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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諾菲中興功臣曾和禮 | 完美人物誌

在國際醫療領域里，如果要找一位同時具備深厚科研、政府、企業履歷的全面人才，曾和禮當仁不讓。

這位被視為全球生物科學領域領軍人物的科學家，2011年在全球藥企巨頭之一的法國醫藥集團賽諾菲發展出現轉折的關鍵時刻，出任其全球研發總裁，力挽狂瀾，將創新重新帶回到賽諾菲。

先研究疾病再研發藥物

曾和禮事業發展的起步是從美國最著名的醫學院——位於馬里蘭州的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開始的，1985年曾和禮離開家鄉阿爾及利亞來到美國霍普金斯醫學院深造，專業是研究放射和核磁共振。1995年~2002年期間，他擔任該院執行副院長。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已經是當時非常有思想的創業先鋒。基於他發表的眾多在CAT掃描(ComputerTomography)領域和核磁共振領域的200多篇學術文章和8個專利。並先後創立了5家公司，包括ComputerizedImagingReferenceSystems(CIRS);AdvancedMedicalImaging;BiopsysCorporation;AmericanRadiologyServices和Surgivision等。其中AdvancedMedicalImaging後來出售給了一家上市公司;Biopsys上市了，並於1997年賣給了強生制藥。

另一方面，其政府背景也極其深厚。早在1985年，他就是美國里根總統時期的白宮顧問;在2002年~2008年布什執政時期，擔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第15任院長，在他領導期間，NIH制定了21世紀醫學研究工作路線圖。2009年曾和禮又出任奧巴馬政府首位總統科學特使，促進美國與全球國家在科研領域的合作。他還在2009年~2010年擔任蓋茨基金會特別研究員。

個人榮譽上，曾和禮一生更是獲獎無數。2000年他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2013年又入選美國國家工程院，同時入選科學院和工程院的科學家寥寥無幾。2008年，還曾獲得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授予的榮譽勛章。

以上的成就和榮譽，足以讓其備受尊敬地安享晚年了，但這位光環籠罩下的科學家和企業家，卻在2011年，恰滿60歲時選擇了加入法國藥企賽諾菲出任其全球研發總裁。

這個職位對當時的賽諾菲而言重要性並不亞於CEO。

時任賽諾菲CEO魏巴赫(ChrisViehbacher)一直批評賽諾菲在新藥研發上投入不夠，其一貫主張公司通過並購大舉進軍美國市場。而擁有深厚美國政府和行業背景的曾和禮是魏巴赫最理想的人選。2011年，也就是曾和禮加入賽諾菲的那年，公司斥資超200億美元收購美國制藥公司健贊(GenzymeCorp)，加大了對美國市場的研發布局。憑借對美國市場的轉向，賽諾菲得以成功扭轉了研發頹勢。

在曾和禮的推動下，賽諾菲通過自身結構調整和發展外部創新實現艱難轉型。他重新設計了整個公司的架構，按項目劃分部門，提高了新藥開發的效率。他始終堅持一點“先研究疾病，再研發藥物”，也就是所謂的“轉化醫學”。

經歷了生物醫藥行業30多年的變革，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曾和禮異常平靜地表達著對於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醫藥行業應用和發展前景的看法，耐心且以極其通俗的話語講述極為複雜的醫學原理。

“我加入公司時大部分的項目主要還是公司內部研發項目為主，可是質量並不高，並不是著眼於先了解疾病。我看了當時公司的整個產品線，就覺得這樣的組合並不是非常強勁。”於是他終止了多個對公司不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並以具有前景的創新項目取而代之，與再生元、BioNtech、WarpDrive等公司的合作。

2012年，賽諾菲投資了哈佛教授GregVerdine的生物醫藥初創公司WarpDrive，後者幫助賽諾菲開發了兩款針對RAS的藥物。RAS是導致很多主要癌癥的一種基因，它通常是通過變異導致人類癌癥，約有40%的癌癥都是由RAS引起的，而且無藥可救。曾和禮對這一投資的評價很高，並以此作為賽諾菲外部創新的成功典範。他表示：“如果不是看好WarpDrive的盈利前景，我是不會決定投資它的，但是我們還要耐心地等待回報。”

比起研發多個藥物，WarpDrive的策略是把註押在一兩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藥物上。Verdine稱，針對RAS不同的變異情況，未來還會開發3個新藥。

曾和禮所看重的，正是WarpDrive這種全新的研發藥物的方法。“從抗體到小分子藥物，再到現在的RNA，或者是蛋白質互相作用等，藥物研發的工具箱正在變得越來越豐富，但是我們不理解的是疾病生物學(diseasebiology)，我們需要為此投入更多研究。”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成這樣：我們有很多種方法去治療疾病，但是我們必須先去理解疾病。”

仿制藥的春天已經過去

目前，賽諾菲新的產品中有三分之二是源自於和外部企業的合作研發，僅有三分之一是公司內部研發的成果。對於賽諾菲未來的規劃，曾和禮早有布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希望到2020年或2021年的時候，這樣的結構能夠倒過來，希望更多的新產品都是源自於公司內部的研發和創新。”他表示這樣的考量原因主要是兩點，其一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因為畢竟與外部合作需要支付高昂的專利費，不能獲得屬於自己的知識產權。其二是能夠更好地平衡公司的產品組合。

目前賽諾菲在糖尿病、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疫苗等方面具有全球領先的藥物研發能力。曾和禮上任以來的四年中，公司已經推出了13款產品，其中包括過去兩年推出的6款戰略產品，與之形成對比的是，2008年~2012年期間，賽諾菲只推出了3款產品。

曾和禮帶領下的賽諾菲研發轉型中最重要的一個戰略目標，就是從傳統的制藥公司轉向新型的生物制藥公司。

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過去我們一直專註於小分子藥物，但是我認為創新藥物的未來是生物制藥。特別是靶向治療，因此我們必須加大生物制藥領域的發展力度。為此我們已經努力了六年，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還表示，大型的跨國藥企都面臨嚴峻的“專利懸崖”問題，即專利面臨過期。

“專利對於制藥行業保持競爭力非常重要。你獲得專利，此後10~15年可以盈利。”他表示，“但專利期一過，就會被仿制，失去市場領先地位。這也是我們必須將研發作為賽諾菲發展動力引擎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大型藥企的專利過期催生了新一波仿制藥的春天，就連很多大型藥企都跳進了仿制藥市場，比如以色列著名的跨國藥企梯瓦制藥(Teva)就早在2004年涉足仿制藥領域，並於去年收購了總部位於都柏林的高增長型藥企艾爾建的仿制藥業務。以仿制藥替代生物藥最明顯的好處就是便宜，帶動了藥價的下滑，這當然也有利於患者。

不過仿制藥的利好可能已經出盡。艾爾建CEO布倫特·桑德斯(BrentSaunders)去年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就曾表示：“出售仿制藥業務是為了集中精力更好地發展創新藥物。”他近期還預測，很多現在開發仿制藥的企業一定會最終退出。盡管艾爾建目前仍在和安進公司聯合開發四款抗癌仿制藥，但是桑德斯表示：“未來將不會做更多投入。”

曾和禮也認同桑德斯的觀點，他認為盡管仿制藥進入市場的時間並不長，但市場已經非常擁擠，後來者沒有再進入的必要。“仿制藥在我看來有一定的機會主義的成分，比如賽諾菲也有生產兩款仿制藥，但是這也僅僅是為了起到補充產品配置的作用，幫助我們將全球創新帶給病人。即使是梯瓦也不能只做仿制藥。”曾和禮表示。

由於美國對仿制藥市場包括藥品的專利等法律相關事務的監管還遠沒有穩定下來，而且無法預測仿制藥被接受的程度，該領域繼續向上發展的趨勢一直備受質疑。盡管現在大型藥企進入仿制藥領域會更加容易，但後來進入市場的競爭者必須以壓低價格為代價，這會損害整個市場的利益，導致企業無法獲取足夠的盈利來支撐後續創新的發展。“低價藥對於社會是有存在必要的，但是不利於商業。”曾和禮表示。

研發一個生物藥可能要花費幾十億美元的投資。根據塔夫茨大學(TuftsUniversity)藥物開發研究中心團隊的最新權威的研究結果，2016年在發達國家研發一款新藥的平均費用在26.5億美元，而以中國為例，仿制藥的投入成本可能只需要幾百萬人民幣。因此無論是安進、艾爾建、勃林根英格翰、GmbH，還是輝瑞、阿斯利康或者默克、諾華、Biogen，都在投資或者與其他公司合作開發仿制藥。不僅如此，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生物醫藥初創公司也正在積極開發仿制藥，就連三星也成立了三星生物技術公司(SamsungBiologics)。

曾和禮表示：“仿制藥的早期回報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很容易得來的，也會很快消失。雖然現在仿制藥非常有利可圖，但是我從沒有看到過哪家企業光靠拷貝而沒有原創就能賺錢的，未來只會獎勵給創新的藥物。”

曾和禮認為，目前由於存在結構性壁壘，給了大型的生物制藥公司在仿制藥方面的優勢，但是這些壁壘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消失。到時候仿制藥行業就會和標準的傳統藥物行業越來越像，但是研發、法律和生產制造的成本都會更高。不過他相信，隨著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的推進，將最終降低生物制藥的成本。“價格戰是不可持續的。”曾和禮說。

3月，賽諾菲宣布與阿斯利康全球生物制藥研發分公司MedImmune達成協議，共同開發並上市一種預防新生兒和嬰幼兒呼吸道合胞體病毒(RSV)相關疾病的單克隆抗體，賽諾菲將預付1.2億歐元。該交易還包括高達4.95億歐元的開發及銷售里程碑付款，賽諾菲希望借助新藥可以打開RSV預防的臨床市場。此外，賽諾菲近期在瑞士投資的一個新工廠也將啟用，曾和禮表示，該工廠也將完全用於生物原創藥物的生產。

促進科研人才流動

賽諾菲在美國、歐洲和亞太地區擁有四大研發中心。不過最近亞太研發部門人事發生重大變動。賽諾菲原亞太研發總部總裁江寧軍走出跨國藥企，“擼起袖子”創業做新藥了。

十年前，江寧軍一手組建起賽諾菲中國研發中心，2014年被任命為亞太研發總部總裁，多次促成賽諾菲與中國本土生物研發企業合作，選擇對中國更有針對性的藥物進行開發。此前，賽諾菲中國研發中心總裁王勁松也已離職。

對於短期內失去兩位亞太和中國的高管，曾和禮的態度非常包容和開放，他開玩笑說道：“他們都是去做了CEO的職位，比原來的職位高了，我們應該為他們高興。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鼓勵生物科技公司的發展，以及本土的生物醫藥企業對優秀管理人才的渴求。同時也說明賽諾菲為中國醫學界培養了非常出色的研發人才，這是好事。”

江寧軍曾經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達出對中國創新藥企的強烈興趣，他認為中國生物制藥已經到了發展原創藥的階段了。從研發產出能力來看，目前中國貢獻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生命科學類出版物;醫藥專利數量約占全球總量的15%，全球排名第二。“這說明中國藥物研發上遊已具備相當的實力，但中國制造的新藥仍很少。這一方面是科研成果的轉化不足;另一方面需要強有力的轉化工具;最後，需要人才、資金、相關基礎設施等資源的支持。”江寧軍說。

而從曾和禮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經看到中國市場充滿了巨大的機遇，近期國家加大對健康領域的戰略規劃，更是讓他為此興奮不已。“你會看到世界不斷進步，精準醫療已成為廣泛需求。健康中國2030、十三五等國家規劃，也將精準醫療提上日程。”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精準醫藥需要更精準的醫療檢測，以實現更好的疾病預防與診療，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地開發預防疾病的新藥，比如阿爾茨海默癥、糖尿病及其並發癥。

他再次強調了這需要采用“轉化醫學”的思路，率先關註病患需求，從病患需求出發。比如賽諾菲的樂沙定有針對肝癌的適應癥，就是亞太研發團隊針對中國市場開發出來的。“這對亞太來說很重要，我們一開始研發這款癌癥藥物時，從未想過將它能作為肝癌的治療藥物，但我們中國的研發團隊認為這款藥物可以用於治療肝癌。所以我們基於對本地病患的了解，在中國研發了這款藥物，用於治療中國的肝癌病人。”曾和禮表示。

“從長期來講，如果看整個全球創新及人才的情況你會發現中國發展速度是最快的，2010年到現在中國不管是專利的申請包括發表論文的數量都是發展速度最快的。”他繼續說道，“整個經濟的情況也比較好。所以五年或者十年之後中國肯定會成為全球創新中心，政府的規劃也希望更進一步發展生物科技，而且希望生物科技創新更有競爭力。最關鍵的就是要深入亞太研發生態系統，和政府、研究機構、初創企業進一步加強合作。”

作為阿爾及利亞的移民，曾和禮一直是人才自由流動的倡導者，自然也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有話要說。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任何限制人才流動的政策都是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雖然美國的政策我們現在還看不出太大的影響，因為還是要等具體的政策細節，但是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利於人才流動的限制，在我看來這都不是很好的現象。”

沃森的AI沒有答案

曾和禮對於人工智能的發展對生物醫療領域帶來的機會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工智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分成兩部分來看，一種是類似於自動駕駛功能的人工智能，另一種就是IBM的沃森正在做的人工智能。”

此前賽諾菲已經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美國生命科學公司Verily合作，投資約5億美元建立一家集設備與服務於一身的糖尿病合資企業。這筆交易也反映出醫藥和高科技行業日益緊密的聯系。

對此，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希望把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看，以提供更加全面的解決方案，這也會運用新的高科技手段，比如通過傳感器持續監測血糖水平。”他解釋道，“這就像自動駕駛汽車一樣，我們未來也希望有針對糖尿病患者的自動醫療的智能系統，這是我們正在努力的。”

就在今年2月，在人工智能與醫療結合的領域里，IBM公司的認知計算平臺沃森(Watson)傳出與世界頂級癌癥研究機構安德森癌癥中心(MDAndersoncentre)宣布暫停合作的消息。對此，曾和禮並不認為人工智能與醫療結合的前景是令人擔憂的。相反，他表示“沃森的數據分析很有意思”。

“這項研究是通過對幾千萬個病人的數據進行分析，並得出哪種治療方式對於某個特定的病人或者擁有某種基因的特定人群最適用的解決方案。”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用癌癥病人的情報信息進行管理，而不是通過智能設備的應用，這是和第一種人工智能本質的區別。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從基因、血液、X光等數據來分析，這對於精準醫療很有用。

通過對大量用戶數據的追蹤，得出大概率的結論，這種研究方法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行業參與者借鑒。曾和禮表示，沃森的人工智能是開放型的，因此並不知道會得出什麽結果。他還透露稱，賽諾菲正在自己開發多個計算系統，希望能夠助力新藥的研發。

賽諾菲目前在研發方面的投入規模為50億歐元。曾和禮的計劃是到2020年，將研發投入規模增長到60億歐元。他還透露公司未來可能不會有大手筆的收購，而會繼續關註小型的收購，他同時表示，現在市場有“過熱”傾向。“收購要看價格，現在(估值)太貴了，收購要看能不能承受價格。”曾和禮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市場過熱，做收購決定時肯定要比較市場價格。以目前某些癌癥藥物公司的價格，我們不知道如何會得到回報，尤其是現在市場估價變化得也很快，波動很大，所以我們不太會做太大的收購，小型收購是可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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