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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趕人” 矽谷人才“北上”溫哥華

美國特朗普政府收緊移民政策，令矽谷企業怨聲載道。這對加拿大城市溫哥華來說卻是個好消息。因為對未來美國政府移民政策趨緊的擔憂，矽谷和其他地方的不少高科技人才考慮轉投加拿大。

溫哥華市市長羅伯遜（Gregor Robertson）說，近幾個月來相關機構接受到的來自美國科技公司的咨詢量急劇上升。

“我們正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希望迎接更多的人來到北邊。”羅伯遜希望，接下來幾年內，溫哥華科技行業就業增速從6%提升到10%。目前溫哥華科技行業就業人數約為7.5萬人，該市人口約為60萬。

溫哥華收漁翁之利？

據英國媒體報道，加拿大溫哥華古老的蓋斯鎮區正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技術中心。借助與美國西雅圖及舊金山臨近的聯系，溫哥華這個加拿大第三大城市正掀起一股科技熱潮，吸引成千上萬的技術工人和初創公司到來。

對此時的溫哥華來說，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更如“神來之筆”。

在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宮1個月後，美國科技行業仍然在努力尋找應對政府移民改革的方法。1月27日，特朗普發布行政令，限制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這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要求來自該多個國家的難民在12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該多個國家的普通公民在9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

行政令很快遭到來自法院的挑戰。經過多次拉鋸，當地時間2月9日，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宣布裁決結果，決定維持此前移民禁令暫停的裁決，拒絕恢複特朗普的禁令。此前被限制入境的外國公民和難民可以正常進入美國。

然而，美國政府收緊移民限制的步伐卻沒有因此而停頓。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當地時間21日公布的備忘錄草案，美國已經制定嚴厲標準，並擴大搜索範圍追蹤非法移民以加速驅逐進程。

移民禁令遭到了矽谷科技業的強烈反對。2月初，蘋果、微軟、谷歌和Facebook等多家IT公司聯署反對特朗普針對移民的行政令，稱禁令帶有歧視性，且對經濟有負面影響。同時，美國科技行業擔心特朗普可能進一步推動立法，推翻他們雇用外國技術人員所用的H1B簽證項目。

這一切都導致矽谷和很多其他地方的技術人才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其中加拿大溫哥華成為他們的新選擇之一。

低成本優勢

“這是對不確定的真實反應。”溫哥華投資咨詢公司創始人蒂皮特(Mike Tippett)認為，加拿大可以成為年輕的美國科技企業“連續性戰略”的一部分。

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前，蒂皮特就和聯合創始人拉弗一起創立了這家咨詢公司，為那些希望在加拿大落戶的科技企業提供咨詢和支持。拉弗說：“人們正在觀望，考慮是否在美國商業環境有任何災難性的改變前，采取充分行動。”

相比美國收緊移民政策的趨勢，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更加開放，海外技術人才更容易獲得工作簽證。“去年3月美國大選初選後，已經開始接到各種咨詢，現在咨詢已經轉變成了全面申請。”溫哥華移民律師奧吉拉（David Aujla）說，他接到的80%的電話都來自美國人和在美國工作的人，現在在加拿大當移民律師是好時機。“我從未見過如此現象。”

一家溫哥華身份驗證核查公司創始人於福德說，其公司80%的員工都不是加拿大人。

在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排行榜上，溫哥華經常位列前茅。因此，很多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早已在這里開設分支運營。亞馬遜希望在溫哥華新增700名員工；去年微軟在溫哥華開設辦事處，新增750名雇員。

成本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根據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數據，一名技術工人在溫哥華的平均周薪約為1600加元(約合8358.56元人民幣)，在加州平均周薪則為3400加元(約合17761.94元人民幣)。另據高力集團的數據，去年第四季度溫哥華平均寫字樓租金比舊金山低一半還多。

在資金方面，根據風投數據機構CB Insights和普華永道的一份報告，和矽谷一樣，去年風投對溫哥華初創公司的投資份額下降。但企業家們稱，風險投資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願意到加拿大出差，以接觸矽谷“泡沫”外的初創公司。

馬化騰兩會建言: 如何打造“中國矽谷”

連續四年向全國兩會提交重磅建議的騰訊“小馬哥”，今年兩會又帶來針對七大熱點問題的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今年向全國兩會提交七份建議，涉及發展數字經濟、數字文化產業全球競爭、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未成年人健康上網、打造粵港澳科技灣區、深圳加快國際科技及產業創新中心建設和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等熱點問題。

互聯網已經成為超過七億中國人的重要工具和休閑方式，並融入到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作為來自互聯網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不但一如既往地關註行業發展與社會民生相關領域的“難點”，而且針對互聯網發展過程中的“盲點”也大膽建言，尤其不回避互聯網公司自身需要承擔的責任，並就社會各方如何合作共治給予諸多務實建議。

逐鹿全球數字文化產業

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發展我國文化產業, 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將有利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為國家戰略提供“軟”支撐。

馬化騰在建議中稱，當前數字內容產品在國際文化服務貿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網絡平臺已成為產品創作、傳播和交流的重要陣地。歐美等文化發達國家將發展數字內容產業作為重要戰略，進一步提升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話語權。

同時，我國的數字內容產業實現了持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泛娛樂”等中國特色的數字內容產業生態初步形成。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數字內容生產、發行與消費市場之一。截至2015 年 12 月，我國網絡遊戲用戶 3.91 億、網絡文學用戶2.97 億、網絡視頻用戶5.04億、網絡音樂用戶5.01 億。騰訊、萬達、阿里等企業不斷布局全球性內容生態，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與資本實力，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性的數字內容企業。我國數字內容產品正逐漸得到國際文化市場認可。

建議認為，數字內容產業具有轉方式、調結構、促消費、擴就業的獨特作用,大力發展和壯大數字內容產業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重要舉措。在中央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國家戰略過程中,我國應充分發揮數字內容產業競爭力,積極布局全球文化產業市場,推動中華文化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搶占全球文化產業主導權，打造中國文化產業的世界標簽。

馬化騰認為，我國數字文化產業尚需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市場培育，面臨著創新環境不佳、優質內容與優秀人才匱乏、國內外政策壓力等問題，制約了我國數字內容產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借鑒英國等國的做法，重新定位數字內容產業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數字內容產業廣泛輻射到電信、出版、通信、廣播電視、工業設計、玩具制造、軟件開發、計算機硬件生產等眾多行業, 已經遠遠超出傳統文化產業的邊界，數字內容產業競爭力也成為兼具國家軟、硬實力的重要體現。

建議還提出，要加強翻譯與運營人才培養，並為我國數字內容的創作、創新營造適度寬松的政策環境。同時，加強海外市場培育與維權。特別是，政府應利用外交外事等資源，引導與幫助優秀民族企業“走出去”。我國企業應加強與國外優秀企業的交流合作，通過投資並購、版權合作、聯合運營等多種方式推廣我國優秀數字內容作品，並持續強化內容的衍生開發以及市場的開拓培育。

馬化騰還認為，傳統金融、教育、醫療等產業與移動互聯、雲計算、大數據進行了深度融合後，爆發出了全新的生命力。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消費升級、服務驅動的新特征，加速傳統產業與互聯網新技術的融合，加速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此，他今年特別提出了《關於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進網絡強國戰略的建議》。建議稱，互聯網企業作為數字經濟的引擎，在“網絡強國”戰略中可以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落實習總書記提出的“六個加快”，為網絡強國提速。

例如，自“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出以來，各地積極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在人口龐大、公共服務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通過高效連接最大程度釋放公共服務潛能。目前微信城市服務已經覆蓋362個城市, 項目涵蓋交管、出入境、人社、稅務、戶政、文化生活等 30 個領域，累計服務用戶超 2.3 億。交通繳罰、發票驗證、公積金查詢、養老身份驗證等剛需品種已達“秒級”服務，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生活。

未成年人健康上網事關重大

未成年人健康上網的問題，在當下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青少年網民數量激增。調查顯示，我國19歲以下的網民已經達到1.7億，約占全體網民的23.4%，且增速相當驚人。另一方面，未成年人首次接觸網絡的年齡也越來越提前。有調研顯示，未成年人首次觸網最集中年齡段已經由15歲降到了10歲。同時，移動支付越來越便捷。未成年人在遊戲中消費，具備較高的隱蔽性，家長也難以發現。

在上網過程中，未成年人還易遭受網絡犯罪、網絡欺淩和網絡不良信息侵害。其中因個人信息泄漏帶來的系列社會問題，呈現高發趨勢。網絡犯罪的低齡化也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的問題。

對於建設未成年人健康上網保護體系，馬化騰在建議中稱，需要互聯網企業與家長、學校、相關部門共同行動，相互配合，一起構築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同心圓。

他建議，首先要打破政府、教育系統與互聯網產業之間的藩籬，解決學校、家庭網絡安全教育與互聯網行業發展脫節的問題。同時，以平等的姿態加強與未成年人網民的溝通交流，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護意識，產生抵禦網絡侵害的“抗體”，形成健康良性的網絡消費習慣。

建議同時強調，要重拳打擊網絡詐騙、網絡傳銷、網絡違禁品交易、盜取和販賣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等各種形式的網絡犯罪，斬斷網絡黑色產業利益鏈條，為未成年人成長營造安全可靠的上網環境。同時，政府部門應當鼓勵網絡文化產業大力發展，針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和興趣愛好, 生產更多優質、科學、趣味的網絡文化產品，對不適宜未成年人接觸的信息形成擠出效應。

馬化騰還提出，互聯網企業要守法自律，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未成年人及監護人開發提供各類便捷有效的“輔助監護”技術和工具。同時要大力倡導在互聯網行業內形成規範、統一、完善的未成年人保護行業標準。近期，騰訊響應主管部門號召，在“未成年人家長監護工程”基礎上，在業內率先推出“騰訊遊戲成長守護平臺”，為家長指導未成年人健康上網、健康消費提供更多監護輔助措施。主要包括：實名認證並綁定未成年人遊戲帳號、子女登錄遊戲及消費實時提醒、消費限額、遊戲時間提醒等信息同步機制。邀請了未成年用戶的家長全程參與設計、體驗並優化平臺功能。

在關註未成年人健康上網的同時，針對日益突出的個人信息安全問題，馬化騰今年也專門提出了《關於加強大數據環境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建議》。他建議，強化政府綜合管理，同時由政府牽頭，重點行業共享整合安全能力，推動社會共治的全新模式；對新型網絡犯罪加大打擊力度，同時加快法制建設步伐，推進法律適用和落實執行等配套機制，提升犯罪成本；加強行業自律，對個人信息的采集、保管、運用等環節均應合理妥善，同時在政府牽頭下，加速行業統一標準的制定，構建分級分類保護體系；對重點群體、重點行業的個人信息數據施加重點保護，同時開展廣泛宣傳，不斷提升全民的網絡素養和安全防範意識。

打造“中國矽谷”搖籃

舊金山灣區被譽為美國矽谷的搖籃，集中了全美40%以上的風險資本投資，專利授權數量占全美 15.2%,湧現出谷歌、蘋果、英特爾等一批知名企業。

馬化騰認為，著力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不僅有助於促進和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更是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然要求。

他在建議中表示，粵港澳地區是世界重要的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航運物流和制造業中心, 擁有比較完備的創新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可以實現從理念、 籌資、研發、制造、產業化等“一條龍”的創新全過程。香港高等教育發達、高端人才儲備豐富，科技金融、知識產權等現代服務業發達；深圳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完善，創新創業氛圍濃厚；珠三角制造業發達,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澳門積極謀求適度多元發展，在中醫藥、對葡語國家合作等領域具有獨特優勢。

從國外灣區發展來看，科技創新離不開研發能力、科技金融、開放生態、現代制造業等創新資源要素的全方位支撐，科技灣區這座“創新熔爐”只有匯聚各種要素才能產生聚集效應，助力產業升級，為本地區、本國科技產業發展輸送源源不斷的動力。

為此，馬化騰提出了五點具體建議：建立粵港澳科技灣區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制定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政策；發揮香港“超級聯絡人”角色，為科技產業創新牽線搭橋；堅持不懈引進高端人才，建設全球創新人才“棲息地”；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產業，為創新創業提供資金支持；發揮強企引領作用，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升級、保持國際競爭力。在此基礎上，他還進一步提交了支持深圳加快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的建議。

此外，針對一雨成澇的“城市生態病”，今年兩會馬化騰還提出了《關於全面推進我國海綿城市建設的建議》。海綿城市是指通過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充分發揮建築、道路和綠地、水系等生態系統對雨水的吸納、蓄滲和緩釋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徑流,實現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城市發展方式。深圳是全國第二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之一。騰訊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利用技術優勢,嘗試搭建海綿城市智慧大數據平臺,通過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技術,對氣象數據、雨水匯集量等進行全面監測,並在雲端實時整理分析, 幫助政府進行決策。

馬化騰認為，當前我國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全面鋪開，在一些重點和領域上取得了初步效果。但海綿城市建設是系統工程，牽涉面較廣，涉及到理念轉變、法律法規、基礎設施、全民參與等各個方面的問題，仍有待全面推進。

馬化騰今年兩會帶來的建議分別是《關於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進網絡強國戰略的建議》、《關於充分發揮數字內容產業競爭力，掌握全球文化產業主導權的建議》、《關於加強大數據環境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建議》、《關於加強未成年人健康上網保護體系建設的建議》、《關於發揮協同創新優勢，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的建議》、《支持深圳加快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的建議》和《關於全面推進我國海綿城市建設的建議》。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他已經連續五年向全國兩會共提交了超過20份書面建議，涉及行業創新、經濟增長、民生熱點、社會治理、區域發展、國際戰略和安全保障等七大領域。

浦發矽谷銀行行長蔣德：美國7000余家銀行僅7到8家從事類“投貸聯動”業務

日前，浦發矽谷銀行行長蔣德(Dave Jones)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投貸聯動”這一模式在全球範圍來說，仍處起步階段，當下開展“投貸聯動”的商業銀行為數不多。

蔣德進一步稱，在美國，只有少數的商業銀行開展“投貸聯動”的業務，這種業務要比商業銀行其他傳統業務風險高得多。“投貸聯動”會要求商業銀行里面的科創業務部門，采取不同於開展傳統業務的思維方式。

對此，蔣德建議，對於從事“投貸聯動”的銀行來講，必須要建立一種與中小科技企業配套的基礎設施和文化場景。“通常情況下，商業銀行傳統的基礎設施和文化場景與中小型科創企業很難對接。從事“投貸聯動”的商業銀行要有兩套體系，但要把這兩套體系都做好，挑戰非常大。”

對於風險管控，蔣德認為，從事“投貸聯動”的商業銀行要理智的開展業務，是可以控制風險的，同時這部分風險可以由“投貸聯動”股權一方的風險緩釋措施進行補充。“在開展項目過程中，商業銀行要明智開展這部分業務，同時要很好控制發展的速度，不要過速增長。”

就全球來看，蔣德稱，全球前幾大經濟體中，很少有銀行去從事“投貸聯動”的業務。美國大概有7000到8000家銀行，不過只有7到8家銀行在做類似於“投貸聯動”的業務。歐洲從事“投貸聯動”業務的銀行更少。反觀以色列從事“投貸聯動”的商業銀行占比較高，原因在於以色列商業市場較好、以色列人較為靈活、國家較小、銀行數量也不多。

在“投貸聯動”認股權證方面。一般來講，認股權證需要5～7年甚至更長時間。蔣德稱，如果這些銀行想要在短期內從股權投資當中獲得收益是很難實現的。中國提出“投貸聯動”的試點，目的也不是為了鼓勵銀行去做投資，而是通過股權投資的方式來對沖信貸的風險。

蔣德稱，中國現在還沒有經歷過任何的經濟周期，但美國經歷過多次。以美國為例，即便是在信貸風險較低的年份，我們的早期貸款可能仍然有2%的壞賬;而在信貸風險很高的年份里，壞賬則可能會達到10%。

“但從長期看，譬如一個10 年的經濟周期，如果信貸表現良好的年份多，那麽平均年貸款損失仍然可以維持在2.5%。而平均一年的認股權證收益能達到1%、2% 或2.5%，那麽壞賬損失減去認股權證收益後的比率可能就只有1.5%、0.5% 或者為0。因此可以看到，認股權證需要5～7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發揮對銀行壞賬風險的抵補作用”。

在標的方面，蔣德稱，和母行矽谷銀行一樣，看好互聯網、軟件、硬件、生命科學及醫療健康等科技創新行業的公司及其背後的投資人。

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外媒關註誰會成為中國的矽谷？

“如果你的公司是做硬件的，就必須去到深圳。”這是“中國創客第一人”李大維一直堅信的觀點。這個觀點也已經受到全世界創客的認同。矽谷著名的孵化器HAX中國創始人、CEO Benjamin Joff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是中國硬件的矽谷，這一點沒有爭議。”HAX自2012年進入中國以來，已經在深圳孵化了一大批成功的硬件初創公司。

最新的案例是可編程機器人硬件創業公司創客工場。上周，創客工場已經向第一財經記者確認完成B輪融資，更多細節有望在本周二左右公布。根據了解融資情況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B輪融資後，創客工場的估值有望達2億美元。2014年，創客工場獲得了紅杉領投的600萬美元A輪融資。

創客工場是一個包含金屬積木、電子模塊、軟件工具等幾百種零件的工程積木平臺。在深圳，像創客工場這樣的硬件初創公司還有很多。此前，深圳的開源硬件平臺矽遞科技（SeeedStudio）也已經獲得千萬美元級的融資。更重要的是，這些硬件公司超過一半的收入都來自海外市場。為了更好地服務海外市場的需求，創客工場已經在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多地設立海外辦公室。這讓這家深圳企業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硬件的矽谷”。

如果在谷歌上搜“中國的矽谷”，找到最多的報告就是深圳。事實上，深圳正在成為全球公認的“硬件的矽谷”。尤其是在外國人的眼里，深圳實現了從改革開放前的一個小漁村到現在科創的轉變，幾乎創造了中國的奇跡。

彭博社在2月的一篇報道中提到：“過去的這個小漁村，現在變成了中國回應矽谷的最強音。在那里已經活躍著超過1000個孵化器，整個生態圈供應鏈完善，具備優越的生產制造條件。”

深圳不僅是1100萬名創業者的故鄉，更是中國最有名的科技公司的發源地，比如華為、中興、騰訊和大疆。HAX總經理Duncan Turne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是硬件的首都，你可以在這里找到所有的供應商，對接制造商和工程技術人員。”他還說，好多年前他剛來深圳的時候，大多數工程師都是歐美科技公司的員工，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工程師開始活躍於初創企業。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要做硬件，就非得去深圳不可。在彭博的一個視頻里，加拿大籍華人、00後創業者Alex Chen和他的哥哥Harrison正在開發一款能打乒乓的機器人，於是他們選擇把實驗室從多倫多搬到深圳創業。“在這里每周都能做出一個原型產品，在矽谷可能要花費一至兩個月的時間。”Alex表示。

深圳華強北

2015年，深圳出口到全球的硬件市場規模達到290億美元。深圳最著名的硬件市場就是華強北。在法國24臺的新聞專題報道中，也把深圳稱為“中國的矽谷”。報道稱，在華強北的硬件市場，你幾乎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硬件，從連接線，到LED顯示屏。

深圳同時也在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創業者。以法國一家專註於機器人醫療硬件研發的初創公司Japet為例，聯合創始人Antoine Noel表示，之所以選擇來深圳創業，是因為這里生產的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以相對低廉很多的成本。“一個在歐洲要賣到300歐元的零件，在這里只要三分之一的價格，而且歐洲要花幾周做好的東西，這里幾天就能做好。這為我們贏得了時間。”Noel接受法國24臺采訪時表示。

這些法國創業者都畢業於法國的工程學院，但是選擇深圳創業來做他們的硬件產品。深圳像Japet這樣的初創公司數不勝數，以孵化器HAX為例，就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創業團隊。

更重要的是，外媒認為深圳已經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創新工廠”。深圳的研發產出已經占到其總的GDP的6%，是中國占比最高的城市，比平均水平高出三倍。而且深圳的中學教育就已經開始普及硬件機器人和編程，這為未來輸出程序員人才奠定基礎。

硬件發展的同時，資本也在源源不斷進入深圳。去年12月，深港通開通，這為深圳引入了更多全球機構資本。“資本會對深圳公司感興趣，是基於這里成熟的生態圈和硬件初創企業，而且深圳毗鄰香港，能很好地嫁接全球，有利於商業化和貿易對接。”智能可穿戴硬件投資人Francis Ng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根據今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大學聯合進行的一份調查，在大中華區，深圳已經超過香港和臺灣，成為最具創新的城市。2016年年中，深圳每100個成年人中就有16個初期的創業者，這一比例比2009年的5%高出兩倍多。以色列和美國的創業者比例分別為11.3%和12.6%。

去年，深圳成立3個月至42個月大的初創公司的數量比2009年猛增兩倍多，也有專家警告稱，這將給深圳的就業帶來不穩定。但是這也與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關。深圳市政府對創業者的激勵政策遠好於全國其他城市，尤其是在貸款、稅收等方面給初創企業大幅優惠政策。

不過，也有人爭論稱，無論從科研資源還是資本情況來看，北京都應該算是目前最符合“中國矽谷”的城市。首先北京擁有全中國最好的大學，其次，北京的融資規模占到全中國整體融資規模的七成左右，並且擁有與矽谷“沙山”(Sandhill)地位相當的“投資人一條街”。此外，北京負責並購的律所的數量也是全國最多的。北京還是吸引海歸科研人才最多的城市，而上海則更多地吸引金融海歸人才。

從創業企業類型來看，北京是比較綜合的，各類創業者都有，上海則偏向成功的遊戲創業者，深圳是偏通訊技術生產商。當然還有一些城市也非常具有潛力。比如杭州，阿里巴巴帶動了一大批電商創業者；成都的半導體芯片制造業也支撐了一批初創企業。

中國矽谷之爭：馬化騰為深圳站臺 雷軍“騎墻”

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再次激發了圍繞“灣區”的區域政策競爭。

哪里有創新，哪里就可能是中國的“矽谷”。

畢馬威最新的《改變現狀的顛覆性技術》的年度調查報告指出，43%的全球受訪者表示，全球的技術創新中心在今後四年有可能/很有可能會從矽谷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受訪者中 26%的人選擇上海作為挑戰矽谷/舊金山的主要技術創新中心，其後依次為紐約、東京、北京和倫敦。

中國“矽谷”的名號更像是區域創新創業的綜合競爭。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我國當前的創新創業模式主要有三個典型的代表：以深圳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創業模式、以杭州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創業模式、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創新型創業模式。

深圳：硬件軍火庫

對於不少來自美國矽谷的極客來說，“Shenzhen”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字眼。在這個面積差一點到2000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不少的科技創新創業園。在不少外媒的報道中，深圳作為“China’s Silicon Valley”(中國矽谷)被反複提起，這是他們接觸中國的第一站。

兩會期間，騰訊總裁馬化騰提出了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粵港澳科技灣區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制定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政策;發揮香港“超級聯絡人”角色，為科技產業創新牽線搭橋以及發揮強企引領作用，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升級、保持國際競爭力。

“深圳在珠三角，這方面聯動其實蠻強的，因為很多智能制造、研發在深圳，制造在東莞或者在深圳周邊都已經非常成熟。騰訊剛好在深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不管是從高管也好，我們的很多人才，其實也是吸收了很多國外的人才，但是他可能會在香港、深圳兩邊跑，我希望這些方面能夠更加開放。”接受采訪時，馬化騰說道。

事實上，深圳特有的地理位置以及創投資源帶動創新產業的發展，其2016年創投投資案例數以及投資總金額上均已經超過廣東省，排名全國第三。

與香港、東莞毗鄰而居，彌補了深圳人才資源、生產制造上的短板。受鼓勵政策帶動，大量的香港名校學生在畢業後選擇進入深圳創業。

對於創客來說，深圳具有矽谷都無法比擬的魅力。比如在華強北，你可以花費不到半天時間，將一個智能硬件的模組全部找齊。這大大節約了初創團隊的時間成本。

“中國相對於世界互聯網是一股新的力量，並不像過去說的C2C(Copy To China)，現在是叫KFC(Kaobei From China)，你看中國有很多原創的東西，你可以看到這種個性化的資訊閱讀也好，包括這種O2O。雖然是Uber先做的，但是可以看到現在滴滴的量已經是4倍、5倍於Uber全球的總量，這個是很驚人的。”騰訊總裁馬化騰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道。

不過，對於深圳而言，要成為中國矽谷還需要平衡軟硬件發展。 “硬件矽谷、矽谷硬件的後花園或者軍火庫，這樣的定位或許更適合深圳。矽谷主要是軟硬件結合，相比而言軟件又會大於硬件的發展。深圳的大企業更偏向硬件的創新，但矽谷硬件比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智能硬件協造平臺HW Trek創始人Lucas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杭州：玩轉互聯網模式

杭州是一座在互聯網應用層不輸給京滬兩地的城市，市民對移動互聯網的接受度給創新應用提供了土壤，打車、線下掃碼，紅包、網購等數據基本能排在全國前三名，有些領域甚至超過一線城市。“不帶錢包出門”等新消費理念也最先從杭州興起。G20、世界互聯網大會等重要會議落地浙江省，自上而下。

與活躍的應用層相比，杭州在開發層面則略顯不足。人才的集聚效應對互聯網創業而言是排在首要位置的因素，矽谷過去的科技繁榮部分得益於近在咫尺的斯坦福大學，以及圍繞大學形成的創業氛圍。在這方面，杭州的人才稟賦明顯弱於理工科高校雲集的北京。

但這兩年，受薪酬水平、發展前景、甚至空氣質量等因素驅動，根植於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網易等巨頭對國內一線城市以及海外人才的吸附力迅速增強。螞蟻金服、阿里雲等陸續有此前在美國科技大企業任職的高管“回流”。阿里雲總裁胡曉明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曾自豪地說，未來全球雲計算領域將是杭州與西雅圖之爭。

杭州這種對人才的聚集效應更多體現在大公司和成熟企業身上，而非主要作用在創業圈與初創企業中。但大公司離職員工填補了該領域的人力不足。像阿里巴巴圍繞離職創業員工已經形成了一個“前橙會”文化，每年都會在西溪園區等地舉行“校友會”。這些離職員工很多在北京、杭州等地創業，創辦了像蘑菇街、滴滴打車、丁香園、銅板街、同程旅遊、易到用車、唱吧、珍愛網等互聯網企業。馬雲對此稱，希望未來中國的500強中，有200強的CEO來自阿里系。

但這個過程也體現出“硬幣兩面”效應。在BAT中，阿里整體上更偏運營層面，而非單純的技術層面優勢。因此這些離職創業者選擇的大多是本地生活、O2O等服務領域，即運用互聯網重新調配線下資源，提升利用率。這也是目前杭州互聯網文化中最濃墨重筆的部分，與北京相比，杭州在純技術創新上的戲份要少一些。

事實上，這也是國內整個互聯網與矽谷在結構上的一個差異。亞馬遜對標天貓、京東，AWS對標阿里雲，Facebook和Twitter對標微信、微博，谷歌對標百度，Uber對標滴滴等，但在與C端消費者距離較遠的領域，比如太空公司SpaceX和藍色起源這種在技術上從無到有、從零到一的領域，在國內很難找到對標物。這表現在結構上就是中國互聯網更重模式而非技術創新。

此外，創新層面的內生機制與土壤也是杭州乃至全國一線城市需要補齊的短板。“我們過去也走過彎路，搞一個研發中心，就讓他們幹創新，發現其實幹的都是重複性的產品工作，並沒有做到真正的創新。”在去年烏鎮大會上回答記者關於創新的提問時，馬化騰在現場說，創新不是先要劃一片地，蓋幾個所謂的創新創業園區，專門安排一個團隊並設定績效考核去搞創新;而是要在快速服務用戶的過程中去改進產品與服務。當時坐在他身邊的網易董事局主席丁磊點頭表示認同。

北京：以技術為驅動

相較於深圳和杭州，商業模式創新的創業公司似乎更容易出現在北京，從三年前的上門服務到如今的共享經濟，北京成了新興商業模式的試驗場，當地的消費者也非常容易接受這些新的消費理念。

北京的創業創新近年來也正在向以技術為驅動的方向發展。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新晉中關村獨角獸企業的有32家，這些獨角獸主要分布於人工智能、大數據、雲服務、網絡安全等領域。和往年相比，技術驅動特征越來越明顯。

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主任郭洪表示，中關村獨角獸企業是靠“四輪”驅動的，包括技術創新驅動，商業模式驅動，資本驅動和市場驅動。

中關村效應不止發生在北京，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提出以來，中關村產業園開始向環北京城市群輻射，也將中關村里的創業大潮引向京津冀。比如去年開始推進的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據報道，其今年的目標是引進100家科技企業。

近年來，從矽谷回國創業的技術型人才越來越多，除了國內市場的誘惑，國內的資本也會經常出海網羅人才，不僅如此，國內的VC投資規模增長迅速，2015年時，中國互聯網企業吸引的VC投資達到203億美元，首次超過了美國163億美元。

在模式上，北京以及創業氛圍上都更傾向於矽谷的發展路徑。“中國矽谷毋庸置疑肯定是北京。”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幾個投資人都這樣不假思索地回答第一財經記者。

小米科技創始人兼CEO雷軍表示對北京和深圳都特別了解，“我覺得各有優勢，都是中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北京大學多、人才多，而且創業氛圍也非常濃。而深圳的商務環境非常好，創新氛圍也非常濃，有的是產業基礎。“我覺得在美國也不僅僅是灣區(矽谷)一個創新點，就包括波士頓也是美國創新力非常強的地方。我覺得中國如果能形成這兩個創新的中心的話，我覺得對整個中國的科技產業的發展都有巨大的幫助。”

矽谷的發起和繁榮很大程度上依賴一批蜚聲國際的高校，其中以斯坦福為首，位於灣區以及給灣區輸送研究與畢業生資源的著名高校多達到8所。而創投在其中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早起風險投資，該地區的風險投資占全美風險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

在這兩方面，北京或許更貼近矽谷模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VC投資案例中，北京以1106起位居第一，比第二名上海，第三名深圳的總和還多。投資總金額達到458.78億元，是上海的兩倍有余。

“北京在Industry(產業)的廣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更超前，加上高校研究院資源集中，這個其他地方也無法比擬的優勢。”雲九資本創始合夥人邱諄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中國一直是矽谷最熱誠的追隨者和模仿者。但在方興未艾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不再是一個追隨者。”洪泰基金創始合夥人盛希泰說道。

事實上，無論是北京還是深圳，中國並沒有沒有哪個地方真正跟矽谷相似，“北京更像矽谷，也是基於目前的情況而言，早年曾有人總結過矽谷成功秘訣，只有兩個字——天氣，或者說環境，主要是加州，尤其是北加州冬暖夏涼，沒有什麽雨，陽光非常好，於是吸引大家過來。從這點上來說，北京也面臨著挑戰。”邱諄告訴記者。

中國的創新已經不僅僅是靠拷貝別人的模式，因此無論像與不像，只要能夠發出中國的聲音，或許就是最好的路徑。

畢馬威技術、媒體和電信業務全球及美國主席 Tim Zanni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的情況是許多國家和城市在努力按照矽谷技術創新的模式進行複制和建設，並取得了諸多的成績。雖然人們可以對是否能夠複制矽谷模式持不同的看法，但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卻是不容置疑的。”

深圳、北京、上海、杭州，誰是中國矽谷引發外媒關註

“如果你的公司是做硬件的，就必須去到深圳。”這是“中國創客第一人”李大維一直堅信的觀點。這個觀點也已經受到全世界創客的認同。矽谷著名的孵化器HAX中國創始人、CEO Benjamin Joff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是中國硬件的矽谷，這一點沒有爭議。”HAX自2012年進入中國以來，已經在深圳孵化了一大批成功的硬件初創公司。

最新的案例是可編程機器人硬件創業公司創客工場。上周，創客工場已經向第一財經記者確認完成B輪融資，更多細節有望在本周二左右公布。根據了解融資情況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B輪融資後，創客工場的估值有望達2億美元。2014年，創客工場獲得了紅杉領投的600萬美元A輪融資。

創客工場是一個包含金屬積木、電子模塊、軟件工具等幾百種零件的工程積木平臺。在深圳，像創客工場這樣的硬件初創公司還有很多。此前，深圳的開源硬件平臺矽遞科技（SeeedStudio）也已經獲得千萬美元級的融資。更重要的是，這些硬件公司超過一半的收入都來自海外市場。為了更好地服務海外市場的需求，創客工場已經在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多地設立海外辦公室。這讓這家深圳企業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硬件的矽谷”。

如果在谷歌上搜“中國的矽谷”，找到最多的報告就是深圳。事實上，深圳正在成為全球公認的“硬件的矽谷”。尤其是在外國人的眼里，深圳實現了從改革開放前的一個小漁村到現在科創的轉變，幾乎創造了中國的奇跡。

彭博社在2月的一篇報道中提到：“過去的這個小漁村，現在變成了中國回應矽谷的最強音。在那里已經活躍著超過1000個孵化器，整個生態圈供應鏈完善，具備優越的生產制造條件。”

深圳不僅是1100萬名創業者的故鄉，更是中國最有名的科技公司的發源地，比如華為、中興、騰訊和大疆。HAX總經理Duncan Turne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是硬件的首都，你可以在這里找到所有的供應商，對接制造商和工程技術人員。”他還說，好多年前他剛來深圳的時候，大多數工程師都是歐美科技公司的員工，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工程師開始活躍於初創企業。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要做硬件，就非得去深圳不可。在彭博的一個視頻里，加拿大籍華人、00後創業者Alex Chen和他的哥哥Harrison正在開發一款能打乒乓的機器人，於是他們選擇把實驗室從多倫多搬到深圳創業。“在這里每周都能做出一個原型產品，在矽谷可能要花費一至兩個月的時間。”Alex表示。

深圳華強北

2015年，深圳出口到全球的硬件市場規模達到290億美元。深圳最著名的硬件市場就是華強北。在法國24臺的新聞專題報道中，也把深圳稱為“中國的矽谷”。報道稱，在華強北的硬件市場，你幾乎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硬件，從連接線，到LED顯示屏。

深圳同時也在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創業者。以法國一家專註於機器人醫療硬件研發的初創公司Japet為例，聯合創始人Antoine Noel表示，之所以選擇來深圳創業，是因為這里生產的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以相對低廉很多的成本。“一個在歐洲要賣到300歐元的零件，在這里只要三分之一的價格，而且歐洲要花幾周做好的東西，這里幾天就能做好。這為我們贏得了時間。”Noel接受法國24臺采訪時表示。

這些法國創業者都畢業於法國的工程學院，但是選擇深圳創業來做他們的硬件產品。深圳像Japet這樣的初創公司數不勝數，以孵化器HAX為例，就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創業團隊。

更重要的是，外媒認為深圳已經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創新工廠”。深圳的研發產出已經占到其總的GDP的6%，是中國占比最高的城市，比平均水平高出三倍。而且深圳的中學教育就已經開始普及硬件機器人和編程，這為未來輸出程序員人才奠定基礎。

硬件發展的同時，資本也在源源不斷進入深圳。去年12月，深港通開通，這為深圳引入了更多全球機構資本。“資本會對深圳公司感興趣，是基於這里成熟的生態圈和硬件初創企業，而且深圳毗鄰香港，能很好地嫁接全球，有利於商業化和貿易對接。”智能可穿戴硬件投資人Francis Ng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根據今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大學聯合進行的一份調查，在大中華區，深圳已經超過香港和臺灣，成為最具創新的城市。2016年年中，深圳每100個成年人中就有16個初期的創業者，這一比例比2009年的5%高出兩倍多。以色列和美國的創業者比例分別為11.3%和12.6%。

去年，深圳成立3個月至42個月大的初創公司的數量比2009年猛增兩倍多，也有專家警告稱，這將給深圳的就業帶來不穩定。但是這也與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關。深圳市政府對創業者的激勵政策遠好於全國其他城市，尤其是在貸款、稅收等方面給初創企業大幅優惠政策。

不過，也有人爭論稱，無論從科研資源還是資本情況來看，北京都應該算是目前最符合“中國矽谷”的城市。首先北京擁有全中國最好的大學，其次，北京的融資規模占到全中國整體融資規模的七成左右，並且擁有與矽谷“沙山”(Sandhill)地位相當的“投資人一條街”。此外，北京負責並購的律所的數量也是全國最多的。北京還是吸引海歸科研人才最多的城市，而上海則更多地吸引金融海歸人才。

從創業企業類型來看，北京是比較綜合的，各類創業者都有，上海則偏向成功的遊戲創業者，深圳是偏通訊技術生產商。當然還有一些城市也非常具有潛力。比如杭州，阿里巴巴帶動了一大批電商創業者；成都的半導體芯片制造業也支撐了一批初創企業。

因為Snap上市就對科技公司IPO盲目樂觀的矽谷可能要被打臉了……

金沙江創投 2017-03-14 11:33

本文由金沙江創投（微信ID: GSR-Ventures）授權i黑馬發布。

觀點摘要：因為snap的上市，矽谷短暫松了一口氣，投資人和分析師們又對科技公司IPO樂觀起來，而本文作者分析，基於Snap盈利模式不清晰、其他所謂獨角獸公司與Snap之間也沒有可比性等原因，純粹因為Snap上市就對2017年科技公司IPO充滿信心可能是錯誤和沒有根據的。

矽谷已經有好一陣子都笑不出來了。而Uber無疑是最近的重磅炸彈。Uber在一周內接連爆出性騷擾醜聞和一個涉及知識產權侵權的重大訴訟。而性騷擾在矽谷，已經早就不是首例。這也是為什麽Snap上市當天矽谷終於松了一口氣。

根據Renaissance Capital的信息，Snap的IPO是繼2014年阿里巴巴之後最大的IPO，也是過去15年來科技公司IPO中第三大的。Snap總部位於洛杉磯，此次通過公開發行2億股股票籌集了34億美金。上市第一個交易日股票報收每股24.47美金，漲幅達44%。

科技領域的分析師們希望Snap上市及股價表現預示著新一輪科技IPO潮的到來。Renaissance Capital負責人Kathleen Smith告訴記者：“Snap的IPO真是振奮人心的消息。”而Menlo Ventures的董事總經理和國家風險投資協會主席Venky Ganesan告訴“聖荷西水星新聞”：“我預測2017年我們會迎來一波科技公司IPO潮。Snap已經成功試水。”

業內如此興奮，部分原因來自於過去一年實在少之又少的科技公司IPO。根據PWC的數據，全美2016年上市的科技公司只有16家。少於2015年的23家和2014年的37家。投資人們對Snap情有獨鐘是因為它在社交平臺領域的旗艦地位。截止至2016年底，Snapchat的用戶達到1.61億，其中大部分人每天在Snapchat上花費的時間超過25分鐘。而它的大部分用戶是年輕人，這也意味著公司將越來越賺錢。

但是，一家專門研究創業公司的機構CB Insights的創始人和CEO Anand Sanwal卻發出警告，因為Snap的春風得意就認為科技公司重回IPO黃金歲月的想法並不現實。他認為那些對IPO過分樂觀的投資人的錯誤在於，把Snap和其他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所謂獨角獸公司混為一談。他在一封郵件中寫到：“Snap是一家獨特的獨角獸公司，真正模式性感的消費類科技公司。而其他大多數獨角獸並不是。Snap的市場表現的確不錯，但它多大程度上能作為其他科技公司IPO的晴雨表還非常難說。” 

同樣引發爭議的還有Snap本身的財務問題。當Facebook五年前上市的時候，已經擁有了清晰的盈利模式，與之不同的是，就目前來看，Snap的商業模式依然模糊。Snap公司2016年的凈虧損超過5億美金，其最近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備案警告甚至指出它“可能永遠不會實現或保持盈利”。那Snap為何還擁有如此樂觀的估值呢？2013年創造了“獨角獸”一詞的投資人Aileen Lee認為它的高估值來源於稀缺性。

隨著矽谷的強勢影響，“獨角獸”一詞脫離了本意，很快讓創始人們和投資人們著迷，成為了衡量自我的一種標準。

2015年，一個在線二手車平臺Beepi的CEO說他計劃推出一個3億美金的輪次用來將生意擴張至全國。而就在18個月後，Beepi關閉了加利福尼亞以外的所有業務，裁員180名員工。而另一家曾經估值達27億美金的英國公司Powa去年初宣告破產。而在2011年就估值10億美金的電商網站Gilt Groupe，今年早些時候被收購時只賣了2.5億美金。

當然也有例外。以Airbnb為例，它在2016年首次實現贏利，今年的收入目標是28億美金。我們聊過的幾個投資人都認為，Airbnb和Dropbox以及困境中的Uber可能是IPO的最佳人選。而想要迎來真正的科技公司IPO複興，投資人們必須學會從公司的基本業務發展前景而不是名氣來評估一家公司。

或許，當Cloudflare，MuleSoft，Alteryx和Okta等不被公認為模式性感的，而是軟件導向的公司走上上市之路，並保持好的市值，到那時候矽谷才真正有理由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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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秘密到訪矽谷，外界猜測找工作

奧巴馬來了!看著安保嚴密的車隊抵達山景城(Fairmont)的墨菲特聯邦機場時，美國加州矽谷聖何塞當地居民發出歡呼。

上周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乘坐的飛機從首都華盛頓起飛在內布拉斯加的奧馬哈市短暫停留。根據當地媒體《奧馬哈世界先鋒報》的報道，奧巴馬在當地與沃倫巴菲特共進午餐。“由巴菲特請的客。”

之後，奧巴馬飛抵聖何塞之後秘密現身矽谷，同多位科技人士舉行會面，有關這次會議的主題和目的都沒有對外界公布。

許多人猜測奧巴馬在卸任後會同矽谷走得更近。根據《紐約時報》報道，2016年，負責奧巴馬“退休後事宜”的奧巴馬基金會就曾訪問過矽谷10次之多。

“如果說這（科技界）會成為奧巴馬卸任後的一個主要集中的領域，我一點都不會吃驚。”美國在線(AOL)的創始人凱西(Steve Case)表示。

卸任前曾暗示：我是科技男

這也是奧巴馬在1月份卸任之後首次訪問矽谷地區。2016年大選舉行前，奧巴馬就曾暗示，在總統任期結束後，他“對在科技領域找份工作很感興趣”。

“我是一個技術宅男。我並不準備因此而道歉。”奧巴馬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說，“(技術)是很酷的東西。它讓我們想象和思考，嘗試和探索，制造和不斷的改進他們，然後又將他們拆掉重新組裝他們。”

矽谷同華盛頓的關系一向密切，有很多科技公司高管走進白宮的例子，也有很多白宮卸任的高管走進矽谷的例子。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奧巴馬的前白宮團隊也成了矽谷吸納人才的一個重要基地。

這其中包括奧巴馬在2008年的競選主管普拉非(David Plouffe)。目前，他已經加入Ube。此前還有，前白宮新聞發言人卡尼加入了亞馬遜。奧巴馬曾經的新聞經理弗費澤(Dan Pfeiffer)加入了GoFundMe。奧巴馬政府的環保署秘書傑克遜(Lisa Jackson)加入了蘋果公司。2016年，奧巴馬政府的前司法部部長霍華德(Eric Holder)加入了AirBnB。

奧巴馬需要親自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

盡管奧巴馬會在矽谷找一份工作被認為是一種很大的可能，還是有很多猜測認為，他會繼續留在政壇作為民主黨的一項重要政治資產，特別是目前民主黨缺乏領袖人物、奧巴馬政府的多項政治遺產都在被特朗普政府一項一項推翻的。

“奧巴馬的‘後總統’時代正在變得非常有趣。”研究美國總統歷史的肯塔基大學歷史系教授福斯特（Cody Foster）表示，大多數卸任的總統會選擇一個領域專門進行倡導工作。然而，奧巴馬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去保護自己在任時推行的那些政策。

“每一項政策，每一項否決，每一句他曾經說過的話，現在都要受到小心仔細的保護。因為新總統特朗普正在試圖推翻這一切。奧巴馬很清楚的是，特朗普可以這樣做，因為他有一個共和黨的國會，並且也有了一個更加保守的最高法院。” 福斯特說。

挖來矽谷人工智能專家，銷售易的CRM+AI會發生什麽？

黑智 2017-03-31 14:31

人工智能已經不再是存在於科幻故事中的描寫，它正在逐步成為主流技術。而它所改變的，不止是我們在各類宣傳中常見生活和消費領域，在商務領域，它也正在改變著企業的運營。企業級服務市場，也開始了對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的研究，從BI向著AI邁進。

3月23日，銷售易宣布，矽谷人工智能專家趙宇辰正式加入銷售易，出任技術副總裁、首席數據科學家，負責銷售易CRM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方向的產品和研發工作。

據銷售易透露，趙宇辰一直致力於人工智能在工業界的研究和應用。作為數據科學會議KDD、ICDM、IJCAI的委員會程序委員，他曾在矽谷擔任AppDynamiccs的首席數據科學家，以及General Assembly的首席數據科學講師。同時，他在SumoLogic，LinkedIn，eBay，IBM Waston Research都有相關經歷，並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領域發表了十多項美國和國際專利及多篇學術論文。

在今年1月，銷售易剛剛宣布完成了由騰訊領投的2.8億元D輪融資。在發布會現場，銷售易創始人、CEO史彥澤表示，這輪融資將主要用於產品和技術的能力提升，幫助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而在2個月後，銷售易就宣布了趙宇辰的加盟。

當人工智能概念被炒得火熱，當AI隱然成為風口，銷售易此舉，是否會是對熱門領域的跟風？史彥澤對黑智否認了這一點。在他看來，CRM與大數據、人工智能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

銷售易創始人、CEO史彥澤

企業級服務+AI起步

企業級服務公司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結合，已經在業內悄然興起。最先對此敏感的領域，客服就是其中之一。環信、網易七魚、智齒科技等先後推出了機器客服解決方案，京東阿里的人工智能客服助手相繼上線，以為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服務效率。

而CRM，則是其中更大的一塊試驗田。在去年10月，Salesforce推出了新的人工智能平臺Einstein，並稱它是“CRM的首個全方位AI平臺”。Salesforce在官方介紹中表示，Einstein擁有機器學習、深度學習、預測分析、自然語言處理和智能數據挖掘能力，將為客戶自動定制模型，自動挖掘商業洞察，預測客戶行為，推薦最有的下一步行動，甚至自動執行任務。

Einstein能識別用戶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公司產品和logo圖片，為企業提供分析結果，對社交媒體上用戶的歷史記錄進行分析，預測用戶的身份、位置和訴求，提供給營銷團隊。

或許很多人認為這還只是個美麗的願望和構想而已。但Salesforce已經為之起步，早在2013年起，它就開始收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創業公司。例如 Tempo.AI、Metamind等。被收購的深度學習創業公司 Metamind 的 CEO Richard Socher 更是擔任了 Salesforce 的首席科學家。

在去年7月，銷售易也發布了智能化CRM，將大數據及機器學習引入，實現熱點線索智能評分、找客戶及關鍵信息回填、同類客戶智能推薦等。現在引入新的人工智能專家，史彥澤也表示，即將在今年推出更新的智能化產品。

為什麽是CRM？

一直以來，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理解，還停留在消費或工業領域的機器人、語音助手和輔助安全的圖像識別領域上，AlphaGo震驚了世界，但很少有人會想到，機器在企業服務中的應用。

人工智能客服雖然擁有了極大發展，它在標準問題上的問答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在針對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多輪會話、輔助營銷上，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CRM（客戶關系管理）在今天，對於企業資源管理而言，已經變得尤為重要。2B企業的動力核心，從產品為中心，向著以客戶為中心轉變。在CRM產品系統中，包含了客戶管理、時間管理、銷售、營銷、客服、潛在客戶挖掘、拜訪管理等各種需求，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推動著企業和客戶在營銷服務上的交互方式不斷刷新，大量的數據資源在線產生。通過移動設備，大量的企業客戶數據在線積澱，成為企業的重要資產。

在史彥澤看來，在企業級應用中，移動和社交，仍然是改變CRM的重要因素。在企業的整體數字化過程中，在企業的生態中，連接場景，連接“人”，將是下一代CRM的核心。“不但要把傳統CRM的內部打通，更重要的是把企業外部合作夥伴，經銷和服務的合作夥伴，以及最終用戶連接起來。當內外整題聯通起來以後，這中間將會產生非常大的化學反應和變化。”而在這些場景中，不論通過哪些場景和企業互動，都有能夠識別你的整體的CRM，分析互動信息，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而在這個過程中，CRM公司，就天然具備了大數據公司的基因。當CRM進入移動互聯時代，也就意味著其同時進入了大數據時代，越來越多的銷售人員攜帶移動設備拜訪客戶，並通過移動設備與客戶在線溝通。使用CRM的企業積澱了海量的客戶數據和社交數據，也意味著其中具備更多的銷售機會和潛在收入。而CRM公司，則相應地需要具備處理和分析數據的能力，幫助企業挖掘更多的商業價值和機會。

而在史彥澤看來，這就為人工智能技術提供了空間。與以前的眾多數據分析技術相比，人工智能技術立足於神經網絡，同時發展出多層神經網絡，從而可以基於大數據實現深度機器學習。

而對於銷售易而言，這也是一個更大的產品前景的展開，拓展更多的應用場景，將企業的前端到後端全部流程打通。

而在趙宇辰看來，他選擇了CRM領域，主要的原因也不外兩點：海量數據，以及可開拓的豐富的應用場景。“AI的真正落點是要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問題。”趙宇辰說。而這其中，CRM賽道盡管對具備智能化數據分析能力的產品需求強烈，但由於人才和技術成熟度的原因，尚處於摸索階段，如果能在現有基礎上將AI+CRM做一個中國式的創新，將有希望實現彎道超車。

銷售易首席數據科學家趙宇辰

趙宇辰加入銷售易後，將著手從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兩個方面來推動銷售的自動化、數據的智能推薦。

在當前的大數據挖掘和分析領域內，“數據”仍然是各技術解決方案提供商們最為頭痛的問題。它們面臨著數據共享的瓶頸、企業內部數據保密和安全問題，以及企業內部數據碎片化等各種制約。趙宇辰透露，其工作大約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數據管理。客戶自有的數據，一定是保證物理隔離；而對於交互的信息和各種網上公開的信息，各種碎片化的數據，進行有機整合。第二，分析。實現數據的可視化和分析處理。第三則是智能，實現更多的場景化應用。”而搭載了人工智能的銷售易CRM，將把移動、社交、大數據、雲和AI進行更加有機的結合。

企業級服務也進入“下半場”？

去年的烏鎮大會之後，互聯網“下半場”悄然成為近年來的熱詞。而企業級服務，是否也隨之進入了新的“下半場”？在去年，史彥澤就提出，企業級SaaS已經堪比2009年的電商領域，進入了“深水區”。所謂深水區，即不停地有新對手入局，新技術不斷湧現，產業格局深入變化，但未來方向，仍不明確。

“進入深水區後，我們發現，現在是需要回歸價值，關註產品和服務的時候了。”史彥澤說，“做CRM，需要對行業的深刻了解，加強技術和研發能力，真正解決客戶的需求。企業級服務要做好，是一件難度非常大的事情。”

但他仍然認為，在國內，存在著巨大的市場空間，可以做成一家完全不同於Salesforce的，企業級服務的創新公司的機會。“Salesforce和SAP等的軟件產品，是基於之前的PC時代的，而它們要把全新的社交和移動互聯網技術整合進來，天然是具有難度的。而對於國內公司而言，是沒有創新包袱的。而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也完全能夠支撐起這樣一家公司的出現。”史彥澤說。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加速智能化和社交方面的布局，對銷售易而言，對下一代“連接內外”的CRM產品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當以滿足客戶需求為中心的CRM，加上AI的技術武器，或許能夠為企業級服務，打開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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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越來越多的人逃離矽谷？

南七道 2017-04-10 10:35

本文由南七道（微信ID：nanqidao）授權i黑馬發布。

隨著手機和網絡的普及，科技和互聯網創業公司在全球遍地開花。很多創業公司在選擇地址時，通勤時間和租金，是很多科技公司選址時首要考慮的兩個因素。但當今聚集了大多數科技公司的城市，往往無法兩者兼得，只具有其中一項優勢。

評估機構savills針對22個城市調查顯示，包括矽谷、香港在內的城市並不是特別適合創業。而德國首都柏林，既是世界上租金最廉價的城市之一，也是22個城市中通勤所需時間最短的城市之一。

矽谷已經衰落了嗎？

矽谷一直被譽為科技創新的搖籃，是包括Apple、Google和Uber在內的諸多科技公司的總部所在地，這種科技公司的群聚效應，也是它得以不斷孵化新的科技公司的重要因素。

但數據統計顯示，矽谷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吸引力。在矽谷，一個程序員如果想要在公司1公里半徑範圍內，租一間一居室的房子，他要把工資的一半以上用來付房租。而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專家表示，一旦租金超過工資的30%，生活品質就很難得到保證。

另一個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很大的因素，是通勤時間的長短。英國國家統計局的研究也表明，在上班路上每多花一分鐘，員工的焦慮感和對工作的滿意度就會成X狀發展，焦慮感顯著提升，滿意度明顯下滑。

但現實情況是，包括矽谷所在城市舊金山在內的，大多數科技人才密集型城市在這方面都未能達標。舊金山的平均通勤時間是33分鐘，在22個城市中排在第11位，勉強進入及格線。而這還只是上班所需時間，如果算上從公司回家的時間，矽谷員工每人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就超過1個小時。

在調查的22個城市中，科技從業者所需通勤時間最短的城市是奧斯汀，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首府，平均只需要16分鐘就可以從家里到公司，是矽谷所需時間的一半。

而包括首爾、新加坡、香港在內的多數亞洲城市都排在榜單末位，與亞洲城市的人口密集度和城市規模有很大聯系。

但通勤時間和租金往往是成反比的。通勤時間最短的奧斯汀是租金最貴的幾個城市之一，平均每周租金超過476美元，折合成月租就超過13000人民幣。而平均月租最少的首爾，月租是奧斯汀的三分之一，但通勤時間卻是它的兩倍。

在國內，以深圳為例，單程通勤時間平均為43分鐘，在22個國家中居下位。堵車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2016年深圳“堵車”的人均成本就高達4357元。同時，每平方米的平均月租超過70元，即如果租住一個6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要超過4200元。

以世界標準看這也許不算高，畢竟矽谷地區的月租，大都超過1萬人民幣。但從收入和房租比來看，深圳的數字就很高了，每月有將近一半的人，將30%的工資貢獻給了住房。深圳的情況基本可以代表國內一線城市的情況。

柏林會是下一個矽谷？

環顧全球一線城市，柏林似乎是唯一一個可以平衡租金和通勤時間的城市。它的平均通勤時間為23分鐘，排在第4位，而平均租金為179美元，排在第三位。

而通勤時間最短的前10個城市中，有5個在歐洲，分別是斯德哥爾摩、柏林、倫敦、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這與歐洲的城市規模和公共交通的發達程度有很大的關系。

歐洲的城市規模相對更小，除了倫敦是面積達15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之外，其他4個城市都不超過1000平方公里，其中斯德哥爾摩和都柏林的城市面積更是不到200平方公里。與之相比，我國一線城市的代表，北上廣三座城市的面積，分別為16410、6340、7434平方公里，是歐洲城市規模的十倍，甚至百倍。

除此之外，歐洲的公共交通和城市道路建設也相對完善。比如倫敦地鐵每天運行超過21個小時，從清晨五點到淩晨一點；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車道遍布大街小巷，超過70%的市民，通過自行車和步行解決日常出行問題。

同時柏林不管在在娛樂文化服務，還是醫療環境水平上，都在22個城市中居前5的城市與柏林相反的是香港，它不管在通勤時間還是租金上都排在末位，通勤時間是柏林的2倍，平均租金是柏林的3倍。

每個適合科技公司駐紮的城市都會形成一個科技公司的聚集區，比如舊金山的矽谷，而在柏林，這個區域是克羅伊茨山（Kreuzberg）。這個區域不只有科技公司，還有酒吧、夜店和畫廊，能夠充分滿足年輕科技創業者的娛樂需求。

Savills的聯席董事Paul Tostevin認為，總體上，歐洲城市的通勤時間都更短，但也通常不具有像紐約和舊金山這樣的大城市，所具有的完備的文化設施和娛樂產品。矽谷的租金之所以高得嚇人，也是因為大多數對住房的要求都是，要麽靠近公司，要麽靠近酒吧，而這兩個不管哪一個，都很貴。

而柏林在這一點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就算是在克羅伊茨山的房子，月租也在600-800歐元之間，幾乎是舊金山平均月租的一半。

同時，在醫療服務和軟件配備上，柏林也處於先進水平。而在生活花銷上，相比起其他歐洲城市，柏林的物價十分可愛，一頓好一點的晚餐在10歐左右，折合成人民幣不過70塊。

數據顯示，每20分鐘，柏林就會出現一家新的創業公司。2016年，德國初創公司吸引的風險投資為21億歐元，遠遠超過倫敦所獲得的17億歐元。

各國網民現身說法

Orphis：我在矽谷工作，一年掙5萬美金，每個月交1466美元房租。之前開車上班，早上要花20分鐘到公司，但晚上回家會堵車，至少需要40分鐘。有個晚上我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回到家，第二天我就把車賣了。現在我坐快速巴士上下班，每個月要多花70美元，但總算不用每天花兩個小時在路上了。

bradley13：我的城市在中西部，並不在這22個城市名單之上，但是我有一個三居室的房間，一個月的房租比舊金山一周的房租都要低，而我掙得並不比在矽谷工作的同學少，而且毫無疑問，我的生活成本更低。看完這個榜單我的幸福感更強了。

MrLogic17：大城市可以讓你結實到更多誌同道合的人，這也是需要計入考量的因素。

xtal：我在矽谷長大，現在搬去了愛荷華州，我愛這里，我再也不會回到矽谷。我在愛荷華掙得比在矽谷多，花銷卻還不到矽谷的一半。

sloth_jr：我是韓國人，我覺得韓國的房租並沒這麽低。因為韓國的房租並不是按月繳的，我們要叫一大筆保證金給房東，有的保證金是房價的一半左右，每月要交的房租很少。房東賺錢是通過拿保證金去做生意或者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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