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IMF最新發布了《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IMF認為,盡管當前全球流動性環境仍然寬松,但未來貨幣緊縮已經是大趨勢,對於過去幾年因加杠桿、信用擴張而積聚了脆弱性的國家,應該要利用當前的窗口期降低自身脆弱性、防範風險。
此外,IMF花了大篇幅分析了中國的影子銀行。IMF表示,中國銀行系統規模高達250萬億元,達到GDP的3倍, 而其又與表外投資工具緊密相連,投資標的包括銀行存款、債券、非標信貸資產等,這些未受到充分監管的投資工具對過去幾年推動中國信貸繁榮起到了關鍵作用,同時也在金融機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投資網絡。IMF認為中小銀行風險敞口較大,因為這些投資工具占到了它們總資產的1/5~1/3。
不過,IMF也肯定了中國過去兩年去杠桿取得的進展,並認為2018年即將推出的資管新規將重塑中國資管行業,“除了限制投資工具的杠桿率和複雜程度,銀行還將逐步‘縮表’,打破剛性兌付,有效地將一半的類存款產品轉為類似共同基金的形式。”IMF同時提醒稱,中國銀行業未來仍需應對資本金壓力。
資管新規重塑行業
4月18日,接近監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資管新規正在走內部程序,沒有聽說推遲,具體將於4月底或5月初推出。
此前,有境外媒體報道稱,因在中美貿易緊張關系加劇之際,決策者的重點轉向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中國已推遲公布資管新規。“此消息是空穴來風。”上述接近監管人士表示。
IMF認為,資管新規將重塑中國行業全貌,目前我國的資產管理市場規模據稱百萬億元。此前第一財經也報道稱,與征求意見稿相比,正式稿有不少修改,主要是讓新規更嚴謹更有操作性,但大原則不會放松,例如打破剛兌、實行凈值化管理、消除多層嵌套等內容。“新老劃斷”的過渡期應該會有適當延長。但核心不是延長多少時間的問題,而是如何將表外業務回歸表內,變相的賬外經營不能再繼續了。
IMF此前就在其評估報告中表示,中國的銀行在利率仍受管制時,通過創新發行理財產品來滿足儲戶的收益率要求,理財資金被投向債券和非標準化信貸資產。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負債結構日趨複雜,融資期限顯著縮短。
同時,各種嵌套、通道等給監管工作增加了難度,例如證券公司發行的資管產品與銀行發行的類似產品(如理財產品)受到不同的監管。“這種複雜性部分源於監管套利,即相似產品受到不同監管,而在一些情況下風險發生轉化,就使監管部門(和投資者)難以‘看穿’。”IMF提及。
為此,資管新規強調了去嵌套、去通道。業內人士也認為,嵌套和通道其實是分成三種不同的目的:1、監管套利,即純粹為了規避MPA(宏觀審慎評估)考核或避免資本計提,這類應該堅決取締;2、投資交易目的,由於資管行業參與者的行業身份同,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準入,為了實現投資交易的目的,不得不借助通道。如果新規能給予各行業公平的待遇,通道也就自然沒了;3、投資專長不同,因此可能需要借助MOM和FOF,來拓展自己投研能力所不及的資產,或投向無法進入的海外市場,這類通道未來仍可能會存在。
眼下,為了應對資管新規,中國各家上市銀行理財規模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2017年全年,五大國有銀行的理財產品規模總體仍在增長,但股份制銀行的理財規模下降明顯,民生銀行、光大銀行的降幅更是接近20%。不僅如此,隨著資管新規的日漸臨近,銀行更是寄望於成立資管子公司,獨立經營理財業務。
銀行仍存資本金壓力
IMF也認為,盡管中國去杠桿初顯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挑戰。尤其是銀行同業、理財、表外等影子銀行亂象收緊,這就使得資本壓力凸顯。
IMF提及,積極的一面在於,監管收緊降低了銀行對高風險、短期融資的依賴度,理財產品規模下降,降低了銀行脆弱性。中小銀行短期融資規模開始下降,中國銀行業對於其他金融機構的敞口增速從2016年的80%大跌至2017年的不足20%,銀行持有的同業資產也大幅下降。
不過,IMF認為,風險在於,銀行對於投資工具敞口仍然較大,且銀行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也在下降,未來非標回表等壓力可能加劇資本金壓力,多數中小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壓線”,撥備前利潤也在持續下滑。
此外,隨著監管的收緊,貨幣市場利率急劇上升,導致公司債的信用利差走擴,對於信用資質較差的發行人尤其不利。同時,中小銀行面臨流動性風險,其對於短期非存款融資的依賴度仍較高,小銀行的短期批發性融資仍較資本緩沖的規模翻倍。
不過,中國各大銀行業已經開始積極“補血”。4月17日晚間,中國農業銀行發布公告稱,該行非公開發行A股方案獲得中國銀保監會核準,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00億元,用於補充資本金。
近期,監管對於銀行補充資本的文件接連下發,3月12日,銀監會、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和國家外匯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支持商業銀行資本工具創新的意見》,支持銀行補充資本工具創新。此前,2月27日,央行已就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行資本補充債券發布2018年公告第3號,由此打開了新型資本補充工具的閘門——資本補充債券。
早前,銀行撥備新規也正式下發,明確符合條件的銀行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由150%調整為120%~150%,貸款撥備率由2.5%調整為1.5%~2.5%,此舉部分旨在緩解銀行資本金壓力。
防範全球流動性收緊
此次,IMF也對於未來各國央行收緊貨幣的前景提出了重點關註。報告提及,高風險的信用擴張往往發生在金融條件較為寬松的時候,尤其是危機後極端寬松的貨幣政策持續了近十年,各界開始擔心杠桿的積聚。
鑒於未來的前景,IMF此次也建議各國要防範於未然,對於中國而言,在如今的窗口期仍加速推進去杠桿,其實也是“天晴修屋頂”的體現。
報告提及,隨著美聯儲持續推進正常化進程,新興市場資金會持續回流美國,IMF預計2020年美國利率將上升至3.6%,屆時新興市場資金流可能會每年平均減少400億美元。當然,這仍是正常化進程平穩推進的情景,即投資者風險規避的情緒沒有顯著上升。
“如果政策收緊伴隨著風險規避情緒激增,那麽資本外流幅度可能會增加至每年600億美元。如果國家無法利用平靜期緩解自身的脆弱性,那麽當全球環境收緊導致資本流動逆轉的時候,就很容易受到侵害。”報告稱。
此外,IMF也認為,那些采用固定匯率的國家很容易受到加息的負面沖擊,對其增長和金融穩定構成威脅。同時,一旦貨幣收緊伴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走弱,大宗商品生產國也可能受到影響。
一邊是因資金鏈緊張而在懸崖邊跳舞的中小品牌手機廠商,一邊是步步緊逼收割市場的手機頭部企業,立夏後的五月對於大多數手機廠商來說過得並不“暖和”。
5月24日,榮耀手機在蘇州的一家線下高級體驗店舉行榮耀10國內銷量破百萬慶典,這是這家手機廠商再次在一個月內實現旗艦單品銷售量過百萬臺,速度刷新前代產品。而這一數字幾乎是國內一些中小品牌手機廠商一個季度的銷量。
根據賽諾的數據統計報告,從一季度排名第七的魅族開始,包括金立、小辣椒在內的智能手機Q1出貨量都在百萬級,而排名在第十名以外的廠商每個月的出貨量不到40萬。
對於中小品牌手機廠商來說,市場嚴冬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利用資本造血開始成為一種“自救”的方式。
同樣是在24號,從金立方面傳出了重組方案敲定的消息。據金立內部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重組方案涉及到很多層面,需要先回複深交所。”無獨有偶,在23日晚間,大富科技也發布公告稱擬通過支付現金方式購買百立豐51%股權,後者擁有多家手機品牌,其中lephone手機銷量為467萬部,占據國內手機市場1%份額,排名第9位。
但也有分析認為,利用資本造血對於中小品牌手機廠商是一種自救的方式,但也是另一場“賭博”的開始,在盈利壓力下,將會面臨更加艱難生存空間。
加速進入“二八分化”
國內手機出貨量持續走低的趨勢並沒有“剎車”的跡象。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18年4月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2018年4月,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3425.1萬部,同比下降16.7%,2018年1到4月,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1.22億部,同比下降23.7%。
“這里面除了智能手機需求減弱的問題外,還有二三線品牌在市場擠壓下所暴露出的管理短板。”Canalys研究分析師賈沫對記者如是說。
可以看到,在多家數據分析機構公布的報告中,在第一季度,深陷資金鏈旋渦的金立在一季度降幅達到近三成;而在經歷了連續三年裁員外,魅族的出貨量在一季度也滑落較快;而經歷了高層換血、新品延發、估值被砍、銀行追債一系列問題後的酷派也幾乎喪失了國內陣地。
賈沫對記者表示,手機頭部企業競爭加劇,也將會讓更多的中小品牌手機廠商生存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加大了對渠道的投入比重,目前線上線下的銷售占比達到1:1,可以看到目前手機市場向下走的趨勢還是比較明顯,這時候比拼的就是整個生態體系和產品能力,也就是從上遊供應鏈到廠家再到銷售平臺以及線下零售體系的打通能力。”榮耀總裁趙明對記者表示,在繼續加大線下投入的同時將在國內開設一百家線下體驗店。
而目前頭部企業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的份額都在進一步攀升。賽諾的最新報告顯示,華為、小米、OV以及蘋果在內的手機廠商份額幾乎占據了國內市場份額的八成,其他國產手機廠商與三星等瓜分剩余市場。
金立一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內部人士對記者表示,“剛開始管理層對公司的發展還是抱有比較大的信心,認為難關只是一時的,但隨著債權人集中擠兌和供應商“斷貨”,金立債務危機全面爆發,管理層最終還是決定割讓股權,引入外部投資者。”
引入資方啟動“自救”
5月23日晚間,大富科技發布公告稱,公司擬通過支付現金方式購買百立豐51%股權。百立豐100%股權的交易價格預估值為17億元。根據協議,百立豐承諾,自大富科技足額支付現金對價後的3個自然月內,將交易對價稅後實際所得金額的80%通過二級市場增持大富科技。
公開信息顯示,重慶百立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旗下擁有lephone、dazen、Lesun、Lecom、Coomax等智能手機品牌,其中2017年lephone手機銷量為467萬部,占據國內手機市場1%份額,排名第9位。
而處於資金鏈緊張狀態的金立近期也有新的“接盤者”。據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5月22日,金立和新的投資者簽署重組協議。按照計劃,5月24日之前,新的投資者要與相關股東簽署正式收購協議。此前金立曾在深交所發行私募債,5月26日前,相關重組事項將在深交所公告。待一系列協議簽訂之後,新的投資者將入主金立,接下來將正式組建債權人委員會,啟動債務重組程序。
“目前需要先回複深交所,金立內部也在加快重組進程。”金立一內部人士對記者說。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資本方的入資對中小品牌來說也是另一場“賭博”的開始,對於企業的發展更是一把雙刃劍。
記者註意到,根據合作協議,百立豐的業績承諾為,2018年度凈利潤不低於人民幣1.68億元,2019年度不低於1.88億元,2020年度不低於2.16億元,2021年不低於2.16億元(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孰低者為準)。
“但盈利對於目前手機行業中的大多數公司並不容易,引入資方後的手機廠商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重生的機會考驗著管理者的智慧。”賈沫對記者強調,研發能力對於手機廠商的持續發展有著巨大影響,特別是在5G來臨前,手機廠商需要不斷的投入,充裕的研發資金是中小品牌廠商和頭部手機企業相比的劣勢。
據華為官方透露,接下來將會公布一項價值百億美元的技術,對於行業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通過底層技術答複提升產品性能體驗。據趙明在蘇州現場透露,榮耀10接下來將會升級一項“很嚇人的技術”,但正式應用將會在榮耀的新品honor play中。
“未來市場的競爭是一場長跑,需要的是足夠的耐心,但這也許是資本方最缺乏的東西。”賈沫對記者說。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多少有些誇大其詞的言辭引導下,美歐貿易休戰的消息迅速被演繹成了一起陰謀論式事件:在這種敘事方式中,美歐“珠胎暗結”建立零關稅貿易區並力拉日本入夥,而世界貿易組織(WTO)將從此形如虛設。
而當籠罩在這份美歐協議上的迷霧散去,其顯露出的文本事實,卻幾乎與上述猜測截然相反:此次美歐協議的四項核心合作原則包括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增加美對歐盟能源貿易出口”、“降低美歐雙方貿易障礙(就標準進行對話)”以及“對WTO進行改革”,在建立零關稅貿易區方面,美歐之間僅僅是達成了有限共識;而雙方表述和立場最為接近的恰恰是在“對WTO進行改革”這一訴求上,且其指向性非常明顯,即談判聚焦於WTO規則的更新,種種跡象表明在此方面日美歐已達成共識。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亦指出,在貿易戰之中,可以說這可能是最為核心的事情,即貿易戰的最終目標即為規則鎖定。
值得註意的是,就WTO規則更新進行談判的內容,僅是歐盟團隊拿到華盛頓的三項建議中的一項,很明顯,此次在歐方希望力推的WTO爭端解決機制(DSB)改革和推進開放的諸邊(Plurilateral)主義談判方面,美歐並未達成共識,但歐盟已經成功鎖定了未來的討論空間:就WTO改革,歐盟分別同中美建立了高級別工作組。
當地時間7月25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雙方將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避免當前一觸即發的貿易戰。視覺中國圖
歐盟推動WTO改革向美表誠心
在事後複盤中可以看到,這並不是一次組織有序的談判。到目前為止,美歐談判已過去近一周,而雙方甚至都沒有發布統一的會後文件。
除去特朗普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7月25日發布會上的講話實錄,美方也僅在白宮網站上發布了一份名為《特朗普總統開啟了同歐盟的新互惠貿易關系》的事實清單,歐盟則在其網站上發布了一份美歐共同聲明(註:為統一出處,以下引用的聲明語句均來自於歐盟發布的聲明)。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采訪求證和文本對比後發現,上述三份材料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特朗普的發言,美國和歐盟各自在其網站發布的兩份文件,在大豆與天然氣的采買、取消汽車關稅及鋼鋁關稅等方面的言辭均更為謹慎,立場也更為保守,承諾少、願望多;然而,雙方在“WTO規則改革”方面的用詞卻達成了高度統一,且歐盟對推動WTO改革表現得十分積極主動。
不過,就如前文所述,在此次美歐磋商中,歐盟實際上拿出了三項建議,第一,改革WTO爭端解決機制;第二,更新WTO規則以面對21世紀的挑戰;第三,改善組織的日常工作(在談判中推動開放的諸邊主義談判方式)。
此次,美歐雙方率先鞏固了在第二條建議方面的共識。歐盟貿易委員馬姆斯特羅姆在赴華盛頓之前,曾詳細闡述了歐盟對於目前WTO體系不滿的原因及歐盟中意的改革方向,在更新規則方面,她表示,歐盟加強了與日本、美國之間的三方合作,這種合作方式除了可以給三方一個增強WTO規則的機會之外,還可以向美國表明“他們的貿易夥伴對於改革是認真的”這一態度。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推動WTO規則改革方面,歐美日在WTO層面及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等場合均維持著統一戰線,歐美日三方並在今年5月底達成了“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然而,由於彼時全球貿易沖突危機重重,這份指明歐美日在WTO規則改革方面聯合立場的聲明,在喧囂聲中被大部分人所忽略。
這並不是歐美日第一次發表就WTO問題的聯合聲明,實際上歐美日三國貿易部長此前曾兩次進行會談,討論補貼和國企同競爭環境之間的關系,並曾同意聯合采取多項初步行動,作為制定更嚴格產業補貼規則的基礎。
彼時三方均認為,應當明確並改進WTO現行的產業補貼規則,以確保新加入的發展中國家成員無法規避這些規則的使用。
比如,在2017年12月WTO部長級會議後,日美歐就曾發表三方聲明,稱將增強協作,以消除其他國家產能過剩等問題帶來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上述5月底的這份最新三方聲明,則表明美日歐在共同立場方面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即三方在規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方面達成一致。三方表示計劃在2018年底之前開展各自的內部行動,以便在此後不久展開談判,且必須確保主要的貿易夥伴們參與這些未來的談判。
在此次美歐的聯合聲明中,雙方確認了上述立場並形成兩項共識。首先,在WTO規則改革的內容方面,美歐雙方表示:“將推動在知識產權盜竊、強迫技術轉移、產業補貼、國企制造的(經濟)扭曲以及過剩產能方面的改革。”
其次,為了落實這一立場,美歐雙方宣布,“立即建立一個執行工作組”,成員將包括“最緊密的顧問”。值得註意的是,與美歐聲明中其他言語不詳的“希望”、“想要”等用詞相比,這個“立即(immediately)”一詞在短短的聲明中十分顯眼。
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WTO規則改革的問題上,美國在推進,歐盟提供了方案,此次雙方成立了聯合工作組,算是進了一步。
WTO規則改革內容方面,則可以參考今年5月31日發布的“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崔凡認為其重點在於,三方很可能在明年就要發起產業補貼與國企競爭規則的談判,且保證關鍵貿易夥伴參加。
在WTO中貿易量最大是美中歐日,而在上述議題方面,美歐日三方態度一致。崔凡表示,美歐目前達成的共識是停戰,美日之間雖然存在著嚴重分歧,但也有可能遲早會達成一致。
崔凡解釋說,考慮到今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面臨黨內選舉,此外,日本接下來包括國會在內還將進行一系列的選舉,因此,目前日本對美國進行讓步的難度很大,不過,美日遲早會在今明兩年中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停戰。
WTO總部大樓 視覺中國圖
美國需停止阻撓WTO法官的任命
美歐之間既有統一立場和“表決心”,亦存在著嚴重分歧。在此次歐盟團隊帶到華盛頓的三條建議中,有關WTO爭端解決機制改革方面,目前還看不到雙方拿出破局方案的前景。
近日,同WTO關系密切的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發布了一份題為《重振WTO的多邊管理》的報告(下稱《報告》),報告回溯了爭端解決機制的緣由和目前沖突焦點所在。
《報告》指出,許多國家加入WTO的一個關鍵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和“激進的美國單邊主義”之間的沖突。自1995年以來,這些國家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美國一直借助WTO的法律框架來挑戰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此外,在WTO框架下,(貿易)小國也可以成功挑戰(貿易)大國的政策,這證明該機構的制度是有效的,但這這一成就並非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對此制度感到滿意。
《報告》指出,美國對上訴機構的職能就表現出了十分的不滿:在美國奧巴馬政府2016年的決定中,該政府就曾經反對重新任命上訴機構成員,而特朗普政府則延續並發展了這種做法,目前已經阻止了所有的新成員任命。
WTO爭端解決機制下設的上訴機構常設7位法官,因美方阻撓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目前上訴機構的正式法官僅剩4人。按照規定,上訴機構處理每個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即使有4~5名正式法官,在實際工作中也會因為合法性問題,難以處理案件。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上訴機構的一位法官斯旺森(Shree Baboo Chekitan Servansing)的任期即將在今年9月30日結束,如果斯旺森不能連任,從今年10月開始,上訴機構將僅剩下3位正式法官。屆時如果上訴大法官不夠用,那麽各方也就無法實現上訴。WTO最重要的仲裁體系也將陷入名存實亡的癱瘓狀態中。
馬姆斯特羅姆在此前也對此表達了強烈不滿,她表示,為使各方可以遵守WTO規則,必須確保WTO的有效性。
換言之,基於歐美日可以推動規則改革,若不存在執法能力,那麽規則又有何意義?
她指出,在此背景下,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解決上訴機構目前的危機,而美國需要中止其對法官任命的任意阻撓行為。
馬姆斯特羅姆還表示,歐盟也意識到上訴機構並不完善的現狀,並願對其工作進行改革。她認為,該上訴機構應當更加透明、更加可靠。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最近一次在7月20日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例會上,美國再次拒絕了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的建議。
一位日內瓦貿易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南非、歐盟等國家均在會議上對美方此舉表達了反對意見。洪都拉斯則拿出了一份有關爭端解決機制下上訴機構功能的建議,這其中重點討論了美方關心的法官任期合法性問題。
目前的麻煩也就出在上訴機構上。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工作流程,通常在爭端解決機制下建立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將在限期內於爭端解決機制的會議上通過“反向一致”原則提出裁決報告。隨後,如某一當事方向爭端解決機制正式通知表示將進行上訴,則進入上訴程序。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程大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造成上訴機構癱瘓是美方有意為之。
WTO具有三大功能,即談判功能、政策審議和爭端解決。目前,WTO的談判功能實際上是處於停滯狀態,多哈談判並沒有進展;政策審議就是撰寫報告,還在運行;而WTO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爭端解決機制。
程大為認為,若因美方通過阻撓人事任命的方式,造成了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質性癱瘓,此舉是很惡意的。一方面,這阻礙了中國使用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性,因為若上訴機構癱瘓,就算走到上訴這一步,也沒有法官進行審理;另一方面,這已經對世界貿易體系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改造WTO談判:開放式的諸邊主義未來
誠如程大為所說,目前WTO極其重要的功能之一——談判功能實際上也停滯了。
自經歷了西雅圖會議(1999年)的失敗後,美國感覺到在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組織中想要投票,其決策過程太困難。程大為表示,為此,美方開始選擇更多轉向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
在此方面,歐盟也有自己的看法:正如歐盟內部存在雙速歐洲一般,WTO成員在談判方面也不一定非要做到步伐一致。
馬姆斯特羅姆也指出,WTO需要適應世界變化。首先目前WTO談判的方式存有局限性,歐盟渴望改革。
“一次又一次,因為少數國家追求狹隘而自私的利益,(談判)進程受挫。”而由於WTO協商一致的規則,又無法對此現狀作出改變。”她指出,在歐盟看來,成員應自由地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從而在不同的時間完成談判並符合標準,且在去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之後就應用了這一方法,並在電子商務、國內服務規則和投資便利化方面得到了很大進展,“希望將這種方式能被納入世貿組織系統中”。
前述《報告》亦在此方面表示:“考慮到協商一致將繼續是WTO的工作原則,(那麽就)不應阻止WTO成員方的一些集團,通過開放的諸邊倡議在具體問題上尋求合作。”
《報告》認為,在諸邊倡議方面,各WTO成員方可以利用兩套機制來進行合作:關鍵群體協議 (CMA) 以及WTO第二章第3條下的諸邊協議(Plurilateral Agreements)。近年來通過CMA,WTO成員方成功地在信息技術協議 (ITA)和達成一項基本電信協議方面有所斬獲,且後者還是有關服務領域的。而CMA的一個主要特點是,WTO相關成員方可以就貿易規則進行談判,且該貿易規則只適用於簽署這些規則的國家,但其福利必須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包括那些不參與談判的WTO成員方。
不過,考慮到CMA這樣的特性,該談判方式也就限於那些不怎麽會出現“搭便車”現象的貿易領域。
諸邊協議則不同。《報告》指出,簡而言之,諸邊協議並不會將談判成功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為此是否要將諸邊協議納入WTO也需要WTO各成員方的共識,為此對於諸邊合作而言,在那些需要降低貿易成本的領域則更有空間。
無論如何,通過美歐對話,目前的WTO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崔凡表示,若積極應對,世紀性貿易戰有可能轉化為世紀性的貿易規則談判。
開放的諸邊主義的確是推動WTO的改革的較好方式,特別是關鍵群體協議如果能定得比較合適的情況下。崔凡表示,需要觀察的是,美歐是否會在其中放入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條款和較低的關鍵多數標準,為此我們也要有所考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7月26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美國、歐盟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和貿易夥伴。如果美歐能夠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貿易上的分歧,能夠順應全球化潮流,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這不僅符合他們雙方的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是好事。“當然,我們也希望美歐有關努力和舉措符合多邊貿易規則,比如非歧視原則等。”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經歷了高溫的美國房地產市場,呈現出降溫態勢。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最近發布的2018年度報告(下稱“年度報告”)顯示,在最近的一年里(2017年4月~2018年3月),外國人在美國購房的金額同比下降了21%,從1530億美元降至1210億美元,占全美1.6萬億美元同期房屋銷售量的8%,其占比同比下降了2個百分點。其中,679億美元(56%)為居住在美國的外國投資者購房,而530億美元(44%)為未居住在美國的外國投資者所購買,均低於前一年的水平。該報告只涉及住宅房產,不包括商業房產和集合住宅(multifamily)投資。
與此同時,外國人在美所購住宅的房價平均值也從53.69萬美元下降到了45.4萬美元,表現出購房更低價格房屋的傾向。
NAR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雲(Lawrence Yun)表示,經歷了2017年的高速增長後,外國人最近在美國房地產的交易行為出現了降溫,幾乎又跌回了2016年的水平。主要的原因是,因庫存不足而推高的房價、國內持續增長的就業率以及歷史性低點的利率,讓外國人不得不和國內買家一同競爭有限的房屋供應。
中國在美買房總額微降4% 連續6年領跑
外國投資者在美國所占據的房地產市場,由這5個國家的買家占據了半壁江山:中國、加拿大、英國、印度和墨西哥。其中,中國已經連續6年領跑,成為美國房地產最大的外國投資者來源國。在最近的一年里,中國人購買的美國住宅金額高達304億美元,同比去年微降了4%,接近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額的25%。該報告中所提及的中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
其次是加拿大買家,貢獻了105億美元,卻同比驟降了45%。英國、印度和墨西哥分別以73億美元、72億美元和42億美元分列其後。
NAR總裁門登霍爾(Elizabeth Mendenhall)認為,雖然當下的全球環境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但美國房地產市場仍然被視為安全、有保障且可盈利的投資目的地。
外國投資者在美國購房的總體金額下降明顯,而房屋數量上僅降了6%,從28.4萬套下降到了26.68萬套。在購房數量上,中國買家同樣遙遙領先,以4.04萬套遠超第二名加拿大買家的2.74萬套,占據外國人在美購房總數的15%。
就購房人數來說,中國買家數量占外國買房總人數的15%,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國的買家人數有所下降,分別占10%、8%和3%。
年度報告也再次顯示出美國各州房地產冷熱不均的情況。總體而言,外國購房者主要集中在三大州——佛羅里達州(19%),加利福尼亞州(14%)和得克薩斯州(9%),亞利桑那州和紐約州以5%的份額並列第四位。中國人最青睞的是加利福尼亞州,有38%的住房投資選擇了該州。位列第二和第三名的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則只占7%和6%。
根據海外房產網居外網的數據,今年以來,中國買家對美國房產興趣有所回升。2018年6月,中國買家對美國房源詢盤量詢盤量比去年12月高出48.1%。背後動因主要是對沖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風險。“大部分中國買家覺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今年內還會繼續下滑。” 海外房產網站居外網CEO羅雪欣表示,不過,現在的這波趨勢,與2016年人民幣急劇貶值、資本外流嚴重所引發的海外購房熱潮不同。如今的人們對中國的經濟和人民幣匯率擁有信心,再加上資本管控和投資行為的愈加理性化,預測這波上漲趨勢將在未來的一年里表現出穩健而持久的態勢。
中國人依然最土豪 近一半外國人全款買房
通常來說外國投資者購買的房產總價較高,報告顯示,最近的一年里,外國買家購房的均價為45.44萬美元,比美國市面上的房產均價29.06萬美元高出56%;外國買家購房的價格中位數為29.24萬美元,比全美市面上的房價中位數24.93萬美元高出約17%。9%的海外買家購買了100萬美元以上的豪宅,而在全美範圍內,購買了100萬美元以上豪宅的買家比例不到3%。
在外國購房者中,中國買家無疑是出手最闊氣的一群。他們在美所購房屋的價格中位數高達43.91萬美元,比外國買家整體的購房價格中位數足足高出50%。報告認為,部分原因是中國買家更喜歡在市中心以及房價偏高的區域買房,比如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紐約州、得克薩斯州和華盛頓州。
報告還稱,和國內買家相比,外國投資者在美國購房時更多采用現金支付的方式,接近一半(47%)的外國投資者用現金全款買房,而在全美房屋交易中,現金支付的平均比例只有21%。不居住在美國的外國投資者現金全款買房的比例高達72%,在美國居住的外國投資者現金購房比例為30%。
在五大外國買家來源國中,印度人申請美國房貸的比例最高,約78%,而加拿大選擇全款買的比例最高,為78%。中國有58%的人在美國選擇全款買房,37%的人申請了美國貸款。
美國房地產數據提供商Attom Data Solutions此前的數據則稱,2016年和2017年美國人現金買房比例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達到28%左右的高峰,高出2000年以來20%左右的水平。原因之一是樓市太火熱,現金搶房可以更有優勢。
數據顯示,52%的外國買家購房目的為自住。除了自住,中國人最普遍的購房目的是為了子女的教育。69%的中國買家在美國買了獨棟的房子,17%的中國買家買了公寓,10%的人買了聯排別墅,1%的人買了土地自己造房。
按照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的稅收計劃,未來將限制房屋貸款利率的稅收減免。目前帶息貸款在100萬美元以下的個人能享受稅收減免,但新法案擬將可享受稅收優惠的貸款額度上限調整為50萬美元。因此,稅收新法案一旦在2018年落實,美國房地產高端市場勢必會受到打擊。事實上,據媒體報道,特朗普的稅收新法案在國會通過後,已經有不少原本有意向購買美國高端地產的富豪選擇推遲購房,有的甚至取消了投資意向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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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呢招大陸吹左好耐
都唔敢出
但香港話出就出....