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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租金榜：北上深領銜高房租

房價節節上漲，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的房價均已十分高昂，這些城市的年輕人絕大多數買不起房，可是三四線城市就業機會又不多，要想繼續待在核心大城市，只能選擇租房。

這兩年，隨著房價持續上漲，房屋租金水漲船高。租不起房逐漸變成一個大問題，大到引起國務院重點關註。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供應主體多元、經營服務規範、租賃關系穩定的住房租賃市場體系，基本形成保基本、促公平、可持續的公共租賃住房保障體系。《意見》還提出各地要制定支持住房租賃消費的優惠政策措施，引導城鎮居民通過租房解決居住問題。

那麽各地的租金水平又是怎麽樣，哪些城市租房壓力更大呢？

大城市租房也不易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中國城市租金排行榜，對42個主要城市（省會、計劃單列市和部分經濟大市）的房屋租金統計對比發現，北上深三大一線城市的租金在全國遙遙領先，廣州以及杭州、廈門、三亞緊隨其後。在房屋租售比方面，廈門租金收益相對最低，要收租63年才能回本。

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租金都是平均租金的概念，即在市轄區的所有的房子平均租金價格。在任何一座大城市內部，中心區和偏遠區域的租金價格差異極大。另外，以下所說的價格，均為每平方米的價格。

數據顯示，北京的平均租金達到71.24元，也就是說在北京租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價格要超過7000元，當然在中心區域，則遠遠不止這一價格。緊隨其後的是上海和深圳，這兩個城市的平均租金超過66元/平方米。

在北上深之後，第二梯隊的城市與三大一線城市差距極大，比如一線城市廣州雖然排在第四，但與其他三個一線城市相差了22元，差距相當之大。不僅如此，在漲幅方面，北上深房租同比都上漲超過10%，而廣州仍然不溫不火，同比僅上漲1.64%，這是因為，過去一年，北上深房價上漲較快，而廣州一直保持理性平穩的狀態。

排第五的是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十分不錯，最有希望邁入一線城市行列的杭州，平均租金達到41.39元，基本與廣州在一個檔次，租金漲幅也達到了5.62%。這也說明，隨著這兩年杭州信息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入杭州的年輕白領越來越多，房屋租金也水漲船高。

在杭州之後，廈門和三亞兩座旅遊城市分列六、七位，這兩座城市目前的房價水平比較高，尤其是廈門，房價遠遠超過廣州，排在北上深之後，位居全國第四，因此房租高企也屬正常。

從第八位的南京開始，大部分城市的租金差別不大，比如南京平均租金為33.23元，第14名的溫州租金為30.21元。總體上看，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房價高，房租也比較高。在14個平均租金過30元的城市中，除了哈爾濱，其他城市均位於沿海地區。

相比之下，42個主要城市中，租金最便宜的幾個城市分別是石家莊、呼和浩特、無錫、烏魯木齊和合肥。其中石家莊和呼和浩特的平均租金都低於20元，其他三個城市也僅略高於20元。倒數第五的合肥盡管近來房價快速上漲，但平均租金也僅有21.52元，這說明租金相比房價有一定的滯後效應，預計未來該市房租上漲仍有較大空間。

廈深收租回報期最長

不過，租金漲幅雖然快，但是還無法追上房價上漲的步伐。這其中，房屋租售比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的收租回報周期。

按照國際慣例，租售比是衡量一個地區房地產運行良好的重要指標，指每平方米月租金與房價之間的比值，國際標準通常為1∶100到1∶200。不過由於國情等方面的差異，例如發達國家在房屋持有環節的成本更高，因此房租也會更貴。

再比如，中國的消費觀念與發達國家不一樣。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說，中國購房者資金來源與西方不同，不僅來自夫妻雙方，他們的父母也會出錢付首付；其次，發達國家的房產自有率比較低，對房產的熱衷程度不高，購買後用於自住的用途高，投資價值不高。而在中國，房產在整個社會財富里面作為儲蓄用途抗通脹的比例很高。因此相比收入，中國的房價水平更高。

因此，綜合各種原因，中國的房屋租金回報周期也遠遠比國際標準更長。《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20個房屋的租金回報周期最長的一二線城市數據顯示，這些城市的房屋租金周期大多超過400個月以上(即使第20名的武漢也接近這一數字)。

其中，房屋租賃回報周期最長的是二線城市廈門，房屋租售比高達1∶756，也就是說，需要出租房屋756個月(約63年)才能收回購房的本錢。

廈門的回報期之所以這麽長，與其近年來快速上漲的房價有關。自2009年以來，廈門房價都保持上漲的勢頭，即便是2014年全國房價下行調整的時候，廈門房價仍持續上漲，尤其是在今年以來一二線房價的上升過程中，廈門作為二線“四小龍”的一員，漲幅相當驚人。

50多歲的陳先生來自福建泉州，目前在浙江做點小生意，2014年底在廈門杏林灣入手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個月要還1.2萬元左右，去年年中由於資金緊張，陳先生一度想要賣掉這套房子，不過最後還是支撐下來。“幸好支撐了下來，現在這套房子升值了至少100萬，做生意要賺多少年才能賺到啊。”

“廈門房價基本就是喊上去的。”去年8月以後一直在廈門各個區域看房的肖先生說，相比去年8、9月，現在廈門城區的大部分房價已上漲三四成。“現在許多上班族靠自己已經不大可能買得起這邊的房子。”

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的數據，5月份廈門的平均房價已達到29027元，超過一線城市廣州近9000元，直逼北上深，位居全國第四。不過房價在高漲，房租上漲相對較慢，目前廈門的租金水平位居全國第六，僅相當於北上深的五成多，相當於廣州的86%。這也說明，相比高漲的房價，廈門的實體經濟所能支撐的租金水平要滯後很多。

另一個經濟特區深圳位居第二，其租售比為1∶740，相當於要收租62年才能回本。盡管深圳的房租也漲了不少，但畢竟房價上漲的速度更快。2015年以來，深圳大部分區域的房價都漲了一倍以上。

在廈深之後，是去年下半年以來房價高速增長的二線城市南京，其租售比達到1∶631，相當於要收租53年才能回本。北京排名第四，租售比與南京相近。上海位居第五，其租售比也達到了1∶616。這五個城市的租售比都超過了1∶600。

值得註意的是，相比房價，租售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不再是一線城市“專屬”，多個二線城市均漲幅靠前，例如除了租售比周期最長的廈門外，南京也高居第三，珠海、溫州、蘇州、天津和合肥分列第6到第10位。

這其中，廈門、南京、珠海、蘇州和合肥都屬於去年下半年以來房價高漲的二線城市。但是由於房租遠遠沒有房價上漲的步伐快，因此這些城市的房屋租賃周期也在不斷拉長。

租賃回報周期過長，也影響了住房租賃市場的培育。張大偉認為，租售比過低是影響建立住房租賃市場的關鍵因素，要想達到《意見》想要的效果，需要後續配套措施的出臺，使房價不再大幅上漲，整體價格平穩，租售比提高，這樣才能建立完善的住房租賃市場。

42個主要城市平均租金

部分城市房屋租售比

央企南網華電互換一把手 趙建國北上李慶奎南下

中國又有兩家央企互換一把手。而這一次則發生在電力系統。

中國華電官網最新發布的一則消息顯示， 2016年6月17日下午，中國華電召開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大會。中共中央組織部主持常務工作的副部長陳希同誌宣布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中國華電集團公司主要領導變動的決定：趙建國同誌任中國華電董事長、黨組書記，免去其南方電網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李慶奎同誌任南方電網董事長、黨組書記，免去其中國華電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

一天前，南方電網官網顯示，2016年6月16日上午，南方電網開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大會。受中組部領導委托，中組部有關幹部局負責同誌宣布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南方電網主要領導變動的決定：李慶奎同誌任南方電網董事長、黨組書記，免去其中國華電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免去趙建國同誌南方電網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另有任用。

出生於1958年的趙建國擁有“高級工程師和高級會計師”兩個頭銜。趙建國“長期在電力系統工作，熟悉電力行業”，他在電力系統的工作履歷主要有：1999年3月，任國家電力公司綜合計劃與投融資部主任;2000年8月，任廣西電力有限公司(局)董事長、總經理(局長)、黨組書記;2002年12月，任南方電網董事、副總經理、黨組成員;2006年10月，任南方電網董事、總經理、黨組成員;2010年1月，任南方電網董事長、黨組書記。

李慶奎同樣“長期在電力系統工作，對電力行業的總體情況比較熟悉”。到南方電網之前，比趙建國大兩歲的李慶奎在中國華電服役的時間整好8年：2008年6月任中國華電黨組書記、副總經 理;2013年11月任中國華電董事長、黨組書記。

而更早之前，李慶奎在2007年11月任中國國電副總經理、黨組成員;2008年3月任中國國電黨組書記、副總經理。

總部位於廣州的南方電網和總部位於北京中國華電均為中國第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產物。中國是在2002年啟動第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

12年後，2014年，中國再一次啟動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

而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趙建國和李慶奎此前均公開表示支持電改。

在南方電網和中國華電互換一把之前，還有一對央企的主要負責人也出現了互相異地任命。5月26日，東方電氣官網顯示，當天上午，東方電氣召開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大會。受中組部領導委托，中組部有關幹部局負責同誌宣布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東方電氣主要領導變動的決定：鄒磊同誌任東方電氣董事長、黨組書記，免去其哈電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職務;斯澤夫同誌任哈電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免去其東方電氣總經理職務。

同時，東方電氣官網還公布，張曉侖同誌任東方電氣總經理;免去王計同誌東方電氣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到齡退出領導班子。

珠三角基建刺激港企北上 前海自貿區後勁十足

在香港寫字樓市場出現稀缺的情況下，世邦魏理仕發布報告稱，隨著珠三角的基礎建設逐步完善，越來越多的香港企業將會到內地尋求發展機會，深圳前海自貿區首當其沖。

世邦魏理仕發布《大珠三角基礎建設展望》報告稱，看好珠三角大型基建項目的推進對區內城市融合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拉動作用，當中位於深圳前海自貿區的寫字樓市場將感受到來自香港公司的強烈需求。

世邦魏理仕香港、華南及臺灣研究部主管陳錦平在香港的研討會上稱，大珠三角的四個核心城市廣州、深圳、香港、澳門貢獻了區域GDP的70%，其中以金融、專業服務、現代物流以及IT產業為主導的深圳前海自貿區最具發展潛力。據統計，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共有74000家公司在深圳前海註冊，而5月底，這一數字估計達到80000至85000家，由此可見前海地區發展之迅速。

陳錦平認為，這一增長歸功於大珠三角正在進行的基建項目建設，包括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項目。這些基建項目拉動了廣東自貿區的經濟發展，在此過程中，香港、澳門、珠三角三地在人口、資金、貨運等的流轉明顯加快。自貿區及傳統商圈的日漸成熟會令地區內經濟活動增加，收入、消費力及旅遊吸引力提升，從而使大珠三角成為大中華以至亞洲地區的一個領先的大都會。

陳錦平相信，隨著高鐵的完工，考慮到成本因素，更多來自香港的公司會選擇在深圳設立辦公地點。世邦魏理仕研究部此前發表的《全球主要寫字樓租用成本》調查報告顯示，香港中環超越倫敦西岸成為全球最昂貴寫字樓市場。而標準普爾此前也指出當前香港寫字樓的空置率僅為2.7%並持續走低，但租金卻長期居高不下。對於想在香港發展業務的公司而言，深圳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隨著基建項目的推進，不少人擔心前海自貿區過度建設的問題。陳錦平表示這樣的擔心沒有必要，當前的商用寫字樓就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前海有74000間公司，假設每間公司需300平方米的辦公地點，這一需求總和為2200萬平方米，而政府規劃中的寫字樓建設面積僅為1800萬平方米。同時，在深圳前海自貿區註冊成立的公司數量仍在繼續攀升。

根據規劃，到2020年，大珠三角的人口將從2014年的6800萬人增至8100萬人，經濟規模將擴大至1.7萬億美元。世邦魏理仕此前一項報告顯示，如果把大珠三角地區跟其他獨立國家相比，其GDP在全球能排到第13位，超過澳大利亞的GDP總量。按目前的增長速度，這一數字預計將在2020年超越韓國，達到全球第10位，接近加拿大的GDP水平。

大珠三角區域目前有廣州、深圳等九個主要城市，以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一直以來是華南板塊的經濟引擎，以全國0.6%的土地面積和5%的人口貢獻了中國1/8的GDP。盡管中國經濟整體增速放緩，但廣州和深圳的GDP仍然保持著7%年增長率。

世邦魏理仕的報告還指出，都市區內一小時生活圈及兩小時橫越大珠三角實現後，居民穿梭於地區內各城市將更加頻繁，拉近了生活模式。對於旅遊業而言，高鐵開通後還會形成協同效應，帶動區域內的一周行，使7天的珠三角深度遊成為可能。

飛機出行大數據：西部城市客流增速為何力壓北上廣深？

一般而言，經濟越發達的城市，憑借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越會對流動人口形成強大的吸引力。因此發達的超大城市，對周圍的輻射和吸引力就越高，發展航空的優勢也越大。那麽，國內哪些城市坐飛機的人更多?哪些城市的航空旅客增速更快?

《第一財經日報》通過對2015年旅客吞吐量超過1000萬的城市及其7年來的增速統計發現，目前北上廣這三大門戶型城市仍是旅客吞吐量最大的城市;在前十名中，東部占據了6個，西部占據了4個，而中部一個都沒有。對比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走勢，西部多個城市增速名列前茅。

長三角航空最繁忙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航空旅客吞吐量超過1000萬人次大關的城市共達到25個，主要包括4大直轄市、深圳、廈門、青島、大連四個副省級城市，以及廣州、成都、昆明、杭州等省會城市和著名旅遊城市三亞，基本是目前我國主要的一二線城市。

這其中，上海以9919萬位居第一。上海總共擁有兩座大型機場，其中浦東機場超過6000萬，虹橋機場也接近4000萬。此外，附近的杭州吞吐量位居第九，南京位居第十一，在長三角地區，這三個城市的吞吐量就達到了1.4億多人次，從這個角度上說，長三角可以說是目前我國航空最繁忙的區域。

北京以9520萬位居第二。北京也有兩個機場，不過其中南苑機場是早期的軍用機場，後來改成軍民合用機場，吞吐量達到500多萬人次，因此北京旅客吞吐量主要還是來自首都機場。以單個機場論，首都機場在全國各大機場中遙遙領先，去年吞吐量達到8994萬人次，雖然沒有如原先預計的那樣突破9千萬大關，但這也是首都機場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的亞特蘭大機場。

北京和上海這兩大超一線城市的航空旅客吞吐量在全國遙遙領先，華南的廣州以5520萬排在第三，比北京和上海均差距4000多萬。不過，如果廣州加上排名第五的深圳，則總總人數達到了9000多萬，與京滬相當。更何況珠三角毗鄰港澳，由於港澳航線選擇更多，票價更便宜，很多珠三角的出境旅客選擇從港澳走，也分走了不少客流。

分大的區域看，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占了6個，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杭州和廈門，剩下的4個在西部，分別是成都、昆明、重慶和西安，中部則一個都沒有。

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旅客選擇出行取決於2個因素，即從始發地到目的地所需要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北上廣深杭廈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收入高，時間價值比較高，選擇航空出行的人會更多。

而西部地區包括成都、昆明、重慶、西安、烏魯木齊所在的省份，雖然經濟欠發達，但由於其第三產業中的旅遊業特別發達，例如雲南、陜西、四川旅遊業非常發達，再加上距離東部又十分遙遠，地面交通不方便，因此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航空旅客吞吐量也很大。

比如，像昆明、烏魯木齊等所在省份，省內有大量的支線小機場，對當地的旅遊業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規模效應問題，東部沿海地區的很多遊客要到西部的中小城市去，就需要在昆明、烏魯木齊、成都等省會城市中轉，因此這些城市也是重要的中轉站。

李曉津說，像新疆的石河子、喀什與中東部的城市之間雖然也有旅客，但直飛的話又沒有那麽多的旅客支撐，支付不了這麽高的成本，那麽到烏魯木齊中轉，就可以支撐起足夠的人流量。“當然，一般初期都是這樣子的，如果發展到一定程度，人流量足夠大，那麽就會變成點對點的飛行。”

相比之下，中部地區雖然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很不錯，但是仍沒有一個城市航空吞吐量進入到前10名。這是因為中部地區的地面交通比較發達，中部省會到東部距離也比較近，比如武廣高鐵開通之後，兩個城市之間的航空班次就減少了一半以上。

因此航空吞吐量除了跟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有關外，地面交通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比如在“八山一水一田”的福建，地面交通相對滯後很多，經濟發達的閩南地區與外省之間最好的交通方式就是航空，這也是為何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都比較小的廈門，旅客吞吐量可以位居前十的原因所在。

而隨著旅客吞吐量的不斷增加，在上海之後，北京、成都、廈門已開始修建自己的新機場。此外，廣州等城市也正在積極謀劃之中。

李曉津說，機場有一個最佳經濟規模，太大之後，各種資源都不夠經濟，不論是對旅客還是對航空公司都不太方便，運行效率也會下降。比如大量的飛機集中在一個小空域里面，就影響了效率。一般當一個機場吞吐量達到五六千萬後，就要開建第二機場，使得經濟和服務上能達到平衡，未來我國修建第二機場的大城市會越來越多。

西部多城增長快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體上看，在沿海發達地區加快轉型升級的同時，中西部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區域經濟發展大大提速。反映在城市航空旅客吞吐量方面，過去7年來，不同城市之間的旅客增速差別也很大。

這其中，天津的增速最快，達到了208%，排名從全國第23位，上升至第19位，上升了4位。其中一大原因在於，自2006年後，隨著一系列大項目的落戶，天津的經濟也實現了快速發展，2008年和2009年天津GDP增速均為16.5%。在省份中，僅位居內蒙古之後，名列全國第二。從2010年後，天津取代內蒙古，經濟增速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只是在2014年以後，經濟增速第一的位置才被重慶取代。

不過，與GDP的增速相似，城市航空旅客增速方面，除了天津之外，增速名列前茅的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這其中，貴陽和南寧均增長了206%，貴陽從第25位上升至第22位，南寧從第30位進入到第25。鄭州的增速也達到了194%，排名從全國第19上升至第16。

此外，重慶的增速也達到了191%，西安、成都也都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在2011年，成都旅客吞吐量首次超過深圳，成為第四大航空城市。

相比之下，增速靠後的主要來自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廣州、北京、深圳和上海，這四大一線城市7年來的增長率都低於100%，其中廣州僅有65%，北京也僅有66%。

李曉津說，北上廣深等地由於發展得早，基數比較大，這些年隨著沿海發達省份的經濟轉型，人流量的增速也在減緩。另外，隨著二三線城市航空業的發展，北上廣深這些東部大城市的樞紐作用、占全國的市場份額也在下降，“比如過去東北飛華南的城市，很多都要到北京中轉，但現在都是直飛了。”

相比之下，中西部的很多城市這些年經濟增長更快。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說，隨著沿海的勞動力和土地等各種成本要素的提高，原來面向出口的很多產業如筆記本電腦等產能，紛紛轉移到中西部的成都、重慶、鄭州等地，這些城市的經濟也快速增長。

以成都為例，隨著英特爾、富士康等企業進入，尤其是IT廠家的產業轉移，使得成都航空需求增長特別大，加上成都機場又提高了運輸能力，從供需兩個方面共同使成都運量大幅增長，並在2011年一舉超越了深圳，位居全國第四。

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包括成都、重慶、西安等地紛紛開通了不少飛往中亞、西亞乃至歐美的國際航線，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對東部沿海形成了分流。

另外，自2008年以後，隨著高鐵建設的發展，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高鐵網絡已基本形成，對航空市場也形成了一定的分流。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由於地廣人稀，客流量較小，修高鐵成本太高，但這些地區又有一定的客流量，很多中小城市一般修個小機場更為劃算，因此西部地區受地面交通發展的影響很小。而且隨著近幾年旅遊業的快速發展，這些地方的旅客增速也比較快。

與北上廣深不同，大連和沈陽的增速也比較緩慢，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在能源價格走低的情況下，像遼寧這樣的能源重化省份經濟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不過同處東北的哈爾濱吞吐量卻比較快，7年增長了182%。李曉津說，黑龍江地處偏遠地區，這幾年旅遊業也發展得比較快，哈爾濱起到了類似昆明、烏魯木齊一樣中轉樞紐的作用。

表1 2015年旅客吞吐量超過千萬的城市

表2：7年來部分城市航空旅客吞吐量增速

廈門房價直逼北上深，終於出調控措施了

在今年3月滬深等一線城市政策收緊後，部分二線核心城市和環一線城市房價接棒上漲。過快的漲勢之下，這些城市也開始紛紛出臺樓市收緊政策。

7月9日，廈門市國土資源與房產管理局發布公告稱，“為支持剛性購房需求和合理改善性住房需求，抑制投機性購房，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經市政府研究同意，我市7月15日起調整住房信貸政策，”具體內容為：

一、調整商業性個人住房信貸政策。購房家庭名下在本市無住房且無購房貸款記錄的最低首付比例為25%;在本市有住房且無購房貸款記錄，或名下有1筆購房貸款記錄且相應貸款已結清的最低首付比例為30%;名下有1筆購房貸款記錄未結清，或名下有2筆及以上購房貸款記錄且相應貸款已結清的最低首付比例由40%調整為60%;名下有2筆購房貸款未結清的不予受理貸款申請。

二、調整住房公積金信貸政策。職工家庭首次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購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20%，貸款利率按公積金貸款基準利率執行;職工家庭第二次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購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50%，貸款利率按公積金貸款基準利率的1.1倍執行。停止向第三次以上申請公積金貸款的職工家庭發放住房公積金貸款。

此間的一大背景是，自2009年以來，廈門房價都保持上漲的勢頭，即便是2014年全國房價下行調整的時候，廈門房價仍持續上漲。今年以來，廈門又繼續一波快速行情。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月份70個大中城市的住宅銷售價格統計數據顯示，廈門環比上漲5.5%位居第一，位居各大城市首位。

從去年8月開始在廈門各地看房的肖先生說，這半年多來，廈門大多數區域的房價已經上漲了四五成。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廈門房價均價為31363元/平方米，比一線城市廣州高出一萬多元，高居全國第四，直逼北上深。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報告》顯示，以居民家庭購置100平方米/套的住房為例，按首付25%、按揭30年計算，5月份，廈門購房者需要付首付款71萬，月供達10792元。

來自泉州農村、大學畢業後在廈門島內一家單位上班的陳小姐說，目前她一個月的收入在七千左右。“這在廈門已經算是不錯的工作了，但是不吃不喝也不夠還按揭。更不用說付首付了。沒辦法，還是安心租房吧，我準備買輛車，周末可以常回老家。”

廈門均和房地產土地評估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一線城市房價高，收入也高。但廈門收入水平與一線城市差距較大，廈門房價與廈門收入水平關聯度已不大，而與福建經商群體、炒房群體關聯度更大。

“今年廈門有個樓盤，單價賣到7萬，有的購房者首付款來自於賣到原來的房子，然後剩個一兩百萬交按揭，但即使如此，月供也要4萬多。不過購房者不擔心，因為都想著兩三年後房價上漲就把房子賣掉賺錢。”王崎說，因為很多人去年1萬多買的房子，現在將近3萬;去年3萬多買的房子現在已經5萬了，“這種賺錢效應之下，大家都有這種暴富的心理，這種擊鼓傳花的炒作風險還是蠻大的。”

王崎分析，相比南京、蘇州等地的地價熔斷和燕郊等地的限購舉措，廈門此次調控政策要“溫柔”很多，雖然這些政策會增加炒房者的貸款難度和交易成本，讓炒房者投資套現的時間更長一些，但並不會帶來房價的下行。

在廈門收緊樓市調控政策的同時，南京、三河等地的政策也紛紛收緊。日前，廊坊轄下的三河市相關部門(三河市促進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發布通知，自7月7日起，三河市二手房將進行限購，非本地戶籍居民家庭限購一套住房，且購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30%。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認為，從出臺的限購等政策力度看，影響不大。非戶籍家庭限購一套，對社保等年限不約束，限購力度非常小，在投資需求影響下，這一約束完全可以通過親戚朋友代持、真假離婚等辦法獲得更多購房機會。

在南京，7月8日，今年下半年首次土地集中拍賣在南京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舉行，這也是該市采取限價措施後的第二次土地集中拍賣會。當天，現場競價異常激烈，但因為限價的原因，10幅出讓的地塊只有3幅成功找到婆家，另外7幅都終止出讓。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智庫中心總監嚴躍進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在核心核心城市和環一線城市收緊政策之後，到8、9月份後後續影響會逐漸顯現出來，這些城市的成交量將會出現下滑。但由於整體收緊的力度很小，房價出現下跌的可能性並不大。

“對這些城市來說，最根本的還是庫存和供應的問題。”嚴躍進說，像二線四小龍，由於庫存量太小，如果僅僅是限貸收緊，供應沒有跟上，那麽到了“金九銀十”的成交旺季，房價仍存在繼續上漲的可能。

北上廣租房也不易：北京東城領銜 每平米月租破百

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房價節節升高的同時，租金也水漲船高。

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全國行政區租金排行榜顯示，目前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區的房租已經突破了100元/平方米/月的大關。可以說，大城市租房也不易。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的數據始建於2005年，而2010年後，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的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一些區被合並取消。例如2010年7月，北京東城區、崇文區合並，成立新的東城區，西城區、宣武區，設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區。2011年，上海黃浦區、盧灣區兩區建制撤銷，設立新的黃浦區;2015年，閘北區、靜安區"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靜安區。

由於原有的區域之間房價差別較大，比如原靜安區與原閘北區房租就相差較大，因此為了更具有可比性，這里的數據仍沿用原有的行政區劃來劃分。

數據顯示，北京的原東城區最高，平均租金達到了105.59元/平方米/月，也就是說在這里租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就超過了1萬多元。從北京市中心城區數據來看，東城區房租一直遙遙領先，從2010年後的6年間，東城區房租增長了56.1%。

在原東城區之後，原西城區的平均租金也達到了103.89元/平方米/月，朝陽區、原崇文區、海澱區、原宣武區進入前十名。在前十名中，北京占據了6位，總體上看，北京是目前我國房價最貴的區域。

北京房租從中心城區逐漸向四環、五環、六環輻射，呈現明顯的遞減趨勢。數據顯示，6年間，北京中心城區的房租增幅最快，二環內房租漲幅為57.7%，五環外房租漲幅為48.5%，相差10個點左右。從南北區域看，北邊比南邊租金更貴、漲幅更快。該數據表明，2015年，二三環內，北邊房租比南邊貴29.6%，五六環外，北邊比南邊房租要貴33.6%。

從前十名來看，除了北京的6個區域外，另外4個區域全部來自上海，這也說明北京和上海作為兩個強一線城市，對全國的資金、人才等資源具備最強的吸引力，房租也是全國最貴。

其中，原盧灣區和原靜安區的平均租金都突破了100元/平方米/月大關，具體來看，原盧灣區達到了103.58元/平方米/月，原靜安區達到了101.71元/平方米/月，此外上海的長寧區和原黃浦區分列五、六位。

在10名之後，深圳的福田區以83.03元/平方米/月位居第十一位，南山區位居第十三位，羅湖區位列第十八位，前18名全部來自於京滬深三大一線城市。

排名

行政區名稱

所屬城市

平均租金(元/月/平方米)

同比上年

1

東城區（原）

北京

105.59

+10.22%

2

西城區（原）

北京

103.89

+9.09%

3

盧灣區（原）

上海

103.58

+5.94%

4

靜安區（原）

上海

101.71

+4.42%

5

長寧區

上海

92.92

+5.71%

6

黃浦區（原）

上海

89.76

+8.29%

7

朝陽區

北京

88.48

+11.11%

8

崇文區（原）

北京

86.64

+10.87%

9

海澱區

北京

85.57

+12.26%

10

宣武區（原）

北京

84.15

+13.28%

11

福田區

深圳

83.03

+6.10%

12

徐匯區

上海

81.87

+8.36%

13

南山區

深圳

77.93

+6.74%

14

普陀區

上海

75.92

+14.20%

15

虹口區

上海

75.89

+10.70%

16

閘北區（原）

上海

75.66

+15.72%

17

楊浦區

上海

75.11

+18.99%

18

羅湖區

深圳

70.67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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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超大城市誰走了誰還在？

原標題：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超大城市人口疏解誰走了誰還在？

早上7點半，家住北京雙井的孫女士擠進了北京地鐵10號線，前往中關村上班，“人都被擠成了照片”。顧不得與陌生人嚴重擠壓的尷尬與苦惱，她很慶幸自己趕上了這班車。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實際上，這條北京最繁忙的地鐵線路，在2015年全年減少了近1億人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廣州常住人口總數達近6000萬人。但隨著這幾個城市相繼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廣等城市隱現“人口拐點”的信號。北上廣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陸續公布的常住人口數據顯示，北京出現核心區人口減少，上海出現人口負增長，廣州出現人口增速階段性放緩。

面對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會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點?

北上廣人口拐點來臨?

據“新華視點”記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同時，北京2015年末城六區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個百分點。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新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

廣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內，廣州的常住人口總共僅增長了30余萬人，總體看，“十二五”較“十一五”增速出現階段性放緩。

北上廣人口增長的變化是不是一個拐點?對此有觀點認為，中國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在下降。在上海，有專家根據小學入學人數、公共交通客運量等較為基礎的數據分析，印證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確下降。對於“賬面人口”的變化，也有專家指出，其重要動力是政策的驅動，其中大城市嚴控、疏解人口成為主因。

據了解，在被疏解的對象當中，與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發市場、中低端產業從業與就業者占比較大。在北京中關村疏解低端電子賣場的背景下，僅存的幾家賣場之一--“鼎好”大廈負責保潔的陳先生告訴記者：“我在這里工作5年了。剛開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潔員工一共150人左右，現在已經不足100人。”

實際上，北上廣地方政府近一兩年都在大力推進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層官員的任務壓力陡增，在考核指標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級大會上，區級官員談起人口疏解指標都十分謹慎認真，不像說起GDP那樣‘談笑風生’。”一位政府官員告訴記者。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認為，當一個城市經濟仍處於快速增長狀態，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結果，做人口減法比做經濟加法確實要難。

記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兩會看到，核心城區都將人口疏解問題列入了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北京某區曝光地下公寓大肆改建群租房新聞後，該區區委書記曾親自查辦處理。

“地方政府設立人口紅線，每年設置人口疏解指標，起碼從‘賬面’上給不堪人口壓力重負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並以搬遷市場、拆除違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積極推進。”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說。

北上廣不相信眼淚，被疏解者不願放棄機會

在地方政府強力推進人口疏解的同時，北上廣的巨大資源虹吸效應，仍然讓大量疏解目標人群不願輕易離開。

電視劇《北上廣不相信眼淚》曾經讓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奮鬥打拼的艱辛，但實際上，為了能留在北上廣，很多外來人口努力在政策夾縫中尋找機會。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價、房租，證明了高中低各層面外來人口對於這個大城市的剛性向往。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記者說，從銀行給房地產企業和購房者放貸的角度看，地產投資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風向標，北京、上海地王頻出，恰恰印證了其強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據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計劃，今年，故宮周邊、百榮世貿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場、南鑼鼓巷主街、簋街和東華門小吃街等區域都要啟動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時，僅在北京東二環至東四環沿線，至少有十家大型購物餐飲場所數以萬計的中低端勞動崗位都是剛需。

記者日前在北京市東城區某危舊房改造後的新型社區看到，盡管小區里每套房子都價值數百萬元，但在樓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條條長長的、坑窪不平的通道盡頭，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僅1.5米寬的狹長走廊兩旁，每個出租屋門口都堆放著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還有自行車等各種雜物。走廊的盡頭是公共洗手間，擠滿了忙著洗漱和方便的住戶。空氣中飄散著油煙、香煙和發黴的氣味，隔著墻也能清楚地聽到出租屋內電視機的嘈雜聲。據“二房東”介紹，這類地下出租屋內多住著從事餐飲行業的服務員和廚師以及其他外來務工人員。

今年4月北京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形勢分析”顯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務業用人缺口高達17.6萬人。而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公布的數據也顯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廳服務員、廚工的崗位缺口與求職人數比高達9：1。

在這種情況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層層向外轉移。位於北京朝陽區與順義區交界處的孫河鄉，截至2014年底的戶籍人口2.2萬人，而流動人口達5.6萬人。記者多次在孫河鄉沙子營村調查，2016年，隨著產業調整、清理違法群租房等措施，該村外來人口從高峰時的1.6萬人減少至七八千人。離開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還有數千人搬到了位置更遠的順義、昌平等地。

胡剛表示，外來人口集中居住在城鄉接合部，違建遍地，在傳統村莊外形成了外來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人口、資源與利益的平衡點在動態中不斷調整

除了北上廣面臨的虹吸效應與功能疏解之間糾結，大城市還面臨人戶分離帶來的戶籍人口機械遷入與“拖著不走”的問題。據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區，由於教育、醫療資源相對集中，不少人青睞將戶籍遷入，給城市人口管理帶來很多弊端，也與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記者從北京市東城區、西城區拿到的統計數據顯示，兩區戶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約20萬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人戶分離是北京人口疏解面臨的重要問題。而且在北京人戶分離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國外定居、調離北京、異地交流任職、經商人群等等，這些人“人不在戶籍還在”。

不管是哪一類城市常住人口，當下超大城市受限於資源與環境壓力出臺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將繼續在實踐中尋找平衡點。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傷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視對部分行業勞動力的剛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已成為北京黃金年齡段的就業主體，如在北京16-19歲、20-24歲、25-29歲的常住就業人口中，流動人口分別約占92%、70%和54%，部分行業對流動人口的剛需增強。

上海社科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表示，對於大城市的人口調控，更應該註重人口結構、素質和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問題本身，其帶來的整體城市功能規劃問題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務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註意批發市場疏解以後菜價、肉價的波動，不能說批發市場一走，菜價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應。

而對於大都市圈的整體規劃，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帶來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問題，也需要統籌協調解決。張車偉認為，在人口調控中應重點解決中心城區人口過密問題，也要統籌都市圈的產業布局、經濟活動和公共服務，引導人口合理聚集。

這兩年受到高度關註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也與此相關。據了解，通州預計還能承接大約40萬人口。未來，通州將吸納城市核心區的優質醫療、教育資源，全面建立起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級醫療、教育服務體系。

北上廣深人口流入減緩 原因何在

一線城市一直都是外來人口最青睞的地方。不過近年來，隨著京滬等超大城市嚴控“大城市病”、加快產業轉型等原因，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也明顯減緩。

人口流入變化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過去5年，常住總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北京，共增加了209.3萬，5年總增加了10.67%;上海5年共增加了113.37萬人，位居第二，不過增幅僅有4.9%，在四大一線城市位居末尾。深圳的總人口增加了102.1萬，增幅也達到了9.86%，僅次於北京;總量增加最少的是廣州，5年僅增加了80.3萬，是四個一線城市中唯一一個增量低於百萬的城市。

對比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不難發現，近5年北上廣深的人口流入已經在明顯減緩。從2000年到2010年，北上廣深四個城市年均增量分別為60.4萬、62.8萬、27.6萬、33.5萬人。但是2010年到2015年，北上廣深年均增量分別為41.86萬、22.74萬、16.06萬、20.42萬人。近五年四大城市年均增量均大幅減少。

以廣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例，2015年末，全市常住總人口為1350.11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70.08萬人相比，五年間共增加80.03萬人，增長6.3%，年平均增長率為1.23%，比前十年低了1.25個百分點。

近五年，四大一線城市人口的減緩，都有哪些原因呢?就實際情況來說，盡管四個一線城市都是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情況各有不同，尤其是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了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

例如，近幾年北京積極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流入速度也在減緩。數據顯示，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本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萬的外來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近15萬。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研究所所長、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郁鴻勝此前對本報分析，2015年減少的15萬上海外來常住人口以外來務工人員居多，此次外來常住人口的減少與房地產本身並無直接關系，主要是與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有關。

廣深人口流入還有多大空間

廣州、深圳雖然人口也屬於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與北京和上海有較大差距。例如，廣深的人口加起來與上海差不多。廣深的所面臨的“大城市病”遠沒有京滬那麽嚴重，因此這兩個城市在人口疏解和控制方面也沒有京滬那麽嚴格，在落戶方面也比京滬容易不少。

實際上，廣州未來的人口還有很大的增量空間。今年2月中國政府網公布了《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複》，批複提出，到2020年，廣州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也就是說，5年內廣州還有450萬的增量空間，這一數字是過去五年增量(80.03萬)的5倍多。

過去5年，廣州人口流入放緩，主要還是跟近幾年廣州自身產業發展轉型緩慢、新興產業發展薄弱有關。

在這個被資本和科技所主宰的社會，一個城市要有絕對的話語權，必須在兩大產業上有突破，即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或至少在某一個產業傲視群雄。

正是因為在這兩大產業上都不占優，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廣州一線城市的地位近幾年也受到了不小挑戰。不過，這兩年來，廣州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尤其是廣州正利用傳統商貿的優勢，在現代商貿轉型。再加上廣州最為““親民”的房價。如果加上合理的政策配套，那麽廣州有望成為外來人才創業和落戶的好去處。

深圳的情況又與京滬、 廣州有所不同。深圳的產業轉型升級堪稱典範，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未來型產業的布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了強大的作用。

反映在人口增量上，深圳近五年的人口數據增量分別是10.95萬、8萬、8.15萬、15萬、60萬。值得註意的是，2015年股市和樓市熱之下，深圳的人口增加了60萬之多。

盡管，目前深圳仍是四大一線城市中人口總量最少的城市，但是深圳目前面臨的人口壓力也不小。尤其是在土地發展空間方面的壓力。由於當年設立經濟特區時規定一個特區附帶管理一個縣(珠海帶鬥門、深圳帶寶安、廈門帶海滄)，因此深圳的總面積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相比北上廣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深圳的土地面積少得可憐。去年，深圳全市建成區面積已達900平方公里，剩下的主要是山體等生態控制區，可供開發的土地已所剩無幾。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北上廣深津五大城市集體“沒縣”了 縣改區更受大城市歡迎

在城鎮化的浪潮下，隨著大城市的不斷向外擴張，轄下的縣和縣級市也紛紛改區。

北上廣深津集體不設縣

7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舉行“崇明撤縣設區”工作大會，上海最後一個縣改為區。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行政區劃經歷過多次調整。尤其是在2001年上一輪郊區撤縣設區後，崇明成為全市唯一的縣。資料顯示，上海崇明縣轄崇明、長興、橫沙三島，總面積1411平方公里。崇明島是僅次於臺灣島、海南島的中國第三大島，陸域總面積1267平方公里。長興島位於吳淞口外長江南支水道，陸域總面積88平方公里。

在上海崇明撤縣設區之後，7月28日，根據《國務院關於同意天津市調整部分行政區劃的批複》，天津市委、市政府決定，撤銷薊縣，設立薊州區，原行政區域和政府所在地不變。至此，本市縣級行政建制成為歷史，全市實現城區化管理，天津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目前，撤縣設區有關工作正在有序展開。

這也意味著北上廣深津五大一線城市全部告別了“縣域”時代。

在上海之前，去年11月，北京，經國務院批準，撤銷密雲縣、延慶縣，設立密雲區、延慶區。至此，北京告別縣治時代，所轄行政區域全部設區，目前北京共16個市轄區。

在華南廣州，2014年初，經國務院批準，撤銷黃埔區、蘿崗區，設立新黃埔區;撤銷從化市、增城市，設立從化區、增城區。至此，廣州告別縣治時代，所轄行政區域全部設區。

至於在一線城市中面積最小的深圳，早在1992年時，轄下的唯一的縣寶安縣就被撤銷，設立寶安區、龍崗區。至此，深圳告別縣治時代。目前深圳也只有6個市轄區。

當然，由於當年設立經濟特區時規定一個特區附帶管理一個縣(珠海帶鬥門、深圳帶寶安、廈門帶同安)，因此深圳的總面積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相比北上廣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深圳的土地面積少得可憐。所以看到別的大中城市能不斷將轄下的那麽多縣改區，發展空間受限的深圳也只能暗自羨慕了。

除了北上廣深津，還有不少二線大城市也結束了縣域時代。比如中部的中心城市武漢，在1998年就將所管轄的縣都改成區，目前武漢共有13個市轄區;南京在2013年也進入了“無縣”時代，目前南京共11個市轄區。廈門則與深圳一樣，由於只帶一個縣，在1997年同安縣改區後，就結束了縣治時代。

縣改區更受大城市歡迎

不過，縣改區在不同的地方，受歡迎的程度則不盡相同，在大城市，下轄的縣對改區的歡迎程度更高。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大城市發展到目前階段，越來越受發展空間限制，具有對外擴張的客觀要求。通過區劃的調整，可以實現自身的發展。與此同時，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將周邊的縣改區，這些縣可以接受主城區的外溢效應，是有利的。

從實踐經驗來看，大城市對轄下的縣撤縣建區，極大地促成了當地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以北京為例，過去很多郊縣變為區後，其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較快。比如1997年通縣改為通州區，2003年八通線通車，通州成為最早通地鐵的郊區縣;1999年昌平“撤縣設區”，2007年地鐵13號線通至昌平回龍觀、霍營。改成區之後，中心大城市享有的一些公共服務也能延伸到郊縣，並將帶動相關產業加快發展。

就上海而言，通過撤縣建區，使郊區經濟社會快速融入了城市化發展進程，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綜合實力躍上新臺階。

但在三四線城市，很多縣(市)對改區還有疑慮。2005年，湖北地級市黃石計劃將轄內最強的縣級市大冶改為區，遭到大冶上下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作罷。同樣的劇情也曾在浙江湖州上演，2013年，湖州市下轄的長興“撤縣設區”的動議因為引起當地各界的廣泛反彈而作罷。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說，長興經濟發展比湖州還好，同時湖州的輻射能力也不強。類似一些中型城市的聲譽、影響力、帶動作用可能還沒有下面的縣市強，改成區後，對下面郊縣的幹部及地方利益損失會比較大。對這些地方來說，他們更喜歡的是縣改市或省直管縣，而非縣改區。

這是因為，對於三四線的地級市來說，縣作為一級行政機構，財權、人權等都相對比較獨立，改成區後，它的行政自主權、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城發展的規劃、社會管理權限都要上收到地級市去，一些縣級政府可能會認為縣改區非但得不到來自中心城市的輻射，反而削弱了自身的發展動力。

以長興為例，作為浙江財政“省直管縣”，曾經有媒體披露該區域的財政80%留給自己，20%交給省里。但變成區之後，可能一半要交給湖州。“浙江這邊一直都是省直管縣，縣域經濟發展得好，縣里財政有錢。所以像長興的教師收入水平比湖州市區的要高出不少，這對他們積極性提高也比較有利”，湖州市區某中學劉老師告訴記者。

專家指出，是否改區要因地制宜。如果主城區太弱，對周圍輻射能力不夠大，這樣的城市還處於一個集化階段，還要吸收鄰近地區的要素，尤其是如果縣和地級市離得很遠，市帶動力量不大，會減弱一定時期內相關縣域地區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