民激增

這是30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趨勢: 2016年發展中國家匯款流入連續第二年下降。

據世界銀行(下稱“世行”)在其發布的最新一期《移民與發展簡報》中估計，2016年有官方記錄的發展中國家匯款流入總額為4290億美元，比2015年超過4400億美元下降2.4%，同時，2016年包括高收入國家匯款流入在內的全球匯款總額為5750億美元，比2015年的5820億美元減少1.2%。

在其中，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和俄羅斯聯邦的低油價和經濟增長乏力影響了南亞和中亞的匯款流入，而歐洲增長疲弱減少了北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匯款流入，若結果以美元計值，歐元、英鎊和俄羅斯盧布對美元貶值，使得匯款流入下降問題更加嚴重。

在全球移民危機方面，簡報指出，2015~2016年期間，歐盟28個成員國的難民人數增加了27.3萬人，達到160萬人。同期全世界難民總數增加了140萬人，達到1650萬人。

大型匯款接收國匯款流入下降明顯

世行指出，很多大型匯款接收國都經歷了匯款流入大幅下降。譬如，在世界最大匯款接收國中居首的印度首當其沖，去年匯款收入627億美元，比2015年的689億美元下降8.9%。

據世行估計，其他主要匯款接收國去年的匯款收入也都出現下降，包括孟加拉(-11.1%)、尼日利亞(-10%)和埃及(-9.5%)。主要匯款接收國的例外情況為墨西哥和菲律賓，據估計去年匯款流入分別上升8.8%和4.9%。

世界銀行全球指標局代理局長利塔·拉馬略對此表示：“匯款對於發展中國家千百萬家庭是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匯款流入減少可能會對家庭能否獲得醫療、教育或適當的營養造成嚴重的影響。”

根據世行的計算，匯款200美元的全球平均成本在2017年一季度保持為7.45%不變，遠高於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設定的3%。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匯款成本為9.8%，仍然是匯款成本最高的地區。降低匯款成本面臨的一個主要障礙是國際銀行的去風險化，他們為了應對旨在減少洗錢和金融犯罪的高監管壓力，關閉了匯款運營商的銀行賬戶。這對針對某些地區的匯款服務提供和成本構成嚴重挑戰。

世行在簡報中指出，一些移民比較集中的高收入國家正在考慮對匯出境外的匯款征稅，一方面為了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為了阻止無證件的移民。然而，征收匯款稅有難度，有可能促使匯款轉入地下。

目前，與全球經濟前景向好保持一致，發展中國家的匯款流入預計今年將出現複蘇，預計2017年增長3.3%，增至4440億美元。

地區匯款流入趨勢

具體從區域而言，拉美加勒比地區是2016年匯款流入出現增長的唯一地區，據估計匯款流入額為730億美元，比2015年增長6.9%，原因是匯款人得益於美國勞動力市場強勁和有利的匯率。據估計匯款增長強勁的國家包括墨西哥、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預計2017年該地區匯款流入增長3.3%，增至750億美元。

在南亞地區，匯款流入據估計2016年下降6.4%，降至1100億美元，原因是油價下跌和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財政收緊。除了印度和孟加拉匯款收入下降外，尼泊爾匯款收入也收縮了6.7%，巴基斯坦溫和增長2.8%。預計2017年該地區匯款流入緩慢增長2%，達到1120億美元。

中東北非地區的匯款流入也受到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經濟放緩的影響，據估計2016年下降4.4%至490億美元。該地區匯款收入下降以該地區最大匯款接收國埃及為主。預計該地區匯款流入今年增加6.1%，達到522億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匯款收入據估計2016年下降6.1%，降至330億美元，原因是匯款輸出國經濟增長緩慢、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跌價，影響到匯款收入國，而且由於尼日利亞等國的外匯管制制度導致匯款轉向非正規渠道。預計2017年該地區匯款流入上升3.3%，增至344億美元。

歐洲中亞地區的匯款流入連續第三年受到嚴重影響，據估計2016年收縮4.6%，降至380億美元。低油價和制裁繼續對既是匯款接收國也是輸出國的俄羅斯造成影響。烏茲別克斯坦自2013年以來匯款流入收縮近1/3，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遭受重創。在俄羅斯和幾個歐洲國家增長走強的影響下，預計2017年該地區匯款流入上升6.6%，增至410億美元。

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匯款流入據估計2016年下降1.2%，降至1260億美元。主要接收國的匯款流入情況好壞參半，菲律賓的匯款收入增長近5%，而印尼下降4.4%。2017年預測該地區匯款流入增長2.5%，達到1290億美元。

全球難民激增至1650萬

此次，在全球移民危機方面，簡報指出，2015~2016年期間，歐盟28個成員國的難民人數增加了27.3萬人，達到160萬人。同期全世界難民總數增加了140萬人，達到1650萬人。

在專題中，簡報指出對《全球移民契約》缺少一個正式定義，並提出一個“政府和國際組織利用移民的益處並應對其挑戰的國際談判框架”的工作定義。簡報呼籲達成解決移民問題的地區和雙邊協議，為政府和國際組織建立規範性框架或指導原則。

簡報主要作者、移民與發展全球知識夥伴負責人迪利普·拉塔對此表示：“由於收入差距大、青年失業現象普遍、很多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脆弱與沖突等種種原因，移民在未來幾乎肯定是要增加。”

“目前，全球移民架構呈碎片化，沒有界定。國際社會需要系統地繪制目前的體制框架，明確主要機構的使命，在針對移民問題的現有公約的基礎上制定規範性的指導原則。”拉塔稱。

銀監會：嚴禁銀行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

銀監會官網顯示，在4月21日的銀監會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銀監會主席郭樹清發表講話提出：在規範理財和代銷業務方面，要首先規範銷售行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和風險，嚴格落實“雙錄”(指錄音錄像);在規範交叉金融業務方面，要落實穿透原則，根據基礎資產性質足額計提資本和撥備，不得對新開展的同業投資業務實施多層嵌套。同時，完善流動性風險管理，將交叉金融業務等納入流動性風險監測範圍，定期開展壓力測試，合理控制期限錯配水平。另外，堅決按照“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的總體要求，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按照落實責任、突出重點、排查風險、穩妥有序、強化問責、標本兼治的要求，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控。加強信用風險管控，切實摸清風險底數，客觀反映不良貸款狀況，堅決糾正掩蓋不良貸款的行為。合理控制房地產融資業務增速，有效防範集中度風險，嚴禁銀行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

附全文：

中國銀監會召開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

近日，中國銀監會召開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電視電話)會，傳達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決策部署，分析銀行業運行情況，提出下一階段工作要求。銀監會黨委書記、主席郭樹清出席會議並講話。

會議指出，今年以來，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經濟運行實現良好開局，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9%，金融運行總體保持平穩，銀行業延續良好的運行態勢。

一是各項貸款保持穩步增長。3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116.6萬億元，比年初增加4.5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026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2.3%。二是信貸結構發生積極變化。3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用於小微企業的貸款余額27.8萬億元，同比增長14.4%，比年初增加1.1萬億元，同比多增2632億元;涉農貸款余額29.2萬億元，比年初增加1.4萬億元，同比增長8.9%;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余額3.5萬億元，同比增長52.2%，比年初增加3392億元，同比多增313億元。一季度住房按揭貸款增量占比為26.2%，比去年全年下降13個百分點。三是同業和理財業務增速放緩。3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同業資產和同業負債余額分別為21.7萬億元和30.3萬億元，比年初分別下降1.4萬億元和1.9萬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2.2%和12.6%。銀行理財產品余額29.1萬億元，比年初增加958億元，同比增長18.6%，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34.8個百分點。理財資金投向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余額4.93萬億元，占全部理財資金的比重為15.4%，比2013年高峰時期大幅下降20.6個百分點。四是商業銀行經營基本穩定。初步統計，一季度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4933億元，同比增長4.6%。不良貸款增速放緩，3月末，不良貸款余額1.58萬億元，比年初增加673億元，同比少增504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74%，比去年同期下降0.01個百分點。商業銀行損失抵補能力比較充足，3月末，貸款損失準備金余額2.8萬億元，撥備覆蓋率178.8%。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金融發展仍面臨多重挑戰，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複雜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仍然在增加，國內經濟運行中還面臨不少困難。銀行業各類風險傳染共生的特征更加突出，傳統領域信用違約與流動性風險疊加共振，非傳統領域風險可能波及多個市場和環節，部分重點風險涉及面廣、影響大，外部沖擊風險極易向銀行體系傳導，金融亂象與案件風險暴露相互交織，總體風險形勢仍然複雜嚴峻。

會議強調，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金融風險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又進一步對防控金融風險專門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會議要求，銀行業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不折不扣貫徹落實中央部署的重點工作任務。

——更加主動地防控金融風險。堅決按照“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的總體要求，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按照落實責任、突出重點、排查風險、穩妥有序、強化問責、標本兼治的要求，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控。一是加強信用風險管控，切實摸清風險底數，客觀反映不良貸款狀況，堅決糾正掩蓋不良貸款的行為。合理控制房地產融資業務增速，有效防範集中度風險，嚴禁銀行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防範政府性債務風險，嚴格落實新預算法。二是完善流動性風險管理，將交叉金融業務等納入流動性風險監測範圍，定期開展壓力測試，合理控制期限錯配水平。三是規範交叉金融業務，落實穿透原則，根據基礎資產性質足額計提資本和撥備，不得對新開展的同業投資業務實施多層嵌套。四是規範理財和代銷業務，規範銷售行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和揭示風險，嚴格落實“雙錄”要求，做到“買者自負”，切實打破“剛性兌付”。五是加強互聯網金融與信息科技風險防控，持續推進網絡借貸平臺(P2P)風險專項整治，做好清理整頓工作的同時，加強商業銀行對大學生的金融服務。六是加強外部沖擊風險防控，提升外匯風險管理能力，提高跨境並表風險管理水平，確保國別風險準備金計提充足，有效防控海外合規風險。

——大力治理金融亂象。一是以解決突出問題為導向。以回歸本源、服務實體、防範風險為目標，全面排查，列出清單，逐一整改。二是統籌推進各項工作。市場亂象整治和系列專項治理工作任務量大、涉及面廣，而且內容上有交叉，對象上有重合，實質上有共性。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各級監管部門要統籌謀劃，結合自身實際統一布局資源，落實責任，有序推進。三是嚴格開展自查和檢查。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嚴格開展全系統自查及“上對下”抽查，對於查出的問題，嚴肅處理責任人和責任機構，充分發揮警示作用。四是註重問題整改。要認真剖析問題原因，堅持邊排查邊整改，邊整改邊教育，全面增強銀行業員工遵紀守法合規意識。如對於票據等重大案件要舉一反三，通過技術、法律、管理等手段堵塞漏洞，堅決遏制違法違規案件高發勢頭。

——切實彌補監管短板。貫徹落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作出的“及時彌補監管短板”的決策部署，彌補當前銀行監管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抓緊補齊制度短板。經過制度漏洞排查，目前已確定三大類、26項監管制度短板工作項目。要及時補充完善銀行股東管理、交叉金融產品等暫缺的監管制度，盡快研究制定一系列急需的監管制度，進一步修訂完善仍存在漏洞的監管制度。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全面對標監管制度，抓緊梳理各項內部管理制度空白和漏洞，逐步增補完善。二是著力強化股東監管。強化股東資質審查、關聯關系審查和資金來源審查，加強股東準入監管。強化對股東行為的持續監管，嚴禁不當幹預經營決策，嚴禁通過關聯交易獲取不當利益。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全面梳理主要股東及關聯方情況，掌握其重大變化，強化股東授信審查，防止套取銀行資金。三是持續創新監管方式。各級監管部門要圍繞銀行業務結構和風險變化狀況，鎖定高風險機構開展現場檢查，提升現場檢查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非現場和現場檢查工作的協調配合，進一步加大監管處罰力度，堅持糾罰並重、罰沒並舉、機構人員“雙罰制”，充分發揮監管處罰的震懾作用。四是強化信息披露要求。要不斷擴展風險信息披露範圍，建立規範的金融產品信息披露制度，以消費者是否能充分理解產品作為衡量標準，不得隱瞞風險，不得誤導消費者。

——進一步提升服務水平。銀行業系統要深刻認識金融與實體經濟同生共榮的本質，以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為抓手，持續改進金融服務。一是大力支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切實發揮好債委會作用，確保成員銀行一致行動，避免“一刀切”抽貸斷貸。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屬性，支持居民自住和進城人員購房需求。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開展債轉股。二是持續提升薄弱領域和關鍵環節金融服務水平。持續深化普惠金融機制改革，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鼓勵大中型商業銀行建立普惠金融事業部。提升金融精準扶貧效率，發揮好政策性開發性金融作用，強化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功能，創新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等授信服務和融資模式，拓寬金融扶貧的覆蓋面。積極滿足重點領域金融需求，支持“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國家重點戰略，有力有序對接河北雄安新區建設。三是積極穩妥開展業務和產品創新。要切實改變“壘大戶”、“傍大款”的粗放發展模式，在客戶選擇和業務拓展上多下功夫精耕細作。積極運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緩解銀企信息不對稱，創新有利於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領域發展的金融產品。四是切實改善金融服務。銀行業要強化“以客戶為中心”和“服務創造價值”的理念，全心全意為客戶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在理財產品銷售過程中，必須向客戶全面、充分披露信息和風險，使客戶真正了解產品業務特征，明確自身所要承擔的風險和可能的損失。五是強化收費與價格管理，切實推動降成本。嚴格落實服務價格相關政策法規，大力整治不當收費行為。

——加強黨的領導和隊伍建設。堅持黨的領導歷來是銀行業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近年來的市場亂象、風險事件和違法違規行為，與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和從嚴治黨不力有直接關系。要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切實增強“四個意識”，深入開展“兩學一做”教育，全面加強隊伍建設，統籌推進銀行業防風險和反“四風”反腐敗工作。一是從講政治顧大局的高度，強化監管協調。各級監管部門要主動與其他金融部門協調配合，開展聯合查處，防止監管套利，消除監管真空。二是堅持“要治行先治黨”的原則，把黨組織嵌入銀行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暢通黨組織與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的協調機制，把黨的領導自然有機地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三是嚴格執紀執規，強化責任追究。要強化責任意識，做到履職負責、失職問責。四是把中央大政方針真正體現在經營管理中。各機構要把中央精神和監管要求融入內部規章制度，並在日常經營管理中執行到位。整治行業風氣和反“四風”反腐敗，杜絕不良行業作風和行業廉潔風險，確保中央方針政策有效貫徹落實。五是提高政治覺悟和專業能力，全面加強幹部和員工隊伍建設。各單位負責人要按照政治家加專門家的要求，增強政治意識和政治能力，提升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和專業方法。倡導為民務實清廉，做到忠誠幹凈擔當。弘揚銀行業的“三鐵”傳統，為黨和人民群眾看好“錢袋子”。六是各級監管部門要堅決實行公私分開和履職回避。打鐵還需自身硬，監管部門要堅持黨建監管一起抓，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要研究出臺制度，並堅決落實，做到公私分開和履職回避，防範監管道德風險，使監管者敢於亮劍，敢於執紀執法。嚴禁公權私用、公幹私活、公財私占，做到地域回避、任職回避、公務回避，杜絕設租尋租，使各級監管人員成為黨和人民放心的看門人和守夜人。

會議強調，今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銀監會系統和銀行業金融機構幹部職工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思進取、接地氣、抓落實、敢擔當，要善始善終、善作善成，一環扣一環，一步一個腳印，不出成效，絕不罷手，為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以優質的金融服務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健發展。

銀監會黨委委員、副主席王兆星主持會議，銀監會領導出席會議。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和會管金融機構主要負責人，銀監會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等參加會議。會議在銀監局和銀監分局設分會場。

2016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量：廣深領跑 兩大區域流入最多

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提高和經濟進入新常態，人口流動也逐漸減緩。尤其是產業轉移和中西部經濟發展加快，農民工就近就業的比例日益提高後，人口的跨省流動明顯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哪些城市的人口增長最快?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28個一二線城市2016年常住人口增量的變化統計梳理發現，2016年，有11個城市的人口凈增量超過了10萬，其中人口增量最多的五個城市是廣州、深圳、重慶、長沙和杭州。從地域分布上看，人口流入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中部的長沙、武漢和鄭州以及上遊的重慶等地。

需要說明的是，成都等部分重點城市由於尚未公布2016年的詳細數據，另有部分重點城市由於只公布戶籍人口數據，而未公布常住人口數據，因此在此沒有納入統計。

廣深領銜

地處珠三角的廣深兩個一線城市，2016年人口增量都超過了50萬。數據顯示，2016年廣州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400萬人，達1404.35萬人，比2015年末增加了54.24萬人，增量居四大一線城市之首。

廣州常住人口的增加與近兩年廣州產業發展有關。由於在四個一線城市中較低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使得不少制造業巨頭將廣州作為重要的投資地。近兩年思科、GE、富士康等巨頭先後布局廣州。

例如，4月27日，主題為“創新高地 思科智城”的思科(廣州)智慧城項目動工活動在廣州市番禺區舉行。該項目坐落於廣州國際科技創新城啟動區的核心區，毗鄰廣州大學城，思科將攜手其全球合作夥伴搭建萬物互聯雲平臺，建設高標準智慧產業體系，打造一個千億級的智慧產業集群，可創造7萬-8萬的就業崗位。

目前，世界500強已有288家在穗落戶。今年一季度，廣州新設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508家，增長40.3%，實際使用外資18.86億美元，金額規模居全省第一。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隨著思科、GE等巨頭的落戶，未來一兩年廣州經濟增長將明顯提速，產業發展將帶動大量人才進入。

另一個一線城市深圳2016年末常住人口1190.84萬人,較上一年增加53.0萬人。其中，去年深圳戶籍人口增加49.8萬人，這與去年深圳大幅放寬落戶條件緊密相關。作為一個人口過千萬的超大城市，深圳的戶籍人口僅300多萬，人口結構出現嚴重倒掛。去年8月，深圳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文件，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提高戶籍人口比例及結構優化。其中，新的人才引進政策將純學歷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大專。

正是在廣深的帶動下，廣東去年人口呈現加快流入的趨勢。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末，廣東常住人口為10999萬人，人口總量比上年凈增150萬人,增長1.38%，增幅比上年提高0.21個百分點。分年齡段看，15-64歲(成年人口)8164.05萬人，占比74.22%，勞動適齡人口負擔略有減少。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2016年廣東常住人口向珠三角超大城市集聚勢頭未減，珠三角5998.49萬人、東翼1735.58萬人、山區1672.47萬人、西翼1592.46萬人，分別占人口總量的54.54%、15.78%、15.20%和14.48%。與上年相比，珠三角、東翼、西翼和山區的人口數量分別增長2.11%、0.48%、0.58%和0.50%。

在珠三角中，廣州、深圳兩個超級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增加最多，分別比上年凈增54.24萬和52.97萬人，兩市人口增幅占同期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86.31%。相比之下，東莞和佛山兩座制造業大市的人口增量就少很多，分別只增長0.73萬人和3.21萬人。

28個一二線城市2016年人口增量

重慶、長沙、杭州閃亮

在廣深之後，增量較多的還有重慶、長沙、杭州這幾個二線城市。其中重慶去年的增量達到了31.88萬人，僅次於廣深，位居第三。

此間的一大背景是，重慶總面積達到了8.24萬平方公里，戶籍人口達到了3000多萬，相當於一個中等省份，這其中郊縣的人口就占了至少三分之二。過去郊縣的人口除了流向主城區外，更多流向了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但近幾年，隨著一系列電子巨頭的落戶、重慶經濟的高速增長，郊區縣人口很多就不再流向沿海，而是選擇留在重慶，進入重慶主城區工作。

長沙去年的人口增量達到了21.34萬，位居全國第四。長沙的人口增長與重慶有類似的原因。第一財經此前的一項統計顯示，從2005年到2015年，長沙經濟增長了460%，位居主要一二線城市之首。過去這些年，長沙主打產業裝備制造業、文化產業、醫藥、汽車等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以裝備制造業為例，近年來長沙湧現出了三一重工、中聯、山河智能等在國內響當當的裝備制造企業。

與長沙、重慶依靠工業制造業經濟快速增長、人口大量流入不同，地處長三角的杭州之所以能在外向型經濟受阻、沿海城市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人口增量領跑沿海二線城市，靠的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信息經濟產業。尤其是以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戰略新興產業對杭州經濟轉型升級帶動效應十分明顯。

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杭州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2688.00億元，增長22.8%，占GDP的24.3%，提高1.3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數字內容、軟件與信息服務、雲計算與大數據等五大產業增速超過平均水平，分別為45.2%、45.1%、35.0%、28.8%和28.2%，其中電子商務產業已連續6年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長，繼續位居中國“電商百佳城市”首位。

在信息經濟的帶動之下，多個代表一線城市競爭力的指標領域，杭州已經與一線城市並駕齊驅。信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

除了這五座城市，武漢、鄭州、天津的人口增量也都超過了15萬大關。武漢和鄭州作為中部人口大省的省會，在去年一起進入到國家中心城市的行列，對周圍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不過，也有些中心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在不斷放緩。比如天津，在2014年的前幾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人口年增量都超過了50萬。近兩年，在區域經濟增速適度放緩的情況下，天津的人口流入速度也明顯放緩。2015年和2016年的增量分別為30.14萬人和15.17萬人。

另外，與廣深相比，京滬兩座強一線城市的人口增加都十分有限，分別只有2.4萬和4.43萬。這是因為目前京滬人口都已經超過了2000萬，出現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並設立了嚴格的人口紅線。

“如果京滬不控制，那麽京滬人口增長的總量和速度不會比廣深差，因為京滬對於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比廣深要大很多。”彭澎說。

這兩大區域流入最多

從增長率看，28個城市中，有14個城市2016年的人口增速超過了1%，其中，深圳增速達到了4.65%，位居各大城市首位。2014年到2016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15萬、60萬、53萬。可見在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的帶動下，近兩年深圳經濟快速增長，人口也大量流入。與深圳相似，廣州去年的人口增速也達到了4.02%。

在這兩個一線城市之後，長沙去年人口增速達到了2.87%，高居第三。杭州和貴陽分列四、五位。鄭州、廈門、武漢、西安和濟南分列六到十位。

綜合增量和增速來看，2016年，人口流入最為明顯的地區主要是來自珠三角和長江中上遊的中心城市，如廣州、深圳以及長沙、武漢、重慶等地。其中，隨著近幾年廣東轉型升級成效步伐的不斷加快，廣深兩座一線城市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也不斷壯大，吸引了大量外來人才的進入。

在長江中上遊以及鄭州，近幾年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這些地方到長三角和珠三角更加方便。加之產業布局和調整效果不錯，產業結構比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蘇南地區的筆記本產能相當大一部分已經轉移到重慶、武漢等地。這些地方的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等產業都得以快速發展。

以手機產業為例，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2016年各省份的手機產量對比發現，去年重慶和河南的手機產量突破了2.5億臺，貴州達到了1.3億臺，分列全國二到四位。隨著產業崛起，這些區域的城鎮化快速發展，區域中的中心城市人口流入不斷加快。

相比之下，絕大多數的沿海外向型城市人口增速相對有限，尤其是一些以傳統外貿出口城市，受制於國內各類成本問題和外貿出口受阻，制造業增長也相對緩慢，不少產業已轉移至中西部地區，因此這些城市的人口流入也明顯減緩。

隨著產業轉移和中西部經濟發展加快，農民工就近就業的比例日益提高。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2016年，外出農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趨勢，增速分別為3.4%、3%、1.7%、1.3%、0.4%和0.3%。外出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62.8%逐漸下降到2016年的60.1%。

P2G助民間資本流入公共項目

內蒙貸所屬的鈺欣公司的辦公室與多家國資單位在同一處。（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15日《南方周末）

三年前，“私人對公共項目對政府”（P2G）的新型融資模式，開始在包頭運營。政府、企業、百姓共同參與的這個融資平臺，能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緊張嗎？更為重要的是，P2G模式產生的風險如何釋放？

2018年2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青山區110國道與勝利路口北側，剛竣工沒多久的一處綠茵場煥然一新。

包頭市青山區政府興建的這個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包括球場、足球館和綜合辦公樓，占地面積約38畝，建設面積約2萬平方米，總投資9900萬元。在相對偏遠的大草原旁，它是難得一見的高規格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

財政吃緊的包頭市本來是無力投資這樣昂貴的公共體育設施的。

據新華社報道，經財政審計部門反複核算，內蒙古調減2017年收支預算預收入至1703.4億元，比2016年公布數據下降14.4%；作為自治區第一經濟大市，媒體曾報道，包頭2017年的財政數據經過此番“擠水分”，直接從2016年的271.2億元降至137.6億元，同比下降接近五成。

2018年1月3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表態，堅決叫停包頭地鐵項目。

其實早在三年前，另一種政府融資模式——“內蒙貸”就登場了。包頭的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就是通過“內蒙貸”籌集了7000萬元資金，借款期6個月、年化收益率8%。

“內蒙貸是P2G模式（私人對公共項目對政府）。”內蒙古鈺欣金融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內蒙古鈺欣”）營銷助理王昊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內蒙古鈺欣是一家民營公司，王昊宇負責推銷公司旗下的產品“內蒙貸”。

在“內蒙貸”官方網站，陳列著太陽能發電、國土綠化、文體設施等等十余個公共民生項目，多達幾十款短期產品。截止到2016年8月，內蒙貸融資成交額突破4億元，完成2.25億元本金還款，支付利息832.08萬元。

這種P2G模式並不是內蒙古的首創。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十余家互聯網金融公司開始向P2G業務轉型，內蒙古、四川、貴州等地一些政府都采用了類似的融資通道。

民間資本對接政府項目

楊芳是包頭青山區一家事業單位的員工，工資不算很高，但也攢了一小筆積蓄。幾個月前，她拿出其中一部分，買了一份互聯網理財產品，總共不到3萬元，年化利率7%，半年後到期。

“利息差不出多少，但比余額寶強點吧。”楊芳買的這款產品就是“內蒙貸”，平時跟單位里的同事閑聊，有前輩向她推薦過幾次，開始她覺得自己本錢不多，放在余額寶慢慢生點利息就已知足，不值得那麽折騰。而且，她也陸陸續續看到網上有P2P跑路的新聞，擔心打了水漂，就沒太敢往里投。

老同事看出了楊芳的擔心所在，解釋說，“內蒙貸”有區政府背書，很安全，不會出問題。於是她就投了一個綠化項目。被綠化的那條街她走過，比較熟。

在“內蒙貸”網站上，根據施工階段，一個大項目會被拆分成很多小塊產品進行銷售。“內蒙貸”的微信公號、官網會實時公布新的項目介紹。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是在2016年8月份推出的項目，代碼為“42期產品”，借款金額為100萬元，年化利率8%，期限6個月，每萬元預期收益大約為400元。

王昊宇強調，“內蒙貸”運用的P2G模式，是將民間資本與政府項目，通過他們公司嫁接起來。操作手法上，與P2P大同小異，沒有資金池，平臺幫助投資者與籌款企業對接，投資人在微信、網站上都可以買，仍屬於互聯網金融。

一位接近包頭金融辦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內蒙貸”並非只針對公務員發行，而是面向全社會。

據當地媒體報道，“內蒙貸”出現於2014年，是包頭市青山區金融辦與上海新界華欣物聯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界華欣”），聯合推出的互聯網金融平臺。設立的初衷，就是為地方上的文化、教育、醫療、科技、體育、交通、綠化等民生工程，提供融資服務。

內蒙古鈺欣是新界華欣的子公司，其辦公地址位於包頭市青山區正翔國際B6號樓，門口掛了一排牌匾——青山區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青山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城投資”）等國資籌款企業，都在同一地點辦公。據媒體報道，該處辦公室是由青山區免費向內蒙古鈺欣提供的。

工商檔案材料顯示，青城投資的大股東為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

在內蒙貸官方網站列出的產品介紹中，只有內蒙古旭宸能源有限公司一家私營性質的企業，承建的項目為太陽能發電，除此之外，籌款公司皆為國資企業，項目也多為綠化、學校配套之類的非營利設施。單款產品融資額度多為100萬元，年化利率為8%左右。

緣於財政吃緊

“內蒙貸”的誕生，與包頭的財政狀況相關。

《2018年包頭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下簡稱《報告》）透露，包頭市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37.6億元，下降49.3%。

《報告》稱，調減數據是針對中央巡視“回頭看”和自治區黨委巡視指出的問題，“主動認領、堅決整改，及時停建壓縮了地鐵等55個政府性投資項目，壓減投資702億元”。

與此同時，包頭市下轄區縣（旗）的經濟數據也都“水落石出”。其中土右旗、九原區、東河區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滑超過30%，青山區收入下滑超過50%。

早在2016年12月，自治區就下發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規劃的通知”，提出“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的要求，自治區在分配各盟市新增債券規模時，對於債務高風險地區，原則上不分配新增債券額度。

同時還規定，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承擔的經營性項目要與政府脫鉤，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相應的債務界定為企業債務，政府不承擔償債責任。

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蔡躍洲的一位博士生，開始跟人一起做P2G項目，引起了他的註意。他感覺P2G與時下流行的PPP以及P2P十分近似。

互聯網金融勃興，最初是想借助網絡平臺，把個人資金閑置匯集到一起加以利用。而從資金參與的角度看，PPP相當於把社會閑散資金積聚起來，用到公共項目上去。

“財政部、發改委推PPP的年份，在時間上基本上和互聯網金融出現的時間吻合，這是一個很巧合的事情。”蔡躍洲認為，P2G的出現，多少有些“無心插柳”，利用互聯網平臺，把社會閑散資金匯集起來，應用到政府公共項目中去。

但是如果沒有互聯網作為平臺，社會閑散資金幾乎沒有可能參與到大項目中去。“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最大限度地優化配置，盤活了。”他說。

由於地方政府投融資模式的轉變，以及地方財政緊張，此前一直被忽視的民間閑散資本逐漸進入視野。

“安全應該沒問題，就看你覺得利息合適不合適，值不值得投資。”王昊宇說，內蒙貸周期相對較短，每款產品期限為3個月—12個月。目前沒有出現違約現象。內蒙貸也沒有最低投資額度限制。“幾百塊錢也可以投，手里有點散錢就可以。”

正因為是小額資金的匯集，“內蒙貸”相較於其他融資途徑，更為靈活、便捷。“銀行貸款要走很長流程，我們發個標就可以了，急著用錢的就很需要。”王昊宇解釋，他經手的業務，金額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就是這些一筆筆投資，聚沙成塔，匯集起上億元資金。

截至2016年8月8日，“內蒙貸”為包頭市青山區教學樓擴建項目、包頭市青少年科普藝體（青春廣場）發展中心二期工程建設等9個公共民生項目融資成交額突破4億元。完成2.25億元本金還款，支付利息832.08萬元。

內蒙貸為該處足球學校的場館修建提供了融資服務。（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風險如何防控

2016年3月，包頭市青山區金融辦曾與內蒙古鈺欣總經理李瑞強一起，到四川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考察學習——四川投促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它是國內P2G的早期探索者。

國內P2G平臺目前大多以國企保理項目、政府直接投資項目、政府承擔回購責任投資項目為主，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則是目前P2G平臺開展的最新業務。P2G平臺在推出產品時，項目所在地、承建單位、籌款額度、利率、建設周期等等信息都有披露。

投促金融原CEO唐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每個項目在上線前，會把借款方、銀行的風控部門、律師、投資代表、擔保機構聚在一起，現場提問，就像信托、基金、股市一樣有披露標準。

除了“風控眾籌”和“項目路演”等信息披露模式外，P2G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號稱“最強兜底”信用背書。唐偉說，每一個項目都經過了政府內部正規程序的決策，如果出現問題就由各級財政來兜底。“正在做的項目是經過正規程序的決策，人大批準，有專款列入財政預算，作為還款資金的來源。”

“專項資金相對整個財政規模來講是非常小的，可能會有滯後的情況，但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和額度範圍內進行調劑，確保不在平臺上逾期或出現不良狀況。”唐偉說。

聯投銀幫CEO鮮林宇認為，“人大決議”“會議紀要”“備忘錄”等形式的審批流程，實際上是一種政府信用的背書。聯投銀幫是創建於2015年的一家主打車貸質押的互聯網金融平臺。

“優勢很明顯，缺點也無法回避。”鮮林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P2G平臺涉及的項目有財政兜底、保理回購，這都是其他理財方式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資金額度大、產權不清晰、信用借款過多等問題，也是投資者必須重視的可能風險。

他舉例說，政府項目融資中的抵押物涉及面極廣、種類極多，如土地、管道、林權、醫療設備等。這些抵押物在變現處置時難度極高。他發出疑問，“如果到期不能還款，難道去拆了天然氣管道賣？”

針對違約風險，內蒙貸引入擔保機構，簽署的是四方合同，包含出借方、借款方、居間方、擔保方。簽署擔保協議的公司叫內蒙古青源融資性擔保有限責任公司，合同上註明，內蒙古青源對青山投資實地調查審核，研究同意為其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對楊芳這樣的投資人來說，一系列的政府背書和擔保，讓她覺得資金安全。

然而，青山投資的股東為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內蒙古青源的股東也是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相當於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自己為自己的借款擔保。

(楊芳為化名）

P2G助民間資本流入公共項目

內蒙貸所屬的鈺欣公司的辦公室與多家國資單位在同一處。（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15日《南方周末）

三年前，“私人對公共項目對政府”（P2G）的新型融資模式，開始在包頭運營。政府、企業、百姓共同參與的這個融資平臺，能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緊張嗎？更為重要的是，P2G模式產生的風險如何釋放？

2018年2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青山區110國道與勝利路口北側，剛竣工沒多久的一處綠茵場煥然一新。

包頭市青山區政府興建的這個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包括球場、足球館和綜合辦公樓，占地面積約38畝，建設面積約2萬平方米，總投資9900萬元。在相對偏遠的大草原旁，它是難得一見的高規格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

財政吃緊的包頭市本來是無力投資這樣昂貴的公共體育設施的。

據新華社報道，經財政審計部門反複核算，內蒙古調減2017年收支預算預收入至1703.4億元，比2016年公布數據下降14.4%；作為自治區第一經濟大市，媒體曾報道，包頭2017年的財政數據經過此番“擠水分”，直接從2016年的271.2億元降至137.6億元，同比下降接近五成。

2018年1月3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表態，堅決叫停包頭地鐵項目。

其實早在三年前，另一種政府融資模式——“內蒙貸”就登場了。包頭的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就是通過“內蒙貸”籌集了7000萬元資金，借款期6個月、年化收益率8%。

“內蒙貸是P2G模式（私人對公共項目對政府）。”內蒙古鈺欣金融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內蒙古鈺欣”）營銷助理王昊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內蒙古鈺欣是一家民營公司，王昊宇負責推銷公司旗下的產品“內蒙貸”。

在“內蒙貸”官方網站，陳列著太陽能發電、國土綠化、文體設施等等十余個公共民生項目，多達幾十款短期產品。截止到2016年8月，內蒙貸融資成交額突破4億元，完成2.25億元本金還款，支付利息832.08萬元。

這種P2G模式並不是內蒙古的首創。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十余家互聯網金融公司開始向P2G業務轉型，內蒙古、四川、貴州等地一些政府都采用了類似的融資通道。

民間資本對接政府項目

楊芳是包頭青山區一家事業單位的員工，工資不算很高，但也攢了一小筆積蓄。幾個月前，她拿出其中一部分，買了一份互聯網理財產品，總共不到3萬元，年化利率7%，半年後到期。

“利息差不出多少，但比余額寶強點吧。”楊芳買的這款產品就是“內蒙貸”，平時跟單位里的同事閑聊，有前輩向她推薦過幾次，開始她覺得自己本錢不多，放在余額寶慢慢生點利息就已知足，不值得那麽折騰。而且，她也陸陸續續看到網上有P2P跑路的新聞，擔心打了水漂，就沒太敢往里投。

老同事看出了楊芳的擔心所在，解釋說，“內蒙貸”有區政府背書，很安全，不會出問題。於是她就投了一個綠化項目。被綠化的那條街她走過，比較熟。

在“內蒙貸”網站上，根據施工階段，一個大項目會被拆分成很多小塊產品進行銷售。“內蒙貸”的微信公號、官網會實時公布新的項目介紹。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是在2016年8月份推出的項目，代碼為“42期產品”，借款金額為100萬元，年化利率8%，期限6個月，每萬元預期收益大約為400元。

王昊宇強調，“內蒙貸”運用的P2G模式，是將民間資本與政府項目，通過他們公司嫁接起來。操作手法上，與P2P大同小異，沒有資金池，平臺幫助投資者與籌款企業對接，投資人在微信、網站上都可以買，仍屬於互聯網金融。

一位接近包頭金融辦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內蒙貸”並非只針對公務員發行，而是面向全社會。

據當地媒體報道，“內蒙貸”出現於2014年，是包頭市青山區金融辦與上海新界華欣物聯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界華欣”），聯合推出的互聯網金融平臺。設立的初衷，就是為地方上的文化、教育、醫療、科技、體育、交通、綠化等民生工程，提供融資服務。

內蒙古鈺欣是新界華欣的子公司，其辦公地址位於包頭市青山區正翔國際B6號樓，門口掛了一排牌匾——青山區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青山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城投資”）等國資籌款企業，都在同一地點辦公。據媒體報道，該處辦公室是由青山區免費向內蒙古鈺欣提供的。

工商檔案材料顯示，青城投資的大股東為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

在內蒙貸官方網站列出的產品介紹中，只有內蒙古旭宸能源有限公司一家私營性質的企業，承建的項目為太陽能發電，除此之外，籌款公司皆為國資企業，項目也多為綠化、學校配套之類的非營利設施。單款產品融資額度多為100萬元，年化利率為8%左右。

緣於財政吃緊

“內蒙貸”的誕生，與包頭的財政狀況相關。

《2018年包頭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下簡稱《報告》）透露，包頭市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37.6億元，下降49.3%。

《報告》稱，調減數據是針對中央巡視“回頭看”和自治區黨委巡視指出的問題，“主動認領、堅決整改，及時停建壓縮了地鐵等55個政府性投資項目，壓減投資702億元”。

與此同時，包頭市下轄區縣（旗）的經濟數據也都“水落石出”。其中土右旗、九原區、東河區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滑超過30%，青山區收入下滑超過50%。

早在2016年12月，自治區就下發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規劃的通知”，提出“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的要求，自治區在分配各盟市新增債券規模時，對於債務高風險地區，原則上不分配新增債券額度。

同時還規定，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承擔的經營性項目要與政府脫鉤，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相應的債務界定為企業債務，政府不承擔償債責任。

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蔡躍洲的一位博士生，開始跟人一起做P2G項目，引起了他的註意。他感覺P2G與時下流行的PPP以及P2P十分近似。

互聯網金融勃興，最初是想借助網絡平臺，把個人資金閑置匯集到一起加以利用。而從資金參與的角度看，PPP相當於把社會閑散資金積聚起來，用到公共項目上去。

“財政部、發改委推PPP的年份，在時間上基本上和互聯網金融出現的時間吻合，這是一個很巧合的事情。”蔡躍洲認為，P2G的出現，多少有些“無心插柳”，利用互聯網平臺，把社會閑散資金匯集起來，應用到政府公共項目中去。

但是如果沒有互聯網作為平臺，社會閑散資金幾乎沒有可能參與到大項目中去。“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最大限度地優化配置，盤活了。”他說。

由於地方政府投融資模式的轉變，以及地方財政緊張，此前一直被忽視的民間閑散資本逐漸進入視野。

“安全應該沒問題，就看你覺得利息合適不合適，值不值得投資。”王昊宇說，內蒙貸周期相對較短，每款產品期限為3個月—12個月。目前沒有出現違約現象。內蒙貸也沒有最低投資額度限制。“幾百塊錢也可以投，手里有點散錢就可以。”

正因為是小額資金的匯集，“內蒙貸”相較於其他融資途徑，更為靈活、便捷。“銀行貸款要走很長流程，我們發個標就可以了，急著用錢的就很需要。”王昊宇解釋，他經手的業務，金額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就是這些一筆筆投資，聚沙成塔，匯集起上億元資金。

截至2016年8月8日，“內蒙貸”為包頭市青山區教學樓擴建項目、包頭市青少年科普藝體（青春廣場）發展中心二期工程建設等9個公共民生項目融資成交額突破4億元。完成2.25億元本金還款，支付利息832.08萬元。

內蒙貸為該處足球學校的場館修建提供了融資服務。（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風險如何防控

2016年3月，包頭市青山區金融辦曾與內蒙古鈺欣總經理李瑞強一起，到四川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考察學習——四川投促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它是國內P2G的早期探索者。

國內P2G平臺目前大多以國企保理項目、政府直接投資項目、政府承擔回購責任投資項目為主，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則是目前P2G平臺開展的最新業務。P2G平臺在推出產品時，項目所在地、承建單位、籌款額度、利率、建設周期等等信息都有披露。

投促金融原CEO唐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每個項目在上線前，會把借款方、銀行的風控部門、律師、投資代表、擔保機構聚在一起，現場提問，就像信托、基金、股市一樣有披露標準。

除了“風控眾籌”和“項目路演”等信息披露模式外，P2G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號稱“最強兜底”信用背書。唐偉說，每一個項目都經過了政府內部正規程序的決策，如果出現問題就由各級財政來兜底。“正在做的項目是經過正規程序的決策，人大批準，有專款列入財政預算，作為還款資金的來源。”

“專項資金相對整個財政規模來講是非常小的，可能會有滯後的情況，但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和額度範圍內進行調劑，確保不在平臺上逾期或出現不良狀況。”唐偉說。

聯投銀幫CEO鮮林宇認為，“人大決議”“會議紀要”“備忘錄”等形式的審批流程，實際上是一種政府信用的背書。聯投銀幫是創建於2015年的一家主打車貸質押的互聯網金融平臺。

“優勢很明顯，缺點也無法回避。”鮮林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P2G平臺涉及的項目有財政兜底、保理回購，這都是其他理財方式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資金額度大、產權不清晰、信用借款過多等問題，也是投資者必須重視的可能風險。

他舉例說，政府項目融資中的抵押物涉及面極廣、種類極多，如土地、管道、林權、醫療設備等。這些抵押物在變現處置時難度極高。他發出疑問，“如果到期不能還款，難道去拆了天然氣管道賣？”

針對違約風險，內蒙貸引入擔保機構，簽署的是四方合同，包含出借方、借款方、居間方、擔保方。簽署擔保協議的公司叫內蒙古青源融資性擔保有限責任公司，合同上註明，內蒙古青源對青山投資實地調查審核，研究同意為其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對楊芳這樣的投資人來說，一系列的政府背書和擔保，讓她覺得資金安全。

然而，青山投資的股東為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內蒙古青源的股東也是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相當於包頭市青山區財政局自己為自己的借款擔保。

(楊芳為化名）

互聯互通擴容首個交易日：滬深股通資金大幅流入47億

5月2日是節後第一個交易日，也是互聯互通擴容的首個交易日，截至收盤，當日滬股通凈流入23.91億元，深股通凈流入23.38億元。

據證監會，自5月1日起，滬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額度將分別由130億元人民幣調整為520億元人民幣，滬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額度將分別由105億元人民幣調整為420億元人民幣。

對於單日額度的大幅提升，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高莉表示，滬深港通自推出以來，整體運行平穩有序，每日額度安排在保障市場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完善內地與香港兩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穩步擴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兩地證監會同意擴大互聯互通每日額度，將滬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額度分別調整為520億元人民幣，滬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額度分別調整為420億元人民幣。這一擴大開放舉措，有助於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參與A股市場，維護市場安全平穩運行。

境外空頭頭寸克制，資本項下流入將成人民幣匯率關鍵

8月6日（周一），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下跌191點，報6.8513，為去年6月以來新低。上周五，離岸人民幣對美元盤中跌破6.89，刷新2017年5月以來新低，距離2017年1月的歷史最低點6.9895僅一步之遙。

當然，在美元走強、中美經濟和利率周期分化的背景下，人民幣走跌是市場化的正常表現。即使是成熟市場的歐元匯率也在歐洲央行6月會議後，因市場對歐洲央行加息的預期有所推遲，在一周內對美元就貶值了3%。不過與上一輪人民幣貶值不同的在於，目前境內外市場的情緒實則相對平靜。“我們看到的是，國內外企業端的結售匯量相對比較平衡；在離岸市場，對沖基金的確有所增加看空人民幣的頭寸，但比起2015、2016年做空偏好十分克制，有些在6.75左右的點位也已獲利了結。”渣打大中華區金融市場宏觀交易部董事總經理馮思果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盡管各界擔憂經常賬戶順差的持續收窄可能導致人民幣長期承壓，但未來資本項下的變量實則更為關鍵。“A股加入MSCI指數後，第二輪資金將於9月初進入A股，被動流入量預計為80億～100億美元；另外，中國債市有很大機會在明年4月被納入彭博債券指數，估算被動流入資金將會是每個月100億～130億美元，持續20個月，直到2020年底。”因此馮思果也建議，不應因為匯率短期波動，而將開放進程逆轉或停止，信用的樹立和資本市場基礎設施的強化將對構建外資信心至關重要。今年以來人民幣雙向波動擴大、央行操作更為市場化，這些都是積極的進展。

境內外匯市預期基本平穩

人民幣CFETS指數在6月19日達到兩年來的最高水平。然而，美元/人民幣在6月中旬突破6.30～6.40區間後，人民幣貶值速度就開始加速，自那以來已累計貶值近7%。

8月3日，央行發布通知，自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消息傳來，離岸人民幣對美元暴漲超500點，在岸、離岸人民幣收複6.83關口。不過，8月6日開盤後，人民幣仍存在小幅拋壓。

值得註意的是，多位外資行交易員向記者反饋，此輪貶值最不同以往的一點在於，離岸人民幣波動率（期權定價的反饋）尚未像上一次貶值幅度超過6%那時類似的方式回應。“盡管6月起離岸人民幣波動率在過去一個月內從4.35%飆升至6.35%，但相比於2015年超過10%的水平，這其實不值一提。”交易員稱。

從企業和金融機構層面而言，馮思果也表示，“國內外企業端的結售匯量相對比較平衡。相較2015～2016年，大規模的跨境套利近乎絕跡，企業和銀行更加認真審慎地執行監管的各項規定，企業的風險中性管理日趨成熟。”

從交易量而言，2015、2016年的恐慌時期交易量大幅攀升，但相關數據顯示，如今在岸即期匯率的交易量約為每日200億～300億美元，變化基本不大；離岸人民幣的即期匯率交易量也僅比一季度增加了15%～20%，每日僅為150億～200億美元。

他表示，海外對沖基金的確有所增加看空人民幣的頭寸，但有些在6.75左右的點位也有獲利了結。“對沖基金的特點是看法改變比較快，比如說上半年海外對沖基金和策略師還是看多人民幣的，當時比國內機構看多的情緒還要熱烈。所以在這一輪市場變動中，即使有些對沖基金看空人民幣，其建倉規模也比2015～2016年小很多，而且會用比較保守的期權策略來交易，期權執行價距離當時市場的匯價差別不大，這也體現了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貶值幅度的預期並非特別大。”

同時，不僅有企業買期權來做保護，隨著人民幣期權價格的上漲，也有企業和資產管理公司出來沽售期權，這樣使得整個市場的供求較為平衡。

不容忽視的是，之所以年中人民幣貶值速度如此之快，“除了美元走強，還因為7、8月是中資銀行企業在H股付股息的集中時段，有相當大的購匯（高達幾百億美元的量），因此市場也可能超調。”馮思果告訴記者。

資本項下流入將成未來關鍵

早些年，國際機構普遍認為，相較於中國較大幅度的經常賬戶順差，人民幣匯率水平被低估。然而，今年1月，中國經常賬戶首現逆差，機構也預計經常賬戶順差可能會在2018年收窄為GDP的0.5%，並可能在2019年進一步收窄為0.2%甚至負數，這引發市場擔憂。

8月6日，外管局發布數據顯示，2018年二季度，我國經常賬戶順差369億元，資本和金融賬戶（含當季凈誤差與遺漏）逆差369億元。

機構普遍認為，未來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入將成為人民幣的關鍵。眼下，外資在中國A股和債市的占比約在2%的低位，未來邊際攀升的空間巨大。

從5月31日開始，A股順利納入MSCI指數，此前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證監會會同有關部門及滬深交易所已經著手研究相關新的制度與工具安排……以便盡快將目前的A股納入因子從5%提高到15%左右。”他也表示，要按照合格投資者和成熟市場的高標準需求改革資本市場的制度安排，這樣才能提高我國資本市場的質量和國際競爭力。

另外，今年初彭博宣布，將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中國債券納入指數將從2019年4月開始，用時20個月分步完成。

“目前中國在岸債券市場的外資參與度偏低，仍不足2%。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次納入將逐步而顯著地提升流入中國在岸債市的資金量。”富達國際中國債券基金經理黃嘉誠對記者表示。

“以前外資可以忽視中國債市，因為其並沒有納入國際指數，也不是外資投資組合中的一部分，然而當中國債市離納入國際指數越來越近，進一步了解中國債市就成了必須，不少外資也在探討加碼布局中國債市。”他稱。

馮思果預計，被動流入的資金將達每月100億～130億美元，持續20個月，直到2020年底。此外，摩根大通也正在積極和投資者商討是否把中國國債納入其主要的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結果將於明年9月公布。如果成功，將會有更大的資金進入中國債券市場。

不過他也提及，開放進程不應因短期市場波動而停止，且吸引外資持續流入的關鍵在於強化資本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市場透明度和信用。

“可以想象，如果境外人民幣流動性收緊或波動很大，利率會被人為大幅推高，對於境外投資者無論是投人民幣的債券還是股票，都會形成障礙。試想如果目前境外人民幣利率到達5%以上甚至是10%的水平，那麽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市的意願會大大受到抑制，甚至會引發投入中國的資本外流。同時，高企的境外人民幣利率也會使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股票的投資價值產生懷疑，畢竟利率的水平是決定股票價值的一大因素。”馮思果稱。

值得註意的是，在今年7月“債券通”開通一年之際，監管層也宣布將在今年7月中推出交易分倉，較快全面實行實時貨銀對付交收方法，盡快明確境外投資者相關稅收安排，將允許債券通投資者開展回購及衍生品交易，增加10家報價商至34家，將交易平臺費用下調最多可達一半。機構預計，這將提升外資進入中國債市的興趣和信心。

責編：林潔琛

7月外儲不降反升，跨境資金保持凈流入

人民幣匯率持續調整下，跨境資金仍然保持凈流入，7月外匯儲備數據不降反升。

中國人民銀行8月7日公布的最新外匯儲備規模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7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179億美元，較6月末上升58億美元。交行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認為，7月匯兌因素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不大，而10年美國債收益率略有上升，債券估值因素略有負面影響。因此，7月外儲增加表明當前跨境資金流動形勢總體穩定，保持凈流入。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告訴第一財經，外儲增加意味著，在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央行沒有大量使用外匯儲備去調控匯率。

在多位市場人士看來，本輪貶值期間我國參與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各方均一直保持了“探索性的定力”，市場化程度較上一輪貶值期間顯著提升。盡管匯率波動明顯加大，但市場流動性平穩、匯率日間波動並未逼近波動上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基礎未變和韌性增強。

跨境資金保持凈流入

管濤告訴第一財經，市場普遍預期人民幣面臨調整壓力下外匯儲備可能會大幅減少，但現在看來外匯儲備不降反升，好於市場預期。另外，由於估值因素對外儲數據影響不大，外匯儲備增加意味著跨境資金流動總體穩定。

盡管二季度以來人民幣匯率出現了連續調整，但7月跨境資金仍然保持了凈流入態勢。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7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環比上升58億美元，主要原因為資金凈流入而非匯兌和估值因素。

“7月美元指數在94-95波動，總體變化不大，歐元、日元、英鎊等對美元匯率未有明顯變化，匯兌因素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不大。7月十年美國債收益率略有上升，債券估值因素略有負面影響。”鄂永健分析，7月外儲增加表明當前跨境資金流動形勢總體穩定，保持凈流入。

今年一季度及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呈現出2001以來的首次逆差，這一度引發市場擔憂，但經常賬戶二季度重新轉為順差。

8月6日外管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二季度我國經常賬戶順差369億元。華融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認為，經常賬戶是衡量一國外部均衡的重要指標，並對匯率預期等有著指示意義。

從短期視角來看，伍戈預計，下半年我國經常賬戶有望保持順差格局。當前海外經濟景氣度仍處高位震蕩，疊加前期人民幣貶值的滯後作用，下半年我國出口基本面並不悲觀。而國內經濟邊際放緩的背景下，進口需求可能趨弱。居民收入趨緩及匯率貶值使得服務逆差也難以持續擴大。未來內外需的變化有利於我國經常賬戶繼續轉正。

“更長時間維度來看，擁有複雜技術等比較優勢的經濟體，其經常賬戶往往不易持續逆差，貿易摩擦等沖擊也難以根本改變其經常賬戶狀況，諸多國別案例對此都有印證。”伍戈稱。

資本項目順差減小影響有限

2018年二季度，經常賬戶順差58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順差182億美元，跨境資本延續2017年一季度以來凈流入的趨勢。

鄂永健在報告中指出，二季度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保持順差，但順差規模環比一季度下降了5131億元。考慮到未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依然存在，非直接投資差額或將面臨一定壓力。

而在管濤看來，國際收支數據來看，二季度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存在“雙順差”，但兩項順差差額不大，國際收支仍然處於自主平衡狀態。上半年國際收支數據也恰恰反映出央行退出幹預以後，國際收支的自主平衡能力增強。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道，市場應當更加關註國際收支的整體平衡，在經常項目順差的情況下，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環比小幅下降的影響並不大。

甄梅在報告中稱，一季度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呈現順差，特別是境外投資者繼續增加對我國的投資。一季度對外負債凈增加1709億美元，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凈增加730億美元，來華證券投資凈增加438億美元，吸收非居民存款和獲得境外貸款等其他投資負債凈增加544億美元。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盡管7月人民幣匯率發生了持續調整，但境外機構對中國國債的投資意願卻不斷增強。中債登數據顯示，持有中國國債總量卻達到了9803.69億元，距離萬億整數關口僅一步之遙，並連續18個月維持升勢。

央行退出常態化幹預

管濤還對記者指出，人民幣調整的情況下，7月外匯儲備依然保持增加，也意味著央行沒有大量使用外匯儲備去調控匯率。鄂永健也分析到，7月外儲的增加，表明在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央行未就匯率進行幹預。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總經理甄梅對第一財經表示，本輪匯率波動主要由市場推動，央行基本不再進行常態化的幹預。由市場力量主導的價格波動明顯促進了匯率彈性的增加，有利於發揮匯率調節國際收支的緩沖器作用。

“同時，經濟增長的總體平穩、境內金融市場的成熟和加快開放、國際收支的趨於均衡也為完善由市場發揮主導作用的匯率機制創造了條件。” 甄梅稱。

中信銀行金融市場部副總經理孫煒也告訴記者，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央行基本已經退出常態化幹預。本輪貶值期間我國參與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各方均一直保持了“探索性的定力”，市場化程度較上一輪貶值期間顯著提升，並未出現更多的行政性管制。盡管匯率波動明顯加大，但市場流動性平穩、匯率日間波動並未逼近波動上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基礎未變和韌性增強。

他進一步回顧，“8•11”匯改以來，匯率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2017年5月，在基本面改善、資本流動管理加強背景下，中間價報價機制引入“逆周期因子”。隨著單邊預期被打破，市場進入雙向波動，2018年1月9日暫停使用“逆周期因子”，回歸匯率政策中性 。盡管6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快速跌破6.7、6.8等市場關註水平，但匯率形成機制一直未變、中間價較前一日收盤價偏離幅度不大，匯率漲跌基本由市場決定，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升。

人民幣市場現多重新變化

在孫煒看來，除了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本輪貶值中人民幣匯率市場還出現多重新變化，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基礎上，市場主體的“頭寸、預期、行為、結果”傳導機制作用逐步顯現，並通過市場供求影響匯率走勢。

客盤方面，年初人民幣快速升值，持匯企業來不及調整，大量外匯資金被套牢，風險暴露；4月下旬美元開始反彈，這些企業頭寸回補，結匯盤明顯壓制美元兌人民幣上行幅度；進入6月，結匯企業前期被套外匯資金已經解套，不少企業短期預期轉變，選擇持匯觀望，而購匯企業的分紅購匯需求則相對固定，貿易摩擦憂慮也推動市場參與者因情緒轉化而提前購匯。

機構盤方面，由於銀行間外匯市場參與者多為銀行，需求相對單一、基於美元指數走勢的交易策略趨同，擁擠的單方向頭寸容易引起踩踏。6月下旬以來，在客盤結售匯供求基本平衡甚至是結匯可能更為占優的前提下，機構自營業務比較明顯的影響了市場供求，一致性的人民幣空頭在一定程度上引發超調，日間波動大幅提高。

孫煒還發現，本輪人民幣貶值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市場情緒的強化與突變。4月以來，貿易戰憂慮持續施壓人民幣，但因後續演進前景不明，貿易因素對匯率市場的影響比較有限。進入6月，隨著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市場情緒的突變和強化推動人民幣快速下行：一是，避險和謹慎情緒主導市場。短期內，匯市聚焦於非經濟因素影響，經濟基本面和技術因素顯著弱化。二是，實需項下季節性購匯需求持續處於高位。時逢6-7月，境外上市企業要付息和外資企業也要利潤匯回，市場情緒的切換進一步提升了企業購匯行為。三是，加快人民幣匯率回調壓力釋放速度。上半年人民幣匯率偏強，積蓄的回調壓力在市場情緒作用下加速釋放，最終上述因素的共振加強引發了一輪快速補跌和超調。

甄梅對第一財經記者回顧到，本輪人民幣下跌是受美元整體反彈觸發的，5、6月份以來市場對貿易摩擦升級的擔憂和中國經濟基本面指標呈現走軟跡象是人民幣加速回落的重要驅動因素。

她認為，本輪人民幣匯率波動特征明顯區別於2015-2016年。首先，本輪匯率波動主要由市場推動，央行基本不再進行常態化的幹預。第二，市場情緒穩定，未見恐慌性購匯，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穩定。

除此，離岸、在岸價格基本同步，掉期點持續收窄。本輪市場波動中，境內外價格總體保持同步，且境內外掉期點都大幅回落，顯示看空人民幣的投機性倉位較低，市場保持理性。國際收支趨於均衡，境內資本市場加快開放，未見明顯資本流出壓力。

責編：陳天翔

鼓勵流入，央行對部分跨境投資業務暫不收繳外匯風險準備金

央行近期重新加強了遠期售匯宏觀審慎管理，於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8月10日傍晚，央行再發通知，明確了這次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的業務範圍。

央行重點強調了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內證券市場產生的遠期售匯類業務如何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的一些例外處理措施。

一是境外機構投資者為對沖經批準的跨境證券投資產生的外匯風險敞口而開展的遠期售匯業務暫不納入外匯風險準備金交存範圍。經批準的跨境證券投資目前主要包括：滬深港通、債券通、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6〕第3號明確的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業務，以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境內證券投資等。

二是與境外央行類機構開展的遠期售匯業務暫不納入外匯風險準備金交存範圍。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解讀稱，中國在“811”匯改之後，尤其是今年，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擴大資本市場開放的措施，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和當初出臺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這個政策的背景有了很大不同。因此，此次為了保護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境內市場的積極性，減輕政策的負面影響，采取了一些例外的處理措施。

根據央行公布的內容，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的業務範圍包括：一是境內金融機構開展的代客遠期售匯業務。具體包括：客戶遠期售匯業務；客戶買入或賣出期權業務，以及包含多個期權的期權組合業務；客戶在近端不交換本金、遠端換入外匯的外匯掉期和貨幣掉期業務；客戶遠期購入外匯的其他業務。二是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外與其客戶開展的前述同類業務產生的在境內銀行間外匯市場平盤的頭寸。三是人民幣購售業務中的遠期業務。

除了上述關於境外投資者的相關業務不征收存款準備金，央行還指出，代客遠期售匯業務展期無需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期權和期權組合按名義本金（期權組合采用名義本金最高的單筆期權）的二分之一作為應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的基準計算和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

央行行長易綱早前在2014年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時，就下一步我國外匯管理改革的路徑曾表示，“深入研究托賓稅、無息存款準備金、外匯交易手續費等價格調節手段，抑制短期投機套利資金流出入”。

外匯業內人士認為，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實際上是一種類托賓稅的措施，其目的是抑制遠期購匯。這有助於應對未來外匯擠兌風險，擡升跨境套利的成本，緩解人民幣貶值預期的無序發酵。

上一次央行啟用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的措施來穩定匯率是2015年10月15日，央行對開展代客遠期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準備金率暫定為20%。並於兩年之後的2017年9月11日起，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降為零。

時隔一年，8月3日，在岸人民幣跌破6.88關口，離岸人民幣逼近6.9關口。人民銀行表示，“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當日晚間，人民銀行稱，自2018年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

責編：於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