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五問延遲退休：能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問題？

新華社五問延遲退休：能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問題？

新華社 2016-03-04 20:58:00

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今年將拿出延遲退休方案，並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喊”了多年，延遲退休真的要來了。這一涉及億萬勞動者的話題，也成為兩會代表委員和專家學者聚焦的熱點。

新華社指責微信：“朋友圈”不能成為非法營銷“樂土”

新華社發表署名評論文章指出，對“朋友圈”頻繁出現涉嫌虛假宣傳、欺詐、內容涉黃的廣告，以及防不勝防的第三方平臺和外部鏈接，微信管理團隊應主動扛起凈化“朋友圈”的責任。

文章認為，近年來，隨著微信用戶越來越多，不少人看中微信帶來的流量紅利，打起了利用社交工具行騙的主意。面對暗潮湧動的轉發、點擊等營銷產業鏈，微信平臺和相關監管機構應警惕其中違法行為，及時介入，不可任其成為市場監管死角。

微信“朋友圈”大多是熟人，具備較高可信度，這給一些圖謀不軌者提供了“殺熟”機會，甚至為不法分子提供了欺詐誘騙的可乘之機。例如，有不法分子慫恿用戶轉發帶“三無產品”廣告的“雞湯文”謀取暴利，其向廣告主索要的費用是用戶分成費的十倍;有的第三方公眾號允諾用戶群發廣告後就能“免費領商品”，卻在收取遠高於市場價的“郵費”後，寄給用戶成本極其低廉的劣質商品等。

此外，測試小遊戲、點贊獲禮品、行善尋親、掃碼送話費、回複換禮品等花樣百出的“朋友圈”營銷內容，可能導致個人信息泄露，並給個人隱私和財產安全帶來威脅。

近年來，新媒體營銷迅猛發展，相關部門對於新興廣告模式和社交網絡營銷模式的監管較為滯後，管理缺位、打擊不力使“朋友圈”中的監管盲點逐漸增多。尤其是註冊微信號不需要實名認證，讓不法分子少了“後顧之憂”。

對“朋友圈”頻繁出現涉嫌虛假宣傳、欺詐、內容涉黃的廣告，以及防不勝防的第三方平臺和外部鏈接，微信雖有苦衷，但作為用戶數已經突破6.5億的社交平臺，微信管理團隊應主動扛起凈化“朋友圈”的責任。

今年4月，微信方面曾發布過《微信外部鏈接內容管理規範》，但目前管理外部鏈接主要還是依據用戶舉報，這遠遠不夠。移動互聯時代對技術監控手段和自查自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微信平臺的監管能力應與其產品研發、推廣等齊頭並進，保證“朋友圈”的生態環境，真正對用戶負責。相關職能部門也應繼續完善監測體系，加強監管，做到全覆蓋、無縫隙、無死角。對虛假欺騙內容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縱容姑息，還“朋友圈”一方“凈土”。

新華社：二三線城市消化商業地產庫存需50余月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全國商業營業用房待售面積高達15263萬平方米，同比激增23%。有關數據還顯示，二三線城市商業用房等消 化周期高達50個月以上，一些城市甚至達100個月以上。專家說，商業地產去庫存形勢很嚴峻，壓力要比住宅地產還大，將直接關系到市場的健康發展。

實體商業不景氣，拖累商業地產“入冬”

近年來，由於實體商業的不景氣，百貨業態及賣場相繼出現集中關店現象。百盛、天虹、王府井、萬達等多個知名百貨公司相繼關閉部分其在二三線城 市，甚至一線城市的門店。同時，另一零售主力業態“大賣場”也陷入業績下滑的困境。據《中國商業地產行業(2015/2016)年度發展報告》稱，全國連 鎖的大潤發超市利潤在2015年首次停止了增長，永輝超市業績也出現了小幅下滑，其他一些賣場也紛紛放慢甚至暫停了開店計劃。

根據中華全國商業信息中心數據，2016年上半年全國50家重點大型零售企業零售額同比累計下降3.1%，相比上年同期回落了4.2個百分點。

下滑的實體商業拖累商業地產“入冬”。同策咨詢研究部數據顯示，6月末，全國十大城市商業市場累計存量再刷歷史新高，已達5267.75萬平方 米，同比上漲幅度達10%。其中北京、成都、天津、杭州等4個城市商業存量創新高，成都、天津、南京存銷比分別高達141個月、96個月、83個月;北上 廣深4個一線城市的存銷比分別為56個月、42個月、23個月、36個月。

同策咨詢研究部研究經理許之靜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當前商業地產產能過剩情況嚴重，二三線城市的存銷比多在50個月以上。

“商業地產去庫存的壓力比住宅地產還要大。”商務部市場運行專家、中國商業地產聯盟秘書長王永平說。

商業地產現整體性困難，去庫存僅靠企業單打獨鬥難度大

住建部住房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商業地產聯盟理事長顧雲昌表示，泡沫化、同質化、邊緣化、過量化是當前商業地產面臨的主要問題。

王永平說，目前，商業地產行業呈現整體性困難，問題既來自行業內部，如商業規劃失控、地產商業項目供應量過大等，也有電商沖擊、經濟下行等外部因素。因此，商業地產去庫存效果，直接關系到市場是否能健康發展。

陽光100集團常務副總裁範小沖說，庫存壓力不僅來自於巨量的建築設施庫存，對開發商來說還有資金及成本的壓力，以及“來自大量物業的庫存壓力”。

在這些壓力下，商業地產開發商開始紛紛謀求“出路”。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勁說，北辰一直以北京為中心在發展，但近年來，也進入了武 漢、杭州、南京、蘇州、長沙等全國多個城市，開發了20多個項目，其中不乏大體量的商業地產項目。“按眼下形勢，我們不排除出售或出租一部分商業資產，以 盤活商業資產。”

以“酒店+地產”模式經營的成都明宇實業董事長張建明表示：“面對當前的市場形勢，需要有新的商業業態來填充，商業地產項目一定要創新才有出路。”

成功開發了上海新天地、虹橋天地等項目的商業地產企業中國新天地，正是對項目導入了歷史、文化、各類社會活動以及現代服務功能等，所經營項目均有不俗的業績，像上海新天地已成為上海市新的商業中心和地標性建築。

但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商業地產受宏觀經濟的影響較大，而且投資規模、建築面積等都比較大，去庫存僅靠企業單打獨鬥有相當的難度。一邊是高企的庫 存，一邊還在批地。“政府的責任是真正管控好土地的供應量。”顧雲昌說，在目前形勢下，不能以規劃大量商業地產帶動周邊建設作為提升城市形象的手段，而是 要根據市場需求，有保有壓。

去庫存應“兩端”出手，管住“供給”拓展“需求”

針對各地去庫存壓力，顧雲昌認為，政府首先應從供給端入手，要優化土地供應結構，通過供地、規劃等途徑控制增量。對於庫存量大的城市，要暫停商業用地出讓。

記者了解到，福建省明確未來供地計劃分五類來調控，分別為“顯著增加”“增加”“持平”“適當減少”“減少直至暫停”，由此來確定市場供應規 模。四川省明確，對營業用房、辦公用房等商業用房庫存較大的城市，嚴格控制新增商業用房土地供應和規劃指標。山西省也提出，允許在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積率不 變的情況下，將商辦土地用途調整為居住用地，以盤活存量土地，有效促進商業地產去庫存。

為消化現有庫存，各地也在出招。如福建、四川、昆明等省市明確提出“商改住”政策，即在滿足一定條件下，允許商業用地調整成為住宅用地;已建在建的商業用房在一定前提下，可改變建築使用功能，用於教育培訓、文化、旅遊等經營性、公益性用途。

但長期研究土地和住房市場的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劉璐認為，如果改變土地用途，土地出讓金的補繳標準是什麽?是按照起拍價還是按照周圍其他地塊的參考價?這在“商改住”政策中要細化落實。

不過，多數開發商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商改住”政策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合法“轉舵”的機會。

雖然目前商業地產面臨體量較大、庫存較多、租金回報受限等挑戰，但也迎來了消費擴大升級的機遇。因此，專家建議，商業地產在運營上，一方面要考 慮如何合理配比業態，另一方面則要通過創新填補客群空白;同時，政府也應采取措施推動和鼓勵傳統商業向體驗型業態過渡。根據新的消費趨勢，未來商業零售業 發展將向以體驗式業態為主的商業綜合體過渡。

新華社：下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

在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凸顯的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再次下調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測，但同時上調了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盡管經濟轉型和改革帶來諸多挑戰，但中國經濟中長期前景是光明的。”IMF總裁拉加德道出了看好中國經濟的原因。

近來國際社會有不少肯定中國經濟的聲音，尤其是一些相關機構、媒體認為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富有成效，經濟抗壓性更強、更富韌性，增長更可持續，中國經濟“崩潰論”“硬著陸論”等已不再有市場。

從經濟基本面出發，外界完全有理由對中國投出“信任票”。今年上半年，面對國內外多重困難挑戰，中國政府穩定宏觀政策取向、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速保持在6.7%，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穩中有好，符合預期，發展新常態的特征也更加明顯。

無論從我國經濟體量看，還是從世界範圍觀察，6.7%的經濟增速都值得稱道，屬於中高速增長，在世界各經濟體中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這個速度背後是有就業有質量有支撐的增長，具有較高的“含金量”。

例如，我國服務業持續較快增長，穩居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成為穩定增長的主動力、吸納就業的主渠道;擴內需、促消費進展積極，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內需又主要靠消費拉動的態勢明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落地，“三去一降一補”等五大任務取得了初步成效……

無需諱言，盡管上半年“成績單”可圈可點，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尚不牢固，經濟走勢仍然分化，調整的陣痛還在持續，新經濟、新動能發展勢頭良好但在規模上還難以與傳統動能等量齊觀。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跑好“下半場”，首先要正確把握當前經濟形勢。對此我們既要有憂患意識，又要有戰略眼光，特別是要註意超越短期的、局部的表面現象。

從趨勢看，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這意味著短期的壓力，放在更長周期來看，可能不過是波浪前進的新曲面、螺旋上升的新彎道。

例如，上半年地區、行業經濟運行分化問題比較突出，但應該意識到，調整帶來分化，沒有分化就沒有進一步調整。當前，產業、需求結構方面的新變化，各地發展的新亮點新起色，都昭示著不斷分化中，中國經濟正在蓄勢蓄能。

據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分析，從中長期看，我國現代化進程仍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沒有完成，消費結構正處在升級的關鍵階段，加上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龐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廣闊的發展空間等等一系列基本面因素，決定了我國經濟有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和條件。

然而，經濟增長潛力不會自動變成現實的經濟增長。展望下半年，全球經濟仍將受困於低速增長，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宏觀調控的兩難和多難問題或將有所增加。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有正確認識經濟基本面，我們才能堅定信心，保持定力，迎難而上，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促進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

新華社：要穩住宏觀政策 不能自亂陣腳再搞強刺激

“十三五”開局之年的中國經濟，上半場“成績單”已經公布。在為經濟穩中有進感到鼓舞的同時，更要直面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和較大的下行壓力，積極應對轉型升級中遇到的種種挑戰，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為“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開好局。

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在上升，中國經濟面臨較為嚴峻的外部環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已經8年，世界經濟複蘇之路依然曲折，國際貿易持續萎縮。上半年，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是負10.4%。隨著英國脫歐的推進，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繼續發酵，未來世界經濟金融仍有可能出現新的波折。中國經濟的外需將持續承壓，而且還要防範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對中國的沖擊。

國內經濟轉型在取得積極進展的同時，也在承受陣痛遭遇挑戰，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凸顯。一方面是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市場預期不穩，民間投資的投資意願不足，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降至2.8%;另一方面是去產能、去杠桿等結構調整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對企業經營、就業、財政收入、銀行資產質量等產生影響。特別是重化工行業企業，以及經濟結構偏“重”的地方，面臨較大困難。

中國經濟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轉型升級之路，也不會是一場輕松愉悅的旅程。遇到困難和挑戰很正常，關鍵是必須增強定力、堅定信心，必須改革創新、重點突破。

面對困難和挑戰，要堅定信心，穩住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是轉型升級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需要理性面對。新舊發展動力的轉換需要一個過程，舊的動力確實在衰減，但新的動力成長勢頭在加快，要有信心。特別是中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因此，面對下行壓力我們要穩住宏觀政策，不能自亂陣腳再搞強刺激，否則功虧一簣、後患無窮。

面對困難和挑戰，要迎難而上，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刻，要加速培育新的經濟結構，加快強化新的發展動力。要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特別是在去產能問題上，不能因為部分產品價格的一時回暖就動搖決心，而要堅決以此為抓手，把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要素資源，逐步從舊動能中退出，積極向新動能聚集。要通過大力推動科技創新，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不斷提高中國企業和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核心競爭力。

面對困難和挑戰，要重點突破，以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增強發展動力。穩增長，投資是關鍵，要充分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引導其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在穩增長的同時發揮補短板的作用。要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真正樹立服務意識，優化投資營商環境;要進一步拆除市場準入的“玻璃門”“彈簧門”，清除制約民間投資的障礙;要創新投資模式，鼓勵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發展，解決好民間投資的權益和回報問題;要落實減稅清費的各項措施，讓民間投資輕裝上陣。

面對困難和挑戰，要抓住根本，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歷史一再證明，改革釋放的活力、激發的信心，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奇跡的根源。越是在轉型關口，越是要用好這“關鍵一招”。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已經繪就，一個又一個專項改革方案已經出臺，人們對重大改革舉措的落地充滿期待。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要深化金融改革，讓金融有效服務實體經濟;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實體經濟減稅清費，為結構調整提供支撐。

上半年來之不易的發展成績，已經為下半年的經濟工作打下較好基礎。面對困難和挑戰，我們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促進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

新華社發表經濟形勢系列述評之三：加快培育發展新動能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6.7%的增長，增速呈現換擋趨勢。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表面上看是增速換擋，內核是動力的轉換和接續。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動能轉換尤為重要。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已發生很大變化。從需求結構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去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今年上半年，這一貢獻率更是達到73.4%。特別是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持續擴張，旅遊、文化、健康、養老、體育等消費產業加快發展。

從產業結構看，服務業成為第一大產業。上半年三產占GDP的比重達到54.1%，比去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文化產業等重點領域發展向好，對穩增長、保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新產業方面，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繼續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二季度增長11.8%，比一季度加快1.8個百分點。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方面，上半年網上零售額增長28.2%，網絡約車、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新產品保持較快增長。

當下的中國經濟如同一輛油電混合動力汽車，一方面有傳統產業和需求的“汽油”推動，另一方面有新經濟的“新能源”驅動。雙引擎、新動力正逐步形成，經濟轉型初見成效。

但如果仔細觀察，這輛汽車的動力短板仍然存在。消費需求雖然蓬勃發展，但有效供給不足，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變化，供需錯配仍然制約著有效需求的釋放。新經濟盡管在支撐發展、保障就業、促進轉型升級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目前在規模上還難以與傳統動能等量齊觀。促進創業創新的體制機制、制度環境等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當前，中國經濟上升動力和下行壓力交織，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經濟轉型升級進入關鍵時期。面對動能叠代更替的經濟規律，需要新動能異軍突起和傳統動能轉型，才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躍上新臺階。

培育新動能，首先必須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正是為了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不斷升級的需求。

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優勝劣汰和產業重組，提升產能過剩行業集中度，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增強核心競爭力，加快推進新舊動能轉換。

培育新動能，要堅持培育產業新優勢。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加快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要進一步推進“互聯網+”行動，廣泛運用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不同領域融合發展，催生更多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培育新動能，必須堅持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針對市場主體期盼，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效能，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為創業創新清障搭臺。

培育新動能，根本上要靠創新驅動。要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著力突破重大關鍵核心技術，推進創新成果轉化應用。要依靠創新驅動打造發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

可以期待，隨著各項改革政策的落實，假以時日，異軍突起的新動能將撐起未來中國經濟一片新天地。

新華社：確保民間投資獲得起跑線上的公平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連續下滑，提振民間投資成為當前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解局民間投資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改革形成公平的營商環境，讓平等待遇落在實處，讓民間資本能夠獲得起跑線上的公平。

國務院關於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和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系列文件，已明確對各類市場主體實施公平準入等原則和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近期國務院開展的民間投資專項督查發現，民營企業普遍反映，在市場準入條件、資源要素配置、政府管理服務等方面，仍難以享受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

從2005年“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的“民間投資新36條”，關於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並不少，有些政策的含金量很高，但民間投資的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就今年以來民間投資的增速下滑而言，這其中固然有轉型期經濟自身的特殊性、投資者趨於謹慎的原因，也有政策落實不到位、民營企業有錢投不出的問題。

在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政府必須沿著法治化和市場化的路徑，精準發力，保障民間投資的政策環境，讓“鼓勵民間投資”這句話落到實處。

鼓勵民間投資，必須從政策源頭做起，確保民間投資在起跑線上的公平。唯有如此，才能讓亟須尋找投資去向的民間資本敢投資、能投資、投好資。當前，最需做到的就是，解除體制羈絆、落實民間投資的公平待遇。

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通過負面清單的立法思維來進行。對於限制或者民間投資暫時不能進入的領域，列一個負面清單，不在清單上的領域，對所有主體同等對待，不許設置任何歧視性規定，這樣才能有助於破解所謂的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

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堅決取消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的附加條件和歧視性條款，加快健全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切實營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投資環境。

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通過深化簡政放權等措施，為民間資本松綁，讓民間資本能夠輕裝前行。

為解決民間投資下滑的問題，國務院辦公廳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對照國家政策，堅持一視同仁，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準入，在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重點領域去除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出臺有效舉措，促進公平競爭。

一些地方已經做出了探索。比如，江蘇省宿遷市深化涉企收費改革，全面清理調整涉企收費項目，對新辦工業企業、小微企業實施事權範圍內“零收費”政策;福建省全面落實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國民待遇原則，確保民營企業在價格政策上與其他類型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只有機會公平，預期穩定，民間資本的活力才能被激發出來，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趨勢才能扭轉，民間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才能進一步發揮出來。

新華社播發周世鋒等顛覆國家政權犯罪案警示錄

8月2日至5日，周世鋒、胡石根、翟巖民、勾洪國顛覆國家政權犯罪案件一審先後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周世鋒、胡石根、翟巖民、勾洪國分別被判處七年半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翟巖民、勾洪國被宣告緩刑。4名被告人均當庭表示認罪懺悔、服從判決，不上訴。

法槌落下，余音鏗鏘——

案件的依法宣判，意味著少數不法律師、非法宗教組織、網絡推手、職業訪民、境外反華勢力深度勾連，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聚集滋事、炒作熱點案事件、攻擊國家憲法法律制度、煽動制造官民沖突甚至大規模流血事件，企圖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行為受到法律的公正懲罰;其所謂“整合國內反體制力量、促進黨內分裂、爭取國際社會介入”三大目標和“轉型方案、建國方案、民生方案、獎勵方案、懲罰方案”五項方案等陰謀，也暴露在法治和正義的陽光之下。

案件的依法宣判，更向西方反華勢力發出嚴正宣告：中國的憲法法律底線不容挑戰，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容踐踏。面對披著所謂“民主”“人權”外衣的所謂“推墻”運動和“顏色革命”，中國沒有麻痹，中國早已警醒，中國將以最堅定的決心和最強大的力量捍衛自己的制度和政權。任何妄圖破壞中國和諧穩定、顛覆中國國家政權、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圖謀，註定不得人心，也必將受到法律嚴懲，最終走向可恥的失敗。

惡意炒作聚集滋事 “死磕”個案意在“死磕”體制

2015年5月20日，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大門前，突然出現了這樣一幕——

一名光頭大胡子中年男子帶領一些不法人員，以聲援一起案件為由，在法院大門口給該院院長擺設“靈堂”，並高聲叫罵、侮辱誹謗，引來大批群眾圍觀，造成周邊道路長時間堵塞，嚴重擾亂單位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

這名男子就是“網絡名人”“超級低俗屠夫”、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行政助理吳淦(另案處理)。當日，吳淦等人被南昌市公安局東湖分局行政拘留;5月27日，吳淦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被福建省廈門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事拘留。

境外媒體很快刊登出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關於此案的評價。周世鋒在接受采訪時汙蔑國家機關構陷吳淦，惡意攻擊我國人權狀況，並將吳淦美化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煽動不明真相的一些人對國家政權的仇恨。

這並不是個例。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現多起類似案事件，其炒作手法幾乎如出一轍：法庭內，少數不法律師打著“追求真相”“維護公平正義”的旗號，罔顧法律事實，當庭侮辱法官、大鬧法庭，甚至蓄意讓自己被逐出法庭，繼續以此炒作;法庭外，一些職業訪民圍觀“聲援”、舉牌滋事;同時，有人還在網上網下炒作，接受境外媒體采訪，將案件不斷炒熱、炒大。

——2015年2月，在江蘇蘇州一起故意傷害案庭審過程中，代理該案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女律師王宇(另案處理)無端鬧庭、辱罵法院工作人員，阻撓庭審進程;在法庭外，王宇與上百名職業訪民一同打橫幅、喊口號，企圖幹擾法院依法審理。

——2015年1月，在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借口聲援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謝某東代理的一起案件，吳淦等人在州人民政府、州人民檢察院、中級人民法院等地張貼攻擊性大字報，駕駛貼有相同內容大字報的車輛圍著法院兜圈並高聲叫罵，嚴重幹擾法院正常工作秩序，並通過互聯網惡意炒作攻擊司法機關、抹黑司法制度。

——2014年5月，河北省保定市一起敲詐勒索案審理期間，周世鋒數次前往當地，授意該所律師拍攝照片，醜化檢察官、法官形象，編造“保定市委政法委領導為搞形象工程整出冤案”等謠言，並指使吳淦等人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抹黑、汙蔑地方黨委和司法機關。

……

這些人如此熱炒究竟是為了什麽?吳淦等多名證人證言顯示，這些行為來自周世鋒的直接授意或得到周世鋒的幕後支持。周世鋒之所以這樣做，除了提高知名度、獲取更大經濟利益外，還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推墻運動”。

“推墻運動”，這個大多數人都不甚理解的概念，卻在周世鋒等人的思想和言行中根深蒂固——所謂“推墻”，就是要推翻中國現有體制和制度，實現“顏色革命”。

周世鋒自稱為律師界“宋江”，不僅將其他律師事務所不敢聘用的“死磕派”律師王宇等人招至旗下，也聘用有多次違法記錄的吳淦、刑滿釋放的劉某新為行政助理，號稱“文有劉某新、武有吳淦”;還特意聘用曾在某國家機關工作的黃某群、曾在某中央媒體任職的謝某東等人，並四處炫耀。

“我對整個司法體制和政府存在不滿。我把一些‘死磕派’律師和吳淦這個網絡推手吸收進律所，讓他們在辦理敏感案件過程中挑戰法律、挑戰政府。”周世鋒承認，“通過這些人，采用侮辱、誹謗、捏造事實等方式，攻擊官員、政府和司法體制。”

除了在用人方面“招降納叛”，在代理案件方面，周世鋒也要“精挑細選”——

“鋒銳所接納我之後，周世鋒說過，別人不敢接的案件咱們敢接，別人不敢做的案件咱們敢做。”王宇在證言中說。

劉某新等人證實，周世鋒等人專挑敏感案件代理，如果案件不夠敏感、影響不夠大，就想盡辦法炒熱、炒大。只要案件夠敏感，周世鋒甚至可以不要代理費用，主動出錢出力，目的就是將事態擴大。

“周世鋒號稱不靠法律做案件，他經手的案件，在法庭上動輒言語攻擊法官、法院。如果還達不到目的，他就以刑事控告書為要挾，恫嚇法院、法官。”謝某東說。

證據顯示，周世鋒對這樣做的後果也十分清楚，一方面時常提醒“隨時會進去，要註意安全”;另一方面，卻又指揮手下在一次次炒作中“沖鋒陷陣”。

“周世鋒是領導者、組織者，把這些人糾集到一起形成一股勢力。”黃某群說，表面上是“死磕”司法個案，其實是“死磕”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煽動更多人對國家政權產生仇恨、怨恨的心理，這就是搞“推墻”運動的一種形式。

“精神領袖”深藏幕後　散布“推墻”思想蠱惑人心

黑龍江建三江、山東濰坊、河南鄭州……在多起熱點案事件的惡意炒作中，都有一些職業訪民參與其中，不問真相、不顧事實，與不法律師彼此呼應、非法聚集滋事。而擔任現場組織指揮角色的，就是被稱為“訪民經紀人”的翟巖民。

翟巖民在供述中說，每次事件都是少數不法律師先挑起事端，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職業訪民迅速跟進，繼續炒作、發酵;把事件炒起來以後，就開會進行組織、策劃、預謀，決定具體分工。他負責現場總指揮，另外有人負責網上募捐、發帖炒作。“這是一個固定的模式”。

事實上，正如翟巖民自己承認的，這些案事件都與他自己沒有任何關系，他為何如此熱衷參與其中?翟巖民說，自己做生意失敗後，把不滿轉化為對體制和政府的怨恨，最終接受“推墻”思想，追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從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

翟巖民追隨的人是胡石根。胡石根1994年因犯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2008年刑滿釋放。然而，胡石根並沒有悔改。2009年後，他以非法宗教活動為平臺，網羅一些不法律師和職業訪民，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實施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

胡石根是如何散布“推墻”思想的?

多名證人指證，胡石根以“傳教”為名，實質卻是進行“洗腦”。胡石根經常將律師炒作的敏感案事件作為“成功案例”進行煽動，大談需要怎麽炒作、提供支持;同時鼓勵職業訪民參與聲援圍觀，“以被拘留為榮”，承諾如被拘留將發放“拘留補助”，還會為其家屬送去慰問金。

證人劉某平在證言中說，胡石根之所以要拉攏職業訪民，看中的就是他們“膽子大、易煽動、聽指揮”，可以作為顛覆國家政權的一支行動力量，利用他們鬧事能夠迎合“同情弱者”的社會心理，從而爭取更多社會公眾的支持。

同為胡石根追隨者的勾洪國也供述：“訪民這個群體無論有何種訴求，或多或少都對政府存在不滿，把他們組織起來就可以形成一種合力，跟政府對抗。把骨幹訪民拉進來，就能帶動更多訪民，像滾雪球一樣越聚越多。”

“胡石根是我們的‘精神領袖’。”翟巖民供述，“胡石根對我‘推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參加的一系列敏感事件的組織、策劃、聲援、炒作，都是以胡石根的思想為指導的。”

多名證人證言顯示，胡石根深知自己乃至非法宗教活動力量薄弱，不足以“推墻”，卻企圖通過炒作一起起熱點案事件，不斷激化社會矛盾，通過“剔縫掏磚”的方式逐漸實現“顏色革命”。

炒作“慶安槍擊事件”，就是“推墻”思想付諸實施的一次實際行動——事件發生後，少數不法律師迅速建立“慶安事件維權”微信群，趕到慶安火車站打橫幅;吳淦等人造謠“警察槍殺訪民”“央視視頻造假”，煽動“下一個死者就是你和我”，發起對當事民警“人肉搜索”;周世鋒等人連續發表聲明、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故意歪曲事實、抹黑攻擊;胡石根指使翟巖民組織職業訪民，分多批次前往慶安舉牌滋事，事後在北京設宴為被拘留的職業訪民“慶功”，稱他們為“維權勇士”……由此，在這些人的周密組織和精心“導演”下，一次民警依法合規的履職行為被歪曲為“民警槍殺訪民”，演變成一起重大輿論事件，嚴重誤導廣大網民和群眾，在海內外造成惡劣影響。

“這些律師、訪民都有共同的‘推墻’思想，都在所謂的‘民運’圈。”翟巖民說，他們的這些行為就是要對抗現今的法律，抹黑公安機關形象，把事情炒大，引起更多人圍觀此事，讓百姓上街，造成官民沖突，再讓國際社會介入，推翻共產黨領導，實現所謂“顏色革命”。

證據顯示，胡石根還企圖整合“民運圈”“死磕律師圈”“訪民圈”等，進一步壯大參與“推墻”運動的力量。

2015年2月，胡石根在北京“七味燒”餐廳參加由周世鋒、李和平(北京高文律師事務所律師，利用境外某非政府組織資金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另案處理)、翟巖民等15人參與的聚會，圍繞“律師如何介入勞工運動”和“律師如何介入敏感案事件”等議題進行商議。

多名證人證言印證，這次聚會不是一次簡單的飯局，而是一次交流、完善顛覆國家政權思想，策劃、實施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聚會。聚會既有固定嚴格的討論規則，又有明確、具體指向顛覆國家政權的討論主題;既是對2014年實施的顛覆活動的總結，又是對2015年繼續組織、實施顛覆活動的密謀和策劃;既提出系統化的顛覆國家政權思想、方法和步驟，又是胡石根等人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實際行為。

對此，胡石根供認不諱：“我多次在‘同城飯醉’中，向一些律師、訪民大談自己的‘和平轉型’理念，提出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三個階段’和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我把這些理念灌輸給其他人，就是想達到‘顏色革命’的目的。”

境內境外深度勾連　妄圖顛覆中國國家政權

周世鋒、胡石根等人在國內大肆進行“推墻”運動的背後，時時閃現著西方反華勢力的影子——

2014年3、4月間，胡石根指派勾洪國等人赴境外參加由分裂分子參與的具有反華性質的培訓，接受推翻政權思想和方法的言傳身教。勾洪國參加培訓返回北京後，將培訓內容向胡石根進行匯報，並將相關資料交給胡石根。

“這個‘領袖營’有‘藏獨’‘疆獨’等代表參與，學一些理論和技能，理論就是反對中共，技能是怎麽對抗政府，怎麽對抗執法等。”胡石根在供述中說。

“我感覺這就是一個各種反動群體代表的大聚會。”勾洪國說，“胡石根本人無法出境，他就是想將我培養成為一個在國外‘民權’組織活動時他的代言人以及在國內推行‘民主’運動的骨幹。一旦國內爆發‘運動’，可以利用我在培訓中的所見、所學來組織大家對抗政府。”

王宇及其丈夫包龍軍(另案處理)也曾多次在境外反華組織資助下，赴英國、瑞士、泰國和臺灣、香港等地接受培訓。“都是他們主動聯系我，給我免費提供到境外參觀、考察西方司法制度、人權方面體制或現狀的機會，灌輸西方的‘普世價值’理念，然後借這種形式攻擊中國政府;還讓我學習如何使用翻墻軟件、加密軟件和安全刪除軟件，就是為了逃避偵查。”王宇說。

在組織少數不法律師、“民運”分子赴境外培訓的同時，一些境外反華組織還以直接資助、安插境內代理人的方式，為“推墻”運動推波助瀾。

據李和平供述，他於2013年開始與境外某基金會開展一個為期3年的合作項目，該基金會提供資金，他負責項目實施。

李和平的助理高某證實，這個合作項目的實質是在國內挑選少數不法律師和部分職業訪民，組織召開研討會、舉辦培訓班，煽動他們對中國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不滿情緒，慫恿和資助他們參與一些敏感案事件炒作。選擇的敏感案事件或確定的培訓項目均要提前報給該基金會，獲得批準後再開始實施，所有費用實報實銷。2015年上半年，吳淦等人前往南昌，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前公然侮辱他人、擾亂單位秩序，相關費用即由該境外基金會報銷。

證據顯示，西方反華勢力參與“推墻”運動的伎倆還有更多——

胡石根、李和平、吳淦等人先後多次獲得境外反華組織頒發的獎項。2013年1月，周世鋒收到某境外反華組織寄送的賀卡，上面寫道：“中國正處在大變的前夜，天就快亮了。”

周世鋒還在供述中承認，“死磕派”律師加入律所，以及沖擊法庭、擾亂司法的行動，引起了境外勢力的興趣。“他們積極拉攏我，是想利用我們繼續沖擊法院審判，沖擊整個中國的審判秩序和其他司法制度，給中國政府制造麻煩。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在周世鋒、李和平、王宇等人被公安機關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後，2015年9月，王宇的兒子包某某(未成年)在內蒙古被不法人員蒙騙裹挾，從雲南偷越國邊境進入緬甸，及時被緬甸警方截獲，移交中國公安機關。據涉案人員供述，此次偷渡由西方反華勢力一手策劃，目的就是要將包某某帶往緬甸，再經泰國轉道至某西方大國，從而作為要挾中國政府的“人質”。

“不法律師、非法宗教組織、網絡推手、職業訪民、某些境外反華組織，這些圈子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有著嚴密的組織、明確的分工以及隱密的聯絡，還有境內外資金支持，已經達到深度勾聯的程度。”辦案人員指出，不法律師利用司法個案挑起事端;非法宗教組織拉攏吸收職業訪民並“洗腦”;網絡推手負責組織串聯、網上炒作;職業訪民負責到各地圍觀滋事;境外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和輿論抹黑攻擊。各個圈子平時相對獨立，每當發生敏感案事件時，周世鋒、胡石根、李和平等各個圈子的上層人物就密切聯系，帶領各股“推墻”勢力共同參與、相互策應、各司其責，實施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活動，企圖引發大規模官民對抗，制造大規模流血沖突，把國家搞亂。

面對法庭認罪懺悔　與人民為敵者難逃國法懲罰

如今，面對莊嚴的法律，多名被告人幡然醒悟、深刻懺悔——

“境外反華勢力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他們想方設法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一些外國機構、組織和媒體，這些年來之所以頻繁地跟我接觸，給我支持，就是看中了我作為律師的特殊身份，以一個熟悉法律的人來挑戰法律、挑戰制度，破壞力更大，更能夠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他們的企圖得以實現，我們國家幾十年的發展建設、十幾億中國人民的辛勤付出換來的成果，都會毀於一旦，老百姓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到那時，我將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罪人。我現在對自己的行為真是追悔莫及。”在悔過書中，周世鋒痛悔地寫道。

“因為自己的知法犯法，給全國律師從業者抹了黑，我為自己給律師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感到內疚。”周世鋒說，希望律師界各位同仁以我為戒，時刻警惕境外勢力顛覆中國的險惡用心，嚴守法律底線，堅守職業道德。

在最後陳述時，胡石根表達了深刻悔意。“我深深認識到自己違法犯罪問題的嚴重性，自己的所作所為給國家、社會造成嚴重危害，也給自己、家人帶來了巨大傷害，現在想來，悔恨萬分。國家把我培養成一個大學教師，本該努力工作，報效國家，卻由於長期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出獄後不思悔改，在反黨反政府的犯罪泥潭里越陷越深。”他說，這次教育比以往任何一次法紀教育都更為深刻，觸動靈魂，我決心以後不再參與反黨反政府的活動，遵紀守法，做一個合格公民。

“我認罪並且真誠悔罪，我深感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家人，追悔莫及。如果時光能夠倒流，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絕對不會與那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為伍。希望法庭能給我一次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機會，我願意現身說法，以我的深刻教訓警醒世人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敵對勢力和國內一些別有用心人員的醜惡嘴臉，不要被他們標榜的所謂‘民主’‘人權’‘公益’等蒙蔽，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我今後一定遵紀守法，回報社會，認真改造，在有生之年多為國家、為家庭做有益的事。”翟巖民一度哽咽，當庭鞠躬謝罪。

同時，涉及本案的一些人員也在深刻反思之後及時醒悟。

境外媒體報道稱，境外個別組織計劃向王宇頒發人權獎。對此，王宇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只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認為他們頒獎的目的是想利用我來攻擊抹黑中國政府，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後無論境外什麽組織頒給我什麽獎，我都一樣不承認、不認可、不接受。”

庭審內外，有更多人心生共鳴、感觸尤深——

旁聽了庭審的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耀東說，這是一次公開、公正的審判，中國司法機關面對這樣的重大敏感案件從容應對、有條不紊，在依法審理的同時將庭審打造為一堂深刻的政治課、法治課和“顏色革命”警示教育課，充分展現了中國司法的信心和定力。法治中國沒有法外之地，更沒有法外群體。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無論采取暴力手段還是“和平演變”“街頭政治”，都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對於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言，維護國家安全、政權穩定，是基本的法律底線，也是應盡的公民義務，更是全體國人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

“‘顏色革命’的本質是某些西方國家和利益集團煽動受害國內部矛盾、勾結受害國反動勢力、驅使教唆受害國反動分子，企圖幹涉該國內政、制造國內混亂、推翻國家政權、影響國際政治格局，進而從中獲利的一種惡意政治行為，與真正的民主、進步背道而馳，會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註定是不得人心的。”天津市人大代表王澤慶表示，“這些敵對勢力跟我們國家和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流力量比起來，只是強大主旋律中的一些噪音，他們的‘推墻’運動不可能成功，‘顏色革命’陰謀不會得逞。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正在深入推進，這些都是文明、進步、積極的因素，能讓中國老百姓更加幸福。”

旁聽了庭審的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國浩律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合夥人呂紅兵深有體會地說，本案教訓深刻、警示意義重大，特別是警示廣大律師要守住律師職業的底線和紅線，不得利用律師身份策劃、煽動、組織某些利益群體，幹擾破壞正常司法活動和社會秩序，更不得借炒作個案破壞憲法確立的國家基本制度，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一定要敬畏法律、忠於事實，做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者、社會主義公平正義保障者、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者、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者，厲行法治，維護法律尊嚴和權威。”

“作為中國的新一代，我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顏色革命’的危害和風險，我們深知，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好的愛國行為，就是努力學習、做好工作，為中國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讓‘顏色革命’的圖謀永遠遠離這片值得我們深愛的國土!”清華大學法學院研究生李廣德語氣堅定，透出自信和力量。

新華社英文評論：中國拒絕激進式寬松

新華社英文網站在其最新的評論指出，中國不會采取激進的貨幣寬松政策，直到經濟出現實質性的改變。激進的存款準備金率寬松和降息不僅會引起流動性過剩，也會抑制中國減少產能過剩和刺破資產泡沫的努力。

中國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整了流動性，其使用的工具包括逆回購和其它幾個貸款渠道。迄今為止，這些措施在保證足夠貨幣供應和維護穩定利率方面起到了效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也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因此，中國沒有理由改變當前的貨幣政策方向。

新華社：擴大SDR使用被納入G20議程

新華社報道，完善國際金融架構一直是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重要議題。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後順勢而為，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與各方攜手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經過近一年的密集溝通和討論，2016年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後，G20已形成了《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圍繞擴大SDR的使用、增強全球金融安全網、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權債重組機制和改進對資本流動的監測 與管理等五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爭取在杭州峰會上為G20完善國際金融架構貢獻出“中國方案”。

主動有為，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凸顯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完善全球金融架構的必要性。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在G20倫敦峰會前夕刊發了 《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建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強調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激發了國際社會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 熱烈討論。此後，G20持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取得了多項進展，包括成功實現2009年及2012年兩輪IMF補充資源，完成總額為2500億美元的 SDR分配，增強了危機救助能力;成功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大幅提高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和代表性等。

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後，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主推議題，並設立後來被稱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工作機制。當年3月，中國與法 國在南京聯合舉辦了“G20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專程赴南京參會。但是，2011年下半年歐債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的註意力聚焦於應 對危機，關於國際金融架構的討論被沖淡。此後，由於IMF 2010年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遲遲無法落實，加之缺少有分量的大國推動，G20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也在2014年中斷了。

2015年以來，伴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進程，中國與各主要大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各國普遍期待中國在這一 重要議題上繼續發揮領導力。去年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專門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發展達成多項重要共識，強調國際金融架構正不斷演進以應對 在規模、範圍和多樣性方面都在發生變化的挑戰，美國歡迎中方在國際金融架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應對全球經濟挑戰。與此同時，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 策出現分化、全球出現了資本流動和匯率的劇烈波動，G20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也有強烈的意願加強對國際金融架構問題的討論，推動必要的改革。中國審時 度勢、主動謀劃，將完善國際金融架構作為今年G20的重點議題，在G20各國的支持下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工作組重啟後，順應法國延續2011年南京研討會機制的熱切期待，人民銀行與法國財政部於2016年3月在巴黎聯合舉辦了第二次G20國際 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又名“從南京到巴黎：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周小川行長在會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主要議題的考慮和設想， 與會各方進行了熱烈和富有成效的討論，為G20此後的討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多措並舉，擴大SDR的使用

SDR是IMF於1969年創設的一種補充性儲備資產，旨在緩解依賴單一主權貨幣的內在風險。然而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範圍上的限制，SDR 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增強SDR作用的積極討論，戛納峰會對增強SDR貨 幣籃子的代表性提出了具體要求。

隨著中國金融部門的不斷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快速發展，人民幣於2015年11月30日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這既是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儲 備貨幣地位的權威認可，也增加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後，與G20各方一道積極推動擴大SDR的使用。

由於SDR貨幣籃子比單一貨幣更為穩定，可以減輕匯率波動的影響，以SDR作為報告貨幣將使資產價值等統計數據更為客觀。事實上，很多國際 金融機構已經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因此，中國與G20各國積極探討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益處。配合4月中旬華盛頓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率 先於2016年4月初同時以美元和SDR發布了外匯儲備數據，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配合7月份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又於2016年6月底發布了 以美元和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取得積極反響。

SDR債券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興起，但受多種因素影響未能得到持續發展。由於SDR債券可以降低匯率和利率風險，提供多元化的資產 配置，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激發了各界對SDR債券新的興趣。中國從便利SDR債券的發行入手，積極推動SDR債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近日世界銀行已 獲準於我銀行間市場發行SDR債券，將在9月杭州峰會前發行首筆債券。目前，G20各國已就支持研究擴大SDR的作用形成重要共識，包括更多地使用SDR 作為報告貨幣以及發展SDR債券市場，以進一步完善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

創新突破，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

2015年以來，全球資本流動波動加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在此背景下，完善以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球金融安全網包括全球、區域、雙邊及各國自身儲備等多個層次，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並非總體資源不足，而是各層次之間缺少協調、資源難以整 合。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IMF第三大成員國，又是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的最大出資國之一，與G20各方協同推動IMF和區域金融安排之間的協調合 作。利用今年我擔任東盟與中日韓合作機制(10+3)主席國和G20主席國的雙重身份，成功促成IMF與CMIM於今年9月開展聯合救助演練，考察兩者在 危機救助中的協調問題。聯合演練的倡議取得積極響應，G20呼籲其他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開展類似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有效性。

多方斡旋，保障IMF資源充足性，完善份額和治理結構

2016年1月，歷時五年之久的IMF 2010年改革方案終於正式生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國的份額排名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礎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推進下一步改革，即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

由於2010年改革方案剛落實，一些國家改革動力不足，各方對份額公式等技術問題分歧明顯。面對複雜的局面，人民銀行主動與IMF開展技術 磋商、與各方加強協調。G20各方目前正就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的合理時間安排及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份額占比的改革方向進行磋商，以為下一步改革 明確方向。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需要保持IMF資源的充足性。在此背景下，中國與IMF及G20國家正就IMF的資源問題進行密集溝通協調，以確保IMF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能力。

著力推動，完善主權債重組機制

有序的主權債務重組對維護金融穩定和保護債權人利益至關重要。中國已成為全球主要債權國，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因此，中國根據主權債的現狀和問題，有針對性地設計議題和成果。

前幾年，由於阿根廷的主權債券不含集體行動條款等問題，給“禿鷲基金”等少數債權人幹擾其主權債重組提供了機會，引發了經濟金融動蕩。為了 避免類似問題重演，G20各方積極推動在主權債券中引入加強的集體行動條款和同權條款。目前在新發行債券中引入上述條款取得了積極進展，中國自身也發揮了 表率作用。2016年5月26日，中國財政部在倫敦發行的30億元人民幣國債就納入了加強的集體行動條款。

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債權人地位顯著增強，官方融資結構也不斷變化。巴黎俱樂部作為全球官方債權人的主要協調機制，也在不斷適應新形勢的需 要。目前，G20各方均表示支持巴黎俱樂部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並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2016年7月起，韓國正式加入巴黎俱樂部，G20對此表示 了歡迎，在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對“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意願，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作 出了一致表態。

積極應對，改善資本流動監測和風險防範

在美聯儲加息、英國退歐等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匯率大幅波動等問題。從 危機預防角度，對風險的早期識別和預警至關重要。為此，G20承諾不斷完善對資本流動及其風險的應對，並已共同采取措施改善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包括加強數 據收集、彌補數據缺口等，及早識別資本流動波動帶來的風險。IMF也將總結各國經驗並整合資本流動管理和宏觀審慎政策研究，為各國化解宏觀經濟金融風險提 供參考。

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里，中國積極籌謀、務實推進，與G20各方攜手，努力開辟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新格局。相信杭州峰會將繪制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新藍圖，在G20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