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擁有大學文憑,就等於擁有競爭力; 然而,在不知不覺中,台灣的高等教育, 因為政府的浮濫開放,逐漸失去人才分流功能。 供過於求的大學院校,更因人口結構變化,面臨生存危機。少子化與招生懸崖,只是台灣高等教育長期弱化的引信,更非只是後段班大學退場轉型,就能徹底解決。 「比起十年前,我們學校的學生總數少了四分之一。我們知道學生數如果繼續下降,學校很可能會開始裁員;所以這幾年(老師)都會自發組團到附近的高中職招 生,比較勤勞的人還會跑到外縣市去。就算這樣,學校的收入和支出,還是只能勉強打平。明年,真的不知道會怎樣。」坐在堆滿零件機具的研究室裡,一位私立科 技大學的資深教師,正訴說著少子化衝擊下,第一線教師如何為了生存而搏鬥。 深秋午後四點的陽光,用貼近地平線的折角,照在陳舊的鐵櫃玻璃上。長日將盡前的餘暉,正是許多私立大學現況的寫照。
警訊:註冊率暴跌 三校四系掛零 半年內恐有大學撐不下去十一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核定全國五十一個大學系所自二○一六年起停止招生,其中包括三所一般大學共七個科系,以及二十所技職院校共四十四個科系。招生狀況不佳,正是校系遭勒令停招的主因。 十二月四日,教育部又公布二○一五學年大專院校系所的註冊率,包括四年制大學、四技二專及五專,全台三○三八個科系當中,有六十七系註冊率未達三成,其中 有三校四系註冊率掛零。儘管註冊率不佳的科系,絕大多數來自私立技職院校,但公立大學也有包括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在內的三個科系;在在顯示台灣的高等教 育,正因人口結構變化,準備走進最漫長的黑暗期。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近期接受《今周刊》專訪時,也大膽預測:「未來半年,就會有學校有所動作(轉型、退場)。」大學供過於求的現象,究竟惡劣到什麼程度? 目前國內共有一五九所大專院校,包括一二四所大學、二十一所獨立學院,以及十四所專科學校。 一四年,教育部核定的全台大專院校招生名額(含進修部、不含五專)約為三十萬人,缺額則有五萬人。事實上,這一年全國的十八歲人口,也就大概是三十二萬人;意思是,只要你「有心向學」、財力無虞,幾乎就能上大學。 上面幾個簡單的數字,已經充分說明現階段的台灣高等教育,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隨著學齡人口不斷下降,未來情況只會更趨失衡。一六年九月新學年度開始時, 台灣的十八歲人口,大概會比今年減少五萬六千人;以此推算,明年的大一新生,大概會比目前縮水一三%。雖然十八歲人口在一七、一八年會小幅回升,但自一九 年起,又將巨幅下跌至二十五萬人,直至二八年的谷底十七萬人。 招生懸崖意味著什麼?對學校與老師來說,「人人有學生教」的好日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維持下去了。學生少了,首先是學費收入縮水;接著,註冊率不佳,更讓學校難以獲得等量的教育部補助經費。學生,因此成了指望繼續生存的學校,最稀有的資源。 於是,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台灣高等教育已經出現了五大危機。
危機一:大學供過於求 課業門檻降低 老師無奈坦言「賣文憑」當大學教育成為學生的「買方市場」,學校為了招攬學生而降低錄取門檻、放寬課業要求,也就成了無奈的理所當然。 「填志願的時候,學生通常會打聽『這所學校好不好念?』為了招生率,我們不會對學生太嚴格、不隨便當人。你要說販賣文憑我也承認,但那只是對無心課業的學 生;對想學的孩子,我一定認真指導,所以我對得起良心。」一位私立大學教師毫不諱言,自己任職的學校,為了留住學生,往往在打分數時「加倍呵護」。 「面對少子化,大家普遍看到學生素質不如以往,但有沒有想過,可能是學校沒有提供學生適當的補救教學;甚至,為了讓學生能早點過關,把標準拉低?」虎尾科大校長覺文郁一針見血點出大學供過於求,進而導致品質下降的後遺症。 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更感嘆,在台灣,念大學太容易了,高中生會直覺地想,「反正畢業就繼續念書吧!」當上大學變得太容易,再加上讀書才能出人頭地的傳統觀 念,許多學生與家長不再思考「上大學」以外的選擇。進了大學,也不會感覺自己放棄了其他機會,而更加珍惜,結果就是花了四年時間,卻沒學到什麼。 顯然,台灣的高等教育不須等到招生懸崖出現,就已處於重大危機當中,連國立大學也難以置身事外。追根究柢,造成這場高教危機的最深層原因,正是供過於求引發的「太容易」心態。
危機二:教育資源被稀釋 念大學的人多 學生分配到的預算就少數字可證,台灣的大學之門的確比其他先進國家寬敞許多。根據教育部二○一二年統計,台灣二十歲人口的高等教育淨在學率(實際在學人口 除以該年齡總人口)為七三%;美國約五二%、英國約三九%、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平均三八%。台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高居全球之冠。 高等教育普及率偏高,卻不代表學生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品質。一四年,每位受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教育經費僅六千三百美元,遠低於OECD會員國一二年平均的一萬五○二八美元。 每位學生平均教育經費的巨大落差,固然與各國經濟規模及大學學費水準有關,但也不能排除台灣大學生比率過高,稀釋了教育資源的可能。 吳思華就分析,考慮購買力平價(各國物價因素)後,台灣的每生教育經費與國際差距,會比數字呈現的縮小一些;但他也坦言,「其他國家念大學的人沒這麼多, 我們的學生比較多,經費就分散了。」除了平均經費之外,學生獲得教師指導的機會,也是觀察高教資源分配的重要指標。然而,過去二十年,台灣高教的學生人數 除以教師人數的比率,並沒有明顯進步。一九九六年,公立大學的平均師生比約為一:十二(一位老師教導十二位學生),二○一四年則惡化至一:十九。
危機三:難靠教育翻身 政府經費集中少數「頂尖大學」也許你會認為,教育原本就是公共財,盡可能讓所有人公平享受資源,也沒什麼不妥。但這樣的觀點,忽略了「高等教育」與「基礎 ╱義務教育」性質應有區隔;況且在台灣,每個人「都有機會」念大學,並不等於每個人擁有「同等的」受教育機會。 所謂「同等受教育的機會」,指的是任何人可能靠自身努力,爭取進入大學殿堂,並獲得改善家計、翻轉命運的機會。然而,政府為了降低競爭壓力,選擇廣設大 學,結果不僅使資源稀釋、犧牲教育品質;更因政府將有限資源投注在少數「頂尖大學」,形同在大學間創造階級,當然更加深階級翻轉的難度。 高等教育間的階級差異,只要從政府補助的經費與學校財報著眼,就能一目了然。台大、清大、交大、陽明等頂尖大學的每位學生每年分配經費,皆超過一萬美元;私立大學及科大的每生分配經費就呈現絕對弱勢,大多在三千到四千美元。 造成巨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經費投入。 例如過去五年,教育部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二階段,每年編列新台幣一百億元預算,其中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學府,每年就拿走六十八億元;相較之下, 教育部自一三年開辦、專門補助技職科大的「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獲補助的十二所學校,每年僅能分到十二億元預算。 也就是說,從教育資源與教學品質的角度來看,能夠創造「翻身效果」的管道,從以往的「大學」窄門,變成了更狹窄的「一流頂尖大學」。中研院社會研究所長期 進行的社會變遷調查就指出,一九九七年至二○一二年,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收入,僅比專科畢業生高出兩百元。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這顯示台 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沒有促進階級流動;將私立專校升格為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卻沒有提升學生在勞動市場上的價值。 立委鄭麗君表示,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已比經濟弱勢的學生更有機會進入前段大學,但國家又拿最多的資源補助「頂尖大學」,讓高等教育成了「反財富重分配」;弱勢學生很可能花了四年時間、付了幾十萬元學貸,卻沒有因為教育改善生活。 樂觀者或許認為,教育資源被稀釋的現象,未來必將隨著學生人數的減少而獲得改善;但別忘了,人口結構變化的結果除了「少子化」,還包括了「高齡化」,而高 齡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則是教授老化現象。也就是,台灣高等教育面臨的不只是「招生懸崖」,另一端的迫切危機,是「教師退休潮」。
危機四:教師退休潮 人才出走又聘不到人 雪上加霜根據教育部統計,目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內大學院校教師,年齡高於五十五歲;也就是說,未來十年,這四分之一的教師,將陸續退休。 教師退休潮的解方,無疑是在保留優秀教師之餘,大力吸引國外優秀學術人才來台任教;但台灣僵化的敘薪制度,與繁瑣的評鑑升等程序,不僅讓大學難以對外爭取優秀學術人才,更讓原本留在國內的人才,一一被高薪挖角。 「台大今年有十幾位老師被挖走,電資、管理學院等系所都有。」台大校長楊泮池今年八月接受《今周刊》專訪即說,這些優秀老師被香港、新加坡、澳門的大學,以五倍薪水挖走,「無法聘到好老師,讓我更擔心學校的發展。」 危機五:學用落差大 不僅不懂實作 連基本表達能力都不夠監察院早在一一年就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學用落差之現象嚴重,青年族群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失業率,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監察院更點 名教育部,「在大學科系設置之政策方向,僅仰賴總量控管,未能扮演主動及引導之角色,也未能結合經濟建設等國家發展需求。」台大財金系教授管中閔擔任政務 委員時,曾公開表示,台灣正面臨著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四大危機。台灣每年培養出的大學及研究生,不僅 創新尖端研究的能力普遍不足,就算到工廠工作,也不會操作機器。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第一線的教師這麼觀察:「科大電子系學生只要會操作馬達、考到一張室內配線技士證照,出社會月薪至少都有五萬元。但一班四十個學生畢業 後,進入相關行業的,常常只有六、七個符合這些標準,其他人做的都是低階服務業。」華夏科大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王順德這麼說。 台科大校長廖慶榮則表示:「大學畢業生不懂實作之外,學生的語言、文字、口語表達等『基本程度』太差,也讓企業必須花更多時間培訓。」上述說法,等於宣告大學教育無論在專業實作與通識教育的訓練上,都已全面崩壞。 一位資深外商人資主管就分析,「前段國立大學畢業生,可能比過去更優秀;但有更多中後段畢業生,連該做什麼都不清楚。」這段話,一方面呼應前面提到的「翻 身功能失靈」問題,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台灣高等教育整體性的弱化。顯然,過去二十年來,在政府廣設大學政策下,極速擴張的台灣高等教育,在「培養尖端人 才」、「增加就業競爭力」、「提升國民整體素質」,皆未達成預期效果,幾乎可以說是一場失敗的實驗。 荒謬一:市場決定退場機制私立、偏鄉大學 恐被迫提前出局往者已矣,如今台灣大學院校在少子化衝擊下,勢必面臨一波縮減與重整;危機,或許也是一次轉機。但令人憂心的是,教育部近期陸續公布的大學 退場機制與轉型方案,似乎仍深陷於總額管制的框架中,失敗教改的覆轍,恐將再次上演。 為使大學退場有法可循,教育部今年已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案,法案仍待行政院核定與立法院審議;但從草案名稱與內容可以發現,教育部提出立法的 重點,是針對大學申請創新轉型的方案,提供獎勵機制,以及轉型或退場後的財產處分問題,並未涉及「如何」整併及退場。 關於哪些大學應該退場,教育部最明確的一次政策說明,是一三年九月提出的四項管控指標,內容包括:全校學生不滿三千人,且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大學評鑑成 績太差;長期積欠教職員薪水;有掏空校產及買賣董事席位等違法事實。一四年,教育部則宣布,將縮減註冊率不佳學校的補助金;連續兩年註冊率不滿七成的學 校,即勒令停招。 大致上,公立大學不會在這波大學退場整併浪潮中遭受波及,只有學生數較少的公立大學,將與其他學校「合併」,但招生名額仍將維持原狀。簡單來說,除了特殊 案例之外,教育部設定的退場標準,就像是一場「飢餓遊戲」,讓私立學校在市場機制下,憑招生實力,決定自己能否在殘酷的整併潮中存活。學生的理性選擇,就 成了市場運作的核心。 「公立、一般大學獲得的教育資源,原本就高於私立、科技大學;都會區學校招生,當然比偏遠學校容易。」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指出,若光憑市場機制 判定誰能生存,大學退場即可能呈現,「先私立後公立、先科大後一般、先偏鄉後都會」的情況。如此一來,國內相對脆弱的技職教育可能加速崩壞,進一步惡化學 用落差;偏鄉學校退場潮,也將使教育機會集中於都會,不利區域平衡。 荒謬二:人數也是退場指標導致大學不再篩選學生 碩士班連筆試都免「不是所有國立大學系所,都能符合社會產業及需求,教育部應該檢討國立大學招生結構,將教育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一位台灣師範大學校務主管分析,直指教育部退場方案的盲點。 除了將退場交給市場的荒謬,教育部以學生人數及註冊率,當作大學退場與否的指標,也備受學界質疑。 政大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分析,註冊率被視為辦學品質重要指標的結果,就是大學不再有篩選學生的動機,「這幾年常聽見碩士班招生只需要資料審查,面試、筆試都 不用,就是因擔心註冊率低,被教育部減少員額(招生名額)。大學是教育單位,不能從學生多寡,判斷一個系所好壞。」「如果三千人以下的學校要優先退場,那 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也該退場了。」廖慶榮也認為,學校規模大小,沒有絕對的優劣,重點是每一所學校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台灣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問題,根源都來自大學過剩。大學數量供過於求,導致「學生篩選學校」與教育品質下降;有限的教育資源,因學校過多被稀釋,且未合理分 配,讓後段學校學生無法獲得基本的教育服務;教育品質低落,導致過多大學畢業的「專業人才」無法順利求職,進一步削弱高等教育促進階級流動,以及提升就業 競爭力的功能。台灣高教就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不斷退化。 對國家而言,教育系統是攸關國力興衰的百年大計;對個人而言,接受教育則是追求安身立命的途徑。高等教育二十年來的混亂摸索,讓台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今,停在另一個關鍵十字路口的我們,還要繼續低頭盲目前進嗎? 大學如何退場?教育部高層這麼說—— 歷年教育部官員說法 日期 發言人 內容 2005.03.01 教育部長杜正勝 退場機制是社會供需問題,如果系招不到學生,三年內實際入學名額達不到核撥的名額百分之多少,應規定關系。 2009.10.02 教育部長吳清基 將研訂私校轉型及退場配套機制,經營困難的學校,將分「建立預警機制」、「提供輔導」及「進行轉型退場」三階段辦理。 2014.09.24 教育部長吳思華 從全球人力結構來看,讀大學的比率約60%,國內大學的校數應減30%至40%,「100所大學是最適當的校數」。 2014.12.18 教育部長吳思華 大學退場重點包括:招不到學生的學校,要安置師生;小而美的學校,可透過調漲學費,以求順利營運;後段班大學和前段班大學合作,小校則必須合併;高階人力重新部署,博士轉介至其他企業。 2015.03.27 教育部 政務次長 陳德華 51所公立大學將整併其中8到12所,每縣市約只留一所公立大學;108所私校中,則將消滅20到40所。 兩年內註冊率未達七成就停招,教育部黑名單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私校要停招;一年註冊率未達六成,不發私校獎助金;此舉可有效迫使私校轉型或合併。 撰文 / 鄭閔聲 研究員•洪依婷 |
創投教父柯文昌身陷內線交易案,遭判九年徒刑定讞,甚至炸出業界巨頭出面聲援;但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什麼? 十二月二十一日,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與國泰金控董事長蔡宏圖,四位掌控台股市值超過一兆一千六百億元的大老闆們,為了一起二○○七年起訴的內線交易案聚集一堂。 這樁內線交易案的主角,是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上週五下午,判決出爐,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判處柯文昌有期徒刑九年定讞,是台灣近年內線交易案少見的重刑。 創投教父柯文昌被判刑確定後,為什麼大老們四十八小時內就串聯,決定公開聲援? 時間回到上週五(十二月十八日)判決出來後。 據了解,柯文昌第一時間便打電話給施振榮,希望施振榮能出來說些話。童子賢則主動打電話關心柯文昌,知道週一(二十二日)施振榮將出面,便立刻答應出席記者會。與柯文昌有私交的鄭崇華在飛機上得知此事後,也主動跳出來聲援。低調的蔡宏圖,甚至跑到柯文昌家安慰他。 鄭崇華一向溫和,記者會中的發言卻異常辛辣。他說:「假如是我遇到這事,會全身發麻,因此被關到牢裡,我死也不瞑目。我想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會覺得是非顛 倒。」他們挺柯文昌,當然有私交的情義成分。柯文昌三十歲就當上台灣惠普(HP)第一位本土總經理,當年,研華董事長劉克振、創見董事長束崇萬等人都是他 的部屬。一九八九年成立普訊創投後,更是鴻海等電子廠的早期投資人,與廣達董事長林百里、英業達創辦人葉國一等人都有深厚交情。 在柯文昌內線交易案受審時,從施振榮到廣達董事長林百里,都曾替其擔任證人。 但,這宗案件現在已經被最高法院駁回上訴,三審定讞,除非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發現有力的新證據或是程序有問題,否則翻案機率幾乎是零。相挺背後,大老們還有什麼沒說的話? 是內線還是投資? 「消息點」暴露灰色地帶 所謂內線交易,根據證券交易法解釋,是受規範對象在得知發行股票公司有影響公司股價的重大消息時,在此重大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十八個小時內,若買賣該公司之股票,則構成內線交易。 「這案子爭議在於,法官跟企業大老認為的『重大消息明確的時點』不一樣。」交大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葉銀華說。 內線交易案中,重大消息發生的時間點是個非常關鍵的認定標準。根據蔡宏圖所說,過去力晶的內線交易案,認定的重大消息時間點,是在比較後期的實地查核 (Due Diligence),但為何柯文昌的普訊內線交易案,認定的時間點,卻是在更早之前簽訂「合作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之時呢? 四位產業大老都主張,就購併案件而言,「重大消息何時明確」的合理認定點,最早應在做完實地查核之後。「因為『實地查核』包括財務、業務、人事、環保、法務等詳細調查,須費時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是考慮購併時最重要的工作程序之一。」施振榮說。 葉銀華解釋,如果柯買進綠點股票是落在「重大消息明確時點」以後到訊息公開發布前,就叫內線交易,如果買股票是落在「重大消息明確時點」以前,那就叫作投資。 「既然有灰色地帶,應該其情可憫,可以判他把錢返回,或判緩刑,需要這麼重的罪嗎?」童子賢質疑。 但,這真的是紅線嗎?是灰色地帶嗎? 各界對「內線」歧義多 學界從嚴看,業界籲講明政大法律系教授劉連煜不願對個案發表意見,但他以美國的例子指出,關鍵點不是「何時簽無拘束力意向書」、「實地查核才算重大消息成立起點」,以美國規定相對寬鬆的行為法院(類似台灣高等法院)來說,也是價格、購併架構出來,重大消息就算成立。 學界從嚴看待,但這是美國的實況。劉連煜還提出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對內線交易判例解釋,兩個董事長一坐下來喝咖啡談合併,「重大消息時點」就成立,之後如果其中一個去買自家公司股票,就犯了內線交易罪。 從這次產業界與法務界的反映,我們看到了一個現象:大家對內線交易的看法,仍有很大的認知歧異。法界認為,法令很清楚,但是大老卻認為隨地有紅線。 例如對重大消息時點的認知。業界認為不清楚,但是學界認為,企業本就應用最嚴格的標準自律,法界則認為,就算只簽合作意向書,但意向書中涉及股價、合併架構等,就是重大訊息時間點。 比如說,大家批遊戲規則不清楚。如童子賢主張:「除非現在把所有的遊戲規則都嚴厲檢視後,說清楚,然後大家遵照執行,這樣我同意。」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 持律師黃日燦則主張,請最高法院針對內線交易的認定召開會議,說清楚法院對於內線交易的見解,讓大眾有遵循標準,「而不會因為你碰到的法官是開明、是保 守,判決結果就差很多。」但,法律確實不可能鉅細靡遺到把每個點都規定清楚。 這些大老身邊的法律專家,不可能不清楚這點。增修版的內線交易法規上路八年,政商界還出現這麼大的認知歧異。我們,該如何想這件事情? 九年刑震出的機會教育 購併潮前談妥「遊戲規則」我們可以樂觀想,如施振榮所說:「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教育。」因為後續台灣將會有更多購併案發生,把這件事情攤在檯面上辯論,能提醒其他廠商用更高的標準自許。 我們也可以把這次討論當作大老闆與政府間的「商業談判」,大家都希望對方秀出底線(雖然法條根本不可能鉅細靡遺至此),替產業找到更多轉圜空間。 但我們最不希望的是,台灣商界對灰色地帶的恐懼,超越對法治政府的信任,才會讓鄭崇華說出「是非顛倒」的評語。 當越多政商之間的懷疑批判產生,可怕的,將不是紅線,而是越來越大的信任鴻溝。 【延伸閱讀】纏訟8年,從無罪再改判9年牢—審理柯文昌案關鍵時間點 2006年:賣股獲利 柯文昌得知捷普將購併綠點後,透過旗下公司買入綠點股票,消息公開後再賣股,獲利逾4億 2007年:檢方起訴 檢方起訴柯文昌等人涉及內線交易 2010年:一審判9年 台北地院認為柯文昌知道重大消息後,在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買賣股票獲利 2012年:二審無罪 高院認為證據力不足,且自白來自「不正方法」,依無罪推定原則判柯無罪 2013年:發回更審 最高法院認為柯等人仍有內線交易之犯罪事實,發回高院更審 2014年:更審判9年 高等法院更一審,柯遭判處9年徒刑 2015年:有罪定讞 最高法院駁回柯之上訴,全案有罪定讞 整理:吳中傑 【延伸閱讀】台灣內線交易案,多半認定困難—台灣近年重大內線交易案 ●時間:2007年 •事件:英華達內線交易案•內容:董事長張景嵩等13名高階經理人與親屬涉嫌在股價最高點時申讓持股,獲利出場•判決結果:檢方無法證明重大消息屬於內線消息, 13人全數獲判無罪 ●時間:2007年 •事件:明基電通內線交易案•內容:董事長李焜耀等人涉嫌在重大虧損前後,高賣低買明基股票維護經營利益•判決結果:無法證明犯意與重大消息時點。李焜耀與明基前總經理李錫華一、二審判無罪;2013年,前財務副總游克用等3人無罪定讞 ●時間:2008年 •事件:茂德內線交易案 •內容:聯電董事長洪嘉聰涉嫌在聯電大舉買入茂德股票前,先以個人和創投公司名義買進茂德股票•判決結果:因內線交易罪證不足,檢方以不起訴結案 ●時間:2009年 •事件:開發金內線交易案•內容:辜仲在2005年擔任開發金總經理期間,涉嫌在購併金鼎證前買股,待股價上漲再賣給開發金獲利•判決結果:高等法院認為辜仲等人僅是部署股票,未觸法,二審無罪 ●時間:2012年 •事件:日月光內線交易案•內容:日月光前財務經理甘智文,2009年底在公司宣布購併環電前,透過人頭購買環電,出脫獲利•判決結果:高等法院判定,因被告認罪,並繳回不法所得,判緩刑 ●時間:2014年 •事件:宏碁內線交易案 •內容:宏碁前公關處處長汪島雄在重大虧損公布前,洩漏給友人,再藉由友人前夫等人之證券帳戶賣股放空•判決結果:被告認罪並繳回不法所得後,判處緩刑 整理:吳中傑 撰文者張瀞文、吳中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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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對他國便宜與便利,卻也讓民眾沒有主動追求健康的誘因;其實可以透過大數據連結穿戴裝置來管理健康,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 七年前,我因為一場摔車,開始游泳進行復健,後來還參加鐵人三項等運動,但除了體力變好,沒有真的變健康;高血壓與高尿酸的症狀一直伴隨著我,結石或痛風更不時影響工作、家庭與生活。 我開始認真思考,並改變生活習慣,透過運動科技與專業教練的輔助,經過半年調養,在年初的健檢中,除了沒有紅字,心肺功能被評估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以上。這段經驗,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是否因為過度依賴「醫療」與「健保」,而不曾好好追求「主動」健康。 醫療行為,可以分為「預防、診斷、治療、追蹤」。多數人即使知道預防醫學的重要,但醫療資源八成仍然花費在診斷與治療項目上。隨著醫藥技術進步,我們可以醫治(或控制)越來越多的疾病,但多數人其實並沒有越來越健康。 事實上,台灣人的平均壽命七十九.五歲,而健康平均餘命僅七十.八歲,等於生命最終有八年時間受病痛之苦。在北歐,已經把臥病十四天當成健康管理的目標。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 全民健保在台灣實行二十年,拉起了很高的社會安全網,但也改變了多數人的態度與行為,把健康「外包」給醫院及健保制度;無行為差異的制度,一定會造成濫用,而目前的健保,沒有讓民眾主動追求健康的誘因(請掃描下方 QR碼)。 在這個大數據與物聯網的時代,歐美許多車險業者已經開始透過智慧型手機與行車電腦,針對高風險駕駛行為,或疏於保養的車輛提高保費。與「行為」連結的汽車保險制度設計,可以促進主動式的駕駛安全與風險意識的提升。 連結穿戴裝置與健康管理的產品,只是透過大數據讓健康結合保險與醫療產業的開端。 要改變行為,唯有重新設計系統。例如落實分級與轉診制度,並重新分配資源與誘因,提出運動處方與健康管理平台,甚至強迫休假制度;不僅要改變健保,也要從運動、教育、勞動等面向推動,我們才會真正開始習慣與思考,什麼是「主動」的健康。 (本專欄由詹益鑑、鄭博仁、客座作家群共同主持) 撰文 / 詹益鑑 |
(視覺中國/圖)
7日中午,廣東省人民醫院發布消息,意外遇襲身受重傷的該院口腔科主任醫師陳仲偉,因搶救無效不幸辭世,在網絡上人們紛紛用黑絲帶代表無聲的哀悼。
當晚,廣州英雄廣場,上千市民自發前來悼念,悼念現場鮮花朵朵、燭光搖曳,哀思無限。他們來自廣州、東莞、中山等城市,來自省人民醫院、中山一院、中山大學附屬光華口腔醫院等醫院,有的是陳仲偉的同事、也有同門兄弟姐妹,更多的是同情陳醫生的陌生人。
中山二院沈昌禮醫生說:“來到現場,莊嚴肅穆,數千人井然有序,寂靜無聲,唯有點燃蠟燭,獻上一束白菊花,寄托師出中山學子哀思。”
這又是一起暴力殺醫事件。
陳仲偉醫生是廣東省人民醫院口腔科原行政主任,今年初剛退休。5月5日下午5時,他在回家路上被一名男子尾隨。回到家後,該男子將陳醫生連砍30刀,行兇後,男子跳樓自殺。
後陳醫生被送往醫院搶救,據當時實施搶救的醫生介紹,陳仲偉從頭到腳都是傷口,胸腔里估計都是血,搶救期間一度心跳停止。醫院多位科室主任上臺聯合施救,動用了ECMO(體外膜肺氧合)輔助呼吸,並進行了除顫。經過43小時,最終因搶救無效,陳醫生於2016年5月7日12時39分不幸辭世,享年60歲。
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吳一龍教授為陳醫生寫了一段悼文,回憶之前共事的時光,令人唏噓,“老陳已經退休了,但舍不得醫院舍不得病人,希望繼續在省醫發揮光和熱,我們正給他在辦延退手續。這一代人都是這樣,有委屈、有無奈、對生活追求不高,但初衷不改,到老都希望為病人解除痛苦。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專家,卻想不到他以這樣一種方式離開我們……”
目前警方已介入,最終結果要等司法進一步調查。
廣東省中醫院心理睡眠科主任李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於陳主任的事情,整個醫療圈都感到非常非常地壓抑和氣憤。”
對於有報道稱殺人者是從精神病院里逃出來的,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李艷曾有長期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經驗,但她坦言,精神病人的管理非常複雜,很多時候無法得到治療和監管。因為並不了解該起案件的詳情和病人狀況,她無法對事件本身評論。
但她認為目前的精神病人管理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精神類病人激增,但精神科醫生很少,這與龐大的病人群體嚴重不成比例。無論是病床或其他設施,都很缺乏。
第二,對於精神專科醫院的投入嚴重不足。這類病人通常住在專科的精神病院,監護起來非常困難,家屬也不管,社區也不管,就安置到了醫院。如果醫院對病人住院天數有限制的話,則涉及到病人周轉問題。專科醫院精神病人住院的天數一般是四周左右,而大型綜合類醫院只有不到10天。而外科的住院天一般是三到四天。
第三,國內精神病學的教育只有專科醫生學習,其他科室的醫生缺乏這方面學習知識,對精神病人不能正確識別。如果病人處在發作期,較容易識別,但如果是在服藥平穩期,普通醫生很難識別並進行自我保護。
她提到:“2013年的精神衛生法中明確,家屬或病人本身不願意住院的話,醫院是無法強制收治病人的,除非有公安機關送到醫院。所以大量精神病人閑逛在外,對社會安全形成一定威脅。”
她還強調,精神病人一旦住院後,急癥癥狀控制住,就會出院,一般普通醫院10天,專科病人兩周。但部分精神病很難治好,特別是有偏執型人格的病人,容易出現突發異常的舉措。因此,希望加強社會資源的支持和投入。
“什麽時候,醫生能在工作場所,在家中免於恐懼、免於死亡的威脅呢?!”吳一龍的發問是所有醫務人員的共同心願。
陳仲偉醫生的猝然離世令社會震驚,也讓政府再次正視暴力傷醫事件。
5月6日,廣東省衛計委發出《關於嚴密防範暴力傷醫事件的緊急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衛生計生部門和醫療機構與公安部門聯合行動,嚴密防範全省醫療機構暴力傷醫事件發生:
第一,嚴厲打擊暴力傷醫行為。全省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要協調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始終保持打擊涉醫違法犯罪的高壓態勢,對醫療場所及其周邊地區暴力傷醫行為“零容忍”,發生一起打擊一起,從嚴從重處置,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絕不姑息。
第二,迅速梳理醫療糾紛情況。各醫療機構要立即對醫療糾紛登記情況進行梳理,重點排查有潛在傷醫傾向的重點人群,及時通報當地公安部門和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實施聯防聯控,預防類似事件發生。
第三,切實加強安全預警防範。各醫療機構要協同當地公安部門設立警務室或(和)警車,所有醫療場所要安裝視頻監控設備和報警裝置,建立中心監控室,24小時全方位、實時監控。要健全保衛制度,配齊安保人員,提高防恐防爆能力,建立預警和快速反應機制,全員行動,一旦發現情緒異常人員立即報警、迅速隔離、就地制服。同時加強醫療 機構周邊尤其是宿舍區安全保衛工作。完善醫警聯動,及時迅速果斷處置涉醫突發事件以及暴力傷醫案件,嚴密防範重大傷醫案件和群體性涉醫事件的發生。
第四,全力保障醫務人員的執業安全。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要協調司法,公安等部門,為全省醫療衛生系統營造安全的醫療工作環境,依法維護醫療場所安全、安靜、神聖的就醫秩序,維護醫務人員的職業尊嚴,保護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全。
「我的成績不好,沒人想和我一組,因為我一定答不出來,同學覺得被拖累。我不想惹人討厭,所以也不主動找人說話。」因為自覺無法融入同學,「我曾用剪刀將白紙剪成細長的繩索,在座位周圍繞起一道城牆……。」這是發現臉書資安漏洞獲贈一千美元的張啟元,接受我們訪問時,說出年少求學的艱辛歷程。 從這些話語中,不難想像一個成績低落的孩子,在學校承受多大的折磨,聽了他的遭遇,讓人覺得非常心疼。所幸,他靠著自學找到自己的天賦,但,即便是他,都仍在貧窮邊緣力爭上游。事實上,全台灣有許多像張啟元這樣,學力從小落後的孩子,等待救援。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就明確指出,全國二百萬國中小學學生,約有一○%基本學力嚴重落後,亦即國中小有二十萬學生「等待失敗」,台灣下個世代的競爭力令人擔憂。如果無法改變這個現象,台灣整體國力都會受到衝擊。 過去,貧窮的學生可以透過教育翻身,但是這些孩子們,甚至連最基本的加減乘除都不會;因學力過於懸殊,成為最底層的「下流世代」,意指階級無法流動,翻身無望! 同事們進一步採訪也發現,台灣學生學力M型化的情況,在全球最為嚴重。更令人驚訝的發現是,我們一直以為後段學生都集中在偏鄉,事實卻不然。 根據統計,這些學生竟有近七成集中在城鎮,且多數是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他們能夠給孩子的資源較少,無力去扭轉問題,而教育當局錯置資源,以至於情況持續惡化。 最近臉書上,日本暢銷書《下流老人》引起熱烈分享與回應,許多人擔心自己老後會成為貧窮、無依無靠的「下流老人」,而台灣如果再不搶救這群學生,將創造出大批「下流世代」,相信這是你我都不願意見到的結果。 撰文 / 謝春滿 |
搶救二十萬個學力落後的學生迫在眉睫,除了政府有限的資源放在刀口上,協助弱勢, 更要聚焦基本學力,從小救起。無論是教育制度或教學方法,只有從根本改變,才能達到目標。 解方1》每年檢測學力 別等到國中教育會考「若問我給新政府建議,想辦法把小學一、二年級帶好吧!」甫卸任國教院副院長的台東大學特教系教授曾世杰呼籲。多年來研究以低成就學童的閱讀歷程與補救教學為主,他認為,台灣現況是,低成就表現的孩子愈來愈多,補救已經來不及,能預防就越早介入越好,出了問題就趕快幫忙拉回來。 目前國中小學學生的學力檢測機制,只有到九年級時才舉行國中教育會考,曾世杰說,這樣太晚了,會錯失教學介入的有效黃金時期。他主張,國小應建立學力監控機制,每年要監測一次基本學力(讀、寫、算)不要等到會考成績出來,才來補救。他特別強調,「尤其國小前四年每年都要做,帶不起來,唯老師是問!這樣才有機會在出問題時抓出來。」而且,這項監測機制應由國家負責,不要縣市政府來做,才能鼓勵縣市長把提升學力當政見。 有了學力監測機制,一發現學生學力低落,就應開始補救。曾世杰說,要先有基礎的讀寫能力,數學不好可能是國語不好、看不懂題目,「只要讀寫不好,所有學科都不會好」。麥肯錫顧問公司曾針對世界各國的教育系統做研究,發現優先專注於學生基本學力提升的學校,學生學力的進步成果顯著;英國教育也證實,在小學階段結束前消除分數差距,是弱勢協助最有效的方式。 消弭分數差距,讓學生學習有效,依能力實施年級內分組教學,是個不錯的辦法。不過,現行辦法是規定國中二年級才能開始分組教學,這個俗稱跑班的制度,曾世杰認為太晚了,應該小學四年級就開始。 但真正實行跑班制的學校並不多。 依據監察院調查,一○二學年度,僅有一五六所國中實施年級內之分組教學,實施常態編班而未採分組學習有七一一所,比率高達八二%;國中學生人數七十七萬餘人,接受部分基本學科如英文、數學、自然分組學習者只有五萬三千多人,只占國中學生總數的七%,顯然多數學生未能因材施教。 除了跑班,彈性的上課進度與評量方法,有其必要。新竹嘉興國小校長徐榮春就指出,山上的老師都很有熱忱,想讓學生多體驗課程,但會擔心課上不完。曾世杰曾實驗,把教材難度降低,學生的學習能力有回來,只是,期中、期末考又變成全校一致的評量,後段學生依舊落在後面。 事實上教育部也放寬考試可分A、B、C卷三種標準,但學校不敢,擔心被抗議不公平,「體育課就可以依身高、體重有不同標準評分,學科為何不可以?新政府一定要讓學校腦袋解嚴。」曾世杰說。 解方2》課程結合地區文化 提升學習興趣「台灣有不同族群,中小學課程必須回歸文化傳統或社區本位,原住民、偏鄉或新住民的孩子,若能學習到與自己文化或生活經驗相關的課程,學業表現可能會改善。若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太多落差,孩子興趣與能力無法展現,所以不是後端的孩子無能力,而是國家標準對他太不公平。」政大教育系教授馮朝霖點出問題。 馮朝霖認為,國家控制整個課程發展與標準,讓課程太一致性、標準化;但內容是既得利益者的文化,弱勢族群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新住民或偏鄉的孩子,他們學習現有課程,感受非常遙遠。 馮朝霖主張,要讓學生有學習動力與自信,就要做得更充分,突破國家對課程的壟斷,目前是「多綱多本」,未來希望能「無綱無本」。 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林佩璇也建議政府,可以有課綱但不要發展教科書,由學校老師去建構。教學不是老師單打獨鬥,結合同校與附近學校老師,一起把重要概念弄出來,團隊互相支援;老師要關心孩子,孩子受到關注,能量就會展現。 馮朝霖還建議,教學若太過無聊單調,學習成就很難提高,教學要翻轉,朝生活性(如蓋房子)、體驗性(如爬山)、實作性發展,讓學習成就較低的孩子提升學習動力,並讓學生從事服務學習,如此一來,即使小學生、幼兒生,也可以從服務別人之中,發現存在的價值。 解方3》提高學前教育品質 別讓孩子輸在起點國教向下延伸,提升學前教育品質,是不少學者專家共同心聲。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邱淑惠說,國教往下延伸,可減緩家長負擔,同時讓大家正視幼教本質是什麼;避免一味市場導向(如應家長要求,著重在教識字或背誦),並避免公立幼兒園老師過勞又流動性高,又可改善部分私立幼兒園以低薪聘人來當老師、無法把好人才帶進去的問題。 只不過,這條路蜿蜒又難走。關鍵在於,現有幼兒園高達七成是私立。邱淑惠也提醒,私幼擔心如果納入國教,會有生存危機,反彈力量很大,比較好的作法是,由政府直接給家長補助,減緩經濟壓力。同時,保障私幼老師基本薪資,改善勞動條件,優秀人才才會進來,教學品質才不會落後。 台灣師大提出二○二○年給新政府指標之一,是三○%學前教育機構通過專業認證評鑑,讓每一名幼兒都能享有至少一年的高品質學前教育。 台灣師大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說,幼兒接受低品質的學前教育,和沒接受學前教育的效果沒兩樣,有必要以專業認證評鑑,提供提升教育品質的評鑑標準,引導幼兒園自我改善,也讓家長選擇幼兒園有所依循。 許添明並建議,中央政府應提高對地方政府教育的一般補助,責成地方政府為學前教育負起責任;甚至,為了擴大財源,應改革稅制,以提高政府對教育的投資。 撰文 / 郭淑媛 | ||
如何塑造高品質的政務官?反貪腐一定要公開個人財產嗎? 從人才培養到與立法院的互動,歐美先進國家這樣做。 政府政務官難找,不只是台灣的問題,許多先進國家也都碰到過。事實上,國際許多先進民主國家,從人才培養到與立法院的互動,都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塑造高品質的政務官。 人才池不足 英國解方:延攬學者、商界人士,建立影子內閣培養政務官,近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英國有解方。內閣制的英國,行政首長都是由資深的下議院議員擔任,而幕僚及團隊則由資淺的議員組成。這樣的好處,是「不會發生政務官雖然是社會專業人士,行政經驗卻無從培養,難以融入政治環境的窘境。」英國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資深研究員萊道爾(Peter Riddell)說。 但面對人才匱乏的現象,英國還是要找出解決之道。萊道爾舉例,面對人才池越來越小,二○○七年,英國前首相高登遂大舉用才,以「廣納賢能」(Government of All Talents)為號召,擴大非議員閣員,納進許多沒有政治經驗的學者及商業界人士進入內閣。 除此之外,英國的在野黨也有正式組成「影子內閣」(反對黨監督執政黨)的傳統,由卸任的政務官及議員、專家、學者集結而成,對執政黨提出批評及反對政策。國內不少學者也建議,國民黨團應趁著在野這段時間,組影子內閣,重新建立起台灣的政務官人才池。 財產公開趕跑人 美國解方:官員安全堪慮,陽光法案急轉彎一二年,為了加強政府透明化,美國通過《STOCK法案》。其中一項最受爭議的規定,就是高階官員與政務官申報的財產資料,全部都要在網路上公開,曝光程度相當於台灣的《陽光法案》。 然而,在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案生效前,國會卻通過了法案修正案,取消網路上揭露財務資訊的規定,讓財產申報回到原本封存,民眾僅能書面申請調閱的流程。 為什麼?美國國家公共行政學院出了一份報告「《STOCK法案》公開財產對政府影響的獨立研究」,明確反對法案網路公開財產。報告指出:「法案如果施行,會對官員人身安全造成問題」,「高階官員的人才庫已經逐漸縮小,公職吸引力和其他民間職位競爭已失去吸引力,法案對政府吸引、留住人才,將會有長期且負面的影響。」事實上,若分析國際透明組織的「清廉印象指數」就能發現,在主要國家中公開官員財產與不公開之間,並無直接關聯。美國撤除《STOCK法案》網路公開的議案,獲美國參議院全數同意,毫無異議。 對照美國,看看台灣,我們是否也能在反貪腐與政務官人身安全中間,找到平衡點? 不讓立院作秀 德國解方:五天前提問,一小時答十八題如果台灣立法院質詢是歹戲拖棚,那麼德國議會質詢就是字字珠璣。根據《德國議事標準》,黨團質詢的問題,必須由五%以上的議員連署提出,且所有問題都要五天前先提交,禁止脫稿演出、減少重複。此外,議員個人還是有機會獨秀,每周三有一小時,議員可以向各部會部長做「口頭質詢」。 一周一小時的時間怎麼夠質詢?台灣民眾看慣立法院時間又長、戲又多的質詢方式;在德國議會,一五年一整年下來,總共只有五十個小時的口頭質詢,卻提出了九百多個議題,平均下來,一個小時可以問答十八個不同議題。 如此高效率,是因為德國議會就連議員事先交的問題格式都有嚴格限制,問題必須提出數據及前提,方便回答。而問題主要由書面回覆,口頭質詢僅是補充,因此快問快答,效率極高。 如果台灣要擺脫立法院的作秀文化,提高政務官在質詢時的效率,德國議會的質詢規定,值得參考。 撰文 / 楊卓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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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學生的數理能力在國際排行一向名列前茅,就連北韓都比歐洲最強國還厲害,這讓英國更堅定「學亞洲」了。 七月中,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結果出爐,冠軍是美國隊,接著五名全是亞洲國家;北韓硬是把英國往後擠,和俄羅斯並列第七;然後是香港和日本。前十強有七張亞洲臉孔,讓兩年前就鼓吹「學亞洲」的英國教育部長吉布(Nick Gibb)更肯定,撥款四千多萬英鎊(約合新台幣十七億元)求教「填鴨功」,正確!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報導,吉布想移植普遍通行上海、新加坡、香港小學的數學教法,採取全班同步教學,破除以往能力分組慣例;摒棄教師自由編製、內容組織鬆散的學習表(worksheet),改採單一教科書,「但求不再聽到『不會算數學』五個字。」 以往,亞洲國家的填鴨式教學總被西方詬病以應試為目的,近年來卻反向引領跟風:二?一四年,英國就和上海「交換老師」,由於成效良好,今年開始擴大試辦。居中協調單位主事者史崔普(Charlie Stripp)推崇亞洲規定背誦九九乘法表「是學習和活用的基礎」。 算術差,旅遊匯損150億 南安普敦大學教授雷諾斯(David Reynolds)認為,學生自主學雖是英國教育主流,但「此刻正是改變契機」,好提升國家競爭力。 英國銀行巴克萊(Barclays)研究,國民算術能力太差,出遊動輒算錯匯率,不是少換旅費,就是搞錯售價,撿不到便宜反而還買貴,每年匯損高達三億五千萬英鎊(約合新台幣一百五十億元)。民間企業感受尤深,創辦特易購會員卡的彤恩(Edwina Dunn)指出,動畫、App等熱門產業都強調數學基礎,「若不思變革,英國將喪失全球競爭力。」 英國人數學之爛,連前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都曾淪為笑柄:他身為牛津大學高材生,竟然曾在出席國小活動時答不出八乘九的數學題。吉布誓言,「不會算數學」之恥將在這場復興運動中成為過去式。 (文.柳定亞) 撰文者柳定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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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七大質疑全成真! 一年半前,《商業周刊》對剛上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提出七大疑問:1.一次單挑四大案,戰力夠嗎? 2.只會除弊不會興利,BOT沒人敢做? 3.上任以來,都不談願景? 4.講話像羞辱人,不怕沒人跟隨? 5.聽不懂照樣授權,不怕被騙? 6.只求快不求對,朝令夕改沒關係? 7.施政只看急診,沒有長期規畫? 如今,這些質疑都成真,也使得這位素人市長施政、形象滿頭包。 我們再次專訪自稱「每天反省」的柯文哲,追問他一年半來究竟有何檢討、改變?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走進會客室,還未坐下,就自顧自的開始談起他的民調。比出一個向下的手勢,他說台灣政壇首長的民調向來只有從高點下滑,還未有過跌落後能再起的例子,「如果我有辦法存活,就是在寫歷史……,沒有上來我就是馬英九,如果上來,就是柯文哲了,呵呵呵!」他一如往常的擠眉狂笑,但笑聲中,有幾分壯膽的味道。與先前《商業周刊》專訪他時相較,柯文哲的銳氣明顯「消風」。 從上任初期市府研考會調查滿意度最高曾達八○%,一路跌到近期的五六%,我們追蹤一年半前柯的十大政見至今兌現狀況,並不及格。他如何詮釋自己的表現?以下是專訪問答精華摘要。 大巨蛋案為何拖這麼久? 所有人都問,你在堅持什麼? 我說,這還是有公平正義的啊!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美河市仲裁結果出來後,你說「兩敗俱傷」,大巨蛋案是否也會如此? 柯文哲答(以下簡稱答):大巨蛋……,是這樣啦,這個還是要看時代意義啦!還沒走完嘛,比賽還沒結束。 問:拖這麼久,你犯了什麼錯誤?誤判情勢、專業不夠,還是不尊重法律、契約? 答:太慢處理啦,最近在看YouTube研究希特勒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犯的錯誤,就是不可以「兩線作戰」嘛。我應該去年九月就要處理了,早點把它解約就好,一直忙忙忙忙,就把這個遺忘掉。 問:但這不是最重要的事嗎? 答:我跟你講,如果真的你坐在那位子上,大巨蛋占你全部的重要性其實不超過五%,因為每天(事情太多)比方說公車漲了一塊錢,就是一個轉折,你每天要應付的危機太多了,所以當它變stable(穩定)的時候很容易被ignore(忽略)掉。英文有句成語叫作elephant in the room,大象在房子裡面有時候反而被忽略,牠安安靜靜躺在那裡,而有隻狗在那邊跑來跑去,你只會看到那隻狗,沒有看到大象。 問:是不是因為你沒有分清重要性? 答:這也是長期人家批評我說,你怎麼不抓大方向?但對我來講,重要的不是那件事的輕重緩急,更重要是,那件事背後代表的價值是什麼?人家會說,為什麼你很concern(關切)這種小事情,(但)我會常常卡在這件事情價值如何?我的基本價值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連珠炮的說)……。 問:所有政策都要考慮你剛說的價值,但你還是要排序啊!大巨蛋為何開戰一年半還無法解決?你堅持的公平正義,其實在你們移送台北地檢署的時候,那個價值就是北檢的事了,但你還把它當作自己的事,而不顧影響市民的工程問題? 答:(停頓了一下)我想我真的是太慢處理了。那個蛋,量體那麼大,造成公安不是我造成的,所有的條約,訂到我們幾乎都不能動彈,不平等條約,那個工程逾期一天罰五萬元,罰六十天,三百萬就沒有了!條約訂成這樣,是我造成的嗎?為什麼一個財團可以有恃無恐? 問:為何無法透過協調解決? 答:很簡單,有恃無恐嘛!他那個獲利是九百億,市長我跟你撐四年,我就賭你不會連任啊!他的心態就是這樣啊!所有人都問說,你在堅持什麼?我說哼,這還是有公平正義的啊!這個社會如果壞人老是可以得逞,就歷史來講,它影響太大。 民調下滑因施政無章法? 對我來講,看到不對就去處理啊! 病房沒時序問題,那些習慣還沒全戒 問:但誰在付代價?小包商怎麼辦?它擺在那裡,一個都市之瘤,安全怎麼辦? 答:(停頓)這個,我跟你說,那個(擺在那裡)也沒有多不安全的,其實我們都心裡有數,政府也不是那麼白癡的,也有去找蓋的人確認過鏽蝕的狀況等等,大概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公安)問題。 問:我們回來談施政的優先順序,你的滿意度下滑,是不是因為看不到章法?一下打弊案、一下漲這個、漲那個……答:(國安會前秘書長)邱義仁也問過我這個問題,(他說)按照我們政治人物的經驗,很少人五個案子一起打,這違反他們政治上的一些原則,我說,對我來講,看到不對就去給它處理啊! 這也是缺少經驗,像我本身在加護病房,沒有時序性問題,因為那病人反正不行他就死掉了,他不會卡住我們ICU(加護病房)部門。 問:但你進市府已經一年半了,加護病房那些習慣……。 答:我跟你講,還沒完全戒除……,但至少現在我學到,生氣的時候不要做決定,生氣還是會罵人,但不要做決定。 組織內部管理也出狀況? 我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價值衝突 你覺得不能執行,那要舉手啊! 問:你曾說上任以來最成功的是內部管理,但你民調大跌,怎麼證明管理成功? 答:其實我進這個組織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價值的衝突。價值的意思就是說大家共同認為是對的或錯的東西要相同,我講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那個題目(指本刊列在採訪大綱的問題):我們下令說公文要減章(減少蓋章數),因為一個公文平均蓋十四個章,我說要減到兩個章,後來就出現你問的集體造假的問題。公文這樣明明蓋一堆章,但是為了怕市長罵就還一張抽起來(編按:許多單位無法檢討出公文流程哪些可省,又怕被罵,於是內部作業照舊,但把章蓋在另一張紙上,等呈到市長前再把那張紙抽掉)。對我來講是滿大的shock(震驚),這個就是價值的衝突,(嘆氣)不可思議啊。 問:你有了解原因嗎,也許是你下達的命令難以執行? 答:我下這道命令下去,你覺得不能執行,那要舉手啊(雙手舉高)。有時候我開會說,罵人也許是我的權力,但講實話是你的義務。我跟你講,這種價值衝突是開始「撞壁」以後才發現的。 比方說我去公園處,他們抱怨說現在環保局有五百多輛垃圾車,可是裡面有一、兩百輛是不太能動的,我說,不行的就報廢掉,實編三百五十輛,夠用就好。但他們長期以來,就是要一百輛、寫一百三十輛,再讓你砍回來。變成每個單位在提需求時,你都搞不清楚是真正的需求,還是故意expansion(擴張)讓你砍。 我如果是面對一個不可知的世界,我要去猜測那就算了,像預測天氣。但我還要預測部下講話到底真實度是多少?天啊,在當市長之前,我完全沒預想到會遇到這種局面。 問:那你怎麼還會認為,內部管理是你目前最成功的事? 答:還沒成功啊!改變文化不會馬上看到成果,但時間拉長,我覺得價值的堅持,會是我們對歷史最大的影響,如果你一直堅持、一直撐著,其實時間拉久了……。 你是傳道者還是管理者? 我跟你講,說服比領導有效,表面看來沒效率,但就是咬牙撐過去 問:你只剩兩年半任期,沒有時間拉久的問題。 答:是沒有……,但是我跟你講喔,如果你相信你的價值,你就是要維持這個價值撐到最後一秒。 問:在現在這個位子,你究竟是個傳道者還是個管理者?因為管理者本來就要去管理價值的衝突。 答:過去我們都認為是政治上的領導者,我說,不對,從此以後我們做為文化的傳道者。你知道我為什麼有這個想法?有個人叫耶穌基督,他三十三歲就掛了,但他竟可影響這個世界。所以persuade(說服)比lead(領導)有效,大家說這樣速度太慢,我跟你講,表面上看起來比較慢,但有效。 問:所以你是想當傳道者,其實不想當管理者?因為傳道者只有一種價值,管理者卻需協調各種價值。 答:也不對,我們還是要管理,但是會把傳道的成分加大。你會覺得表面上看起來沒有效率,很不方便,但我的信念是「咬緊牙關撐過去」。 員工們說你帶人不帶心? 我要承認,帶八人跟八萬人不一樣,我的心態是盡量做,不能連任就算了 問:但市府基層員工卻認為你把他們當工具,帶人不帶心,這樣有辦法傳道嗎? 答:這個就是(咳)其實我要承認,我學到一課,就是說,八個人的團體(指他在台大醫院時的葉克膜小組)跟八萬人團體(指市府)是不一樣。我現在心態就是盡量做,不能連任就算了,也沒辦法。 但我相信,到三年半再回頭看,還是會有一定成績,為什麼?你如果從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拆掉開始,仔細看,我都在做很硬的事,忠孝橋引道(拆除)這計畫是我訂的嗎?拜託!黃大洲時代就有;社子島四十六年禁建,哪個市長敢去碰?我們就真的咬緊牙關去動它。社子島四年內一定不會蓋完啦,四年內大概才開第一條路而已,因為你要走完環評還有防洪計畫。 問:所以你到第四年的時候,用什麼來證明你這套是對的? 答:這要相信自己。我們盡量做,行就行、不行就算了!我看你們的表情,就很難說服你們,但是啊,你永遠要看那個兩年就看到成果的,放煙火最快看得到。 我跟你說,我永遠都知道我犯過很多錯誤,有一句話,柯文哲一年就把人家二十年可以犯的錯誤都犯完了,哈哈哈。 問:犯完了嗎? 答:還會繼續犯啊!也許兩年把人家四十年的錯全部犯完,但還是有在進步嘛,我們還是修得很快。第一,我們也不是壞人,第二,我們很努力嘛,很想把它做好,這個叫God bless you,請上帝祝福柯文哲,哈哈哈。 後記》 專訪結束時,幕僚問我們是否要與柯文哲拍照,只見柯文哲搶答「他們(指記者)現在不會想要跟我拍照了啦!」顯示他從人氣明星滑落的冷暖自知。 數日後柯文哲傳來簡訊說,「我是不知道我還可撐多久,雖然有命理老師說(民調)最低是明年六月到一八%,這就和馬英九一樣慘了。結論,價值、信念,堅持住。政策、方法,可做必要之調整。然後繼續努力,剩下的就看天決定了。有何建議?」發信的時間,差一刻就午夜。 採訪者孫秀惠、田習如 整理者田習如、鐘承諭、張芳瑋 |
大理洱海邊的客棧面臨關停潮。(南方周末記者 汪韜/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30日《南方周末》)
2016年11月底,雲南省委書記陳豪批示,要“采取斷然措施、開啟搶救模式,保護治理好洱海”。
大理迎來史上最嚴的整治風暴,在雙廊鎮,近百家客棧餐館被關停,甚至連大理古城里的麥當勞餐廳都在近期被查封。證件不齊是查處的重要因素。客棧抱怨整改不知期限,想辦證辦不了。實際上,環洱海建設早有法律禁區。
“聽說大理的業主被驅趕了,各地都拋出了橄欖枝。我們正在被吸引到其他省市去。”
伸個懶腰在252平方千米的洱海邊伴著日出醒來,品一壺茶在蒼山海拔2200米的山腰里讀書發呆,啃著麥辣雞腿堡穿越635年的古城去趕一次集……
然而,2017年的陽春三月,大理的詩意棲居在一紙封條下驟然暫停。
隨處可見保護洱海的標語:“我不上誰上,我不幹誰幹,我不護誰護。”大理迎來史上最嚴的整治風暴,不僅針對環保,而且是整個旅遊業綜合整治。在大理的旅遊新秀雙廊鎮,近百家客棧餐館被關停,甚至連大理古城里的麥當勞餐廳都在近期被查封。
另外的重要背景是,3月27日,雲南出臺史上最嚴厲的旅遊業整治措施,雲南省第一環境保護督查組進駐大理,督查時間從3月26日到4月9日。
追求詩與遠方的客棧老板,一些是從一線城市逃離來的“環境難民”,這些新大理人卻可能要因洱海的環境治理而再次遷移。
三個半月了,夏方都不敢去碰房間里的那些白色封條。有個房間的玻璃碎了,也只能從樓上爬過去修理。
2016年11月底,雲南省委書記陳豪批示,要“采取斷然措施、開啟搶救模式,保護治理好洱海”。
這場治理風暴在2016年底就已開始。2016年12月14日,工商、稅務、環保、公安、電力等單位一行十多人突襲執法,夏方的客棧沒有營業執照,大門和房間立馬被上了封條,水電也立刻停了。
與夏方在同一個村,“無照經營”被關閉的還有蔣雯。蔣雯沒有營業執照的原因是沒辦下來土地規劃證,繼而沒有辦下營業執照。大理本地人宋蕊有營業執照,但因為不知道政府部門合並而要重新辦理食品經營許可證被關停。“我們要給客人吃早餐,所以要辦理這個證。2016年12月20日發下來的證件登記表,我們才知道有這個證。”
在這一輪治理行動中,證件不齊是查處部分客棧的主要理由。“你家證件齊全嗎?”成為老板們之間最關心卻又忌諱的話題。南方周末記者多方采訪發現,證件齊全的客棧數量說法不一,十分之一、三分之一……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數字。
不過,被關停的客棧也面臨著同樣的苦惱:想辦證辦不了。2015年底,夏方就申請辦理營業執照,但一直被拖著。2016年1月簽訂租房合同開始裝修後,蔣雯說自己跑了不下50趟政府相關部門,也一直無下文。“我原來就在國家職能部門上班,我幹嗎做‘黑店’老板呢?”已經回老家的蔣雯在電話里情緒激動。
關於客棧治汙、環洱海開發的整體規劃等問題,南方周末記者致函大理州、大理市委宣傳部門,截至發稿尚未得到回複。
和2017年3月28日因汙水直排被網友舉報而關停的大理古城麥當勞餐廳不同,夏方、蔣雯和宋蕊的關停理由都不是排汙。他們都有排汙許可證。宋蕊還安裝了出水達到一級A的汙水處理設施,雖然她所在的鎮還沒有明確要求。
大理州各個地方對於排汙的要求不一樣。有的下發了紙質版通知,比如雙廊鎮要求2017年3月31日前安裝出水達到一級A的處理設施、安裝流量計並提供水質達標監測報告。銀橋鎮則是群發短信,不過安裝完畢的時間是2月28日,報告時間是3月10日。
近幾個月來,環保公司蜂擁而至,每一家客棧都火速投入四五萬元安裝。
不過,證件齊全的一樣擔心。2017年3月20日,光明網刊發報道《大理州犧牲粗放發展,救洱海實施最嚴禁令》,隨後被“大理日報”微信公眾號轉載。報道明確提出:從今年4月1日起,凡是在生態核心區的餐飲客棧,實施暫時性關停,待環湖截汙工程封閉後,經核定達到標準的再恢複營運。
3月28日,大理州外宣辦相關負責人向澎湃新聞否認稱,大理州政府層面並無此方面的確切消息。
讓夏方和蔣雯更著急的是,手上這份“大理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責令改正通知書”中,何時前整改完畢,也沒有填寫。
目前,客棧老板們不知道通過什麽渠道去溝通,唯有遙遙無期的等待。“我們在麗江開過好幾年,其中準營證也是停辦了,但最終還是讓大家辦證了,也沒有被停業過。”挖色鎮一位被關停的客棧老板說。
大理雙廊鎮正在鋪設排汙管道。(南方周末記者 汪韜/圖)
一個客棧老板們掛在嘴邊的數據是:“客棧對洱海的汙染貢獻不超過5%。”這是2015年《新聞聯播》播出的比例:40%來自禽畜糞便,35%來自生活垃圾,20%來自農業,5%是其他汙染。
上海交通大學雲南(大理)研究院副院長王欣澤提醒南方周末記者去規劃中找找數據。《洱海流域水環境保護治理“十三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到,洱海流域汙染主要來源於工業、城鎮生活、農村生活、養殖業、農業面源、服務業、水土流失、幹濕沈降等。在2014年,畜禽養殖、農村生活和農田面源為主要的汙染來源,三者排放的汙染負荷量占總負荷量的70%左右。
但大理遊客井噴同樣是在2014年。慢生活的追求、電影《心花路放》的播放,令大理旅遊業迎來了二次興起,一個客棧帶動了6個地方就業機會,剛畢業的外地大學生紛紛跑來客棧當管家。
客棧讓遊客停駐大理。僅有三塔寺一個5A級景區的大理,早些年的遊客大多數不過夜,平均停留時間只有0.8天,而今卻是4天。
2016年,大理的旅遊人數逼近4000萬,是十年前的4倍。在最近的一次環保部新聞發布會上,環保部水環境管理司司長張波提醒道:“(洱海)外來人口多,外來人口要吃住、消耗,相應就帶來很多其他行業如養殖、種植等規模的增加。這些行業既要消耗,也要排放,各地都要牢固樹立一個環境承載力的概念。”
“客棧的規模越來越大,占多少比例汙染貢獻,我們沒有測算過。”王欣澤說,“客棧的入住率、處理設施運轉情況,都需要細致地調查。這是很辛苦的工作。”
當地媒體曾經報道,洱海小普陀島上遍布燒烤攤,一些商戶把洗食材的汙水,直接倒進洱海里。遊客吃完的竹簽、一次性飯盒,堆放在洱海岸邊。當地人也見到客棧的建築垃圾甚至乳膠漆被倒入了洱海。
不過,客棧老板們堅稱自己一直按照政府的要求來做:從三級化糞池到七級化糞池,乃至現在的一級A排放處理設施。
一級A是城鎮汙水處理廠的最高標準,是回用水的基本要求,但這依然是劣Ⅴ類水質,總氮含量是Ⅲ類水的洱海的15倍。總氮是造成洱海富營養化的主要汙染物。
如同體檢找準病竈,大理正在加強洱海監測網絡的建設。在政府采購網上,洱海流域保護局正在招標“洱海監控預警建設項目”,包括河道斷面、湖體水質監測系統、流域重點汙染源分析、藍藻水華時空格局及生消機制調查分析等。
目前,保護洱海的舉措被官方定義為“七大行動”,其中,劃定生態核心區是“七大行動”第一條第一點。實際上,環洱海的建設早有禁區。
《洱海保護管理條例》頒發於1988年,2014年的最新版本規定:洱海環湖公路臨湖一側內,主要入湖河流兩側30米和其他湖泊周圍50米內,禁止新建公共基礎設施以外的建築物、構築物。《洱海海西保護條例》進一步規定為洱海西岸界樁外100米內禁止新建。
客棧老板何貝是學習法律出身,來投資之前就研讀了這些規定,他的客棧建在100米之外,但他家與洱海之間建了大量客棧和居民房屋。民間的一種猜測是,一些新客棧遲遲不能辦證,或許正是出於上述條例的考慮。
大理到處可見各類保護洱海的標語。(南方周末記者 汪韜/圖)
在這一輪疾風驟雨般的整治行動中,客棧首當其沖。而其他的汙染源也迎來了強勢整治。
在洱海保護的推進會上,大理州委書記陳堅指出,保持洱海水質穩定已到了最危急關頭,洱海保護治理工作已到了沒有退路的懸崖邊上,必須拼死一戰。陳堅為水利科班出身,此前任雲南省水利廳廳長,2017年1月履新大理,正是為洱海而來。
洱海這個瘦長的湖泊也像是短胖的河,水源主要來自北面的羅時江等三江和東面的蒼山十八溪,湖水最終從洱海南邊緊挨大理城區的西洱河排出。深達十米的洱海有28億立方米水,更新一次水需要約五年。
《規劃》提到,蒼山十八溪180多個隨意而無序的取水點幾乎用掉90%左右的清水,導致一半以上溪流常年處在斷流狀態。戶外運動愛好者記得以前十八溪遠遠就能看到瀑布,現在登蒼山要帶足飲用水。
“七大行動”中,蒼山取水的排查、井水的取締也是重要內容。
農業汙染也正被大力整治,2萬個化糞池將被新建。在挖色鎮,11個政府工作人員在15天內,走訪了兩百多家農戶,丈量了四百多畝土地用於土地流轉。
“作為一個研究人員,觀察洱海的變遷很有趣,洱海走了和其他流域發展不同的道路,不算是先汙染後治理。洱海到現在,還一直壓著經濟發展的線。”王欣澤說。他還聽說,1990年代,當時洱海環保部門就成功勸停了在洱海邊擴建化肥廠的決定。直到現在,環洱海邊也幾乎沒有工業。
“靠科技治水”“網格化管理”等洱海治理經驗還曾被不少媒體報道過。“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洱海”“洱海清,大理興”的老標語現在仍清晰可見。
上海交大曾在喜洲鎮安裝了大理州最早的農村汙水處理設施,其後政府還在其他村子安裝了膜生物反應器,將汙水處理廠的工藝濃縮在一個小型罐也可將汙水處理到一級A,環洱海邊偶爾可見。
大理是雲南第一大奶牛基地。雲南順豐洱海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鐘順和介紹,洱海流域每年產生250萬噸的禽畜糞便,其中百姓還田40%,自行售賣或無法收集的占5%,公司的有機肥回收加工可以收集近160萬噸。
然而,根據《規劃》,洱海流域中心城區汙水處理率不足60%,中心集鎮的不足40%,農村則低於30%。雖然“十二五”期間加大了治理力度,但汙染治理仍未跟上汙染速度,致使汙染物入湖負荷未能有效控制。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據《規劃》中的數據,近50年的汙染沈積導致洱海全湖汙染層累計為27厘米左右,總磷含量均值甚至高於太湖、巢湖等富營養化湖泊。2017年,洱海暴發了藍藻。
在洱海保護中,也會走彎路甚至失責。在雙廊鎮,2014年3月動工的不到兩公里汙水收集管道,耗資430萬元,僅一年多就出現質量問題,導致客棧的汙水直接進入洱海。當地政府對主管官員“不認真履行監管職責,致使建設的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質量問題,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四百余萬元”進行了通報,相關官員最終被判刑。
和關停工廠、限行汽車就可帶來藍天不同,湖泊治理的成果具有滯後性。
“洱海保護不是幾個月、一年兩年說清楚的事情。”王欣澤說,“現在的工作非常有必要,但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即使把洱海周邊的汙水全部換成自來水灌進去,自然系統的恢複還是有一定的時間。”
對於洱海發生的藍藻現象,王欣澤認為在氣溫增高,風力、水力等條件適宜的情況下,在人口密集的局部湖灣發生藍藻生長、聚集是屬於偶發的正常現象。但不能僅僅以某一個時間、某一個地點的情況判定洱海整體水質的優劣。
王欣澤還以日本的霞浦湖做了對比。王欣澤對日本霞浦湖的治理非常感興趣,位於東京東北部60公里的霞浦湖,面積、流域人口都與洱海類似。投入了更大的資金、水體更新時間更快的霞浦湖在歷經40年的治理後,氮磷的濃度變化波動性下降,也依然會發生藍藻,只是頻率、密度降低了。
剛剛從雲南騰沖回來的何貝又去了陜西的韓城。
“聽說大理的業主被驅趕了,各地都拋出了橄欖枝。我們正在被吸引到其他省市去。”何貝說,“我們已經愛上客棧這個行業了,就像剃頭的、修鞋的一樣,不在這里做,就去其他地方幹。”
環洱海客棧的投資從幾十萬到上千萬不等,數億元的資金也在尋找出路。何貝們擔憂的是,如何不讓騰沖等地成為下一個大理?
雲南尚未有關於民宿的管理制度。一位來自浙江的客棧老板想起來去莫幹山考察時,德清縣政府給了他的一本八十多頁的《民宿創辦手冊》。建築面積、耐火等級等各種規定非常細致,辦理證件的先後順序,每個部門的任務甚至負責人和手機號碼都一應俱全。
“我們不怕不細致,而是怕不明晰,沒有統一標準。這份文件表現出浙江政府的服務。”上述浙江老板說。
在這一輪的洱海治理中,野生動物攝影師奚誌農發現蒼山十八溪之一的雙鴛溪里,挖掘機正以整治泥石流的名義打碎溪水里的天然礫石,準備造壩建堤。3月15日,奚誌農阻止了挖掘機在雙鴛溪的作業,但他擔心若如工程概況牌所言,其他溪流也有可能遭受類似的損害。“這和洱海治理是相悖的,我希望這些工程能夠停止。”
賣掉一線城市的房子舉家來到大理,這輪整治讓客棧老板們再度陷入離鄉的惆悵。在客棧代表們開會的時候,何貝一口氣說了段感想:
“大理不是各方面都優秀的孩子。單項都是中規中矩,蒼山沒有玉龍雪山挺拔,洱海沒有洞庭湖浩瀚、撫仙湖幹凈,白族不如傣族婀娜,南詔和大理國的歷史不如大唐大宋繁榮。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大理的城市足夠現代,移動支付和打車軟件應用極廣,鄉村又足夠原生態,“我們的家鄉已經被汙染了,空殼了。但在大理,依然能夠記憶所有鄉愁的味道。”
“我希望這個癥結得到解決,而不是死結。”回到老家的蔣雯迫切希望趕緊回來。
(文中夏方、蔣雯、宋蕊、何貝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