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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批發價格200指數今年上線 引導農民合理安排生產

17日，在農業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稱，2016年隨著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我國農產品價格由供求決定的特征更加明顯，外部因素對農業的影響進一步增強，國內外農產品市場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農產品價格波動風險進一步加大。

值得關註的是，從2017年1月起，農業部將系統整合農產品市場分析預警產品，根據每種產品的信息內容和功能定位，采取中短長期、定期與不定期結合的方式，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度無縫對接，持續開展農產品市場信息權威發布。

對於今年1月1日起正式上線運行的“農產品批發價格200指數”，唐珂稱，這個指數是農業部組織專家，在對已運行十余年的全國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全面評估和調整基礎上，基於全國200余家典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價格數據生成的，重點體現了糧油和“菜籃子”產品在流通環節的價格水平。

之所以考慮提檔升級農業市場信息服務，他提到，這是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著力加強農產品市場信息發布的權威性、前瞻性，為廣大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信息，盡可能幫助農民群眾根據市場需求做好生產經營決策。

2017年農業工作的主線就是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唐珂表示，農產品的供求關系由過去的數量不足到現在總量平衡、結構性短缺，主要是中高檔的供給不足。 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任務之一就是要破解農產品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優化農產品產品結構和品質結構，提高農業的供給質量，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優質安全的農產品，滿足多層次、高質量、個性化的需求。

他認為，農產品生產有很強的周期性、季節性，很容易出現“多了多了、少了少了”，多年來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通過發布重點農產品市場信息，增強市場的透明度，引導農民合理安排生產，這是發達國家普遍的做法，也是我國家農業市場化的實踐經驗。

從“農產品批發價格200指數”對2016年的測度和市場供需分析情況看，稻谷、小麥價格穩中有跌，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價格國內外聯動性增強，玉米及替代品進口減少，畜禽產品進口增幅較大，蔬菜、水果季節性波動特征明顯，大蒜等個別品種價格漲幅較大。1月16日“200指數”為108.87，同比高2.31個點，比月初上漲2.02個點。其中，“菜籃子產品200指數”為110.05，同比高2.46個點，比月初上漲2.27個點。

需要說明的是，農業部對批發市場價格的監測和發布，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從2005年正式發布全國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唐珂稱，十多年來，這個指數在反映農產品市場運行情況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加上新舊批發市場更叠，原有指數在樣本品種、樣本市場、權重設計等方面也產生了一些不適應，有必要進行全面深度的調整和完善。

具體來說，與原來的指數相比，現在的“200指數”在品種選擇上更註重代表性，比如原來的指數中水產品只有五種淡水魚和兩種海水魚，現在一下增加到49種，囊括了貝類、藻類、蝦蟹等產品，更加全面反映不斷豐富的水產品市場情況。

目前的“200指數”選定了111個交易品種作為樣本品種，除了前述49個水產品外，還有32種蔬菜、11種水果、7種畜產品、7種糧食和5種食用植物油，更具有品種的代表性，權重的設計也更加精細、科學。

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今年未安排將房地產稅草案提請常委會審議

3月4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大會發言人傅瑩表示，今年沒有把房地產稅草案提請常委會審議的安排。

在接受媒體有關房地產稅立法進展提問時，傅瑩回答稱，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這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任務中列出來的，所以本屆人大常委會把制定房地產稅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規劃。當然這部法律涉及面比較廣，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是比較多的。

“根據我的了解，我們今年沒有把房地產稅草案提請常委會審議的安排。”傅瑩稱。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到完善稅收制度時，首次談到“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

2014年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求是》撰文提到房地產稅構想，總的方向是，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礎上，對城鄉個人住房和工商業房地產統籌考慮稅收與收費等因素，合理設置建設、交易、保有環節稅負，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地產稅逐步成為地方財政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

2015年8月，房地產稅正式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房地產稅還在2015年和2016年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當年立法工作計劃，屬於立法預備項目。

去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修文透露，房地產稅法由預算工作委員會和財政部牽頭研究，調整後的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已將房地產稅法列入第一類的立法項目。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郝如玉在去年7月份的第十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上表示，目前房地產稅仍在起草過程之中。

傅瑩：今年沒有把房地產稅草案提交人大常委的安排

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表示，今年沒有把房地產稅法草案提請常委會審議的安排。

傅瑩表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這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任務中列出來的，所以本屆人大常委會把制定房地產稅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規劃。當然這部法律涉及面比較廣，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是比較多的。根據我的了解，我們今年沒有把房地產稅草案提請常委會審議的安排。

3月4日上午11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傅瑩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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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 周小川首談邊境稅：任何關稅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

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美國前貿易代表Mike Froman等出席了全體大會，大會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屆博鰲論壇“見證”了全球此起彼伏的民粹主義現象，逆全球化的聲音不斷。周小川此次表達了他對於自由貿易的支持，“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提及：“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

針對Mike Froman提出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BAT)是增值稅(VAT)的觀點，朱民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邊境調節稅本質不是增值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off the table)。

關稅應該支持貿易

當被問及美國的政策變化，Mike Froman表示：“很多雙邊和區域性的自貿協議正在談判，比如亞洲一體化的推進等等，達成更廣泛、開放的自由貿易協定仍有空間。”

但他也表示，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美國民眾中間有種憤怒，有時在歐洲也存在，全球化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奏效的。

但在金立群看來，“似乎有人在全球經濟中受損，但我想強調的是全球化經濟中並沒有輸家，盡管受益程度可能不同。”亞投行本身就展現了當前全球的互聯互通性以及各界擁抱全球化的態度。

“亞投行有57個創始成員國和13個新加入的成員國，今年還有15個國家將會加入，大家共同的願景就是促進聯通性，鋪砌一條共同的道路，共享成果。”金立群稱。

周小川從中國的改革戰略選擇出發評析了目前的爭論。他講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周小川分析道，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因此，全球化是已經在發生的一個現實，我們必須要直面這樣一個嶄新的現實。

周小川進而認為，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他說。

“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說：”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很多經驗，周小川以影音設備行業為例稱，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中國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邊境稅不是增值稅

朱民在全體討論中闡釋了全球化的聯通在金融市場的體現。他稱：“例如亞洲和美國股市，20年前只有15%的關聯性，美國和中國股市則完全是分割的，但是現在亞洲和美國股市已存在85%的關聯性了，這是難以想象的。”

而另外一個影響就在於溢出效應。“比如說一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果其GDP有1%的變化，那麽我們就會看到新興市場有0.44%的變化。如果新興市場的GDP有1%的變化，那麽你就會看到發達經濟體要受到0.2%的影響。”

針對眼下各界極度關註的美國政府討論推出的邊境調節稅（BAT），大會嘉賓給出了各自鮮明的看法。

邊境調節稅也被稱為特朗普“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邊境調節稅的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然而在WTO框架中，邊境稅調節屬於進口歧視。

對此，Mike Froman表示：“美國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不同，沒有VAT(增值稅)，這樣進口的時候就存在邊境稅的調節，邊境稅的調節跟VAT的性質差不多，當然美國還沒有做出最終的設計。”

朱民則提出了鮮明的反對意見。他稱：“邊境調節稅並不是用來代替VAT的。邊境稅實際上對於自由貿易而言是不利的，更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不良影響，因為美國如果有了邊境稅，我相信其他國家也會迅速做出一些反應，因此我認為這是全球化的的一個很大的風險，而且這不利於美國自身利益。” 他認為，邊境調節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

對此，周小川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美國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在全球化面臨挑戰的時刻，全球範圍內的政策協調變得尤為重要，周小川表示，期待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觀點。

三版方案持續提：上海自貿區要加快探索離岸稅制安排

日前獲批並公布的上海自貿區第三版建設方案，再次提出探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離岸稅制安排。

根據《全面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下稱《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上海自貿試驗區將適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需求，在不導致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前提下，基於真實貿易和服務背景，結合服務貿易創新試點工作，研究探索服務貿易創新試點擴圍的稅收政策安排。

事實上，上海自貿區2013年的總體方案就提出，“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2015年4月發布的《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中，也涉及相關內容，要研究完善適用於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的稅收制度。同時增加了“調整完善對外投資所得抵免方式”的內容，意在推動對外投資，減少雙重征稅。

不僅如此，與2015年上海自貿區深改方案同時發布的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的總體方案都提出，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而在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總體方案中，也都提及“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的稅收政策”。

隨著自貿區的發展，離岸業務和離岸功能的拓展更加得到註重。朱民表示，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和領域不斷拓展，上海自貿試驗區具備發展離岸稅制的條件，並且在具體實踐中，已經遇到了類似需求。

我國目前已經到了要深入參與全球競爭的階段，企業也有走出去參與市場競爭的意願。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全年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11299.2億元人民幣，折合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

上海自貿試驗區目前也已經成為全國各地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截至去年底已經辦結境外投資項目累計1577個，其中中方投資額累計546多億美元。

事實上，此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也提出，上海自貿試驗區要創新合作發展模式，成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

要成為“一帶一路”橋頭堡，上海自貿區不僅要增強“一帶一路”金融服務功能，還將創新經貿投資合作、產業核心技術研發、國際化融資模式，探索搭建“一帶一路”開放合作新平臺，建設服務“一帶一路”的市場要素資源配置功能樞紐。

南京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誌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向東開放加入美歐日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根本不同的是，向西南方向開放的“一帶一路”倡議，建立的是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在這條全球價值鏈上,中國將處於龍頭、高端、“鏈主”或發包者的地位,它背靠的是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豐富的產能以及巨額的資本形成能力,從事的主要是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網絡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實體性高端服務業活動。

因此,這條嶄新的全球價值鏈是中國高水平全方位開放的新空間、新紐帶和新載體,是中國經濟增長實現中高速、產業發展邁上中高端的基礎。

應該怎麽實施向西南開放的戰略?劉誌彪說，就是要利用自貿區給的制度創新條件，依托於中國巨大的內需基礎，沿著“一帶一路”建立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以這個價值鏈來轉移中國豐富的、有競爭力的資本和產能。

對於上海而言，就是要成為跨國企業的總部基地，以跨國企業來實現全球價值鏈的重新布局。“跨國企業就是‘一帶一路’上全球價值鏈的‘鏈主’”，劉誌彪說。

由此，也就帶來了巨大的離岸業務稅制創新的需求。

“上海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深化方案和全面深化方案都提出探索離岸稅制，說明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朱民在4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為推動離岸業務發展，很多國家都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法國企業到了海外就執行當地稅收制度;日本企業的海外資產總體大於國內，因此日本非常鼓勵海外資產回流到國內，並制定了專門政策。

不過，稅制改革牽一發動全身，改革難度較大。不僅要有稅制的框架，也要有可執行的操作辦法。如果執行成本高於稅收差異，那麽稅制改革就很難執行。

朱民表示，目前上海自貿區離岸稅制改革已經有初步進展，依托服務貿易創新試點政策，上海自貿區在研發、中醫藥等四個領域已經拓展了稅制範圍，參照15%的所得稅稅率執行。

朱民表示，接下來上海會進一步拓展享受服務貿易創新試點的範圍，同時在離岸稅制的具體實施方法上進行探索，希望加快推進相關制度的研究。

華夏幸福：白洋澱和雄縣項目服從國家安排和部署

4月4日消息，華夏幸福發布澄清公告稱，公司“白洋澱科技城”和“雄縣產業新城”項目尚處於規劃定位階段，尚未接到相關政府就相關委托合作開發協議後續合作變動的通知，但相關合作協議的實施可能存在政策變動以及合同履行期限較長所帶來的重大不確定性風險。

澄清公告內稱，截至目前，華夏幸福公司在白洋澱科技城委托區域和雄縣委托區域尚未取得住宅用地，尚未進行任何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建設。另外相關協議的履行對公司2017年度的財務報表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公告還進一步強調， 公司堅決擁護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國家戰略，堅決服從國家設立雄安新區的總體安排;公司作為從河北省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河北省的縣域新型城鎮化建設，對於公司涉及雄安新區範圍內的項目，堅決服從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定和河北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

近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有媒體於近日刊登題為《 華夏幸福已在雄安新區簽約近500平方公里合作項目》 、《華夏幸福：白洋澱及雄縣產業新城協議已失效》等報道，相關報道對華夏幸福公司輿論影響較大。

華夏幸福與華為戰略合作 上交所問詢是否涉雄安業務安排

上交所4月19日晚間發布問詢函，要求華夏幸福說明，公司與華夏幸福戰略合作是否涉及雄安地區業務安排等內容。

4月19日，華夏幸福披露《關於擬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的公告》，稱雙方擬在全球範圍內就公司開發承建的產業新城、產業小鎮、城市綜合體、公司辦公信息化建設進行全方位合作。上交所就下面3個問題對華夏幸福進行問詢：

1、請公司說明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合作是否有明確金額，前期雙方是否已有合作項目、是否有擬合作項目、是否已有技術團隊合作。

2、協議中提及雙方擬在全球範圍內就公司開發的產業新城、產業小鎮進行合作，請公司說明目前境外產業新城的開發情況，並明確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開展合作的區域。

3、請公司說明相關合作是否涉及雄安地區的業務安排，如不涉及，請公司就此進行重點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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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中美正在就下一步經貿磋商安排保持溝通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5月8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通話中就妥善處理雙邊經貿問題達成重要共識。目前，雙方工作團隊正就下一步磋商的相關安排保持溝通。對於美方公布的500億美元擬征稅產品清單，中方反對這種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美方必須收起威脅的大棒。

5月10日，商務部召開例行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對外發布近期商務領域重點工作情況，並現場回答媒體提問。

在回答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提問時，高峰表示，5月8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通話中就妥善處理雙邊經貿問題達成重要共識。目前，雙方工作團隊正就下一步磋商的相關安排保持溝通。中方始終不希望打，但也不怕打貿易戰，我們希望雙方能夠在兩國元首的指引下，本著相互尊重、平等磋商的原則，繼續深入溝通，切實加強務實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推動中美經貿關系健康平穩發展。

高峰指出，對於美方公布的500億美元擬征稅產品清單，中方的立場已經非常明確。反對這種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美方必須收起威脅的大棒。我們會堅決捍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中方的立場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高峰介紹今年前4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繼續穩中向好，預計全年都將保持這一勢頭。這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重回增長軌道，國際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同時我國外貿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國內市場需求和消費需求不斷得到釋放。希望，中美經貿關系能夠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大動力。

同時，高峰強調，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目前順差的狀況完全是市場形成的，也會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貿易順差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希望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僅能夠惠及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更能帶動所有貿易夥伴的共同繁榮，惠及全球經濟和世界各國人民，使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的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