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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改革工作會議於去年12月12日召開,此後各省陸續召開同類會議。據掃雷小組統計,截至1月20日,至少有17個省份召開了全省(區、市)發展改革工作會議。這類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總結2014年的工作並部署今年的發展改革工作,因此梳理這些會議後可以發現一些新的風向。
1、“新常態”的地方擔憂:支撐產業面臨青黃不接的風險
1)“新常態”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考察河南時提出,並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從速度、結構、動力三方面闡述,習闡述時註重積極的方面,但地方層面有一些擔憂。
2)河北和吉林兩個省份在談到新常態時的一個共同擔憂是支撐產業面臨青黃不接的風險。其背景則是兩省的工業、經濟數據不樂觀。
去年前三季度河北、吉林兩省分別以6.5%、6.2%GDP增速名列全國倒數第三、第四位。吉林的支柱產業汽車、石化工業增速由2013的兩位數滑至2014年前三季度的個位數,河北的鋼鐵產業同期下滑嚴重,裝備制造業下滑3個百分點。吉林還提到,經濟新常態下還面臨著房地產、政府債務、銀行呆壞賬的挑戰。
2、穩增長的關鍵仍在投資
1)2014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1.2%,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但各省對消費的強調並不多。
2)消費方面重慶提出強化消費在穩增長中的基礎作用,同時突出強化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類似的,投資的提法幾乎為各省份采用,而消費則相對提及較少,這說明地方政府的投資拉動經濟的傾向依然很重。
其中,湖南和河南兩省已在會議上明確今年的投資規模,河南的目標是1.5萬億,湖南則是1萬億。
3)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投資的地理範圍已不局限於國內。國家發改委稱,要發揮投資走出去的帶動作用,重點是產業和裝備走出去。這一定程度上能消化國內鋼鐵等行業的過剩產能。
3、區域戰略作用顯現
1)本屆政府推出的三大區域戰略是: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三大區域戰略涉及的省份數量占到總數的三分之二,多數省份的發展改革會議都提到上述一個甚至兩個戰略(如四川)。
2)其中,河北發布的數據稱,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推動下,河北2014年從京津引進資金3940億元,占河北省引進省外資金的50%左右。京津地區的資本占據較大比重。
3)新疆則著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新疆於去年11月成立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啟動相關規劃編制工作。蘭新高鐵開通後,中新網報道稱新疆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端倪已現”。
4、投融資方式變化
1)企業債發行降低30%-53%,市政債增加。浙江省發改委披露的數據顯示,去年該省發行企業債券35只,累計募集資金426億元。今年確定的目標則是200至300億之間,相比下降30%—53%。這說明浙江省發改委對今年企業債的發行並不樂觀,而這基本上是大勢所趨。
去年國務院43號文印發後,國家發改委對城投債的審核趨嚴。市政債成為另外一個改革方向。湖南省發改委提出優化政府投資,增加政府債券和專項債券額度。掃雷小組註意到,政府債券此前已經存在,專項債券作為新的品種很可能在今年推出。
融資平臺改革方面,浙江省發改委提出推動政府融資平臺整合、做大,打造一批符合市場規律的融資平臺。因此,一些沒有經營性現金流或者經營能力較弱的平臺很可能在今年被撤銷或者整合。
2)其他一些投融資方式變革是PPP、資產證券化、設立投資基金等。
3)民間投資的比重可能提高。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發改委披露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年該省民間投資增長18%,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同比提高約1個百分點。今年浙江號召浙商回歸重大項目建設,目標是民間投資比重再提高1個百分點。但這並不代表全國的趨勢,而其他省份未發布同類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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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兩千多個縣里。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南方周末: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設計成全賬戶?全賬戶NDC方案是否取消了共濟性?
鄭秉文:全賬戶NDC方案里由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部分就沒有了,我們又另外創造了一個系統,是以2013年財政對城鎮職工的投入3200億元為基數,相當於當年社平工資的5%,每年指數化增長。這樣的社會統籌就跟以前性質不一樣了,以前是來自雇主繳費,現在是財政轉移支付,也沒有資金池,每年支付多少就轉移多少。沒有形成資產池有很多好處,首先它與地方利益分隔開,是現收現付的,不存在資產池的管理問題。同時也沒有增加財政的負擔,財政拿的錢不多,相當於GDP的0.6%。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2000多個縣里。全國總共3萬億元結余,實際上一分錢看不到,全在地方手里把得死死的,也不能投資。改成財政轉移支付後,就徹底消滅了地方割據的現象。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還有個好處,這個制度還是統賬結合,又跟新農保完全一致了。新農保的每個月55塊錢是來自財政轉移支付的,賬戶里是個人繳費形成的,跟現行城鎮職工的不同僅在於沒有雇主繳費的部分。這樣就為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創造了條件。
南方周末:你從何時關註NDC,為何決定把它引入中國?
鄭秉文:NDC一出來我就註意到了,第一個搞NDC的國家是1995年的拉脫維亞,真正引起世行重視是2000年瑞典運行之後,瑞典的制度精細、嚴謹,世行組織了幾次專家學者去考察研討,2010年第二次會我去了。
這個辦法符合中國國情,比如它融資方式現收現付可以避開不成熟的資本市場,避免投資失敗;避免龐大的轉型成本,因為做實賬戶需要天量的資金;有非常好的便攜性;非常好的激勵性,多繳多得,賬戶清晰透明,本金利息一目了然等等。
南方周末:對於中國的現行體制,如果早年下決心變現國有資產一舉做實個人賬戶,結果是否不一樣?
鄭秉文:你說得對,但對了一半。國際上解決轉制成本就三種方式,一是私有化,二是發行認購券,三是變現某一種資源。假設我們做實了,實現了真正的部分積累制,制度可以運轉起來。但同時我們將遇到一場災難,做實的這些資產都變成了沈沒成本,不可收回,形成巨大的福利浪費和損失,幸虧沒有做實。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是,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增長太快,養老金投資效率追不上,福利損失太大。
南方周末:如果從一開始不搞個人賬戶,就搞現收現付呢?
鄭秉文:那另一方面又會出問題,計劃生育政策下,老齡人口增長太快了,完全現收現付馬上就贍養比提高,要麽待遇降一半,要麽繳費增一倍,到最後也會出大問題。
要使兩方面的優勢結合,就是NDC。它一個核心的優勢就在於,繳費是與人的生命周期聯系在一起的,把老齡化這個因素自動內嵌到制度里面去了。老齡化來臨時,NDC給你選擇,或是提高繳費率,或是降低待遇,或是延遲退休,或是財政介入,它給你預警。而現收現付不是,它是個非精算型的政治承諾,不管你運作的績效,不管你財政情況。
假設明年是改革元年,養老金結余應該是3.4萬億,我們假定這3.4萬億馬上就封閉運行,以此為基準,投資收益率假設是5%,算到2087年,當這個制度出現不平衡時,緩沖基金介入,那時候緩沖基金已經超過100萬億了。緩沖基金是繳費形成的,跟財政沒關系,完全靠制度自己精算平衡。
南方周末:但如果不取消可繼承,NDC是否也難以持續?
鄭秉文:是有這個問題,標準的NDC是不繼承的,因為它是個遵循大數法則的保險制度,靠短壽補長壽實現自我平衡。如果不是這樣,這個制度從誕生第一天就有風險。風險有多大呢,非常慶幸的,我們測算的結果風險不是很大,但這里涉及到修法。瑞典的做法是短壽的人的個人賬戶資產,用於同齡組的高壽者。
名詞解釋:
DB:現收現付制。由德國在120年前創立,即政府向企業和職工征繳養老保險金,用於支付當期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它是待遇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繳費時已確定未來自己的養老金水平。好處是運行成本低,弱點是應對老齡化時缺乏彈性。
DC:個人賬戶制,又稱基金積累制。為克服DB制的弊端,由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設計,並於1980年代在智利等拉美國家付諸實踐。國家給每個參保人建立個人賬戶,實賬積累自己的養老金,退休後多繳多得。同時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到資本市場上投資增值。它是繳費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的養老金水平取決於自己的繳費積累和投資損益。好處是更顯公平、更具激勵性、資金效率更高,弊端是運行成本高、共濟性差、資金投資有風險。
NDC:個人名義賬戶制。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在融資方式上它是現收現付制,在計發方法上,它又是繳費確定型。NDC的個人賬戶中沒有實際資金,而是對個人繳費進行記賬,結合工資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等因素,作為將來養老金的計發標準,同時不可繼承。是1998年誕生的一種歷史最短的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有瑞典等歐亞7國實行。
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兩千多個縣里。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南方周末: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設計成全賬戶?全賬戶NDC方案是否取消了共濟性?
鄭秉文:全賬戶NDC方案里由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部分就沒有了,我們又另外創造了一個系統,是以2013年財政對城鎮職工的投入3200億元為基數,相當於當年社平工資的5%,每年指數化增長。這樣的社會統籌就跟以前性質不一樣了,以前是來自雇主繳費,現在是財政轉移支付,也沒有資金池,每年支付多少就轉移多少。沒有形成資產池有很多好處,首先它與地方利益分隔開,是現收現付的,不存在資產池的管理問題。同時也沒有增加財政的負擔,財政拿的錢不多,相當於GDP的0.6%。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2000多個縣里。全國總共3萬億元結余,實際上一分錢看不到,全在地方手里把得死死的,也不能投資。改成財政轉移支付後,就徹底消滅了地方割據的現象。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還有個好處,這個制度還是統賬結合,又跟新農保完全一致了。新農保的每個月55塊錢是來自財政轉移支付的,賬戶里是個人繳費形成的,跟現行城鎮職工的不同僅在於沒有雇主繳費的部分。這樣就為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創造了條件。
南方周末:你從何時關註NDC,為何決定把它引入中國?
鄭秉文:NDC一出來我就註意到了,第一個搞NDC的國家是1995年的拉脫維亞,真正引起世行重視是2000年瑞典運行之後,瑞典的制度精細、嚴謹,世行組織了幾次專家學者去考察研討,2010年第二次會我去了。
這個辦法符合中國國情,比如它融資方式現收現付可以避開不成熟的資本市場,避免投資失敗;避免龐大的轉型成本,因為做實賬戶需要天量的資金;有非常好的便攜性;非常好的激勵性,多繳多得,賬戶清晰透明,本金利息一目了然等等。
南方周末:對於中國的現行體制,如果早年下決心變現國有資產一舉做實個人賬戶,結果是否不一樣?
鄭秉文:你說得對,但對了一半。國際上解決轉制成本就三種方式,一是私有化,二是發行認購券,三是變現某一種資源。假設我們做實了,實現了真正的部分積累制,制度可以運轉起來。但同時我們將遇到一場災難,做實的這些資產都變成了沈沒成本,不可收回,形成巨大的福利浪費和損失,幸虧沒有做實。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是,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增長太快,養老金投資效率追不上,福利損失太大。
南方周末:如果從一開始不搞個人賬戶,就搞現收現付呢?
鄭秉文:那另一方面又會出問題,計劃生育政策下,老齡人口增長太快了,完全現收現付馬上就贍養比提高,要麽待遇降一半,要麽繳費增一倍,到最後也會出大問題。
要使兩方面的優勢結合,就是NDC。它一個核心的優勢就在於,繳費是與人的生命周期聯系在一起的,把老齡化這個因素自動內嵌到制度里面去了。老齡化來臨時,NDC給你選擇,或是提高繳費率,或是降低待遇,或是延遲退休,或是財政介入,它給你預警。而現收現付不是,它是個非精算型的政治承諾,不管你運作的績效,不管你財政情況。
假設明年是改革元年,養老金結余應該是3.4萬億,我們假定這3.4萬億馬上就封閉運行,以此為基準,投資收益率假設是5%,算到2087年,當這個制度出現不平衡時,緩沖基金介入,那時候緩沖基金已經超過100萬億了。緩沖基金是繳費形成的,跟財政沒關系,完全靠制度自己精算平衡。
南方周末:但如果不取消可繼承,NDC是否也難以持續?
鄭秉文:是有這個問題,標準的NDC是不繼承的,因為它是個遵循大數法則的保險制度,靠短壽補長壽實現自我平衡。如果不是這樣,這個制度從誕生第一天就有風險。風險有多大呢,非常慶幸的,我們測算的結果風險不是很大,但這里涉及到修法。瑞典的做法是短壽的人的個人賬戶資產,用於同齡組的高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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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現收現付制。由德國在120年前創立,即政府向企業和職工征繳養老保險金,用於支付當期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它是待遇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繳費時已確定未來自己的養老金水平。好處是運行成本低,弱點是應對老齡化時缺乏彈性。
DC:個人賬戶制,又稱基金積累制。為克服DB制的弊端,由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設計,並於1980年代在智利等拉美國家付諸實踐。國家給每個參保人建立個人賬戶,實賬積累自己的養老金,退休後多繳多得。同時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到資本市場上投資增值。它是繳費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的養老金水平取決於自己的繳費積累和投資損益。好處是更顯公平、更具激勵性、資金效率更高,弊端是運行成本高、共濟性差、資金投資有風險。
NDC:個人名義賬戶制。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在融資方式上它是現收現付制,在計發方法上,它又是繳費確定型。NDC的個人賬戶中沒有實際資金,而是對個人繳費進行記賬,結合工資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等因素,作為將來養老金的計發標準,同時不可繼承。是1998年誕生的一種歷史最短的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有瑞典等歐亞7國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