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稱癌癥發生與幹細胞分裂呈高度相關性,而分裂時產生的隨機突變則是癌癥基因突變的主因。(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癌癥與運氣,爭論將繼續》)
三分之二的癌癥源於運氣不好,這一結論再度引發軒然大波。由於關於癌癥的數據仍不完善,機理研究有待深入,目前很難下定論,到底是環境因素是主因,還是隨機突變是主因。因此有關癌癥的“壞運氣”理論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近日,國內外主流媒體紛紛以“大多數癌癥發生因運氣不好”為題或類似題目,報道一項2017年3月24日發表在美國《科學》雜誌的研究成果,該研究指出癌癥相關的基因突變有三分之二是隨機的,這不僅在學術界引起科學家廣泛爭論,也給普通民眾帶來極大的困惑。
癌癥是所有惡性腫瘤的總稱,都是由於一些細胞關鍵基因發生突變,導致細胞分裂和增殖無法控制而造成的病變,而引發基因突變的原因多種多樣,歸納起來則包括環境因素、遺傳因素,以及近年來發現的基因隨機突變。一直以來,各國衛生部門、防癌公益組織和醫生都告訴大家,只要采取健康生活方式、避免接觸致癌物等積極措施,大多數癌癥可以預防,很多科學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
但是,來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克里斯蒂安·托馬賽蒂(Cristian Tomasetti)、李路(Lu Li)和伯特·沃格斯坦(Bert Vogelstein)合作,2017年3月24日在美國《科學》雜誌在線發表了他們的最近研究成果,再次挑戰了這一觀點。
該研究小組基於423個國際癌癥數據庫,通過複雜的數學模型,分析了全球69個國家人群幹細胞分裂次數與癌癥風險之間的相關性,這些國家的人口總計達48億,約占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二,涉及的癌癥包括17個組織的32種癌癥。結果顯示,癌癥風險和正常幹細胞分裂之間存在強相關性,而且年齡越大,這種相關性越高,也就是說幹細胞分裂次數越多,基因突變概率就越高,患癌概率也越高,比如,人類結腸的幹細胞分裂次數是十二指腸的100倍,而結腸癌要比十二指腸癌常見得多。
上述研究結果並沒有引起太多質疑,真正引起爭論的是,該研究小組以英國人群為研究對象,對基因突變原因進行了分析,將29%的基因突變歸因於環境因素,5%歸因於遺傳因素,而將剩余的66%歸因於細胞分裂時發生的基因隨機突變,也就是很多媒體所稱的“壞運氣(Bad luck)”。之所以選擇英國,作者在文中指出是因為英國和美國一樣,癌癥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做得紮實,數據比較齊全。
這一結論,與托馬賽蒂教授和沃格斯坦教授兩年前發表在《科學》雜誌、引起廣泛爭議的論文研究結果高度一致,只是在上一篇論文中,他們只研究了美國的癌癥數據庫,第一次揭示美國的癌癥發生風險與幹細胞分離次數具有高度相關性,而引起癌癥發生的基因突變三分之二(65%)則是源自隨機突變。
2015年1月,關於幹細胞分裂與癌癥風險相關性的第一篇論文發表後,大多數媒體將報道重點聚焦於論文中關於大多數癌癥發生是因為基因隨機突變的結論上,如美國《時代》周刊以“大多數癌癥你控制不了”為題進行報道,英國《衛報》的新聞題目則是“三分之二成年人癌癥源於運氣不好”,而BBC則以“大多數癌癥歸類於‘壞運氣’”為題報道這次新聞。2017年的新論文發表後,大多數主流媒體標題依舊,美國CNN報道題目為“‘壞運氣’突變造成的患癌風險高於不良行為”,《科學美國人》用“大多數癌癥案例源自‘壞運氣’”為題報道,而英國《每日電訊報》則有點嚇唬讀者地說,“即使你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三分之二的癌癥也無法避免”。
經過媒體的廣泛報道,給那些堅持良好生活習慣、極力避免接觸致癌物的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如果三分之二的癌癥真的都是因為運氣不好,那麽以往大家已經形成共識的癌癥預防措施還有什麽意義呢?這同樣也引發了很多科學家的質疑和反對。
托馬賽蒂教授和沃格斯坦教授的2015年第一篇論文一經發表,即引發上百個質疑的聲音,光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評論文章就有7篇之多,大多數科學家持不同意見。
有科學家首先指出了媒體的誤導,托馬賽蒂教授和沃格斯坦教授等人的兩篇論文只是說明引發癌癥的基因突變有三分之二來自不可控的隨機突變,但是並非表明這些隨機突變就一定能引發患癌,因為很多腫瘤細胞的形成往往需要兩個甚至更多的致癌基因突變共同作用,有一些是隨機突變,另一些則是環境或遺傳因素引起的突變,缺一不可,因此三分之二的癌癥源自運氣不好是一種誤讀。
澳大利亞南澳衛生廳的邁克爾·卡拉漢博士(Michael Callaghan)提出,在托馬賽蒂教授和沃格斯坦教授第一篇論文中,將一些主要的癌癥排除在外,如乳腺癌(占女性癌癥的28%),前列腺癌(占男性癌癥的26%),非小細胞肺癌(占肺癌的15%)和鱗狀細胞肺癌(占肺癌的25%),這無疑造成了統計偏差。不過在新的論文中,托馬賽蒂教授等人將這些癌癥數據納入分析體系,研究結果卻還是跟第一篇論文基本一致。
大多數學者則質疑托馬賽蒂教授等人的研究過分強調隨機突變的作用,因為除了目前確定的環境或遺傳引起的基因突變之外,在所謂的隨機突變中,或許還有一些是環境因素引起的,只是目前並沒有研究清楚,不能籠統歸入隨機突變。
美國石溪大學的吳松(Song Wu)等人則采用四種方法,對托馬賽蒂教授和沃格斯坦教授第一篇論文所涉及的數據進行了重新分析,發現外在因素對癌癥基因突變貢獻率在70%-90%之間,也就是說內在因素對基因突變貢獻率則不超過30%,而且四種方法的結論基本一致,該研究論文於2016年1月發表在《自然》雜誌。
遺憾的是,托馬賽蒂教授等人在新的論文中並沒有對此作出回應,雖然新的論文接受了一些批評意見,比如增加了癌癥種類、將研究範圍擴大到世界主要國家等,不過仍將激起很多的質疑和反對。由於關於癌癥的數據仍不完善,機理研究還有待深入,因此目前很難下定論,到底是環境因素是主因,還是隨機突變是主因。正如《科學》雜誌配發的評論文章所說,預計有關癌癥“壞運氣”理論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不可否認的是,隨機突變是形成腫瘤細胞的重要因素,已經成為科學家的共識。但是,即使以隨機突變為主引發的癌癥,也並非不可預防。托馬賽蒂教授等人在新的論文中就指出,目前已知的造成隨機突變的原因包括堿基配對的量子效應、聚合酶造成的錯誤、堿基的水解脫氫基作用和內生活性氧或代謝物的損傷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如果將來能弄清楚隨機突變的原因,或許可以找到減少這些所謂“隨機突變”概率的方法,進而減少癌癥風險。
即使在對隨機突變束手無策的今天,我們也不用因為“壞運氣”而沮喪。每次細胞分裂都會產生基因突變,大多數時候這些突變都是無害的,或者被細胞自身修複,只有當發生在腫瘤相關的關鍵基因上,這些隨機突變才有誘發腫瘤的可能,而且最後發展成為腫瘤細胞還需要其他誘因,包括環境或遺傳因素的刺激。退一步說,並非所有腫瘤細胞都是致病的。
由於之前有很多人批評,他們的研究對那些正在致力於癌癥預防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危險的誤導”,托馬賽蒂教授等人在新的研究中強調了癌癥的可預防性,他們認為環境因素引發的突變是可預防的,而且即使一種癌癥50%由隨機突變所引發,也是可以預防的,因為引發癌癥的基因突變需要多個誘因,而且可能需要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才能最終發展成為癌癥。而英國癌癥研究中心預測約42%癌癥是可預防的,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則估計在每年死亡的80歲以下癌癥患者中有21%可預防,這些預測數據與托馬賽蒂教授等人研究成果相吻合。
另外,不同的組織器官,引發癌癥的基因突變發生原因也差別巨大,而且隨機突變的概率並非代表其可預防性,例如,引發胰腺癌的基因突變中隨機突變占77%,環境和遺傳因素占23%;肺癌的情況則大不一樣,65%的突變歸因於環境因素,35%是DNA複制隨機突變,而遺傳因素基本沒有影響,但是英國癌癥研究中心調查,約37%胰腺癌是可預防的,而肺癌可預防性則高達89%。
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2015年全球因癌癥死亡人數為880萬人,其中肺癌死亡人數169萬人,約占癌癥死亡人數的19%,是死亡人數最多的癌癥,而煙草竟然與22%的癌癥死亡案例相關,說明煙草不僅與肺癌息息相關,還與其他癌癥有關,表明控制煙草等預防措施,對於減低癌癥發生率仍然是最有效的。
盡管爭議不斷,但是對於癌癥研究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托馬賽蒂教授等人的研究無疑開辟了一條新的癌癥成因研究思路,將會有更多的科學家跟進。托馬賽蒂教授等人在論文中也強調了癌癥的早期診斷和早期幹預的重要性。
顯然,預防癌癥,我們應該主動出擊,堅持良好生活習慣,保持積極健康心態,避免接觸致癌物質,這樣,那些“不可控”的隨機突變即使發生,也只能唱獨角戲,難以興起多大的風浪。
好運與精英社會的神話。
來源 | 筆記俠(ID:Notesman)
文 | 李嶽
先思考:
1. 達·芬奇有多幅作品傳世,為什麽《蒙娜麗莎》比別的更出名?
2. 為什麽當初名不見經傳的配角演員布萊恩· 克蘭斯頓能夠憑《絕命毒師》一炮而紅?
3. 在經濟學領域,為什麽名字是A開頭的助理教授,比名字是Z開頭的更容易獲得終身教職?
一、運氣重要嗎?——看情況
在《關鍵人才決策》一書中,作者費羅迪提到他曾問過導師這麽一個問題:
“根據你超過25年的高管尋訪經驗,你覺得領導者成功的關鍵因素究竟是什麽? ”
他本以為導師會闡述一套複雜的理論,然而回答出乎意料的簡單,三個字:“靠運氣!”
在我們傳統思維中,成功往往和過人的天賦與不懈努力高度關聯,不常提到運氣,但其實運氣才是一項被低估的“必要條件”,成功者都是幸運的人。
在《成功與運氣》一書中,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通過他的親身經歷和大量令人信服的案例印證了這點。
無論羅伯特·弗蘭克誤打誤撞成為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還是邁克爾·劉易斯義無反顧走上寫作之路,成就《說謊者的撲克牌》、《大空頭》等百萬暢銷著作;
或是憑借《教父》中經典角色而影史留名的著名演員阿爾·帕西諾(Al Pacino),他們成功歷程都是巧合連連,好似被神秘力量推動而成。
而這種神秘力量,無疑就是運氣。
同樣在《異類》中,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闡述了一些奇怪的現象:
比如英超聯賽大多數球員都在9月至11月出生;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都生於1955年……
其實,正是他們出生年月,給予他們獨特優勢和趕上浪潮的最佳時機,才開啟了後面一系列可能性。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認為這些“異類”的成功必須感謝機遇的眷顧。
運氣重要嗎?
當然,但也需看你從事的項目。在另一本闡述運氣的書《實力、運氣與成功》(The Success Equation) 中,作者就此做出了區分。
如果將我們從事項目按照實力主導和運氣主導在一條坐標軸上列出,我們會看到在實力一端的是國際象棋、網球這類,在運氣一端的是炒股、賭博這類,居於中間位置的大概會是足球這類。
這也是為何你很難期待一群猴子能靠隨機按鍵寫出《哈姆雷特》,但猴子投飛鏢選股卻能超過大多數平庸的股票分析師的緣故。
在那些規則確定性項目中,實力強者很少失手,而越是複雜、越是不確定的項目,運氣的作用越是明顯。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美國智庫用VUCA,即波動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總結時代特征。
按此理論,運氣在未來將成為舉足輕重的擾動因素,不可小覷。
即便我們對運氣作用有所認知,我們依然會高估努力的作用,這或是人的一種本性,將成功歸因為努力,將失敗歸因為運氣。
在大量名人訪談中,講述者都會濃墨重彩自己是怎麽努力、堅持、歷經萬難最終功成名就,但卻少有談到環境因素或運氣在其中起到的助推作用。
這一方面是因為人記憶系統天然對困境有更深刻印象,而對順境則習以為常。網上能搜到大量逆風圖片,卻鮮有順風。
另一方面也在於,通過努力獲得成就才能帶給人自豪感,而自豪感是人們繼續爭取成功最大動力。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強調努力低估運氣,讓我們面對困境時能夠更願意堅持,如果聽天由命我們就不會有所作為了。
在戰略上藐視運氣,不被壞運氣嚇倒;但在戰術上重視運氣,充分考慮各種不確定性,不做過於樂觀判斷。
二、蝴蝶效應——時機何其重要
在一個普通的周末,一位走投無路的企業家帶著賬上僅剩的5000美元來到拉斯維加斯,當他離開時,贏到了足夠發工資的錢,也讓他的企業堅持到了下一輪融資。
這次拉斯維加斯之行,挽救了一個後來享譽世界的“500強企業”,這位企業家便是聯邦快遞的創始人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
多少年之後,你可以用聯邦快遞創新的商業模式、獨特的企業文化、成功的營銷策略,來解釋其成功,但如果沒有那個周末的運氣,隨後的一切恐怕都不會發生。
寫在紙面上的成功故事,大部分都是後見之明,而真正如何成功的,很可能是一系列隨機事件碰撞的結果,或許是根本無法言說的,任何成功都是無法複制的。
如果把時間倒回20年,有誰相信瀕臨倒閉的蘋果公司能夠在音樂產業挑戰如日中天的索尼?索尼的walkman系列產品是當時的“完美之物”,況且其還擁有海量的內容資源。
但20年過去了,不可能的事成為了現實,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喬布斯卻是不世出的天才,但不可否認的是索尼犯了一系列錯誤才會導致這樣的結局。
也許不是邵亦波的意外離開,淘寶無法輕易擊敗eBay;
如果Blockbuster能夠在收取逾期費上對客戶更仁慈一點,Netflix就無法挑戰Blockbuster的霸主地位;
Amazon股東如果無法忍受連續10多年的虧損,也許就無法見證Amazon市值超越沃爾瑪的一刻;
不是南非的投資公司MIH對騰訊的投資,也許騰訊也亦無法締造出2萬億市值奇跡(說一句題外話,如果是李澤楷持有騰訊股份到今天,他的財富將超過他父親)。
如果讓馬雲、馬化騰、里德·哈斯廷斯、傑夫·貝佐斯,再來一次,他們是否也有把握取得現在的成功?
成功不但是不可複制的,也是無法複現的。
曾經有家叫Z.com的在線娛樂公司,融資夠多,商業模式超棒,甚至簽下了一堆好萊塢天才級人員加入。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取得成功,最終在2003年倒閉。
就在兩年後,兩位從Paypal出走的職員,利用相對成熟的Flash技術和簡單拼湊的服務器,創造出了Youtube,僅僅上傳簡單生活視頻就讓他們網站火爆一時,不久谷歌便斥巨資將其收購。
就是這麽兩年的時間,寬帶和視頻拍攝技術變得普及,讓“天之驕子”Z.com和“草根”Youtube命運迥異。
如果Google和Facebook誕生在2000年以前,是否也會同納斯達克泡沫一起幻滅?太早未必好。
國內最重要的互聯網公司幾乎全部誕生在1998年—1999年,好似時間窗口被關閉,巨頭籠罩之下再無巨頭出現的機會,太遲也不佳。
在TED最受歡迎的演講之一《創業公司成功的最大要素》中,傳奇企業家Bill Gross統計了200家創業企業成敗後,得出創業成功最重要要素:
時機(Timing)。時機何其重要!
所以,感恩運氣讓你在正確的時點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三、贏家通吃——小優勢,大不同
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我們時代顯著的特征之一便是:贏家通吃,財富快速向1%的巨富人群集中。
在《21世紀資本論》中,作者將貧富差距拉大解釋為資本回報率始終高於經濟增長率。
如果再進一步分析資本回報率持續攀升的驅動力,則可歸結為以下兩個關鍵因素:金融擴張造成的扭曲和技術的網絡效應。
二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CEO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是幾十倍,而現在差距是幾千上萬倍。
一種還能自洽的解釋是,金融市場的繁榮造成當下企業市值是當時的幾百上千倍。
對於一家市值千億的公司而言,其CEO微小的稟賦差異將轉化為額外的幾個億美元的市值變化,即便給那個稍微優秀的CEO一億美元的薪酬,長遠看來仍然是筆劃算的交易。
當今,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業超過一半是科技企業,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操作系統、社交網絡、電子商務、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技術都有顯著的網絡效應,巨頭企業往往能擁有絕對統治地位,攫取大部分的利潤。
又因為研發需要巨額投入,為領先者們創造了天然的“護城河”,形成巨大競爭壁壘。
在“第一就是唯一”這樣贏家通吃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戰略選擇都具有“大賭大贏”特征。馬雲軍師曾鳴教授在10多年前就曾著述《略勝一籌》闡述這一現象。
“大賭大贏”,每次都孤註一擲(All-in)的結果是,運氣極大地左右著企業的興衰存亡。
我們再來看文化領域的贏家通吃現象。
心理學家曾做過這樣實驗,讓一組被試純粹根據歌曲好聽與否來選擇自己想聽的歌曲,而另一組被試除了根據自身喜好來選擇,還能參考別人選擇的情況。
結果顯示,第二組被試明顯受他人選擇,也即(虛擬)排行榜影響,第二組被試選擇靠前的歌曲,在第一組中甚至排名很靠後。
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解讀為“從眾效應”,這一效應存在,意味著排行榜靠前產品將進一步獲得更多銷量,形成贏家通吃局面。
作者在書中提到:“有相當比例的暢銷書能夠暢銷,是因為一開始就幸運地碰到了喜歡它們的書評人。”
《戰狼2》,在這個夏天刮起了票房旋風,不停刷新最高票房紀錄,票房高達超過51億。從缺少投資人到一票難求,《戰狼2》體現出了十足黑馬本色,而引爆其票房的或許就是豆瓣、微博最初的那幾個好評,也未可知。
從《戰狼2》在豆瓣評分7.5來看並非很高,但其卻創造華語電影票房的奇跡。可見在社交網絡時代,文化領域的暢銷品並非勝在品質,而是看其能否達到傳播閾值,產生自發性裂變式增長。
是否能把握住社會風潮,借勢;是否能引發人們熱評和轉發,借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爭論,頭部還是長尾?
根據《爆款》一書中作者的觀點,市場上產品越是豐富,獲取越是便利,頭部商品也即爆款重要性愈發凸顯(所占銷售份額越大)。並非內容為王、渠道為王,而是頭部為王。
僅僅是起初那麽一點的優勢,登上排行榜第一,就可產生巨大的勢能,創造遠超對手的銷量。其中運氣作用好似放大器,提供就是那最初的1%的優勢。
當你理解暢銷排行榜的成因時,你就明白為何暢銷榜上作品很難滿足你的高預期,因為你很“幸運”成為了跟風者。
最後,我們來看競技體育市場一個有趣的現象:抱團取暖。
當勇士打造出一支準”全明星“隊而獲得NBA總冠軍、當皇馬不惜重金打造“銀河艦隊”而蟬聯歐冠時,所有俱樂部都明白了,依靠一兩個當家球星已經不再有效,必須擁有一支毫無瑕疵的全明星隊,才有機會去爭奪最後冠軍。
因此我們看到巴黎聖日耳曼豪擲 2.2 億歐元拿下內馬爾後,還要花費 1.8 億歐元拿下18歲的新星姆巴佩。就為了能夠抗衡皇馬,奪取歐冠。
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國際足聯最高轉化費記錄僅為1億,現在這樣數字確實讓人咋舌。而NBA各支球隊為了能對抗勇士,也鉚足了勁,空出足夠的薪資空間來打造全明星先發陣容。
頂級球星和普通職業球員之間的差距也許並非想象中那麽多,但身價差距卻上億,這也許就是現在的遊戲規則,因為冠軍與亞軍差距也微乎其微,結果卻天壤之別。
作者在書中提到,八項短距離跑跳田徑世界紀錄,有七項是在順風情況下創造出來的。
如果你運氣足夠好,拿到哪怕1%的優勢,就意味著全部。同樣具有天賦、同樣努力的運動員,就差那1%運氣,結果是天差地別,鮮花掌聲無一例外湧向第一名,而第二名則乏人問津。
這就是競技體育殘酷之處,空留多少“瑜亮”之嘆。
四、成功的詛咒——攀比與過度自信
當達爾文就要發表《進化論》時,有一個現象就是孔雀的尾巴,是他怎麽都想不明白的,明顯沒有生存優勢的部位怎麽沒有被自然選擇淘汰?
不解決這個問題,整個進化論的理論根基就要坍塌。
還好,他想到了“性選擇”,是因為雌性喜好與選擇,讓雄性獲得了繁衍優勢,這一看似奇特的解釋最終被證實。這些擁有美艷絕倫尾巴的孔雀受到雌性們的青睞,成為了幸運兒,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尾巴始終都是累贅。
在現實生活中,“孔雀的尾巴”便是“炫耀性消費”,作者稱這樣的現象為“攀比動力學”。
除了攀比,另一值得成功者警惕的現象是過度自信。的確,成功者大都是更自信的人,但這樣的人失敗也更多。但只有成功者才會被報道,才會為我們所知,這其實是一種“幸存者假象”。
敢冒別人不敢冒的風險(在巨大風險下異常鎮靜)的人,更可能取得豐功偉績。
正如《一等瘋狂》里諸多案例所呈現的,那些在特殊時期表現異常出色的領導者,都患有精神疾病。
超級成功者都是異類,他們都如喬布斯那樣,有著“現實扭曲力場”。
但這些都是有前提的,都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環境會變,幸運不會一直眷顧。如果你把成功當作必然,漠視風險,目空一切,災難降臨只是時間問題。
典型如樂視賈躍亭,他沒有看到樂視初期的成功很可能是一系列偶然造就的,其特別幸運之處在於登陸國內資本市場,獲得了遠高於正常範圍的估值。但其後來的一系列行為,則顯示了他是如何被初期的成功所沖昏頭腦。
他進入的所有產業:汽車、電視、手機、影視、體育……無一例外都需要巨額資本投入,且都有著巨頭級的競爭對手盤踞,哪怕在一個領域生存都不易,怎可能如此四面出擊?
這不是太瞧不起對手,就是對自己能力太過高估,太過狂妄。現在的困境真是咎由自取。
如果說運氣真的守恒的話,曾經的運氣給帶來的成功,卻很可能成為未來的詛咒,不可不慎。
五、求知若饑,虛心若愚
書中,作者有一句這樣的感慨:“出身在良好環境中可能是一個人最幸運的事情之一。當他們還是一顆受精卵時,成功就已經註定了。”
如此說來,我們這代人出生在中國是足夠幸運的,可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
論天時:中國經濟持續近40年高速增長,這在世界歷史長河中都是罕見的現象“一帶一路”。戰略構思宏大,中國和平崛起勢不可當。
論地利:《天才地理學》一書描述了一個現象,人類歷史不同階段,總有一些地方能夠成為天才匯聚地,比如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一戰之前的維也納、以及如今的矽谷。
接下來天才雲集之地,很有可能是北京、上海或是深圳。深圳GDP超越了香港,誕生了一大批代表未來的企業,足可見這一趨勢的端倪。
論人和:張五常教授曾下判斷,21世紀最有影響力事件,是幾億勤奮而聰明的年輕人將湧入全球競爭舞臺。
中國年輕企業家群體、大量知識工人出現必將產生顛覆性影響。唯有在中國,每一個周末有那麽多渴望成功的人在商學院、培訓班、講座、沙龍中拼命汲取知識。
中國當下擁有的人才勢能,這股朝氣是最可怕的競爭力。
巴菲特將自己能取得如此成績歸功於自己趕上了美國經濟最黃金的發展期,分享了美國企業稱霸全球的巨額紅利。因此他有一個觀點:“永遠不要看空美國”,並且他把幾乎所有財富捐給慈善事業。
巴菲特沒有過分強調他的努力和天賦,而是談及運氣,承認運氣在生活中作用的人確實比其他人更可能對所獲得的成就心懷感恩,也更願意分享他們努力的成果,以支持共同利益。
對於足夠幸運的我們來說,無疑要感恩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機會,堅定做多中國。
幸運者往往對額外的收入心安理得,就如同書中開篇的“第四塊餅幹”實驗展現的那樣,但這卻是一個誤區,讓人盲目自大。肯定運氣作用還意味著,你要足夠謙卑,看到周圍所有人,整個社會體系給你的支持。
一旦觀念轉變,你會發現自我利益與群體利益並非沖突關系,而是共生的關系。即便你買得起幾百萬的跑車,但是路面時坑坑窪窪又有什麽意義呢?多回饋社會遠好過炫耀性消費。
前幾年有一本暢銷書《秘密》,其中鼓吹了一種吸引力法則,大意是說想什麽就會有什麽,好運也是能被主動吸引過來的。當然這完全屬於玄學,但如果真有什麽能吸引運氣,那毫無疑問就是一個人的謙卑。
謙卦是《易經》64卦中唯一六爻皆吉,足可見其中蘊含深意。願成功者永懷謙卑之心,“求知若饑,虛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結語:
最後,引用知名專欄作者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對待幸運的觀點:
“你應該把自己當成未來成就的唯一創造者,以及對過往全部成就心懷感激的受益者;當你計劃未來時,你應該相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哪怕這只是一個幻覺。當你回顧往事時,你應該意識到,你的所得遠遠超出了你的應得。”
正如《論語》中所謂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肯定運氣在我們過往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常懷一顆感恩與謙卑之心;又好似運氣無用那般,苦練自身內功,做到極致,不依賴好運氣眷顧。
讀《成功與運氣》最大的好處是讓我們擁有關於運氣的正確認知,我們無法決定我們的運氣,但卻能決定我們對待運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