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雷曼兄弟”？德銀若轟然坍塌將產生怎樣的災難

下一個“雷曼兄弟”？德銀若轟然坍塌將產生怎樣的災難

一財網 一財網綜合 2016-02-14 13:22:00

海通證券報告指出，引發本輪德銀暴跌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1)德銀2015年錄得大幅虧損，未來發展前景暗淡;2)投資者擔憂德銀停止支付其所持“或有可轉換債券(Coco債)”利息。

萬達院線人事變動 官方回應：不會產生不利影響

導讀 : 公告顯示，葉寧是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董事職務，並稱其離職不會對公司日常經營和管理產生不利影響。

i黑馬訊 2月17日消息，昨日晚間萬達院線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會於2016年2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葉寧遞交的書面辭職報告。

資料顯示，葉寧於2002年加入萬達集團，2008年出任萬達院線總經理，2013年任萬達文化集團副總裁。

公告顯示，葉寧是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董事職務，並稱其離職不會對公司日常經營和管理產生不利影響。

同日，萬達院線副總裁、財務負責人許承寧提交書面離任申請，許承寧因工作變動原因，提請不再擔任公司副總裁、財務負責人職務，並將不在公司擔任任何職務。

附萬達院線公告：

關於董事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萬達電影院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於2016年2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葉寧先生遞交的書面辭職報告。

葉寧先生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董事職務。根據《公司法》、《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葉寧先生的辭職自辭職報告送達董事會時生效。葉寧先生辭去董事職務後，將不再擔任公司董事會專業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職務。葉寧先生的辭職，不會對公司日常經營和管理產生不利影響。

公司及公司董事會對於葉寧先生在擔任公司董事期間為公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特此公告

萬達電影院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2月17日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i黑馬，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公眾號（ID:iheima）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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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萬達院線 葉寧 董事 辭職

兩院院士大會會場內的特殊群體“雙院士”是如何產生的？

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視覺中國/圖）

中國工程院最初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以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

2016年5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在北京召開，同時召開的還有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這兩個同時、同地召開的大會被簡稱為“兩院”院士大會。

目前，“兩院”共有院士1608人，其中有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中科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簡稱“雙院士”，共有16人。

建築學家吳良鏞、曾擔任過國務委員的航空航天專家宋健都是“雙院士”，18人中最年長的是材料科學家嚴東生，生於1918年，最年輕的是原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

根據“兩院”各自制定的章程，允許院士“交叉當選”，也即中科院院士允許參加工程院院士的評選，反之亦然。

“但實際上這些‘雙院士’都不是自然當選的。”參與籌建中國工程院的中國工程院原黨組成員、原秘書長葛

能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是一個特意安排。”因為中國工程院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就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1994年中國工程學院聘任了30名中科院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1995年聘任了4名，此後沒再繼續。這34名“雙院士”也成了“絕版”，目前已有18人故去。

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反對

葛能全至今還能記得，中國工程院成立當天，差點出了個差錯。

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成立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當天早早去了會場的葛能全，一眼就看到一個大錯：橫幅上把“工程院”寫成了“工程學院”，他趕緊讓人改正。

他分析，誤會可能緣於很多人對工程院的不了解，以為它是大學一類的科技機構，實際上中國工程院是工程技術界的一個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要從1978年說起。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期間，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工程院院士田長霖，建議中國重視工程技術的發展。

1982年，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大會上，學部委員侯祥麟第一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倡議。後來，茅以升、錢三強、王大珩等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都提出了相關提案。

1992年4月21日，張光鬥、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6位中科院學部委員共同討論，由羅沛霖執筆寫成了一份《關於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報送中央。

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相繼作出批示後，相關部門開始征求對組建工作的意見，有贊成，也有反對。

科學界反對的理由是，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進行高校教改時，學科被細分，造成理科與工科分家，這已被很多人認為是個錯誤。如果再建立一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可能又會造成科學界與工程界的截然分家。

最後，中央綜合考慮後，還是決定進行籌建，由時任中科院院長周光召牽頭。周光召將籌建工作交給王大珩和師昌緒兩人。具體工作由中科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承擔，葛能全當時是這個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當時，一部分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也提出了反對意見。”葛能全印象中，這些人主要在當時的冶金部、地礦部、電力部等產業部門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有些學術功底，但沒有中科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學問深厚。

他們反對的不是成立工程院，而是反對由中科院牽頭，擔心由中科院牽頭，評選標準就和中科院一樣，有可能會將他們排除在外。反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當時的冶金部、中國水電等單位的一些官員。

面對這種情況，周光召提出，“應主要依靠在工程技術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或專家來進行，並在廣泛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後，報請中央和國務院決策”。“仔細讀一下，就能讀出周光召的意思。”葛能全說。

1993年，國務院決定籌建工作由國家科委牽頭，中科院改為“輔助”。這是個折中的辦法，既沒有讓中科院牽頭，也沒有讓產業部門牽頭。

不過，當時一些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不僅反對中科院牽頭，也反對由國家科委牽頭。他們認為應該由產業部門牽頭，“實際就是指國家經貿委。”葛能全說，經貿委與冶金、水電等部門對口。

時任國務委員宋健的態度是，名義上由國家科委牽頭，實際工作還要委托中科院學部聯合辦開展。

但實際操作中，爭議無處不在。本來當時籌備小組組長由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的師昌緒擔任，後來被換成一位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新中國成立後又到蘇聯讀大學的部長，成員中增加了冶金部有關領導等人，師昌緒成了籌備小組的副組長。

“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

1993年11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明確了機構名稱是“中國工程院”，成員的稱謂是“院士”，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也改稱院士。

進行第一次院士遴選時，又出現了爭議。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向各省鋪開，只在64個中央部委以及45個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中確定了108名候選人。

一些產業界的部長、副部長沒有進入候選人名單，很快中央接到反映說，候選人名單有問題，於是又補選了一次候選人，有兩名產業界的官員進入。

按照設計，工程院有醫藥衛生學部，但有中央領導認為醫藥衛生主要是與健康有關，與工程技術關系不密切，可以以後再說。這樣，一些醫衛界的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後來根據衛生部的報告，又成立了醫藥衛生學部。

候選人風波平息後，籌備小組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不少候選人都是產業界的官員，有些還是部長級的官員。

“這會不會影響工程院院士的權威性？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葛能全說，最後的方案是，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聘任了30名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有錢學森、王大珩、王選、路甬祥、師昌緒、朱光亞、張光鬥等具有國際影響力、得到國際權威認可的科學家。30人中，路甬祥最年輕，生於1911年的錢學森最年長，當時已經83歲。

葛能全解釋，從制度上看，這麽做也合乎規範，因為國務院批準的《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中就明確了工程院建立後與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互不隸屬的兩個最高學術機構，但要保持兩院的聯系，允許少數成員交叉當選，兼有兩個稱號。

“但這30人顯然不同於自然的交叉當選，而是一種特意安排。”葛能全說。最終從108名候選人中選出了66人，加上“特意安排”的30名“雙院士”，一共產生96名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又有4名中科院院士被提名選舉為工程院院士，成為“雙院士”，他們分別是水利學家嚴愷、冶金學家邵象華、醫學家吳階平、建築學家吳良鏞。

但這34人之後，就沒再產生過新的“雙院士”。葛能全說，倒不是因為後來的科學家學術威望不夠，而是沒有人再推薦，實際也無法繼續。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葛能全說，而且一些科學家已經具有很高的國際威望，有一個院士榮譽就夠了，也沒有必要掛著兩個院士頭銜。

按照當年國務院批準的籌建意見，中國工程院在發展過程中，院士總人數要超過中科院院士。這一目標已經實現，現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是841人，中科院的院士人數是767人。

（梁淑怡/圖）

香港人搶購泰國住宅 都是高房價產生的擠出效應

香港寸土尺金的地價令很多人蝸居於狹小逼仄卻價格高昂的公寓，樓市泡沫和房價的壓力讓更多的香港人開始考慮添置海外物業。近年來東南亞國家如泰國、新加坡等地被港人列為海外置業的首要目標，泰國長期以來為眾多香港投資者所熟知，加上巨大的價格優勢，其住宅項目無一例外引發港人的搶購狂潮。

近日泰國最大公共交通運營商BTS集團和泰國房地產開發商Sansiri合作的最新住宅項目THE LINE Asoke-Ratchada在香港舉行推介會。該項目位於曼谷新核心商業區內，因為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的便利，目前已有超過1000位買家登記參加下個周末的展銷會。

該項目在香港的獨家代理商、帝皇地產和亞洲銀行家俱樂部首席執行官賴遠方稱，新項目此次將面向香港買家銷售100-150個單位，約占單位總數的21%-31%。據以往經驗，他預測參加兩周後公開發售會的買家將會超過2000人，競爭將十分激烈。

地產商Sansiri的創始人及行政總裁Apichart Chutrakul談道，去年兩家公司曾合作推出多個住宅項目，在市場上引發極大回響，所有單位都在推出的第一天全部售罄，總價值超過29萬美元。它們吸引了不少海外買家青睞，據公司統計，這些項目的海外買家占10%，當中超過一半的買家來自香港地區。

數據顯示，2015年兩家公司合作的項目THE LINE Jatujak-Mochit和THE LINE Ratchathewi中，香港買家的投資比例分別占項目總值的10%和14%。關於這次的新項目，雙方預計香港買家的投資額將達1400萬美元，占項目總值的20%。

港人在泰投資有著很長的歷史，對泰國市場十分了解，這使得BTS集團、Sansiri公司和其旗下項目被香港投資者所熟知。Chutrakul表示，集團將海外業務的重點放在香港是因為他們希望能成為國際化的發展商。香港是他們海外最大和最優質的市場，他們將提供層數最好的單位供香港買家選擇。面對大中華地區的潛在市場，Chutrakul說，公司有在有在中國銷售相關項目的計劃，將來也會增加中國市場的投入力度。

Chutrakul指出，公司良好的聲譽是其銷售業績十分理想的重要原因，交樓時單位的實際情況往往能夠符合業主的預期，甚至超出預期，這是其他項目做不到的。此外，物業臨近交通樞紐，突出的設計、貼心的售後服務，以及豐厚的投資回報，都是吸引投資者的主要原因。此外，此次新項目的物業租賃回報率將高達6%。

賴遠方認為，雖然目前中國對海外資產的管控較為嚴格，香港投資者更容易進行海外投資。但從旅遊業的趨勢可以預測，若幹年後泰國將會成為中國人投資的熱門目標，屆時相關價格也會顯著上升。

Chutrakul介紹，泰國政府對於外國資金購房政策較為寬松，每100個單位中最多能銷售給外國人49個單位。外國買家可以擁有房子的產權，但是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關於今年的項目規劃，Chutrakul稱，包括THE LINE Asoke-Ratchada這一目標群體主要為CBD上班族的高層公寓在內，今年集團將與BTS公司繼續合作推出5個位於曼谷主要交通沿線的新項目。

據悉，這一新項目將於6月11至12日在香港萬豪酒店進行全球公開發售，屆時買家可於現場或透過電話等渠道進行認購，此次發售實行先到先得制。該項目單位售價為110萬港元(14.2萬美元)起，每平方米單價將於本周末公布。

哪些消費升級的創業方向容易產生錯覺？

青山資本 2016-06-13 09:44

文|青山資本

當創業者在尋求創業方向時，從市面上各種各樣的數據報告，總能看到一些某某市場規模動輒3000億、上萬億的預測，為什麽一頭紮進這個領域創業，發現精準的目標用戶卻不容易得？

為什麽創業者在去融資時，信心滿滿，感覺一個創業方向的市場無限大，但投資人卻直言市場容量太小？

種種類似關於消費升級創業機會市場規模的偏差或者對創業機會難度的判斷，成為創業者在選擇消費升級方向時常有的困惑。

我們說，消費升級項目之所以是創業公司的機會，一個核心前提是市場空間足夠大。在消費升級之後，還有足夠的空間進行延展，才具有高成長性的可能。

自然，創業者在找尋創業機會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很多市場規模的誤判或者對於進入該市場難易程度的錯誤評估。看起來很大，其實仔細看下來比較小，或者現階段沒有太多消費升級的需要，或者傳統品牌在此領域根深蒂固，不是一個創業項目能進行互聯網化改造的，諸如此類，據不完全歸類，看上去很美，卻存在創業機會錯覺的有以下幾種情況。

1、看起來很大，但是切得很碎的市場

比如青山資本之前探討過的兒童市場。兒童市場看起來尚在初級階段，不斷增長，用戶生命周期長，又付費意願強烈的市場。每年新生兒不斷新增，加之二胎政策放開，這是一個極其具有誘惑的市場。

但是，需要註意的是，無論是嬰兒還是大一點的兒童，雖然都稱之為“兒童”，但因為年齡的不同，各自的需求差別很大，所以會呈現“一歲一個市場”，在滿足用戶需求上並不具有規模化效應。所以當一個市場被切割的支離破碎， 看起來兒童市場很大，但創業者具體切入的創業方向所能直接覆蓋的人群規模會驟然縮水。

除了兒童市場，教育市場也有類似的情況。

2、看起來有創業機會，但傳統品牌根深蒂固

經常出現一種情況，創業者發現一個傳統領域有一些痛點，又發現該領域還沒有創業項目，仔細看市場上的零售數字非常可觀，一看機會很大，於是興致勃勃地向這個領域發起了消費升級的猛攻。

這時候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由於低估該領域的消費升級難度，和該領域的強勢品牌直接火拼，有強攻，沒有智取。消費者最在乎的比如安全等特性屬於傳統品牌的強項，但創業公司並不具備，或者沒有明顯優勢。

不具名地舉一個女性的高頻用品的例子，過去幾年，也有一些創業公司希望用互聯網的手段進行消費升級，但是鮮有成功。

可以想到的原因是，對某些產品安全要求比較高的品類，消費者的決策很慎重，這種傳統品牌的信任感背書是非常堅固的壁壘。要在這樣的領域取得突破，僅有簡單的產品和渠道微創新是不夠的。

3、有品類無品牌的傳統領域，單靠品牌難以撬動

與第二種情況不同，也有一些並沒有強勢品牌的傳統領域。舉個例子，在人們的生活剛需里，存在一些有品類，沒顯著品牌的商品。比如茶、農產品等。茶也有龍井、茉莉花茶，普洱等，除了品種的劃分，地域品牌的形象很強，比如安徽、信陽、武夷山等。

這些市場屬於剛需，人們的消費力很強，很明顯，有很大的消費升級的創業機會。但是有品類，無品牌的現實狀況，看起來很難突破固有的壁壘。

到底如何才能突破？也有創業者迷信品牌的力量，希望靠品牌來撬動這個市場，認為恰恰是沒有強勢品牌在的領域，正是新品牌崛起的機會。

實際上，消費升級的品牌是產品品質、品牌營銷等一系列因素的綜合結果，僅有品牌的升級是無法完成消費升級的。作為打造品牌的最核心的一步，提升產品品質，打造出一支“正規軍”，和其他“雜牌軍”區隔開來，對品牌的跳脫更有幫助。比如，一家新興的互聯網堅果品牌，就是對初級農產品進行標準化加工，在品質上實現差異化，從堅果品類中脫穎而出。

4、立場和資源不同，導致的創業機會認知偏差

與前三種情況不太一樣，這是創業者和投資人雙方的立場和資源不同導致的認知偏差。

簡單來說，創業者所理解的市場規模，和投資人理解的市場規模和機會是不一樣的。

投資人在推導市場規模或者一個創業方向是否可行時，立場相對中立客觀，通過數據等方式進行預判市場規模，然後尋找適合做這個方向的團隊來投資。

成熟的創業者會把市場需求作為最核心的考量點，也但受限於其視野、資源等，最後做出來的項目一定是“市場需求”和“我能做什麽”的交集。投資人則完全沒有“我能做什麽”的約束，這是雙方最大的不同。

無論是創業者還是投資人，在決定一個消費升級的機會時，先確定需求的真實性，升級的難度，確定該消費升級的機會是否可行。具體到做的環節，在與傳統市場進行PK時，更要“避實就虛”，做出自己的差異化，避開那些看上去很美，一踩成空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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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我國質量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質量配置效率不合理

中國質量存在很多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麽?這是一個必答題。

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政府的質量監管發揮了一定主導作用，但從目前現狀看，這些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產生中國質量問題的原因分析，目前大體上有三類：第一類原因是政府，即政府對質量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質量治理不得力，抑或是地方行政機構基於財政、就業、經濟等方面考慮，形成了地方保護主義行為;第二類原因是企業責任主體的缺失，突出表現為企業家質量素質缺陷和企業在生產經營環節中故意弄虛作假;第三類原因是社會層面，主要表現為社會發展水平滯後於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需求，以及社會公眾的質量文化水平亟待提高等。

基於以上原因，學界發表了多篇論文進行闡述，各地政府也紛紛改進質量監管政策，但事實卻一再證明，這些改進措施並沒有很好地解決中國質量問題。其根源在於，上述三類原因並非中國質量問題的決定性因素。

筆者基於實證分析數據，對產生中國質量問題的根本原因給出了一個答案：產生我國質量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質量配置效率不合理。

什麽是配置效率?它與生產效率存在什麽樣的區別呢?

實際上，促進某區域的經濟發展(或提高某區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路徑一般有兩種：一種是著眼於提高該區域的生產效率，即通過內在的行為改變(包括提高員工的素質、增強科學技術研發、提高管理水平等)來提高生產效率;另一種則是著眼於完善影響行為的制度和機制，即通過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來提高配置效率。

舉例來說，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大難題。當時，我們將產生農業問題的原因歸結為農民群體本身，即農民缺乏良好的組織管理系統、科學的農業生產技術以及先進的生產機器。這些原因體現了生產者內在的行為改變，屬於生產效率的範疇。在這一原因的背景下，政府為提高生產效率做了很多嘗試，但收效甚微，農業問題也甚至一度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農業問題(至少是糧食問題)僅在五年內就得到了有效解決，解決方法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將土地分給農民、讓農民以家庭為單位自行安排生產。這種以農戶為單位的家庭生產方式，充分調動了農民提高生產效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了社會生產率，使困擾我們多年的農業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通過從完善影響行為的制度和機制入手，進而改變資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較好解決了我國農業問題，這無疑是從配置效率角度解決問題的一個絕佳範例，這也為中國質量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啟示。

為什麽我們花費了如此大的精力去解決質量問題卻效果不彰?是我們在質量生產效率和質量配置效率的路徑選擇上，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實際上，解決我國現存的質量問題主要有兩種路徑，即質量生產效率和質量配置效率。質量生產效率方面，主要著力點在於提高公民的質量素質和質量文化水平，引進先進的質量管理體系，加大檢測設備投資，加強質量保障技術攻關等;質量配置效率方面，主要著力點在於建立優質優價的質量市場機制、充分競爭的質量信號傳遞機制、多層次的標準與認證機制等。通過分析這兩種路徑的優勢與劣勢發現，資源配置方式的最大優勢在於能通過對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來間接提高生產效率。

筆者基於行業差異對政府質量監管的績效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政府的監督抽查偏向於重點監管行業的企業，但其對企業產品質量的提升作用並不顯著。實證結果表明，政府對企業產品質量的監督抽查並不能有效解決我國的產品質量問題。

對產品質量的控制是企業內部的質量管理，屬於企業質量生產效率的範疇，在充分競爭條件下，企業只有通過質量的提升才能獲得更高的價格與市場份額，形成更大的競爭優勢。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具有通過質量生產效率的提升來獲得利潤的內在激勵，具有最大的動力去推動質量提升。如果政府對企業內部生產效率進行過多幹預，將給企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阻礙企業家精神的充分發揮以及企業質量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的提升。

然而，現有的政府質量監管政策，如監督抽查、標準體制等，大多是對企業質量生產效率的直接幹預，而不是面向整個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化，可以說，政府的質量監管政策存在著很大程度的錯位。這一現狀導致市場在質量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無法得到發揮，嚴重影響了我國質量水平的提升。具體表現為：大量的質量管制壁壘的出現，企業與消費者的質量主體地位得不到確立;市場化的質量信息主體缺乏，質量信息不對稱得不到解決;專業化質量社會組織的發展滯後，質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無法形成等。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質量問題要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關鍵在於改變政府質量監管政策的錯位，更加重視質量配置效率的提升，建立優質優價的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具體來說，就是要大幅減少質量管制壁壘，尤其是過多的事前審批，確立企業質量創新的主體地位，激發企業質量創新的內在動力;要發揮消費者在質量創新中的驅動者地位，特別是加強消費者的集體行動能力，包括消費者保護的集體訴訟、對違法企業的懲罰性賠償和獎勵內部人舉報制度的建立;要培育和發展檢測、標準和認證等市場化的質量技術服務機構，增加市場中質量信息的有效供給，降低買賣雙方質量信息的不對稱;要促進專業質量社會組織的培育，加快“比較試驗”制度的推行，廣泛開展對企業產品和服務質量的第三方評價;要建立以競爭性的“團體標準”為主導的標準化體制，促使標準的不斷更新並及時反映技術、產業和產品的趨勢變化，讓企業產生追求更高質量產品的動機，形成市場的質量自我規制;要建設以質量信用為基礎的社會化“質量大數據工程”，使得企業能夠識別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消費者能夠識別企業產品真實的質量狀況，政府實施更有效的質量政策與質量公共服務。

總之，中國質量最需要提高質量配置效率，而不是人為幹預企業在質量上的生產效率。

(作者系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社論】警惕房地產繁榮產生的負面效應

5月份經濟數據甫一發布，即引發社會熱議，尤其是民間投資與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形成的反差：1~5月份，民間投資116384億元，增長3.9%，2015年全年為10.1%;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34564億元，同比增長7%，較去年同期加快1.9個百分點。

針對民間投資增速呈現斷崖式下跌，在國家發改委昨日上午的新聞發布會上，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李樸民表示，目前在促進民間投資、穩定增長方面還存在政策制定落實、政府管理服務、市場環境建設、企業自身發展四方面的問題。此外，據此前國務院派出督導組的反饋，民間投資失速原因之一是近年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下滑，尤其是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利潤增速可能會下降，影響了投資的積極性。

然而，從上述兩點原因來看，似乎不足為憂。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民間資本獲利漸難，退出符合經濟規律。目前政府要做的，是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由於民間投資天然的逐利屬性，自會流入前景可期的新興產業。另一方面，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直是本屆政府致力的方向，無論是市場準入還是政策放寬，可以預見將越來越有利於民間投資。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房地產再度繁榮帶來的負面效應。以民間投資為例，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民間投資同比增長8.0%，增速甚至比1~4月增加0.3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增長5.7%，回落1.1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增長2.0%，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29.3%，降幅擴大 6.2個百分點。

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速較高，除了與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更有成效相關，更重要的是，房地產的繁榮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大量的資金流向了樓市火熱的一二線城市，而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以廣東為例，1~4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共完成開發投資2473.32億元，同比增長16.2%，而近年來，廣東民間投資近半集中在房地產。北京市的情況更為極端，今年1~4月民間投資有八成投向房地產。

在實體經濟利潤下行以及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不僅包括能夠拿到利率較低的信貸資金的國企，民間資本也大量湧入房地產行業，對房價的上漲起到了助推作用，而房價的過快上漲對其他行業，尤其是制造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同時，企業由於房價上漲增加了運行成本，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進一步被削弱。

因此，欲讓民間投資重回健康狀態，最重要的還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手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發展，一手加快產能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一旦戰略新興產業取代房地產等產業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民間投資增速自然回升。

與此同時，對信貸增速過高需采取謹慎態度。去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交替上漲，與貨幣供應寬松關系較大。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近日在陸家嘴論壇所言，“貨幣供應過多了，不是帶來物價的上漲，就是帶來資產價格的上漲”。而且，在政府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實行限購、土地拍賣限價等舉措外，控制信貸增速重要性愈顯。

房地產拉動中國經濟的傳統模式，不僅不符合經濟轉型大勢，且在整體高庫存下無異於飲鴆止渴，這從決策層到普通民眾也早有共識。當前，無論從微觀上看民間投資增速如何回升，還是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經濟的長遠前景，對房地產等行業出現非理性繁榮“壯士斷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積極培育新動能，都顯得迫在眉睫。

耶倫赴國會山“半年考” 退歐將產生溢出效應

上周三，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決定維持0.25-0.5%的超低利率政策不變;幾天之後，英國將迎來退歐公投。風口浪尖之時，美聯儲主席耶倫再赴國會山接受“半年考”。北京時間6月21日晚，耶倫連續兩天出席國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和眾議院金融委員會的聽證會。

在預先準備好的講稿中，耶倫不出意外地延續了上周新聞發布會上的措辭。她表示，美國的經濟增長在近幾個季度呈現出不平衡(uneven)。今年一季度，美國新增就業平均每月超過20萬人，但4-5月的平均就業新增驟減至8萬。外部增速放緩和美元上漲對出口行業構成壓力;除能源業以外的商業投資異常疲軟(surprisingly weak)，第一季度美國GDP年化增速減緩到0.75%。但同時，近來經濟數據顯示GDP在第二季度將出現明顯提升，消費者支出增長喜人。

美聯儲將於7月26日-27日再次召開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但耶倫並未就是否將在下一次會議上加息給出任何暗示。雖然，美聯儲主席不認為美國經濟將在明年底以前重回衰退，但鑒於近期就業市場改善步伐出現放緩，美聯儲在調整貨幣政策時將保持謹慎。在上周結束的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上，美聯儲預期今年年底前基準利率將保持在1%以下，在2017年底前保持在2%以下。

距離英國退歐公投開始僅不到48小時時間，多名議員的提問也與此相關。耶倫本人在上周承認這一事件是聯儲貨幣決策的考慮因素之一。在聽證會上，她進一步表示，英國退歐將在一段時期內，為英國經濟和歐洲經濟一體化帶來不確定性，並產生溢出效應。

耶倫認為現階段很難預測退歐引發的後果，但美聯儲將保持密切關註：“在公投結果發布之後，不確定性將可能激發金融市場的風險厭惡情緒（risk-off sentiment）——資金可能湧向諸如美元等的避險貨幣資產，推升其匯率走高。我不想過分誇大退歐帶來的影響，但美聯儲將保持密切關註，並會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將其納入考量。”

G20成員國是如何產生的?

G20成立於1999年，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屬於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機制。原本是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級的對話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後因為2008年的經濟危機，會議規格有所提升，改為召開領導人峰會以商討對策，2009~2010年間每年舉行兩次峰會。自2011年戛納峰會以來，G20峰會改為每年召開一次。

G20國家占世界人口的70%、世界生產總值的90%、全球貿易的80%。

在多倫多大學政治科學教授、G20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柯頓(John Kirton)看來，G20的誕生是德國和美國協同合作的結果。

在2012年11月於比利時魯汶大學發表的演講中，柯頓指出，G20的概念雛形誕生於1988年6月21日。當時，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G7峰會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就以下觀點達成了一致：

“亞太地區一些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已經在全球貿易顯得越發重要……而伴隨經濟重要性而來的是更重要的國際責任，以及近期工業化國家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間更具建設性對話和合作努力中的共同利益。這種對話和共同努力將以宏觀經濟、貨幣、結構和貿易政策領域為中心，以為全球經濟獲得可持續和平衡的發展達成一種國際性的調整。”

9年後，也就是1997年，G7國家將民主革命帶向全球，並啟動了全球化進程。但當G7領導人在美國丹佛再次聚首時，俄羅斯也加入了這一“強國俱樂部”，他們卻未能預見比爾·克林頓後來所稱的“21世紀的第一場危機”。就在丹佛峰會結束後幾周，泰國金融系統崩潰，接著是印度尼西亞、韓國和俄羅斯。接下來的幾年中，美國瀕臨崩潰邊緣，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有如多米諾骨牌一般紛紛倒下。

鑒於此，G7國家兩位財長——加拿大的保羅·馬丁和美國的拉里·薩默斯認為，需要一種全新的國際機制來治理這樣一個全新的、聯系緊密的世界。當然，成員國也將不僅限於發達工業化國家，還要包括亞洲、美洲等地區的新興國家。因此，除了選擇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這8個國家之外，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國也被選為成員國，另外，沙特阿拉伯、墨西哥、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韓國、土耳其和阿根廷也被納入了20國集團。

柯頓在自己所著的《全球化世界下的G20治理》(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sed World)一書中稱，G20成員國的選擇主要是由時任德國財長漢斯·艾歇爾(Hans Eichel)的副手科赫·韋澤爾(CaioKoch Weser)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副手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負責的。書中對此有一段頗為有趣的描寫：

“蓋特納和科赫·韋澤爾一邊瀏覽國家列表，一邊說，加拿大加入，西班牙不加入，南非加入，尼日利亞和埃及不加入，等等。他們把這份列表發送給其他G7國家的財政部長，然後第一屆會議的邀請函就發出了。”

為了幫助G20完成兩大核心使命，兩大全球性政府間機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加了進來，前者的加入是為確保全球金融穩定，後者則是為確保全球化的好處能夠惠及每一個人。

今年5月30日，柯頓在訪問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時表示，從財長和央行行長機制升級為峰會機制後，G20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集中於危機應對，第二階段集中於危機預防，第三階段則集中於全球導引。而在G20未來該如何發展這個問題上，柯頓認為應關註一些傳統社會的結構性改革問題，如整體應對疾病和衛生醫療、性別問題、反全球化運動等。

北京環保回應“水中PM2.5”：不會對健康產生明顯影響

10月17日，北京環保宣傳中心官方微博@京環之聲今日發帖回應媒體報道《23省44城市自來水檢出疑似致癌物》。

@京環之聲表示，清華大學研究人員歷時3年，在全國23個省、44個城市和城鎮、155個點位采集了164個水樣。水樣涵蓋水廠出廠水、家庭自來水和水源水，這是迄今為止國內規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調研。研究人員檢測了自來水樣中當前已知的全部9種亞硝胺類消毒副產物，其中NDMA(亞硝基二甲胺)是亞硝胺類化合物中含量最高的。

於是有的媒體寫出了題為《23 省 44 城市自來水檢出疑似致癌物》的報道，一時間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對此，@京環之聲進行了解讀。

亞硝胺是致癌物嗎?

亞硝胺類化合物被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判定為 2A 類致癌物，即“動物致癌證據明確，但人類致癌證據不充分”。另有很多流行病學研究表明，亞硝胺類化合物與消化系統癌癥有較明顯的相關性。

聽起來有點嚇人的樣子，那為什麽自來水中會有亞硝胺類物質呢?

亞硝胺是自來水消毒的副產物

自來水廠消毒通常會使用含氯消毒劑，在氯的作用下水中的少量汙染物會變成消毒副產物，其中部分有機氮化物可以變為亞硝胺類物質。氯是最廉價且相對安全的消毒手段，多年來始終找不到它的替代品，因此亞硝胺等微量消毒副產物也無可避免，世界各國無一例外。

目前大多數學者的觀點是：包括亞硝胺在內的自來水消毒副產物並不會對健康產生明顯影響，但是如果不消毒，帶來的危害可能更大。WHO（世界衛生組織）的飲用水指南也持同樣觀點。

水中的亞硝胺危險嗎？

既然目前的自來水中不可避免地會含有亞硝胺類物質，那麽我們就來關註一下劑量。

本次清華大學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自來水中 NDMA 的平均濃度大約是 11 ng/L；華東、華南地區，家庭自來水中的 NDMA 平均濃度大約在 18 ng/L 左右；長三角地區的家庭自來水中 NDMA 的平均濃度為 28 ng/L 左右。（註：1 ng/L，萬億分之一，即 0.0000000000001）

這也是為什麽新聞中說華東華南“最嚴重”的原因。

那麽這些數據意味著什麽呢?說明這些自來水都不能喝了嗎?

雖然自來水中的亞硝胺是一個研究熱點，但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針對它制定了標準。比如美國加州制定了一個特別嚴苛的標準(10 ng/L)，如果用這個標準衡量，中國自來水有 1 / 4 左右超標。

但是看看別的標準：加拿大衛生部的指導值是 40 ng/L；澳大利亞的指導值是 100 ng/L；WHO 的指導值也是 100 ng/L。

如果用這些標準衡量，本次清華大學的調查中僅有極個別樣本超過澳大利亞或世衛組織的標準，而超過加拿大標準的只占 7% 左右。也就是說，如果按照 WHO 的標準，這次檢驗中絕大多數水是安全的。

@京環之聲表示，雖然水要天天喝，但畢竟亞硝胺的濃度比較低。如果按照媒體報道的數據推算，即使你一輩子喝長三角的水，因為亞硝胺得消化道癌癥的概率也只有十萬分之幾。 相對而言，其他來源的亞硝胺更值得關註。如：腌臘食品、煙草等。

安全，不代表不需要改進

@京環之聲同時坦言，這次檢出 NDMA 的樣本中，中國的平均濃度(中位數)大約是22 ng/L，而美國是4 ng/L。此外，無論檢出亞硝胺類化合物的種類還是檢出率，中國的情況都比美國更嚴重。如果和歐洲、日本相比，我們的差距更大。而且，清華的研究人員在長三角某縣城的龍頭水中檢出了全國NDMA的最高濃度，是44個城市中唯一超過世界衛生組織100ng/L標準的，這歸根結底，是源頭汙染的問題，所以解決問題重在控制源頭汙染。

@京環之聲最後強調，安全，不代表不需要改進。當然要盡可能減少亞硝胺這種可疑的致癌物，但如果盲目追求“高標準”，最後傷害的還是全體納稅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