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總是正向面對困境,災後企業能迅速再起,原因就在「職人文化」堅持不懈的精神; 展現在企業上,接班人的專業勝過血緣、應變能力彈性、堅守創業核心,這些特質值得台灣學習。 台灣景氣非常低迷,今年經濟成長率保一面臨嚴酷挑戰,本文論述日本內容,願能有助於台商面對逆境拉出陽光思考。 二○一六年四月十六日凌晨,熊本縣發生芮氏規模七.三的強震,驚動全球。儘管許多居民、企業受創損失慘重,但這一個總是正向面對困境的民族,穩定而堅強,從政府到人民上下團結一心,令人不禁回想起三一一地震後,眾多日本企業能迅速再起,感動全球的民族性與文化。 日本文化拉出的「職人文化」,不斷在為日本累積能量,是日本企業非常獨特與令人尊敬之處。「職人」是專精於某些技藝或技術之人,並追求極致境界。除手工藝外,也包括精密製造技術,甚至餐飲烹調等。 與其他文化不同的是,日本文化對於「職人」非常尊重,這主要源自於日本過去掌握天下的武士或貴族,多為農人或工人出身,對技藝或勞動筋骨的事極為重視並親力親為。反觀其他國家,須付出勞力的技藝多半不受尊重,如華人文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刻板印象。 日本重視的「職人氣質」,描述堅持不懈的頑固態度,將自身技藝發揮到極致,卻又謙虛內斂,專注而純粹。這樣的氣質是職人文化的根基,更是成就日本多家百年老店的重要元素,也是台灣企業最需要的。 企業以「職人氣質」為基礎,不以「血緣關係」來鞏固決策中心,也因此日本能擁有數量遠大於其他國家的百年、千年老店,這對當下台灣企業還是以「子孫相傳」為內容的台灣文化是個棒喝、是盞明燈,台灣企業代代相傳能否走向長旺永昌,關鍵不在中國供應鏈的劫殺,而是在自己企業文化的停滯不前,日本內容給了當下台灣企業非常好的借鏡。 據東京商工調查顯示,日本百年以上的企業約有二.七萬家,為全球之最,其中最長壽的企業「金剛組」,創立已超過一千四百年。 在野村進所著《一千年的志氣》中所調查的老店企業中,除了前文所提之職人文化外,也可看到以下特質:一、「專業」勝過「血緣」的接班選擇在日本的老店企業中,多數皆為家族企業,但不一定由兒子繼承家業,若女婿經營能力比兒子更優秀,則以女婿或養子為接班第一順位的例子,在老店企業中並不少見。對這些老店企業中非血緣關係的「外人」而言,沒有血緣關係是先天劣勢,也促使他們更加倍努力,守住老店招牌。 這些「外人」也較不容易拘泥於原先的傳統與束縛。除了日本老店企業外,歐美許多百年企業,如奇異(一八七九年~)、可口可樂(一八八六年~),都交由專業經理人負責經營,原始股東或家族則扮演監督的角色,不堅持血緣關係,實為公司可源遠流長的經營模式。 二、面對時代變化的彈性應變能力從日本的老店企業看,它們並非完全固守在過往的產品或是技術上,而是能隨著時代演變及技術延伸,開展出新應用領域,不因環境變動而被淘汰。 一八二三年成立的戶田工業,位於廣島,其在釉料孟加拉紅產品製程改良中發現磁粉技術,將其運用在錄音帶及錄影帶磁帶上,領先世界並共同開發出VHS錄影帶標準規格。其後CD及DVD取代錄影帶,磁帶需求銳減,公司轉而將其細微磁粉技術應用於印表機碳粉及電腦硬碟中,彈性應對環境變化而得以持續生存。 三、時代更迭中仍堅守創業時的核心家業書中提到製造「自來水毛筆」的日本吳竹企業,是最容易理解的例子。 目前主要製造並販售各種用途、大小自動化毛筆等相關商品的吳竹,其實是以手工製墨起家,儘管傳統墨條占目前總營業額僅五%,與公司利益沒有太直接關聯,但堅持傳統家業象徵不忘本與飲水思源,因此其製墨工坊仍繼續培養製墨師傅。就這樣讓吳竹也走過百年歷史,成為家喻戶曉的筆墨品牌。 四、認清企業的「本分」所在唯有堅守本業,專注於自身核心業務的企業,才能在風雨飄搖、瞬息萬變的時代中安然挺過。包括日本以「金剛組」為首的多數百年老企業、行李箱品牌大廠RIMOWA(家族企業,一八九八年~)、美國富國銀行(Wells Fargo,一八五二年~)等知名標竿企業例子都在在清楚傳達,腳踏實地耕耘本業,不隨便涉入自身不熟悉的領域或投機,這雖可能因此錯失機會,但卻能避過更多風險。 台灣現存百年以上老店多半是食品、糕餅、製茶等微型家族企業,且多數老店都已面臨後繼無人窘境,日本內容值得台灣企業引以為鑑。 撰文 / 呂宗耀 |
中國不缺千萬人口數量級別的城市,缺的是“中小城市”。
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也不及人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專家們看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質量高低將直接影響經濟增速。
為探索新型城鎮化路徑,特大鎮升級為“市”正在加速推進。《第一財經日報》8月1日刊發《溫州龍港:“鎮改市”破繭前夜》對此進行了報道。由於牽涉過多的現有體制機制障礙,立市後的特大鎮究竟屬於“鎮級市”,還是成為“縣級市”,國內仍爭議紛紛。但長期關心中國小城鎮發展的權威們已經擱置了一些爭議,並為立市後的鎮規劃好了方向,那就是為居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職能。
小城市數量十年減少100個
不光在浙江省溫州市龍港鎮,全國的其他特大鎮也發生了類似的“小馬拉大車”的現象。
今年6月6日,在龍港召開的全國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專題研討會上,蘇州市吳江區盛澤鎮黨委副書記趙菊觀這樣表示:作為“試點鎮”,有“中國絲綢第一鎮”美名的盛澤鎮在經濟發展上有諸多“現實的不配”,主要有兩個方面:土地指標與城市建設的矛盾,以及財政支持的力度不夠。
趙菊觀稱,雖然是“試點鎮”,但該鎮的土地指標落實仍與普通鄉鎮相似,並未得到實質性的解決,而盛澤又是經濟發達鎮,每年財政收入大多數上繳,自己留成部分大概只有年財政收入的1/4。
“雖然我們嘗試新的財稅分成體制,但超額部分僅僅是吳江區級財力返還,其他部分並沒有設計返還,自行支配力度較小,無法全面扶持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 趙菊觀稱。
會議期間,來自廣東東莞市虎門鎮、四川省金堂縣淮口鎮、山東省青島膠州市李哥莊鎮等全國“特大鎮”的相關負責人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國家相關部門的調研數據顯示,全國超過10萬人口的鎮有237個,有些鎮的人口多達七八十萬人。這些鎮具備了相當大的規模,並擁有了小城市的形態。
“按照現有的行政劃分,它們仍然屬於鎮,不算城市,”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長期關註我國的社會發展和公共政策等問題。他說,兩個現實矛盾的起因,在於某一區域的經濟發展超越了原有的形態,從而發生資源配置與現有管理體制的矛盾。
在丁元竹看來,長此以往必將對我國的城市發展格局造成影響。
根據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提供的數據,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出現了1.9萬個小城鎮,其中,10萬以上人口鎮有237個,5萬以上人口鎮876個。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曾多次主持和參與了中央、國務院有關城鎮化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以及多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由於長期從事城鎮化、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等研究,他被業界視為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權威之一。
他列舉了這麽一組數據:浙江有5個20萬~50萬人口的城鎮,5萬~20萬人口的城鎮則多達46個。英國的相應數據則是18和26個,法國則為20和87個,德國為26和147個,日本則為80和410個,發達國家在城鎮發展水平上,要遠遠高於我國。
然而,若要分析這些發達國家的“千萬人口城市”的數量,就會發現另一種對比:歐洲大陸和日本都沒有千萬人口數量的城市(編註:東京僅計算東京都23個特別區人口);只有英國有一個800多萬人口的城市倫敦;百萬人口級別以上的城市,德國為3個,法國只有4個。反而是小城市多如牛毛,像美國,有800多個3萬~10萬人口的小城市,德國7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2000多個小城市。
在李鐵看來,中國不缺千萬人口數量級別的城市,但中小城市最為短缺。
專家們不僅對數量表示了擔憂,也對我國小城市發展的趨勢產生了疑惑。
“小城市在過去10年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00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
這位長期關心我國中小城市發展的學者分析道,其中的一些小城市日後變成了中等規模的城市,但是新生的小城市並沒有出現,此消彼長決定了小城市在數量上的銳減。
小城市數量不足導致我國的城鎮化結構嚴重失衡,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這帶來一個問題,即農民工融入不進大城市,又回不了農村。
辜勝阻將其描述為我國城市在結構和空間布局上的“短板”。
低質量城鎮化或影響經濟增長
辜勝阻認為,“鎮改市”被提上日程,要有序推行。
辜勝阻提供了一組數據以說明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國家發改委在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辜勝阻明確表示,這種低質量的城鎮化模式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擴大內需和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辜勝阻認為,在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城市市民之前,農民工普遍具有“過客心態”,工作和生活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他們經常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費,增加儲蓄。
他表示,發展小城市有利於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解決“半城鎮化”問題,消除農民工的“過客心態”,對增加民間投資、帶動消費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將農業轉移人口的流動型消費轉化為沈澱型消費,有效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浙江省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有36個試點鎮作為小城市培育試點,這些試點鎮中每10個常住人口就有3個是外來人口。該省發改委承認,推進外來人口落戶、農業轉移人口融入等方面任務艱巨。
辜勝阻認為,像龍港的小城市建設有利於解決“融不進大城市、回不去農村”的問題,也可以在家門口幫助農民獲得穩定的就業、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務,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
辜勝阻同時表示,政府高層高度關註民間投資急劇下行,當前民間投資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空間欠缺”。他以大量親身調研的經歷為例,諸如溫州龍港、東莞虎門這樣的體量還叫作“鎮”的話,吸引不了更多的投資機會。
辜勝阻說,如果“鎮”改為“市”,肯定會創造投資空間,在推進小城市發展過程中,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解決農民住房問題以及配套商業、娛樂等服務業,會帶來大量的投資需求,將有效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增加民間投資,這顯然是潛在的爆點。
浙江省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浙江36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共實施5954個項目,總投資達2277億元,其中社會資本投入達1785億元,小城鎮試點投資占全省比重達8.48%。
“小城市培育試點鎮已經成為民間投資推進項目建設、提升有效投資的重要抓手。”辜勝阻強調,反之,若不重視中小城市的發展,這或將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
導向: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能
2015年,浙江36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投資增速20.2%,財政增收9.4%、GDP增長9.7%,分別高出全省7、0.7、1.7個百分點。
這36個試點鎮均擁有所在縣(市、區)52%以上的行政審批權限,鎮均實際開展綜合執法事項為109項,服務周邊114個鄉鎮。這36個鎮平均稅收收入為10.5億元;農村常住居民收入達2.61萬元,比全省平均高0.5萬元。
隨著國家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深入推進,浙江省有8個地區列入國家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名單,其中包括了東陽橫店鎮、樂清柳市鎮、雲和縣城3個小城市培育試點對象,成為全國鎮級試點最多的省份。
丁元竹稱,中國正處於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成為了第一個特征。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也是1978年後首次召開最高規格的城市工作會議,並將時機定在“十三五”開局之際。數據顯示,我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從1.7億人增至7.5億人;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3個。每年城鎮新增人口2100萬人,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口。
丁元竹指出,由於城鎮化率30%到70%被認為是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其中超過50%就意味著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我國的城市發展越來越多地受到了環境和生態的制約,這成了第二個特征。
“中國不像美國擁有東西兩個海岸,而且我們的人口規模過於密集,超出了宜居的程度,蘇南的5個省轄市就聚集了全國2.2%的人口,而北京則面臨水資源短缺的難題。”丁元竹表示,在這種形勢下發展中小城市就被提上了城市發展的議程。
“第三個特征在於,大量的人口因此進入城鎮化,數據目前有2.5億人和2.6億人兩個,”丁元竹說,這些人口雖然進入城市,但在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就業上落後於現狀,所以很大程度上沒有真正實現城鎮化。
因此,客觀現實的條件要求城鎮化過程中,需要進行一系列能相互適應的行政體制改革。
丁元竹說,過去的行政體制已經不適合城鎮的發展現狀,我國的特大鎮所從事的人口管理有的多達70萬~80萬人。
“現在各地都在探索並取得了一些成績,如貴陽從2011年把街道辦事處撤銷,並成立社區管理委員會,而上海則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1+6’文件。”丁元竹說。
根據“1+6”文件,上海將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中心城區6個鎮轉街道工作,屆時中心城區將不再有“鎮”這一行政建制。去年,包括普陀區萬里街道、閔行區浦錦街道、松江區九里亭和廣富林街道、奉賢區西渡街道等已析出。此外,還有一個鎮轉為街道,即真如鎮轉為真如鎮街道。
“政府街道辦事處不再承擔經濟職能,只承擔公共職能。”丁元竹說。
新的設市標準正在研究
對於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外地人口如何市民化”、“鎮改市”等問題,東莞市的長安鎮從去年開始做了一些針對性的方案。
該鎮鎮長郭榮新說,到現在為止,這個方案還未得到上級部門的認可,比如長安鎮到底是“鎮”,還是市,抑或是區,在身份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郭榮新明白,暫不談一定明確是“區”還是“市”,而是要提供一個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從而使外來人口市民化。
但郭榮新說,需要尋找一些制度上的支撐,否則進展恐怕沒有想象中的那麽順利。在涉及“鎮”或“市”正名等問題的背後,是鎮改市的改革路徑。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分析我國的城市分布格局,現在已經設市的城市都在特大鎮邊緣,這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小城市的特征,由於體制原因,這些還僅僅是個鎮。
“為此,我們改革的路徑是,順應這種特大鎮的發展、需要,先管理後放權,實際上是擴權強鎮,浙江就在不斷地深化,但在深層次的城市管理中又遭遇了瓶頸。”胡祖才認為,怎樣破解是個難題。
這些“路徑”包括了頂層設計上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支撐,鎮改市過程中的利益分化等問題。試點鎮相關負責人還提出了“政府機構過於精簡”、 “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等問題。
鎮長、鎮委書記們擔心,這些問題將導致個別部門業務量過大,承接事項過於集中,非戶籍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缺乏分擔機制,導致財政負擔沈重。至於人員編制問題,趙菊觀則提出,由於盛澤鎮承接了部分縣級管理權限,因此對該鎮工作人員數量和素質提出了要求,部分人員一崗多職,而且缺少專業人才。
為了解決路徑問題,民政部現在研究“鎮改市”的標準問題。作為全新的設市標準研究,該標準將涉及“鎮改市”、“縣改市”的制度安排問題。
但辜勝阻認為,要從名稱上將“鎮”改成“市”,不可能改為鎮級市,也不可能是“縣級市”。
他認為,鎮級市是對這些小城市的“矮化”,縣級市則會涉及複雜的利益調整問題,要大膽探索特大鎮的新型設市模式,創造新型設市模式,如采用省轄縣代管的模式,並且有利於處理好改後的市和縣之間的關系。
要打破等級化的管理體制?
李鐵認為,由於我國等級化的城鎮管理體制嚴格限定了中小城市的發展,因此核心問題只剩下一個,那就是等級化的管理體制要不要打破?
李鐵說,我國在行政管理體制上的改革,不是“放權”,而是“還權”,是把原來賦予的權力歸還給主體。但是由於利益分配在不同等級城市間的固化,導致現今改革的難度大大增加。
在李鐵看來,從利益角度來理解管理體制,表現為權力的重新分配,但如果要改變,應該註重行政區劃的體制改革。
李鐵說,我國進行小城鎮試點工作開始於1995年,雖然通過權與利的重新分配加以調節,但很多鎮都經歷了無數次的權力分配和調整,如體制、編制。
李鐵提出,特大鎮的權與利調整需要從設市等行政體制改革開始,只有這樣才能使現有格局改變。
他認為,“鎮改市”之所以被認為“敏感”,是難在兩個方面,即“觸動現有的行政體制”和“利益分化”,並由這兩個方面引發了行政成本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縣級行政單位基本上沒有增加,把縣改成市,把鎮改成縣級市,這非常敏感。”李鐵說。
李鐵說,對地方財政而言,土地指標是最大來源,雖然整個產業發展、項目審批權限都可以下放,但如果鎮一級的財政資金在分配中繼續上移,仍然會出現“拿你家的錢來蓋我家的房子”的現象。
在他看來,“鎮改市”過程中的“編制、職位都不是問題”,可以通過體制手段來解決,釋放城市的發展活力,而非進行所謂的“權力分配與再分配”。
因此,李鐵認為,特大鎮要改市,今後不應該是擴權、放權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這一問題應該回歸到城市發展的本質。
丁元竹認為,在進行“鎮改市“過程中,國家層面需要頂層設計,並作相應的制度安排,以便於地方快速發展,但也必須考慮地域之間的差別。
“鎮改市”的過程中,原先的鎮縣“分家”,肯定會牽扯到現有的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幹部等人事安排。丁元竹認為,雖然城市的行政級別也很重要,領導幹部處理這些問題必然要考慮級別,但關鍵要落實城市發展的功能。
“像美國的城市不存在行政級別的問題,紐約州和下面的鎮也不是隸屬關系,”丁元竹認為,但有一點相同,就要對當地老百姓負責,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
在丁元竹看來,這應該成為放棄眼下對於行政級別的猜測和爭議,而努力實現真正的城鎮化政策的導向。
“這該是我們培育中小城市、發展新型城鎮化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丁元竹認為。
這是妻子兩年多來首次從中國到巴西探親,但肖斌卻忙得還沒來得及陪她看場奧運比賽,就要匆匆送她離去。
就在這個夏季,為了將電力從千里之外的雨林腹地送到里約,一群和肖斌一樣辛勞的中國電力人已經忙碌了好幾個月。如果沒有他們,夜幕中的燈火通明的里約奧運場館恐怕也不會如此璀璨迷人。
圖為里約奧運開幕式
保電一線:中國保電人為里約考慮了108種可能
8月5日,當禮樂聲在里約奧運開幕式上響起,距離開幕式場館馬拉卡納體育場5公里處的一座大廈也迎來最緊張的保電節點。
這里是位於里約的中國國家電網大廈的集控中心,也是里約奧運會保電工作的“指揮部”,來自巴西四個不同州市的區域變電運行數據都在這里匯總。負責運行維護的員工們緊張地註視著電腦屏幕上翻動著的各種數據,大屏上各種顏色的熒光線路則清晰地顯示出不同區域電網的運行狀況。
圖為國網國際巴西公司集控中心
從2010年成立以來,用了不到7年的時間,全球財富500強排名第二的企業——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旗下的國網國際巴西控股公司已經一躍成為巴西第三大輸電運營企業。在巴西國家調度中心(簡稱“巴西國調”,ONS)的統一安排下,國網國際巴西公司承擔著為本次奧運會主辦城市里約熱內盧和足球比賽城市巴西利亞、聖保羅供電其中兩條500千伏輸電主通道的運維任務。
這相當於管理著里約奧運的兩條輸電“大動脈”。當國網國際巴西公司負責輸送的電力安全抵達巴西這三大奧運城市,當地的配電企業才能進一步將電能安全送到各個場館。
圖為國網國際巴西公司負責的美麗山一期輸電工程路線圖
人在里約奧運,用的仍是北京奧運的保電高標準。雖然負責的只是里約奧運的輸電線路之一,但中國保電人卻說,要把“我方運維的輸電資產作為奧運會唯一的輸電通道來對待”,確保萬無一失、確保安全可靠。
一切的保電準備從里約奧運開幕的三個月之前就已早早開始。
當時,由國網國際巴西公司總經理蔡鴻賢親自掛帥,公司先後組織了300余人次員工對所有涉奧供電的6座變電站和3200千米輸電線路進行了排查摸底,完成了所有線路走廊(通道)的清障、所有輸變電設備的紅外熱成像檢測任務。
為確保萬無一失,中國的電力人考慮到了里約奧運輸電線路的108種事故可能,並相應拿出了108份應急預案,做好了工具、車輛、通訊器材和搶修物資、備品配件等準備工作。
在開幕式召開的四天前,國網國際巴西公司的奧運保障應急隊伍也進入了工作狀態:33人的變電站值班隊伍,確保開幕式和奧運比賽期間涉奧變電站內均有人值班;30人的線路巡視隊伍,對相關線路的重要路段實施不間斷巡視;在里約集控調度中心,還有14人的集控操作隊伍一刻不停地監控輸電動向。
“我們根據指令監控,相關工區都有備用人員,一旦設備出現問題的話,就會第一時間到相關位置去搶修。” 國網國際巴西公司運維部陳長偉主任對第一財經說,“尤其是在監測中心里,手機都是隨時在線,開幕式當晚一切正常。”
送電里約:遇到蟒蛇、毒蜘蛛是常態
其實,真正讓大家對保電報以信心的還是國網國際巴西公司手中的這幾條橫跨千里輸電線路。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國家,國土面積850多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五位。雖然是世界上水電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其水電資源分布在北部亞馬孫雨林的腹地,而八成以上的用電卻在南部和西南部。這種能源中心和負荷中心呈逆向分布的情況和中國非常相似,都需要大規模、長距離輸電,這正好是國家電網公司的獨門特長。
在上世紀80年代,巴西的輸電工業的技術和現代化程度都要領先於中國,但當中國領全球之先將特高壓連片成網後,引入中國的特高壓輸電技術成為提升巴西輸電質量的最佳路徑。
不過,巴西的森林覆蓋率為60.7%,這意味著建設長距離輸電線路首先要克服在雨林地區作業的阻礙。
圖為建設者們在叢林深處施工
以國網國際巴西公司負責的美麗山特高壓一期項目為例,這條線路要跨經亞馬遜森林和大西洋熱帶雨林保護區,全年高溫、雨季時間長達6-7個月,只留給了建設者有限的施工時間。另外,雨林地區內森林茂密、河流眾多、沼澤密布,所有河溝都需要修築橋梁或棧道,施工進場道路修築工作量極大。由於雨林地區地下水豐富,地表松軟,有些路面需要鋪石並壓實後方能滿足施工機械進場條件,給沿線物資、生活供應和施工營地安排帶來極大困難。
圖為工程人員冒雨施工
圖為雨季施工中,72號塔位道路被雨水沖垮,後期已被修複
身處雨林深處,施工現場常常有大量的野生動物出沒。公司項目部孫連明主任對第一財經說,見到毒蚊子、蟒蛇、毒蜘蛛“那都是常態”,“即便是住進賓館,打開門一看,就發現拳頭大的蜘蛛就在那里站著”。
在其他一些國家,防蚊防蛇還可以在營地周圍撒藥防護。但在巴西,“我們只能往我們住的房間里面噴一點藥,到外面撒藥的話是環保不允許的。”孫連明說。
盡管環境艱苦,但施工者們卻又享受著別人碰不到的樂趣。孫連明介紹說,“到項目工地上去,常常能看到我們國內看不到的東西,比如犰狳、食蟻獸,呈現人與自然和平共處景象。
蚊蟲肆虐往往也意味著疫病流行。今年以來,寨卡病毒在巴西及拉美肆虐,巴西疫情最為嚴重。當前正值夏季,蚊子更易傳播寨卡病毒,疫情嚴重威脅員工安全。
圖為施工人員常常要在野外涉水工作
出行巴西,孫連明說,國內家人肯定是擔心的,他們還不時收到從國內家里寄來的防蚊防蟲藥,“但實際上巴西這里的藥還是齊全的,建設現場我們也要求做好防護是第一位的工作”。
國網國際巴西公司綜管部經理肖斌說,項目上對衛生防護的要求非常嚴格,目前全公司上下還沒有出現一起寨卡病毒案例。
除了自然環境迥異,這里的建設運營的政策環境同國內也有不同,無論是環評、考古、征地,都需要中國的建設者們適應新的環境。
國內項目的審批,往往涉及發改、環保、國土等多個部門,但在巴西做項目,孫連明介紹,建設項目能否進點考察、進點幹,都是環保部門說了算。如果沒有通過環評就施工,巴西政府可以直接對違法企業的人員實施逮捕。
具體來說,環保審批分為三個階段,首先要拿到環保部門發放的施工預許可(LP),以滿足選址、設置和操作過程中的基本條件,然後項目實施前要拿到施工許可(LI),最後施工的時候要拿到批準項目的實施以及汙染控制設備的運行許可(LO)。
僅是拿到事前許可LP,就需要註意巴西當地特有的一些規定。
“比如,有一些樹種,如巴西胡桃木,只要遇到這種樹,再重要的項目都要繞開走。”孫主任說,“還有就是印第安文化保護區,一旦線路經過這個區域的時候,只要居民不同意,你就不能在這里搞任何建設。”
圖為美麗山一期項目的前期勘探和路徑定位
同時,考古審查也包含在LP中。
美麗山一期項目全線規劃了4000個塔位,每一個塔位都需要逐基獲得考古審批,由專業人員來鑒定是否有保護價值。
由於考古審核非常專業但巴西做考古審核的專業人員又相對有限,一處地方的考古審核未批,項目往往就要進入漫長的等待。
巴西是土地私有制國家,為了拿到LP,美麗山一期項目還要和全程途徑路線涉及到的2000多個土地業主進行一一談判簽署協議。
“要先獲得土地業主的許可允許我們路過,才能憑此申請環評;等政府初步許可後,再拿著政府的批文一家一家來商談補償。”孫連明說。
營運巴西:只有尊重才能融入
盡管前期審批繁複,但恪守當地法規本來就是負責任的中國企業應盡的義務。尊重當地的法律要求,法律也就會給你保護。正是拿著千辛萬苦獲得的環保許可,國網國際巴西公司才能在後期土地補償談判中獲得政府的支持和居民的理解。
只有尊重才能融入,這無論是對國網國際巴西公司在當地對外業務拓展,還是對內的企業管理都適用。
“本地化”經營發展,是海外企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選之路。目前,整個國網國際巴西公司員工總數500人,10%來自中方,均為特高壓技術、管理人員以及關鍵崗位,而企業運營則完全以當地巴西員工為基礎。
圖為國網國際巴西公司當地雇傭的員工
2012年12月,國網國際巴西公司成功收購了巴西7家輸電特許權公司,也全部保留了237名原巴西籍員工。作為本地化的重要舉措,這一舉動曾為公司樹立了良好的聲譽。
肖斌說,公司把所有的職工都看作是國網國際巴西公司的職工,不會因為國籍而區別對待,要讓當地職工把公司真正看成是一家巴西企業,讓他們認識到我們和他們沒有什麽不同。
“公司規章的第一條,叫做‘Open the Door’,不管你是中方員工還是當地員工,也不管你是普通職工還是經理主任,有什麽困難都可以直接和公司一把手進行溝通。”肖斌說。
每個月的最後一周,公司都會舉辦一個簡單的生日派對,大家一起給中巴員工過生日。年初會有Workshop,中巴員工也會坐在一起對公司情況進行總結和展望,並在會後的活動中增進了解。這些措施都加強了中巴職工的文化融合。
在巴西運營的時間里,國網國際巴西公司已經連續兩年獲得了巴西最佳電力企業的榮譽。“這讓職工們非常自豪,他們都會對外說我在巴西電力行業排名最高的企業上班。”肖斌說。
在巴西運營,既需要同巴西國家電力密切合作,也要融入當地挑選合適的合作夥伴。由於巴西當地缺乏建設特高壓的施工隊伍,在合作夥伴上,公司投標團隊也積極采用了國網公司總部的創新招標方式,形成了“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有效避免了盲目過度的競爭和營私舞弊現象的發生,為業主選擇最好的承包人提供有力條件。
今年的里約保電對這家中國企業還只是一項簡單的考驗,未來的“十三五”,中國的電力企業在巴西還將有更大的突破。
目前,國家電網公司和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是中國涉足巴西投資最大的兩家旗艦企業,在他們身後,又帶動了南瑞集團、山東電建公司等一批設備和電建企業一起走入巴西。得益於這些企業的探索,中巴之間的電力行業正在進行全產業鏈式的互利合作。
展望未來,中國人在南美的電力夢不會停歇。或許以巴西為基地,中國將幫助南美構築互聯互通的跨國電力網絡,形成推動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的合力。
12月3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批評有人用“來路不正當的錢”從事“舉牌”、“杠桿收購”,“從陌生人變成門口的野蠻人,變成了行業的強盜”……
這一番慷慨陳詞隨即引發輿論的廣泛討論。險資究竟是“土豪”、“妖精”、“害人精”、“行業的強盜”還是股市的正能量?
業內一個共識是,險資是一把“雙刃劍”,要發揮好保險資金對於資本市場的積極作用,舉牌屬於市場化行為,應該加大險資權益類資產比例。但是借助金融產品監管套利的行為背離了初衷,“野蠻”收購的行為終將偃旗息鼓。
險資加大權益資產配置是大勢所趨
對於當前險資進入股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教授李永森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保險資金增加對資本市場資產的配置是大勢所趨,就當前情況來看,多數險資進入市場的時候也基本遵循了市場規則的要求,包括舉牌行為。
事實上,監管層本身對於險資投資二級市場本身持有中性的態度。劉士余明確表示:“你有錢,舉牌、杠桿收購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作為對一些治理結構不完善的公司的挑戰,這有積極作用。”
對於險資投資二級市場的邏輯,海通證券策略分析師荀玉根認為,險資投資權益資產的空間大、迫切性強。一方面,險資是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持有自由流通市值6.7%。雖然險資在A股整體中絕對占比並不算高,但已成為機構投資者中重要的力量。
數據顯示,今年萬能險大量發行,保險資金運用余額依然保持了較高速增長,截止到10月底,保險資金規模為12.9萬億元,同比增長22%。在保險資金投資分布中,銀行存款占18%,債券占34%,股票和基金占14%,其他占34%。
荀玉根表示,險資持有股票等權益資產僅14%,占比並不高,遠低於美國的30%,也遠低於保監會要求的30%權益投資比例上限。
“低利率背景下,由於險資主要配置固收類產品,資產端收益率下行非常迅速,這倒逼了險資加大股票資產的配置比例,尤其是低估值高分紅的大盤藍籌股。”荀玉根分析。
在過去6年中,保險資管權益投資收益率僅在2012年微跌,其他年份均有絕對正收益,從歷史收益率來看,險資更應該加大權益資產的配置比例。
對股市是福是禍?
事實上,險資投資於A股市場在獲得收益率的同時,也同步助推了股市行情的上漲。一位曾在監管部門任職多年的金融機構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保險資金是今年股市行情上漲的主力軍,當前經濟處於下行期,優質投資標的有限,加之境外投資受限,市場閑置資金多流向股市。
廣發證券報告顯示,在去年“股災”之後的兩個季度,險資“舉牌”的規模大幅增長,去年三季度和四季度險資“舉牌”規模分別達到693億元和805億元。今年三季度以來,險資“舉牌”的規模再度出現明顯的擴張,截至11月22日, 2016年下半年險資舉牌規模累計達到310.4億元,“舉牌”潮或再次來臨。
寶能系A股部分持股情況
對於險資“舉牌”的動因,除了上述保費的快速增長及高負債成本要求險資加大藍籌配置比例的需求外,荀玉根分析,險資舉牌上市公司,權益法核算有益於增加保險公司業績。同時,“償二代”體系下,配置大盤藍籌有利於降低資本占用、改善償付能力。
荀玉根進一步分析,當險資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權且派出董事會代表,或者增持至20%以上股權時,會計上可以將該投資計做長期股權投資,按照權益法核算,以持股比例乘以凈利潤計入投資收益,不受二級市場股價波動影響,如果持有的上市公司市盈率不到20倍,相當於5%以上的收益率,超過信用債的收益率水平。
荀玉根還表示,由於“償二代”對不同股票賦予了不同的風險因子,風險因子越大,對資本的占用就越多。因此,險資增加大盤藍籌股配置比例、相應減小中小市值股配置比例。可以在維持權益配置比例不變的情況下,盡量減少價格風險對償付能力的影響。
就保險資金對於資本市場的影響,李永森表示,保險資金進入市場,為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新鮮的血液,擴大了資金的來源,促進了價值發現,提升了市場流動性,活躍了市場。險資舉牌上市公司,對促進有關公司治理、規則完善具有積極意義。
南開大學保險系教授朱銘來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保險業的投資和險企在“資產荒”背景下投資上市公司,不僅是藍籌股具有投資價值,也要使投資有利於保險業的長遠發展,有利於構成了保險產業鏈的建設。
險資“舉牌”是非多
不過,前述金融機構高管也稱:“當前保險舉牌在中國市場表現反常,無視風險,進行監管套利隱含的風險顯而易見。”
他所言的風險更是被監管高層所不容。
盡管劉士余的講話並未直接點名“險資”,但結合去年以來險資在二級市場近乎“瘋狂”的舉動,市場上形成了以恒大系、寶能系、安邦系、國華人壽系、陽光系、華夏人壽系為代表的“門口的野蠻人”,在A股市場上掀起了“血雨腥風”,劉士余的指向似乎不言自明。
去年底的“寶萬之爭”,險資意圖爭奪優質上市公司控制權,直逼萬科公司管理層;同在去年底,安邦則重金掃貨民營股份相對分散的民生銀行,占據該行第一大持股股東,並終以博得民生銀行的董事會席位收場。
今年下半年,A股市場更是不乏險資的兇猛身影。恒大人壽以拉高股價快速套利離場、買而不舉等“玩法”,染指梅雁吉祥、金科股份等多只上市股票,“血洗”跟風小散戶;寶能系旗下前海人壽入駐南玻A,引發公司管理層集體離職,上演了兇猛“掠奪”公司控制權的“宮鬥戲”。
險企這一系列“野蠻行徑”背後的資金多來自於萬能險和結構化杠桿融資工具。劉士余所言的“來路不當的錢”也並非保險資金本身,而是通過萬能險和結構化產品募集的社會資金通過杠桿工具進入股市的資金。
“保險自身的資金來源與投資的資產配置需要註重期限錯配等風險的管控,在股票市場上也需要規範和約束自身的行為,避免操縱市場的產生。”李永森強調。
監管如何規範?
繼上周末證券監管層震怒後,保監會12月5日祭出政策整治萬能險,責令前海人壽整改並叫停其萬能險新業務;保監會還將派駐檢查組入駐前海人壽、恒大人壽,有消息稱,今日保監會檢查組已進駐兩家險企。一場監管風暴已然來臨。
由於險資舉牌事關資本市場,需要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的協同。對此,朱銘來建議,在現有的法律法規環境下,險企有哪些投資行為還不夠規範,需要兩個監管部門之間密切合作配合,將相應規章文件進行規範完善,明確投資比例、投資金額等,畢竟從寶萬之爭、寶能系增持格力電器、安邦舉牌中國建築等險資投資案例看,並沒有直接觸犯行政法規。
“監管層要繼續鼓勵險資作為機構資金投資股票市場,要繼續致力於法規制度建設。”李永森也表示。
特別是對險資舉牌行為,監管部門應該區別加以引導。李永森建議,應鼓勵險資舉牌金融類公司,包括財務投資和控制權戰略投資,而當前應當適當限制險資舉牌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限制其對於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進行控制權類的戰略投資,限制金融類企業過度介入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重大決策以及生產經營管理,避免出現南玻A事件以及之前的“寶萬之爭”等類似事件的重演。
“監管部門的核心職責是保護消費者利益。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監管部門核心是要關註哪些險企投資行為構成了對消費者的潛在傷害。”朱銘來說。
他進一步分析,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利用萬能險保費進行投資活動,針對當前合規前提以及未來是否合規,應不斷界定萬能險能否使用、使用比例多大,這些需要進一步細化管理,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使得保險資金不從事高風險投資、資產定價不致於出現問題,避免廣大投保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從監管立場來看,朱銘來分析,證監會也是為了保護廣大中小股民、股東的利益和基本權利,同時防止舉牌效應導致股價的過度波動。
“不管是長期股權投資還是短期的資金快進快出,無論是財務投資還是戰略投資,保險職責核心是風險管理,核心問題是投資活動與保險產品形成一個產業鏈的對接。”朱銘來說。
他的言下之意是,保險投資要與行業發展結合起來。醫療健康與健康險產品資金對接,養老產業與養老金、企業年金產品對接。而當前險資投資於萬科、格力電器、中國建築等藍籌股,這些能否與保險產品匹配的形成產業鏈建設,是亟待關註的問題。
朱銘來進一步指出,大盤藍籌股通常市盈率偏低,市值有所低估,保險資金進入後,企業股價發生變化,究竟是回歸正常估值水平,還是存在估值的嚴重泡沫,將對中小股民投資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這需要監管部門進一步評估和考量。
此外,朱銘來還強調,監管部門對不合規、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對違法違規的投資活動進行限制,在此基礎上,險企遵循市場化原則進行投資,至於展開哪些投資活動,應由險企根據自身戰略選擇。
乘著這一不期而至的風口,其他院線公司是否也重燃IPO闖關的希望?
來源 | 讀娛(ID:yiqiduyu)
文 | 居龍見
8月22日,證監會披露《主板發審委2017年第126次會議審核結果公告》顯示,橫店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橫店影視”)IPO獲通過。
橫店影視此前在證監會網站披露招股說明書,公司擬在上交所發行不超過5300萬股,募集資金約28.63億元,其中5億元用於補充流動資金,其余投向影院建設項目。
不得不說,橫店影視此次IPO闖關真是選對了時機。相比之下,同為浙江院線企業的時代院線6月份IPO被否,就有點太不走運了。實際上,看看時代院線當時被發審委問話的具體情形,就知道發審委相關人士對中國當下電影市場整體走勢更為關心。而在當時電影票房似乎一片唱衰聲中,時代院線被否看起來一點也不意外。反觀橫店影視,由於7月底以來《戰狼2》這一現象級大片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並一柱擎天帶動國產電影票房一路走高,外界對中國電影市場看法一變而為正面,這給橫店影視的過會創造了絕佳的機會窗口。
乘著這一不期而至的風口,其它院線公司是否也重燃IPO闖關的希望?樂視網重組樂視影業及萬達電影重組等案例會否一並順利通過?雖然我們並不能給出完全樂觀的答案,但不得不承認,《戰狼2》這一爆款的出現給中國電影市場行情提供了正向的風向標。
發審委關註的問題變了
據橫店影視招股書披露,2014—2016年,橫店影視分別實現營業收入11.82億元、21.13億元和22.81億元,同期凈利潤為1.19億元、3.45億元和3.56億元。
發審委會議對橫店影視提出的問詢主要有:公司需說明報告期內毛利潤波動的具體原因,收入成本等構成的具體情況,毛利率波動與同行業可比公司存在差異的原因及合理性,相關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是否充分。與時代院線那次過會問詢相比,此次過會最大的不同是,發審委委員們對問題關註的重點完全變了。根據媒體對時代院線過會實錄情況披露,當時發審委問了很多行業性的問題,委員們更關心中國電影市場的整體走勢。如他們先問及,我國電影票房2016年整體增速放緩的原因,2017年市場形勢的發展變化情況。之後發審委問的是,分賬比例、上座率、影院平均利潤貢獻等指標趨於下降、控股影院整體虧損、參股影院虧損面擴大的原因。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出,發審委這些人對電影產業鏈基本情況處於待啟蒙的階段,實際上,上面這些問題屬於行業共性問題,大部分院線企業都遇到了這些困境。
相比之下,橫店影視這次基本沒有被問到電影市場的行業性問題,媒體此前聚焦的橫店影視發布兩次招股說明書財務數據相差較大也沒有被問到。似乎由此可以間接判斷,《戰狼2》的火爆對外界判斷電影市場帶來了正向作用。
發審委會議要求橫店影視說明的情況主要有:
1)對主要客戶的銷售、結算政策及相關政策執行情況;電影票價的定價模式、價格區間、各種折扣、優惠、會員和積分政策情況,定價和實際收入間的差異和原因,資產聯結和加盟類影院的定價政策差異及定價權的歸屬方。
2)賣品業務的內控程序等,賣品業務收入與電影放映業務規模是否匹配。
3)廣告業務方面,發行人與廣告業務的最終客戶是否存在關聯關系等。
第一個問題基本屬於對一般情況的介紹,院線對資產聯結類影院控制力較強,除了票房分賬還有投資收益分成,而對加盟類影院的控制力較弱。第二個問題,賣品業務與電影放映業務規模是否匹配,實際問的是主業與副業比例關系問題,時代院線此前也被問及廣告投放與電影放映業務規模是否匹配。橫店影視賣品收入增加,背後與到橫店旅遊人群可能增加有關,或者開發相關衍生品獲取的收入。
總的來看,發審委對橫店影視詢問的問題比較溫和,尖銳程度不及時代院線過會那次。實際上媒體此前已披露,橫店影視2016年提交的招股說明書中營業收入等數據與今年提交的版本有差異。而且橫店影視主業毛利率為行業倒數,招股說明書顯示,橫店影視2014-2016年電影放映業務毛利率分別為7.27%、16.92%、10%,同期行業平均水平分別為20%、22%、16%。時代院線那次也被問到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且2016年下降幅度也較大,但發審委卻沒有詢問橫店影視這個問題。在營業收入和凈利潤方面,橫店影視近三年都是增長趨勢,但2014-2016年同期扣非後歸母凈利潤分別為0.93億、3.27億元、3.05億元,也是處於下降趨勢。時代院線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被重點問到。媒體披露,當時參加完發審委會議後,時代院線董秘衣服已經濕透,董事長則在此後去機場的路上腎結石發作。
當然,時代院線被否,除了時機不佳,與其自身體量不大也有關系,其募集資金僅有數億,且大部分影院都在浙江區域內。據資本市場人士透露,IPO被否與四大類問題直接相關:是否具備持續盈利能力、信息披露是否詳盡、企業運作是否合規、公司會計處理問題是否符合標準。而近期IPO審查再度趨嚴,6月以來短短兩個月時間,證監會否決了104家首發申請中的18家,否決率達17%。可見,橫店影視此次闖關成功殊為不易。
院線決戰三四線城市
在《戰狼2》爆款出現之前,2016年內地電影票房為457.12億元,同比上年僅增長3%。2016年缺乏大體量的國產電影,票房最多的是《盜墓筆記》的10億,而2015年大體量電影較多,當時暑期檔票房冠軍為《捉妖記》,票房超過20億。可見當年有無大體量的國產電影,對院線公司業績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今年由於《戰狼2》這一超50多億票房的大體量電影出現,對各院線公司業績無疑起到了拉動作用。
縱觀院線方面,雖然票房一度低迷,但行業並購整合動作卻一直不斷。2016年全國新增影院約1612家,新增銀幕近萬張,全國銀幕數超過了4萬張,但影院上座率卻持續走低。在上座率及銀幕單產持續走低的情形下,各院線公司卻加大並購整合力度,力爭將渠道向三四線城市繼續下沈,並趁著票房低迷小影院生存艱難,利用資本的力量做大規模,增加院線放映環節對行業上遊的話語權。今年以來的並購案例有:萬達院線收購大連奧納、廣東厚品以及赤峰北鬥星等;中國電影以5.53億收購大連華臣70%股權;完美世界收購今典院線、今典影城和今典文化全部股權;當代東方並購華彩天地;大地院線去年12月收購金華光影巨幕電影40%股權,溫嶺光影印象電影45%股權。有業內人士認為,目前國內院線行業處於高速擴張期與兼並整合期的臨界點。已上市的院線企業靠著資本助力持續擴張,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這也解釋了為何橫店影視及時代院線等急於上市,因為不趕上這趟資本列車,隨著院線巨頭並購加劇,中小院線將完全失去發展的空間。
在發展模式選擇上,更多院線加大對資本聯結型影院的投資力度。如大地院線主要票房集中在二三線城市,除一線城市外,大地院線布局了682家影院,占其全國總影院數的94%。但大地院線主要業務以電影發行為主,旗下影院730家大部分為加盟影院,這種加盟影院與院線粘著度較低,管理較為松散,合作容易發生波動,進而影響院線的票房增長。大地院線對此采取的措施是增加資本聯結型影院比例,上述收購金華兩家企業股權就是出於此種目的。
相比之下,橫店影視目前285家影院,資本聯結型有220家,加盟方式65家。
2015年其院線票房總收入19.77億元,占全國總票房4.5%;而大地院線2016年開業影院727家,銀幕3854塊,作為目前院線中影院數量及銀幕數量最多的企業,總票房36.7億元。雖然大地院線目前居於院線行業第二,但資本聯結型影院少卻成了其軟肋。另外,橫店影視的電影放映等毛利率雖然在同業中不算高,但與大地院線5%左右的電影發行毛利率比起來還是高出不少。
在業務構成方面,各院線都在努力培育電影發行與電影放映之外的增長點,以改變單靠電影放映這種不穩定的業務收入結構。因為電影票房收入主要受制於優質電影的產出,而後者與國內現有電影制作水準密切相關,這就受到產業鏈上遊的很大制約,而且電影票房季節性比較突出,每年主要依靠春節檔、暑期檔及國慶檔等幾個大的檔期。這導致院線企業每季度業績很不穩定,要改變這種被動狀態,就得加大爆米花、可樂、周邊衍生品等賣品業務占營收的比例,增加廣告貼片等收入。同時不少院線企業抓緊進入影視制作、發行等上遊領域,構建完整的電影產業鏈,如萬達電影提出的構建電影生活生態圈,基本覆蓋了全產業鏈,中影星美、完美世界都有內容制作及院線等資源,幸福藍海院線背靠江蘇廣電的內容優勢,橫店影視背後的影視內容制作同樣不容小覷。
從城市選擇方面看,由於一線城市觀影人口已經飽和,三四線城市成為未來票房增長的驅動力。2017年上半年三四線城市貢獻40%的票房,與二線城市差距縮小至2億,小鎮青年開始對未來電影市場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其觀影品味下降,實際上進口電影在三線及以下城市票房占比提升,2017年占比可超40%。因此未來院線企業在三四線城市會展開激烈的爭奪。
無論如何,橫店影視IPO闖關成功,可視為資本市場監管機構對國內影視市場基本走勢投下的一次贊成票。雖然IPO監管標準不會放松,但得益於國產片的一次絕地反擊,整個行業冰凍的土壤顯出了一絲松動的跡象。
“霸道總裁”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又上頭條了,這次是因為她快人快語的懟了賈躍亭。
11月16日,在天津企業家工作會議上演講時,董明珠透露,格力五年時間分紅超過360億,是上市公司里最優秀的企業之一,“股民投資給你就是希望有回報,如果一個企業僅僅靠上市公司來圈錢,我們會給社會帶來負面效應。”
董明珠特別提到樂視賈躍亭,“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的賈躍亭的事情,根本就是一個概念”,稱賈躍亭“給社會帶來了負能量”。
董明珠還表示,“一個企業的責任不僅僅是做一個好產品,還要對社會負責任,可能財富排榜沒有我的名字,但是排到中國品牌的時候有我們的名字,這就是我們的價值。”
想聽董明珠完整講話的,可以看看下面的視頻:
▲視頻來源:今晚網
從網友評論來看,大家都覺得“董小姐”說的沒毛病:
三攝:的確說的沒毛病
夜話小鋪:真正的女強人
大漠浪子7:董小姐說真話說人話
滬上鄉下人:董阿姨耿直圈粉!
稀不罕2:董小姐是妥妥的正能量,點贊
都在同一個圈子,公開批評另一個企業家,除了董明珠,真的很難找出第二個。況且從公開資料來看,董明珠與賈躍亭並無交集。不過,董明珠和賈躍亭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熱衷於造車,由此還曾傳出過兩人合作的傳聞。
對於賈躍亭,造車成為樂視資金鏈崩潰的最重要原因;對於董明珠,因為造車引起的風波也留下不少經典語錄。
“我進來不鼓掌,還是第一次。”“格力又沒虧待你們!我講這個話一點也不過分,我5年不給你們分紅,你們又能把我怎麽樣?”
這是董明珠2016年10月28日在格力電器臨時股東大會上的發言。當天由於中小股東的聯手阻擊,格力收購珠海銀隆的議案勉強通過,但募集96.9億配套資金等15項議案,最終未能成行。
格力電器收購珠海銀隆失敗後,董明珠個人投資10億入股珠海銀隆,其後更是將持股增至17.46%,成為珠海銀隆第二大股東。
“我們有的時候在一起都在說我們是朋友,那都是做錦上添花的,沒有來做雪中送炭的,這種人有沒有?有,但是說老實話真是為數不多。”
收購珠海銀隆失敗、卸任格力集團董事長之後,在一檔真人秀節目中,在談到創業的艱辛與孤獨,董明珠哽咽了。在其後面對央視采訪時,董明珠表示自己很少哭,但卸任後的確哭過。
為什麽格力手機用我的照片做開機畫面?這是為了尊重消費者
“很多明星代言的產品,結果消費者用完以後跟你所宣傳的不一致的時候,消費者投訴無門,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報道,所以當時我就想,我自己去代言吧,我是這個企業的一把手,我應該對你負責。”
格力手機用董明珠的頭像做為開機畫面曾引起爭議,這是董明珠在回答央視采訪時的解釋。
華為賣老大,我就賣老二
“我們的手機,網上有人說沒有成功。你怎麽知道我沒成功,華為賣老大,我就賣老二嘛。但(具體)什麽時間(實現),你為什麽對我這麽苛刻要求,今天說的明天就要做到,那我又不是神仙,有本事你來做。我們每一部手機都不是貼牌,每一部手機都是自己研發生產出來的。”
這是今年5月18日,董明珠在格力電器2016年年度股東大會談到格力手機時的講話。在格力手機還未被曝出來之前,董明珠就曾對外宣稱,若做手機,肯定能做到3年不用換。這是對消費者負責!還放下豪言,2015年的目標年銷量是一億部,與小米目標銷量一樣。不過,在2015年6月1日的格力股東大會上,董明珠將格力手機的目標由此前的1億部,縮小到了5000萬部。不過目前在市面很難看到格力手機的身影。
90後喜歡開網店是國家隱患
在央視《對話》節目中,董明珠談到互聯網渠道創業時表示:“90後不願意去實體經濟里工作,一個月賺一兩千不用受約束,不用打考勤,這一代人對國家經濟發展影響的隱患是嚴重的。”
中國要想成為強國,必須要靠實體經濟
在2016央視財經論壇上表示董明珠表示,“太有錢了,賬上1000多億在那睡覺,誰不眼紅?但是你要知道,一個實體經濟的發展,它要投入多少資金……現在很多人用杠桿來發財,那是對實體經濟的犯罪……我們一定要拒絕野蠻人。中國要成為強國,必需要搞實體經濟。”
與雷軍的十億之約
2013年底,在CCTV年度經濟人物頒獎上,董明珠與小米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軍在頒獎典禮上相遇,雷軍在臺上半開玩笑的說要跟董明珠賭一塊錢,結果董明珠直接將賭約提到了10億元,賭註是賭小米5年之內銷售額能不能超過格力電器。
每經編輯 何小桃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每經網、央視、新浪微博、今晚網等
2樓提及
其實爆棚哥咁燒$可唔可以帶番起T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