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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股經營地區 (12 Oct 2009)

社科院：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 農民來錢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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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章軻 2015-12-24 15:17:00

中國社會科學院24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各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居民收入繼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居民。

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蔡英文獲勝 朱立倫承認敗選

據人民網信息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16日下午4時結束。當晚開票，結果顯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陳建仁獲勝。

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16日結束，得票第二的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於晚間7時許承認敗選，這意味著得票第一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臺灣新領導人。

晚上7時，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現身大會，承認“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敗選，我責無旁貸。我要負起最大責任，即刻辭去主席職務”。截止晚上7點，蔡英文得超過648萬票，朱立倫得超過323萬票，宋楚瑜得超過107萬票。

臺灣地區選舉，你需要知道的十個細節

今天，備受矚目的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正式上演，誰將贏得未來臺灣四年的領導權，晚上就會揭曉答案。

為使各位更好地了解本次選舉，南方周末記者整理了十個細節，讓你全方位了解臺灣地區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這件大事。

第一，這次選舉是要選什麽？

要選出第14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副領導人，以及第9屆“立法委員”。

領導人選舉有3組候選人，依次為1號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與王如玄、2號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與陳建仁、3號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與徐欣瑩。

第9屆“立委”應選名額113席，其中區域立委73席，有354人角逐;3席平地與3席山地原住民立委，分別有13人、10人角逐;不分區及僑居海外的僑胞選舉部分，有18個政黨179名候選人角逐34席，政黨票得票比率達5%以上政黨可參與分配。

第二，有多少張選票，以及投票時間、結束時間。

此次所有選民可以領到三種選票，包括領導人副領導人，區域或原住民“立法委員”，及政黨票（“不分區立委”）。選領導人的選票顏色為淺粉紅色、政黨票為白色、“區域立委”是淺黃色、平地原住民淺藍色、山地原住民則為淺綠色。

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16年1月16日上午8時到下午4時。

第三，投票程序是怎樣的？

每一位登記在案的選民，在選前兩至三個星期，都會領到一張紅色的《投票通知單》。內容是通知選民具體投票時間、地點、投票內容。在1月16日當天，選民要拿著身份證和個人私章，以及《投票通知單》，到相關投票站去登記領票，並完成投票。

第四，海外人士如何返鄉投票？

若選民在臺灣沒有戶籍，但其所持有的臺灣 “護照”仍在有效期內，就擁有投票權。這部分選民，可采用“選民登記”的方式進行。在其登記時，需要有效的臺灣“護照”以及最後戶籍地的信息。這部分人必須在2011年9月前確認自己證件的有效期及確認當年離開臺灣時的最後戶籍地，以便進行選民登記。

第五，投票時要註意些什麽？

每一位選民進入投票的專門小隔間，里面的桌上有一根白色圓柱形的小棒子，實際上這是一個人字形印章，是專門用來蓋選票的。全臺的投票站印章都是一樣的，而且相關隔間的布置也要基本一樣，以盡可能保證蓋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此印章蓋哪一位候選人上方的空白表格內，就代表選民將票投給誰。在該小隔間中，僅有選民一人在操作，這是“秘密投票”的關鍵所在。

選票“秘密”蓋印章後，就可以走出隔間，將選票投入在投票所的投票箱，就完成投票過程了。

臺灣“中選會”表示，投票時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法將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選民也不可撕毀選票，否則將處5000元以上至5萬元以下罰款。

第六，如果蓋錯候選人怎麽辦？

每一張選票，都有相關候選人的照片，選民只需在自己所要投票的候選人上方的空白格子內蓋上專用人字印章。

若民眾不小心蓋錯候選人，那就把其他候選人全都蓋章，形成廢票。臺灣選票實行一人一票制，蓋錯就只能是蓋錯。而選票通常是長條形，候選人越多，則選票越長。

第七，怎麽開票？

1月16日下午4點投票截止，投票現場從“投票所”改成“開票所”。全臺灣各地設置15600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20萬6406人。

計票形式為開票時，采用公開方式，逐張唱名開票，並開放民眾參觀。開票完畢後，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會以書面形式宣布開票結果，除要把開票結果報告表張貼在投開票所門口外，同時應將同一內容的投開票報告表副本在當場簽名後，交給推薦候選人的政黨，及沒有經政黨推薦候選人指派的人員。直轄巿、縣(巿)選舉委員會於當選人名單公告後十日內，將各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得票數，列表寄送給各候選人。

第八，開票速度有多快？

這要看投票人數、投票率以及投票所處的位置，一般山區的投票人數比較少，計票會比較早結束，但位置比較偏僻，送報告表會多花點時間。市區的投票人數比較多，所需的時間也比較多。

臺灣“中央選舉委員會”預估今晚10時前就能完成開票。

第九，選舉結果幾點就會出來？

按照以往選舉出結果的時間，通常在投票日當晚的七到八點，就能知道誰能夠當選。2012年選舉時，在1月12日晚上八點出來結果，2008年則是在七點知道結果。

第十，參選人何時發布勝選或者敗選感言？

一般來說，投票日當晚九到十點左右，勝選人和敗選人都會相繼發表感言。

蔡英文2012年的敗選感言曾經廣為流傳，執筆者是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姚人多教授。姚人多曾任蔡英文特助，離開蔡英文身邊後，偶爾還會幫忙跨刀。上次蔡英文的參選聲明與敗選感言都是由他執筆，他擅長觀察社會脈動，筆觸帶有情感。

至於今天晚上，蔡英文、朱立倫以及宋楚瑜會發布怎樣的選後感言，我們到時可以好好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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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李德尚玉 實習生祝輝煌 2016-01-29 2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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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五大金控家族风云

http://www.xcf.cn/tt2/201401/t20140113_540999.htm'

范博宏 刘文琛/文 

　　从单独执业到许可混业经营，从民营资本不可染指金融业到五大金控家族的诞生，台湾地区在两次“金融改革”期 间，力推“大金企”概念，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元大马家与华南林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兼并扩张，成为金融业新霸主。从五大金控家族 壮大过程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为民营资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提高了企业的市占率，但政商关系的博弈风险亦在所难免。那些未能保持底线的企业 家，家族声誉及百年基业双双受损。

　　2013年2月，台湾元大集团前董事长马志玲，因为背信及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被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判处7年4个月的刑期。2013年 5月，台湾望族辜家第四代接班人、中信金控前副董事长辜仲谅因为“红火案”被判处9年8个月的重刑。辜仲谅之弟、掌控开发金控的辜仲莹也在同一时期因金鼎 证券购并弊案被判刑4个月。这些台湾地区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落马，究其原因，令人咋舌。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推动了两次“金融改革”，誓言 要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台湾金融体系”。但事与愿违，两次“金融改革”并未显著提升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反倒沦为其敛财工具，甚至被外界称为“骗局一 场”。而台湾金控家族在“金改”时期收获滚滚红利，现在却有部分核心人物身陷勾结贪腐官员的不当行径中，更落得锒铛入狱、名誉扫地。

　　动荡年代一向是机会主义者的年代。20世纪初，移居至台湾地区的各个家族开始经营生意，他们通过姻亲关系、政治及商业联盟，同时以家族企业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且强有力的关系网，逐渐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家族集团，旗下生意几乎涵盖各个行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金融业却是少数还未被各大世家占据的处女地，也是众民营资本虎视眈眈的一个领域。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台湾 两次“金融改革”期间，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华南林家与元大马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扩张，成功突围，成就在台湾金融业的新霸权。随 着规模的急遽扩张，在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十家企业中，金融控股公司占到了其中的9家。2011年，根据《天下》杂志的统计，台湾地区以“新五大家族”为首 的十大家族财团共掌握了13大金融和商业集团，旗下共有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6万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股市总市值的1/4；另外，“新五大家族” 旗下总共不过数百家企业，但其营业收入总和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足见其在台湾产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布斯》2013台湾地区50富豪榜也 由上述财阀家族牢牢把持着（表1），富邦蔡家的蔡万才家族以85亿美元资产高居榜单第2位；系出国泰蔡家的蔡宏图兄弟与蔡镇宇则分别以29亿、21亿美元 居榜单第12、14位；新光吴东进家族以19亿美元资产位列第15位；板桥林明成家族以11.2亿美元占据第31位；而鹿港辜家的和信辜成允家族与中信辜 家虽经历分家之殇，但仍分别以14.4亿和8.75亿美元身家双双进入榜单，分列第24和38位（表1）。

　　然而，经历了两次“改革”的台湾金融业长期绩效依旧不佳，国际化程度低下，社会各界无不摇头叹息。台湾“金融改革”与五大金控家族的故事，非常值得研究。

　　台湾地区两次“金融改革”

　　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地区，金融业一直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其中的三大基础产业为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在台湾地区原有“法律”的规定下，三者独立经营，不能互相控股。

　　1980年以前，台湾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管控，当局只允许建立公营银行，称为“公股银行”。直到1980年以后，台湾地区戒严令取消，台湾“财 政部”才开始提出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解除利率管制和推动外汇市场自由化来振兴金融业。在证券业方面，台湾当局大幅放宽了资本管制并解除了 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此前门可罗雀的台湾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变得车水马龙，日均成交量从1982年的1.3亿元新台币增长到1989年的256亿元新台 币，7年间翻了近200倍。在银行业方面，两项主要改革措施是：1989年“银行法”第41条对于银行存款与放款利率管制的取消，以及1991年核准15 家新银行的设立（在1992年变成16家）。前者使得银行可以自由控制存贷款产品的价格，后者则意味着台湾银行业的正式开放。此后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数量 剧增，但同质化程度却非常高，过分依赖存贷息差作为回报，导致银行业的杀价竞争，净资产报酬率由20.79%的高峰降至3.61%，同时资产报酬率由 0.9%的平均水准跌至0.26%；逾期放款比率却危险地由1995年底的2.88%增加到2001年第一季度的8.28%。高逾放比及低回报都表明，台 湾前期“金融改革”存在着明显缺陷，同时阻碍了本土银行家的资本积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次“金融改革”（2001-2004年）。由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一次金改”始于2001年。当时， 台湾经济出现衰退，借款户财产缩水、财务吃紧，导致金融机构授信风险提高，进而影响到银行债权及资产质量。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数量繁多，规模及市场占 有率都偏低（表2），影响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及整体竞争力。为应对这些问题，自2000年底以来，台湾当局陆续通过了包括“金融机构合并法”及“金融控股公 司法”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案，以帮助金融市场完善法制基础。随后，在2001年6月，陈水扁“政府”正式推动“金融改革”（在台湾地区称为“一次金 改”），成立了“行政院金融改革专案小组”，目标旨在帮助金融业公司（特别是公股公司）改善体质：容许银行、证券及保险在内的三种金融事业联合经营，并希 望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之下，通过并购提升企业活力，改善整体产业业绩。

　　当时，陈水扁“政府”提出了“二五八目标”，即台湾当局以除弊为主轴，为金融机构提供首年免税的支持，以达成两年内金融机构逾放比率降到5%以 下、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的目标。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各家占有的市场份额都相当小，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后，中小金融机构竞争变得困难，金控 家族便开始想尽办法并购实力良好但经营出现困难的金融机构，希望自己“做大做强”，在并购潮中分享“政策”红利。

　　第二次“金融改革”（2004-2008年）。2004年，陈水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再次接受体制外 “经济顾问小组”的建议，开始推动二次“金改”，旨在促进金融机构的合并，期望能够创造出领导性银行，提升台湾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次“金改”提出四大 目标：在2005年前在台湾内部新成立三家金融机构，其市场占有率必须达到10%以上；公股金融机构数目减半，由12家缩减到6家；在2005年底以前， 台湾地区14家金控公司数目要减半；至少有一家金控公司要由国际资本来经营或者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市。依据台湾“金管会”的主张，台湾地区至少需要三家市 占率高的领导性银行，来产生价格领导机制，实现理性定价，以结束十余年来的割颈竞争。再者，引进外资持有并经营一家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可提升台湾银行业的 经营管理水平。

　　由于台湾地区的经济比重以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业便偏向“小而多”的模式发展。因此，二次“金改”追求“大金企”的概念，希望既解决行业内的恶性 竞争，同时也能加快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建立起以台湾为总部的国际金融企业。在这一“政策”目标下，各金融企业加快了并购活动以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 “生还者名单”之外，但多次大型并购案却带来了股价负面波动的结果。同时，由于“政策”目标希望公股金融机构能够释放经营权，而公股与执政党的关系非常紧 密，政商关系便成为了各金融家族在并购公股机构时所依赖的重要杠杆。

　　五大家族的并购大战

　　在两次“金融改革”中，台湾企业家积极争夺民营和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五大金控家族也不例外，他们在两次“金改”期间共提出了19项并购案，在为企业带来更广泛的金融业务的同时也提升了市场占有率（表3）。

　　然而，并购也未必为企业带来利益，当中不少争议与弊端招致公众反感，导致市场担心并购案的“不确定风险”（表3）。由于长久以来，台湾地区政商 关系非常密切，同时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初步开放阶段，这意味着民营企业能够借政商手腕取得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假若要探讨各金控家族在“金融改革”的并购 当中所获得的利益，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如何透过本人或家族与政治团体“搭线”，进而占得先机，或是从中牟利。

　　国泰与富邦蔡家—以小吃大

　　国泰蔡万霖家和富邦蔡万才家本为一家，1979年分家后，蔡万霖以所分得的国泰人寿为基础，成立了国泰人寿集团，后更名为霖园集团，但业务仍然 以“国泰”命名。经过了蔡万霖和儿子蔡宏图两代的苦心经营，国泰蔡家在“金融改革”以前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企业家族。2001年“金融改革”的号角吹响以 后，蔡宏图开始筹组国泰金融控股公司（2882.TW；下称国泰金控），期望在这个新开放的市场拔得头筹，树立霖园集团的“国泰”旗帜。2001年，国泰 人寿的营收与利润各占集团93%及86%，显见当时国泰尚缺乏银行与证券类业务。为改变这一现状，蔡宏图决定利用“金改”的机遇拓宽业务，以扭转国泰过分 依赖保险业务的不利局面。

　　同出蔡家的富邦金控（2881.TW），在分家以后也积极拓展自己在台湾地区的金融业务。蔡万才分家时获得国泰产物保险，并在1992年将其更 名为富邦产物保险，与国泰一样以保险业务作为核心。蔡万才的儿子蔡明忠明白，自家集团的弱点在于市场份额低，虽然在产物保险是龙头，但寿险业务的市占率远 低于国泰人寿的37%。因此，在出任董事长一职后，蔡明忠便积极寻找方法，希望在保险业务之外的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然而1998年，蔡明忠与弟弟蔡明兴 却因为遭遇台湾地区的“地雷股风暴”，导致富邦集团该年度出现近百亿元新台币的巨额亏损。2000年，蔡明忠与花旗银行结成联盟，以230亿元新台币的价 格卖出富邦集团15%的股权，并且换得花旗投信与花旗人寿的业务并购。由此，富邦金控重塑实力，应对即将来临的公股释权和金融业并购潮。《福布斯》杂志曾 以“花旗集团的秘密武器”为封面标题，来称许蔡明忠与蔡明兴兄弟，这也是台湾金融家首次登上《福布斯》封面。

　　在第一次“金改”中，蔡家两大掌门人蔡宏图和蔡明忠发生了一次为外界所瞩目的对阵。2002年8月，霖园集团宣布国泰银行并入公股控制的世华银 行，由于二者规模差距较大，这起并购因此成为了“金改时期”以小吃大并购案的代表。不过，这宗收购的焦点不只在于收购价值巨大，而在于民营资本并购官股金 融机构时，当中所涉及的手段及利益关系。其实，在2001年间，富邦蔡家已布局世华银行多时，不但已取得世华银行两席董事，并花上百亿元新台币买进近 15%的股权；国泰蔡家不但只有一席董事，股权也只有一成左右。但蹊跷的是，最终国泰蔡家却反而得手。2008年国民党重新主政。2009年，台湾“最高 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开始侦办富邦、国泰两大家族的相关案件。他们的调查显示，陈水扁在第一次“大选”时获国泰蔡家“赞助”新台币1 亿元，当上“总统”后又“援例办理”，自2001年至2004年，每年都以选举名义，要求蔡宏图赞助1亿元新台币，前后共接受了国泰4亿元新台币的现金。 而富邦金控在陈水扁首度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时，只赞助了1500万元新台币，相较于国泰蔡家，“两集团给付的金钱相去悬殊”。在这样的“交情”下，当蔡 宏图与蔡明忠双双表达入主世华银行之意时，陈水扁直接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庸三，表示支持国泰并购世华，还要人传话给原本较具优势的富邦蔡家，要求富 邦蔡家放手。

　　与国泰蔡家不一样，虽然蔡明忠是陈水扁的同窗，父亲蔡万才也支持陈水扁，与民进党关系密切，但蔡明忠却没有一边倒地向绿营押宝。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明忠是国民党“连友会”的发起人，并多次在媒体访问当中强调自己是“蓝绿组合”。

　　2002年对公股台北银行的并购取得成功就是富邦蔡家“风险分散”政商关系得法的明证。当时，台北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共有80家分行，因此吸引 到国泰金控、公股开发金控（2883.TW）、元大京华证券集团（2885.TW）马家及中信金控（2891.TW）辜家的争相竞逐，但最后却为规模资产 远不及台北银行的富邦取得并购权。由于台北银行的控制权在并购之前主要掌握在台北“市府”手中，而当时的“市长”正是蓝营国民党的马英九，因此与蓝营沟通 在所难免。据同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实秋的说法，当时台北银行高层在言语中透露台北银行要并入富邦金控，而且允诺国民党“议员”，如果支持合并案，蔡 明忠愿意赞助数千万元新台币作为政治献金。显然，政治介入帮助蔡明忠得到了台北银行。

　　这两宗并购案清楚地显示，在台湾地区金控家族形成过程中，政商杠杆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过，虽然并购台北银行后富邦金控一跃成为大台北地区的银行业龙头，但由于公股与民营企业间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台北银行的旧员工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企业士气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新光与台新吴家—专业并购

　　新光金控（2888.TW）与台新金控（2887.TW）本同属新光企业集团吴家，分别由吴家第二代吴东进和吴东亮经营掌控。1986年经过家 庭会议后，新光集团的家族事业被交于吴东进，为分家埋下了种子。到了1997年，吴家兄弟陆续脱手对方所负责公司的股份，以便理清兄弟之间的财产，被外界 视为分家。2002年，由于管理风格不一加之关系紧张，兄弟两人决定各自成立金控公司，与其他金控家族一争高下。

　　长子吴东进在分家时得到的家业最多，主掌新光人寿、大台北瓦斯、财团法人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等4家企业体，财力雄厚。但由于吴东进成立的新光金 控的本行是保险业，为进一步扩展金融业务，新光金控分别于2004年及2005年对民营的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提出并购计划。这两项并购案的成功，尤其是后 者，帮助新光金控迅速扩张了金融版图：其银行分行规模由37家一跃上升至108家，信用卡持卡人数合计逾156万人，资产更迅速增加到逾1.2万亿元新台 币，成为了寿险与银行业务并驾齐驱的金控集团，规模仅次于国泰金控。

　　吴东进在“金改”中得以成功并购联信银行及诚泰银行，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人物—林诚一。林诚一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是陈水扁的学弟，两人早在 大学时期便交情匪浅。后来，林诚一成为诚泰银行的董事长，积极资助陈水扁的“竞选”活动，并借出价值20亿元新台币的土地作为其“竞选”总部，被视为陈水 扁团队的中坚分子。其后他又以诚泰银行的名义发行“台湾之子”信用卡。根据台湾“检方”的调查，在吴东进并购的前夕，林诚一向陈水扁捐出1亿元新台币的政 治献金。据台湾《商业周刊》的分析，吴东进有意并购诚泰，在陈水扁的压力下，林诚一才决定出售诚泰银行以换得更大利益。在并购以后，林诚一被吴东进留任， 委任为新光金控的名誉董事长。2006年，林诚一更被“政府”委任为官股开发金控的董事长。

　　新光吴家在两次“金改”的6年间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金改”期间，吴东进曾面临重大财政困难。当时，新光人寿提拨巨额保险责任准备金，造成股 价大跌，而后又因科技股泡沫危机出现单月大亏25亿元新台币的困境。吴东进清楚，市占率只有9%的新光人寿无法与市场份额占37%的国泰人寿相抗衡，因此 选择了“专业并购”的方案—在相对封闭的银行业针对“小而美，大而好”的银行进行并购。最后，随着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并购案的成功，加上吴东进并未涉及有 关政商关系的弊案，市场对新光金控恢复正面期望，在一次“金改”以后相对于台湾加权指数股价都优于大市。

　　台湾商业家族大都奉行“长子继承制”，以致作为三子的吴东亮并没有在分家之中继承到新光集团的“金鸡”人寿业务，但他分到的台新银行后来在台湾 金融业却雄霸一方。1990年初，台新银行应银行业开放“政策”而成立，却是最后一家拿到牌照。没有政商人脉，也没有供应不断的资金，台新在成立初期以规 模小、表现差、逾放比较高而“闻名”，成绩在大台北地区垫底。一次“金改”前夕，其仍处于不利形势，2001年台新银行的纯利率只有4.06%，远低于行 业平均值的16.96%。

　　江湖中“金改”的风声此起彼落，吴东亮明白，如果再不改善台新银行的状况，在金融业开放中就会被对手吞噬；加上台新吴家旗下只有乏善可陈的银行 和证券业务，因此其也开始进行“专业并购”，与具有广泛同质性的大安银行进行洽商。吴东亮希望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改善经营，并在“金改”落实后共同成立金 控公司。2002年，台新银行成功并购大安银行，经营及获利能力也迅速改善，纯利率飙升至16.3%。另外，得益于吴东亮本人及其管理团队的专业管理理 念，台新银行在两年间便蜕变成台湾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2004年吴东亮在银行业再下一城，成功并购业务相似的新竹十信，在二次“金改”前扩大了事业版 图，台新银行分行数量增加到101家，台新金控的资本额更达到9.9 万亿元新台币的新高。

　　经过两次与中小型银行的合并，并配合二次“金改”“公股释出”的目标，吴东亮将台新金控的并购方向转向大型公股银行，以打造台湾第一民营银行。 当时市面上与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并称为“省属三商银”的彰化银行因为超贷太多、财务不稳健，于2005年6月决定发行占总股份比例22.5%的特别股。除 了台新金控、富邦金控、兆丰金控、开发金控等本土机构以外，新加坡淡马锡也参与了投标，其中淡马锡更聘请“双摩”（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和台湾地区各大 重量级经理人加入，担任财务顾问。令人意外的是，台新金控最后赢得了彰化银行的特别股竞标，成为其最大股东，随后更把股权比例提高到32.5%，根据两次 “金改”后的“金融法”将彰化银行正式列为子公司。这一过程看似顺利，却是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合并问题的开始。在台新金控成功竞标彰银特别股后，资本市场 都认为标价太高，又适逢台湾金融业的“双卡风暴”，台新金控原本制定的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的计划无奈搁浅，最后不得不依靠美国新桥投资和日本野村 控股共同注资310亿元新台币渡过难关。但如此一来，台新金控的外资持股比率一下子剧增到45%，为日后的治理问题埋下地雷。

　　毋庸置疑，吴东亮凭借魄力及野心带领台新金控达到历史高位，但缺乏政商背景成其软肋，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的合并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即使在 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后，也没有得到“财政部”、“金管会”和公股对合并的同意。台湾“政务次长”曾铭宗公开宣称：“如果同意这项整并案，将严重违背大 众利益。”从中标日起计，台新金控的月累积超额回报率半年下跌了约60%，这反映出公众及市场对台新金控并购未能取得成功的失望。难怪2013年6月股东 会时，吴东亮坦言：“彰银问题是拖累台新金股价长期因素，也是‘我们心里的痛’。”

　　台新吴家在并购彰化银行一事中可谓“前门失火，后门有贼”，不但并购遥遥无期，更因动用大量资本，引来了占45%股权的外资，倘若外资瞬间撤 离，台新金控便岌岌可危。这也再一次证明，在政商关系紧密的地方，“政策”红利的获得是需要一定的政商手腕作为支持的，否则并购可能成为企业的灾难。幸 好，由于新光与台新吴家都实行“专业并购”，只并购体质良好、业务相关度高的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两家金控公司在刚开放的市场中立足。

　　台湾中信辜家—并购致声誉遭受重创

　　2003年，正积极于一次“金改”中拓展领地的辜家发生了“达裕开发公司跳票事件”，辜濂松选择与癌症复发的叔父辜振甫“宁静分家”，正式把中信辜家定性为金融事业家族，与辜振甫一支、和信的生产事业完全分割开来（详见2013年11月号本专栏文章）。

　　虽然手持和信金控的叔父辜振甫带有明显的深蓝政治色彩，但中信辜濂松及其长子辜仲谅却与李登辉和陈水扁非常亲密。一次“金改”开始后，辜仲谅洞 悉先机顺利取得金控公司牌照，成立中信金控，将中信保经、中信证券、中信保全纳入其中，建立起金融业大象企业。与其他金控家族一样，中信金控也积极寻求并 购，并于2003年以195.7亿元新台币并购万通商业银行全部股权。值得玩味的是，辜仲谅在得知台湾“财政部”已不愿意再发出银行分行执照的情况下，认 为收购万通的综合效益相当高；舆论却指出，万通银行盈利能力堪忧，且并购案中涉及大量政商手段，由此带来“不确定风险”。事实证明，并购后中信金控的纯利 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ROE）分别急降12%和10%，股价表现也不及大市。

　　并购会为企业带来规模，却不一定带来收益。“金融改革”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并购，辜仲谅却在并购中遭受重创。然而在看到富邦金控与台新金控都积极 并购公股银行后，辜仲谅决定带领中信金控成为台湾最大的金控企业。2004年中信金控再次出手，购并长期亏损的公股凤山信用合作社，并公开宣布要买进兆丰 金控10%股权，但为了避免收购成本因消息外流而上升，中信金控在“政府”核准前，就借子公司中信银行以逾3.9亿美元购买了巴克莱银行发行的结构债，同 时委任自己控制的顾问公司要求调整结构性债券的投资标的，从而购买兆丰金控3.97%的股份。此外，为了令公股妥协，辜仲谅将1000万美元作为政治献金 汇入了陈水扁家族的海外账户，而在此之前陈水扁已经收下了辜仲谅2.9亿元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年“特侦组”开始对这宗全台 湾最大的金控并购案进行调查，发现中信金控的几位高管出现内线交易和背信的违法行为。原来，辜仲谅在宣布并购后，又经由子公司红火赎回这些结构债，其中获 利3047万美元（约新台币10亿元），辜仲谅与妹夫陈俊哲共同侵占了其中的3亿元新台币。不愿面对司法的辜仲谅马上躲到日本，著名的“红火案”由此而 来。2007年，辜仲谅终于回台接受审判，直到2013年，“法院”二审判处其9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在此案仍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上诉中。政商关系 帮助辜仲谅拿下了“金改”以后的桥头堡，却让他与家族的百年声誉蒙尘。

　　至于中信辜家二子辜仲莹，未能继承到中信金控，却在一次“金改”时获取了本属国民党党产的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2883.TW，下称“开发金 控”）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这成为了中信辜家的第二道财脉。在2002年前，开发金控表面上是民营企业，但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离开了权力核心的国民 党打算出售业绩不佳的党产股权，以确保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为选举经费。而辜仲莹在2004年通过台湾中国人寿与台湾中信证券，大举加码收购市场上开发金控 的股权，并在最后拿下了其经营权。这一举动无疑帮助国民党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但令陈水扁大为不悦。后来在前“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的主导下，开发金控公股 明确规定，辜家董事席位不可过半，以此消弱辜家与国民党的影响力。

　　雄心壮志的辜仲莹在成为开发金控的总经理后，想要一口气拿下国民党的另一党产—中央投资旗下的复华金控。其时，另一金控家族元大金控马志玲也希 望将复华金控收归自己名下。原本辜仲莹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无论在财务还是管理经验上，辜仲莹掌管的开发金控都略胜一筹。据国民党党部透露，国民党其实已经 和辜家签约，但因为陈水扁“总统府”的介入，最后被元大马家抢下复华金控。如此看来，辜仲莹很有可能在开发金控收购案中得罪了“总统府”；也有分析指出， 元大马家也运用了相当的政治手腕讨好陈水扁。时移势易，2007年前后陈水扁“内阁”改组，蔡英文下台换上了邱义仁，变成了对辜仲莹有利的政商形势。辜仲 莹运用各种管道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砝码，并在“府院”高层的力挺之下，令“财政部”从不许中信董事席位过半，退让到中信董事席位不超过2/3的门槛。不 过，这些都还无法让辜家满足。最后中信辜家拿下八名董事、二名独董、二名监察人的绝对优势席次；相比之下，公股仅取得四董事一独董一监察，中信集团不论从 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取得了2/3以上的席次，正式取得了开发金控的控制权。2013年6月，开发金控进行11席董事改选，公股只剩下以台湾银行为代表的 最后一个董事席位，公股对开发金控的控制已是名存实亡。

　　2005年10月，开发金控与旗下子公司宣布已购入占金鼎证券总股量16.15%的普通股，成为第二大股东，目标是吞下金鼎证券，将其在证券业 的市占率从2.2%提升为4.2%。当时市场也颇为看好这一行动，开发金控在公布并购后累积超额回报率节节上升，相对于台证指数15日内增长8%。

　　不过，被并购方金鼎证券对开发金控的行动非常不满，甚至发出“恶意并购”的警告表明会进行“反收购”，并制定了多项策略，规划与环华证金、第一 金证券、远东证券进行四合一合并案，以稀释开发金控对金鼎证券的控股比例。然而开发金控得知这项讯息后，为求顺利入主金鼎证券，采取了诸多违法操作，当中 更滥用政商手腕以达到并购目的，例如，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强制公开收购的规定，利用开发国际、大华证券等开发金旗下公司，向环华证金股东取得环华证金 20%以上的股权。2009年“台北地检署”侦办开发金控并购金鼎证券一案，认定辜仲莹和开发金控策略长等4人违反“金控法”，涉及内线交易，从中牟取暴 利，当中辜仲莹从开发金控中获利1.4亿元新台币。同年辜仲莹又被“特侦组”查出在2004年入主开发金控期间，协助陈水扁之妻吴淑珍洗钱5400万元新 台币，以换取公股对董事局席位的退让。最后辜仲莹被判解除其开发金控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并命开发金控改派其他自然人代表接替其银行董事职务。虽然辜仲谅及 辜仲莹两人都正在对案件提出上诉，但“特侦组”的证据及“法院”两次审判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中信辜家拥有深厚而庞大的政商关系 网，兄弟两人在“金改政策”目标的掩护下滥用政商关系，对企业作出违法的恶意并购，结果引火烧身。

　　元大马家—“金改”中的黑马

　　与其他家族金控的本行不同，元大马家的马志玲是从证券业发家。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买卖股票成为全民运动，马志玲抓紧机会建立自己的证券公司。 2004年初，一次“金改”渐入尾声，各金融集团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金控公司，有些甚至已经达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并购。到了2005年，马志玲得知当局不 会再发出金控牌照，而自己手上仍然一无所获后，心急如焚。如前文所述，复华金控的并购权本来是由辜家二少的开发金控所有。然而券商龙头元大马志玲，不单算 盘打得精，同时深谙弯腰之道，在短时间内成功地从辜仲莹手中把复华金控抢到手，也与剑拔弩张的复华金控大股东握手言和，从而避开了一场流血大战。

　　2004年，马志玲的元大京华金控开始在市场上买进复华金控股份，正式打响了复华金控的并购战。复华金控当时的股权结构相当微妙：国民党中央投 资公司持股近20%、公股台湾银行与土地银行共持股14%，民进党上台后党股与公股各吹各的号，再加上元大马家的进场，三股势力并驾齐驱。2003年底， 陈水扁“竞选”连任，当时他和民进党锁定国民党党产的议题穷追猛打，“行政院”为此还成立了“政党不当党产归还政府专案小组”，借行政力量对国民党施压。 而国民党为了摆脱政治困境，同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秘密地谋求脱手党产，当中业绩不佳的复华金控正是首选。元大马家得知中信辜家二少辜仲莹暗中表 示有意购买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便马上布局希望抢到手。在大家争相抢夺党产的形势下，如此复杂的一笔交易，陈水扁成为了当中的重要角色，马家巴结第一家庭 不可避免。2009年，台北“法院”在审理二次“金改”弊案时各证人和盘托出整件收购案的秘密。元大马家当时有两大布局，可谓十分周全。首先，没有既定政 党背景的马志玲利用民进党“立法委员”作为重要管道，以“打击党产”为名，软硬兼施，透过内部关系干预国民党出售自家党产的决定，导致辜家与国民党的交易 最终功败垂成。另一方面，元大马家掌握秘密谈判的进度，确定了出手的时间和力度。马志玲在得知辜家已经跟国民党签约以后，请妻子杜丽萍直接前往玉山官邸提 供政治献金，要求陈水扁和吴淑珍的支持。2006年6月，马志玲宣布元大京华与复华金控合并。同年9月，元大在复华金控的董事会改选中，一口气取得2/3 的董事席位，确定了元大京华证券与复华金控的合并案。

　　马志玲的政商手腕在元大收购后的董事长人选确定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马志玲当时向媒体宣布，由台湾前“财政部长”、“驻WTO代表”颜庆 章，代表元大角逐复华金控董事长，而非他本人。这招“以退为进”，其实是出于马志玲的精心计划。颜庆章是台湾当局属意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的人选，在政治层 面，他具有平衡政党与大股东势力的作用；在经营层面，14家金控执照出自当年担任“财长”的颜庆章之手，请来拥有充分政商地位的他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一 职，对元大马家的加分作用不言而喻。

　　后来政党权力交替，马志玲与扁家已经建立的政商关系开始失效，“特侦组”也开始对当中的政商弊案进行调查。陈水扁涉及的二次“金改”“元大并复 华案”三审判处陈水扁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8年，并处罚金1亿元新台币，当中马志玲涉及的两亿元新台币政治献金被追缴没收。与此同时，“检方”查出， 马志玲夫妇误导旗下上市公司元京证券，大量买进旗下元大投信股票，将元大的结构债损失转嫁给元京证券，因此被控“背信罪”，二审重判7年4个月，更指出当 中可能涉及了更多的政治弊案，此案目前仍在上诉当中。

　　政商运作为马志玲在“金改”期间带来了重大利益。但马志玲在当中涉及的弊案也令元大马家的声誉蒙上阴影。

　　华南林家—百年基业立足不成

　　板桥林家也是台湾传统五大家族之一，他们从满清时代开始便拥有众多土地及雄厚的政商资源。今天，林家第七代嫡系单传林明成掌管华南金控，希望以 金融事业拓展林家家族企业的另一番景象。然而林明成脚下站着的，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华南金控虽然资产规模大、却深深受制于官股；虽然资格老，但却守成有余 变革不足。较之其他家族，华南林家更为保守，是带着“守业”的心态来经营金控业务。

　　林明成的父亲林熊征创办台湾华南银行时，与第一银行和彰化银行合称为“省属三商银”，由此可知华南银行公股的本质，林家也必须与国民党保持良好 关系才能夯实基石。林明成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政权交替以前，与蓝营关系亲密自然能够带来先机。1998年华南金控举行董事选举， 官股与民股的席次比例为9比6；到了“金改”的前夕，政商关系帮助林明成获得连任，官股与民股的董事席次比例更悄悄变成8比7，意味着华南金控董事权争夺 战即将上演。但在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以后，形势发生变化，要保持同样的政商关系需要向民进党靠拢。林明成便铺路宴请“总统府机要秘书”马永成，开始搭 起与绿营的关系。随着关系的深入，林明成逐渐变成民进党台湾智库的幕后大金主，成功使得公股点头同意其担任华南银行董事长。上任后，林明成颇具野心地想要 缩减公股数量，从而取得真正的经营权。

　　“金融改革”执行后，华南银行率先获得台湾“财政部”批准，成立华南金控，业务急速扩张。2003年公股第一金控公开“对外招亲”，林明成看准 时机，希望赢得同属公营企业的第一金控，认为合并后将会成为台湾最大金控，同时两者皆是“同父同母”的企业，合并难度也不会很高。第一金控属台湾“财政 部”所有，当时董事长谢寿夫和“财政部长”林全对这宗合并企划案，尤其对于林明成的野心，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第一金控未来很有可能会与华南金控一 样，慢慢变成林家膝下的金脉，因此积极反对林明成对第一金控的合并计划。

　　合并案的失败使林明成更专注于华南金控的发展，也更加坚定了其获得华南金控实质经营权的决心，但这意味着他必须要与官股再次进行大战。林明成清 楚，要取得经营权就必须获得更多股权持有人的支持，新光吴家便是他认为第一个可以与之合作的家族。新光与华南金控渊源颇深：新光吴家是华南金控的原始股 东，吴东进夫人许娴娴长期以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身份担任华南金控董事，吴东进的长女吴欣盈又嫁给了林明成的儿子林知延，吴家与林家可谓亲上加亲，于是， 新光吴家手上持有的华南金控股权便成为林明成的筹码。然而新光吴家加上林家所持有的华南金控权股未能达25%的并购法定下限，而公股却占33%的股权。

　　2013年华南金控董事席位争夺战的前夕，台湾“财政部”高层与林明成协商达成和解共识，公布“公民股”双方“不打仗”，林明成同意不争取华南 金控的董事席位的大多数，同时让出董事长一职，退居华南金控副董事长继续参与经营，但仍然兼任华南银行的董事长。时至今天，作为最大民股股东的林明成还是 无法取得华南金控的主要控制权，将多年经营的华南金控并入林家资产仍是一个不知何时能实现的希望。

　　台湾“金融改革”发人深省之处

　　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正紧锣密鼓推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述，中国内地未来要“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 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国内地成立的民营银行数目可能会急速上升，有如台湾地区一次“金改”前民营银行林立的情况。如果政府同时开放利率 市场，根据台湾地区的经验，存贷利差在竞争下将会缩窄，从而引发银行同业的激烈竞争，乃至逾放率急速膨胀的情况。因此，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或可借鉴台湾地 区的经验教训，为未来金改中的一些风险做足准备。

　　过去台湾地区金融机构资产品质不佳，普遍存在逾放比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足等问题。自国民党“执政”时代开始，到陈水扁首个“任期”内，“政府” 都将“金融改革”列为重点之一。台湾的一次“金改”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银行体质，不过鉴于金控公司和银行数量仍然过多、规模也无法与跨国金融机构相比， 陈水扁在第二“任期”内，推动了二次“金改”。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以陈水扁为代表的贪腐官员主导的“金融改革”并没有提升金融业的良性竞争，仅为对金融业 虎视耽耽的商业家族们带来了契机。台湾地区金控家族以政商手腕与政党连结，为自己企业带来金控公司的经营权，赚取了丰厚的“柜底利润”，各个家族迅速以兼 并公营企业和党产手段取得台湾金融市场的寡占权，建立起金融家族王国。然而，在台营运的外商银行分行数目却由2001年的44家减至2008年的38家， 至今只剩下36家。由此可见，两次“金融改革”并未给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带来积极作用，相反，寡头垄断市场与官商关系的密切性使得外资望而却步，最终减慢 了台湾地区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众多研究也指出，跨国企业对有金融弊案发生的地区都是抱着非常负面的态度。

　　事实上，五大家族发起的诸多金融并购，平均而言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正面评价。自2004年9月二次“金改”迄今，台湾地区共发生了48宗金融并购 案，但综合来看“金融改革”引起的并购案好坏参半，这些并购事件首度曝光前后15日的累计异常回报率趋近于零（图1）。另外，长期而言，五大家族主导的金 融事业业绩表现更是良莠不齐。从2002年一次“金改”到今年，五大家族的月累计股票异常回报率平均也趋近于零（图2），与先前购并宣布时市场的反应非常 一致。

　　我们看到，台湾这五大家族企业为了获得“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依靠本身的政商关系进行集团式并购，虽然长期绩效各异，但总体而言对台 湾的金融业没有显著的提升助力，这当中一是因为缺乏职业竞争优势，二是被收购原官营银行员工的官僚文化难以融入家族文化，三是因为台湾政治斗争造成了官股 与家族股权之间的抗衡斗法。这些教训都十分值得借鉴。

　　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可以为民营资本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为一些公司带来更高的市占率，但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下，最后取得金融牌照或并购银行业务的 资本是不是最有经济效益的经营者，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来，答案不是肯定的。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作为工具 但也可能伤害自己。在政策红利的诱惑下，企业家运用政商关系时必须保持底线，这样无论在金融改革的路程上成功与否，也能实现家族企业的永续经营，捍卫家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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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TPP不能成為亞太地區貿易規則“樣板”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5月4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TPP對中國的中短期影響有限，但無論中國是否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都可能會受到TPP非傳統議題的影響。

該研究成果認為，TPP不能成為亞太地區貿易規則的“樣板”，中國應加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談判進程，謹防被邊緣化。

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在此間召開的《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上對記者表示，從貨物貿易角度看，TPP對中國的中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是TPP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差異較大，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影響仍比較顯著。TPP的競爭力更多地體現在規則方面。

李向陽說，無論中國是否加入TPP，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都可能會受到TPP非傳統議題的影響。

他分析說，TPP的相關服務貿易條款和投資條款將會對中國的服務業和對外投資等產生深刻影響。從中美BIT負面清單交換情況看，目前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壓力仍然較大，而未來包括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服務貿易領域面臨的沖擊不可忽視。 此外，TPP代表的知識產權條款對中國的潛在沖擊將比較顯著。分析顯示，中國的制藥行業可能會遭受較大沖擊;目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相關法律的立法和執行仍有改善的空間;包括美國在內的TPP國家高科技企業，利用其先進技術在全球進行技術專利註冊，如果按照嚴格的專利保護，將嚴重影響中國在外觀、設計、工藝等領域的技術模仿和引進。

李向陽認為，TPP推動的競爭政策和國有企業條款等約束性條款，將使得在TPP國家投資的中國國有企業面臨著更為嚴格的國際經營環境，強調公平競爭的國有企業條款有可能會在短期內削弱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中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資企業將受到因TPP而變得更加嚴格的環境法和勞工法約束。

藍皮書說，TPP所設置的相關非傳統議題中，既有專門針對新興國際合作領域的具體規則，也有針對各國“邊境後”政策的具體議題(知識產權、勞工、環境、國有企業、競爭政策等)，還有涉及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議題。這些議題本身反映了世界各國在諸多新領域試圖形成統一規則的訴求，符合全球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其部分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進步性。

“但由於美國是TPP談判的主要推動者，其談判能力、規則制定能力明顯高於其他談判國，因此最終TPP非傳統議題相關條款具有鮮明的美式價值體系特征。”李向陽說，美國推進TPP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其地緣利益和經濟利益，這決定了其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從建立一套亞太地區普遍可適用的規則出發推進TPP談判。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激烈博弈下，各個議題的具體條款最終只會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結果，遠遠不能成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相關貿易規則的“樣板”。

藍皮書說，TPP談判並沒有包括中國，RCEP談判也沒有包含美國，這對亞太經貿區域整合是不利的。TPP談判的順利展開給RCEP帶來很大壓力，特別對中國，其有可能會考慮在談判中加強與東盟的聯系，以加速談判進程，防止被邊緣化。

李向陽對記者表示，RCEP談判進程的快速推進不但有利於消除TPP協議達成後貿易轉移對中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促進中國和相關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也有利於鞏固中國和東盟的經貿關系和睦鄰友好，加速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對中國來說，RCEP組建符合中國實施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RCEP不但將顯著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還將使得中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更為突出，為構建更穩定、互利、合作的國際經濟關系奠定堅實的基礎。”李向陽說。

世行：缺水可能導致部分地區損失6%經濟增長

《第一財經日報》從世界銀行(下稱“世行”)獲悉，其最新發布的報告稱，氣候變化加劇水資源短缺，可能令部分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遭遇6%的損失，從而迫使人口遷移，並引發暴力沖突。

世行在這份《高溫與幹旱：氣候變化、水與經濟》的報告中指出，人口增多、收入增加和城市擴張的綜合影響將會導致對水的需求成倍增長，而水的供應則變得更加不穩定和不確定。

此前，國際勞工組織(ILO)發布的報告也印證了上述氣候變化將引發GDP損失的判斷。ILO在其報告中指出，由於氣候變化引發的工作場所溫度條件惡化，新興經濟體將損失多達10%的工作時間，而對於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工作時間的損失，意味著在經濟產出或GDP方面將產生幾乎同樣程度的不利影響。

水資源緊缺危機

世行報告指出，如果不盡快采取行動，目前水資源豐沛的地區如中非和東亞都會面臨缺水，而已經缺水的地區如中東和非洲薩赫勒地區缺水狀況會進一步惡化。而由於水對農業、人體健康和收入的影響，相關地區的經濟增長到2050年可能會下滑6%。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6%代表在水資源政策照舊情況下的一個中值。總的來說，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在水資源政策照舊的情況下，GDP比沒有氣候變化壓力的情況下低6%。

值得註意的是，各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所以比如該變化對西歐沒有很大影響，但對世界比較炎熱幹旱通常也比較貧困的地區影響則比較嚴重。

世行還在報告中警告說，淡水資源減少，以及來自其他用途如能源和農業的競爭，到2050年可能會使城市可用水資源比2015年減少三分之二。

報告稱，水資源不安全，可能會大大增加發生沖突的風險，幹旱引起的糧價暴漲有可能激發潛在的沖突，迫使人口遷移。報告稱，在經濟增長受降雨量影響的地區，旱災和水災引發了移民潮和暴力激增現象。

報告同時認為，更好的政策決策可以緩解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負面影響，一些地區通過改善水資源管理有可能將增長率提高5%。

報告作者、世行資深經濟學家理查德•達瑪尼亞表示：“希望還是有的，如果政府針對缺水問題提高用水效率，把25%的水用於價值更高的用途，損失也會顯著減少，部分地區甚至有可能消失。改善水資源管理可以帶來高額的經濟紅利。”

報告認為，在世界上的極度幹旱地區，需要采取影響力更大的政策來防止水資源的低效使用，需要實行更強有力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來應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壓力。改善水資源分配規劃、采取提高用水效率的激勵措施、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水的供應量和可用性等，可有助於引導各國構建具有水資源安全和氣候韌性的經濟。

高溫作業影響GDP

與此同時，ILO在4月底發布的最新報告則指出，由於氣候變化引發的工作場所溫度條件惡化，新興經濟體將損失多達10%的工作時間。

這份題為《氣候變化和勞動：高溫作業的影響》的報告，參考了此前針對各經濟體開展的由於氣候變化導致的日益頻繁的極端溫度條件對勞動作業影響的最新研究。

報告指出，過高的工作場所溫度是廣為人知的影響職業健康和生產效率的危險因素，也是熱疲勞、中暑，乃至在“極端情況下”導致死亡的風險不斷上升的主要原因。

報告顯示，氣候脆弱國家中有超過10億勞動者及其雇主和社區已經受到了工作場所嚴重高溫的影響，然而氣候變化對於勞動作業的影響並未在全球和各國的氣候或就業政策中得到充分反映。

報告表明，在某個國家，氣候變化導致的總體有效工作時間損失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達到4%，這充分體現了高溫作業這一挑戰的現實性。

該報告指出，高危地區主要包括美國南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南美洲北部、北非和西非、南亞和東南亞。而室外勞動作業情況較多、工業和服務業勞動者工作環境溫度控制情況較差的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尤為脆弱。

報告還指出，即便實現《巴黎協定》中提出的1.5攝氏度的較高溫控目標，在2030年之前，世界主要地區每年仍將有幾乎一整個月的時間面臨極度高溫。這樣的高溫情況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工休需求上升，同時也增加了健康和工傷的風險。

“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早已制定了工作場所的溫度條件標準，然而氣候變化改變了原先的溫度條件。”該報告指出，“氣候進一步變暖對在室外或缺少空調制冷的環境中工作的勞動者或雇主將構成嚴重挑戰。”

該報告還呼籲，加強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中所確定的現有溫室氣體減排計劃的執行力度，將有助於大幅減少工作場所溫度上升在經濟和公共安全方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