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房地產市場，上海市市長楊雄表示，下一步，還是堅持現在的調控政策，主要還是限購。

1月29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行記者招待會，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楊雄表示，房地產市場這兩年變化起伏比較大，2014年是量跌、價稍微跌了一點，到了去年又是量價齊升。從上海市政府來說，我們一直是貫徹這樣一個指導思想，就是保持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從去年的情況來看，交易量上升地比較快，房價也有所上升。

“下一步，我們還是堅持現在的調控政策，主要還是限購”，楊雄說。

楊雄表示，2014年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有很多同誌希望調整限購政策。“但我們還是覺得這個調控政策要繼續，今年還是要繼續堅持調控政策和調控手段。”

與此同時，政府將根據市場的變化在供應結構上做一些調整。楊雄說，目前市場上主要是中小戶型比較缺，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中小戶型的供應量。

對於房地產“去庫存”的問題，楊雄說，現在上海房地產可供量有1000多萬平方米，按照2015年的情況，估計銷售周期在7個月左右。從這個量來看，其實我們並不存在多少"去庫存”的問題。

不過，楊雄說，上海現在還是要密切註意房地產市場的變化，找到最合適的供應量。供應量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少了房價就要漲，多了就會造成庫存增加。我們會非常謹慎地對待這項工作，努力使上海房地產市場真正走上平穩發展的軌道。

廣州市原副市長、增城市委原書記曹鑒燎涉嫌利用職務便利，單獨或與他人共同收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7696多萬元，1月29日在深圳中院受審。

涉案金額超過7000萬

起訴書中認定，1991年至2013年間，曹鑒燎利用擔任廣州市天河區沙河鎮黨委書記、鎮長，天河區副區長、區長、區委書記、海珠區委書記，廣州市副市長、增城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在廣州市天河區、海珠區、增城市等地的土地開發、工程建設、物業租賃、“三舊”改造等領域為他人謀取利益，個人或他人共同索取或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696.2674萬元(包括人民幣4670.0253萬元、美元40萬元、港幣2952.5萬元)。

資料顯示，1955年生的曹鑒燎是廣州本地人，1970年代中後期在廣州市郊區人和公社黨委做基層工作,長達十年。1985年起，曹進入廣州市天河區黨工委工作，1985年11月後到天河區沙河區公所任黨委代書記、書記，1987年1月後任沙河鎮黨委書記，1995年5月後任天河區委常委兼沙河鎮黨委書記、鎮長。1996年4月，曹鑒燎離開沙河鎮，任天河區委常委、副區長，此後升任區長、區委書記等要職。

2002年12月，曹鑒燎離開天河，轉任海珠區委書記，其後又先後擔任過廣州市委副秘書長、廣州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2007年7月後任廣州市政府副市長，2011年12月後，任廣州增城市委書記。2013年12月19日，曹鑒燎因嚴重違紀問題被廣東省紀委立案調查。

經過半年多的調查，2014年7月11日下午，廣東省紀委公布：曹鑒燎在廣州市天河區、海珠區和增城市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後多次收受他人賄賂，數額特別巨大;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與多名女性通奸。

多數指控與房地產有關

在具體的犯罪事實方面，9項指控中，大多數指控與房地產相關，其中有多筆金額過千萬或者接近千萬。

據記者拿到的官方資料顯示，其一是收受廣州市龍洞龍匯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樊誌華所送價值983.806萬元的別墅一棟。1996年至1999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樊誌華承攬天河區沙河鎮政府發包的春崗山土石方工程、廣汕路三寶墟沙河教師新村土建工程，為樊誌華取得沙河鎮經濟發展總公司位於岑村的195畝土地開發權提供幫助。

1998年5月，曹鑒燎收到樊誌華所送、位於祈福新村價值983.806萬元的別墅一棟，這棟別墅登記在樊誌華名下，2005年，曹鑒燎要求樊誌華配合妻弟曹博斌辦手續，將該棟別墅過戶到曹鑒燎嶽母梁銀娣名下。期間，曹博斌向樊誌華支付了人民幣50萬元。

2009年，曹博斌將該別墅出售，得款人民幣1770萬元。2013年8月，天河冼村案案發，曹鑒燎讓廣東企晟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陳澤坤在高德匯停車場退給樊誌華現金人民幣850萬元。

其二是夥同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原副局長譚麗群等人共同索要沙河鎮經濟發展有限總公司取得珠江新城G1-5地塊的合作開發權，轉讓後獲利人民幣2222.8451萬元。

起訴書認定， 1997年間，曹鑒燎夥同時任廣州國土資源和房管局市場管理處處長譚麗群、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員張鷹、廣州市巨聯物業發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梁甘儒等人，以合作興建綜合樓的名義向沙河鎮經濟發展總公司索要珠江新城G1-5地塊的合作開發權，交由巨聯物業發展公司和廣州市鴻偉發展有限公司長期控制。

2004年8月，曹鑒燎、譚麗群等人將地塊的合作開發權轉讓給廣州市天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從中獲利人民幣2222.8451萬元，其中曹鑒燎分得900萬元。2013年8月，天河冼村案案發後，曹鑒燎得知自己被有關部門調查，為了掩蓋犯罪事實，讓廣州市盈荔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炳錢在香港退給張鷹港幣130萬元。

另外2筆千萬級的受賄是：收受廣州市長江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廣州聯鴻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趙漢傑賄賂款港幣1000萬元，以及價值人民幣600萬元的廣州市金馬服裝交易城6個鋪位一手承租權;以借款為名收受廣州海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朱海軍賄賂款港幣1000萬元。

附錄：以下是具體涉嫌的犯罪事實

指控一：和妻弟一起受賄200萬

收受廣州市大田房地產公司、香港友和投資公司實際控制人範記順賄賂款人民幣200萬元：

起訴書認定，1991年至1998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廣州市大田房地產公司取得天河區沙河鎮綜合樓項目，為香港友和投資公司取得珠江新城G3-1地塊開發權提供幫助，1995年初，曹鑒燎和妻弟曹博斌一起收受範記順送給的人民幣200萬元。

指控二：和車管所幹警一起收錢

收受廣州東正置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思正賄賂款現金人民幣300萬元：

起訴書認定，1993年至1996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廣州市東正置業有限公司取得天河區林和綜合樓項目提供幫助。1995年初，曹鑒燎和時任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車管所幹警樊春榮一起收受梁思正送給的現金人民幣200萬元，其中，曹鑒燎分得100萬元。1996年上半年，應曹鑒燎的要求，梁思正在花園酒店樓下分兩次送給曹鑒燎現金共計人民幣100萬元。2013年間曹鑒燎為掩蓋犯罪事實，在增城市委辦公室退給梁思正現金人民幣150萬元，並要求梁思正寫了兩張各100萬元的收據。

指控三：收受商人送的別墅

收受廣州市龍洞龍匯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樊誌華所送價值983.806萬元的別墅一棟：

起訴書認定，1996年至1999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樊誌華承攬天河區沙河鎮政府發包的春崗山土石方工程、廣汕路三寶墟沙河教師新村土建工程，為樊誌華取得沙河鎮經濟發展總公司位於岑村的195畝土地開發權提供幫助。

1998年5月，曹鑒燎收到樊誌華所送、位於祈福新村價值983.806萬元的別墅一棟，這棟別墅登記在樊誌華名下，2005年，曹鑒燎要求樊誌華配合妻弟曹博斌辦手續，將該棟別墅過戶到曹鑒燎嶽母梁銀娣名下。期間，曹博斌向樊誌華支付了人民幣50萬元。

2009年，曹博斌將該別墅出售，得款人民幣1770萬元。

2013年8月，天河冼村案案發，曹鑒燎讓廣東企晟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陳澤坤在高德匯停車場退給樊誌華現金人民幣850萬元。

指控四：夥同房管局幹部取得珠江新城地塊

和譚麗群(編者註：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原副局長)等人共同索要沙河鎮經濟發展有限總公司取得珠江新城G1-5地塊的合作開發權，轉讓後獲利人民幣2222.8451萬元：

起訴書認定，1996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沙河鎮經濟發展總公司取得珠江新城留用地提供幫助。

1997年間，曹鑒燎夥同時任廣州國土資源和房管局市場管理處處長譚麗群、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員張鷹、廣州市巨聯物業發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梁甘儒等人，以合作興建綜合樓的名義向沙河鎮經濟發展總公司索要珠江新城G1-5地塊的合作開發權，交由巨聯物業發展公司和廣州市鴻偉發展有限公司長期控制。

2004年8月，曹鑒燎、譚麗群等人將地塊的合作開發權轉讓給廣州市天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從中獲利人民幣2222.8451萬元，其中曹鑒燎分得900萬元。2013年8月，天河冼村案案發後，曹鑒燎得知自己被有關部門調查，為了掩蓋犯罪事實，讓廣州市盈荔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炳錢在香港退給張鷹港幣130萬元。

指控五：幫開發商拿下珠江新城地塊

收受廣州市嘉裕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李根雄賄賂款現金港幣800萬元：

起訴書認定，1995年至2004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嘉裕集團取得珠江新城E6-1、K1-1、K1-3、D5-1、D5-2等地塊的土地開發權提供幫助。

2004年下半年，曹鑒燎以劉耕野投資移民需要資金為由，向李根雄索要港幣800萬元，後李根雄在香港分3次交給劉耕野現金港幣800萬元。

2013年8月，天河冼村案案發後，曹鑒燎得知自己被有關部門調查，為掩蓋犯罪事實，指使妻弟曹博斌在境外以轉賬方式退給李根雄加拿大幣98.5萬元。

2015年年初，李根雄將640萬元(折合港幣800萬元)主動退至其親屬許守偉在南洋商業銀行廣州分行開設的銀行賬戶上，由檢察機關凍結。

指控六：商人送服裝城6個鋪位承租權

收受廣州市長江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廣州聯鴻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趙漢傑賄賂款港幣1000萬元，以及價值人民幣600萬元的廣州市金馬服裝交易城6個鋪位一手承租權：

起訴書認定，2003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廣州市長江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租賃海珠區官洲村留用地提供幫助。

2010年間，曹鑒燎以其親屬在國外投資需要資金為由，向趙漢傑索要港幣1000萬元，後趙漢傑讓妻子趙燕君在香港以轉賬的形式將港幣1000萬元交給曹博斌、黃素珍夫婦。2013年8月，天河冼村案案發後，曹鑒燎得知自己被有關部門調查，為掩蓋犯罪事實，通過曹博斌在境外以轉賬方式，退給趙漢傑的親戚張少玲港幣1000萬元。2015年年初，趙漢傑將該筆港幣主動退至其控制的長江企業集團在農行廣州分行開設的銀行賬戶上，由檢察機關凍結。

2010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和沙河鎮原鎮長何繼雄、廣州市沙河兆聯經濟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月霞一起，為廣州聯鴻實業投資有限公司租賃兆聯公司物業提供幫助。

2011年10月，趙漢傑將廣州市金馬服裝交易城6個鋪位的一手承租權交給曹鑒燎、何繼雄等人轉租謀利。

2012年8月，曹鑒燎、何繼雄等人向他人轉讓上述鋪位承租權，共獲利人民幣600萬元，其中曹鑒燎分得人民幣200萬元。

指控七：兒子炒股缺錢找商人“幫忙”

收受廣州市盈荔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炳錢賄賂款人民幣30萬元、美元40萬元、港幣152.5萬元:

起訴書認定，2005年至2013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吳炳錢實際控制的海珠區鳳陽恒業布行偷漏稅行為在稅務稽查時得到從輕處罰，為廣州市盈荔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取得增城東區高科技工業基地一塊87.466畝土地開發權提供幫助。期間曹鑒燎多次收受吳炳錢所送財物。

1.2007年上半年，曹鑒燎以其兒子曹健榮炒股需要資金為由，要求吳炳錢給予幫助，後吳炳錢將人民幣30萬元轉賬到曹健榮的銀行賬戶上

2.2007年7月，曹鑒燎以曹健榮出國旅遊需要資金為由，要求吳炳錢給予幫助，後吳炳錢在南湖高爾夫球會停車場送給曹鑒燎現金美元40萬元。

3.2013年天河冼村案案發後，曹鑒燎得知自己被有關部門調查，為了掩蓋犯罪事實，要求吳炳錢為其出資港幣130萬元退給張鷹，後吳炳錢指使其姐將港幣130萬元匯到張鷹的香港銀行賬戶。

4.2013年8月，應曹鑒燎要求，吳炳錢在香港中環臻環大廈租了一套房屋供曹鑒燎及其親屬躲避辦案機關調查使用，租房費用共計港幣22.5萬元。

指控八：兒子開餐館虧了找炳勝老板埋單

收受吳炳錢和廣州市炳勝飲食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曹嗣標賄賂款人民幣333.3742萬元:

起訴書認定，2005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曹嗣標控制的廣州市金礦飲食娛樂有限公司辦理KTV牌照提供幫助。

2009年6月，在曹鑒燎的提議下，吳炳錢、曹嗣標和曹鑒燎兒子曹健榮三人各出資人民幣380萬元開辦廣州市廣府食藝餐飲有限公司。廣府食藝自2010年上半年開張後，因經營不善導致虧空，吳炳錢和曹嗣標為繼續維持經營，分別追加投資320萬元。

2011年9月1日，廣府食藝因虧空結束營業。

2011年下半年，曹鑒燎以其是公務員虧不起為由，要求吳炳錢、曹嗣標分兩次將380萬元匯到曹健榮控制的銀行賬戶，吳、曹二人各自出資190萬元。

經查，廣府食藝於2012年3月30日清算後，資產剩余人民幣2184048.08元。按照實際出資比例，曹健榮應分得剩余資產人民幣466257.46元。

指控九：親戚要在境外投資向開發商要錢

以借款為名收受廣州海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朱海軍賄賂款港幣1000萬元：

起訴書認定，2009年間，曹鑒燎利用職務便利，為廣州海景投資集團取得廣州市沙河兆聯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在岑村176畝土地開發權提供幫助。

2009年11月，曹鑒燎以親戚在境外投資需要資金為由，指使曹博斌的妻子黃素珍以借款為名向海景集團收取港幣1000萬元，並提供了借據，借據未約定借款期限和利息，2013年下半年，朱海軍得知曹鑒燎被調查後，擔心其公司受到牽連，多次指示公司財務人員催促黃素珍退還上述款項。

2014年1月至5月，黃素珍分10次將港幣共1000萬元退還朱海軍公司。

在經濟下行壓力仍比較大的情況下，“世界工廠”東莞的表現如何是外界關註的焦點。

在28日舉行的廣東省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第二場記者會上，針對有媒體報道“東莞正在經歷第二輪倒閉潮，坊間流傳大概有4000多企業在近一年時間有倒閉或者有外遷”的情況，東莞市市長袁寶成回應稱，去年東莞關停的外資企業可能有500家左右，而東莞市場主體連續增長，達到72萬家左右。500家占72萬家的比例非常小。

“東莞企業倒閉潮這個詞，我在東莞工作幾年，每年都是這個題目，基本上所有記者問到的都是倒閉潮，東莞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袁寶成說。

他介紹，東莞從非常高速的成長到現在中高速的發展階段。東莞是出口外貿大市，全國第四大出口城市，第五大進出口城市。數據顯示，今年東莞出口增速在全國外貿五大城市當中排第一，“有些城市是負增長，我們是增長7%左右，進出口是4.2%，在全國外貿形勢不佳的情況下，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我自己覺得還是挺不容易的。”

“當然，大家會問這是不是假的，我也跟你講個實際數據。”袁寶成說，去年東莞外資企業特別是港資企業的整體出口確實是在下降，但是去年出口最大的增量來自於東莞以手機行業為代表的大企業。比如OPPO手機，今年增長了91%。華為終端也是在東莞制造的，去年出口量達到38.8億美元。大的企業出口增長、新興企業的增長等給東莞帶來了出口的巨大支撐。此外，東莞對“一帶一路”所在國家的貿易量增加非常快。

袁寶成說，為什麽外界懷疑東莞有倒閉潮，這其實好理解。因為東莞大量的三資企業特別是港資臺資企業發展確實面臨很大的壓力，勞資矛盾突出、勞動力成本上升，有一些比較優勢下降，做三來一補來料加工的企業就往越南那邊走，這些企業走的時候帶來的效應和輿論的感覺會很強烈。

“看經濟形勢，就像天氣一樣，比如今天有霧，但是大家可能覺得是有霾，其實是很健康的空氣，但是會有霧里看花看出迷茫的感覺。如果全國經濟整體形勢不太好的情況下我們好得不得了那也是不正常的。”袁寶成說，東莞2012年以來招了200多個項目，去年有42個項目投產，去年一年就已經形成2900億元的產值，今年還在繼續，增量這一塊彌補了存量淘汰走的一部分。

他說，根據廣東省外經貿廳的數據，東莞去年關停的外資企業可能有500家左右，但是去年東莞引進外資超過了53.2億美元，增長17.5%，東莞市場主體連年增長，目前達到72萬家左右。袁寶成打了個比方，如果把關停500家外資企業的數據放大，就是把一個漂亮的女同事臉上的麻點放大了。

袁寶成也坦言，全球經濟大環境下，工業企業確實面臨很大的壓力，東莞也高度關註企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包括港資企業在內。今年政府正在推進機器換人零門檻，先通過融資和成本把機器給企業用，用完以後等企業產生效益以後再來還成本。“這些措施我們都在采取當中，我相信東莞的經濟會隨著廣東經濟的大形勢，特別好不可能，但是全國好我們不可能差，隨著結構調整之後，我們的經濟穩健度和經濟發展的後勁會越來越好。”

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產業轉型升級、結構調整一直都是“世界工廠”東莞的主旋律。袁寶成說，轉型升級這個話題是一個永遠的話題，有個詞叫 “城市發展陷阱”，如果一個城市不抓好轉型升級，這個城市就是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也是要垮掉的，美國的底特律也是一個（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的汽車城，但是由於它過度依賴汽車產業，後來就垮掉了。

他認為，東莞的轉型升級首先是傳統產業要轉型升級，目前東莞主要抓三件事，一是抓存量調整。東莞現在有11000多家加工貿易企業，絕大部分原來都是缺乏研發缺乏設計實力的，但是現在通過轉型升級，研發設計企業能力大大提高，東莞的服裝、家具制造業也都在轉型升級，東莞的電商產業去年有3400多億。

“跟衣食住行相關的企業不能講它是壞企業，只要人們有需求，這些產業都有強大的生命力，關鍵是要結合產業化、信息化把它轉型升級，它一定會變成陽光產業。”袁寶成說。

另一個方面是增量擴張，目前東莞不斷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選擇性地招一些好的產業、好的企業過來，增量擴張這一塊效果非常好。

此外機器人制造基地、展示基地都在東莞。“這些大的企業都在東莞落戶以後，再過四年東莞的新增產能和產業完全可以替代原來的產業，一個新的東莞就出來了。”

“我也覺得深圳房價確實漲的太快了，與其他城市不在一個步調上”，深圳市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昨日閉幕，市長許勤出席新聞發布會。他在回應深圳房價問題時表示，深圳正在研究調控政策，確保房價在合理區間。

許勤說，影響深圳房價的因素比較多，主要包括需求側和供給側。由於深圳年輕家庭多，市民收入持續上漲，城市綜合環境不斷改善，加上市民購房消費的固有理念，深圳市民的買房意願十分強烈。從供給側看，盡管深圳去年土地供給，人才安居房和保障性住房仍在增加，但整合城市的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讓深圳房價不斷上漲。

許勤說，為把房價穩定在合理區間，市政府一方面加大人才安居工程和保障房建設，一方面研究調控政策，也希望大家都來討論，如何能穩定房價。

今日下午山西團開放日，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回應了很多熱點問題，包括最引人關註的山西反腐話題。

副市長貪腐6.44億 超9個縣一年財政收入

有記者問，山西正風力度很大，同樣山西經濟下行壓力也很大，經濟下行與反腐敗什麽關系?王儒林說，山西經濟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於腐敗和經濟的關系，腐敗是嚴重破壞經濟健康發展的毒瘤，“我可以舉不同類型的事例說明，腐敗如何對山西經濟發揮破壞作用”。

王儒林稱：“去年我們查處一個省金融機構黨委書記、董事長，在給企業貸款的時候，要求企業正常付息之外，還要以2%的顧問費的形式支付給他控制的公司。以銀行的名義發起基金會和飛行俱樂部，挪用基金會和俱樂部的資金到自己的公司使用，非法獲利。這位董事長還組織12家企業各出資3420多萬元，用3億9千萬從國外購買公務機方便自己用。這位董事長生活奢靡，長期飲用從韓國空運的牛奶。”

王儒林表示，表面上是國有金融機構的董事長，實際上假公濟私、損公利私，“這樣的腐敗越多，腐敗成本就越高。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要去企業成本，更要去腐敗成本”。

王儒林隨後又舉了一個例子，被查處的一個廳長，有一個素不相識的老板找他辦事，他猶豫，老板就從桌子上拿了一張紙，寫上“給你3000萬幹不幹”。廳長看完之後，老板馬上把紙塞到嘴里吞到肚子里了。廳長一看，此人可靠，事兒辦了，3000萬也如數收到。“這樣的腐敗嚴重扭曲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樣下去，幹部倒下去了，企業不是最優秀的能拿到資源，而是最能送錢的能拿到資源，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樣的企業也會垮下去。”王儒林說。

隨後，王儒林又舉了一個例子：“我們查處了一個副市長，私欲膨脹，膽大妄為，在北京看中了一套1420萬元的別墅，讓老板專程到北京付款買下別墅。他在海南遊玩的時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產，就讓陪同在海南遊玩的老板當時出錢給他買下來。有企業投資興辦煤礦，原來計劃2年半建成，這位副市長向這個企業要了幹股錢，企業老板拖著沒給，副市長就百般刁難，8年沒有建成。老板一看沒有希望，無奈就想將正在建設的煤礦轉出去。副市長說，你不給幹股錢，自己想幹幹不成，想轉出去也轉不出去。結果，老板給了上億元才轉出去。”

王儒林表示，山西119個縣市區，去年財政收入最少的3300萬。排在後9位的9個縣，都是貧困縣，“9個縣的財政收入6.07個億。副市長貪腐的金額現在查處的6.44億，超過9個貧困縣去年一年的財政收入。這種腐敗不僅嚴重地破壞經濟發展，而且直接敗壞幹群關系，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如果這麽發展下去，經濟搞不好，上不去，而且還將民不聊生，黨將不黨，國將不國”。

近17個月所發現問題 逾九成為2014年9月之前的問題

王儒林舉的幾個例子都令人觸目驚心，他同時也表示，自2014年9月至今的17個月發現的問題中，93.04%是2014年9月之前的問題，主要是十八大之前的問題。

王儒林說，對十八大後仍然不收斂、不收手的，對問題線索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的，對在重要崗位將來有可能提拔重用的，尤其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頂尖冒出來的，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讓不守政治紀律和規矩的繼續腐敗的付出代價。

王儒林說：“對減存量和遏增量，我感到減存量的任務更大，更棘手，更艱巨。17個月，我們立案28668起，處分31164人，主要是存量。去年11月，我在約談市委書記、市紀委書記時也分析過，從省委巡視5個市、44個縣，11個高校，加上前兩輪巡視的情況看，發現問題的線索，93.04%是2014年9月之前的問題，主要是十八大之前的問題，發生在新的省委班子高壓反腐之前。為了減存量，在全省開展腐敗存量線索清理，腐敗、塌方式腐敗的底子清出來，不定指標，上不封頂，凡腐必反，有貪必肅。

王儒林表示，去年山西清理核查7萬名幹部，發現有問題的幹部5122人。不過，他表示，山西不搞政治運動，也不搞人人過關，目前初步實現選人用人的風清氣正。

王儒林介紹，山西解決“打鐵首先自身硬”的問題，去年山西全省組織系統排查處理的幹部309名，紀檢系統排查幹部534名。整頓這兩支隊伍的同時堅持先立規矩，後選人。但是，不搞政治運動，也不搞人人過關。截至目前，對7萬名幹部進行清理核查，核查發現有問題的幹部5122人。

對雖然沒有違紀違法但是為官不為的幹部，該免的免，該降的降，一共處分860人。同時，山西全省深入核查幹部報告事項，一共抽查12000多人，發現不如實的2499人，采取取消任用資格、組織處理、黨政紀處分等方式處理。

另外，山西把原來規定的”幹部任用公示不少於5個工作日“延長一倍，群眾舉報不論署名的匿名的，有舉報的必查，沒有問題的還幹部清白，大大提拔、使用;群眾反應強烈的，暫緩使用。

王儒林說，截至目前，討論任免幹部828人次，提拔266人。到現在還沒有發現說情、打招呼、討官、要官、拉票、賄選。初步實現選人用人的風清氣正。

去年中紀委收到山西信訪舉報量明顯下降

有記者問：山西反腐敗是否有空白地帶?

王儒林表示：這個問題很重要，是老百姓普遍關心的問題。調研當中也發現，曾一度存在“上面九級風浪，下面紋絲不動，中間波瀾不驚”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反腐敗力度逐級遞減。我們采取牽牛鼻子的辦法，對各級黨委、紀委，壓實兩個責任。去年我們全省對1520名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進行追責。其中，836個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我們還加大了巡視工作的力度，去年完成常規巡視的同時，實現對縣市、國有骨幹企業、金融企業、高校四個板塊的全覆蓋。我們還在全省深入開展以解決群眾舉報鄉村幹部腐敗為切入點，專項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全省一共查處農村幹部15612人。這其中，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是8653人次。可以說，遏制了蠅貪成群的勢頭。

全省以零容忍、全覆蓋、大力度的態度堅決反腐。去年中紀委收到山西的信訪舉報量明顯下降，我們省比全國的平均增幅低34.1%。山西反腐敗取得重大成效，贏得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反腐敗壓倒性的態勢正在形成。

反駁“中央對山西幹部不信任”說法

對於“中央對山西幹部不信任”的說法，王儒林回應說，他聽到了這樣的說法，但他認為這不符合實際情況。

王儒林表示，實事求是地說，我也聽到一些說法，包括有的說“山西幹部被打入另冊”，甚至有的說“山西幹部10年翻不了身”等等。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符合實際情況。山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是堅決保持一致的，是聽黨話、跟黨走的。中央對山西廣大幹部在政治上也是充分信任的、高度重視的、親切關懷的。特別是在深入反腐、凈化政治生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重構良好政治生態的前提下，我相信山西廣大幹部會不斷地湧現出更好的、更優秀的同誌。山西的幹部們，也會不斷成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