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獲批並公布的上海自貿區第三版建設方案，再次提出探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離岸稅制安排。
根據《全面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下稱《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上海自貿試驗區將適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需求，在不導致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前提下，基於真實貿易和服務背景，結合服務貿易創新試點工作，研究探索服務貿易創新試點擴圍的稅收政策安排。
事實上，上海自貿區2013年的總體方案就提出，“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2015年4月發布的《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中，也涉及相關內容，要研究完善適用於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的稅收制度。同時增加了“調整完善對外投資所得抵免方式”的內容，意在推動對外投資，減少雙重征稅。
不僅如此，與2015年上海自貿區深改方案同時發布的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的總體方案都提出，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而在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總體方案中，也都提及“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的稅收政策”。
隨著自貿區的發展，離岸業務和離岸功能的拓展更加得到註重。朱民表示，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和領域不斷拓展，上海自貿試驗區具備發展離岸稅制的條件，並且在具體實踐中，已經遇到了類似需求。
我國目前已經到了要深入參與全球競爭的階段，企業也有走出去參與市場競爭的意願。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全年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11299.2億元人民幣，折合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
上海自貿試驗區目前也已經成為全國各地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截至去年底已經辦結境外投資項目累計1577個，其中中方投資額累計546多億美元。
事實上，此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也提出，上海自貿試驗區要創新合作發展模式，成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
要成為“一帶一路”橋頭堡，上海自貿區不僅要增強“一帶一路”金融服務功能，還將創新經貿投資合作、產業核心技術研發、國際化融資模式，探索搭建“一帶一路”開放合作新平臺，建設服務“一帶一路”的市場要素資源配置功能樞紐。
南京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誌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向東開放加入美歐日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根本不同的是，向西南方向開放的“一帶一路”倡議，建立的是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在這條全球價值鏈上,中國將處於龍頭、高端、“鏈主”或發包者的地位,它背靠的是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豐富的產能以及巨額的資本形成能力,從事的主要是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網絡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實體性高端服務業活動。
因此,這條嶄新的全球價值鏈是中國高水平全方位開放的新空間、新紐帶和新載體,是中國經濟增長實現中高速、產業發展邁上中高端的基礎。
應該怎麽實施向西南開放的戰略?劉誌彪說，就是要利用自貿區給的制度創新條件，依托於中國巨大的內需基礎，沿著“一帶一路”建立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以這個價值鏈來轉移中國豐富的、有競爭力的資本和產能。
對於上海而言，就是要成為跨國企業的總部基地，以跨國企業來實現全球價值鏈的重新布局。“跨國企業就是‘一帶一路’上全球價值鏈的‘鏈主’”，劉誌彪說。
由此，也就帶來了巨大的離岸業務稅制創新的需求。
“上海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深化方案和全面深化方案都提出探索離岸稅制，說明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朱民在4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為推動離岸業務發展，很多國家都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法國企業到了海外就執行當地稅收制度;日本企業的海外資產總體大於國內，因此日本非常鼓勵海外資產回流到國內，並制定了專門政策。
不過，稅制改革牽一發動全身，改革難度較大。不僅要有稅制的框架，也要有可執行的操作辦法。如果執行成本高於稅收差異，那麽稅制改革就很難執行。
朱民表示，目前上海自貿區離岸稅制改革已經有初步進展，依托服務貿易創新試點政策，上海自貿區在研發、中醫藥等四個領域已經拓展了稅制範圍，參照15%的所得稅稅率執行。
朱民表示，接下來上海會進一步拓展享受服務貿易創新試點的範圍，同時在離岸稅制的具體實施方法上進行探索，希望加快推進相關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