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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汙染耕地：三年探路路未明湖南試驗田再“續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455

一名農民在“萬畝示範片”里翻耕。三年試點，農民並不適應官方規定的治理模式。（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圖）

作為唯一一個由兩部委批複的國家級試點，長株潭試驗田關乎中國上億畝受汙染耕地治理的走向。然而三年來，技術存爭議，基層有怨言，效果仍未評估。

“由於重金屬汙染耕地修複治理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試點工作的效果目前還難以全面顯現，至少需要3至5年時間才會有個規律性的結論。”

2016年7月上旬，湘江流域正值早稻收獲時節。湘鄉市東郊鄉旺興村農民王長泉在地里翻耕，預備幾天後播種晚稻。東郊鄉地勢平坦，10790畝稻田青黃交錯，在烈日下呈現一派平常的農忙景象。

只有藏在田間的一溜“萬畝示範片”標牌宣告此處農田與眾不同：

全國首次土壤汙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高達19.4%。“鎘大米”風波席卷後，2014年4月，湖南省啟動長株潭耕地重金屬汙染修複及農作物種植結構調整試點，作為唯一一個由農業部、財政部批複的國家級試點，其成敗關乎中國上億畝受汙染耕地治理的走向。

2016年，湖南長株潭試點步入第三個年頭，因一直保持低調，成效如何外界難窺究竟。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進展或不如預期。有農業部官員視察後，甚至希望縮小試點範圍。5月28日，國務院發布的《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土十條”）正式提出延期，為試點“續命”。

“由於重金屬汙染耕地修複治理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試點工作的效果目前還難以全面顯現，至少需要3至5年時間才會有個規律性的結論。”7月13日，設立在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的長株潭耕地重金屬汙染修複及農作物種植結構調整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試點辦”）答複南方周末記者，當前，該辦正在配合農業部效果評價專家團隊對試點工作進行三年階段性總結評估，“待2016年的土壤和農產品數據出來後，最早要到年底才會有個初步的結果”。

三年試點，成效難維持？

全國耕地重金屬治理盯著湖南，而湖南耕地治理盯著湘鄉萬畝示範片。湘鄉共有77萬畝農田。2014年湖南開始試點，第一件事是對耕地土壤質量進行檢測，每150畝耕地設一個檢測點。根據土壤環境治理標準，土壤中鎘含量不應超過0.3mg/kg。據當地一名官員介紹，湘鄉有35萬畝耕地合格，42萬畝耕地存在不同程度超標。

42萬畝超標耕地中的14萬畝被納入了湖南試點。試點的基本思路是根據重金屬汙染程度的不同實行分區治理，分區關註兩個指標：稻米鎘含量和土壤鎘含量。

我國稻米鎘含量限值為0.2mg/kg，有專家批評標準過嚴，日本限值為0.4mg/kg。湖南試點將稻米鎘含量在0.2-0.4mg/kg之間的耕地列為達標生產區，是“VIP+n”技術的主戰場。“VIP+n”是湖南試點主推的組合技術，湖南相信這一技術能有效減少水稻對鎘的吸收、降低稻米中鎘的累積，在酸性中輕度鎘汙染的稻田中種出安全的大米。

對於稻米鎘含量超過0.4mg/kg的耕地，土壤鎘含量在1mg/kg以下的列為管控專產區，探索汙染稻谷安全管控模式；土壤鎘含量在1mg/kg以上的列為替代種植區，實行農作物種植結構調整，原則上不再種植直接食用鎘超標的農作物。

根據2014年湖南省農業委員會重點工作完成情況公示，試點第一年，三個區域早稻的達標比例分別提高了53.1%、44.8%、20.3%，米鎘含量平均降低30%左右，“修複取得明顯效果”。

然而此後，試點成效幾何，鮮有公開報道。甚至參與試點的企業都不了解全貌：“方案一般是開會口頭傳達，文字材料會後就收回。”一家生產土壤調理劑的企業負責人表示。試點辦解釋稱，在試點啟動之初，農財兩部明確要求，未經兩部許可，試點工作所有數據不能對外公布。

基層也不知道確切效果。“看又看不出來，都是省里來人化驗、統計，省里掌握數據。不過，試點辦開會講，2014年效果還好一點，2015年效果不如2014年。”湘鄉市農業局紀委書記李建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6年，湖南在試點範圍內開辟了26個“VIP+n”修複治理技術模式千畝標準化示範片和1個萬畝標準化示範片。專家們看重湘鄉市東郊鄉地勢平坦、水利條件好，多產雙季稻，於是將八個村莊的萬畝稻田歸在一起，統一育秧、統防統治，目標是一萬畝稻田全部合格，米鎘降到0.2mg/kg以下，土鎘降到0.3mg/kg以下，是為“萬畝示範片”。

當地媒體稱，萬畝片落戶湘鄉是一項榮耀，將來能“為各試點縣市區提供修複治理的標準化、規模化實施樣板”。然而，分管此項工作的李建良卻另有一番理解：示範片正是在前兩年試點效果不穩定的情況下設立的。“省里說今年多花點錢搞幾個示範看看，檢驗一下到底有沒有效果，到底是技術本身有問題，還是措施落實沒抓到位。”

農民難接受，基層有怨言

“VIP+n”的措施難落實，在基層得到公認。

和工程類土壤修複項目不同，VIP技術主要屬於農藝措施。“就是要邊生產邊達標（修複）。農藝修複符合‘土十條’的安全利用原則。”湖南省農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長紀雄輝解釋，在爭取試點時，湖南把針對湘米鎘汙染防控的既有研究結果打包，總結成VIP模式，即采用鎘低積累水稻品種（variety）、合理灌溉（irrigation）、施用石灰等調節土壤酸度（pH）。

除了低鎘品種選育的任務落在專家身上，其余措施都成了基層“多出來的農活”。

自從被納入試點，湘潭市嶽塘區正江村抓農業的村委劉冬國工作量翻番。每回村里開會，他都對照著試點辦編寫的《水稻降鎘安全生產42問》和農業局發放的各種技術培訓資料，向村民們講解“VIP+n”的各種措施。

最難的是“合理灌溉”。為了阻止水稻對鎘的吸收，必須從孕穗期開始實行淹水灌溉管理，保持田面水深3-5厘米，直至稻谷黃熟。“我們的宣傳也很到位，連村里的書記都知道田要淹水，不要脫水。”紀雄輝說。

但這不符合南方地區傳統耕作習慣，農民擔心水稻長期泡在水里容易倒伏。紀雄輝到鄉間檢查時，常發現排水口被打開，稻田幹得開裂。這樣一來，出現一種極端情況：有的地方土壤達標，稻米卻超標嚴重。“領導對這些數據怎麽也想不通。其實是因為忽幹忽濕，幹的過程使鎘離子活化，一泡水又迅速釋放，反而加快了作物對它的吸收。”

雖未看過檢測數據，劉冬國卻在日常開會和接待領導、專家視察中，揣摩出正江村前兩年的試點效果不明顯。“上面很重視，我們今年都是嚴格按照規定措施做的，怕石灰發到農民手里農民偷懶，我們統一組織人撒石灰。確保石灰不浪費，水分管理做到位。”

農民難接受，基層政府也有怨言。“措施都是專家規定的，我們落實到位就可以了，也搞不清到底哪些措施有效果。”嶽塘區農業局副局長陳新衛說。

湖南試點範圍在2015年有所擴大，新增了長株潭以外的6個區縣。為集中力量做出湖南模式，如今不僅新增區縣可能取消，甚至原試點中不以農業作為工作重點的區縣也可能停止試點。聽到這個傳聞，陳新衛忍不住嘀咕：“嶽塘區耕地都在郊區，農民種田都沒有積極性，可能取消還好一些。”

相比之下，企業參與的熱情高漲。2016年4月，永清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以7958萬元中標，承包了長沙市望城區整區23萬畝重金屬汙染耕地修複服務項目。據紀雄輝介紹，其中22萬畝是措施承包，企業按VIP技術系列措施操作，政府檢查措施是否到位。剩余一萬畝是效果承包，“企業可以按自己的模式搞，就看最後達標沒有”。

爭議“撒石灰”

2016年6月30日，在第二屆“中國農田土壤修複高峰論壇”上，不少與會專家都會提及湖南試點，或語焉不詳，或頗有微詞。

“坦白來講，湖南模式能不能推廣，是爭議挺大的一個事。”參與“土十條”制定工作的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研究員李松在會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過結果沒出來，也不好下結論；而且環保部沒參與，以後農田這塊可能還是農業部主導。”

爭論的大半火力集中對準湖南試點的標誌性措施——撒石灰。提出VIP技術的專家們表示，酸性土壤會增加鎘等重金屬元素的溶解性和移動性，使其進入作物體內的可能性增加，通過施用生石灰可以提高土壤pH值，減少作物對重金屬的吸收。

“我提醒過湖南很多次，不要以為撒石灰就完事了。病因沒找準。”一位參與過湖南試點評估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把大米鎘超標引導到土壤酸化問題上是有偏差的。pH值可能有一定貢獻，但貢獻率有多大還不好說，如果不是主控制因素，那撒石灰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在一篇評價湖南試點的文章中介紹，日本於1971年在28個區域開展石灰施用等降鎘的大田示範試驗，其效果是糙米鎘降低達到60%以上只有2處，40%-60%的6處，20%-40%的8處，0-20%的8處，反而增加的有4處。“因此認定石灰降鎘有困難，不能作為主要治理措施，而只能作為輔助手段。”

除了效果受質疑，長期大量施用石灰還可能使耕地土壤板結，造成二次汙染及破壞農田生態。李建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湘鄉萬畝片有的農田pH值已經在6.5以上，石灰撒多了影響禾苗生長，“但還是按照技術要求統一操作，沒管酸堿度了”。

2015年3月，試點辦發出公告，廣泛征集耕地重金屬汙染修複治理新產品與新技術。試點辦在管控專產區設立了4個500畝展示區，參展方需免費提供產品，統一開展田間試驗與示範。

“相當於是打擂臺賽，篩選VIP+n里面的這個n。”環保橋（湖南）生態環境修複有限公司總經理袁海偉說，參展的企業約有五六十家，湖南省農委最後對每個參展企業出示了效果評價報告，但沒有公開排名。“我們的土壤調理劑用在早稻上降鎘率是50%左右，晚稻是40%左右，私下打聽，算是效果還可以的。”

“湖南追求的是單項指標，誰的產品降鎘率最高，誰就最優秀，不考慮對水稻會造成增產還是減產。”登封市新鑫農科材料有限公司主營土壤調理劑，副總經理張建平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業界對土壤調理劑代表的耕地修複思路是否科學，也存在爭議。“沒有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屬，只是先固化，控制作物吸收。但汙染不斷累積，總有一天要飽和的。”

湖南試驗田關乎中國所有受汙染耕地治理的走向。（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圖）

休耕試點再探路

湖南試點在中輕度汙染區域推行“VIP+n”技術，而在重度汙染區域進行的農作物種植結構調整，看似靜悄悄，實際也困難重重。為湖南試點提供技術指導的農業部環境保護科研監測所副所長李玉浸認為，在湖南三年試點中，種植結構調整推進的難度最大。

種植結構調整，意味著在重金屬汙染“積重難返”的耕地上停止種植水稻，改種其他對土壤中的鎘不那麽“敏感”的作物或非糧食作物。湖南試點已有改種玉米、高粱、葡萄、西瓜、蠶桑等多種探索。

在長沙縣北山鎮榮合橋社區，南方周末記者看見三百多畝低鎘積累作物篩選項目試驗田里，玉米長勢喜人。“但費用太高了，生產成本要一千多一畝。試驗還行，要推廣給農民很難搞下去。”北山鎮農技推廣站站長張國玉說。

“簡單看錢還不行。一方面，老百姓說我只會種水稻，讓我種別的我種不了。另一方面，原來種水稻已經形成產業鏈，肥料供應、市場銷售都圍繞著水稻，改種之後會帶來一連串問題。”李玉浸表示。

據李建良介紹，湘鄉有5866畝耕地列入替代種植區。有的地方改種高粱，國家第一年每畝補貼2450元，第二年每畝補貼450元，但種出的高粱不好賣。還有地方改種蠶桑，效益也不好，“第一年搞了700畝，去年只有200畝，其他又改回種水稻了”。

今年，緊隨“土十條”步伐出臺的，還有農業部的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方案，長株潭重金屬超標的重度汙染區也被納入試點，初步規模為連年休耕10萬畝。農業部希望，通過連續多年休耕，同時采取施用石灰、翻耕、種植綠肥等農藝措施，以及生物移除、土壤重金屬鈍化等措施，修複治理汙染耕地。

湘鄉市農業局已經在6月收到分配下來的萬畝耕地休耕任務。5866畝重度汙染耕地已進行種植結構調整，只好從管控專產區劃出一萬畝，趕在晚稻播種前通知到農民。

土壤中重金屬質量守恒，休耕本身並不能修複汙染耕地。“休耕以後怎麽去修複呢？又是試點，我們打算配合著做做試驗，至少探索出一條路子吧。”紀雄輝說。

糧食安全，土壤難安全

“雖然‘土十條’提出繼續在湖南進行試點，但農財兩部已明確，須等農業部效果評價專家團隊完成試點三年階段性評估後，農財兩部才能確定下一步試點的期限和試點的整個思路框架。”試點辦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紀雄輝則估計，試點延長時間不會太久：“原計劃試三年，現在頂多再有一兩年，很多專家領導都這麽認為。”

農業系統專家傾向於肯定湖南試點，如李玉浸認為，在減少大米重金屬超標的含義下，湖南試點的效果比較顯著。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剛檢測出的達標生產區2016年早稻達標率在50%左右。

“農田土壤修複是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不能要求三年就取得很大成效。”曾在湖南省進行過20年鎘汙染農田治理修複研究的青島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榮表示，湖南試點沿用了過去幾十年的耕地治理技術，雖有進步和經驗積累，但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

“相比技術，這種治理模式怎麽推廣更值得關註。措施老百姓能不能接受，成本政府能不能負擔。”湖南試點三年，中央每年安排的專項資金超過十億元。湘鄉萬畝示範片耗資5500萬元，其中一半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另一半為當年的修複措施投入，即每畝耕地大約需要2750元/年。

更尖銳的質疑針對的是湖南試點的思路。

“土十條”提出風險管控原則，強調耕地安全利用，要求到2020年，受汙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達到90%左右，輕度和中度汙染耕地實現安全利用的面積達到4000萬畝，重度汙染耕地種植結構調整或退耕還林還草面積力爭達到2000萬畝。

多位專家表示，湖南試點的思路與“土十條”一脈相承。

“輕度汙染撒石灰對付，汙染濃度太高了受不了，那就不種水稻，或者幹脆休耕。”一位參與“土十條”制定的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安全利用”保障農產品安全，有進步意義，“但不是一個很健康、很全面的概念”。

“從它（指湖南試點）的角度，大米達標就算完成任務，但土壤環境質量本身沒有改善。你可以說現階段缺錢缺技術，但首先要肯定，但凡有辦法治理，應該想辦法把土壤恢複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這涉及環境倫理問題。”

AMC探路不良資產基金模式

去杠桿、去產能的背景下，市場化債轉股勢起，以不良為主營業務的資產管理公司(AMC)在探索不良資產如何進行債轉股的同時，不良資產處置基金化也正在成為行業競逐的熱點。

11月17日，在第82場銀行業新聞例行發布會上，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下稱“長城資產”)副總裁周禮耀表示，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具有時間換空間和跨周期操作的特點。因此，長城資產選擇以市場化基金為運作載體來助推具體落實相應工作。

當日，長城資產也宣布將在未來3年時間內，組建三大母基金，各100億元。同時在母基金的基礎上，成立100個子基金，每個子基金在30億元左右。通過三年時間，爭取籌集3000億元的資金，形成一個3000億規模的產業基金集群。

不良資產基金探路

銀監會數據顯示，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49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566億元。不良貸款率1.76%，比上季末上升0.01個百分點。

根據長城資產提供的數據，截至10月末，今年新增投放的項目258個，其中新增的傳統資產包項目187個，涉及債權本金722億元，同比增長了6.22倍。周禮耀預計，到年底可能會突破1000億元的規模。

不良資產規模總體的加快上升，促使不良資產處置市場蛋糕增大，不過也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創新模式來加快不良處置。

銀行不良持續上升的背景下，更多的資金也希望能夠參與到不良處置當中，基金模式則可以解決資金進入的問題。不良處置行業中，此前已經有不少不良資產基金的探索，不過還未成規模。四大AMC的加入，為不良資產基金模式樹立了方向。

截至今年9月30日，長城資產已經成立了“長城國越資產管理合夥基金”、“長城國泰並購重組基金”和“長城國豐城鎮化基金”三大母基金，各100億。分別專註於不良資產收購處置業務、不良資產並購重組業務以及房地產“去庫存”業務。

目前，3只母基金在不到一個月時間的運行中，已經出資項目4個正式落地，出資金額50.9億元，待出資項目7個，涉及金額212.48億元。

“究竟是以子公司的合資公司模式走，還是以基金模式走，我們做了反複的比較。”周禮耀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提問時稱，在未來的操作中，上遊將是優勢企業或者上市公司，下遊是可孵化資源，包括基礎資產、好的項目，中間則是基金運作平臺，即孵化基金的模式。

長城資產資產經營部總經理雷鴻章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三大基金是一體化的，共同推進。其中負責不良資產處置業務的基金“國越資產管理基金”著眼於收購不良資產，一是金融類的不良資產，另一個是集團之間互相拖欠的這類非金融不良資產。

“通過這個基金，一是跟銀行合作，創新處置模式;二是跟地方政府合作，創新處置模式;三是跟大型企業集團合作，幫助企業集團降低杠桿;四是與社會資金合作，包括外資，做大不良資產的主業。”雷鴻章稱。

不良資產基金的資金究竟由哪些機構來出資?這也是市場較為關心的問題。

周禮耀對記者稱，要形成3000億元的基金集群，需要通過長城資產本身的資金投入，也需要社會資金的介入，不排除引入外資基金。同時，長城資產正在考慮在國際並購過程當中進行有效的合資基金的安排。

債轉股“七個圈”模式

隨著10月份新一輪市場化債轉股的大幕拉開，銀行方面債轉股已經陸續有項目落地。

實際上，債轉股對AMC並不新鮮。長城資產成立17年以來，通過實施債權轉股權，已幫助300多家大中型國有企業減輕債務負擔，重組整合了相關債權企業1000多家。

“我們一直在思考是在企業債務減免又不破產的狀態進行債轉股，還是從某個切入口反推，在企業降成本過程中實施債轉股。”周禮耀稱，這個問題的思考對未來債轉股的實施具有引導作用。

根據周禮耀介紹，最近長城資產正在與一家已經嚴重資不抵債並陷入債務兌付危機的央企做債轉股方案。通過債務重組、財務重組和資產重組，幫助這家企業剝離低效資產和非主營資產，重振主業經營的競爭力。

最終采取的模式是，以時間換空間，使這家央企未來既能夠獲得重生，又能夠在這個過程中不采取破產重整的方式，損失通過未來的增值來進行反哺。

周禮耀將此總結為“七個圈”的模式，即在企業一攬子方案、整體重組這個大圈下面形成兩個小圈。一個小圈是優質資源，一個小圈是現在的問題資源，進行優劣分離。對於優質資源，再進行主副分離，即主業部分跟非主業進行分離，形成了這個圈當中的兩個圈。問題資源也分成兩個圈，一個是可處置的有效資產，另外一個則是損失，要通過優勢產業和有效資產未來的並購重組來實現價值的回歸，彌補這一塊損失。

“所以我們現在采用的是‘投行+綜合重組不良資產’的方式來進行處置，基本考慮以收購不良資產為切入點，形成債轉股的模式，形成‘七個圈’的回歸。”周禮耀稱。

“從債轉股明確指導意見以後，我們就主要介入以不良資產為主的債轉股。”周禮耀稱，不過，不良資產的債轉股還主要面臨“五難”。

一是協調難，二是估值難，三是定價難，四是管理難，五是退出難。那麽面對這五大難題，不良資產的債轉股應該如何來做?

周禮耀表示，不良債轉股涉及到銀行、企業以及AMC，上面是銀行、下面是企業，中間是AMC。這三方的考量包括對價值的判斷和對定價的考慮：一是不良資產買方與賣方的價格差，另外一個則是企業對自身判斷，跟銀行之間的定價也有個落差。

“由於不良資產有未來處置過程當中的運作成本、財務成本，這都要在它的價值當中體現。按照我們的經驗，這種價格差至少在20%-30%，所以往往銀行出包也很難。”周禮耀稱。

此外，AMC要進行不良債轉股也需要資源、資金的準備，以及不良資產退出機制的建立。在上述“七個圈”模式下，可以通過整體上市或者分拆上市來實現企業的價值，最後來反哺企業之前損失。

基因定制啤酒探路市場 你願意為哪些個性化定制買單？

如果有一瓶根據你的基因特點定制的啤酒放在面前，你願意為它付多少錢?

近期，美國消費級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宣布與英國倫敦一家名叫Meantime的啤酒制造商進行合作，專門為有錢的啤酒愛好者定制專屬啤酒，每桶售價可不便宜，制作一次(1200升/桶)的費用高達25000英鎊(30550美元，約合21萬人民幣)，按照660ml一瓶來計算，一瓶折合人民幣105元。

縱觀國內啤酒定制市場，一些品牌只是在啤酒包裝上推出定制元素，比如在定制啤酒瓶上印出專屬照片等，但還沒有根據個人基因定制的啤酒出現。不過，國內一些基因檢測公司從個人基因組數據出發，推出個性化減肥方案，定制營養餐，還有一些公司進行定制護膚品開發等。

23andMe是否會開基因檢測公司和食品或飲品定制先河，從基因檢測出發，而衍生的醫療、健康、營養、美容等結合的個人定制的市場前景到底有多大?

噱頭大於實際意義

啤酒定制依據的原理是什麽?Meantime啤酒廠與23andMe合作，在釀制個性化啤酒之前，從客戶身上進行唾液取樣，然後科學家進行分析，檢測客戶的口腔味覺感受器(TAS2R38基因)對丙基硫氧嘧啶(一種可以從卷心菜、生西藍花、咖啡、黑啤中提取出的、類似苦味劑的物質)的敏感度，進而了解該用戶對苦味的喜好，有些人喜歡苦味較重的口味，有些喜歡清甜的口味。

一旦基因檢測結果出來後，啤酒廠就會將根據基因信息開始著手制作符合客戶需要的啤酒。啤酒樣本制成後，他們會邀請客戶與釀酒師一對一座談，並試喝樣品，以確保口感是否符合客戶的喜好。之後，客戶還可以親自體驗釀酒的過程，比如添加啤酒花、谷物和進行測試。

啤酒制造商Meantime的釀酒師Ciaran Giblin表示，這是世界上首款利用先進的基因技術根據個人DNA定制的啤酒。消費者只要往23andMe送一份自己的唾液樣本，他們就會提供給你一個配方，這個配方做出的產品是根據消費者的基因組成所研制出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啤酒。

除了享受專屬的DNA量身定制客戶的啤酒，客戶還可以通過增加費用：為自己的啤酒命名;享受直達家中裝罐、供應到酒吧或直接入窖儲存的服務;參與一次名叫“The Knowledge(求知)”的課程;設計自己的專屬logo、啤酒瓶或啤酒杯等服務。

從售價來看，一瓶定制660ml的DNA啤酒售價105元人民幣，幾乎相當於一箱普通啤酒的價格，而定制啤酒不會以零售方式出現，而是為“土豪”以1200升/桶 來定制的。

以精準醫療為主業的元碼基因CEO田埂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基因定制啤酒的原理非常簡單，用基因來檢測用戶感受苦味的程度，如果用戶對苦味敏感，就降低苦味。人的味覺受體的基因比較簡單，但是嗅覺受體的基因已發現的有200多個，定制啤酒只是考慮了人的基因對苦味的靈敏度，所以這項定制的噱頭作用大於實際意義。

基因個性化定制市場潛力巨大

23andMe一直以來都是世界範圍內消費級基因檢測類別里具有標桿意義的公司。這家位於美國加州的公司，由谷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的前妻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創辦，它直接面向消費者唾液檢測的個人基因組試驗在2008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最佳發明。

23andMe為消費者提供包括族源分析、遺傳性狀和遺傳性疾病的風險評估等檢測。2015年6月，23andMe的基因檢測樣本量已經達到100萬個。在基因數據應用方面，23andMe做了很多嘗試，從藥物到食物，從運動方案到個性化的文娛用品，除了啤酒外，還有根據個人基因組數據定制的圍巾，根據個人基因組數據生成的音樂和手機壁紙，甚至還有手機卡牌遊戲。

WeGene(微基因)是國內被稱為最“像”23andMe的公司，為國內互聯網消費者提供消費級的基因檢測。所謂消費級，和應用於臨床的基因檢測相對應的，是消費者科學認知自身遺傳特性的一種方式，檢測結果有一定的科學性，但不具備臨床指導意義。

中國消費級基因檢測在國內的接受度和美國相比顯然差了一大截，WeGene創立兩年多來，口碑不斷提升，樣本量目前達到數萬，但與23andMe的百萬樣本量仍有不小差距。

WeGene CTO陳鋼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基因檢測的結果本身並不是目標，後續根據包括基因組數據在內的人體數據的定制解決方案才是最終目標，而啤酒只是其中一個小事而已。整體而言，營養基因組學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很多食品行業的巨頭在這個領域都有長期的投入。歐美的科研機構也有很多營養基因組學方面的項目，比如歐盟的Food2me項目。營養基因組學公司Nutrigenomix在全球22個國家或地區提供服務，授權服務商超過一千家，在香港地區就有十余家。

陳鋼表示，如何在個性化同時，真正給消費者帶來好處是更重要的事情。 WeGene也在發展定制化服務生態，比如，有健身公司給WeGene的用戶提供基於基因組的個性化減肥指導，價格不便宜，銷售還不錯，還有和合作夥伴開發的定制營養餐也有一定市場。

作為人體數字化的入口，基因檢測如何和人們的醫療、健康、營養、美容等結合，推出個性化醫療，個性化營養、個體化美容等，並實現產業化和商業化，是國內基因產業一直探索的目標。

田埂認為，定制食品除了味道需求外，還有營養的需求，比如根據基因組數據，有些人不能代謝某些物質，有些人身體里本身缺乏某些物質，根據個人代謝能力和營養需求定制食品未來比啤酒的需求更強。

個性化美容護膚和基因、代謝等結合，被認為是基因定制化頗具潛力的市場。英國的geneu和美國的skinshift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國內數字生命公司碳雲智能就提出要和一些護膚品公司合作，為消費者定制護膚品，提供精準護膚。

設想一下，如果基因檢測公司和一些化妝品公司合作，利用基因組學，微生物組學(檢測尿液、糞便、表皮微生物等)和生活習慣調研等不同手段，建立了精準化肌膚護理的解決方案，尤其提出抗衰老的個性化方案，或許會有很多女性願意為此買單。

一位化妝品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精準護膚的市場才剛剛開始，更多的公司只是嘗試。女性對於美的追求從初級到高端，高端以後還是會出現衰老，整形和醫療美容就有了市場。每個人的皮膚特質不同，基因護膚品定制的市場肯定很大，但是如何推廣和普及還需要積累。

事實上，基因個性化定制是個大概念，也是一個涵蓋產業相當廣的領域。田埂就舉例說，基於基因組學而進行的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個體化的飲食方案，美容方案，都屬於個人定制，以後環境溫度，服裝材料都可能會根據個體遺傳基礎進行定制化調節。

“未來還或許可以根據遺傳匹配度以及遺傳喜好，精準的找到一個男朋友，是不是叫定制伴侶?”田埂說。

雲業務“探路” 中國聯通成立產業互聯網子公司

這幾年雖然雲計算大潮機會湧現，但比起互聯網巨頭的全力投入，運營商的動作總顯得慢了那麽幾拍。

除了自身利益的羈絆外，體制往往是被外界詬病最多的。“運營商也知道這個問題，成立公司主要也是希望在人才引進上更加靈活。”聯通(廣東)產業互聯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海峰對第一財經記者如是說。

近日，中國聯通首家產業互聯網子公司“聯通(廣東)產業互聯網有限公司”和“聯通(廣東)產業互聯網研究院”在廣東正式成立，推出的雲產品涉及政務、醫療、金融、智造四大行業。據廣東聯通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目前集團正在極力推動雲業務的發展，從部門到子公司的結構變革反映了決策層轉型的決心。

事實上，相比於其他兩家運營商，中國聯通在業績上承受的壓力最大。在近日發布的財報中，中國聯通2016年凈利潤同比大降94.1%。但從細分業務上看，互聯網數據中心(IDC)及雲計算業務，實現收入人民幣94.5億元，同比增長33.7%。也許，雲業務的發展將會是聯通在轉型期業務破冰的一個機會。

雲計算“過招”

從語音業務到互聯網業務，再到雲計算，運營商和阿里騰訊等企業的較量從未停止。

在過去，雲計算幾乎被全球的運營商巨頭當成是自己發展的一次機遇，一種轉型的方向，成千上萬億的投資用來花在了建設IDCT防，部署網絡，搭建雲資源池，但恰恰是在雲計算這個地方運營商又遇到了強勁的競爭對手。一如過往的“OTT過頂傳球一樣”，谷歌、亞馬遜、facebook，阿里巴巴等企業在搶食雲業務上，絲毫沒有顧忌。

“咱們在國內和這些互聯網企業尤其是阿里巴巴打得非常辛苦，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是節節敗退，從國外的市場來看，在美國幾大運營商已經退出了公有雲的市場，像AT&T已經把他公有雲資產變賣了，不再去在公有雲市場上與谷歌這樣的互聯網企業做競爭，這種趨勢不光是電信運營商，老牌的IT設備商，像IBM、惠普這樣的公司也紛紛的退出了公有雲的市場，最著名大家知道前幾年惠普推的現在也已經不了了之。”中國聯通集團信息化部副總經理、總架構師範濟安在“電信大數據創新發展高峰論壇”上說。

他在演講中透露了幾點擔心，一方面是能力的單一。如果單談到基礎設施，政企客戶為什麽要選擇運營商的雲，運營商的技術與經驗並不見得比別人多多少。另一方面是雲計算的同質化競爭程度太高。他認為，運營商與BAT之間，運營商與運營商之間，運營商與其他計算機廠家之間只能打價格戰，打到最後一地雞毛，價值盡失。

一個例子來自於最近在福建廈門的政務雲招標，廈門市政府的這項預算是495萬，騰訊一分錢標的讓業界嘩然。

“就連過去在運營商背後的華為也開始公開做公有雲了，運營商必須加快速度了。”廣東聯通內部人士對記者表示，目前政企和醫療依然是運營商的優勢項目，這一點也是聯通成立產業互聯網子公司後重點的發展業務。

“四朵雲”能否實現超車?

在中國聯通試行的產業互聯網業務上，包括醫療、金融、政企、智造在內的“四朵雲”成為了重點發展項目。

以醫療雲為例，根據記者在現場的了解，中國聯通醫療雲基地在去年5月份已正式落地廣東，成為中國聯通首個亮相並正式商用的產業互聯網基地。基地自成立以來推出了3大產品線、12類雲化服務，完成2項專利申請，協助廣州婦兒順利通過HIMSS雙7認證。

“廣州婦幼基本實現了醫院業務系統的全面雲端托管。”聯通發布現場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醫院的電子病歷系統、數據集成平臺、移動護理都已部署在聯通沃醫療雲平臺之上，雖然都搬上雲端，但醫院對整個資源的使用情況，每臺雲主機的性能狀況乃至每個具體業務系統的服務程序和數據庫運行情況，都實現24小時的不間斷監控。

相比於互聯網廠商，目前三家運營商各自掌握著幾億用戶的數據，數據資源的優勢相比於互聯網企業毋庸置疑，數據的全面性、真實性、公正性、及時性都可圈可點。

同時，聯通還希望通過開放通信能力吸引更多的應用。比如在“沃企·雲道”這個平臺上，基礎運營商的通話、消息、流量、碼號等通信能力均以“雲化”的形式開放，轉換成可通過互聯網調用的API產品形態。

據廣東聯通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這個平臺的便利之處就在於，通信能力可通過API的形式被開發者無縫集成到其應用產品中，為其用戶提供隨時隨地的通信服務，使得通信開發零門檻，助力創新創業者開辟應用新場景和模式新突破。這也是全國首個一站式提供全國碼號資源，固定網絡和移動網絡同步支撐的通信能力開放平臺，可提供總機、會議、呼叫中心、錄音等400余個通信能力開放API，支持全終端、全連接。

“對於運營商來說，不管打沒打下雲市場，都需要靠大數據打下的雲市場要靠數據和運用去提高效率，沒有打下的雲市場要靠數據和pass服務去做差異化的競爭，而不是只是在底層的基礎資源層靠價格去做競爭。”範濟安表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落後為運營商敲響了警鐘，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奮起直追，成為雲數據時代的領跑者。

杭州探路分級診療：醫保支付改革讓大醫院“舍得放”

乍暖還寒時節的一場春雨讓杭州市湖濱街道的聞老伯咳嗽起來。4月中旬的一個上午，82歲的聞老伯在81歲老伴的陪同下來到了杭州嶽王路社區衛生服務站就診。

自2014年與這家社區衛生站簽約以來，聞老伯成了這里的常客：每個月都會來配一次治療高血壓和心臟病的藥品，身體不舒服時會先來社區醫院讓簽約醫生做個診斷，若有必要再轉診到大醫院。

聞老伯“用腳投票”成為我國首批實現分級診療的患者。聞老伯選擇簽約社區醫院，除了圖個方便，也看中了社區醫院報銷比例更高，轉診到大醫院還可以免去300元的報銷“門檻費”等優惠。

“三甲醫院門庭若市，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是新醫改的一大痛點，僅靠衛計委一家推進分級診療改變這一狀況顯然力不從心。充分發揮醫保政策的調節作用，實行“三醫聯動”，是推進分級診療制度落地的重要措施。

2016年，全國三項醫保基金的收入達到1.7萬億，支出超過1.2萬億，占到同期醫療機構業務收入的50%，隨著醫保基金占據醫療機構服務購買者的主導位置，醫保對醫療資源配置的話語權也在逐步增強。

第一財經記者近日在杭州等地調查時發現，在分級診療體系的過程中，醫保一方面發揮“指揮棒”作用，通過醫保基金差異化的支付比例引導患者到基層就診；另一方面發揮“緊箍咒”作用，以總額預算和智能審核為抓手加強費用控制，引導省市醫院向下轉診普通病患者，主動承擔危急重癥患者的診療服務。

醫療資源逆向配置加劇看病難

大力推進分級診療是國務院醫改辦的首要任務。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去年的全國健康大會上稱，分級診療事關醫改成敗，可以起到“一子落下，滿盤皆活”的作用。

2009年新醫改啟動，對基層衛生機構大量增加投入，但大醫院對資源、病源的虹吸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醫療資源的逆向配置形成了“倒三角形”結構，數量非常小的大醫院占據了絕大部分的醫療資源。

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到2015年5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98.7萬個，醫院2.6萬個，基層醫療機構92.3萬個，截至2014年底，醫院提供了75%的住院服務，基層醫療機構只提供了20%。

不僅如此，醫院就診人次增速還遠遠快於基層醫療機構的增速。2015年1~5月，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為31.11億人次，同比提高30%，其中，醫院12.15億人次，增加54%；基層醫療機構17.95億人次，同比增加16%。

在這種情況下，若不出臺有效措施促進分級診療和基層首診制度的建立，資源向上集中的態勢會繼續惡化，政府在新醫改中投入的真金白銀無法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2015年9月，國務院出臺《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今年1月印發《“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規劃提出，將建立科學合理的分級診療制度。到2017年，分級診療政策體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地市開展試點。到2020年，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國情的分級診療制度。

實現分級診療涉及到醫療機構之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醫改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很多地區推進分級診療的過程困難重重。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洪偉認為，建立分級診療制度本質上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問題，建立相應的醫保支付制度和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是分級診療的題中應有之義。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吳明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現在分級診療面臨的突出問題首先是基層醫生沒有看病的積極性，其次是基層醫生能力不足，患者不願意去，而且很多三甲醫院還在和基層醫療機構競爭病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分級診療很難真正落地。

浙江省醫改辦主任、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楊敬認為，分級診療關鍵在於建立醫療資源優化配置體系，重點是要解決好患者“願意去”、基層“接得住”、大醫院“舍得放”以及配套政策“跟得上”的問題。

在建立分級診療的過程中，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被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國務院《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的“建立健全分級診療保障機制”的六條保障機制中，與醫保支付方式相關的就有兩條，一是發揮各類醫療保險對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引導作用和對醫療費用的控制作用，二是通過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引導大醫院向下轉診患者。

“指揮棒”引導患者下沈

完善居民醫保門診統籌和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醫保差異化支付政策，適當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保支付比例，是促進患者有序流動，並進一步推進分級診療實施的重要杠桿。

杭州市醫保局局長謝道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就醫行為具有趨高性，患者看病不會只“圖便宜”，單純的經濟杠桿難以有效引導患者到社區醫院就診，在制定醫保差異化支付政策之前，必須先做家庭醫生的簽約。

杭州是我國醫改的排頭兵，是我國最早實施醫保基金總額預算和智能監管的城市，分級診療也領先全國一步。

2014年10月，《杭州市醫養護一體化簽約服務實施方案（試行）》正式施行，規定凡具有杭州市戶籍的參保居民，可以自願在所在社區的醫保定點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選擇１名全科醫生，與其簽訂一定期限的服務協議，便可享受“家庭醫生”貼身服務。

據了解，簽約以後，社區醫生將為簽約居民提供健康管理、社區醫療和雙向轉診、家庭病床、健康評估等個性化、多層次的醫養護一體化服務。簽約服務費由市、區政府和參保人員共同承擔，而簽約居民唯一的義務就是除了急診外，確保首診在社區。

謝道溥認為，參保人與家庭醫生簽約的目的是建立以患者為導向的就醫體系，與大醫院相比，簽約醫生對於患者的健康狀態更加了解，他們通過提供方便的醫療服務來引導居民就診。

在嶽王路社區衛生服務站中，簽約醫生丁亞萍對聞老伯的病情進行了長達十多分鐘的仔細問診和檢查。聞老伯此次是來治療咳嗽，由於在社區的健康檔案中記錄他存在心臟和腎功能的異常，丁大夫在開醫囑時會特別叮囑他用藥的註意事項。

丁亞萍介紹，這個社區服務中心是由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組成的醫療團隊，簽約人數有1000多人，每天的門診量有100多個人，他們每個月都要給簽約人打電話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

家庭醫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門人，社區內的簽約居民一有個頭疼腦熱，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社區衛生服務站找丁醫生和李醫生。

為引導參保人員“小病不出社區”，杭州市的醫保政策充分利用醫保基金支付比例的差值，引導參保人員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就醫診療。

比如，住院的起付標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比三級醫療機構低500元；門診、住院個人負擔比例拉開差距，如以門診為例，職工醫保個人負擔比例，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比三級醫療機構低10個百分點，城鄉居民醫保個人負擔比例差距最大的達35個百分點。

社區衛生機構還為確實需要轉診的患者提供轉診的綠色通道。醫保的政策規定，職工醫保參保人員選擇簽約服務後，在簽約的醫療機構就診或因疾病治療需要，經簽約醫生轉診至主城區範圍內其他定點醫療機構就診的，減免門診起付標準300元。

家庭醫生不僅是居民健康的守門人，也是醫保基金的守門人，轉診率是衛生和醫保部門考核家庭醫生的指標之一，醫保也會對社區醫院進行醫保基金的總額控制。丁亞萍表示，社區以治療常見病和慢性病為主，只有社區處理不了的疾病，她才會建議患者向上級醫院轉診。

78歲的朱老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去年曾經因為糖尿病到浙江省人民醫院住院兩周，丁醫生在電腦里全程為他辦理了轉院服務，不僅省了錢，更減少了他來回奔波的辛苦。

杭州醫保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在社區首診和經社區轉診至上級醫療機構就診人數為41.25萬人，共減免起付標準4486.67萬元；簽約參保人員轉診至上級醫療機構發生醫療費40149.54萬元，其中醫保優惠3528.09萬元。

在醫療服務質量提升和差異化醫保支付政策的引導之下，杭州市簽約居民的數量逐年增長，主城區簽約數從2015年的52萬上升到2017年的80.8萬，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39.62%。目前，全市簽約總人數已達173.2萬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42.50%。

2016年簽約居民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就診率達到了64.67%，轉診到省市醫療機構就診的比例控制在12.04%。

實現分級診療涉及到醫療機構之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醫改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杭州市醫保的數據還顯示，2016年城鎮職工醫保簽約人群社區就診率為63.36%，遠高於不簽約人群48.5%的社區就診率，充分體現了簽約服務在促進基層首診和雙向轉診的成效。

“緊箍咒”激勵大醫院放手病源

在分級診療的配套政策中，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有關部門充分發揮支付方式在利益調節、資源配置、成本控制、激勵創新等方面的功能。要健全利益調控機制，引導群眾有序就診，讓醫院有動力合理用藥、控制成本，有動力合理收治和轉診患者，激發醫療機構規範行為、控制成本的內生動力。

吳明認為，僅靠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醫保報銷差別化引導患者到基層醫療就診所起到的作用有限，醫保在分級診療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通過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激發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

吳明建議，當前迫切要做的是，通過建立一套機制把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從“規模和收入最大化”轉變為“成本最小化”，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成本控制獲利，而非依靠“做大蛋糕”獲利。

形象地說，就是通過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讓大醫院感到治療普通病不劃算，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將病人下沈到下級醫療機構，激勵大醫院診治疑難重癥病人。

為了控制基金支出的增長，杭州市早在2009年底就出臺了《基本醫療保險醫療費用結算管理暫行辦法》，形成了以總額預算管理為核心，與項目付費、病種付費、人頭付費相結合的複合式付費方式。

杭州總額預算的主要思路為：一是鼓勵醫院通過技術、服務吸引病人，“錢跟人走”；二是激勵醫療機構提高診療技術，控制複診率；三是控制醫療費發生水平。
總額預算是對醫院總體費用的控制，至於“哪個醫生最喜歡開貴藥”這種個體行為是無法監測到的。如果沒有對醫生具體行為的監控，總額預算這個抓手就是空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杭州市於2013年2月率先上線醫保基金智能審核系統，直到今天，杭州市醫保智審系統的規則之多、管理之細，全國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城市能夠與之相比。

第一財經從杭州醫保局了解到，目前杭州醫保局的智審系統已經上線38類規則，7萬條明細。定點醫療機構哪怕只有2元錢的違規，系統也可以審核出來。

謝道溥說，醫保控費的智能審核如同一張網，能夠規範醫患求醫購藥的行為，只有每個醫生、病人的行為都規範了，總額預算才是更加合理的。

2014年，杭州醫保借衛生部門在全市醫療機構推行診間結算系統的契機上線醫保實時審核系統，通過診間結算實時提醒、控制醫療服務行為，目前已經實現醫療費用發生情況每十秒鐘更新一次。

浙江省新華醫院醫保辦主任李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實行總額預算這些年來，各大醫院次均醫療費用基本都是零增長，控費的效果非常明顯。

控費是要控制求醫購藥行為中的浪費，而非控制醫療費用的合理增長，杭州醫保通過逐年收緊的總額預算辦法，逐步擠掉了醫療行為的浪費，同時對於控費效果好的醫院給予獎勵。

總額預算這種付費方式激發了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舉例而言，在過去，某醫院為了賺取150萬的利潤，可能會多開1000萬的藥，其中醫保基金需支付800萬，個人支付200萬。實行總額預算之後，醫院主動不去多開這1000萬的藥，醫保基金會將這省下的800萬中的80%，即480萬獎勵給醫院，醫保基金也可以省下320萬，個人不僅省下了200萬的自費部分，而且還少吃了不必要吃的藥，從而實現了“醫、患、保”三方的共贏。

杭州醫保局的數據顯示，由於杭州在醫保制度起步之初就定了比較高的待遇標準，到2008年杭州醫保基金累計結余只夠支付5.6個月，從2009年實行總額預算和智能審核這7年來，杭州的醫保籌資標準沒有增加，醫保待遇不斷提高，但醫保基金的累計結余卻呈現上漲的態勢，到2016年支付能力增加到了15個月。

李苓表示，從目前來看，分級診療對於醫院的就診人次還沒有形成明顯的影響，但隨著下一步推行分級診療力度的加強，出臺更大力度的差別化付費政策，或是社區醫療機構在能力和藥品種類上的增加，更多患者選擇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之後，可能將對大醫院的營收產生比較負面的影響。

在治療常見病和慢性病方面，大醫院的成本是高於基層醫療機構的，通過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讓大醫院在這方面無利可圖，從而實現大醫院“舍得放”的目標。

今年3月，杭州市出臺《推進分級診療工作實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17年年底，城市公立醫院普通門診服務量明顯減少；縣域內就診率較2015年提升5個百分點；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總診療人次比率達到65%，逐步形成科學合理的就醫秩序。

這份即將在4月28日正式實施的方案要求通過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加強費用控制等手段，引導省市醫院向下轉診符合轉診要求的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患者，主動承擔對急危重癥和疑難複雜疾病患者的診療服務。

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楊燕綏表示，實現分級診療，醫保分級付費必須要跟上，按病種付費的支付方式將有助於推進分級診療。

楊燕綏說，一旦醫保付費與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s）聯系起來，將會引導醫療機構關註醫療服務的高難度（CMI值）和制定事業發展規劃，會促使大醫院去幹大醫院的事，普通門診和慢病管理自然會釋放到基層醫療機構。

楊燕綏也提醒，伴隨分級診療建立分級付費制度，需要建立健康檔案、慢病管理、門診治療和住院治療一體化的個人健康信息和診療信息系統，還需要合理使用人頭費、項目費、診斷組和療效獎勵的支付手段等配套措施，不能一蹴而就。

無錫陽山“田園綜合體”探路： “三生”對接“三產”的複合體

置身桃花盛開之地，一邊呷著咖啡，一邊欣賞著美景，耳畔不時飄來輕柔音樂。這是在無錫陽山鎮的一個鄉村，江南春早，三月這里就“灼灼其華”了。陽山鎮素有“中國水蜜桃之鄉”之謂，四年前，解甲歸“田”的張誠開始在這里打造“田園綜合體”。

為了打破城鄉文化的藩籬，張誠還在陽山開了第一家咖啡店，讓村民不僅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看見享受喝咖啡的城里人，更可以感受、體驗甚至加入到喝咖啡的隊伍中來，從而實現不同人群的交融互動。

誰說吃大蒜的就不能和喝咖啡的在一起?但是在陽山，讓桃花和黑咖啡一起飄香，可並不簡單。

隨著今年2月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田園綜合體”這一概念引起市場關註。按照這份題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幹意見》的文件表述，田園綜合體要“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於一體”。可以說，田園綜合體一頭連著鄉村的美麗和活力，通向都市人的世外桃源和田園夢想;一頭連著鄉村商業價值的提升，能更好地帶動新農村的發展，促進社會就業問題的解決。

“刀下留房”

回歸田園，田園生態不可或缺。

以村落房屋為例，原本“拾房村”是一個完整的村落，在2013年村民全部搬遷後，房屋有的被拆遷、有的倒塌，不過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或恢複村落自然形態，張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要“刀下留房”。

張誠是田園東方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田園東方”)創始人兼董事長、CEO。早年在大型商業地產企業工作的經歷，讓他選擇以商業模式可持續的視角去做項目。

在充分尊重陽山自然生態和項目原址——拾房村的歷史記憶的基礎上，項目按照“修舊如舊”的方式，選取了十座老房子進行修繕和保護，還保留了村莊內的古井、池塘、原生樹木，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村莊的自然形態。

田園東方在對老房子做規劃、設計、建設的同時，項目把新的業態、活動植入其中，並為不同業態空間進行室內設計，把能想到的樂活鋪子、書院、咖啡、主題民宿等形式都融合進去。

保護鄉村風貌環境，同時提升鄉村商業價值，是“田園綜合體”的一體兩面

這並不是全部。項目通過“三生”(生產、生活、生態)、“三產”(農業、加工業、服務業)的有機結合與關聯共生，涵蓋生態農業、休閑旅遊、田園居住等複合功能，將新型產業與農村發展進行有機結合。

張誠對第一財經表示，田園綜合體的思路源於城市綜合體。

在他看來，田園綜合體是方法論，既可以被視為特色小鎮的一種實現方式，又可以被稱之為一種商業模式。“綜合體”理應是跨產業、跨功能的綜合規劃;具體到項目當中，就是多功能、多業態的綜合運營。

按照張誠的理解，之所以中央會考慮推出“田園綜合體”這一概念，體現的也是由“跨產業、跨功能”所產生的集聚效應，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單線思維，不能就農村來談農村。

改造“拾房村”四年多來，他體會最深的就是城鄉文化的融合。他說，農村人向往都市，都市人又想回歸田園，盡管都有迫切的互動需要，但是卻沒有很成功的模式可以一攬子解決好這些問題。

張誠對第一財經表示，在城鄉二元結構的框架下，當一個城里人和一個農村人面對面的時候，他們是很難互相相融無間的——因為身份的不同導致了待遇的不同。要想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一體化發展，不能簡單停留在“讓農民上樓”這一物化層面上。

他說，雖然現在講新型城鎮化的目標是以人為本，並具體強調要重點解決完善城鄉一致的市政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福利，如今農民上了樓、看了病，這只是空間的變化、物質的變化，人卻沒變，文化也沒變。所以，田園東方在物化的東西之外，還要做更多內涵性的東西。城市和鄉村需要文明的融合，才能實現內在思想的融合。

讓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品咖啡

在“拾房村”閑庭信步，以咖啡為代表的都市文明撲面而來。

比如田園東方引進了臺灣知名的有機餐飲品牌蕃薯藤·TINA，為村民和遊客提供果汁、咖啡、奶茶等飲品和手工面包。

未來的“田園綜合體”，可能是田園風光與都市生活方式的結合

張誠稱，讓村民和遊客能喝上咖啡不是最關鍵的，而是想以此種方式表明城市的生活休閑方式，在鄉村同樣可以出現。對村民來說，田園綜合體也是接觸外界、打開眼界的窗口，不同文化在此交融互動。

他認為，城鄉二元結構，物質層面上的差異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層面的差異。尤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差異，不是誰比誰聰明的問題，只是二者條件不同所決定的。相對前者來說，後者的彌合需要很長的時間。而最好的辦法是城鄉互動，將兩種文明擱到一塊攪和，實現生活、社交、信息的流動，從而實現文明的融合。從這個角度來講，在鄉村開咖啡店，是不是特別有意義呢?

產業是田園綜合體的核心。一號文件表示“支持有條件的鄉村”來建設，所謂的“有條件”，在業內看來，是指當地有特色的產業、有特色的人文景觀，以及生態資源，總歸是有特點在其中。

陽山田園綜合體的項目，可以概括為四大板塊：農業、文化旅遊、地產和園區社區化管理服務，分別由公司化主體運營。

張誠將項目中的房產板塊，視為可以支撐投資的一個載體，同時也是在新產業集聚完成時，鄉鎮人口集聚形成新社區的需要。在他看來，在大部分地區，單純農業、文旅這些實體經濟在商業模式上暫時還難以單獨挑起大梁，需要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當下的農村面臨一個困局，即在不可能完全放開農村土地市場的前提下，金融機構等投資方無法在農村找到一個較快增長的產業板塊。“農村土地市場不敢放，放了怕亂，但是不開放又沒有一個載體可以支撐，從而讓投資有可能發生，這導致農村一直發展不起來。”

不過，農村可用於發掘的要素市場並不多。除了農產品、勞動力，還有土地。他認為，土地這個市場要素必須被一定程度地激活，用於產業開發使用。

跟特色小鎮一樣，一經問世，“田園綜合體”這一概念也受到市場追捧。

“拾房村”綜合體項目的互動遊樂區。

旨在實現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三大目標的一號文件，給“三區、三園、一體”賦予了“抓手、平臺和載體”的責任。其中，“一體”指的就是“田園綜合體”。中央希望通過這些“抓手”的建設，來優化農村的產業結構，促進三產的深度融合，把農村各種資金、科技、人才和項目等要素聚集在一起，加快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

以張誠的經驗看來，在政策鼓勵下，農村的一些資源會釋放出來，逐利性強的企業只能投資其中的一些環節。但是，鄉村需要精細耕耘、長線經營，並非一個可以短期賺快錢和回報很高的領域。總的來說，政府需要通盤考慮，政策性的資金支持和安排是不可或缺的;當然，借助社會資本搞活“田園綜合體”，也是希望其背後的運營機構，在商業運作和資金回收方面發揮創造性的作用。

“一帶一路”上的西班牙：馬雲提出的eWTP如何在民間探路?

“我們每天需要分揀處理20萬件包裹，其中4萬件來自中國的包裹里，95%以上都是電商件。”在西班牙郵政位於馬德里的一座中轉分揀中心里， 西班牙郵政中心運營經理貝雷斯對記者說。

在貝雷斯身後，一條長長的包裹傳送帶飛快地運轉，貼有條形碼“電子面單”的包裹上經過識別之後，自動掉入兩邊的包裹筐中。

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歐洲延長線的重點雙邊貿易國家之一的西班牙，是中國電商出口交易量第三、僅次於俄羅斯和美國的目的國。從前，一件從中國發貨的商品到西班牙妥投平均需要1個月以上，在經過菜鳥網絡對全鏈路端到端的優化和與西班牙物流專線的對接，現在這個時效已經縮短至平均10天。

把“中國制造”賣到世界各地，只是馬雲“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夢想的第一步。過去一年里，他在全世界飛行820多個小時，主要為的就是對“一帶一路”進行民間探索，通過互聯網，依靠技術和大數據，幫助全球中小企業來搭建一條“數字絲綢之路”，由位於中國、東南亞、歐洲等全球各地若幹個數字中樞連接而成，讓全球中小企業參與國際雙多邊貿易服務。

從全球買來看，在跨境進口電商平臺天貓國際上，西班牙成為前十大進口國；從全球賣來看，西班牙是阿里跨境出口 B2C平臺速賣通在全球市場第三大國家市場。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走訪菜鳥網絡、天貓、西班牙商戶、西班牙郵政等多方角色，試圖勾勒出一個 eWTP 的西班牙樣本。

西班牙樣本：紅酒、火腿和藥妝

“我們需要中國，我有一個中國夢，正如阿里巴巴馬雲說的，人總要有夢想，萬一實現了呢？。” 在西班牙本土藥妝品牌ISDIN總部，ISDIN CEO Juan Naya指著一張中國地圖對中國媒體說。

ISDIN是一家40多年歷史的歐洲藥妝品牌，但從中國打開知名度並非易事。

一方面，ISDIN所處的巴塞羅那是一個典型的猶太人聚集區。猶太人很聰明，每一分錢投資必須要有回報，對於中國市場期待值高，也看中這個市場帶給品牌的增長回報；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和 ISDIN 類似的中小企業多，還有不少家族企業，這些企業過去只做本國市場，對海外市場缺乏經驗。

此前，怡思丁在全球其他國家市場都是采用線下開店模式，唯獨在中國市場是通過跨境進口電商模式進入，物流全球則交由菜鳥來做。菜鳥保稅、集貨、GFC等模式全部在支持該品牌。此前商品直郵到中國要半個月，菜鳥保稅7天就可以簽收，菜鳥GFC全國10天可以簽收。

ISDIN CEO Juan Naya 對記者透露，2016年公司在全球營業額達1.8億歐元，其中40％來自國際業務。目前ISDIN在天貓國際銷售額已占中國市場總份額的85%，按照未來三到五年中國市場規劃，ISDIN八成的市場份額仍然放在天貓。

和 ISDIN一起探路中國市場的，還有位於西班牙 Rioja Alta 地區的LAN瀾酒莊。

西班牙LAN瀾酒莊負責人Enrique Abiega對記者感慨，“在60、70年代想都沒想過，如今可以通過電商接觸到中國消費者。”他稱，自己35年前第一次接觸中國消費者，大多是穿著制服的男士，現在不僅接觸的女士居多，來得完全不一樣，這是個進步。

目前LAN酒莊的第一大市場是美國，中國市場排在第九，但增長空間大。LAN瀾酒莊每年出口到中國市場有72000瓶紅酒，以每年增長15%速度增長。為擁抱中國市場和新零售，LAN曾為天貓用戶推出針對年輕人的定制酒。

在去年的天貓9.9全球酒水節上，包括LAN在內的50個國家的10萬款酒水在上線僅1小時，酒水銷量相當於去年全天總成交量的10倍。

和ISDIN、LAN不同，已經有130多年歷史的西班牙5J火腿還未入駐天貓開設官方旗艦店，卻已經在去年通過淘寶二樓走紅，也帶熱了西班牙伊比利亞火腿在中國消費者的知名度。

5J國際市場總監雷恩·萊米（Rene Lemee）向記者表示，5J目前在中國線上的經營大部分通過經銷商，但該品牌已與天貓達成合作意向，在今年有計劃入駐天貓開設官方旗艦店。

 “一帶一路”倡議對於西班牙食品加工業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目前中國是5J首要發展且最重要的海外國際市場，“我們希望借著‘一帶一路’的東風，能進一步推進西班牙火腿品牌和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發展”。 Rene Lemee對記者說

天貓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天貓西班牙火腿成交同比增長達50%，僅2016年12月臘味節期間，就累計銷售火腿超過20000條，西班牙火腿在中國市場的潛力正迎來爆發期。

ISDIN、LAN 紅酒、5J 火腿……只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間探路的一個個縮影。在天貓國際進口國家排名上，西班牙前十位，在歐洲國家排在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之後的第五位，其中來自西班牙的服飾、化妝品、火腿、紅酒、橄欖油等最受歡迎，已經入駐天貓國際的西班牙品牌包括Zara、ISDIN、LAN 紅酒、5J 火腿等近百個。

而根據天貓國際與第一財經聯合發布2016《進口消費洞察報告》顯示，國人全球化消費和境外消費回流明顯。2016年，天貓國際發展進一步成熟，眾多品牌第一次進入中國，吸引了大量初次購買進口產品的消費者。在這些新增顧客中，泛90後及95後占比超過五成，年輕人群成為平臺新銳力量。

 中國制造“出海”

當中國的網民開始享用來自西班牙的火腿、紅酒時，琳瑯滿目的中國制造正在豐富西班牙網民的日常消費。

 西班牙是阿里跨境出口 B2C平臺速賣通在全球市場繼俄羅斯、美國之外的第三大國家市場，根據速賣通的數據，西班牙人最愛買服裝配飾、手機和配件、運動、家裝家居、消費電子，已銷往西班牙的中國賣家主要來自中國義烏、深圳等中國制造重點產業帶。

不過，對於跨境電商來說，物流和海外倉是提升客戶體驗的兩個關鍵。特別是在解決發貨問題後，跨境物流的難點是鏈路長，環節分散，對接不暢。如何搭建一張有效率的跨境物流網絡，在距離消費者最近的地方建海外倉，支撐貿易的便利和通暢，顯得尤為重要。

第一財經記者走訪了解到，菜鳥馬德里海外倉現有面積1.8萬平米，主要支持全球速賣通業務，由菜鳥合作夥伴易達倉儲運營，由西班牙郵政承擔包裹配送。

海外倉是解決小包時代跨境物流成本高昂，配送周期漫長等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也是中國企業海外布局的關鍵一環。通過速賣通和菜鳥的大數據預測，中國電商賣家按照一般貿易方式，將商品批量出口到這個倉庫，拿到訂單後，再由海外倉發貨，將商品就近送達消費者。

在走訪菜鳥馬德里海外倉時，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一家在國內名不見經傳的耳機廠商Bluedio擺放了大量的貨品。據稱，這是阿里速賣通去年最受歡迎的五個品牌之一。

Bluedio曾是一家傳統的制造型企業，過去十年里做過手機電池、藍牙芯片、適配器等3C產品，市場上流行什麽就做什麽。電商的沖擊讓以OEM為主營業務的工廠逐漸失去優勢，因此，2009年，工廠轉而制造無線音頻設備，註冊了自己的品牌，並在此後開設了全球速賣通店鋪，搶占海外市場。

但到了2014~2015年，整個跨境電商處在風口，迎來了爆發式的業務增長，Bluedio供應鏈和物流壓力也隨之達到峰值。

不只是Bluedio，頂著“互聯網家電第一股”光環的小狗電器，在出海這條路上也並非一直順風順水。

小狗電器最早的海外銷售都是從國內發出，只能使用國際商用快遞，發一件貨的成本經常接近千元，物流成本占比持續居高不下，一度使小狗電器的高管頭疼不已。

在解決發貨問題上，Bluedio、小狗電器開始把更多貨物布局到離消費者更近的海外倉，菜鳥的西班牙海外倉就是其中之一。

通過大數據等分析，它們把潛在熱賣商品通過提前備貨到海外，訂單直接下發到海外倉發貨。目前Bluedio在歐洲的貨物幾乎都能在一周內送抵買家手中。在雙十一等大型促銷節點，Bluedio的貨物提前三個月就陸續通過海運的方式運往海外倉，在保證大促時效的同時，集貨的運輸方式也大幅節約了物流成本，該品牌銷售額已較線上經營第一年增長20余倍；小狗電器則借助海外倉服務，在阿里速賣通售出的產品基本已能做到100%隔日達，相當比例的訂單還能以次日達、當日達的速度送抵消費者手中。

菜鳥網絡海外倉合作夥伴易達倉儲西班牙負責人王偉透露，去年速賣通雙11，西班牙訂單量激增8倍，不到1個小時，2000多部小米手機被一搶而空。

西班牙的Diego Gomez第一個收到了速賣通的雙11商品，從下單到收貨，用了不到30個小時。數據顯示，雙11當日速賣通平臺訂單數超過萬筆訂單的店鋪共計366家。其中，銷量冠軍的交易金額高達449萬美金。

以服裝類目銷售冠軍ICEbear為例，雙11開始不到1小時，成交額即超過2015年雙11全天水平。雙11期間，其總訂單量同比增長了3.5倍，整體銷售額提升了4倍。

也是從那時開始，菜鳥在西班牙的海外倉支持西班牙全境72小時內送達，其中最快只需5小時，85%以上的海外倉包裹可以在購買的第二天簽收。這種跨境當日達的能力，全球目前只有亞馬遜和菜鳥網絡實現。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易達倉儲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因為速度太快，曾經有快遞包裹遭到了歐洲客人的拒收。直到客服溝通後才得知，“對方根本不相信在網上購買的中國商品第二天就能送到手上，還以為遇上了騙子。”

 “阿里巴巴集團‘一帶一路’西班牙實踐，很清楚看到在電商和現代物流、金融的推動下，優質的中國商品得以高效、迅速地進入歐洲市場，受到歐洲消費者的歡迎；同樣的，通過著名電商網站上建立旗艦店，中國的富裕和中產人群得以享受到優質的歐洲的特色商品，例如5J火腿和LAN葡萄酒。這樣的互聯互通，最終受益的是廣大消費群體。”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總裁、南洋國際商學院院長許振義博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在他看來，經濟全球化的特點是越是開放，越是聯動，越能有創新，越能擦出合作共贏的火花。中國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之一，無論從中國自身經濟發展來看，或是從區域國家經濟發展來看，都需要中國在區域乃至全球發揮更大的作用，包括領頭羊作用。

 

探路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國家統計局開展五地試點

地毯式掃街，一層層爬樓……這就是經濟普查員們每天的經歷。近日，第一財經記者隨國家統計局赴武漢市江岸區深入一線體驗、了解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綜合試點工作進展。

據了解，全國經濟普查每5年進行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此次全國經濟普查的對象是我國境內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全部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經營戶。普查的主要內容，包括普查對象的基本情況、組織結構、人員工資、生產能力、財務狀況、生產經營和服務活動、能源消費、研發活動、信息化建設和電子商務交易情況等。

江岸區繼第三次經濟普查被選為省級試點單位後，再次代表湖北成為河北、江蘇、湖北、重慶、寧夏全國5個國家綜合試點地區之一，其中個體戶抽樣調查為全國唯一試點地區。

江岸區統計局局長李軍介紹，江岸區是武漢市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經濟總量大，單位數量多，涉及領域廣，經濟業態豐富，跨行業、異地經營情況複雜。

在清查階段，該區1299名經濟普查員和指導員對158個普查區、580個普查小區逐一摸底，對夜市攤位進行拉網式登記，確保做到不漏巷、不漏樓、不漏門、不漏戶，累計清查單位和個體戶35490戶，其中：法人單位9546戶、產業單位1804戶、個體戶24140戶。

李軍向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在入戶清查階段，雖然只需要調查對象填寫一張單位清查表或個體戶清查表，但一些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戶不配合情況還是時有發生。

江岸區後湖街統計員熊曉靜告訴記者，落實一個入戶普查，至少得上門三次，前後得三天左右。這中間，還會遇到極不配合的普查對象。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副巡視員姜雷光表示，通過此次普查綜合試點，可以從整體上模擬普查業務流程、主要環節，重點檢驗目前制定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方案和配套軟件的科學性、可行性，進一步夯實統計基礎，為2019年1月正式開展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提供試點經驗。

傳華為探路彩電業，欲出手8K顯示和智能大屏

盡管國內彩電市場疲軟、大多數彩電上市公司利潤下滑，但是智能家居的大屏價值，繼續吸引新的大鱷準備跨界進入，華為便是其中一個。

第一財經記者從有關渠道獲悉，華為已經重設電視項目小組，並分硬件、UI等層面進行研究；華為電視項目小組最近在招人，也在與上遊面板商接觸。而與小米做電視不同，華為可能更多著眼於5G通訊時代8K顯示的布局。

不過，對於上述傳聞，華為相關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回應稱“沒聽說”。

重設電視項目小組

中怡康消費電子事業部總經理彭顯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華為早在5年前就開始了解彩電市場，最近與部分電視面板廠進行了溝通。“所以，華為如果做電視，一點都不奇怪。”

彭顯東認為，首先，華為不會局限於通訊設備領域，因為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通訊設備市場已經過了快速成長階段，華為一定要尋找新的戰略產業，而IOT（物聯網）、智能家庭的前景廣闊，華為已布局家庭路由器、家庭互聯網等業務，而家里的智能大屏在智能家居中處於重要地位。

其次，華為手機有大量用戶，用戶價值變現需要滿足其新的需求。目前，電視用戶已逐步習慣付費看視頻，中國智能電視用戶的AURP（平均消費額）值（僅算分給彩電廠部分）已經達60元/年，如果企業達到千萬級別的激活智能電視量，那麽意味著一年的運營收益可以達到6億元。智能大屏運營價值，前景誘人。

接下來，就看華為選擇什麽時間做電視。目前，電視機行業還處於混亂期，市場疲軟、利潤下滑、寡頭尚沒出現，最困難、最亂的時候最容易進入。彭顯東透露，“這兩年華為突然加速”，五年前的電視項目小組後來轉做智能穿戴產品，現在重新成立電視項目小組，還細分為硬件、UI等層面準備。

奧維雲網（AVC）副總裁董敏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並沒有看到華為榮耀LOGO的樣機，國內3C認證網站上也尚未有華為電視的備案，因此不做無根據的猜測。但華為等手機廠做電視是可以理解的、水到渠成的業務延伸。畢竟產業鏈相通、互聯網的屬性也相近。華為眾多的線下店面亦需要更多產品來將低頻消費轉化為高頻消費，從而擴大邊際效益。無論主營業務是手機還是電視，頂級消費電子廠商均存在完善生態鏈，多屏融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瞄準8K顯示備戰5G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電視上遊供應商相關人士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華為兩三年前就想做電視，最早華為是想在歐洲向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從通訊設備到終端產品。那時，華為與面板商洽談合作更多的是4K電視，至今沒有明確的進展。

今後，華為如果做電視，預計會瞄準5G應用。因為單純從移動端發展5G應用，意義不大。5G在終端有兩大應用，一個是無人駕駛，另一個是8K顯示。因為家中寬帶更換成本較高，而5G無線通訊可以滿足8K超高清顯示的需求，所以8K是潛在巨大市場。

5G通訊將在2019年商用試點，今年上半年，一個不太引人關註的消息是，華為已為無人駕駛汽車提供了車聯網技術，其實無論是“造車”還是傳聞中的“造電視”，華為都是為了搶占5G通訊未來的應用市場。

“華為不會直接跟創維、海信、TCL來爭奪電視市場，它關註的可能只是8K電視和8K顯示。”這位人士分析說，華為不見得要自己真正做8K電視，如果別人已經把市場做得很成熟了，華為就做好網絡服務商的角色；否則，它可能會出手大幹一番。

今年，華為曾多次與京東方（BOE）聯手拓展8K顯示市場，展示5G通訊時代的8K顯示解決方案。繼1月在俄羅斯通信展、2月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通信展之後，5月在2018日本無線及移動網絡技術展覽會期間，日本通信運營商Docomo與華為、京東方一起，首次實現“8K+5G”視頻直播和8K VOD點播。

智能家居的誘惑

對於華為即將入局彩電業的傳聞，TCL集團高級副總裁、TCL電子CEO王成認為，這正體現了電視在智能家居中的價值。

榮耀總裁趙明曾在幾年前接受采訪時對記者表示，電視產品是華為為數不多在分析和研究要不要進入的領域。

“坦率講這是家庭的交互中心，可能在手機和Pad的平臺之後，下一個平臺就是電視。我們在研究，未來如果我們做電視，跟其他人相比有什麽不同，如果我們真是進入，把價格打下來，對這個產業的貢獻很小，說實話這是破壞這個產業，不是對產業的發展做貢獻。我們把這個事情有些時候說得怎麽怎麽樣，但是反過來講，其實是損害了這個產業未來的中長期計劃的。”趙明表示，華為一直還是控制自己介入其他領域的欲望，從內部來說不做的聲音更大。

但對於華為來說，智能家居市場是未來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曾經表示，未來10年智能終端將進入全場景體驗時代，其商業本質是“人”而非“物”。

而董敏認為，“電視行業突破困局，需要打破產品邊界、外形邊界、功能邊界、渠道邊界和行業邊界。黑電是個過於成熟的品類，華為等高端品牌的介入，可能有助於整個產業的產品梯隊、價格檔位、利潤分配體系的重建，從而推進行業和企業走出價格戰的泥潭和低價負利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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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寧佳彥

出口转内销 涨声中外贸企业艰难探路

1 : GS(14)@2011-01-23 15:33:22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119/2196815.shtml
　　每经记者 郑佩珊 发自上海
　　历经了2010年的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多重考验的“中国制造”正在逐渐失去其低价竞争的优势。
　　在外贸企业利润一年不如一年的情况下，“中国制造”正在尝试另一条出路———出口转内销，两条腿走路。这是1月12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环球产品采购交易会”上获得的信息。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部分企业也表示，内销之路并不好走。
外贸利润在缩水
　　“外贸企业的利润一年不如一年，”上海卡拉优尼服饰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贺春柳感叹道，“然而我们必须要接单来保证工厂的运营以及生产规模，这样才能养活工厂的工人。”2010年以来，原材料成本上涨及汇率变动，令得外贸利润变得越来越薄。
　　根据环球资源的调查显示，2010年8月，环球资源供应商中有33%认为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于其挑战最大，其次分别是价格竞争、劳动力短缺、买家不愿意接受涨价、人民币升值，以及贸易保护。
　　“2010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放弃接单，那时候做外贸服装，就是给加工厂做嫁衣。”在做不如不做的压力下，贺春柳告诉记者。
　　来自青岛益佳针棉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针棉八部经理徐敏霞也告诉记者，“去年配布已经同比上涨了40%~50%，而人力成本涨幅在20%左右。”在企业利润不断被缩减的时候，青岛的益佳针棉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了节省费用，这次的产品展出也只来了徐敏霞一个人。
　　同样，贺春柳透露，为了减少成本，他们上海工厂的生产线如今已经只剩下2条，“2011年可能只会保留一条，应付一些小单用。”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部分企业已开始将工厂内迁。“我们在安徽有4个工厂，30多条生产线。”徐敏霞指出，做外贸的时候不得不选择一些内地的工厂，“并不是说内地工厂会比沿海工厂的成本便宜多少，而是沿海的工厂即使是高价也没有时间来接我们的单。”
　　然而今年开始，徐敏霞又开始头疼了，“1月1日开始，出口产品要求验货。这个对我们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本来出货周期就非常紧张，如果再要验货，直接的后果就是延误船期。”另外，验货直接带来的问题是，成本的增加。宁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童装老板告诉记者，“一单货无论500件或者5000件，现在的验货价格在上千元。而摊到每一件产品上，我们的利润又被稀释。”
　　第一纺织网总编汪前进指出，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至少在 “十二五”期间，外需将很难再现前些年那样显著的扩张。“我们认为，中国纺织出口‘高增长，低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将是‘低增长，高成本’时代，同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也将越来越多地面临增长‘天花板’，出口放缓将成为常态。”
内销的艰难尝试
　　出口放缓及利润的挤压，已经让部分外贸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市场。
　　根据环球资源介绍，此次交易会上来自国内的买家就包括好孩子、上海乐巢家居、美特斯邦威、上海雅多服饰及凡客诚品等。
　　然而，与2010年相比，这一次同样是由环球资源举办的环球产品采购交易会，来了解产品的买家明显少了很多。
　　“展位的空调有些冷，”贺春柳站着打了个哆嗦，“去年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非常忙碌。可是今天一早上来询问的不多，有希望发展成客户的仅有泰国的一家公司。”
　　之所以产生这样大的落差，因为这一次的交易会是以中国内需市场为主。“市场预计中国将在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环球资源副首席执行官区乃光表示。
　　然而这些外贸企业要开始转型内销，还有多少路要走？
　　来自深圳的魅动E族销售经理郭珍兰告诉记者，“客户中做内销的也不少，但是内销客户定的量很小，所以我们不得不提高单价。”贺春柳也告诉记者，其实自己的公司从2008年就开始尝试内销，甚至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但是我们的主营业务仍旧是外贸。”
　　宁波市鄞州凯欣羊毛衫厂负责人徐高峰道出了其中缘由，做内销并不容易。首先便是与外贸完全不同的付款方式，“做内销对于付款要求基本是3：6：1，或者是3：5：2，即在交付了30%的订金以后，每一次提货就结算清货款，最后的10%或者20%的货款可以在45天以内付清。”徐高峰指出。
　　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做内销时最希望的就是能及时结款，这样才有资金去购买下一批货源的原材料。“现在上游的纱厂白坯也在每吨4万元，染色的纱线要到每吨6万元。”成本的提升压力非常大，对于资金的流动要求就更高。
　　徐高峰告诉记者，前不久，他们便遇到了内销付款方式带来的风险。“我们最近有个客户定了30万元的货，付了30%的订金以后，拿了部分货却资金链断裂，我们只好把这部分库存压着，但是资金流不回来，我们也没办法再接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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