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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投資銀行行長霍耶爾：不排除與亞投行聯合提供融資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歐洲投資銀行行長(EIB)霍耶爾(Werner Hoyer)在5月26-31日率領高級代表團正式訪問中國。

據悉，在此次為期五日的訪問中，霍耶爾的訪問核心主題為加強EIB與中國合作、推動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為此，霍耶爾將在北京與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外交部部長王毅、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胡懷邦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行長金立群會面。此次EIB預期將與AIIB達成進一步深入合作的新框架，簡化聯合資助項目的流程，並確保雙方定期舉行戰略對話。

與此同時，此次霍耶爾訪華還將加強對中國氣候變化相關投資方案的支持。

將同亞投行達成合作新框架

EIB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性公共銀行，也是歐洲的長期借貸機構。此次，霍耶爾訪華，也希望為鞏固EIB與中國同行之間的合作創造良機，並對中國、亞洲和歐洲的投資活動提供支持。

此次，EIB不僅安排了同AIIB負責人的會談，而且還預期同AIIB達成進一步深化合作新框架，並希望可以確保雙方保持定期的戰略對話。

在AIIB創辦階段，EIB曾與AIIB緊密合作，分享技術與財務方面的經驗。此前，霍耶爾在今年4月初表示，將在五月訪華期間尋求同AIIB合作的可能性，並稱EIB內部已經對AIIB有不少討論，兩家投資銀行不排除合作和提供聯合融資的可能性。

此前金立群也表示，將在2016年二季度為首批項目融資。隨後，多家國際機構表現希望同AIIB進行項目對接或合作的意願。

霍耶爾還表示，中方提出要參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提出的投資複蘇計劃，他對此有較高期待。

另一家歐盟層面的銀行機構歐洲複興開發銀行(EBRD)則期待在中亞的項目上與亞投行合作。EBRD之前表示，將在2016年終同AIIB在兩個基礎設施項目上進行合作融資。

加強對華氣候變化投資支持

霍耶爾在行前指出：“本周的訪問將推動EIB與中國夥伴加強合作，對中國及世界各地的關鍵投資活動予以支持，其中就包括共同支持氣候變化相關投資。”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項全球性挑戰，2010年以來已成為歐洲投資銀行在中國的工作重點。中國是歐盟銀行的關鍵合作夥伴，我們期待早日實現雙方的共同目標。”他表示。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此行霍耶爾將與中國財政部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強對中國氣候變化相關投資方案的聯合支持。

與此同時，霍耶爾還將離開北京進行為期兩天的實地考察，親自走訪內蒙古省會呼和浩特市附近歐洲投資銀行支持的防沙漠化重新造林項目，以及使用天然氣代替煤炭以減少化石能源使用、降低空氣汙染的采暖項目。

歐洲投資銀行代表團還將與內蒙古省長會面，討論內蒙古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計劃，以及歐洲投資銀行如何對相應行動計劃提供支持。

此外，霍耶爾將出席由國家開發銀行主辦的D20峰會並做主旨發言。D20峰會齊聚G20的國家金融機構和多邊發展銀行，共商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生產力大計。

目前，EIB對氣候變化相關投資的借貸規模為世界最大，綠色債券發行量亦領跑全球。在2015年，歐洲投資銀行共計為全球氣候變化相關項目提供206億歐元貸款，創下歷史記錄。

這一數據充分表明歐洲內外能夠降低排放、改造基礎設施以適應氣候變化。通過植樹造林等方式提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的投資項目得到了歐洲投資銀行的堅定支持。

同年，歐洲投資銀行對歐洲以外氣候變化項目的借貸額占放貸總額的30%。到2020年，歐洲投資銀行計劃將放貸總額的35%用於歐盟以外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

“十年中國投資銀行家”摩根大通中國船長李一：戰略至上

如果將摩根大通中國比作一艘正在前行的船，摩根大通中國區主席兼CEO李一便是這艘大船的船長。

摩根大通中國區主席兼CEO李一

“一艘大船要乘風破浪順利前行，最重要的是確保正確的戰略方向;其二是要有充滿戰鬥力的團隊去執行這些戰略;其三是這艘船上的所有船員都能夠向著這個方向齊心協力，這就需要有積極健康的企業文化，形成良好的生態環境，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李一如此描述他管理這艘大船的理念。

在加入摩根大通之前，李一掌舵瑞銀近10年。這段時間中，在李一的帶領下，瑞銀中國從一個6、7個人的代表處發展成為一個幾百人的平臺，擁有包括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財富管理和資產管理等業務。

“我在瑞銀最主要做的事情還是調戰略、建平臺、強隊伍，並確保發展方向及節奏的合理及正確。”李一對過往的事情傾向於輕描淡寫，因為在他看來，“眼前和未來才更重要”。

李一自2014年加入摩根大通以來，便努力從戰略、團隊和文化這三個角度著手，通過發揮平臺的能量發展摩根大通在華業務。經過兩年的時間，“我很高興地看到，這艘大船前行的各項主要因素已經具備，借著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東風，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把準航向，走得更穩、更遠。”

戰略至上——利用摩根大通全平臺服務中國發展

任何一個出色的管理者都必須具備強烈的戰略意識和卓越的戰略眼光。在摩根大通，李一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戰略方向。

首先，做符合和服務中國發展需求的事情。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經濟轉型，中國市場對摩根大通全球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李一強調，“戰略要有長期性，不能拍腦門。所以我們要挖掘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中的需求和痛點，並充分找到與摩根大通優勢的結合點，實現摩根大通中國與中國經濟在這個新的時期共同成長。”

“要讓摩根大通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成為一個貢獻者。”李一補充道。

為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家制定了供給側著力方向、“一帶一路”以及“走出去”等一系列戰略，希望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但如何用好這個戰略機遇期，需要明確摩根大通自身的特殊優勢和市場地位，要自知。”李一表示。

李一兼具證券和銀行高級管理經驗，“我希望通過投資銀行、企業銀行以及資產管理等各個部門之間的合作形成合力，這也是摩根大通自身應該充分發揮的優勢。”。

李一現在用三個C來概括摩根大通在中國的著力點，即“Cross-border(跨境), Cross-business(跨部門), Creative(創新型)”。他進一步解釋稱，摩根大通應該將業務重點定位在為走出去的最優質的中國客戶和在華運營的最優質的跨國公司客戶提供領先的跨境、全平臺產品服務以及創新的解決方案。

“市場上對摩根大通投行業務在全球以及中國市場的傑出表現有目共睹;但其實我們的企業銀行業務，如財資管理等，也一直居於全球領先地位。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程度越來越高，他們對全球性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會更加多樣化，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充分利用摩根大通在投資銀行、企業銀行以及資產管理等各個平臺上的產品服務，更好地為中國企業提供一攬子服務。”李一對摩根大通全平臺上的產品如數家珍。

據了解，李一所提出的戰略已經被落實到日常的工作中。投資銀行、企業銀行以及資產管理等平臺之間的聯動效應已經非常顯著。

在2015年的中國化工收購倍耐力的交易中，摩根大通不僅是中國化工的獨家財務顧問，還為中國化工提供68億歐元的獨家融資。在海爾收購GE北美電器業務後的財務整合當中，摩根大通則提供了非常創新的現金管理方案，幫助海爾實現了GE北美與海爾總部財務系統之間的整合。

戰鬥力團隊——戰略成功實施的關鍵

“整體而言，金融機構基本上可以歸類為人才密集型行業;一個高素質、有戰鬥力的團隊對於戰略的成功實施至關重要。”

令李一非常自豪的是，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現在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管理團隊。”

2015年-2016年期間，李一請來了幾個在市場上非常有影響力的銀行家進入到摩根大通中國的核心管理層。 此外，公司還加強了對中層幹部的培訓，並且不斷增加對未來人才儲備的投入。

李一曾經是一名專業足球運動員，後成功轉戰金融行業，這已在市場上傳為佳話。

“足球運動員的經歷至今讓我受益，我的一些管理思維某種程度而言也來自於運動場上的感悟和理解。比如，好的運動員不僅要有良好的技能和體能，而且(踢球)要走心，此外還要有執著的精神、要有責任心。”李一特別喜歡拿足球來闡釋他的一些理念。

“比如，運動員需要讀懂場上的局面，需要理解教練的戰略戰術安排;而對教練而言則需要善於調動和組織團隊，要將整個團隊調到一個最好的水平和最佳的狀態，需要實現整個團隊場上場下的有機配合。 ”李一用足球來闡述他的管理理念。

“管理企業也一樣，我希望將這個平臺做大做好，讓團隊的每個人都能夠找到其用武之地，能夠最大程度施展其才華，並在這個過程中，讓事業本身對其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如此，不管是平臺本身、還是平臺上的個人都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

優秀的企業文化——團隊的粘合劑

雖然投行家這個詞聽起來跟“金錢”這個硬和冷的詞聯系特別緊密，但李一特別喜歡一些“軟”和“暖”的東西，他一直倡導在公司營造“家”的氛圍。

摩根大通非常看重“Accountability(責任)、Integrity(正直)、 Fairness(公平)和collaborative(合作)”，這是其全球企業文化的核心因素。

“優秀的企業文化是充分發揮團隊最大潛力和戰略成功實施的保障。現在摩根大通已經形成了‘前、中、後臺協同，跨部門合作’的良性氛圍，很多員工願意從其原有的舒適區中走出來接受新任務的挑戰，這是我非常願意看到的。因為一個良性的生態環境不管對公司的長遠發展還是對個人的成長而言都非常具有建設性意義。”李一補充道。

在李一看來，他的成功在於能夠把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大勢與他所服務機構的各項能力相結合。他認為，道與術是辯證關系，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既要把握大勢，又要註重細節。術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堅持道，才能讓整個公司這艘大船始終沿著同一個戰略方向前進，也才能把所有船員的戰鬥力整合起來，把他們的精神凝聚起來，揚帆遠航。

在我們結束采訪的時候，我們請李一用一句話來概括他過往的努力和感悟。李一說，在他職業生涯中所服務過的所有機構中，從運動隊到機關、從上市國企到國際知名金融機構、從中資、歐資到美資機構，他始終用心用力，致力於打造和培育良好的“生態環境”。健康包容、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至關重要，一旦建立起來，就能使所有人主動負責、相互激勵，令企業這艘大船獲得強勁的動力，為長久的業績成長提供堅實保障。

“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的時機到了” 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農地試驗

王世渝。（東方IC/圖）

2018年2月4日，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就在前幾天，剛過完60歲生日的投資銀行家王世渝感慨，“真正來推動、尋找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時機到了。”

他為三農問題忙了幾十年，參與、設計了多個項目。

1986年，29歲的重慶青年、教師王世渝和一位朋友赴小三峽旅遊，那里的貧困深深刺痛了他，回來後他主動申請赴當地扶貧。1987－1990年三年，他以巫山縣官陽區副區長的身份，想方設法幫助當地農民脫貧，最終通過種植、加工魔芋，讓農產品走出深山。

隨後，王世渝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第一代參與者，先後任職於海南順豐集團、萬通集團投資銀行部、德隆集團，主持過上百家以上企業的改制、重組、上市、並購業務及大量的投資、融資業務，現在是富國富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0年以後，他給自己的規劃是只做兩件事，一件是海外並購，另一件就是農村土地流轉。

2006年，王世渝根據自己在全國各地的調研、以及多年關於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想法，設計了《中國農村土地信托流轉財產制度改革綱要》。2010年，這一方案在湖南益陽一個叫做草尾鎮的地方落地。

當時益陽市主要領導拿到王世渝的方案後到處咨詢，外界反對的多，讓他不要碰。巧合的是，在參加湖南省一個博士班課程時，這位益陽市領導遇到當時已退休的一位銀監會官員，後者對此表示很大的興趣，並支持他們。

2010年4月，益陽市首先選擇了其下轄的沅江市草尾鎮作為試點，當時沒有信托公司願意做這件事情，沅江市政府出資200萬建立土地信托流轉基金並成立了土地信托托管中心。

流轉時必須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土地必須成片，租期大約為8-10年，農民獲得的回報是，每年每畝400-500斤稻谷，以當年國家晚秈稻的收購保護價格計算。農民將土地委托給托管中心，托管中心最後會向企業集中招標，並向企業收取每畝10元的流轉服務費。

王世渝堅信，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要從土地上找到解決辦法。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2017年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更具體的內容。王世渝對此感到興奮，三權分置和他當年所設計的土地信托流轉，十分接近。

三權分置改革和鄉村振興結合起來，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可以建立一套新的三農綜合解決方案。王世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最偉大的成果是土地承包責任制，40年過去了，鄉村振興可能是未來40年中國農村最偉大的制度設計”。

土地信托與土地集約

鄉村振興戰略在地方落地，究竟應該是什麽樣子？很多人都在尋找答案。在王世渝看來，最重要的一步，是讓鄉村目前的無序建設剎車，扭轉混亂局面。

以中國最肥沃、富庶的長三角為例，農田旁邊是被汙染的水溝，水溝旁邊是工廠，工廠旁邊是居住區，城市和鄉村在無序和混亂狀態下，形成一種奇怪的生態。經濟發展了，但是美麗鄉村被破壞了，被工業化、城市化無序發展破壞了。從自然生態上，江南水鄉已遭破壞。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土地是承包責任制，分散到各個地方去了，土地分散經營與產業集約化規模化、城市集約化發展產生了沖突和矛盾，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一點一點、一寸一寸地，一會兒被工廠侵蝕，一會兒被居住侵蝕，一會兒被城市侵蝕，破壞了原有的形態。

如果從一開始，鄉村就有一個系統的規劃，情況應該不至於此。

鄉村振興戰略，敢於突破過去對農村土地的局限和約束，敢於把過去分散經營承包、城鄉分割、城鄉二元化打破，一二三產業劃分界限突破，來實現新的鄉村振興計劃，最根本的就是通過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來實現。

土地所有制度改革，實行三權分置，王世渝認為，最好的方法是通過土地信托財產模式作為三權分置改革的操作平臺，三權分置有這麽一個操作平臺，它會更加系統、科學。

由政府、土地承包權代表、懂得農業產業化的金融專家，共同來發起這一信托平臺。這個信托平臺，不是指銀監會批準的信托投資公司，不是來做集合資金計劃的影子銀行，而是非經營性的信托，作為一個法律框架、法律機制來科學實施土地三權分置的信托平臺，是非贏利性的。

農村土地在不改變土地性質、不改變承包經營合同的前提下，在農民自願和依法的基礎上有序地流轉。既可以解決土地的集約，又能保障農民的長期收益，還能將土地的集約化與專業化、規模化、公司化經營結合起來。

土地信托流轉的大前提和原理是：農村的土地，只要是可以耕作的土地都是有價值的，只要去耕種都會產生收益，但在規模化、集約下的前提下， 一定比分散經營的價值要大。

如果讓農民直接和經營者去談土地流轉，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很難懂得承包合同，容易出現合同糾紛，出現權責不清晰的情況，即使是有標準合同，土地經營者和農民之間關系很難處理，土地經營者一旦把土地經營權拿去之後，經營狀況沒有人去監督保障，也會有很多問題。土地經營信托好處在於，有一個平臺來保障執行、監督各主體的權利和義務，使之更加有序，更有保障，更科學，減少糾紛，提高效率。

這個信托平臺，類似一個土地銀行，農民把土地存在信托平臺，然後經營者可以像申請貸款一樣向信托平臺取得土地經營權。根據土地簽署承包日期的時間作為起始日，不斷有土地進出，不斷有錢支付給農民。

信托平臺要按時給農民支付土地流轉費用，但信托平臺並不直接經營土地，而只是一個框架保障，把信托過來的土地交給經營者經營，與經營者簽署合同。信托不承擔經營的風險和責任，經營者一旦經營不善或違約，合同即終止。

信托平臺作為非贏利機構，它所收取的信托管理費用不能用來分紅，只能拿來做與三農有關的事情，比如鄉村建設、成立農民創業基金等等。

王世渝覺得，鄉村振興的核心，是通過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改革鄉村土地制度、重新配置土地的功能，目前來看只有信托才能夠科學配置。

假如一個村有幾萬畝土地，這其中有基本農田、非基本農田、宅基地、林地、荒地、集體用地，過去這些地是無序的，調來調去很混亂，一旦通過信托的模式，可以把土地集約，這是第一輪集約。

然後是土地功能的調整，原本適合做宅基地的做成了耕地、適合做耕地的做了工業用地、建設用地做了農田，此時便要以村為單位做一個新的規劃，這個規劃首先是土地的規劃，土地功能調整，重新配置更加科學，這是一個個性化的設計。一個村、一個鄉，一個方案。

以前只有城市規劃，沒有農村規劃，因為以前農村都是分散經營，沒法規劃，地下溝渠、河流怎麽管理，農田基礎設施怎麽管理，沒有人做過這種規劃。只有通過土地集約，功能調整，才能讓土地規劃更加科學，這是鄉村振興最重要的基礎。一個縣有一個縣的規劃，一個村有一個村的規劃，跟鄉村自治不沖突。

產業、資本與鄉村

2017年8月29日，王世渝在微信朋友圈貼出了自己在2013年所寫的《中國重組》一書部分內容圖片，他說，“如果國家把農業產業化定位於國家戰略，三農問題將轉換成為三農商機。以今年我的各項考察來看，我可以激動地告訴大家，這個巨大的商機已經來了。”

2017年，王世渝自己做了不少事情。他在海外並購過程中，設計了一套業務模型，以“產業－資本－城市”三位一體，來解決中國城市工業發展過程中的產業轉型升級難題。通過整合導入全球產業資源落地城市，與之高度融合，用金融、資本作為紐帶，來解決產城融合問題。

在考慮鄉村振興的時候，他想到，既然產業和資本落地城市叫產城融合，為何不能落地鄉村？產業、資本和鄉村，也可以結合起來。

2017年11月24日，富國富民（北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重慶南川區政府、重慶市中醫藥種植研究所簽署框架協議，計劃在川南金佛山一帶通過土地信托流轉的方式種植中國最高標準中藥材，王世渝計劃將它打造為中國第一個從中藥種植產業化從上遊到下遊進行垂直整合的項目。

南川境內生長著4000多種中藥材，常年種植面積在30萬畝左右，其中玄參的種植面積3萬畝、占全國的60％。當地有自然生態資源、中草藥人文資源，以及大規模閑置土地。盡管此前也有部分企業設立了種植基地，但規模有限且分散。

王世渝的計劃是，通過土地信托流轉把更多土地集中起來種植中藥材，打造種植、研發、生產、加工、銷售的垂直產業鏈，把控藥材制量。同時，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第三產業，建設中國醫療健康特色小鎮。

類似這樣的垂直整合，農業產業集約化、現代化經營模式，正引起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重視。

2018年1月中旬，王世渝頂風冒雪去了一趟哈爾濱五常市。

作為知名的優質大米，五常大米每年產量約60多萬噸，但市場上銷售1000多萬噸，形成一個造假利益鏈。當地一百多萬畝土地，分散在不同農戶，有200多個企業在做大米加工，到底誰是正宗五常大米？即使采用食品溯源技術，也可以造假，市場良莠不齊，損害了五常大米的價值和品牌。

當地政府試圖成立大米交易中心，來整合五常大米產業鏈。

王世渝的建議是，要把五常大米的整個產業鏈條拉通，核心不是交易中心，而是上遊的土地。把一百多萬畝土地流轉起來，在一個信托平臺下進行監管，按照五常大米的方法來種大米，從種子、肥料、農藥、日常管理等方面進行規範。如果沒有按照規範來做，就可以解除信托合同。

從信托平臺流轉出去土地的經營者，才能夠到大米交易中心交易，從這個交易平臺出去的才是真的五常大米，這樣消費者吃到的就是真正的五常大米。真正做五常大米的人能夠獲得利益，交易中心才能名副其實。

按照王世渝的設想，需要在產業調查之後，根據不同環境、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特點，采用不同的土地信托流轉應操作模式。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從黨的十九大，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突出強調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指出，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必須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

這給了王世渝很大的信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從四川、到海南、吉林、甘肅、湖南、雲南等地，自己連續三十年深度關註和參與中國三農領域。中國每天都在講這個、那個風口，沒有一個抵得上鄉村振興的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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